8.2
子产听郑国之政①，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②。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③，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④，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今译——
子产总理郑国的政务，用自己所乘的车子在溱水、洧水上帮人渡河。孟子说：“子产懂得施惠于人而不懂得国家治理。如果十一月修建一座人走的桥；十二月修建一座车走的桥，老百姓就不会苦于蹚水过河了。君子把国家治理好，出行让行人回避也不是问题，哪里能一个一个帮人渡河呢？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如果一个一个去讨人的欢心，时间也不够用啊。”
注释——
① 子产：姬姓，公孙氏，名侨，字子产，郑国大夫。
② 乘（shèng）舆（yú）：特指天子和诸侯所乘坐的马车，这里泛指马车。溱（zhēn）、洧（wěi）：郑国境内的两条河流名。
③ 徒杠（gāng）：徒，步行；杠，小桥。舆梁：舆，车辆；梁，桥。这里的十一月、十二月，是周历。周历十一月相当于夏历九月，十二月相当于夏历十月。夏历即今天中国人仍在使用的农历，相对于现在世界通行的“阳历”（即公历），民间也称其为“阴历”，反映自然节律变化的二十四节气就在此基础上建立。孟子为什么强调十一月、十二月？朱熹注曰：“夏令曰：‘十月成梁。’盖农功已毕，可用民力，又时将寒冱，水有桥梁，则民不患于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④ 辟（bì）：通“避”，回避。当时贵族出行，前有执鞭者开道。
开讲——
子产，曾任郑国的相。孔子很赞赏子产，两人的私交也好。《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宪问》：“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这可能是孟子说子产“惠”的来源。子产比孔子年长，与孔子是忘年交，亦师亦友。《左传·昭公二十年》记：“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孟子出生时，孔子已经去世94年，子产去世137年（以孟子出生于前385年计）。孟子评价子产相对客观。子产是好人，拿自己做大夫才能坐的车在溱水、洧水帮老百姓渡河，成就了一段千古爱民佳话，可谓“惠”。但是孟子说子产“惠而不知为政”，不是一个好政治家，不懂一个政治家应该做什么。做一个好人与做一个好政治家，不是一回事。好政治家一定是好人（不是那种私德意义上的好），但好人不一定能成为好政治家。政治家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好人是不够格的。孟子说，子产为什么不让人修人行桥、车行桥呢？政府管理，应该用政策引导人民做好基础建设，而不是拿自己的车帮人民一个一个渡河。(https://www.daowen.com)
注意，孟子在这里说的“行辟人可也”，不是在倡导官员出行就让人民回避，这种语气恰恰显示出孟子厌恶官员出行让人民回避。他只是用这么一个极端的情形说明：一个好的政治家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必须致力于用政策解决问题，而不是用自己的个人道德和个人力量；他必须知道国家资源比个人资源海量得多，能做的事也多得多，且国家资源其伦理属性就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设施和服务，比如修筑桥梁。把国家资源闲置或用于其他不当用途，然后不得已动用个人资源来行施小惠，这不是一个合格政治家的行为——这是孟子对子产的评价。朱熹引用诸葛亮的话，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私恩是小惠，而不是治世大德。
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行辟人可也”的前提是：先“平其政”，先让人民能安全走路畅通无阻，然后即使让人民给你让路也不过分——注意，这是一个两害相权的选择：与其让人民无路可走，不如让人民在有路可走的情况下，偶然给你避避道。所以，不能理解为孟子支持人民给统治者避道。
孟子时代，牛人很多，他们往往要地位高的人给自己让道。举一个例子：
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
子击是魏国太子，后来的魏武侯。他在路上遇见士人田子方，估计觉得这是自己父亲尊敬的人，赶紧下车行礼拜见。田子方昂然而过，不还礼。子击很生气，拦住田子方，说：“是富贵的人能对人自高自大呢，还是贫贱的人能对人自高自大呢？”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能对人自高自大喽，富贵的人怎么敢对人自高自大呢！国君如果对人自高自大，就要失去国家；大夫如果对人自高自大，就将失去封地。失去他的国家的人，没有听说有人用国君的规格对待他的；失去他的封地的人，也没有听说有人用大夫的规格对待他的。贫贱的游士，言语不中听，行为不合礼，就穿上鞋子离去罢了，到哪里去不能成为贫贱的人呢！”子击于是向田子方道歉。
这是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上的记载。这个故事应该来源于《史记》。但司马温公温厚，估计有些话他作了修改，使得不那么难听。司马迁《史记·魏世家》这段文字最后，不是“纳履”，而是“脱屣”：
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屣然，奈何其同之哉！
纳履的意思是自己穿上鞋子跑路，脱屣的意思是把魏国比喻成破鞋子扔掉。前者最多有些一丝不挂的潇洒，后者还有嗤之以鼻的挑衅。司马光记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子击乃谢之”，好像彼此一团和气，很和谐；司马迁记载的结果是“子击不怿而去”，两者不欢而散，很不和谐。史界两司马，差别有点大。这样挑衅的不三不四的口气，司马迁欣赏，司马文正公可能觉得不雅正不雅驯了。改后雅正雅驯倒是雅正雅驯了，但那种痛快劲儿没有了。
孟子，是痛快人。他的文章，也是痛快文章。太史公显然更有孟子的浩荡，而文正公差那么一点气质。不信？看下章。
链接——1.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