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①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②；有故而去，则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③；去三年不反④，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⑤；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今译——
孟子告诫齐宣王说：“君主把臣子看成自己的手足，臣子就把君主看成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臣子看成犬马，臣子就把君主看成路人；君主把臣子看成泥土草芥，臣子就把君主看成仇敌！”
齐宣王说：“礼制规定，臣子对之前的君主可以服丧。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为他服丧呢？”
（孟子）说：“君主对臣子的规劝能施行、建议能听取，恩惠像春雨一样下施于人民；臣子因为某种原因离开，君主会派人引导他出境，又先去臣子要去的地方做安排；臣子离开三年不再回来，才收回他的土地房屋。这就叫作‘三有礼’。这样，臣子就会为之前的君主服丧了。如今做臣子的，规劝不被接受，建议不被听取，恩惠没有滋润到人民；因为某种原因要离开，君主就把他捆绑起来，又让他在他去的地方陷入困境；离开那天，就没收了他的土地房屋。这就叫作‘寇仇’。君主都成他的仇敌了，死了还给他服什么丧？！”
注释——
① “为旧君有服”句：先秦时，为臣可以朝秦暮楚，对臣而言，前面侍奉的那个国君就叫“旧君”。“服”，服丧。根据齐宣王的问法，“何如斯可为服矣”，可见周礼上是规定可以服丧，也可以不服丧，是有条件服丧。所以，齐宣王才会问：“怎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为他服丧呢？”焦循《孟子正义》的考证如此说：“有致仕之旧君，有去国之旧君。致仕则君恩本未绝，故不特为君服，且为君之母妻服。若已去国则不服，惟妻子仍居本国者服。”或可印证。
② 膏：脂油。泽：滋润。膏泽，比喻给予恩惠。
③ 先：《礼记·檀弓》：“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此处“先”，也是预先安排之义。
④ 反：通“返”。
⑤ 极：穷。此处为使动用法，使……困穷。
开讲——
注意“孟子告齐宣王曰”中的“告”字。《论语》里，孔子和国君交谈，比如与鲁哀公、鲁定公、卫灵公，一般都用“对”。“对”是有所问有所答，是下对上有礼节的谦恭之词。到《孟子》，就不客气了，动不动用“告”，告诫，劝告，警告，用老师对学生的严厉的口吻。将《论语》和《孟子》对读，能读出孔子和孟子的个性不一样。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段话，是中国人最有志气的一段话。
孔孟从来没有提倡过所谓的君臣之忠。“忠”字在《论语》里出现过十六次，主要涉及两个含义：一是指对朋友或人际交往之间的诚信和尽责；一是指在政府机关任职时的忠于职守。让人错觉有“忠君”嫌疑的，比如“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其实，这里指向的仍然是忠于职守。古代汉语的状语是放在后面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实际是“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以礼使臣”在前，君以礼的方式来使唤臣；“以忠事君”在后，臣以忠于职守的方式侍奉国君。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八个字，也是前因后果关系——君、父做好在前，臣、子做好在后，翻译过来，是：“君首先做得像君的样子，然后才有资格要求臣做得像臣的样子；父亲首先做得像父亲的样子，然后才有资格要求儿子做得像儿子的样子。”
忠，也包括臣直面揭露君主的错误。试举几例：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
“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
鲁穆公问子思：“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恒称其君恶者，可谓忠臣矣。”（《郭店楚墓竹简》）。(https://www.daowen.com)
孟子：“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4.5）
绝对效忠君主这样一种观念，来自法家，是孔孟儒家所反对的。
如果，君待臣“如手足”，臣则视君“如腹心”，一体相待，恩义之至。
如果，君待臣“如犬马”，当作劳动力，臣则视君“如国人”，视如路人，无恩无义。合得来就干，合不来就“朝秦暮楚”。“国”这么多，天下尚未一统，此君还不是唯一的“雇主”，可以“跳槽”。
如果，君待臣“如土芥”，肆意蹂践，臣则视君“如寇仇”；既视作寇仇，则杀之无所不用其极。
儒家柔弱吗？不。中国古代正当防卫的权利很充分，复仇意识强烈。孔孟都鼓吹、支持复仇。子夏问孔子，如果与人有杀父之仇怎么办？孔子说：“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礼记·檀弓上》）与他不共戴天，一旦街头遇见，不等回家拿兵器就上去搏斗。伍子胥为报楚国国君楚平王杀父伍奢、杀兄伍尚之仇，去吴国借军队，打回自己的国家，把楚国灭了。即使楚平王死了也不放过，掘坟劈棺，鞭尸三百。跟伍子胥一起掘墓鞭尸的还有伯嚭。伯嚭的祖父，也是楚平王杀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两人是“烈丈夫”：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史记·伍子胥列传》）
读春秋战国史，时时会感受到民族的血性。有血性的民族才有力量。
明朝皇帝朱元璋最恨孔孟儒家。洪武二年，他下令除曲阜祭孔外，全国其他地方一律停止祭孔。（《明史》卷一三九《钱唐传》）这是朱元璋对孔孟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在孔庙中，孔子身边有配享四人，亚圣孟子、复圣颜回、宗圣曾子、述圣子思。朱元璋要将孟子赶出配享，但他遇到来自读书人的强大阻力。浙江象山的钱唐，让家人抬着棺材，进殿阻止朱元璋。钱唐说了这么一句话：“为孟子死，死而无憾。”朱元璋真就让卫士放箭。钱唐中箭，浑身是血，还在往前爬行，最终逼朱元璋收回了成命。（《明朝小史》卷二《洪武纪》）第二年，冷静下来的朱元璋，下了一道谕旨，说：“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算是极不情愿地把孟子的牌位又请了回去。（《明史·礼志四》）引起朱元璋要将孟子赶出孔庙配享的原因，就是他读到了这段“孟子告齐宣王”。
朱元璋做的第三件事：删节《孟子》。至洪武二十七年，命令翰林学士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节。八十二岁的翰林学士刘三吾删掉八十五条让朱元璋感到刺眼的内容，保留一百七十余条，成《孟子节文》一书。朱元璋立即下了一道诏书，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指《孟子节文》这部书）为本”（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有人统计共删掉八十九条。朱高正指出：《孟子》全文总字数35512字，（我们统计《孟子》全文总字数是35384字，参阅本书附录2）被删掉的字数达16659字；由于在《滕文公下》第一章中，《孟子节文》多加了一个“兽”字，因此，《孟子节文》只剩18054字，《孟子》被刘三吾删除的字数占总字数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九一。
其实，“孟子告齐宣王”的，周武王早就说过。周武王灭商前，诸侯会盟，大会誓词被记在《尚书》中，其中有一句话：“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周书·泰誓》）抚慰、爱护我们的就尊为王；虐待、残害我们的就视之为仇。孟子说话的依据也来自这里。
“礼，为旧君有服”，涉及对周礼的认识。礼和权力相比，哪个更接近于法制？礼。因为礼的逻辑和法制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讲规矩，都是对个体合法合礼权利的保护。礼制规定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各有什么权利，各有什么责任，天子不能随便剥夺。就像今天法律赋予人的权利同样不能随便剥夺。所以，从礼到法，逻辑相通。礼、法都是对人权利的保障。
礼讲等级吗？讲等级。但是，等级是人类社会保证正常运作的客观规律和组织形式，不是哪个人规定一下就有了等级。现代社会，放眼全世界，哪里没有等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与普通员工，没有上下的责任、权利的区别吗？等级不同于制度。等级是客观存在，制度是对客观存在的等级的权利作相应的规定、约束和平衡。关键在于：不能剥夺任何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哪怕他在最底层。所以儒家礼制也好，现代法制也好，都是保护人的权利；从这一点上讲，法家讲权力和现代的法制，是尖锐对立的。法律的对象是罪犯或者犯罪，但法律的对手，既不是罪犯，也不是犯罪，法律的对手，是权力。罪犯只是在犯罪，法律规定只要他犯了某种罪，就应该按某种条律惩罚他。我们常说某人某事“犯法”了，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犯罪不是犯法。罪犯在大街上杀人，是犯罪，但他没有改变法律。犯法是什么？是改变了法律，让杀人偿命变成了杀人不偿命，甚至受奖赏，这才叫犯法。所以，罪犯是犯罪，不是犯法；不受约束的权力对法律的破坏才是犯法。罪犯和犯罪是违背法律所禁止的事，但不是对法律本身的冒犯。对法律本身的冒犯，才是犯法。法家试图用君权来代替礼制、用权力来解决一切问题，此法家之“法”，恰是“犯法”，与现代法制思想恰恰背道而驰。
孔子讲“仁”，侧重讲人的德性、政治的德性。人的德性，是爱人；政治的德性，是仁政，也是爱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语·颜渊》）老百姓富足了，国君会不富足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贵族要多奉献，普通百姓要多讲自己的利益。普通人维护自己的利益，就是在维护社会公义——公义无非就是对每个人的基本权益的保障。
孟子讲“义”，侧重讲社会公平正义。孟子生逢强权时代，他“告齐宣王”的这段话说得很直接：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类似的话，孔子的学生子路也说过：“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但子路指的是一般人际关系的处理原则，不是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被孔子批评是“蛮貊之言”，野蛮人的话。子贡说的是：“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看情况要么近要么远。”孔子说，这是朋友的相处之道——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走开，各走各路。是朋友，互有责任；不是朋友了，责任关系解除。颜回说：“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韩诗外传》卷九）孔子称赞颜回，说颜回说的是“亲属之言”。亲属不能像朋友那样可以做选择，亲属是血缘关系的存在，不以人的好恶左右。
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的区别，相当于古代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的区别：父子血胤，君臣义合。父子关系，是血缘关系，无法选择，无法割舍，是自然关系，父子之间有永远的义务。但是君臣之间，没有。君臣是“义”，以义合，合就合，不合就不合。君有选择，臣也有选择，不存在如父子关系那样永远的、天然的义务。后来的法家，则将相对君的“臣”变成了“臣子”，“义”不见了，只有永远的义务。
孔子内心仁慈，是温润如玉的君子。孟子斩钉截铁，是烈士，是大丈夫。我读金圣叹七十回本《水浒传》，随处可见孟子的思想。金本真是一部《孟子》化的《水浒传》，血雨腥风，只讲一个“义”。
义与忠、义与孝，都是有矛盾的。但是，忠、义、孝与仁，都不矛盾。所以，孔子占住一个“仁”，无往而不胜。孟子一旦讲“义”，一旦把义放到价值的第一位，就一定会和其他某些价值发生冲突，比如义与忠的冲突、义与孝的冲突。但孟子正是在这种冲突里，强调了人在政治权利上的公平。孟子是在提醒我们：国家也好，君主也好，与人民之间，双方都有权利和义务在。这是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巨大逻辑拓展。
成语——视如土芥 情同手足
链接——2.8；8.2；8.4；8.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