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宋代风俗思想的发展，与佛道文化思想的联系也相当密切。唐五代漫长的战乱，佛教受到一次次重创，后周时期周世宗的毁佛令影响最大，佛教衰微，而在北宋初期，由于宋太祖实行保护政策，诸如修订百姓出家的考试制度，派送僧人求法，尤其是开宝年间在成都雕刻的十三万版《大藏经》，之后宋太宗设立译经院，寺院建筑得到政府修葺，寺院经济受到免税等政策的鼓励，迅速发展，又出现复兴的趋势。佛学自然复兴起来，出现天台宗、净土宗、华严宗和律宗等，与禅宗并行天下，形成佛教文化的繁荣。佛教宣扬的人人皆可成佛，人间报应轮回与积善成德的思想，甚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使得苦难中的民众得到精神的慰藉，如有学者所讲，佛教文化通过赞唱等生动活泼的讲述方式，“灌输给广大听众”；佛教文化重视“社会的混乱和贫困化”，“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相投合，得到统治上层的认可和支持”，从而获得“一席之地”。[74]此时出现释智圆、契嵩等人，他们大力宣扬儒释会通，声称佛教与儒学都属于“中庸”，都重视伦理与教化，提出“宗儒为本”“孝为戒先”学说，“儒释会通是双向互动的文化和合过程”，“既有佛教的儒学化，也有儒教的佛学化”，以“坦诚心态”而“融会儒释道三教伦理思想”，“积极回应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和合挑战”，[75]对于宋代社会形成重要影响。而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从秦汉时期的巫术、方士与黄老思想结合，不断修正改造，如其对于佛教文化的吸收，形成太平道、五斗米道等教派，在李唐时期大兴旺；至宋代，北宋初期崇奉道教，祭祀泰山、汾阴诸神，编纂《道藏》等道教文献，设立“道录院”等管理机构，道教世俗化日益加剧，形成宋代社会道教文化的繁荣，出现张伯端及其《悟真篇》，所谓内丹修炼，儒释道三教归一，超越世俗的思想与禅宗形成相同之处。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中庸思想包含的反对极端，提倡包容、平和的内容，形成儒释道三种文化相互影响作用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现象：一是以王安石、苏轼为代表的文人，他们在晚年多趋向于佛教，如王安石甚至将自己的家产捐给了佛寺；一是以欧阳修、司马光为代表，他们遵守“法先王之道”的文化传统，倾向于对道教文化的接受而反对佛教文化对于“尧舜”与三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侵入，包括对古俗的破坏。王安石晚年居于金陵，受到佛学、佛教文化的影响，曾作《乞以所居园屋为僧寺并乞赐额劄子》。他说，“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76]。应该说，一方面是佛教文化对于疲惫、困窘中生活的人在情感上的慰藉，一方面是王安石对于现实社会中改革事业遭受挫折所表现的痛苦与失望，也是他援引佛教文化入于儒学即儒释会通思想的表现。这与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的心态颇为相似，都是人生痛苦的宣泄这种成分可能更多一些。苏轼曾经写过许多佛赞，为其妻超度；而其中也不乏嬉笑怒骂，如其为“一切饿鬼众”赞中述“说食无味”，“美从妄生，恶亦幻成。如幻即离，既饱且宁”；其为“一切畜生众”赞中述“欲人不知，心则有负。此念未成，角尾已具。集我道场，一洗濯之。尽未来劫，愧者勿为”[77]。其表面似乎在述“饿鬼”“畜生”，其实又如何不是在骂世！又如其《养生诀》所述，其“近年颇留意养生”，“读书，延问方士多矣，其法百数，择其简易可行者，间或为之，辄有奇验”，“今此闲放益究其妙，乃知神仙长生非虚语尔”，其称“神仙至术，有不可学者”，即“忿躁”“阴险”“贪欲”“无此三疾，切谓可学”[78]。此名为谈道教风俗，实借以抨击丑恶。又如其《思无邪赞》唱“饮食之精，草木之华。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鈲汞丹砂”，唱“金丹自成，曰思无邪”。[79]由此可见其对“丹田”“丹砂”的理解，即对道教文化的领悟。所谓“思无邪”，与所谓“三疾”，与真正的道教风俗并无什么直接联系；其所称“思无邪”云云，此二者都是诸道教文化之名，就此风俗以述胸中之志。这也是苏轼的风格。
对于佛教文化影响风俗文化的深重，欧阳修表现出强烈的愤懑。如其《唐放生池碑》中，同样对佛教文化给予批评。其称：“放生池，唐世处处有之。王者仁泽及于草木昆虫，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为私惠也。惟天地生万物，所以资于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为之节，使其足用而取之不过，故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浮图氏之说，乃谓杀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则庖牺氏遂为地下之罪人矣。”[80]在欧阳修看来，所谓“浮图”与“神仙道家”同属于“怪妄”，其“二患交攻”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伤害。他批评具有“英雄智略”的唐太宗“牵惑习俗之弊，犹崇信浮图”，造寺“为阵亡士荐福”，以事实论证佛教文化“同出于贪”的实质。在欧阳修看来，其信仰基础是佛教文化的“杀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他用推论称，如果这样演绎道理，古代的圣人也成为“地下之罪人”，毫不留情地批驳其荒诞之至、蛊惑人心、毁坏风俗。对于佛事在风俗生活中的影响愈演愈炽，司马光也提出强烈的不满。他在《福宁殿前尼女劄子》中，对“大行皇帝梓宫在福宁殿，自启菆以来，每日装饰尼女，置于殿前。傅以粉黛，衣以绮绣，状如俳优，又类戏剧”，表示“不知其说果何谓也”，称其“黩嫚威神，莫甚于此”，提出“有鄙俚无稽不合典礼如此类者，悉宜删去”，“无使四方之人有所观笑”。[81]
应该说，从对社会文化发展的意义上说，他们都言之有理。其对于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所表现的风俗思想的具体差别，都是他们人生所面临的实际所感发，包括他们不同性情的自然显现。宗教世俗化对于王安石、欧阳修他们的影响，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生遭遇，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文化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有他们自己充足的理由，而其风俗思想便是其理由的具体阐释、表达。
北宋时期风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具体的社会生活，而任何一种理念都是思想者对于社会、人生的具体表达。人生随社会生活而多变，人的情感更因此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人的思想，包括风俗思想，也并不是完全直接、简单的复制社会与人生。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北宋时期的风俗思想映现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其思想背后的内容，还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探究。北宋时期的风俗思想在中国风俗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深刻影响了后世风俗思想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特别是它所强调的国家社稷立场与民本意识、忧患意识，构成中国风俗思想的重要传统，至今值得我们珍惜。
南宋一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基本上延续了北宋。金人入侵中原，生灵涂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朝廷苟且偷安，给士大夫阶层以深深的刺激。朱熹为代表的思想家，常怀拯救世道的雄心，深入思索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和前途，提出了存天理的诸端学说。其论述中国历史文化，不忘结合社会发展现实，集中论说社会风俗生活与民间文艺的长短得失，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人生观、社会观和历史文化观，形成了包括民间文艺思想理论在内的文化思想。这是中国民间文艺发展史的一部分。
宋人南渡，出现《东京梦华录》等怀念中原故地风俗的文献，表现出一种失落和怅然。同时，也出现《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盛录》等笔记，记录社会风俗与历史文化遗产。南宋社会的思想文化发展变化尤其复杂，除了朱熹，还有陆九渊等一大批思想家，他们探究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提出许多有价值的理论与学说。包括陆游、辛弃疾等一批杰出的诗人和艺术家，在他们的文艺作品中表现出对社会风俗生活和民间文艺的认识和理解，倾诉出他们的衷肠。这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
【注释】
[1]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0页。
[2]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页。
[3]司马光：《谨习疏》，《全宋文》卷一一八一，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612页。
[4]（法）孟德斯鸠（C.L.Montesquieu）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12页。
[5]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6]（美）露丝·本尼迪克特（R.F.Benedict）著，何锡章、黄欢译：《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7]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8]荀子：《荀子·乐论》，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8页。
[9]刘向编纂，向宗鲁校注：《说苑·政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0页。
[10]（法）孟德斯鸠（C.L.Montesquieu）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312页。
[11]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8页。
[12]张载：《近思录拾遗》，《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67页。
[13]司马光：《杯酒释兵权》，《涑水记闻》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页。
[14]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
[15]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页。
[16]张立文、祁润兴：《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7]陈邦瞻：《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11页。
[18]王夫之：《太祖》，《宋论》卷一，《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4—26页。
[19]脱脱等：《忠义一》，《宋史》卷四四六，列传二五〇，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49页。
[20]谈恺：《太平广记表》，《太平广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21]范仲淹：《岳阳楼记》，《范文正公文集》卷八，《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22]孟子著，杨伯峻注：《孟子·梁惠王》（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3页。
[23]范仲淹：《岳阳楼记》，《范文正公文集》卷八，《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24]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25]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26]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27]张立文、祁润兴：《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1页。
[28]张立文、祁润兴：《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1页。
[29]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30]参见漆侠：《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历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
[31]范仲淹：《上执政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32]范仲淹：《上执政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33]范仲淹：《上执政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34]范仲淹：《奏上时务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35]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73页。
[36]张载：《吕大临横渠先生传》，《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81页。
[37]张载：《吕大临横渠先生传》，《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81页。(https://www.daowen.com)
[38]张载：《正蒙》“乾称篇”第十七，《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4页。
[39]张载：《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48页。
[40]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8—259页。
[41]张载：《经学理窟·礼乐》，《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63页。
[42]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43]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页。
[44]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
[45]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8页。
[46]程颢、程颐：《诗经·东方之日》，《河南程氏经说》卷二，《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58页。
[47]韩愈：《原道》，《昌黎先生集》卷一一，四部丛刊本。
[48]脱脱等：《欧阳修传》，《宋史》卷三一九，列传七八，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381页。
[49]脱脱等：《欧阳修传》，《宋史》卷三一九，列传七八，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381页。
[50]脱脱等：《苏轼传》，《宋史》卷三三八，列传九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818页。
[51]脱脱等：《苏轼传》，《宋史》卷三三八，列传九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817页。
[52]欧阳修：《三皇设言民不违论》，《欧阳修全集》卷六十，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65页。
[53]欧阳修：《生民》，《诗本义》卷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70—258页。
[54]脱脱等：《王安石传》，《宋史》卷三二七，列传八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42页。
[55]脱脱等：《王安石传》，《宋史》卷三二七，列传八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42页。
[5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熙宁四年五月丙午记事”载，中华书局1995年版。
[57]陈瓘：《四明尊尧集》卷三《论道门》引《熙宁奏对目录》存，转引自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130页。
[5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熙宁四年五月癸巳”载，中华书局1995年版。
[5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壬辰”载，中华书局1995年版。
[6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六，《三同条例司》载，中华书局1995年版。
[6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四，“熙宁四年六月戊午”载，中华书局1995年版。
[62]苏轼：《密州谢上表》，《苏轼文集》卷二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1页。
[63]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文集》卷二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9页。
[64]苏轼：《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苏轼文集》卷二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53页。
[65]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文集》卷二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7页。
[66]苏轼：《论商鞅》，《苏轼文集》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6页。
[67]苏轼：《论商鞅》，《苏轼文集》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6页。
[68]司马光：《中和论》，《全宋文》卷一二一九，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508页。
[69]司马光：《答李大卿孝基书》，《全宋文》卷一二一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382页。
[70]司马光：《谨习疏》，《全宋文》卷一一八一，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612页。
[71]司马光：《谨习疏》，《全宋文》卷一一八一，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612页。
[72]司马光：《上体要疏》，《全宋文》卷一一九六，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42页。
[73]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资治通鉴》卷二九四，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2页。
[74]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75]张立文、祁润兴：《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1页。
[76]王安石：《答曾子固书》，转引自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二，“自元丰四年至元丰五年元丰六年”，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6—307页。
[77]苏轼：《水陆法像赞并引》，《苏轼文集》卷二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1—634页。
[78]苏轼：《养生诀》，《苏轼文集》卷七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35—2336页。
[79]苏轼：《思无邪赞》，《苏轼文集》卷二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6—607页。
[80]欧阳修：《唐放生池碑跋》，《欧阳修全集》卷一四〇，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232—2233页。
[81]司马光：《福宁殿前尼女劄子》，《全宋文》卷一一八四，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6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