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风俗思想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人。他是宋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表现其忧患意识，成千古名言。
范仲淹“幼孤”，如其自称“起家孤平”[2]，“立身本孤”[3]；自大中祥符三年（1010）入学南京应天书院，“昼夜不息，冬月备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4]，“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5]。此后，其以“朱说”之名中进士，授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司理参军，办案认真、正直，为人所称道。再其后，漫游燕赵，感受“子房帷幄方无事，李牧耕桑合有秋”、“民得袴襦兵得帅，御戎何必问严尤”[6]的“河朔”气象；上书执政，述“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言“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7]，做《奏上时务书》提出“厚风俗”主张。至庆历元年（1041）做《上攻守二策状》，庆历二年做《再议攻宁疏》，庆历三年其除枢密副使、擢参知政事，做《答手诏条陈十事》《再进前所陈十事》等，举数“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8]与《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更张”道理，即“庆历新政”，如火如荼。然而，其不久便因“奏邸之狱”使新政失败，离开京师，至邓州、杭州、青州、颍州，病逝徐州。其一生与“忧患”相连，与“更张”相牵，提倡以教育“风化天下”的政治主张，以“厚风俗”的方式“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9]，形成其富有实践特色的风俗思想。
崇儒，是范仲淹风俗思想的核心。
即“崇儒敦古，右文致化”，被范仲淹视作“治本”[10]。崇儒等同教化，作此“制治”。
他对此详细论述道：
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然后命之以爵，授之以政，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故声诗之作，美上之长育人材，正在此矣。
国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所贵国家教育之道，风布于邦畿；进修之人，日闻于典籍。士务稽古，人知向方。[11]
所谓“移风易俗”，与“制礼作乐”并称，围绕“礼乐之风”“名教之地”“治人之术”与“致君之方”而进行，是国家“致治天下”的整体。他以“三代”为名，述之“陈正道”的意义。即，“移风易俗”的目的，就在于此“道”的贯彻，将其“国家教育之道”能够通过人材的培养“风布于邦畿”。
亦如其言，“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12]。此“人”，即能够“致化”于“正道”以“移风易俗”者；范仲淹对“人曷尝而乏”的原因推究道，“天地灵粹，赋于万物，非昔醇而今漓”，在于“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在于“庠序者，俊㐅所由出焉”，所以“三王有天下各数百年，并用此道以长养人材”，乃“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13]。“王室安”其实也是“天下治”，也是当年其“参贰国政，亲奉圣谟，诏天下建郡县之学”[14]的根据。故其一再论述，称“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15]，始终把“贤杰”作为“治”的关键因素。这是他的人材思想，同样也是他的风俗思想，即强调“贤杰”“俊㐅”等人的“治”，强调“国家教育之道”与“移风易俗”形成“天下治”。
他在《代胡侍郎奏乞余杭州学名额表》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说，“三代右文，四郊立学，尊严师道，教育贤材。被服礼乐之风，准绳仁义之行，功磨国器，标率人伦。式致用荐绅，乃助成于声教，俊造以之富盛，基业由是绵昌”，“国家徇铎敷文，舞干布化”，“四方庠序，比比而兴”，“万国英翘，拳拳以劝”；其称，余杭郡“素为善地，蔚有秀民，宜恢正始之风，丕变轻扬之俗”，所以请求朝廷“特赐州学名额”，“用明劝导，庶获修长”，“岁时不隳，方俗可厚”。[16]
其“崇儒”，并不是惟儒，而是“敦古”更多，如《周易》《老子》等典籍，都成为论“道”、论“教化”和“风化”，探究风俗文化、风俗生活价值与规律的重要理论根据。
《周易》是我国风俗文化的重要典籍。范仲淹对《周易》的研究及在自己著述中的运用，亦成为其风俗思想的特色。
《周易》成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重要的思想资源，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周易》中的“卦”的阐释内容与社会现实所发生的事情产生一系列反应，即对“占”的崇信，在事实上形成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范仲淹的风俗思想也表现出这些内容。
如其《让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表》述：
臣观《易·震卦》曰：“震，亨”。谓圣人因震恐而致亨大也。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是皆得《易》之旨，畏天之威，而致其亨矣。陛下其舍诸？昨者镇戎兵败之后，天色阴晦，十日不解，木冰地震，群心忧伤。此将帅失人，生灵致陷，天地震怒之意也。冬至后一日申时，庆州又地震，此阴阳战而致动。占书曰：“四夷为中国之阴，是夷夏交争，未宁之象也。”
自西事以来，延安东路、北路、官军伤折万余人；并金明、承平诸寨杀虏过蕃部万余户，约四五万口；及麟府丧陷，镇戎三败，杀者伤者前后仅二十万人矣。死者为鱼肉，生者为犬羊，臣仰测陛下之心必大震动。而天下莫知，但见爵赏颁行，疑朝廷高枕，负兹生灵。愿陛下因其震动，过崇谦让，以柔远未至，选将有差之辞，告谢于皇天后土、五岳四渎，以哀痛之旨，诞告多方，下感人心，上答天戒。[17]
由此可知范仲淹受传统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思想的影响。面对自然灾害，反省自己的政治得失，在《春秋繁露》中已详细阐述；范仲淹作此说，并不属于方士之流的荒诞行径。
祭祀，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都与信仰这一风俗文化的核心内容密切相关。而祭祀的具体理论根据，有许多人追于《礼》之制，溯于《易》之义。
范仲淹在《乞召杜衍等备明堂老更表》中述“朝廷行明堂宗祀之礼，诞告天下”，便引《易》“大观在上”语，称其义在于“言天下所观在国家之为也”。他说，“自古国家兴行风教，使天下观之，必先乎庙”，以“周人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所以示天下尊亲之道”以及“祀光武于明堂”与“养三老五更于辟雍”等为例，劝言“皇帝陛下稽古奉先，行明堂大礼，尊奉三圣，配帝而飨，普天率土，咸知舞抃”，“至于三老五更之典，最为盛德，宜可兼而行之”，“兴天下之孝悌，光搢绅之耆旧”。[18]
对于《周易》等典籍的推崇，如范仲淹所称，在于“文庠不振，师道久缺，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风俗巧伪”[19]。
他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20]。
那么，“宗经”意义又何在？
范仲淹提出对“六经”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解说，称“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所以，“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21]
《周易》在范仲淹的心目中，是“安危”之所“存”，对国家社稷的意义尤为重大。或者可以说，得乎《周易》之根本，就在于可知“天下之安危”。他劝说“兴复制科”，“振举滞淹”，“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将复小为大”，“抑薄归厚”，即在于“求为我器用，辅我风教”。[22]那么，“六经”包括《周易》在内，就是“风教”最重要的理论根据。所以，范仲淹强调说，“至于扣诸子，猎群史，所以观异同，质成败，非求道于斯也”[23]。
安危意识与忧患意识是范仲淹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其风俗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在《周易》等典籍中寻求治世的道理，其不仅仅感于“为学者不根乎经籍”等所致“风俗巧伪”，而是“安危”对于社会的意义更重大。
其《四德说》释“卦有四德，曰元亨利贞”，言“《易》有说卦，所以明其象而示其教也”。他说，“虽《文言》具载其端，后之学者或未畅其义，故愚远取诸天，近取诸物，复于其说焉”。所谓“远取诸天，近取诸物”，是《易·系辞》中所述“昔伏羲（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其“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神话。范仲淹以此释“元亨利贞”之“四德”，称所谓“元”，即“道之纯者也”，“善之长”，是“于乾为资始，于坤为发生；于人为温良，为乐善，为好生；于国为行庆，为刑措，于家为父慈，为子孝；于物为嘉谷，为四灵”；所谓“亨”，即“道之通者也”，即“嘉之会”，其“于天为三辰昭会；于地为万物繁殖；于人为得时茂勋；于国为圣贤相遇，为朝觐会同，为制礼作乐，为上下交泰；于家为父子，为夫妇，为九族相睦；于物为云龙，为风虎，为鱼水”；所谓“利”，即“道之用者也”，“义之和”，其“于天为膏雨；于地为百川；于人为兼济；于国为惠民，为日中市；于家为丰财，为富其邻；于物为驺虞，为得食鸡”；所谓“贞”，即“道之守者也”，“道之干”，其“于天为行健；于地为厚载；于人为正直，为忠毅；于国为典则，为权衡；于家为男女正位，为长子主器；于物为金玉，为獬豸”。其四德，分别体现于“天”“地”“人”“国”“家”“物”，表现为“道”，“其迹异”，而“其道同”。如其言，“行此四者之谓道，述此四者之谓教”，“四者之用，天所不能违”，所以是“君子不去”的至道德，即“天微四德，天道不行”，“地微四德，坤仪不宁”，“人微四德，是无令名”，最重要的是“国家无四德”，“则风教不伦”，“物无四德，则祥瑞不生”。[24]其“风教不伦”，即“风俗衰坏”，失去其应有的纲常伦理。那么，此四德对于“天下”的意义便可想而知。
对此，范仲淹做总结道，“惟乾坤之德，统其四者焉，余卦则鲜克备矣”。其此之于历史，即“尧舜率天下以仁”为“乾元之君”，“汤武应天顺人，开国除乱，履其亨而阐其利者”，“夏禹治水，乾之成功，干其事者也”，“体其元而兼其三者”，只有“尧舜”。其“处必亲仁”“动能俟时”“进思济物”“守诚不回”如何“兼行”[25]，便是世间的大道理。
《周易》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著作，集结了古代先哲们的聪明智慧，堪称中国思想文化的百科全书。
不同时期的学者，在《周易》中发现不同的思想文化价值。范仲淹从《周易》中看到的是济世即“天下治”的道理，并以此探究包括风俗生活、风俗文化在内的社会发展“变”的道理，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义”。
如其《乾为金赋》，称“刚健纯粹，其象金也”，“大哉乾阳，禀乎至刚”，“圣人之作《易》也，八卦成文，百代为宪”。[26]
其更常使用的，是《周易》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27]。他在“穷”“变”“通”中发现“治”，即“长治久安”。所谓“变”，即“移风易俗”，即“制作礼乐”，通过“教化”“风化”使“天下治”。其《易义》，在于借以述“圣人之言”。即“教化”于风俗之“本”与“道”。首先他分别阐释“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天下文明”“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等句，称“内外中正，圣人之德位乎天之时也”。其称“德”与“位”分别为“内”与“外”，即“成德于其内，充位于其外”，“圣人之德，居乎诚而不迁”。其分述“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丰”“旅”“巽”“兑”等概念，从不同的方面论述“道”的内涵。如其论述“刚柔皆应”为“常”，“而不以获应为吉”，“士之应常也，在于己，不在于人”，“诸侯之常也，在于政，不在于邻”，“天子之常也，在于道，不在于权”，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尧舜为仁，终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28]又如其论述“君子威而小人黜，政令刚严之时也”，“天地之壮见乎雷，圣人之壮见乎威”，所以“‘君子非礼弗履’，以保其壮也”[29]；其论述“上无文明，贤斯遁矣”[30]；其论述“阳正于外，阴正于内，阴阳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时也”，“明乎其内，礼则著焉；顺乎其外，孝悌形焉。礼则著而家道正，孝悌形而家道成”，“圣人将成正其国，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后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后孝悌大兴焉”。[31]他用历史说明世界，阐释、证明道理，如其释“鼎”，称“鼎，以木顺火，鼎始用焉，圣人开基立器之时也”，“天下无道，圣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兴，制作兴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鼎为义，表时之新也”，同时，他以“汤武正位，然后改正朔，变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务”为据，述说“革去故而鼎新”“享上帝而天下顺，养圣贤而天下治”[32]的道理。其论述“顺乎天，应乎人，而王道亨，不然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劳；威以犯难，民重其死，故周文为台而人谓神灵者，忘其劳也；楚子下令而人如挟纩者，忘其死也”，“上下皆说之时，必内存其刚正，然后免佞之情”[33]。其释《周易》之义，始终围绕社会发展的历史与规律述说“圣人”与“天下”即世俗的道理。其中，虽没有更明确论说关于风俗的内容，却在事实上包含着相关意义，即“移风易俗”之“教化天下”之“教”与“化”，尤其是关于“礼”在“圣人”“君子”如何“治民”即“化俗”的道理，是其风俗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
他在《帝王好尚论》中，引述并阐释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富，我无事而民自朴”，说，“此则述古之风，以警多事之时也”；他又说，“三代以还，异于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耸善”。他引述《礼》所云：“人君谨其所好恶，君好之，则民从之”，与孔子所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恭；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圣帝明王岂得无好？在其正而已。”[34]同时，他又以历史上的“尧设敢谏鼓”“舜好问”“禹拜昌言”“汤五聘伊尹”“文王躬迎吕望”“周公握发吐哺”与“郑武公好贤”“燕昭王筑台募士”等“圣贤好尚”，对此于桀、纣、秦、隋炀等“丧乱之祸”，说明“身先教化”[35]对风俗的重要影响作用。
“教化”的主体，在范仲淹看来是“圣人”“君子”“贤杰”，在历史上作为“仁化天下”使风俗“淳和”的典范，就是“尧、舜”。他专门作《尧舜帅天下以仁赋》：
穆穆虞舜，巍巍帝尧。伊二圣之仁化，致四海之富饶。协和万邦，盖安人而为理；肆勤群后，但复礼以居朝。当其如天者尧，继尧者舜，守位而时既相接，行仁而性亦相近。内睦九族，善邻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风遐振。聪明作圣，浚哲如神。一则命羲和而钦历象，一则举稷契而演丝纶。孰谓各行其道？但见同致于仁。谤木设时，恻隐之情旁达；熏弦奏处，生成之惠皆臻。民保淳和，政无谲诈。实博施而可大，亦无为而多暇。茅茨何耻？方不富以为心；璿玑有伦，惟罕言而自化。故得兆民就日，万国慕膻。诚同心而同德，又何后而何先？水沴久忧，曷三月而违也；朝纲历试，非一日而用焉。然则帝者民之宗焉，仁者教之大也。帝居大于域内，仁为表于天下。谘询四岳，何异乐山之情？统御八元，允谓长人之美。夫五帝之最，百王之宗，物无不遂，贤无不从。于以见昭德于文思，于以见播美于温恭。殊途同归，皆得其垂衣而治；上行下效，终闻乎比屋可封。大哉！光宅无私，文明由已。稽陶唐之道，法有虞之理。是则万汇熙熙，咸颂声而作矣。[36]
以此联系杜甫诗名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应该说，这篇赋是最好的注释。尧、舜，在我们今天来看，都是传说中的帝王，以无私、高尚成为民族的道德楷模；在他们的时代，风俗的淳美，即世风的美好，成为世代热切报国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范仲淹之所以如此讴歌、赞颂“二圣之仁化”，其实也是在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包括自己“制礼作乐之盛”“移风易俗之善”[37]，以所谓“尧舜、三代”为风俗楷模的愿望。同时，其屡屡言之“仁”，当是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理论主张的想象与描述，即尊儒的态度。
“教化”“风化”，皆强调“化”，以“厚风俗”。其中“风”与“俗”都离不开教化。范仲淹非常重视化“俗”入“民”，如其《今乐犹古乐赋》所述，“古之乐兮所以化人，今之乐也亦以和民”；其称“昔时搏拊，实用洽于群情；此日铿锵，亦足康于兆庶”，“和气既充于天下，德华遂振于域中”，其“实万邦之所共，谅百世之攸同”。此应于《孝经》中“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范仲淹说，“听此笙镛，曷异闻韶之美？顾兹匏土，宛存击壤之风”；又说，“移风易俗，岂惟前圣之所能”，“顺时而设教，孰尊古而卑今”，“乐虽遵于前代，化未畅于率土”。他以“民庶同乐”，称“酌中”，以为“不惑于郑卫（之声）”，便“自能和于天地”。[38]
与之可比者是《君以民为体赋》，其高唱“观万民之风俗，岂异观身”。
这里，范仲淹所述“正四民”，“调百姓而如调百脉”，同样是在述说“仁化”与“民保淳和”的道理：
圣人居域中之大，为天下之君，育黎庶而是切，喻肌伴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支，每防怠堕；调百姓而如调百脉，何患纠纷？先哲格言，明王佩服。爱民则因其根本，为体则厚其养育。胜残去杀，见远害而在斯；劝农勉人，戒不勤而是速。善喻非远，嘉猷可稽。谓民之爱也，莫先乎四体；谓国之保也，莫大乎群黎。使必以时，岂有嗟于尽瘁？治当未乱，宁有悔于噬脐？莫不被以仁慈，跻于富庶。教礼让而表其修饰，立刑政而防其逸豫。蒸人有罪，谅责已之情深；庆泽无私。讶润身之德著。岂不以君也者舒惨自我，体也者屈伸在予？心和则其体俨若，君惠则其民宴如。永贺休戈，攸若息肩之际；乍闻击壤，乐如鼓腹之初。彼以刍狗可方，草芥为此。一则强名于老氏，一则见讥于孟子。曷若我如属辞而比事，终去此而取彼？观其可设，犹指掌以何疑？视之如伤，岂发肤而敢毁？大哉！一人养民，四海咸宾。求瘼而膏肓曷有，采善而股肱必臻。修兆人之纪纲，何殊修己？观万民之风俗，岂异观身？今我后化洽风行，道光天启。每视民而如子，复使臣而以体。故能以六合而为家，齐万物于一体。[39]
范仲淹把“养民”作为教化的重要手段，把所谓“育黎民”“正四民”“调百姓”以及“教礼仪”作为淳美风俗的基本方法，以“永贺休戈”作为太平迹象，正显其厚道德的理想追求。这是其风俗思想尤为重要的内容。其中，他把“观万民之风俗”，“每视民而如子”与“修兆人之纪纲”，看作是“化洽风行”的重要任务，这是我国风俗思想史上的宝贵传统。
“天下治”是“移风易俗”的基本追求，而“永贺休戈”即“四海和平”，则是“天下治”的重要标志。范仲淹在《铸剑戟为农器赋》中，借以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兵者凶器，食惟民天”，“出剑戟而铸矣，为稼穑之用焉”，“我武不施”与“公田尽辟”，皆为“四海和平”“兆民富庶”的条件，也是“文经天下”的选择。包括“务材训农，假工人之鼓铸；备物致用，取田畯之规模”，作为“欲善其事”，“增百姓耕耘之利”，在他看来，才是“变所适”的大趋势。所以，他称之此“足使上敦淳朴，下无战争。三农以之劝，万国以之平”，与“清净是崇，声教遐被”的“文经天下”相应，而“偃武者除其祸乱，劝农者臻乎庶饶”，“五野之丰登时至，四方之战斗声销”，才是真正的“任甲胄于忠信，施干橹于礼义”。同时，此“圣政惟新，文德来远”，“务三时而仓箱日益，却十德而华夷草偃”，作为“天下治”，是“有以见我后易俗移风”之“本”。[40]
把历史作为一面明镜，把“尧舜、三代”作为楷模，这是范仲淹风俗思想的重要表达方式，也是他以此阐释自己“移风易俗”思想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深刻影响着宋代风俗思想的发展，如张载对“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41]的表达，更不用说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常述及“三代”，论述“厚风俗”。尤其是王安石，在《祭范颍州仲淹文》中称“风俗之衰，骇正怡邪”[42]；如欧阳修称其“学古居今，持方入圆”[43]等。
范仲淹风俗思想的“天下”意识，是其鲜明特色。
“天下”即“国家”。范仲淹论述风俗，总是居于“天下”“国家”的高度，俯瞰世界，显示出其博大的视野与胸怀。
如其《奏上时务书》，称“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是故观虞夏之书，足以明帝王之道；览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所以，“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其归之于“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之坏，则为来者之资”，“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他以此引述《易》所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称“亦此之谓也”。其似乎是在谈文章弊端，而实际在论世态，如其所述，“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即“教化经略”，“治而防乱”。[44]
其称，“我国家文经武纬，天下大定”。此指宋朝扬文抑武，强干弱枝的发展战备。但他所议论的话题是居安思危，借唐、五代政治得失，谈“天下休兵余二十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争事”，“守在四夷，不可不虑”；其谈论社会弊端，“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他说，“人主纳远大之谋，久而成王道；纳浅末之议，久而成乱政”，所以对于“刑法”“钱谷”之类往往“谓之急务”，“向应而行”，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则往往谓之迂说，废而不行”。他劝朝廷“纳人之谋，用人之议，不以远大为迂说，不以浅未为急务”[45]。显然，他把“议风俗之厚薄”也列为“远大”。
“风俗之厚薄”作为“远大之谋”的重要内容，与“刑法”“钱谷”同属“王道”，是“天下大定”的明镜，以此折射“官乱于上，风坏于下”的“弊”。这正是范仲淹所强调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表现，也是其“居安虑危”，以“天下”为己任的风俗思想之表现。
其《上执政书》论及“澄清风俗”，希望“为国家天下之益”[46]，表达了与以上相同的思想内容。
这是他在“天圣五年”（1027）于“丁忧”期间上书“史馆相公”“集贤相公”“参政侍郎”“参政给事”等“执政”者的一篇奏书，表达了“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的心愿；其称，“儒者之学，非王道不谈”，同“古之圣贤，以刍荛之谈而成大美者多矣”，所言“皆今易行之事”。[47]
他举“周汉之兴”的历史，称“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而“周汉之衰，奸雄竞起，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兴也，如周汉焉；其衰也，亦周汉焉”；他说，“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经之营之，长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然而，“否极者泰，泰极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他又引述关于“圣人设卦观象”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述说“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48]的现实。
他以此论述“相府思变其道，与国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复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他说，“相府报国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也”。[49]他以此批评了与“固邦本”“厚民力”等“致君之功”所不相符的时弊，其中有一些地方涉及了风俗问题，表现出其具体的风俗思想。
如其所述“朝廷久有择县令郡长之议”，他提出“令录”“县理绩举充”“有课最可旌尚者，宜就迁一官”，“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使“三五年中，天下县政可澄清矣”；他批评“今之郡长，鲜可尽心”的现象，称之“有尚迎送之劳，有贪燕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贵之援，或孜孜于子孙小计”，“志不在政，功焉及民”？其“以狱讼稍简为政成，以教令不行为坐镇，以移风易俗为虚语，以简贤附势为知己”，而“清素之人，非缘嘱而不荐；贪黩之辈，非寒素而不纠”，“纵胥徒之奸克，宠风俗之奢僭”，其“使国家仁不足以及物，义不足以禁非，官实素餐，民则菜色”。他说，此“苟且之弊，积习成风”，“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从而兴乎”[50]？
就此，他提出“兴利除害”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密选贤明，巡行诸道”，对于种种不合“法”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使“四方利病得以上闻”[51]。其“遣观风之使”事实上取法于我国古代的采风制度。
他还提出“远恶之官多在寒族，权贵之子鲜离上国”，“周旋百司之务，懵昧四方之事。况百司者，朝廷之纲纪，风教之户牖，咸在童孺，曾无激扬”云云，“此则禄赏未均，任使未平，纲纪未修之类也”，希望“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变其极”，而使“天下化成”[52]。其“化”，即“风化”“风教”“厚风俗”。与之同时，他将自己的意见与“保直臣”并在一起，称之为“有若人未之病，则苦口之药鲜进焉；国未之危，则逆耳之言鲜用焉”，而一旦有病，则“药必错杂而进，故鲜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错杂而用，故鲜功焉”，“故佞人在矣，直臣远矣，其悔之也难哉”。[53]
天变，是风俗文化中预言灾祸的常用概念。范仲淹对此论述道：“天深戒而不变者，祸可畏矣。”对于“京师去岁大水，今岁大疫”，“四方闻之，莫不大忧”，范仲淹说，“此天之有以戒也，岂徒然乎”？其借以论述“京师之灾甚于四方”，在于“京师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祸未盈而天未绝，故鉴戒形焉”，所以“不独恐惧其心，必使修省其政，国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他批驳了“国家之灾，由历数之定，非政教之出”的言论，提出“愿黜术士之言，奉先王之训，必不谬矣，必无过矣”[54]。这种见解在我国古代风俗思想史上是相当可贵的。“黜术士之言”即抵抗谶纬学说的流行；宋代社会以宋真宗造天书、封禅泰山为代表，佛教、道教等宗教力量横行社会，范仲淹坚守《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敦古理念，强调“政教”的意义，反对“历数”决定论，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在后来的王安石“三不足畏”中，我们看到范仲淹“愿黜术士之言”的影响。
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一再表达的是“变其道”即破除各种不利于“固邦本”“厚民力”等悖于“王道”的积弊、时弊。他说，“若今于教化之道，复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搢绅之间，多议按刑之司无益于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纠察四方，绝斯民之冤，协先帝之志，岂无益乎”云云。他向相府执政们述说“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纲纪，澄清风俗”[55]如何，其实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包括自己所理解的“澄清风俗”与“修四方之政教”之间密切联系，这些见解，成为其风俗思想的一部分。
胸怀天下，放眼未来，以历史为鉴，如范仲淹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所称，“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56]这是他的立场。但其“师古人之行”与“信圣人之书”并不是泥古，如其言，“先王制礼之心，非万世利则不行焉。或曰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此何泥于古乎？”[57]如果我们把“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简单地理解为保守、倒退，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会，是对历史的误读。范仲淹之所言，其意在于告诫人们应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更全面地总结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果我们不去理解范仲淹的风俗思想，便无法理解他在“庆历新政”中的所作所为。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理解其“移风易俗”，以及其所声言“澄清风俗”“修四方之政教”，正在于“变其道”而“固邦本”；其改革并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天下治”。
“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与“移风易俗”“制礼作乐”的实践相联系，“崇儒敦古”，“正四民”，在于“观万民之风俗”，这是范仲淹风俗思想的重要特色，即深思熟虑所形成的理论用以指导实践，通过对风俗的全面、深入、细致的观察、把握与总结，通过革除时弊，以使“王道复兴”而风俗“淳和”。其每每言于“天下之道”，强调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即“以天下为己任”，表现出对历史的负责，对时代的使命，这在事实上完成了对自我与时代的超越，使其风俗思想表现出超越世俗的品格。
范仲淹的“天下”意识，还体现在对异域的态度上。
西夏对于宋而言，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作为历史问题，是由于特殊条件造成的，西夏与宋在事实上是两个王朝，是两个国家；作为现实问题，西夏经常与宋发生边境的纠纷、摩擦；曾经形成规模、大小不一的战争，使宋王朝费尽心血。范仲淹的《答赵元昊书》反映了这样一种关系，表现出范仲淹对于国家西北地区安全问题的认识。其中，也具体涉及风俗问题。
这是一个宋王朝的臣对于西夏的“王”所修的一封书。范仲淹自称“奉书于夏国大王”，从“先大王归向朝廷，心如金石”与“我真宗皇帝命为同姓，待以骨肉之亲，封为夏王”说起，述“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的真诚，言“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的和平境遇，称赞“使蕃汉之民，为尧舜之俗”为宋真宗“至化”的结果，也是“先大王之大功”。[58]
但是，“二年以来，疆事纷起，耕者废耒，织者废杼，边界萧然”，他质问“岂独汉民之劳弊耶”？然后阐述“某与大王”之“向者同事朝廷”，“于天子则父母也，于大王则兄弟也”，“岂有孝于父母而欲害于兄弟”的道理。在此，他引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称，“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语言皆从本国之俗，何独名称与中朝天子侔拟”[59]？所谓“侔”，即“相等”“相齐”。范仲淹力劝赵元昊不要“拟契丹之称”，并以“众情莫夺”，“有汉唐故事”为据，晓之“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国封王之恩，如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当为霸主，率诸侯以伐之，则世世有功，王王不绝”[60]的有益之处，并引“传曰：国家以仁获之以仁守之者，百世”“老氏曰：乐杀人者，不可如志于天下”等名训，以及“太祖皇帝”如何“罢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而“天下无祸乱之忧”、“太宗皇帝”如何“圣文神武，表正万邦，吴越纳疆，并、晋就缚”、“真宗皇帝”如何“奉天体道，清净无为，与契丹通好”而“四海熙然同春”，以及“今皇帝”之“坐朝至晏，从谏如流，有忤雷霆，虽死必赦”而“四海之心，望如父母”[61]的历史、现实，作进一步劝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衣冠语言皆从本国之俗”，“蕃汉之民，为尧舜之俗”，成为范仲淹劝说赵元昊不要“名称与中朝天子侔拟”的理由与根据。如用今天社会理论上的一个概念来讲，这是范仲淹强调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以论证共“天下”即“于大王则兄弟也”。此为范仲淹之远见。
知与行相统一，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范仲淹风俗思想的宝贵品格。
在知，即认识、理解的意义上，范仲淹强调的是“观万民之风俗”[62]；更重要的是行，即实践，范仲淹更强调通过“澄清风俗”[63]“移风易俗”[64]，而达到“正四民”[65]“天下治”[66]“天下化成”[67]。但是，行也好，知也好，都制于其“先天下之忧而忧”[68]“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69]的信条。
如其《唐狄梁公碑》，对唐代名相狄仁杰的赞扬。其称，“天地闭，孰将辟焉？日月蚀，孰将廓焉？大厦仆，孰将起焉？神器坠，孰将举焉？岩岩乎克当其任者，唯梁公（仁杰）之伟欤”[70]。狄仁杰之所以受到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他诸多事迹，其中包括“毁淫祠”：
高宗幸汾阳宫，道出妒女祠下。彼俗谓盛服过者，必有风雷之灾。并州发数万人别开御道。公为知顿使，曰：“天子之行，风伯清尘，雨师洒道，彼何害焉哉？”遽命罢其役。又公为江南巡抚使，奏毁淫祠千七百所，所存唯夏禹、太伯、季子、伍员四庙。曰：“安食无功血食，以乱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犹正之，而况于人乎？[71]
又如其《宋故乾州刺史张公神道碑》，其论曰：
舜，天下知其德也，惟历试诸难。禹，天下知其功也，惟尽力沟洫。圣人率天下以勤，故能成其务。逮夫王道缺漓，坐饰话言，六代之风，亡实而落，君子弗观也。我朝用舜禹之道，平成万邦，风化天下，于诸使莫敢不劳，而有清河张公为之最焉。天贻厥心，则明则粹，拳拳四方，老于王监，为舜禹之臣至矣。[72]
一唐一宋，狄仁杰与张纶，都是“风化天下”的楷模。范仲淹对他们的讴歌，包含着对他们“风化天下”这一“澄清风俗”“移风易俗”作为的理解与认同。
此亦如其《宋故太子宾客分司西京谢公神道碑》所称：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削群雄，廓视四表，周被万国，乃建礼立法，与天下画一。而亿兆之心帖然承之，弗暴弗悖，无复斗兵于中原者登九十载。盖祖宗远算，善树于前，累圣求贤，多得循良廉让之士，布于中外，而致兹善俗欤！[73]
此“与天下画一”与“布于中外，而致兹善俗”，皆归于“正之”于“明哲”，归之于“舜禹之道”，以“澄清风俗”。
“舜禹之道”与所谓“三代”，是范仲淹等宋代有识之士心目中的典范。他们倡言“澄清风俗”“移风易俗”的基本目的便是追求能够比之于“三代之治”之“风淳俗美”。如其《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盛赞“自白衣，已有意于风化”的田锡，借“论者”称，“在大禹时，皋陶矢厥谟；在汤武时，伊尹、周公为之训诰。故教化纪纲，莫盛于三代”。[74]其在《睦州谢上表》中亦称，“黔首亿万，戴陛下如天”，“然后上下同心，致君亲如尧舜；中外有道，跻民俗于羲黄”[75]。
知以用于行，即认识源自实践，形成理论主张，应用于现实并为实践所检验。范仲淹在《谢授知邠州表》中所述“始尘宣慰之名，来抚凋疲之俗”[76]；《邓州谢上表》中所述“革姑息之风”“宣霈泽，以安黎元”“风俗旧淳，政事绝简”与“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77]；其《杭州谢上表》中所述“共理吴会之域，奉扬唐虞之风”[78]；其《遗表》中所言“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其如此“率土永寖于淳风”[79]，等等，皆述此论。
范仲淹风俗思想中的知与行相统一，尤为集中体现于其“政府奏议”。
《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庆历新政”的纲领性意见之一。其答在于“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而“纲纪寖隳，制度日削，恩赏不节，赋敛无度，人情惨怨，天祸暴起”[80]即“风俗之衰”。
其所答之要点，概括起来就是“变”。
所谓“变”，其实就是整个“庆历新政”的核心。范仲淹以《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为根据，强调“惟尧舜能通其变，使民不倦”，即“天下之理有所穷塞，则思变通之道”，“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所谓“变”的现实根据是“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冠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81]
范仲淹“条陈”之“十事”，即十件需要“正其末”，“端其本”，“清其流”，“澄其源”的“法制”“纲纪”。其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在许多方面涉及“风化”“厚风俗”“移风易俗”的内容。如其在“明黜陟”中的论“天下大化”，在“厚农桑”中论“圣人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特别是“覃恩信”中，他以《周易》中“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为据，释义为“故有巡狩之礼，察诸侯善恶，观风俗厚薄，此圣人顺动之意”；他说，“今巡狩之礼不可复行，民隐无穷，天听甚远”，所以“请降诏中书，今后每遇南郊赦后，精选臣僚往诸路安抚，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书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其“天下百姓莫不幸甚”[82]。其“察诸侯善恶，观风俗厚薄”作为“巡狩之礼”，表现为一种理念，虽然其“不可复兴”，但化为“求百姓疾苦”，并使“及民之事”得以“一一施行”，更为切实有效。
其《再进前所陈十事》中，重复“十事”，特别提及“正教化之本”“正纲纪、去疾苦、救民生”“感天下之心”[83]，体现其知行合一的现实性立场。
不唯如此，其诗歌如《四民诗》，歌唱四民“士”“农”“工”“商”，唱“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士》），唱“圣人作耒耜，苍苍民乃粒。国俗俭且淳，人足而家给”（《农》），唱“鼓舞天下风”（《工》），唱“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与（《商》）“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84]。又如其《上汉谣》《明月谣》《清风谣》，唱“奏以尧舜音，此音天与稀”[85]（《明月谣》），及其咏尧庙、太伯庙，咏上古君王、神仙，其《和人游嵩山十二题》中所吟唱神话传说与优美的自然风光相融之情景，诸如“玉女捣衣石”“三醉石”；其《晋祠泉》所唱“神哉叔虞庙”[86]，其《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醖》所唱“地与汝坟近，古来风化纯”[87]，其《依韵和提刑太博嘉雪》唱“南阳风俗常苦耕”[88]等，皆可见其以风俗入诗，以诗言风俗的风俗思想表达方式与具体内容。
范仲淹是一位身体力行、忧国忧民，具有博大胸怀、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改革家。如其“传”所称，其为政清廉，“身殁之后，诸子家贫无归，日借官屋以居，仅蔽风雨”，“独好施予，置义庄里中”，“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卒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最为人称道的是其“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89]？其风俗思想与其人格的光辉一同彪炳史册，深刻影响于后世。
【注释】
[1]范仲淹：《岳阳楼记》，《范文正公文集》卷八，《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2]范仲淹：《润州谢上表》，《范文正公文集》卷一六，《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页。
[3]范仲淹：《谢授知邠州表》，《范文正公文集》卷一八，《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页。(https://www.daowen.com)
[4]脱脱等：《范仲淹传》，《宋史》卷三一四，列传七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67页。
[5]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见《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一，《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36页。
[6]范仲淹：《河朔吟》，《范文正公文集》卷四，《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7]范仲淹：《西溪书事》，《范文正公文集》卷四，《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8]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73页。
[9]范仲淹：《遗表》，《范文正公文集》卷一八，《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78页。
[10]范仲淹：《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
[11]范仲淹：《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380页。
[12]范仲淹：《邠州建学记》，《范文正公文集》卷八，《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13]范仲淹：《邠州建学记》，《范文正公文集》卷八，《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14]范仲淹：《邠州建学记》，《范文正公文集》卷八，《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15]范仲淹：《选任贤能论》，《范文正公文集》卷七，《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
[16]范仲淹：《代胡侍郎奏乞余杭州学名额表》，《范文正公文集》卷一六，《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页。
[17]范仲淹：《让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表》，《范文正公文集》卷一八，《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366页。
[18]范仲淹：《乞召杜衍等备明堂老更表》，《范文正公文集》卷一八，《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375页。
[19]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范文正公文集》卷十，《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20]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范文正公文集》卷十，《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21]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范文正公文集》卷十，《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22]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范文正公文集》卷十，《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
[23]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范文正公文集》卷十，《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24]范仲淹：《四德说》，《范文正公文集》卷八，《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162页。
[25]范仲淹：《四德说》，《范文正公文集》卷八，《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26]范仲淹：《乾为金赋》，《范文正公文集》别集卷二，《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页。
[27]范仲淹：《奏上时务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28]范仲淹：《易义》，《范文正公文集》卷七，《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29]范仲淹：《易义》，《范文正公文集》卷七，《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30]范仲淹：《易义》，《范文正公文集》卷七，《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31]范仲淹：《易义》，《范文正公文集》卷七，《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32]范仲淹：《易义》，《范文正公文集》卷七，《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6页。
[33]范仲淹：《易义》，《范文正公文集》卷七，《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34]范仲淹：《帝王好尚论》，《范文正公文集》卷七，《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130页。
[35]范仲淹：《帝王好尚论》，《范文正公文集》卷七，《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130页。
[36]范仲淹：《尧舜帅天下以仁赋》，《范文正公文集》别集卷二，《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425页。
[37]范仲淹：《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
[38]范仲淹：《今乐犹古乐赋》，《范文正公文集》卷一，《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8页。
[39]范仲淹：《君以民为体赋》，《范文正公文集》别集卷二，《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25—426页。
[40]范仲淹：《铸剑戟为农器赋》，《范文正公文集》别集卷二，《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428页。
[41]张载：《张载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
[42]王安石：《祭范颍州仲淹文》，《王文公文集》卷八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2页。
[43]欧阳修：《祭资政范公文》，见《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58页。
[44]范仲淹：《奏上时务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173页。
[45]范仲淹：《奏上时务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174—178页。
[46]范仲淹：《上执政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47]范仲淹：《上执政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48]范仲淹：《上执政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49]范仲淹：《上执政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50]范仲淹：《上执政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186页。
[51]范仲淹：《上执政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187页。
[52]范仲淹：《上执政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页。
[53]范仲淹：《上执政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197页。
[54]范仲淹：《上执政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55]范仲淹：《上执政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198页。
[56]范仲淹：《上资政晏侍郎书》，《范文正公文集》卷十，《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57]范仲淹：《上资政晏侍郎书》，《范文正公文集》卷十，《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58]范仲淹：《答赵元昊书》，《范文正公文集》卷十，《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216页。
[59]范仲淹：《答赵元昊书》，《范文正公文集》卷十，《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217页。
[60]范仲淹：《答赵元昊书》，《范文正公文集》卷十，《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217页。
[61]范仲淹：《答赵元昊书》，《范文正公文集》卷十，《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
[62]范仲淹：《君以民为体赋》，《范文正公文集》别集卷二，《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页。
[63]范仲淹：《上执政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64]范仲淹：《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
[65]范仲淹：《君以民为体赋》，《范文正公文集》别集卷二，《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25页。
[66]范仲淹：《选贤任能论》，《范文正公文集》卷七，《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
[67]范仲淹：《上执政书》，《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页。
[68]范仲淹：《岳阳楼记》，《范文正公文集》卷八，《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69]范仲淹：《上资政晏侍郎书》，《范文正公文集》卷十，《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70]范仲淹：《唐狄梁公碑》，《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二，《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71]范仲淹：《唐狄梁公碑》，《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二，《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
[72]范仲淹：《宋故乾州刺史张公神道碑》，《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二，《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页。
[73]范仲淹：《宋故太子宾客分司西京谢公神道碑》，《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二，《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74]范仲淹：《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二，《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页。
[75]范仲淹：《睦州谢上表》，《范文正公文集》卷一六，《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41页。
[76]范仲淹：《谢授知邠州表》，《范文正公文集》卷一八，《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页。
[77]范仲淹：《邓州谢上表》，《范文正公文集》卷一八，《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371页。
[78]范仲淹：《杭州谢上表》，《范文正公文集》卷一八，《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页。
[79]范仲淹：《遗表》，《范文正公文集》卷一八，《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78页。
[80]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范文公正政府奏议》卷上，《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73页。
[81]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73—474页。
[82]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85页。
[83]范仲淹：《再进前所陈十事》，《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88页。
[84]范仲淹：《四民诗》，《范文正公文集》卷二，《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8页。
[85]范仲淹：《明月谣》，《范文正公文集》卷二，《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86]范仲淹：《晋祠泉》，《范文正公文集》卷三，《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87]范仲淹：《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醖》，《范文正公文集》卷三，《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88]范仲淹：《依韵和提刑太博嘉雪》，《范文正公文集》卷三，《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89]范能濬：《宋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文正公传》，见《范文正公集补编》卷二，《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9—10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