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莊子名周，宋之蒙人[1]（今河南商邱縣東北）。宋在戰國時屬魏，魏都大梁，因又稱梁。《史記》説他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莊子·田子方》《徐無鬼》兩篇於魏文侯、武侯稱謚，而《則陽》篇、《秋水》篇逕稱惠王的名字，又稱公子，《山木》篇又稱爲王，《養生主》稱文惠君，看來他大概生於魏武侯末葉，現在姑且定爲周烈王元年（前三七五）。他的卒年，馬叙倫定爲赧王二十年（前二九五），大致是不錯的。
與他同時代的惠施只管被梁王稱爲“仲父”，齊國的稷下先生們只管“皆列第爲上大夫”，荀卿只管“三爲祭酒”，吕不韋的門下只管“珠履者三千人”——莊周只管窮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莊子·外物》篇説他“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山木》篇説他“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這兩件故事是否寓言，不得而知，然而拿這裹所反映的一副窮措大的寫照，加在莊周身上，决不冤枉他。我們知道一個人稍有點才智，在當時，要交結王侯，賺些名聲利禄，是極平常的事。《史記》稱莊子“其學無所不窺”，又説他“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剥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莊子的博學和才辯并不弱似何人，當時也不是没人請教他，無奈他脾氣太古怪，不會和他們混，不願和他們混。據説楚威王遣過兩位大夫來聘他爲相，他發一大篇議論，吩咐他們走了。《史記》又説他做過一晌漆園吏，那多半是爲糊口計。吏的職分真是小得可憐，談不上仕宦，可是也有個好處——不致妨害人的身分，剥奪人的自由。莊子一輩子只是不肯做事，大概當一個小吏，在莊子，是讓步到最高限度了。依據他自己的學説，做事是不應當的，還不只是一個人肯不肯的問題。但我想那是憤激的遁辭。他的實心話不業已對楚王的使者講過嗎？“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
又有一次宋國有個曹商，爲宋王出使到秦國，初去時，得了幾乘車的俸禄，秦王高興了，加到百乘。這人回來，碰見莊子，大誇他的本領，你猜莊子怎樣回答他？“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車之多也？子行矣！”話是太挖苦了，可是當時宦途的風氣也就可想而知。在那種情况之下，即使莊子想要做事，叫他如何做去？
我們根據現存的《莊子》三十三篇中比較可靠的一部分，考察他的行踪，知道他到過楚國一次，在齊國待過一晌，此外似乎在家鄉的時候多。和他接談過的也十有八九是本國人。《田子方》篇見魯哀公的話，毫無問題是寓言；《説劍》是一篇贋作，因此見趙文王的事更靠不住。倒是“莊子釣於濮水”，“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游乎雕陵之樊”，“莊子行於山中……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這一類的記載比較合於莊周的身分，所以我們至少可以從這裹猜出他的生活的一個大致。他大概是《刻意》篇所謂“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的一種人。我們不能想像莊子那人，朱門大厦中會常常有他的足迹，儘管時代的風氣是那樣的，風氣干莊周什麽事？況且王侯們也未必十分熱心要見莊周。憑白的叫他挖苦一頓做什麽！太史公不是明講了“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嗎？
惠子屢次攻擊莊子“無用”。那真是全不懂莊子而又懂透了莊子。莊子誠然是無用，但是他要“用”做什麽？“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這樣看來，王公大人們不能器重莊子，正合莊子的心願。他“學無所不窺”，他“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正因犯着有用的嫌疑，所以更不能不掩藏、避諱，裝出那“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的一副假癡假騃的樣子，以求自救。(https://www.daowen.com)
歸真的講，關於莊子的生活，我們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三篇中述了不少關於他的軼事，可是誰能指出那是寓言，那是實録？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雖不好坐實爲莊子的信史，却滿足以代表他的性情與思想，那起碼都算得畫家所謂“得其神似”。例如《齊物論》裏“莊周夢爲蝴蝶”的談話，恰恰反映著一個瀟灑的莊子；《至樂》篇稱“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又分明影射著一個放達的莊子；《列禦寇》篇所載莊子臨終的那段放論，也許完全可靠：“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鳥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鳥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其餘的故事，或滑稽，或激烈，或高超，或毒辣，不勝枚舉，每一事象徵着莊子人格的一方面，綜合的看去，何嘗不儼然是一個活現的人物？
有一件事，我們知道是萬無可疑的，惠施在莊子生活中占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這人是他最接近的朋友，也是他最大的仇敵。他的思想行爲，一切都和莊子相反，然而才極高，學極博，又是和莊子相同的。他是當代最有勢力的一派學説的首領，是魏國的一位大政治家。莊子一開口便和惠子抬杠；一部《莊子》，幾乎頁頁上有直接或間接蹧蹋惠子的話。説不定莊周著書的動機大部分是爲反對惠施和惠施的學説，他并且有誣衊到老朋友的人格的時候。據説（大概是他的弟子們造的謡言）莊子到梁國，惠子得着消息，下了一道通緝令，滿城搜索了三天。説惠子是怕莊子來搶他的相位，冤枉了惠子，也冤枉了莊子。假如那事屬實，大概惠子是被莊子毁謗得太過火，爲他辦事起見，不能不下那毒手？然而惠子死後，莊子送葬，走到朋友的墓旁，歎息道：“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兩人本是旗鼓相當的敵手，難怪惠子死了，莊子反而感到孤寂。
除了同國的惠子之外，莊子不見得還有多少朋友。他的門徒大概也有限。朱熹以爲“莊子當時亦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説”，像是對的。孟子是鄒人，離着蒙不甚遠，梁宋又是他到過的地方，他闢楊墨，没有闢到莊子。《尸子》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虚，料子貴别囿”，没提及莊子。《吕氏春秋》也有同類的論斷，從老聃數到見良，偏漏掉了莊子。似乎當時只有荀卿談到莊子一次，此外絶没有注意到他的。
莊子果然畢生是寂寞，不但如此，死後還埋没了很長的時期。西漢人講黄老而不講老莊。東漢初班嗣有報桓譚借《莊子》的信札，博學的桓譚連《莊子》都没見過。注《老子》的鄰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劉向、
丘望之、嚴遵等都是西漢人；兩漢竟没有注《莊子》的。莊子説他要“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他怕的是名，一心要逃名，果然他幾乎要達到目的，永遠湮没了。但是我們記得，韓康徒然要向賣藥的生活中埋名，不曉得名早落在人間，并且恰巧要被一個尋常的女子當面給他説破。求名之難那有逃名難呢？莊周也要逃名；暫時的名可算給他逃過了，可是暫時的沈寂畢竟只爲那永久的赫烜作了張本。
一到魏晉之間，莊子的聲勢忽然浩大起來，崔譔首先給他作注，跟著向秀、郭象、司馬彪、李頤都注《莊子》。像魔術似的，莊子忽然占據了那全時代的身心，他們的生活、思想、文藝——整個文明的核心是莊子。他們説：“三日不讀《老》、《莊》，则舌本間强。”尤其是《莊子》，竟是清談家的靈感的泉源。從此以後，中国人的文化上永遠留著莊子的烙印。他的書成了經典。他屢次榮膺帝王的尊封。[2]至於歷代文人學者對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别的聖哲，我們也崇拜，但那像對莊子那樣傾倒、醉心、發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