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講到文辭，本是莊子的餘事，但也就夠人讚歎不盡的，講究辭令的風氣，我們知道，春秋時早已發育了；戰國時縱横家以及孟軻、荀卿、韓非、李斯等人的文章也夠好了，但充其量只算得辭令的極致，一種純熟的工具，工具的本身難得有獨立的價值。莊子可不然，到他手裏，辭令正式蜕化成文學了。他的文字不僅是表現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種目的。對於文學家莊子的認識，老早就有了定案。《天下》篇討論其他諸子，只講思想，談到莊周，大半是評論文辭的話：

以謬悠之説，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儻，^[3]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其理不竭，其來不蜕，芒乎昧乎，未之盡者。(https://www.daowen.com)

這可見莊子的文學色彩，在當時已瞞不過《天下》篇作者的注意，假如《天下篇》是出於莊子自己的手筆，他簡直以文學家自居了。至於後世的文人學者，每逢提到莊子，誰不一唱三歎的頌揚他的文辭？高似孫説他“極天之荒，窮人之僞，放肆迤演，如長江大河，滾滾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號，澎湃汹湧，聲沈影滅，不可控摶”。趙秉忠把他和列子并論，説他們“摛而爲文，窮造化之姿態，極生靈之遼廣，剖神聖之渺幽，探有無之隱賾……嗚呼！天籟之鳴，風水之運，吾靡得覃其奇矣！”凌約言講得簡括而尤其有意致：“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謔浪，皆成丹砂。”

讀《莊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那是文字的美。那思想與文字，外型與本質的極端的調和，那種不可捉摸的渾圓的機體，便是文章家的極致；只那一點，便足注定莊子在文學中的地位。朱熹説莊子“是他見得方説到”，一句極平淡極敷泛的斷語，嚴格的講，古今有幾個人當得起？其實在莊子，“見”與“説”之間并無因果的關係，那譬如一面花、一面字，原來只是一顆錢幣。世界本無所謂真純的思想，除了托身在文學裏，思想别無存在的餘地；同時，是一個字，便有它的涵義，文字等於是思想的軀殼，然而説來又覺得矛盾，一拿單字連綴成文章，居然有了缺乏思想的文字，或文字表達不出的思想。比方我講自然現象中有一種無光的火，或無火的光，你肯信嗎？在人工的制作裏確乎有那種文字與思想不碰頭的偏枯的現象，不是辭不達意，便是辭浮於理。我們且不講言情的文，或狀物的文。言情狀物要作到文辭與意義兼到，固然不容易，純粹説理的文做到那地步尤其難，幾乎不可能。也許正因那是近乎不可能的境地，有人便要把説理文根本排出文學的範圍外，那真是和狐狸吃不着葡萄説葡萄酸一樣的可笑。要反駁那種謬論，最好拿《莊子》給他讀。即使除了莊子，你抬不出第二位證人來，那也不妨。就算莊子造了一件靈異的奇迹，一件化工罷了——就算莊子是單身匹馬給文學開拓了一塊新領土，也無不可。讀《莊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層的愉快。你正在驚異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躊躇的當兒，忽然又發覺一件事，你問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樣湊巧的，曲達圓妙的辭句來表現它，你更驚異；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也許甚麽也不是，而是經過化合作用的第三種東西，於是你尤其驚異。這應接不暇的驚異，便使你加倍的愉快，樂不可支。這境界，無論如何，在莊子以前，絶對找不到，以後，遇着的機會確實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