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知章《龙瑞宫记》摩崖补考
在绍兴宛委山飞来石上，有一处名为《龙瑞宫记》的摩崖。这个摩崖外框高76厘米左右，宽69厘米，用楷书阴刻而成，共12竖行，行15字，字径3.5厘米。录其全文如下：
宫记
秘书郎贺知章
宫自黄帝建候神馆。宋尚书孔灵产入道，奏改怀仙馆。神龙元年再置。开元二年，敕叶天师醮，龙现，敕改龙瑞宫。管山界至:东秦皇、酒瓮、射的山，西石等山，南望海、玉笥、香炉峰，北禹陵内射的潭、五云溪、水府、白鹤山、淘砂径、茗坞、宫山、鹿迹潭、葑田茭池。洞天第十，本名天帝阳明紫府，真仙会处。黄帝藏书，盘石盖门，封宛委穴。禹至开，得书治水，封禹穴。
此刻旧传为唐代大诗人贺知章所书。最早记述该摩崖的是《诸道石刻录》，云：“《龙瑞宫记》，唐贺知章撰并书，开元二年立。”[15]道光年间，阮元搜罗两浙金石，汇为《两浙金石志》，也著录了此刻，认为：“天宝初请为道士归里。书碑当在归里之后。”[16]清末陶濬宣在摩崖旁有题记：
此为宛委山阳明洞天，《吴越春秋》谓黄帝藏金简玉字之处。龙瑞宫久废，记存飞来石摩崖。贺秘监书海内乏真迹，唐人称其深得二王法。光绪癸巳三月，予披丛莽访得之。摩桫仰俯，如见山阴父子。且与荧阳郑氏诸刻足相证印，实宇内宝书也。即以此为金简玉字所在可矣！会稽陶濬宣记。
《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碑帖》等著录也题署为贺知章[17]。葛国庆先生经过考察，并撰《唐贺知章〈龙瑞宫记〉摩崖考析》一文，认为现存摩崖刻迹并非唐人贺知章所遗，而是清代书人补刻。[18]对此，我们试作补充，略陈如下。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会稽永兴（今萧山）人。他年少时，以文词知名。武则天证圣元年（695）进士。开元十年（722），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奏请知章入书院，同撰《六典》《文纂》等典籍。后来历任太常少卿，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工部侍郎等职。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玄宗降诏，授贺知章为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天宝二年（743）十二月，因病上表辞官，次年回乡。临走的时候，玄宗赐诗，太子和百官在京都长乐坡为其饯行。归乡后，舍宅为道观，自己做了道士。贺知章工书法，尤善草书，可惜墨迹流传极少。如果飞来石上的《龙瑞宫记》果为其书迹，自然非常珍贵了。不过，此石确非原刻。（图3.2）
图3.2 《龙瑞宫记》(https://www.daowen.com)
先从文献记载来看。北宋钱公辅《禹穴诗》云：“洞府闲来何寂寞，龙髯垂处认䰉
。近岩更剖知章字，漫识奇纵意自甘。”[19]从诗文中“奇纵”一词推测，贺知章原刻应该也是他擅长的行草书。南宋《嘉泰会稽志》云：“龙瑞宫记，贺知章撰并正书，刻于宫后葛仙公炼丹井侧飞来石上，漫灭。仅存宫内有重刻本。”[20]南宋宁宗时期，贺知章原刻就已经磨毁了，只有当时宫内存有翻刻本。很明确，当时地方志所记飞来石上的《宫记》已“漫灭”并“重刻”，则至少在施宿之前，此前已经磨灭并曾经重刻，推测是据原迹摹刻。《宝庆会稽续志》有以下记述：“龙瑞宫，前志云在县东南二十五里，道家以为黄帝时尝建候神馆于此。至唐神龙元年置怀仙馆，开元二年因龙见，改今额。按：宫有石刻《龙瑞宫山界至记》，不知何人所记，乃贺知章书。”[21]宝庆之前又有宋人第二次重刻，录文与今刻完全一致。张淏对题名贺知章已经有所怀疑，并用委婉的语气提出。此刻应该是在施宿之后，张淏之前所刻。葛国庆先生认为为南宋汪纲重刻，因为他曾任职于此，并设坛祷告，又重建祠宇。“嘉定十四年浙东提刑汪纲以旱来祷设醮于宫。忽有物蜿蜒于坛上，体状殊异，不类凡虺，人皆知神龙所变化也。继而雨如倾注。叶适有诗云：‘感格孰如汪仲举，步虚未了龙来语。会稽秦望都洗清，越人唤作提刑雨。’盖记实也。汪既领郡事遂重建龙祠，颇为严饰，又请于朝赐龙神庙额为‘嘉应庙’。”[22]不过，如果真的是汪纲重刻，为何于其事迹毫无笔墨，他应该有足够理由记述其神奇的经历。所以，第二次重刻时间应该还要靠前一些。
到了清代，又有新的变化。阮元的《两浙金石志》录文缺字较多，杜春生《越中金石记》较为完整，杜春生在书中的凡例（四）中又云：“兹编断自宋元，其有明人及国朝重摹者，仍依原刻时代编入；无年月可考者，约略其时附之。惟文虽前代，而书属后人则不复登。”[23]但是，杜春生对此并未深究。乾隆《绍兴府志》记载，唐《龙瑞宫记》“今犹隐然可辨”[24]。现今的刻迹要清晰得多，其后应该还曾进行过补刻，时间应该是在嘉庆年间。
其次，从字体上考察。此刻的书写风格与贺知章差距不小。据《宣和书谱》载，北宋末年的时候，还藏有他的草书十二幅，其中两幅《孝经》、两幅《洛神》、一幅《胡桃帖》、二幅《上日》、五幅《千字文》。康熙《鄞县志》记载，丰氏万卷楼藏有贺知章的《千字文》《孝经》和《龙瑞官记》，后来皆毁，不知所终。现在只在《书道全集》中，还可以见到他写的《孝经》一帖。从目前所见的刻石来看，书体散淡飘逸，明显与唐代楷书书法的特点不符。我们目前可看到的唐代墨迹，在书写上都是比较强调笔画的精致和结构匀整，故而后世称之为“尚法”。尤其是唐代特设书科，强调书法的重要性，如对贺知章等经历科举的名人文士来说，更是如此。我们以之与《孝经》比较，虽然一则为楷书，一则为草书，但是我们从书写上还是可以发现二则的一些异同。《孝经》笔墨洒脱，尤其是折转处，很少出现折叠的形态，尤其是提按顿挫的变化极多，这在石刻中几乎不见。
山西介休市有唐《抱腹寺碑》，碑左侧为贺知章开元二十八年（740）题刻《醉后逢汾州人寄马使君题抱腹寺》，书凡与《龙瑞官记》迥异。两相比较，明显可以看出，前者笔画清遒细劲，结体方圆并济，尤其是提按顿挫的变化极多；而后者笔画厚实硬挺，结体宽博欹侧绝非唐揩的体态。（图3.3）
图3.3 唐贺知章《醉后逢汾州人寄马使君题抱腹寺》
从前揭北宋钱公辅《禹穴》“近岩更剖知章字，漫识奇纵意自甘”一句来看，“奇纵”似乎所描述的原刻更应为行草书才合理。再次，陶濬宣题记说“如见山阴父子，且与荧阳郑氏诸刻足相证印。”“山阴父子”盖是谀辞，但是“荧阳郑氏”实在是妙语。我们细看此石，可以发现其中很多字形与郑道昭的石刻文字极为近似。唐代时风以帖为主，即便是如李邕硬朗的行书也是建立在帖学的基础上，如北朝石刻书法并未在其眼目之中。宋代亦是如此，不赘言。对比阮元《两浙金石记》与杜春生《越中金石记》所差文字，我们可以发现，后补刻的字形尤其如此，如“山”“宛”“云”“府”“委”诸字，简直与郑道昭《郑文公碑》如出一辙。不仅如此，即便是未阙的字形，很有可能也经过修补工作，如“侯”“神”“灵”“产”“敕”“师”“龙”“闲”等字形，也极具有北碑特点。这些字形的补刻大约是在嘉庆之间完成。
嘉庆年间是“碑学”兴起的时代，形成如此书写风格才是符合时风的。因此，从石刻的书写上，我们可以说，其底层的书风应为宋人的书写状态，比较神形洒逸，尤其是结构上更为突出，再经过清代碑派书家的补刻修改，在笔画结构上表现出朴拙厚重的形态。
综上，虽然宛委山飞来石《龙瑞宫记》并非唐代刻石，历过南宋重刻和清代补刻，但是为我们考察其迁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研究历史学、文献学、书法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