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董昌之生祠
蕺山东麓岩壁上有一块《董昌生祠题记》，刻高106厘米，宽188厘米，楷书，阴刻。现存10竖行，前6行为大字，字径21厘米；后4行为小字，字径12厘米，每行字数不等。全文如下：
唐景福元年，岁在壬子，准敕建节度使相国陇西□公生祠堂，其年十二月十六日兴工开山建立，……遍山栽……柳枝。
董昌（847—896），杭州临安人。乾符二年（875），王郢拥兵作乱，劫掠浙东、浙西两地，董昌纠集子弟组成民团抵御兵匪，以功补石镜（今浙江临安）镇将。中和三年（883），董昌驱逐杭州刺史路审中。自此董昌坐大，击败了义胜军节度使刘汉宏，并攫取其位，还被朝廷加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晋爵陇西郡王，占据两浙一带。乾宁二年（895），威胜军节度使董昌在越州自立为帝，国号大越罗平，改元顺天。
从碑文纪年“唐景福元年”可知，时在公元892年，即唐昭宗李晔所用的第三个年号。此时，董昌的官职为义胜军节度使，故称“准敕建节度使”。“准敕”即为得到皇帝恩准。“建节”即执持符节。古代使臣受命，必建节以为凭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后汉书・寇恂传》：“今天下初定，国信未宣，使君建节衔命，以临四方，郡国莫不延颈倾耳，望风归命。”唐时，节度使或经略使受任，皆赐族节。“相国”，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另称。“同平章事”初用于唐太宗时。自高宗永淳元年（682）始，实际担任宰相者或地位尊崇者，或加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义。“陇西郡公”即“陇西郡王”。
董昌由一镇节度，竟官至司徒、同平章事，最后爵封陇西郡王，与其善于经营分不开。董昌早期坚持向朝廷大量进贡珍宝，得势之后，盘踞越地，并为自己建立生祠。《太平广记》载：“今大王善政及人，愿万岁帝于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闻谣言，正合今日，故来献。其言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从曰上生。’”[25]这首诗谣实际是董昌两个字，姓是“千里草青青”，即“董”，名是“日从曰上生”，即“昌”。董昌向朝廷请求进封“越王”，被拒后却自立，下属拥立附和。
乾宁二年（895）二月，董昌据越州自立为帝，国号“大越罗平”，自称“圣人”，铸“顺天治国之印”，改元顺天，设置官吏，任命前杭州刺史李邈、前婺州刺史蒋瑰、两浙盐铁副使杜郢、前屯田郎中李瑜为宰相，以吴瑶等人为翰林学士、李畅之等人为大将军，并任命手下头号大将镇海军节度使钱镠为两浙都指挥使。钱镠来信劝告，认为董昌“与其闭门作天子，不如开门作节度使”。896年，钱镠派遣部将骆团入见董昌劝降，董昌无奈之下，只得除去帝号，布衣出城。顾全武命武勇都监使吴璋率兵用船护送董昌到杭州，董昌在押赴杭州途中投江自杀。(https://www.daowen.com)
古代有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而加以奉祀的习俗。清赵翼《陔余丛考》“生祠”条：“《庄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盖已开其端。《史记》栾布曾为燕相，造福一地，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石庆为齐相，齐人为立‘石相祠’，此生祠之始也。”[26]西汉时的栾布曾为燕相，燕地百姓感念其功德而立社，即‘栾公社’；石庆为齐相，齐地百姓也为其立祠，这应该是生祠最早的记录。东汉时任延为九真太守，当地吏民为其立祠；韦义为广都长吏，百姓为立生庙；唐代狄仁杰贬彭泽令，当地为立生祠，迁魏州，州人又立祠；吕諲治荆州有功，荆人构建生祠。最夸张的就是明天启时的魏忠贤了，生时祠庙一度遍布各地。“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努，伐树木无算。”[27]顾炎武曾感叹：“今代无官不建生祠，然有去任未几，而毁其像，易其主者。”[28]不以牧民为责，专擅酷毒，董昌之所为不亦同乎！生祀之存，堪为历代之戒耳！
此刻石记录了董昌立生祠具体地点。据《新唐书》记载：“始立生祠，刳香木为躯，内金玉纨素为肺府，冕而坐，妻媵侍别帐，百倡鼓吹于前，属兵列护门户。”但不记年月。据题记可知，董昌所立生祠当在唐昭宗景福元年（892），生祠构建于蕺山之上，碑文可弥补史书遗漏，且提供了确切的佐证。当时的生祠中还立有碑记，清代罗振玉还曾见到。“《节度相国生祠碑》，王摩正书。振玉案：此即董昌生祠记。未见王摩书款。”[29]可惜，后来亡佚了。
史载董昌受封陇西郡王，碑文“陇西□公”阙字可补为“郡”。碑文称“公”，而不称“王”。据碑文“唐景福元年，岁在壬子……其年十二月十六日兴工开山建立”，此生祠工程比较浩大。“开山”指开掘蕺山，故知其生祠建筑并非简单的祠堂建筑，其周围应当还有其他对应建筑，足见其劳民伤财。“遍山栽”后阙文，据后“柳枝”推之应为柳树。柳树为聚阳之木。《齐民要术》：“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30]
杂史言生祠内所塑形象奇特，是当时的一位道人所制。“又有王守真者，俗谓之王百艺，极机巧。初立生祠，雕刻形象。塑绘官属，及设兵卫，状若鬼神，皆百艺所为也。”[31]把生祠弄得神神鬼鬼的，与董昌笃信谶纬相关。《新五代史・吴越世家》：“妖人应智王温、巫韩媪等，以妖言惑昌，献鸟兽为符瑞。牙将倪德儒谓昌曰：‘曩时谣言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民间多图其形祷祠之，视王书名与图类。’因出图以示昌，昌大悦，乃自称皇帝，国号罗平。”甚至还有记载说其中根本没有实物在祠内，都是道士幻化出来的。“妖伪之际，悉由百艺幻惑所致。”[32]如许种种杂谈，也透露出民间对董祠的讥诮和不屑。
生祠是由地方申请，中央许可，地方自行负责建立。立生祠可以彰显地方官员的民意，体现他是得到地方百姓的爱戴。地方提出后，会给朝廷形成一定的舆论。不过唐朝对于现任官员立碑或立祠都有一定限制。《唐律疏议》载：未经中央议定私自立祠或德政碑者，“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33]顾炎武《日知录》称：“当日碑祠之难得。”[34]“祠”即生祠，“碑”即德政碑。德政碑是唐末各处藩镇惯于树立的象征物，而董昌则选择了构建更为繁复、影响更为巨大的生祠。无论碑或祠，“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立生祠宇”[35]，都是各地官藩宣传政声的最佳标志。就董昌的所作所为，生祠与其说是铭记功德，倒不如说是他的政治景观，向中央传递其在两浙政治权威的符号，显示其皇帝新装般的威望。当然，随着董氏的败亡，此祠转为佛道庙宇。“昌败祠废后，唐天成四年，吴越王钱镠梦神人求祠宇，或言祠本古天王院，有鱼池，因建天王院。大中祥符元年七月，改通教院……绍兴中，院僧惠迪募缘再建佛殿。”[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