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放生池题名看山阴“二陶”
在曹山放生池岩壁上。框高4.1米，宽3.2米。题文3字，竖列1行，行楷书，字径1.2米。左旁跋文为行书，分列4竖行，首末2行各5字，第2、3行为13至14字，字径25厘米。（图3.10）
放生池
曹山摩崖铭:刳石如腹，虹引其口。群鳞都焉，龙以为首。曹嬗于陶，卯挟斯成。檀者，曰嘉奭也。勒铭。
“嘉奭”，指陶允嘉与陶奭龄，二人虽同为陶堰陶氏，却为两支。陶允嘉（1556—1622），字幼美，号兰风。浙江会稽（今属绍兴）陶堰人。张岱的外祖父。明万历二十八年副贡，曾为即墨、东莱县幕僚，后任职福建盐运同知。承父荫任官凤阳通判。精通经史，工于书画，著有《东游草》《楼居草》《贺轺吟》《中都草》。曾在曹山建书舍“青棘园”，并建陶氏“曹山庵”，又名护生庵。明万历癸卯年（1603）捐资疏浚石宕，并取名“放生池”。曹山的西坡上镌刻数行陶允嘉题刻：“放生池，以官河石桥为界，万历癸卯岁陶允嘉舍。”（图3.11）
图3.10 《放生池题记》
河北民俗博物馆藏一个青花笔筒，断代为崇祯年器物。[99]（图3.12）笔筒上描绘了堂会的画面，主角执扇轻摇，旁有题文“祖孙父子三学士，承恩就禄锦荣归。乙亥初春为陶老词丈”，钤印为“陶文赠”，落款为“云中子书”。“词丈”是对年长诗人的称誉。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忽于小市上购得前朝顾尚书东桥先生手书诗幅，题云：‘茂慈词丈就北山之麓构园，名“随园”。’”[100]“乙亥初春”即明崇祯八年（1635），“陶老词丈”即为画中有须髯者，体量较大，是为主要人物。除后面持蒲扇等物的侍者外，此人左侧有一人执折扇无须，右侧一人亦有须。题句“祖孙父子三学士，承恩就禄锦荣归”，“学士”应是指仕举者。明代陶氏以绍兴陶堰陶氏最为显赫，陶望龄、陶大有两支并无祖孙三连者，陶允嘉一支最为符合。
图3.11 《放生池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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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青花笔筒 河北民俗博物馆藏
陶允嘉为万历二十八年（1600）庚子副贡，后来入太学，官至福建盐运司同知。张岱的母亲陶氏就是陶允嘉的女儿。陶允嘉本人善诗文，他与当时名士来往较多。明代陈洪绶所绘《雅集图》卷中，集会人分别是陶允嘉、陶君奭、陶望龄、米万钟、袁宗道等。[101]其子陶崇道编其遗文为《陶幼美先生泽农吟》，并刊刻行世。“乙亥初春”即明崇祯八年（1635），此时他已亡故多年，所以笔筒上写的“陶老词丈”应该指的是其子陶崇道。[102]陶崇道（1580-1650），字路叔，号虎溪。万历三十七年（1609）中浙江己酉科乡试第43名举人，次年联捷庚戌科进士。官至按察使。崇祯八年（1635），迁任福建右布政使，辞官未任而归里。他致仕后，纂成《会稽陶氏族谱》。崇祯八年（1635），他年56岁，与“词丈”正契合。（图3.13）赠物者陶文应是其族人或门生。陶崇道的高祖为陶谐（1474—1546），字世和，号南川，弘治九年（1496）丙辰科二甲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卒赠兵部尚书。祖父陶大临（1526—1574），字虞臣，号念斋，嘉靖二十八年浙江己酉乡试第34名举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科榜眼，官至吏部尚书。
图3.13 陶崇道画像 南京博物院藏[103]
陶奭龄（1571—1640），字君奭，一字公望，号石梁、小柴桑老，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王阳明三传弟子。万历三十一年（1603）举人，授建德教谕，改任吴宁知县，官至肇庆司李晋济宁太守，后辞官为学。
王守仁心学在浙江先传于王畿，再传于周汝登、陶望龄，又传于陶奭龄，与禅愈近。陶望龄（1562—1609），一字周望，号石篑，晚号歇庵居士，会稽（今绍兴）人。南京礼部尚书陶承学之子，比胞弟陶奭龄长九岁。万历十七年（1589）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三，授编修，后晋国子祭酒，因养母辞归。陶望龄清正廉明，曾于万历间上的《议国计疏》《正纪纲厚风俗疏》《议处京操班军疏》《因早修省陈言时政疏》等奏文，都是针砭时弊的言论。他常以诗文影射弊政，如《猛虎行》《悲哉行为丁亥秋七月大风作》等。
陶望龄信奉王守仁学说，又是文学大家，撰有《重修阳明先生祠碑记》。他师承于泰州学派周汝登，秉承圆融三教的学术旨向。“陶子于文有史汉、有骚雅而长于序记，其谭道证性，略物综事，炯如也；于诗为陶为柳，间为长吉而品置泉石，啸吟烟云，超如也；其才不敢谓出秦汉诸文人上，而取理出新，不为宋人之掩，学阳明子而不为辨说，得禅之深而一秉铎于孔氏。”[104]著有《歇庵集》二十卷、《解庄》十二卷、《天水阁集》十三卷。他精研佛典，曾撰《新诗释楞伽经序》《净业要编序》《永明道迹序》。又邀请僧侣入浙宣讲，“其时湛然、澄密，云悟皆先生引而进之，张皇其教，遂使宗风盛于东浙”[105]。在他的推扬之下，绍兴盛行此风。
陶奭龄与其兄陶望龄同讲学于白马山，在当时颇有声望。受陶望龄的影响，他平生浸心学问，虽立足心学，却多杂佛学，讲求因果，与王学愈来远。其生平有所谓“五不问，五不答：一不问朝政，二不问生计，三不问世间闲泛事，四不问他家是非长短，五不问生平亲知”[106]。
崇祯四年（1631年），东林书院遭到禁毁之后，刘宗周离京归里隐居，与陶奭龄共议创建“证人会”，召集数百门人道友，相与往还论道。后来，由于虽然各自学术有别、旨趣不同，两人分道扬镳。刘宗周与陶奭龄之间的矛盾在于对“本体”与“工夫”认识。陶奭龄认为“识得本体，即是工夫”，而刘宗周认为只有真实的工夫才有可能认识真本体。尽管观点不同，却不并妨碍二人的相互交往。陶奭龄率领的白马山会学人离开证人会之后，弟子们仍常常去看望刘宗周，并且常常请益于刘宗周学术问题，刘也欣然为之解释，并与白马山会二陶频繁往来书信。二人也时常会面交谈，相与辩论，讨论学术。
陶允嘉笃信佛教，于上举放生池设放生无数。张岱在《陶庵梦忆・曹山》：“曹山石宕为外祖放生池，积三十余年，放生几百千万。”[107]陶允嘉于佛事虔诚，其子陶崇道也信教。“陶崇道，会稽人，官方伯。于磐陀庵西，倡缘筑堤，垦田数十亩，以充香积。”[108]陶允嘉年长于陶望龄、陶奭龄，且常相游观。“万历乙巳春仲三月，郯周汝登，会稽陶允嘉、陶望龄、山阴刘塙、会稽陶崇义、郯吴振升同礼大士游此。”[109]陶望龄曾为允嘉赋诗：“吾兄宝斯画，令我韵其尾。画亡有余恨，题诗为昭洒……乃知有声类，不及无声工。”[110]二人皆以禅入心学，未必不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