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与政治行动：论《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思想的二律背反
［阿根廷］圭多·斯塔罗斯塔
引言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正如阿拉托与布莱内斯（Breines）指出的，这一著作“被批评者和支持者都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1) 。而且，此书的影响力超越了其自身的时代，构成了整个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即渐渐被熟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2) 传统的基石。然而，尽管此书的重要性被广泛承认，但是我们也很难说《历史与阶级意识》目前在批判性社会思想中占据有影响力的地位。随着各种形式的“后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卢卡奇的著作或者被遗忘，或者最多也就是被人通过选择其中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方面而消解了其革命意图。因此，卢卡奇关于美学理论的著作比《历史与阶级意识》更受关注，因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将革命的阶级意识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
但是，除了激进的学术劳动外表之外——《历史与阶级意识》本身就是当时资本积累形式的一种表现，具体形成于工人阶级的政治退却中——还有其他原因导致人们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冷淡。最为根本的是很久以前一些评论家已经正确指出的有关这本著作的缺陷（包括1967年卢卡奇本人自我批判式的前言）。特别是大部分作者都强调卢卡奇挪用黑格尔式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形式是其缺陷的根源。 (3)
尽管我同意这些批判的大体要点，但是我认为卢卡奇探讨的问题（即使是错误回答的）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仍然是关键性的，并且那些提出反对观点的人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总的来说，卢卡奇重新挪用黑格尔是为了强调辩证法的重要性。 (4) 具体来说，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科学事业在方法论上的独特性赋予了它作为无产阶级科学的革命性特征。 (5) 因此，强调方法不是抽象的学术讨论，而是直接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相关。这是建立“意识和行动之间真正和必要的联系” (6) 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卢卡奇的核心信息——是作为实践的资本批判的主要任务必须加以恢复的。
因此，批判不应聚焦于黑格尔对卢卡奇的影响。相反，我试图证明卢卡奇的缺陷存在于大部分评论者倾向于认为的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社会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他的物化概念及其动力。我认为对卢卡奇思想最富有成效的批判应该针对这个层面。从根本上说，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二律背反在于他认为物化的根源在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而消除物化的基础在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这两个环节之间的外在性使得中介的尝试注定失败。我将进一步论证，这种二律背反源于卢卡奇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有缺陷的分析，而这又源于他挪用韦伯的资本主义合理化理论。
物化与资产阶级社会
任何对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展开的物化概念的严肃批判首先应承认这一理论表现出极为重要的深刻见解，使得卢卡奇的方法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来说，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被视为受一种自由意识支配，它是从属于资本的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完全对立面。换言之，工人阶级的意识本质上是自由的，但是却受外在于其自身的东西压迫——例如，资产阶级的权力垄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限制了对无产阶级本质自由的肯定。《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价值之一是展开了这一深刻见解，即正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其物化的意识。因此解放问题取得一种比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更为深刻的内涵。一方面，正如普殊同指出，这蕴含了资本统治的特性，“比基于私有财产的剥削体系更为深刻而广泛” (7) 。同时，这也意味着对超越资本主义的一种更为广泛而深刻的理解。因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对于卢卡奇而言，这不仅是“经济崩溃”的问题，而且是人的主体性的转变。 (8)
因此，要研究的问题是这种物化意识是否在自身中将其发展转化为对其自身的克服。就理论而言，我认为卢卡奇的方法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的。然而，他的物化概念的缺陷阻碍了这一深刻原创见解的具体化，并且最终产生了他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因而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仔细研究。
物化的对象性与劳动过程
卢卡奇分析“物化现象”的起点是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这一理论阐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卢卡奇在这里试图延续马克思的观点，即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形式必须从商品开始，因为现代社会的所有矛盾都追溯至商品结构。 (9) 因此，这一结构构成了卢卡奇“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型” (10) 。所以，卢卡奇认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一切对象性和主体性形式的基础。
卢卡奇接着论述，商品结构的拜物教本质表现为对象性形式和主体性形式。对象性方面对应于劳动产品的自主运动，似乎拥有了自己的生命，构成受规律支配的“第二自然”。卢卡奇认为，这一假象建立在黑格尔的表象概念基础之上，它不是一种主观错觉，相反，它是一种社会对象性形式。这个层面的拜物教实际上内在于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然而，当卢卡奇论述这一物化初始阶段的主体性方面时，他未经中介地引入了一项实际上对应于资本形式的规定——作为劳动力商品形式结果的劳动者的活动的异化，这是由于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体的劳动力“必须像任何消费品一样，必须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 (11) 。
尽管如此，物化的这两个方面并没有完全表述其规定性。相反，对于卢卡奇而言，它们只是构成它们的基础的深层过程的表现而已。因此，他转向论述这些深层过程。正是在这里，卢卡奇物化概念的韦伯式倾向显现出来。 (12) 卢卡奇认为，这种物化的对象性形式的基础内在于商品形式，存在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物质性中，这一过程服从于“现实的抽象过程” (13) 。一方面，这种劳动的抽象被理解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工人被简化为集体工人的局部器官，专门从事单个极其简单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完全延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特有的劳动技术分工的分析，这种分工导致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进行直接劳动的劳动者的生产主体性的单向度发展。 (14) 而且，这一过程必然随着大工业的出现得到强化。 (15) 另一方面，提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为了说明卢卡奇真正的志趣：强调“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是计算、即可计算性的原则” (16) 。因此，卢卡奇转向韦伯是为了展开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即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服从于可量化和可计算性的形式或工具理性的统治。这是将每一项活动分析地、机械地分成各组成部分的基础。于是，这使得经济表现为一种自主的存在，受客观的、似自然规律的支配。此外，这种虚假的对象性形式延伸至整个社会，将社会建构成一个由不同子系统——政治、文化、私人生活等组成的系统。 (17) 因此，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获得了一个发展了的（韦伯式）含义。它现在指的是人的个性的区分，忽略社会过程总体性的作用。对于现代个体来说，唯一重要的是计算达到给定的一般目标的可供使用手段的形式充分性。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卢卡奇的论证如何逐步导向这种物化的社会存在所产生的主体性形式领域。事实上，他的论述结构要求他对物化的主体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实际上《历史与阶级意识》接下来的内容也是朝着这个方向推进的。但是，在重新建构卢卡奇物化的主体性理论之前，有必要对他关于物化的对象性的分析进行批判性的评价。
卢卡奇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观点中的局限性
应当指出，基本上卢卡奇物化概念有两个主要的局限。第一，在他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中，所有都是颠倒的。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在异化劳动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即由于主体的类能力转化为客体的属性，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了实际的颠倒。 (18) 此时，社会生活的这种形式规定属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因而适用于任何特殊物质形式的劳动过程。 (19) 事实上，人的一切能力在自我扩张的自主运动中都转化为他们物质化的一般社会关系的能力，这是作为价值自我增殖的资本的最一般的规定性。当然，马克思的观点是当资本占有直接生产过程且逐渐改变其物质性，直至形成大工业的形式时，这种颠倒甚至在物质上以劳动过程本身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换言之，对于仍然从事直接体力劳动的工人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特有的主客体颠倒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性中获得了“技术上的显而易见的现实性”：直接生产过程的物质主体不是工人而是机器体系。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指出在大工业的具体形式中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通过将劳动工具转变为机器而实现的原因，“劳动资料就其使用价值来说，也就是就其物质存在来说，转化为一种与固定资本和资本一般相适合的存在” (20) 。简而言之，劳动条件转化为生产过程的物质主体是异化劳动的一种具体形式，而非相反。
但是卢卡奇的观点完全不同。他认为劳动过程本身的物质性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主客体颠倒的基础。而且，他将劳动过程的转变置于韦伯式的分析方法中，即囊括一切的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因而，从卢卡奇的理解中必然可以推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不再存在于劳动产品向异化的人类生活主体的转化中，而是存在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之中。因此，尽管卢卡奇当然有自己的意图，但是他最终还是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将资本等同于其物质存在形式。 (21)
第二，卢卡奇所认为的物化的这一决定因素实际上是生产过程的具体物质形式的片面绝对化；而且，随着资本实现其历史价值，这一因素也会逐渐消失。要阐明这一点，有必要简要讨论大工业生产过程的规定性。
特殊的大工业生产过程的统一包含三个基本时刻：1） 生产有意识地管理集体工人劳动过程的能力，例如科学；2） 将这一能力运用于直接生产过程的实际组织中；3） 直接生产过程本身中的直接劳动。生产过程中的这些物质变化必然导致雇佣劳动者主体性的转变。大工业中集体工人的新形象通过反映生产过程不同环节的复杂内在差异而达到统一。 (22)
对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仍然从事必要体力劳动的那部分工人来说，他们生产主体性的转变具体表现为其主体性的丧失。作为集体，工人局部器官的劳动因而被简化为日益简单的操作。尽管就劳动过程的物质性而言，单一操作在技术必要性上不再需要劳动者的专业化，但是在悲惨的资本主义范围内，相较于手工业中的工人，前者以一种更为可怕的方式摧毁工人的个人生产主体性。 (23) 生产的对抗性被确定为资本增殖过程，使工厂中的劳动分工永久化，使工人依附于专门的机器，并且使他/她成为劳动工具的活的附属物。此外，正如伊尼戈·卡雷拉（Juan Iñigo Carrera）指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这一具体形式的本质迫使资本不断地变革机器体系的技术基础，从而将全部这种类型的工人驱逐出直接生产过程。 (24) 随着劳动生产力发展的每一次飞跃，在劳动过程中介入他们的特殊能力也就愈显多余，因为他们已经被对象化在机器中的功能取代。然而，就这一运动没有完全取消手工业工人某些主体性专业技能的必要性而言，“它为在劳动能力物质性的进一步去技能化的基础上剥削活劳动创造了广阔的新空间” (25) 。
现在已经清楚了，当卢卡奇讨论由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结构引起的物化时，他无意中指的是丧失了生产主体性的集体劳动者的这一局部器官。很明显，这是为什么聚焦于“物化的直接性”而工人无法在物化的社会存在中找到出路的原因。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性并没有体现任何使工人掌握自觉的社会生活组织的潜能。资本主义形式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没有朝向消除作为社会劳动物质产品属性的人的能力的异化，而且似乎迫使工人无限地再生产异化的普遍社会关系。所以，卢卡奇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而言，“矛盾不但得不到解决，而且会在更高的层次上，用不同的形态，更加强烈地由发展的辩证动力再生产出来” (26) 。我们将会看到，这也是为什么他错误地转向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以寻找革命主体性来源的原因。
然而，只有当我们忽略了上述大工业生产过程的统一性，并且将只是一个正在消亡的环节的构成物绝对化时，这种情形才会出现。牢记这一统一性及其矛盾的历史发展，不同的图景就会呈现。
首先，只要资本家的主体性无法将如今受他/她的资本直接统治的社会劳动的自觉组织人格化 (27) ，从事直接生产过程的劳动者的日益去技能化的另一面必然是扩大负责其余生产环节的劳动者的生产主体性：发展和运用科学能力自觉地组织生产过程。 (28) 由此，集体劳动者的存在超越了“厂墙”的界限。不必说，作为资本积累的一种具体形式，工人主体性的这种发展只会作为社会劳动产品所承载的敌对的、异化的权力与他们相对立。然而，正如我接下来将要论述的，当扩大的主体性的不断发展与异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施加的限制相冲突，历史运动将会达到一个点，使得后者“炸上天”。
其次，这种残忍而毁灭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趋向于分裂工人阶级——这一规定本身就蕴含了消除人手直接介入直接生产过程的需要的解放潜能，因而使卢卡奇物化的根源也消失了。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论述的，“劳动时间——单纯的劳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资本确立为唯一的决定要素，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决定要素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而且，如果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那么它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一方面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另一方面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自然赐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于是，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 (29) 。
卢卡奇对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的错误理解，使他没有认识到内在于异化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模式中的基本矛盾。因此，他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矛盾的历史运动如何通过赋予工人超越他们异化的意识的潜能而使资本走向自身的解体。对于他来说，科学地由机器体系组织起来的劳动过程的物质性的发展，只能永久地使劳动从属于资本。
物化的主体性、直观与科学方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批判性地重建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及其对象性形式。然而，卢卡奇理论的显著特点在于，除此之外，他还关注物化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主体性形式。我们现在将要转向对它的分析。
我们看到了卢卡奇是如何将物化的对象性存在置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合理化之中的。根据他的理解，劳动者与自觉的劳动过程组织相分离，并且成为合理化的共同工作过程的局部器官，他/她面对的是作为先在的、自足的对象性的工作过程。而且，对分解为组成部分的劳动客观条件的机械分析也影响了工人的个性，因为“生产的客体被分成许多部分这种情况，必然意味着它的主体也被分成许多部分” (30) 。因此，物化的社会存在必然也会对主体性的程度产生影响，因为所有社会生活形式都会产生相应的意识形式，作为对其对象性形式的必要补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物化意识出现了，它即刻延伸至资产阶级社会的每个个体，包括无产阶级。这种物化意识的规定性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的直接意识使他们以直观的形式与对象性形式相联系。因为主体由于专业化而分裂，以至于不可能把握整体，工人所面对的大工业劳动过程，是“不依赖于意识的、不可能受人的活动影响而产生的、即作为现代的系统而表现出来的一个机械—有规律的过程……（这）也改变人对世界的直观态度的各种基本范畴” (31) 的过程。工人从属于机器体系的自动化运动使得主体及其对现实直观的态度丧失活力。因此，人类行动被限制在以“技术的”形式介入世界，而人类实践被简化为朝向现实，这种现实被视为异化的对象性，从属于超越人类控制的正式法律和规律 (32) 。这种形式的“非主动行为”只能再生产物化的社会存在，而不能实现卢卡奇所认为的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的实际转变。后者只能是卢卡奇所说的实践的产物。
我认为，从对现实直观态度的角度描述物化意识是有问题的；它表现了卢卡奇物化概念的浪漫主义倾向，进而构成他方法中某些“极左派”倾向的萌芽。 (33) 卢卡奇的物化意识概念没有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生命—活动是异化的形式这一事实，而是倾向于在主动性和被动性之间形成一种抽象的、错误的对立。因此，这个观点有可能在每一次阶级斗争的激化中都看到“革命浪潮”，因为任何似乎超越经济要求且因而似乎针对资产阶级社会“总体”的工人阶级集体抵抗形式都倾向于被等同为主动性（即物化意识的否定）。相反，相对“遵循规律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被等同为被动性。这样，问题就简化为仅仅在斗争范围和强度上的量的差别，革命也被简化为一个抽象的命令：主动起来！在现实中，这两个方面都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异化形式（即资本积累）的矛盾存在的具体形式。 (34)
更有意思的是物化意识的第二个方面，卢卡奇是从理论表达的角度进行讨论的。因为在这里，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以可能导致将物化的主体性形式的超越性简化为“敌对程度”问题的方式，正如在主动性与被动性之间或实践与直观之间的具有误导性的抽象对立。在讨论物化意识的第二个方面时，卢卡奇将无法超越物化的各种意识的确定形式与确实能够克服物化的形式进行质的区分。这里讨论的是科学方法的历史性及其与人类行为的变革力量的关系。我认为卢卡奇讨论的第二个方面对第一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说明，这样能够避免缺陷。
根据卢卡奇的观点，物化的科学思想在表面上不加批判地再现了物化的直接性，形成了受似自然规律统治的社会的表象。物化思想的程序因而屈从于社会生活的直接真实性，并且仅仅试图在“残酷的既定事实”及其量化的规律性与重复性的基础上构建似规律的普遍性。物化的社会科学片面地关注在“事物”中建立可量化的关系，完全不关注社会形式的质的规定性，因而无法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由于它的本质，它不可能消除“把客体错误地分离开来的做法（以及依靠抽象的反思规定而把它们更加错误地联系起来的做法）” (35) 。尽管我认为他将这种深刻见解建立在由机器体系导致的“主体的分裂”的基础上是具有误导性的，但是通过对物化思想的批判，卢卡奇触及了工人阶级革命实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为了坚定地实现世界的根本性变革，无产阶级的科学认识必须超越科学作为资本再生产具体形式的历史规定性，从而超越无法超越自身异化的异化意识。这种历史规定性表现为对现实的科学认识过程的形式，即方法。 (36) 在这里，卢卡奇思想中另一个重要方面开始发挥作用。在下一章中，我将讨论卢卡奇对于辩证法的深刻理解。
辩证法与革命行动
卢卡奇认识到形式思维是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特有的科学意识的必要形式，因而能够把握必然的认识决定形式，这种认识超越了科学作为资本再生产具体形式的规定性，即辩证认识。 (37) 与表象思维不同，当辩证法试图在思维中占有对象的规定性时，它不遵循任何逻辑。相反，它的形式在于在思维中再现关键认识对象的生命的内在发展，也就是说，它在于通过遵循矛盾运动而“在思维中再现现实” (38) 。卢卡奇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认识能够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直接的拜物教表象，并且将每一种现实的形式都作为具体总体性的决定性时刻加以把握。在思维中辩证地再现社会生活的规定性绝不是一种简单而直接的脑力活动，需要“复杂的中介过程，这一中介过程的目标是把社会认识为历史的总体” (39) 。因此，我们得出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根据一位重要的评论家的观点，这两个概念在卢卡奇关于辩证法的讨论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40) ——“总体性”和“中介”概念。卢卡奇认为，这两个概念的结合赋予辩证法以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本质。只有通过辩证认识，无产阶级才能够在各种规定的总体性中认识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也就是超越任何表象。只有这样，科学和人类行动才能超越异化的分离，在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中联合起来。换言之，科学只有在辩证的形式中才能等同于实践批判。
至少在这个一般层面，我认为卢卡奇的论证充满了有意思的深刻见解且方向是正确的。然而，正如我接下来将论述的，由于卢卡奇以特殊的方式推进“理论—实践”关系的这些抽象方面的具体化，一些困难就出现了。尤其是卢卡奇无法解释他的论证结构中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第一，卢卡奇必须解释作为实践批判的科学（即辩证法）的主体是无产阶级这一观点。到目前为止，他只是陈述了这一观点，而没有加以论证。第二，由于卢卡奇认为意识的物化达及资产阶级社会的每个个体，所以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定性作出解释，使无产阶级能够实现将自己提升至辩证的观点的潜能。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将继续研究卢卡奇是如何具体展开“直接性和中介的辩证法”的。
物化的历史趋势与无产阶级的观点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强调，至少就直接性而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观点并无区别，都是物化的意识，因而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表象而彻底变革它。 (41)
然而，这一观点似乎与卢卡奇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结论是相矛盾的。根据卢卡奇的批判，无产阶级必须是辩证认识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实际地解决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 (42) 关键在于，这种物化意识的否定只是潜在的，并且对应于卢卡奇所说的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在这里他指的是一个阶级根据其社会存在所能达到的对其社会规定的认识程度。 (43) 但是无产阶级直接的经验意识与“真正的”革命意识并不必然一致，事实上也不可能一致。 (44) 因此，要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样的社会生活规定性赋予了工人阶级超越其作为异化意识承担者的规定性的潜能，从而消除了经验的阶级意识与被赋予的阶级意识之间的距离？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论证中，这种潜能是以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社会存在中的一种内在“客观可能性”而存在的。这种商品结构包含了量与质的辩证法，产生了所谓的革命阶级意识的“客观可能性”。 (45) 简而言之，以劳动者的主体性角度而言，这种辩证法存在于资本积累过程的量的规定性转向直接生产者生活经验的质的规定性的过程中。在卢卡奇的论述中，这一“量到质的转变”是革命阶级意识发展的第一阶段。 (46) 但是，这只是去物化过程的开始，尽管“商品结构的拜物教形式开始崩溃了” (47) 。卢卡奇认为，从这最初的规定性开始，一种辩证的“复杂的中介过程”开始展开，从初步的自我意识走向在思维中重建“作为历史总体性的社会” (48) ，也就是获得辩证认识。简言之，内在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中的规定性，开启了充分了解无产阶级社会状况的过程。
那么获得了具体总体性观点的意识发现了什么隐藏的内容呢？卢卡奇认为，这一过程揭示了无产阶级作为具体主体在具有自主对象性的社会表象背后的行动。 (49) 尤其当我们进入生产领域，确定工人是剩余价值的来源，且因而是资本再生产的“活的基础”时，这一本质事实就展现出来了。这一发现导致了“行动对象的客观属性的变化” (50) ，因为通过工人自身的劳动，现在所有“事物”都融入“过程的各个方面”。此外，由于“这种表现形式决不是纯粹思想的形式”，而是“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对象性形式”，它们的消除只能是思想转化为革命行动的结果。 (51) 因而，这种革命实践“不能脱离认识” (52) ，它只能具有辩证认识的形式，因为它表现了超越直接性（即中介）的社会过程，且因而本身是一种辩证的社会过程。并且，由于这种认识意味着将社会视为“具体的总体”，它不可能是孤立个体的属性，只能是集体的阶级主体的属性，其构造活动再生产了社会，也就是无产阶级。
形式从属和阶级意识：卢卡奇从辩证法退向逻辑表示
不出所料，《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要缺陷是卢卡奇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仅仅来源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在这个观点中基本上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暂且不管卢卡奇特殊的论证形式，应当指出，它剥夺了资本（及其替代物）所有的基于人类物质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作为人类劳动物质产品的属性的劳动生产力的异化因此被归结为人类历史上一次偶然的悲剧。资本被认为只是剥削人类劳动的另一种社会形式，其特殊性只能从直接生产者表面上自由的角度在形式上加以把握，只能存在于在量上无限地榨取剩余劳动的表象中。 (53) 因此，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资本的意义即它存在的理由就被排除在外了。这意味着无视如下事实，即这种颠倒的人类生活存在方式是必要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才可能由自觉相联系的个人组成社会。
第二，正如普殊同所指出的 (54) ，最坏的情况是，暗含在仅仅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存在中的规定性可能导致“工会”意识的发展。最好的情况是，它们可以发展为工人作为剩余价值生产者的自我认知，并因而发展为“分配的共产主义”（即以国家财产形式绝对地集中资本）。但是劳动的形式从属永远不可能使工人产生一种意识，即充分意识到其所有的社会规定性，并因此认识到自身异化的本质和以颠倒的形式获得的历史社会潜能。事实上，卢卡奇自己关于革命意识规定性内容的讨论证实了刚才所说的。必须回顾的是，对于卢卡奇而言，构成革命意识的关键在于通过分析资本再生产发现资本增殖来源于剥削劳动生产力。这一发现将向工人阶级揭示隐藏在物化的资本主义表象世界之下的本质事实——“事实上”，工人是历史过程的主体。 (55)
然而，我认为仔细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会得出恰恰相反的“本质事实”。“将资本的物化分解为连续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只能说明，社会资本作为人类生活再生产过程总体的异化的具体主体的规定性是如何获得其充分性的。社会资本不仅成为社会财富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具体主体；它甚至占据了社会消费过程。因此，正是社会资本自主的再生产运动，生产和再生产了作为其对立的人格化（资本家和工人）的人类本身。而且，在作为自由人（也因此具有自由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具体表象下，工人为社会资本进行强制劳动；也就是将他们社会权力的异化存在方式人格化。 (56) 最后，卢卡奇克服异化的观念在表象上突然停止。用卢卡奇的术语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以“物化的表象”和“物化的本质”为特征。相反，卢卡奇将物化的表象和自由的本质（社会财富在其“真实”现实中的直接生产过程）外在地对立起来。我之前同意卢卡奇将无产阶级的意识不是自由的而是物化的这一深刻见解作为他的出发点。不幸的是，当他试图从“物化的直接性”转向其更中介的规定性时，他放弃了这个有力的观点，最后将工人阶级意识的概念作为物化的一极（其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对象的直接表象）和自由的一极（其作为真实的具体主体的中介本质）之间的“相互渗透”。由于这一“辩证的”逻辑用两种对立直接肯定的统一表示矛盾运动（即通过自我否定的肯定） (57) ，卢卡奇没有发现革命主体性的出现是异化意识历史运动的内在结果。相反，正如克拉克（Clarke）的评论，为了“找到克服物化的基础”，卢卡奇不得不诉诸“仅存的没有物化痕迹的工人的‘人性和他的灵魂’”。 (58) 因此，对于卢卡奇来说，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不是一种意识到自身异化的异化意识（因而是对异化的资本社会关系的绝对否定），而是一种抽象的自由意识，它在资本主义压迫的外衣背后发现了其本质的自由（因而是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抽象否定）。 (59) 这样，他不得不作出如下结论，“这一改造本身却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的行动” (60) 。此外，卢卡奇过于笼统和模糊的“直接性和中介的辩证法”没有提示我们无产阶级存在的真实社会规定性，而它可以使其被赋予的抽象可能性具体化。经验的和被赋予的阶级意识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从一种阶级意识转向另一种阶级意识只能通过突然的、无中介的飞跃来实现。因此，卢卡奇最终在随后的文章中为这一困境提供了一种列宁主义的解决方案也就不足为奇了。阶级意识不再被视为无产阶级所有成员都具有的属性，而是一种抽象的、无实体的集体意识。 (61) 通过一个魔幻般的转折，他使政党成为具有真正阶级意识的主体。 (62) 这样，构成卢卡奇工人阶级意识概念的对立的两极（物化和自由）被分配给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其本身不能实现它的客观可能性，并且仍然陷于物化之中；政党领导人，没有解释就被宣称为辩证认识的承担者，因而也是自由的承担者。 (63) 革命现在被视为“阶级和政党”这两极“辩证的相互关系”的产物。 (64)
彻底批判卢卡奇的列宁主义需要另写一篇论文。我只能在这里提出两个主要缺陷。就历史的角度而言，正如费德里奇（Federici）所指出的，卢卡奇“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列宁主义的政党……是在这种政党正在失去其政治关联之时” (65) 。更为根本的是，仅凭无产阶级自觉革命行动的一般内容，就足以理解为什么它绝对不可能表现为自觉的行动组织与其执行相分离的制度化。这不仅仅是在抽象道德层面社会组织的激进民主形式优于等级制形式的问题。它只不过是关键性社会变革的物质性的结果，即生产关于人类变革行动作为再生产人类生活的普遍社会关系的社会特征的意识。换言之，它是这种集体的社会变革过程必然具有的自觉性质的结果，这一过程正是每个个体自觉变革实践的有机统一。只有这样，这种行动才能获得充分的变革力量。某些个体（比如“知识分子”）垄断自觉的社会行动组织只能表明一件事——社会其他成员在无意识地行动，不加批判地接受未来的领导人确实正在自觉行动的表象，无论两极之间的中介多么民主或领导人多么倾向于向大众的自发运动“学习”。 (66) 当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个体的自觉联合时，他是认真的。并且，这不是“想要”与他人联合或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本能地这样做的问题（更不是道德责任的问题），而是充分认识到在全部规定性中联合的社会必要性的问题。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什么在思想上对完成了人类新陈代谢整个过程（辩证法）的政治行动之社会规定性的再现，就其本质而言必须是集体阶级的产物，其生产涉及所有相关个人。 (67) 换言之，只有这样，辩证法才能建立起“意识与行动的真正纽带”。为了坚持列宁的政党理论，卢卡奇不得不割断这一纽带。
重新恢复阶级意识的规定性
简而言之，我认为可以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社会理论的贡献（包括价值和局限），简要且合理地描述为尝试为毫无生机的正统机械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补充一种主体性理论。如上所述，卢卡奇的脑力事业在于一种反思，旨在补充正统的解释，后一种解释中作为革命的经济“客观条件”发展的准确分析几乎未被触及。因此，卢卡奇决定将意识问题作为他研究的中心，并且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对资本特有的对象性形式和主体性形式的反思。与将资本主义社会对象性形式运动拜物教式地绝对化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相比，这无疑是重要的发展。然而，正是在卢卡奇这种尝试的出发点中就蕴含了其之后失败的萌芽。因为以独立论述主体性规定来补充对革命“客观条件”的传统分析这一观点，使得这样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两个维度之间的外在性变得明显。 (68) 这种外在性由于卢卡奇回答这个问题的特殊方式而更加明显。虽然我们可以理解为，卢卡奇关于客观条件的观点的所有反思一般指的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的规定性，但是他的革命阶级意识理论仅指形式从属的规定性。
避免卢卡奇这种误导性阐述缺陷的关键在于，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规定性不能分开发展。否则，只会导致实际上不可分割的东西的分离。因为消除资本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是同一物质条件的两面，这一物质条件是结束人类异化存在的革命性转变的必然性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使个人在他们的生活的再生产中，在他们的生活过程中处于上述状况（作为充分发展的社会的单个的人）的那些条件，只有通过历史性的经济过程本身才能创造出来；这些条件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条件，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些条件的两种不同的形式” (69) 。
因此，我们需要对“历史性的经济过程本身”的运动，也就是异化劳动（即资本）的历史运动进行真正辩证的论述。详细分析人的异化的主体性的发展显然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接下来我将概述我认为应当成为替代性方案的一般方面和原则。
首先，关于试图从唯物主义角度把握异化意识问题的这种批判方法的真正意义，有必要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深刻见解，即人类发展（及其意识的发展）的关键在于“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70) 。换言之，它是关于人的生产主体性的发展。
这第一个前提将我们引向替代性思路的第二个核心要素：资本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它的形式规定，也体现于一种特殊的物质规定。具体地说，资本将自由的个人劳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和自觉组织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当然，这两个方面——物质和形式——不一定被视为处于外在的相互关系中。需要把握的是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内在于其中的矛盾。卢卡奇正是在这里失败了。
因此，尽管资本是直接社会劳动力的历史生产者，但它的实现是通过使这种自觉的组织从属于异化为劳动物质产品属性的社会生活的自主运动，即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需要在其历史展开中分析，以研究工人阶级异化主体性的不同存在形式以及这种包含了其超越的必然性的存在的规定性。遗憾的是，《历史与阶级意识》没有辩证地分析形成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性的必然性的物质条件，后者根源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
一些作者将这种阐述解释（并接受）为卢卡奇非决定性的理论特征。 (71) 这种观点认为，革命意识的出现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客观规律”的机械结果，而且是向工人的生活经验“开放”。实际上，革命意识的发展只能是工人主体生活经验的结果（意识作为人的生产主体性的表现，还能在哪里得到发展呢？）。但关键在于工人的主体经验并不缺乏社会规定性，而是他们再生产自然生活的特殊方式的具体形式，即由历史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这些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往往表现为异化的形式，人类因而被确定为它们的人格化（即它们意识的承担者）。所以，借用马克思的论述，他们自己的生产主体性（并因而他们的意识）的发展是在“生产者的背后”发生的，因此表现为控制和生产他们的自主“决定性”过程，而不是他们自觉地支配他们的类存在的实现。所以，不论喜欢与否，工人阶级通过政治行动将权力人格化，这种权力现在属于异化的普遍社会关系，即资本积累。 (72) 在工人的政治行动过程中出现的性质不同的意识形式因而成为主体性的必要形式，这种主体性始于作为在工人阶级斗争中以具体形式出现的社会资本再生产规定性的人格化。依赖于阶级斗争在社会资本中的特殊作用，一种停留在更直接或更中介的表象上的意识趋于形成。因此，工人阶级斗争甚至可能表现为对阶级行动本身的否定（女权主义、民权运动）。更多意识的中介形式可能逐渐意识到他们的阶级特征，甚至变得高度激进，以表现为“革命的”（并因而将其余的工人阶级视为协助的“内部敌人”）。然而，这些主体性形式不能超越它们作为异化意识的具体形式，不能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规定性中解释它们自身的异化而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任何表象。因而，与此相关的是坚持抽象自由的表象却从属于某种形式的外在压迫的异化意识形式，与意识到自身异化本质的异化意识形式之间的区别。无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范围多么广泛，强度多么激烈，它都不能被确定为革命的，除非它是作为后者的一种表现。 (73) 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从它所有异化存在的痕迹中解放出来，其本身就是这种异化的一种具体形式。
那么，是什么异化的社会生活条件产生了通过工人阶级斗争而革命性地消除自身的历史必然性？如前所述，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运动中寻找。通过劳动物质条件的不断革命，资本按照一种确定的趋势不断改变工人的主体性：他们最终成为一般劳动者，即一个共同主体的器官，这个共同主体能够自觉支配他们的生活过程，因为他们有能力科学地组织任何机器体系以及任何社会合作形式的生产过程。 (74) 他们的生产属性的变化，是使劳动者通过作为工人的自我消除以及建构个人的自由联合而成为真正的社会个人的必要前提。 (75)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物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与生产关系相冲突。翻译成我们的表达方式，这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只是包括以下含义。人作为生产主体被生产出来，他/她充分认识个人能力和活动的社会规定性。因此，他/她不再将社会视为一种统治他/她的异化的、敌对的力量。相反，他/她将社会生活（即生产性合作）作为他/她的个性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形式的人的主体性必然与一种社会形式（资本）相冲突，这种社会形式将人作为私人的独立个体生产出来，结果他们将普遍的社会依赖性及其历史发展视为一种由社会劳动产品所承担的异化的、敌对的力量。只有当人类生产主体性发展的这些物质规定性出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时，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必要的社会权力以消除他们普遍异化的社会关系。因此，这一思路表明，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治意识只是它们生产意识的具体表现。
结论
现在，在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帝国》 (76) 的奇幻世界之外，只要匆匆一瞥当前无产阶级生产主体性的形式就足以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远不是组织“充分发展的社会个人”的生活过程的普遍社会关系。恰恰相反，它目前的存在方式显然是其对立面：不统一。此外，正如雅各比（Jacoby）正确指出的，这种分离既不可能被魔咒消除也不可能因愿望消失。 (77) 因此，工人仍然需要经历多年的斗争，“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 (78) ，为了发展社会力量，结束这种颠倒的社会存在。这并不是因为这些斗争本身能发展工人的革命意识，而是因为这些斗争迫使资本变革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从而变革工人的意识和意志，直至确定他们是革命的。 (79)
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必然时期，负责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批判性科学认识的集体劳动者的局部器官（即共产主义脑力劳动者）面临一项最紧迫的任务。需要辩证地研究工人生产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朝向充分发展的普遍性，通过它自身的否定而实现自身——的异化发展在当前的具体形式。 (80) 换言之，通过分割集体劳动者的不同局部器官，并且保持劳动者的生产属性（即使他们在脑力劳动者的情况下发展），劳动者悲惨地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物质形式所需。
毋庸置疑，这不是抽象的理论兴趣，而是发现政治行动形式的必要方法，这种政治行动可以中介工人的直接需要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即全球集体工人生产主体性的发展。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政治纲领中提出加速社会转型过程所必需的政治行动形式：社会资本作为国家财产革命性的集中化。 (81) 因此，他们可以提出，工人解放的进程在实质上是国际性的，但在形式上是民族国家性的。 (82) 然而我认为，在所谓的资本“全球化”时代，政治纲领的更新应该从修改这种表述开始。今天，阶级的政治行动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必须是国际性的。为内在于当前全球资本积累形式中的当代无产阶级的国际行动找到合适的具体政治形式是一项必要的集体事业，这是紧迫而不可避免的任务。
（钱梦旦 译）
()* * 本文出处：Guido Strarosta，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Action： On the Antinomies of Lukács' Thought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Science and Society， No. 1， 203， pp. 39-67。
圭多·斯塔罗斯塔，阿根廷国立基尔姆斯大学经济思想史教授和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理论、方法和主体性问题研究。
(1) Andrew Arato， Paul Breines，The Young Lukács and the Origins Western Marxism， London： Pluto Press， 1979， p. ix.
(2) Maurice Merleau⁃Ponty，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London： Heinemann， 1974.
(3) 因此，正如马丁·杰伊所指出的，“在卢卡奇的立场中隐含着将主体性还原为意识”（Martin Jay，Marxism and Total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Polity Press， 1984， p. 115）。关于从结构主义和康德主义角度批判卢卡奇的唯心主义，分别参见Gareth Stedman Jones， “The Marxism of the Early Lukács： An Evaluation”， in New Left Review， I. 70， 1971， pp. 27-64；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一种更为复杂和全面的批判可以参见Paul Piccone， “Dialectic and Materialism in Lukács，” in Telos， 11 （Spring）， 1972， pp. 105-133。尽管卢卡奇进行了自我批判，但是基尔敏斯特（Kilminster）提供了一种解读，否认《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存在唯心主义倾向。
(4) 参见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1， p. 1。
(5) 参见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1， p. 27。
(6)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1， p. 2.
(7) 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 73.
(8) 仍然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并未与传统理解完全决裂，他在评论中赞同传统理解，只是试图进行补充。参见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1， p. 173。
(9) 参见Robert Fine， Political Investigations.Hegel， Marx， Arendt， London： Routledge，2001， pp. 95-96。
(10)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 83.(https://www.daowen.com)
(11)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87.
(12) 参见Simon Clarke， Marx， Marginalism and Modern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 1991， pp. 315-316。
(13)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1， pp. 87-90.
(14) 参见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Harmondsworth： Penguin，1976， p. 486。
(15) 参见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Harmondsworth： Penguin，1976， pp. 547-548。
(16)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 88.
(17) 参见Jay Bernste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Novel. Lukács， 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s of Form， Sussex， England： Harvester Press，1984， p. 10。
(18) 参见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1975， p. 272。
(19) 参见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Harmondsworth： Penguin，1976， p. 548。
(20) Karl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Harmondsworth： Penguin，1973， p. 692.
(21) 马尔库什在1982年针对卢卡奇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提出了相似的异议。然而，他认为这一缺陷的基础在于融合了马克思两个不同的概念，即异化和物化。
(22) 关于这一点可参考Juan Iñigo Carrera， “Estado intervencionista y estado neoliberal： dos formas concretas de la misma especificidad dei proceso argentino de acumulación de capital，” in Centro para la Investigación como Crítica Práctica， working paper， 2000； Juan Iñigo Carrera， “La razón histórica de existir del modo de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y la determinación de la clase obrera como el sujeto revolucionario，” in Centro para la Investigación como Crítica Práctica， working paper， clacso.edu. ar/~jinigo， 2000。
(23) 参见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p. 546-547。
(24) 参见Juan Iñigo Carrera， “La razón histórica de existir del modo de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y la determinación de Ia clase obrera como el sujeto revolucionario，” in Centro para Ia Investigación como Crítica Práctica， working paper， clacso.edu.ar/~jinigo，2000。
(25) 参见Juan Iñigo Carrera， “La razón histórica de existir del modo de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y la determinación de Ia clase obrera como el sujeto revolucionario，” in Centro para Ia Investigación como Crítica Práctica， working paper， clacso.edu. ar/~jinigo， 2000。
(26)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 197.
(27) 生产过程的规模及其组织必然具有的科学性使资本家的主观能力无法自觉地管理劳动过程。参见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 1024。
(28) 实际上，大工业的发展通过生产相对于资本剥削所需的过剩人口，构成了第三种类型的主体性。尽管这是关键的一个方面，我也无法在这里论述它给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带来的影响。
(29) Karl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 700.
(30)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 89.
(31)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 89.
(32) 参见Andrew Feenberg， “Reification and the Antinomies of Socialist Thought，” in Telos， 10 （Winter）， 1971， p. 110。
(33) 参见Simon Clarke， Marx， Marginalism and Modern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1991， p. 318。
(34) 分析阶级斗争作为资本积累的一种具体形式，而非作为其抽象否定的特殊规定性，参见Juan Iñigo Carrera， “La razón histórica de existir del modo de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y la determinación de la clase obrera como el sujeto revolucionario，”in Centro para Ia Investigación como Crítica Práctica， working paper， clacso.edu. ar/~jinigo， 2000； Moishe Postone，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14-324。
(35)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 163.
(36) 索恩-雷特尔以更为清晰和深刻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通过明确地将表象思维追溯至商品形式的规定性，从而避免了卢卡奇的韦伯式解释。然而，索恩-雷特尔未经中介地将脑力劳动等同于占有性的劳动是具有误导性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异化形式与作为表象思维的科学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另一种论述，参见Juan Iñigo Carrera， “Capital's Development into Conscious Revolutionary Action. Critique of Scientific Theory，” in Centro para la Investigación como Crítica Práctica， working paper， clacso.edu.ar/~jinigo， 1993。
(37) 参见Jay Bernste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Novel. Lukács， 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s of Form， Sussex， England： Harvester Press，1984； Andrew Feenberg， “Reification and the Antinomies of Socialist Thought，” in Telos， 10 （Winter），1971， p. 93； Lucien Goldmann， Lukács and Heidegger. Towards a New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pp. 18-24。
(38)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 9.
(39)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 169.
(40) 参见Istvan Mészáros， Lukács' Concept of the Dialectic， London： Merlin Press，1972， p. 61。
(41) 参见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 150。
(42) 参见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p. 148-149。
(43) 参见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 51。
(44) 参见Stephen Perkins， Marxism and the Proletariat. A Lukácsian Perspective， London： Pluto Press，1993， pp. 170-172。
(45) 参见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1， p. 166。
(46) 参见Andrew Arato， “Lukács' Theory of Reiflcation，” in Telos， 11 （Spring）， 1972， p. 58。
(47)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 168.
(48)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 169.
(49) 参见Andrew Arato， “Lukács' Theory of Reiflcation，” in Telos， 11 （Spring），1972， p. 61。
(50)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 175.
(51) 参见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 177。
(52) 参见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 177。
(53) 参见Juan Iñigo Carrera， “La razón histórica de existir del modo de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y la determinación de Ia clase obrera como el sujeto revolucionario，” in Centro para Ia Investigación como Crítica Práctica， working paper， clacso.edu.ar/~jinigo， 2000。
(54) 参见Moishe Postone， “Necessity， Labor and Time，” in Social Research， 45 （Winter）， 1978， p. 781。
(55) 参见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p. 180-181。
(56) 参见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Ⅰ. Harmondsworth： Penguin，1976， pp. 716-724。
(57) 参见Juan Iñigo Carrera， “Capital's Development into Conscious Revolutionary Action. Critique of Scientific Theory，” in Centro para Ia Investigación como Crítica Práctica， working paper， clacso.edu.ar/~jinigo， Juan. 1993。
(58) 参见Simon Clarke， Marx， Marginalism and Modern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1991， p. 318。
(59) 关于卢卡奇所得出的无产阶级既在社会之中又在社会之外的结论，参见James Schmidt， “The Concrete Totality and Lukács' Concept of Proletarian Bildung，” in Telos， 24 （Summer）， 1975， p. 34。
(60)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1， p. 209.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译者注
(61) 参见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p. 317-318。
(62) 参见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 315。
(63) 参见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320。
胡迪斯（Peter Hudis， “The Dialectic and ‘The Party’：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Reconsidered，” in News and Letters， June， 2001； newsandletters.org/1.06essay.htm）尖锐地批判了卢卡奇的列宁主义。洛维（Michael Löwy，Georg Lukács. From Romanticism to Bolshev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给出了一个更为同情的解释，他试图将卢卡奇的一般观点作为对当时共产党的辩护。他的基本观点是，卢卡奇指的是一种“理想型”的共产党，而不是任何真实存在的组织。应当指出，除了这种解释具有方法论的缺陷以外，卢卡奇的政党概念即使接受这些限制条件，也还是有缺陷的。
(64) 参见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1971， p. 322。
(65) Silvia Federici， “Notes on Lukács' Aesthetics，” in Telos， 11 （Spring）， 1972， p. 144.
(66) 关于挽救列宁政党理论的一次创新但无效的尝试，参见Alan Shandro， “‘Consciousness from Without’： Marxism， Lenin and the Proletariat，” in Science & Society， 3 Fall， 1995， pp. 268-297。
(67) 因此，正是辩证认识的本质要求在思想中再现存在于每个个体行为独特性中的人类目的性活动的社会规定性。这就是为什么辩证认识就其形式而言是内在自我批判的。此外，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作为个体（尽管是极其聪明的个体）——其生活的时代远早于出现现实革命变革的物质条件的时代——只能发现工人阶级革命行动最一般的规定性。关于它更具体的形式，马克思一贯拒绝为未来社会描绘任何“蓝图”（当然，对于创造未来社会的革命行动组织也是如此）。
(68) 未能联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两个必要时刻，这可能是进入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家选择性地挪用卢卡奇上述著作的基础。一旦对于对象性形式与主体性形式的分析相分离，那么距离以文化批判的形式将后者的理论自主化就只差一步了。
(69) Karl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Harmondsworth： Penguin，1973， p. 832.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译者注
(70) Marx，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in Robert Tucker，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 New York： W. W. Norton，1978， p. 150.
(71) Andrew Arato， “Lukács' Theory of Reiflcation，” in Telos， 11 （Spring）， 1972， pp. 25-66； Andrew Feenberg， Lukács， Marx and the Sources of Critical Theory， Oxford， England： Martin Robertson，1981.
(72) 这里我指的是形成作为异化的社会生活主体的资本。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这种异化的过程包含了相应的对象性形式和主体性形式的统一。就对象性而言，它表现为客观的“经济力量”和明显具有超越性的国家权力。就主体性而言，它作为异化的主体性存在，表现为具有自由意识和自由意志，与那些社会对象性模式对自由确认的明显外在强制性相冲突。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论述革命意识最终陷入这种神秘化时，卢卡奇的表述与之相近。
(73) 只有辩证认识蕴含着发现这种社会规定性的批判性力量。
(74) 似乎我是在用脑力劳动者代替体力劳动者作为革命主体。恰恰相反，我的观点是，关键不在于抽象地将脑力劳动与直接体力劳动相对立，以使一种劳动优于另一种劳动，而在于抓住资本历史地发展这两个劳动过程必要时刻的矛盾形式。正是通过加剧二者的分离，资本倾向性地消除体力劳动在社会生活再生产过程中质和量上的权重。因此，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改造最终达到一点，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离不能在物质上取得作为组织人类生活过程的一种形式。所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如今的直接社会生产体的每个局部器官的个人主体性中重新结合，但是前者表现为对象化的社会认识（即科学），而不是劳动者直接的主体生产经验的产物（如前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的情况）。而且，从已有论证的角度出发，应该清楚，这一过程也包含了科学方法的转变，使认识具有辩证认识的形式。在《资本论》中，这一过程是暗含的，只是作为一种抽象可能性被附带提及。参见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p. 616-619。这个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得到更清晰的阐述。参见Karl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p. 690-712。
(75) 在卢卡奇的著作中，充分发展人类个体的观念是存在的。但是，它却被唯心主义地展开为一个伦理问题，而不是关于生产主体性问题。参见Robert Lanning， “Ethics and Self⁃Mastery： Revolution and the Fully Developed Person in the Work of Georg Lukács，” in Science & Society， 3 Fall， 2001， pp. 327-349。
(76)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77) Russell Jacoby，“Lenin and Luxemburg： Negation in Theory and Praxis，” Radical America， 6 （September⁃October）， 1970， p. 21.
(78) Karl Marx， “Revelations Concerning the Communist Trial in Cologne，”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I.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1979， p. 403.
(79) 因此，正如勒波维茨指出，这不是工人革命意识发展的两个不同基础的问题：一个是劳动过程，另一个是阶级斗争。确切地说，这是通过他们的政治行动来发展他们表现为具体形式的生产主体性。参见Michael Lebowitz， Beyond Capital：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Macmillan， 1992， p. 143； “Michael Lebowitz， Review of The Incomplete Marx，” （Felton Shortall），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3 Fall， 1998， p. 174。
(80) 奈格里和哈特“非物质劳动者”理论的缺陷之一，正是他们将充分发展的社会个人的规定性外在地强加于仍然代表着对它的否定的当代集体劳动者。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宣称这时我们（终于！）到了资本的最后阶段。从物质的角度，资本已经被视为社会寄生虫，我们现在必须等待大众最后的“政治重组”。暂且不管他们后现代的说辞，难道他们没有回到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传统分离中吗？
(81) 因此，传统的改革与革命之间的对立没有抓住重点。对这两个概念的一般理解是，它们属于资本主义向个人自由联合的逐步转变的不同时刻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这种转变表现为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不同形式，当我们将这些转变从它的具体规定性中抽象出来时，它就会出现。正如查托帕德亚（Chattopadhyay，“The Ecnomic Content of Socialism：Marx Vs. Lenin，”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1992，24：3&4，p.94）深刻指出的，“在这种深刻的辩证意义上，资本主义本身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因此，即使“无产阶级专政”也不直接包含对资本的超越，而是后者充分发挥作为它自身异化属性的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潜能之下最发达的形式（同上书，p.95）。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它才是旨在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一个必然时期。
(82) 参见Marx，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Selected Works， 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1989， p.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