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一个现实的概念？
［德］拉尔·耶吉
物化原则仍然是流行的吗？它是否像吕迪格·丹内曼所表述的那样，“是迄今为止对我们世界状况最可信的描述之一”？初看起来，支持此观点的证据似乎不多。这个词的吸引力——可以说理论上的性魅力——似乎接近零。目前的物化诊断，既没有在哲学讨论中也没有在社会学的时代诊断或政治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如文献研究表明的那样，物化在20世纪70年代最后一次真正地流行，但与高跟鞋相反，它未再度复兴。此外，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物化理论“被驳斥少于被取代”也是有可能的。反过来说，物化概念本身就依赖现实的经济发展趋势。它的现实性及其暂时的流俗化运用绝不仅仅基于分析的精神，也总是带有唤醒感情的成分。由此可见，如果今天这个概念的社会哲学解释力似乎耗竭了的话，那么，不再有物化了吗，或者仅仅不再有它的概念了吗？如果我们放弃将其作为关于社会批判性交流的媒介，那么我们将会失去什么？如果物化理论能够证明它展示了那些其他我们没有充分理解的现象，那么它就是现实的。
但是，什么是“同感谬误现象”？最初的直觉表明了一种多样性的混合：从有偿“代孕”到公共空间商品化的“商业化”最新发展，信息技术化和现实的“调节”，官僚化、社会冷漠以及工具理解性社会关系的增加；重点是从众行为、“非真实性”和社会角色行为。并且人们可能会隐约地产生一种印象，即社会的主流情绪是由一种“无力感”塑造的，这与物化的经典阐释相对应，即“将人转化为对象”（以色列），这个对象被动地成为其行为的观察者。 (1) 也许这个概念的隐喻丰富性一直认同一个前提，即在物化诊断中的全部批判和所有的不适——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尤其像生活在现代世界中一样——都能联系起来。但即使是这样，也很难认识到这些现象的共同点。
物化概念诱发了一种误判的类型。某些东西并不是物但却被视为物。这导致了一种后果。人可以支配事物，例如事物可以被让渡或出售。事物没有目的，而作为我们支配的手段。同时事物也是可被人使用和工具化的对象。事物是无生命的，不是独立性的存在也没有自由意志。并且，我们与纯粹性事物的关系，如果不再度使其“人格化”，则是冷漠的和客观的。另一方面，从独立性意义上说，事物正是以它的不可用性来突出的。作为一个对象它是独立的，这是不可动摇的给予的东西。所有这些时候，一方面是工具化、能力退化和事物化（被贬低为无生命的和贫困的）；另一方面是真实的社会事件的归化和独立，让我们把上述现象理解为物化。诚然，很容易看出，物化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可能是在这里事物性被列举的发生时刻，也可能本身就关涉人、人的本质、活动、社会关系及实践或者事物。并且，一方面，将所有这些层面结合在一起的思考使该概念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需要澄清一种关系。同样，物化实践中到底存在哪些规范化问题？是什么导致物化存在缺陷？这些问题是尚未被回答的。事实证明，这种在作为“范畴缺陷”的物化观察中的描述性和规范性成分的混淆，是让人困惑的。尤其是在由此产生的问题上，必须进行概念的重构。“人”作为“物”被对待，将其视为可用的对象而不是一个人。在这里，物化是一种违背了绝对命令的工具化形式。但是，只要针对人的本质和活动，物化的诊断和批判争议更大。是否清楚人有哪些自我的部分不能被让渡而无法被物化？并且一定有些什么是危险的，比如当女性的生育能力市场化：她们的自决权或者她们的道德人格是否完整？甚至“情感的商业化”也很容易追溯到真实性的基本概念。在越来越多的关于生活领域“商品化”的讨论中，特别是在那些批判交锋的领域中，它们习惯于被作为人们个人的、非工具化的、被市场排除的领域来观察，也就是说这将触及广泛而缓慢的直觉。但这些并非无可置疑的。事实证明，这都是建立在那些确实是争论不休的对自我实现和个人认同的理解基础上的极其复杂的伦理学问题，人们不会追溯到对“人类存在”的宗教或传统理解。物化诊断的其他方面也表明是有问题的。如果社会（以前是个人的）关系的事物化被批判为物化，这会否认一种矛盾心理：毕竟物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漠的疯长，正如西美尔那令人印象深刻的阐述一般，意味着总是能获得自由。但是，冷漠和一种破坏团结的形式的界限——这种形式可以被作为社会关系（在其中，除了社会实践的破坏之外，也会导致个人认同基本条件的削弱）工具化来批判——需要更进一步来明确。
首先那些概念的运用是相当困难的，这种运用将能力退化的动机视为间接性和人为性。如果这里将新媒体的涌现理解为物化和真实经历的“异化”，这是以一种直接的表象、直观性的美化和无法保持的原始丰富经验为基础的。例如，为什么关系在网络中比它在乡村小酒馆中更加物化（或者异化）呢？就像消费批判的某些形式（最喜欢的例子就是十分常见的麦当劳）那样，这些文化批判转向的分析性范畴太少，而不足以对“成功经验”及其关系的条件进行论述。将物化描述为一个独立的方式，丝毫不会减少问题。隐喻地说，社会进程以及制度获得了不依赖于其创造者的独立性存在，就人类的造物而言，它看起来像是准自然的，显得是强制的和不可改变的。那么，物化意味着一种事物化统治的关系和个人权力的消解。这不仅在“必然区别”的暗示（和制度的“释压”）上，也在基本的主体理解、人类作为其世界的“生产者”的必胜论以及批判所基于的可预见性概念上，都是存在疑问的。透明性和可认识性也都成了问题。那么，物化概念的重构就必须以行为结果的无效性以及世界自治关系和他治关系中的张力作为理论主题。(https://www.daowen.com)
这里概述的问题可能表明，物化理论的衰落不仅是被排挤的结果，而且也是对在物化概念中本身论证的不足做出的反应，以至于物化概念的“复兴”不得不对变化了的理论前提（“主体哲学”的批判、历史哲学争论的过时、“本质论”问题以及人类学论证）做出反应，正如对变化了的社会条件做出反应。因此，不仅物化批判基本的背景理念及其所隐含的伦理观需要被公开，而且批判标准本身在这里也存在争议。
此外，还可以揭示物化概念的潜力。如果物化导致“个体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行为”（哈贝马斯），那么物化批判则展示了它在这方面的优势，即对意义缺乏和自由丧失、冷漠以及权力消解进行联动考察。同样，为了能够将自身视为“自己行为的创作者”，需要两个方面的内容：自我确证的能力；同时也需要有意义地提及世界的可能性，这个世界证明了一种可能的行为空间。主题是对自我确证而言的超个人的条件，像“自我实现”和个人存在维度一般，其发展需要以非工具化的关系存在为前提。如果物化批判考虑到了生活形式的内在强制性，而没有对“美好生活”提出很实质性的（和潜在的文化批判性的）设想，那么它可能会重新回到在政治自由主义氛围中被抛弃的领域。或许“物化原则”不再是针对所有困扰问题的万能钥匙，但是，这开放了一种“伦理批判”的可能性，这种批判可以抵制公共中立和个人浪漫主义中的不良分歧。
（吴婷 译，李乾坤 校）
()* * 本文出处：Rahel Jäggi， “Verdinglichung⁃Ein aktueller Begriff，” in Jahrbuch der Internationalen Lukács⁃Gesellschaft 1998/1999， Paderborn： Institu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Lukács⁃Institut， 1999。
拉尔·耶吉（1967— ），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本体论和批判理论研究。
(1) 所有这些都发生于个人责任及其动机假定的社会氛围，选择范围的扩大和真实性的复归以及进入管理手册内部的“整体性”之中，这些情况对物化诊断来说顶多是“错误的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