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与资本主义辩证批判
［加］莫伊舍·普殊同
一
近几十年来，发达工业社会的历史变革（如苏联解体和共产主义的失败）以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兴起，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历史动态和全球变革议题的关注。这些历史变化表明需要恢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关注，而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盛极一时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并没有充分解释它们。
格奥尔格·卢卡奇杰出的文章《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可以作为这样一种理论复兴的出发点。 (1) 在这篇文章中，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做了丰富而严谨的批判分析。然而，卢卡奇理论的某些方面与这种分析相悖。不过，正如我将要论证的那样，他的理论方法如果被批判性地挪用，就可以作为一种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基础，这在今天是有意义的。这种理论可以避免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缺点，重塑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与今天其他主流批判理论的联系。
卢卡奇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的概念框架与马克思主义的大多数观点大相径庭。作为一种政治的和理论的介入，卢卡奇的文章果断地拒绝了正统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和其对线性历史过程的信仰。在卢卡奇看来，这种立场是社会民主党政治性和世界历史性失败——既未能在1914年阻止战争，也未能在1918—1919年带来根本性的历史变化——的深层理论根据。通过重申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维度，注重主体性的重要性和实践（praxis）的中心地位，卢卡奇实现了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断裂。他的文章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恢复成一种强有力的社会理论，一种辩证的实践理论。
处在卢卡奇的实践理论中心的是，他对马克思成熟的批判范畴（如商品）的挪用。在这一范畴方法的框架内，实践不是简单地与结构相对立，而是也建构了结构。 (2) 通过挪用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并将它置于其对资本主义批判性分析的正中心，卢卡奇有力地论证了社会生活的主观维度和客观维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两者都由实践的规定形式所建构。换言之，卢卡奇将马克思成熟的批判范畴把握为具有远远超出仅仅是经济范畴的意义，他把它们阐释为现代社会生活形式的范畴——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 (3) 在这一方面，卢卡奇的方法与马克思的方法类似，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把这些范畴称为Daseinsformen（存在的形式）和Existenzbestimmungen（存在方式的规定）。 (4)
在这种范畴挪用的基础上，卢卡奇发展了一种有关意识和知识的复杂的社会理论，这需要对笛卡尔主义、主—客体二元论进行根本的批判。他的实践理论使其主张，主体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辩证过程的产物。 (5) 因此：
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就不是说它们是互相“符合”，互相“反映”，它们是互相“平行”或互相“叠合”的（所有这些说法都以隐蔽的形式包含着僵硬的二重性的思想）。它们的同一在于它们都是同一个现实的和历史的辩证过程的环节。 (6)
在卢卡奇的范畴性分析的框架内，“意识……就是这种（历史的）生成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基本的组成部分” (7) 。
在分析意识和历史的相互关联性时，卢卡奇首要关注的就是勾勒出革命的阶级意识的历史可能性。同时，他对近代西方哲学进行了精彩的社会、历史分析。在卢卡奇看来，这种思想试图解决其（资本主义的）背景下特有的抽象生活形式产生的问题，然而却依然受制于这一背景的表象形式的直接性。因此，哲学思想将其背景所产生的问题误认为是超历史的和本体论的。 (8) 卢卡奇认为，正是马克思首先充分地解决了近代哲学曾试图解决的问题。他是通过改变这些问题的术语（terms），将它们社会地、历史地建立在如商品等范畴所表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基础之上来实现的。
卢卡奇恢复了这一分析模式，制定了对近代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批判。在社会性地、历史性地分析这种思想时，他并没有依据对阶级利益的考虑来进行分析。卢卡奇没有聚焦在思想对于如阶级统治等社会统治体系的功能，而是试图将这种思想的本质建立在构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商品、资本）的特殊性上。卢卡奇对社会形式的分析力图把生活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内在地联系起来。
这种对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的挪用，决定性地告别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概念。这种概念本身就是二元论的——基础被理解为社会客体的最根本层次，上层建筑则被认定为社会主体。卢卡奇的方法也与另一位伟大的实践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不同，因为他把思想形式和社会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而不是把它们的关系视为是外在的或是用功能主义的（functionalist）方式来处理它们的关系。换言之，卢卡奇的方法可以作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形式本质的出发点。它不仅阐明了这些形式的霸权功能，而且勾勒了一种关于主体的历史性规定形式的总体（overarching）框架，而在这个框架内，与阶级相关的分化（differentiation）发生了。
卢卡奇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所发展出的方法，不仅为一种有关主体性的复杂的历史理论提供了基础，而且暗自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切那里转移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焦点。就此而言，可以将卢卡奇的分析理解成试图发展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反性的（self⁃reflexive）批判理论，它将充分适用于与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关联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巨大变化。它是以回应经典社会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方式而得以实现的。
众所周知，与经典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界（vision）不同，在世纪末的转折点上，主要的社会理论家们如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主张，依据市场和私有财产不能充分地分析现代社会了。他们把他们所关心的东西指认为现代社会更根本的特征：涂尔干强调分工，韦伯关注合理化和科层化的过程。对他们而言，市场和私有财产的废除不足以根本变革现代社会，甚至只会强化它更加消极的方面。
这些现代性理论可能已经对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做出了回应，但它们还试图设法解决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变革——从19世纪自由主义的构型（configuration）转变到20世纪组织化的、科层化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形式——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和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将卢卡奇的方法理解成试图通过把韦伯和涂尔干这样的理论家们的关注点嵌入一种有关资本主义的更加庞大的理论，来把握这些理论家们当时试图解决的历史变化。
更确切地说，卢卡奇采用了韦伯依据合理化的过程对现代性特征所做的描述，并通过挪用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分析，将这些过程历史性地作为构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基础。因此，卢卡奇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一开始便主张，铸造现代制度的合理化和量化过程源自商品形式。 (9) 卢卡奇追随着马克思，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描述为时间对人的统治，并把生产的工厂组织看作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的浓缩版。 (10) 这一结构表现在现代科层制的本质之中 (11) ，并导致了与此相应的国家形式和法律体系。 (12) 通过以这种方式立足于合理化的现代过程，卢卡奇试图表明韦伯所描述的现代生活的“铁笼”并非必然伴随任何现代社会形式，而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它是可以被变革的。
卢卡奇论物化的文章展示了基于范畴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的力量与严谨，这种批判理论既是一种有关文化、意识和社会的内在联系的理论，也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的批判超越了对市场和私有财产的关注，即超越了对阶级统治和剥削议题的关注。它力图批判性地把握和立足于社会合理化和量化的过程，以及一种抽象的权力和统治模式，这种模式无法依据具体的个人统治或群体统治而得以充分理解。也就是说，卢卡奇的分析所蕴含的资本主义概念比起传统的资本主义概念——一种基于私有财产和市场的剥削体系——要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甚至，他的资本主义概念意味着后者可能最终并非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此外，卢卡奇的分析提供了一种大多数有关现代性的讨论所缺乏的概念上的严谨性。它表明“现代社会”根本上是一种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描述性术语，并可以被更严谨地分析为是资本主义。
然而，卢卡奇没有兑现他所勾勒的那种范畴性批判的承诺。尽管《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根本上比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更丰富、更充分，但它最终依然受制于理论的一些根本预设。这削弱了卢卡奇试图制定一种充分适用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努力。
二
我所说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指马克思主义中某种特定的历史趋势，例如正统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泛指所有本质上是从市场经济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所构成的阶级关系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分析。统治关系首先被理解为阶级统治和剥削。在这种一般框架内，该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被阐释为私有财产和市场）和生产力（被阐释为工业生产方式）之间日益加剧的结构性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的特征。
这种矛盾的展开使一种新的社会形式成为可能，这可以从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和工业化背景下的计划经济来理解——也就是说，从一种与工业生产相适应的公正的、自觉的分配方式来理解。后者被理解为一种技术过程，尽管资本家为了他们的特殊目的而使用它，但它本质上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的；它可以为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而被使用。
这种理解受制于一种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范畴的规定性解读。例如，他的价值范畴被普遍阐释为试图表明人类劳动无时无地不在创造社会财富，并且构成了半自动的、市场调节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基础。根据这样的观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通过证明在资本主义中，剩余产品由劳动独自创造并被资产阶级占有，从而证明了剥削的存在。因而，在这种一般框架内，马克思的范畴本质上是关于市场和私有制的范畴。 (13)
这种理论的核心是一种对劳动进行超历史的和常识性（commonsensical）的理解，劳动被理解为一种以目的为引导的中介人和自然的改造物质（matter）的活动，也是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如此理解下的劳动被假设为所有社会的财富之源，建构了真正普遍性的和真正社会性的东西。但是，在资本主义中，劳动受到特殊性关系和碎片化关系的阻碍而无法完全实现。超历史理解下的“劳动”在理论上和社会上都建构了这一批判的立场。解放在这样一种社会形式中实现，在其中，摆脱了市场和私有财产之枷锁的超历史的“劳动”，公开地成为社会的管理原则。（当然，这个概念必然与作为无产阶级“自我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系。）
应当指出的是，在这种一般框架内，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范畴性地表示为价值和剩余价值）与内容（工业生产，或更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只是偶然地联系在一起。未来的社会将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内容剥离了扭曲的资本主义形式，实现其自身（coming into its own）。（然而，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形式和内容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一基本的框架内，有着一系列非常不同的理论的、方法论的和政治的方法。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方法分享着关于劳动的基本假设以及上面概述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它们依然受制于我称之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
就这些因素而言，卢卡奇的思想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张力。一方面，他对商品形式的关注为一种打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框架的资本主义批判留有余地。另一方面，当他解决克服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时，他已经求助于作为历史的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概念。 (14) 但是，这个想法受制于对资本主义的传统理解，其中，劳动被视为批判的立场。而且，难以看出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概念是如何指向一种历史变革的可能性的，即变革现代制度的量化的、合理化的（rationalized）和合理性的（rationalizing）特征（卢卡奇将之批判性地分析为资本主义的特征）的可能性。
因而，在卢卡奇的文章第三部分中的无产阶级理论，似乎与文章第一部分中所呈现的更深层次的、更广泛的资本主义概念相冲突。这表明，要么卢卡奇的无产阶级理论违背了他的范畴性分析，要么他的范畴性分析本身是不充分的。也就是说，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卢卡奇对马克思批判范畴的特殊理解，是否足以支撑他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所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的丰富的批判性理解。
我将论证，卢卡奇对这些范畴的理解确实是有问题的，这与他那被其他人批判为教条主义和神话的无产阶级理论是相一致的。 (15) 不过，他关于资本主义和范畴性分析的更加广泛的概念，与他对范畴的特殊理解和他的无产阶级理论是可分开的。但是，要想挪用前者（卢卡奇的巨大理论贡献）需要批判性审视他的商品概念，这一概念据称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范畴。
我将论证，卢卡奇基本上把握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术语中的商品，结果是，他的范畴性分析概括了一些他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尽管卢卡奇对二元论进行了历史—社会的批判，但他对商品的理解也是二元论的。它再现了他所批判的形式和内容的对立，并暗自将实践与形式化的社会结构对立起来，这与辩证地理解实践建构结构，反过来结构又建构实践是不一致的。
对商品的另一种理解将允许一种对资本主义的范畴性批判实现分析在概念上的严谨和力量，这种分析在卢卡奇杰出的文章中被提出同时又被削弱。并且我将主张，尽管卢卡奇巧妙地挪用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的分析在根本上不同于卢卡奇的分析，并且为这样一种替代性理解提供了基础。不过，我将概述的对马克思的分析的阐释本身就得益于卢卡奇丰富的一般方法，尽管它违背了卢卡奇对范畴的特殊理解。
为了接近马克思与卢卡奇对商品的理解之间的差异，我将简要地分析他们用以批判性地阐释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同一的历史主—客体——的显著不同的方式。 (16) 我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证实马克思的阐释不同于卢卡奇的阐释，而是为了阐述这些差异对理解这两种批判理论的根本范畴即商品的影响。通过阐述这些差异，我希望指出卢卡奇的方法的力量可能被挪用来实现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更彻底的决裂，为今天对资本主义进行更充分的批判开辟可能性。
三
众所周知，黑格尔试图克服古典理论的主—客体二分法，在他的理论中，所有的现实，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是主体的还是客体的，都由实践所建构——由客体化的精神的实践，由世界历史的主体所建构。借由一个外化（externalization）或自我对象化（self⁃objectification）的进程，精神建构了客观现实，与此同时也反过来建构了自身。因为客体性与主体性都是精神在其辩证展开中所建构的，因此，它们具有相同的实质，而非彼此差异：它们是属于一个同质性的普遍整体——一种整体性的不同片段。
因而，对黑格尔来说，精神既是主体的亦是客体的——是主—客体的同一，“实体”同时就是“主体”：“活生生的实体是一个存在，这个存在就其真理而言是一个主体，或者换个同样意思的说法，这个存在就其真理而言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实体是一个自己设定自己的运动，或者说一个以自身为中介而转变为另一个东西的活动。” (17)
这一自我运动的实体/主体（精神）在其辩证展开中建构客体性与主体性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建立在总体性的内在矛盾之中。就黑格尔而言，这一自我客体化的历史过程是一个自我异化的过程，最终将导致精神重新占有其展开过程中所异化了的对象。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具有一个终点：精神作为一个总体性的（totalizing）以及总体化的（totalized）主体而实现自身。
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以一种“唯物主义”的方式挪用了黑格尔的理论，以此将实践范畴置于一种辩证的社会理论的核心。卢卡奇将黑格尔的精神概念阐释为人类学术语，以“唯物化”（materialized）的黑格尔方式来定义无产阶级，将其作为历史进程的同一的主—客体，作为历史的主体，它通过其劳动建构了社会世界及其自身。与此相关的是，卢卡奇将社会分析为传统理解上的一个由劳动建构的总体。在卢卡奇看来，这一总体的存在被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碎片性和特殊性所掩盖。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秩序，作为历史的主体的无产阶级将实现其自身，它所建构的总体性也将实现其自身。因此，总体性和劳动为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分析提供了立场。 (18)
卢卡奇对范畴的阐释和对黑格尔的解读，尤其是他将无产阶级等同于同一的主—客体概念，常常被认为与马克思的立场相一致。 (19) 而事实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试图将黑格尔力图用他的精神概念来把握的东西建立在社会和历史之上。但是，仔细阅读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在其成熟期的著作中对黑格尔的挪用在根本上不同于卢卡奇对黑格尔的挪用，即不同于卢卡奇肯定性地看待总体性，将其作为一种批判的立场，并将黑格尔的同一的主—客体等同于无产阶级。这反过来表明了他们的范畴性分析之间的一些根本的差异。
例如，在他的早期著作《神圣家族》（1845）中，马克思批评了“实体”的哲学概念，尤其是黑格尔将“实体”作为“主体”这一理解方式。 (20) 但是，在《资本论》的开头，他自己分析性地使用了“实体”的范畴。他指出，价值拥有一种“实体”，并把它认定为抽象人类劳动。 (21) 因而，马克思不再认为“实体”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实体化（hypostatization），现在则把它设想为价值的属性，即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形式的属性。对马克思而言，“实体”现在是对一种确定的社会现实的表达。在《资本论》中，他从他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范畴逻辑性地展开商品和货币形式，以此来研究这一社会现实。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开始分析他的资本范畴所表达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他首先依据价值确定资本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当他的论述进行到这里时，马克思提出了资本的范畴，明确地把它与黑格尔的精神概念联系起来：
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这样就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但是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自行增殖着。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 (22)
马克思显然将资本描述为一个自行运动的实体，也即主体。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体确实存在于资本主义中，但他并未将其等同于任何社会群体，如无产阶级，也未将其等同于人性。相反，马克思依据社会关系的结构对其进行了分析，这些结构由客体化的实践形式建构，并被资本的范畴把握。他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关系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类型——它们拥有了黑格尔赋予精神的那种属性。
马克思依据资本范畴对历史主体所进行的阐释，表明位于他的批判中心的社会关系不应该从根本上依据阶级关系来理解，而应该依据一种由价值和资本范畴表达的社会中介形式来理解。因而，马克思的主体与黑格尔的主体一样，是抽象的，而且不能被等同于任何社会角色。此外，它以独立于意志的方式在历史中展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依据一种发展的辩证法来分析资本主义，这种辩证法独立于意志，并因此将自己表现为一种逻辑。他将这种辩证逻辑的展开视为异化的社会关系的真实表达，尽管由实践建构，但还是以似独立的形式存在。他并未把这种逻辑分析为一种幻觉，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功能的一种统治形式。马克思现在把历史的辩证逻辑分析为资本主义的功能，而不是分析为人类历史本身的特征。
作为主体，资本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主体”。黑格尔的主体是超历史的，并具有认识能力；而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它是历史规定的，并且是盲目的。资本，作为一种特定实践形式所建构的结构，反过来也能建构社会实践与主体性的形式；作为一种自我反思性的社会形式，它可能会引起自我意识。但与黑格尔的精神不同，它自身并不具有自我意识。换言之，主体性与社会历史主体必须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区别开来。
将同一的主—客体认定为社会关系的规定性结构，这对于一种主体性理论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我们所见，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将同一的主—客体概念（黑格尔试图克服古典的主—客二分法的认识论）等同于某种社会角色。相反，马克思改变了认识论问题的术语，从有认识能力的个人（或超个人）主体及其与外在（或外化的）世界的关系，转向了社会关系的形式，这种形式被视为社会主体性与客体性的规定。 (23) 知识的问题现在成了社会中介形式与思想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与卢卡奇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的挪用非常不同。后者无疑将“劳动”确立为主体的构成性实体，它受到资本主义关系的阻碍而无法实现自身。这里的历史主体是一个资产阶级主体的集体化版本，通过“劳动”建构起自身以及世界。也就是说，“劳动”的概念与资产阶级主体（不论它被阐释为个人还是某个阶级）的概念具有内在的关联。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与上述立场所持的前提条件截然不同（尽管它依旧在社会主义传统中盛极一时）。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关系是外在于主体、阻碍了主体的充分实现的东西；相反，在他的分析中，正是这些关系建构了主体。正是由于它们独特的、似客体性的性质，这些关系才建构了黑格尔所谓的历史主体。这一理论转向意味着，马克思的成熟理论既未确立又未断言某种历史元主体（meta⁃Subject）（它将在未来社会中实现自身）的观念，如无产阶级。事实上，它隐含了对这种观念的批判。
关于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在马克思与卢卡奇之间存在着类似的差异。在卢卡奇看来，社会总体性是由“劳动”建构的，但资本主义关系把它掩盖、碎片化，并阻碍了它的自我实现。它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现状的批判立场，并将在社会主义中实现。但是，马克思将资本作为历史主体的规定范畴，表明构成它（资本）的总体性和劳动已经成为他批判的对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由一种同质性的社会“实体”建构的。因此，它作为一个社会总体而存在。其他社会形态不具有这样的总体性，它们的根本社会关系不是同质性的。它们无法以“实体”的概念来加以把握，无法从一种单一的结构性原则中展开，也没有显示出一种内在的、必然的历史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而非无产阶级或人类，是总体的主体。这一想法清楚地表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中包含的不是对总体性的实现，而是对总体性的废除。由此，推动他的总体性展开的矛盾观念也必须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它不是推动总体性朝向其完全实现的方向前进，而是朝向其历史性废除的可能性方向前进。也就是说，这一矛盾通过指向对总体性的超越来表达总体性的暂时性。
资本作为历史主体的规定符合一种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向性动力的分析。这种分析参照社会关系来把握资本主义的动力，这种社会关系由结构化的实践形式建构，获得了一种准独立的存在状态，并使得人们服从于准客观的强制。这一立场拥有解放性的时刻，是那些或明确或隐含地将历史主体等同于劳动阶级的立场所不具备的。这些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阐释将阶级或人类确立为历史主体，它们似乎由于强调了实践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而强化了人类的尊严。然而，在这里所概述的阐释框架内，这些立场只具有表面上的解放性，因为历史逻辑的存在本身就是他律的、异化实践的表达。此外，对主体的彻底实现的呼唤，只能意味着一种异化的社会形式的彻底实现。很多当下流行的姿态也是如此，它们否定总体性的存在，以解放的名义批判对总体性的肯定。这些立场忽视了异化的社会结构的现实，也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趋势；因此，它们无法制定一种对现存秩序的充分的批判。换言之，这些主张总体性存在，但是以肯定方式存在的立场，与那些为了拯救解放的可能性而否认总体性本身的存在的立场是相关的。两者都是片面的：它们假定了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在承认总体性的存在与肯定总体性之间有一种超历史的同一性，尽管是以相反的方式。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则将总体性作为一种他律的现实进行分析，以揭示废除总体性的条件。
因此，马克思的成熟批判不再需要像卢卡奇那样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的”、人类学的颠倒。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这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辩护”。马克思隐晦地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正是它的唯心主义特征。它表达了一种由社会关系结构建构的社会统治方式，由于这些结构是异化的，因此它们获得了一种相对个体而言准独立的存在状态，又因为它们特殊的二元性，而具有了辩证的属性。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历史主体是异化的社会中介结构，它建构了资本主义形态。
卢卡奇在社会理论中对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和辩证法的肯定，可能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进化论、宿命论与决定论倾向进行了有效的批判。然而，在马克思对资本范畴的最初规定所提出的框架内，这一理论并不构成在历史否定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相反，它指向的是一种更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更新的构型形式对早期资产阶级分配关系的历史性克服，即一种显然更具体的形式取代早期的、显然更抽象的总体性。如果把总体性自身理解为资本，那么这种批判表明，在其深处，它将导致资本作为一种似具体的总体性而得以彻底实现，而非导致其被废除。
四
因此，尽管马克思和卢卡奇都挪用了黑格尔的同一的主—客体的概念，但两者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差异。卢卡奇将这一概念社会性地把握为普遍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而马克思则将这一概念社会性地把握为普遍的中介形式，即资本。对卢卡奇而言，在未来作为解放基础的东西，则是对马克思而言在现在作为统治基础的东西。
这种对立，对于一种充分的范畴性批判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前面，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有可能像挪用卢卡奇对主体性的严谨的范畴性分析那样挪用他更宽泛的资本主义概念，将它们与卢卡奇对范畴的具体理解和他的无产阶级理论分离开来。我所概述过的那些差异表明了这种分离的可能性。马克思最初用以描述资本（即自行增殖的价值）范畴的术语，也是黑格尔用以规定他的同一的主—客体概念的术语，这表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最基本的范畴可以并且应该得到与卢卡奇的解释不同的解读。它表明，在对范畴的不同理解的基础上，卢卡奇所概述的那种对现代性严谨的范畴性批判是可能的。
卢卡奇是如何理解商品的？尽管他明确提到“商品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核心结构问题” (24) ，但是他没有直接分析这个范畴本身。不过，重建他的理解是可能的。众所周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范畴，它的特征是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 (25) 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的分析，把量与质以及与之相关的形式和内容分离开来并对立起来。卢卡奇分析中的这些对立与他对价值和使用价值关系的理解，进而对商品形式的理解是必然相关的；它们将卢卡奇对商品的理解与马克思对商品的理解区分开来。
如我们所见，卢卡奇分析了现代性的核心方面——例如，工厂、官僚制、国家和法律形式——并提到了以商品形式为基础的合理化过程。根据卢卡奇的观点，商品作为总体性的东西赋予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明显的单一性；统一的经济结构和统一的意识结构第一次成为社会生活的特征。 (26) 卢卡奇用量的东西包含质的东西来描述这种统一的结构。例如，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趋向于更大的合理化和可计算性，这消除了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 (27) 与此相关，时间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变成了一个充满了可量化的“物”的可量化的连续统一体。 (28) 在卢卡奇看来，由于资本主义需要将质的东西归入量的东西之下，它的单一性是抽象的、一般的和形式主义的。
不过，卢卡奇认为，尽管受商品关系影响的世界合理化表面上是彻底的，但它实际上受到它自身形式主义的限制。 (29) 它的局限性在危机时期明显地显露出来，此时的资本主义被揭示为：一个由只是偶然联系在一起的局部系统组成的整体，一个由高度理性的各部分组成的非理性整体。 (30) 因此，资本主义不能作为一个总体来把握。事实上，在卢卡奇看来，这种对整体的认识相当于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废除。 (31)
卢卡奇这里的分析涉及从中央计划的角度对市场的传统批判进行一种复杂阐述。但是，我不打算详细阐述这一点，而是通过关注卢卡奇把质和量对立起来所引起的对现代性的二元论理解，进一步追问卢卡奇思想中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维度的问题。对卢卡奇而言，总体性问题与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是相关的。他主张，现代科学的主要弱点是它们的形式主义；它们自身根本的现实，在方法论上和原则上无法被它们把握。 (32) 在卢卡奇看来，这种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并不仅仅是思维不足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被建构的方式的一种表现。例如，当边际效用理论等经济理论扬弃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时，它就表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正是经济学非常成功的完全合理化，以及转变成一种抽象的、以数学化为导向的形式‘规律’系统，才形成理解这种危机现象的方法论上的障碍。” (33)
因而，对卢卡奇而言，科学无法看穿其“真实的物质基础”，这是以资本主义自身的本质为基础的。这种无能为力在方法论上对于仍然受制于资本主义显性形式的思想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34) 危机的时刻揭示了这些显性形式背后的现实；表层在那时被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物质基础被揭示出来。在这样的时刻中，“各种‘物品’的数量存在（它……作为物品本身，作为使用价值，超出了经济生活的范围）突然变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35) 。换言之，危机揭示了与资本主义量的关系相适应的质的条件，“不仅有能够立即相互进行比较的一些价值总数并存着，而且也有一些一定种类的使用价值并存着，它们在生产和消费中必须履行一定的功能” (36) 。
因而，卢卡奇本质上是从形式主义的问题来把握资本主义的，这是一种没有把握其自身内容的社会生活形式。这表明，当他声称商品形式建构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他仅仅是从抽象的、量的、形式的维度——它的价值维度——来理解这种形式。因此，他把使用价值维度，即“真实的物质基础”，假定为一种似本体论的内容，它由劳动建构，而与形式相分离。这是一种超历史的理解。
在这一框架内，超越资产阶级的思想意味着超越这种思想的形式主义理性主义，也就是超越受资本主义影响的形式和内容的分离。并且卢卡奇认为，这需要一种面向其物质基础的具体内容的形式概念，它需要一种辩证的实践理论。 (37) 因而对卢卡奇而言，对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进行辩证的、以实践为导向的理解，将在理论层次上克服与价值范畴相关的抽象形式主义。也就是说，它将指向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为了阐明这样一种辩证的理解，卢卡奇从总体性问题与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来勾勒近代西方哲学的进程，这些问题在康德第一批判的二律背反和物自体问题中到达顶峰。他认为，无论是康德的第二、第三批判，还是费希特、席勒，都无法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 (38) 根据卢卡奇的观点，只有黑格尔把历史作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具体的、完全的辩证过程，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历史的辩证的实践概念，即主体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辩证过程的产物（即同一的主—客体）的概念，废除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对立。 (39) 然而卢卡奇声称，尽管黑格尔发展了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把握了人类历史的现实并为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指明了方向，但是他不能在历史中发现同一的主—客体，“即那个其行为实际上就是历史的‘我们’” (40) 。相反，黑格尔把它唯心主义地定位在历史之外的精神。这导致了一个概念神话，黑格尔重新引入了古典哲学所有的二律背反。 (41)
在卢卡奇看来，要克服古典哲学思想的二律背反，就必须有一种黑格尔式解决方案的社会和历史版本。这是由无产阶级提供的。无产阶级能够以生活经验为基础，在自身内部发现同一的主—客体。 (42) 卢卡奇接着发展出一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理论。 (43) 我不打算详细地讨论这一理论，只想指出，与马克思不同，卢卡奇的阐释并没有参照资本的发展——例如，剩余价值本质的变化（从绝对剩余价值到相对剩余价值）与生产过程发展中的相关变化。相反，他勾勒了直接性和中介性、量与质的辩证法的客观可能性，这种辩证法引起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奇怪的是，他的论述缺乏一种历史动态。卢卡奇所设想的历史是人类自我建构的辩证过程，在这篇文章中，历史是不确定的；他对历史的分析没有参照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
事实上，卢卡奇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本质上静止的、抽象的量的形式，这种形式叠加在具体的、质的社会内容的真实本质之上，并将其掩盖。因此，卢卡奇对物化（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基础性误识的形式）的理解是，由范畴表达的资本主义形式掩盖了该社会“真实的”社会关系。因此，例如，在他对西美尔的《货币哲学》的批判中，卢卡奇引用了马克思对生息资本主义的分析，认为生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并脱离了这个过程，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存在——一种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对卢卡奇而言，抽象的东西掩盖了具体的东西。 (44) 因而，他批判西美尔“使这些空洞的表现形式脱离它们的资本主义的自然基础，使它们作为一般人类关系诸种可能性中一种不受时间限制的类型” (45) 。
对卢卡奇而言，“真实的资本主义基础”由存在于资本主义形式的表面之下并被其掩盖的阶级关系组成。这些“真实的”社会关系在阶级斗争中得以显现。在卢卡奇看来，这时“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永恒规律’失去了作用，并变成了辩证的” (46) 。在这一解释的框架内，由实践所建构的历史辩证法在“真实的”社会内容的层面，也就是阶级关系上运作；它最终与资本主义的范畴相对立。因而这些范畴掩盖了由实践所建构的东西，它们本身并不是实践的范畴。卢卡奇所描绘的“历史发展的倾向”和“经验事实”之间的对立（据此，前者构成“更高的现实”），也表达了这种理解。 (47) 历史在这里指的是实践的层面，是“真实的”社会内容，然而经验“事实”则是在经济范畴的层面上运作。
那么，卢卡奇是怎样处理资本主义的动力的？他的确提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盲目的动力，并将其特征描述为资本支配劳动的一种表现。 (48) 不过，卢卡奇最终并没有把这种动力作为一种历史动力——一种处于资本主义核心的准独立的社会现实来认真对待。相反，他把它当作一种更加根本的社会现实的物化表现，一种掩盖“真实的历史”的幽灵般的运动：
这是一幅僵化的现实的图画，这种僵化的现实却又在幽灵似的不停地运动着。一旦这种现实融化为其推动力是人的过程时，这幅图画就立即变得充满了意义。然而只有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才能看到这一点。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些倾向中表现出来的过程的意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消灭，因此对资产阶级来说，意识到这一问题就等于是精神上的自杀。 (49)
那么，对卢卡奇而言，资本主义的历史动态最终只是一种“幽灵般的运动” (50) 。“真实的”历史，即由实践所建构的辩证历史过程，在比资本主义范畴所把握的更加根本的社会现实层面上运作，并指向了对这个社会的超越。这种“更深刻的”、更实质性的社会现实层面被资本主义形式的直接性掩盖；只有从突破了这种直接性的立场上才能把握这一社会现实。而对卢卡奇而言，这种立场是无产阶级在结构上可以利用的一种可能性。在卢卡奇的分析框架内，“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同时也就是对社会本质的客观认识” (51) 。因而，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克服将包括对现代社会生活（价值）的形式主义和量化维度的克服，从而使真实的、实质的、历史的社会本质（使用价值的维度、劳动、无产阶级）得以公开出现，并得以历史地实现其自身。
此时应该清楚的是，卢卡奇明确地提出了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版本。卢卡奇肯定了由无产阶级的实践建构的并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历史辩证过程（因而也肯定了历史、总体性、辩证法、劳动和无产阶级等概念）。这种对黑格尔的肯定性的、唯物主义的挪用是受费尔巴哈式的颠倒影响的结果，卢卡奇通过加入历史的动态因素对其进行了改动。 (52) 这一方法导致卢卡奇将黑格尔的同一的主—客体认定为无产阶级。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是参照资本的范畴来阐释黑格尔的同一的主—客体的。如前所述，这表明恰恰是卢卡奇从黑格尔那里挪用的批判性的东西——辩证历史逻辑的理念、总体性的概念、同一的主—客体——被马克思参照资本来理解。由此可见，被卢卡奇理解为是社会本体论的以及范畴范围之外的东西，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批判性地把握为是资本固有的。
五
在这一点上，我将简要概述一种对马克思的范畴的解读，它与卢卡奇所提出的解读截然不同。虽然受益于卢卡奇对范畴的关注，但这种解读可以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基础，它能够克服卢卡奇具体方法的二元论及其传统主义的假设。
如我们所见，卢卡奇将商品阐释为一种历史上特定的抽象形式（价值），它叠加在一种超历史的具体的实质内容（使用价值、劳动）之上，这一实质内容建构了社会的“真实”本质。在资本主义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不是偶然的。与此相关的是，与其内容结合起来的形式概念将超越资本主义。
然而，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并非如此。马克思分析的核心是，他认为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它既是“具体劳动”，又是“抽象劳动”。 (53) “具体劳动”指的是这样的事实：某些被我们认为是劳动活动的形式充当着一切社会中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媒介。“抽象劳动”并非简单地指抽象的具体劳动，一般的“劳动”，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范畴。它意味着资本主义中的劳动还具有一种独特的社会功能，这并非劳动活动本身所固有的：它中介一种新的、准客观的社会相互依赖形式。 (54) “抽象劳动”作为一种历史上特有的劳动中介功能，是价值的内容，或更恰当一点，是价值的“实体”。 (55) 形式和内容在这里的确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根本规定而内在地联系起来。(https://www.daowen.com)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中的劳动不仅是我们超历史和常识性理解的劳动，而且是一种历史上特定的社会中介活动。因此，它的产物——商品、资本——既是具体劳动的产物，又是社会中介的对象化形式。根据这一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的社会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准客观的形式特征，同时又是二元论的：它们的特征表现为抽象的、一般的、同质的维度与具体的、特殊的、物质的维度之间的对立，两个维度都表现为“自然的”，而非社会的，并决定了关于自然现实的社会观念。然而，卢卡奇只是从它的抽象维度来理解商品，而马克思则把商品作为既抽象又具体的来分析。在这一框架内，卢卡奇的分析深陷一种拜物形式之中；它把商品形式的具体维度自然化了。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建构资本主义的中介形式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统治形式——一种使人们服从于非个人的、日趋合理化的结构性命令和约束的统治形式。这就是时间对人的统治。这种抽象的统治形式是真实的，而不是幽灵般的。然而，不能从阶级统治，或更一般地从社会集团或国家和/或经济的制度机构的具体统治来对它加以充分把握。它没有确定的位置， (56) 尽管由社会实践的规定形式建构，但又完全表现为非社会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这种统治形式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考察这种动态性，可以明显地看出，被马克思置于资本主义核心地位的抽象统治形式，仅仅参照商品的抽象价值维度，是无法得以充分理解的。相反，作为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同一体，商品形式不稳定的二元性，引起了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辩证互动，这立足于资本主义支配一切的历史动态。使用价值的维度是资本主义根本结构化形式不可或缺的环节。 (57)
分析商品形式的两个维度之间的辩证法，为从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的历史动态中批判地理解资本提供了基础。一方面，这一动态的特征表现为劳动的技术过程、社会具体分工以及更普遍的社会生活的不断变革。另一方面，这一历史动态意味着它自身的根本状况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不变的特征不断地重构——也就是说，社会中介最终是由劳动实现的。因此，无论生产力水平如何，活劳动仍然是生产过程（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虑）中不可或缺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动态不断地产生“新的”东西，同时再生“相同的”东西。
对历史辩证过程的这一阐释与卢卡奇的阐释截然不同。通过将这一过程建立在范畴形式的基础之上，这种方法把一种历史动态的存在视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将其视为被资本主义掩盖的人类社会生活特征。在这一框架内，资本主义的特征不仅体现在表层（卢卡奇的“事实”），而且具有被卢卡奇视为独立于资本主义的辩证的、动态的深层结构（“倾向”）。对马克思而言，虽由实践建构，却准独立于人的意志和目的的历史动态的存在，是资本主义抽象统治形式的核心特征。
换句话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把握的准客观结构，并没有掩盖资本主义“真实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正如它们没有掩盖“真实的”历史主体即无产阶级一样。相反，这些结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关系。而且，它们并非国家的，而是历史动态的。
根据这一阐释，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所阐明的非线性的历史动态为批判地理解经济增长形式以及资本主义特有的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工业生产形式提供了基础。也就是说，可以对卢卡奇批判性地描述过，但无法在理论上立足的合理化过程进行范畴性分析。这一方法既不是假设一个超越现存劳动结构和组织（如后工业社会理论所做的那样）的线性发展模式，也没有把工业生产和无产阶级作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如许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那样）。相反，它表明了资本主义产生了不同的增长形式和生产形式的历史可能性；但同时，资本主义又结构性地破坏了这些可能性的实现。
根据这一阐释，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既不是分配（市场、私有财产）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也不是现存的所有权关系和工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显现为现存的增长形式和生产形式之间的矛盾，以及如果劳动不再以准客观的方式中介社会关系时出现的情况。
通过把社会形态的矛盾特征建立在商品和资本范畴所表现出来的二元形式之上，马克思表明结构性的社会矛盾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根据这一分析，现实或一般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矛盾的、辩证的这一观念，只能被视为形而上学的假设，而不能被解释。在这一框架内，马克思的分析表明，任何假设历史具有一种内在发展逻辑的理论，无论是辩证的，还是进化的，都把资本主义的情况投射到一般历史之上。
我所概述的对马克思理论的再阐释实现了与更传统的阐释之间的根本断裂，并对其进行了批判。如我们所见，这类解释是从由市场和私有财产建构的阶级关系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的，主要从阶级统治和剥削来把握它的统治形式，并从劳动和生产（从人与物质自然的相互作用的角度来超历史地理解）的立场制定对资本主义的规范性和历史性批判。我认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分析为历史上特定的劳动，试图阐明一种独特的、准客观的社会中介和财富（价值）形式，这种形式构成了一种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建构了资本主义下的生产过程并产生一种独特的历史动态。因此，劳动和生产过程，既不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相分离的，也不是相对立的，而是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核心。因而，马克思的理论远远超过了对资产阶级分配关系（市场和私有财产）的传统批判；它将现代工业社会自身把握为资本主义的。它把工人阶级视为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而非将它视为否定资本主义的化身。它不是从劳动和工业生产的实现的角度来对社会主义进行理解，而是从无产阶级和以无产阶级劳动为基础的生产组织的可能的废除，以及从作为社会中介活动的劳动建构的抽象强制的动态系统角度来对社会主义进行理解。
因此，对马克思理论的这一再阐释意味着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可能的历史性变革。通过将批判的重点从对市场和私有财产的独有关注转移开来，它为一种批判理论提供了基础，这一批判理论既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后自由主义社会，也批判了所谓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代表资本的历史否定的社会模式（无论其形式多么不完美），而是资本积累的替代（和失败的）形式。这种方法还允许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最新构型——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分析，避免回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中。
最近的结构性断裂与剧变表明，不考虑资本主义全球化动态的民主理论、同一性或非同一性哲学已不再适用。不过，20世纪的历史表明，恢复传统马克思主义将是一个错误。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更充分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卢卡奇为这样一种批判理论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他依然在根本上受到他的一些传统假设的限制。
众所周知，马克思坚持认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必须从未来汲取它的诗情，而非像先前的革命那样，只关注过去，而误认了它们自己的历史内容。 (58) 但是，卢卡奇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建立在他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挪用之上，退向了它没有把握的未来。这让人回想起沃尔特·本雅明的历史天使的形象，它被推向了它所背对的未来。 (59) 卢卡奇的方法并非指向对资本主义的克服，而是意味着一种误认，它隐晦地肯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新构型。 (60) 自相矛盾的是，卢卡奇对资本主义丰富的批判性描述恰恰是针对这种社会组织的。但是，他对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范畴的特殊理解，并不能充分地建立在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描述之上。相反，如我们所见，它最终违背了这种描述。透过卢卡奇的阐释之镜，重新思考马克思，可以获得一种合乎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以及他的严格范畴性分析的想法的批判理论。通过克服卢卡奇的传统主义假设，这种方法可以作为合乎当今资本主义秩序的批判理论的出发点。
（张金权 译）
()* * 本文出处：Moishe Postone， “Lukács and the Dialectical Critique of Capitalism，” in Albritton R.， Simoulidis J.， （eds）， New Dialec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2003， pp. 78-100.
莫伊舍·普殊同（1942—2018），加拿大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曾任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早年求学于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在思想上受到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影响。
(1) Georg Lukács， “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1. （中译文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译者注）
(2) 为了避免术语“范畴的”（categorical）可能引起的误解，我用“范畴的”来提示马克思试图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来把握现代社会生活的形式。
(3) 因此，卢卡奇批评恩斯特·布洛赫由于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仅仅是经济的，并试图通过补充（宗教的）乌托邦的思想来“深化”它，从而不理解（他所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的深刻之处。在卢卡奇看来，布洛赫并没有意识到他所谓的经济学涉及的是界定人类现实的和具体的生活的形式体系。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93页。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翻译有改动。——译者注
(5)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6—227页。
(6)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9页。
(7)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9页。
(8)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3—185页。
(9)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0—183页。
(10)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6—158页。
(1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7—169页。
(1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3—164页。
(13) 例如，参见M. Dobb，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40， pp. 70-71； G. A. Cohen，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pp. 208-238； J.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27； R. Meek，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New York and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6； P.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 pp. 52-53； I. Steedman， “Ricardo， Marx， Sraffa，” in I. Steedman， ed.， The Value Controversy， London： NLB， 1981， pp. 11-19.
(14) 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6—315页。
(15) A. Arato， P. Breines， The Young Lukács and the Origins of Western Marxism，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9， p. 140.
(16) 这一论点的最初阐释参见M. Postone， Time， Labour， and Social Domina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71-83。中译文参见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2—96页。——译者注
(17) G. W. F. Hegel， “Preface” to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in W. Kaufmann， ed.， Hegel： Texts and Commentary，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66， p. 28 （translation modified， emphasis added）.中译文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原文为斜体字的都替换成了黑体字，下同。斜体是本文作者所加。在《精神现象学》原文中，所引的这段文字中，只有“主体”为斜体字。——译者注
(18) 中译文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2—198页、第216—217页、第231页、第239—242页、第252—253页、第269—270页、第300—304页。
(19) 例如，参见P. Piccone，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A. Arato and 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New York： Continuum， 1982， p. xvii.
(20) K. Marx， The Holy Family， in L. Easton and K. Guddat， eds.，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Garden City，N.Y.： Doubleday， 1967， pp. 369-373. 中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281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181页。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译者注
(23) 哈贝马斯声称，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使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脱离了主—客体的范式。（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I， trans. T.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p. 390.）（中译文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83页。——译者注）我是说，马克思在其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已经引起了这样一种理论上的转换。此外，我将证明——虽然我不能在这里详细阐述——马克思对社会中介形式的关注，比起哈贝马斯转向交往行为，可以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更加严格的分析。
(24)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0—151页。翻译有改动。——译者注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52页。
(26)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8—169页。
(27)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4页。
(28)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7页。
(29)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0—171页。
(30)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0—172页。
(3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2—173页。
(3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4—175页。
(33)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6页。翻译有改动。——译者注
(34)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7—178页。
(35)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6页。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译者注
(36)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7页。也可参见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王辅民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24页。
(37)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98—227页。
(38)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3—224页。
(39)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4—231页。
(40)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1页。
(4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1—235页。
(4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6—237页。
(43)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6—315页。
(44) 但是，这只是马克思所分析的社会基础性误识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拜物教形式”（fetish forms）。卢卡奇忽略的是，马克思还从社会形式的具体维度掩盖了其抽象的社会维度来阐释拜物教形式。所以，例如，商品似乎是一个客体——同时，却似乎不是一个社会中介。同样，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似乎是一个劳动过程——同时，却似乎不是一个价值化过程。但是，这种拜物概念是建立在对范畴形式的二重性理解的基础上的，这种理解不同于卢卡奇的抽象（资本主义）和具体的（本体论的）二元对立。
(45)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3页。
(46)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4页。
(47)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8页。历史的倾向和经验“事实”之间的区别，被卢卡奇暗自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析及《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价格、利润、租金和利息的分析之间的逻辑层次的差异（后者的范畴掩盖了前者）联系在一起。（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8—283页。）这里的重要意义在于，卢卡奇将《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劳动”“使用价值”等基本范畴解读为本体论的和肯定意义的。
(48) 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8页。
(49)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8页。
(50) 哈贝马斯重复了卢卡奇对马克思的阐释，他声称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体系层面当作一种幻觉，当作已成为匿名的和拜物教化的阶级关系的幽灵形式。（中译文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437页。——译者注）哈贝马斯的解读意义重大，因为这是他试图批判性地挪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基础，以便制定一种足以同时满足哈贝马斯所考虑的现代社会的体系层面和生活世界层面的理论。我将概述的对马克思的解读克服了哈贝马斯的反对意见，使转向帕森斯变得不必要，并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重新置于当代批判理论的中心。
(5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6页。——译者注
(5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84—295页。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采用了费尔巴哈式的人类学颠倒（anthropological inversion），却批评它是非历史的（ahistorical）；然而，马克思在其成熟期的著作中，通过将同一的主—客体等同于资本，隐然否定了人类学颠倒本身。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0页。
(54) 参见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3—216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56) 这一分析为分析米歇尔·福柯所描述的现代西方社会所特有的无孔不入的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出发点。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57) 参见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05—444页。
(5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3页。
(59) 参见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载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70页。
(60) 对资本主义新构型的无心肯定，可以从70、80年代许多后结构主义思想从反黑格尔转向尼采的特点中可以看出。可以说，这种思想也退向了它没有充分把握的未来：它在拒绝卢卡奇隐然肯定的那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时，在深层次的理论层面上，反过来又肯定了新自由主义秩序，这种新自由主义秩序取代了东西方福特主义的国家中心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