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

“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

王勇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年)首创,他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用以指称两汉之际中国与中亚两河地区以及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继李希霍芬之后,赫尔曼、斯坦因等西方学者通过文献考证和实地勘查,进一步拓展其内涵和外延,使之成为世界上“最长、最古、最高”(1) 的东西交通路线。

19世纪末欧洲人倡导的这一艰深的专业术语,今天不仅已为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甚至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词汇。进入20世纪中期,好事者不断扩大“丝绸之路”的概念,除了传统的“沙漠丝绸之路”,认为还存在“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等。(2)

“海上丝绸之路”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赏,近年成为国际性热门话题。(3) 在中国,广州、泉州、宁波等地为了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召开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在日本,古都奈良以“海上丝绸之路终点”自居,成立了“奈良丝绸之路博览会纪念国际交流财团”“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每两年举办一次大型国际研讨会。

笔者虽然多次参与筹划中日两国的相关学术活动,频繁往来于宁波与奈良之间,但疑窦也由此而生。尤其是多次观览享誉“海上丝路博物馆”的日本正仓院之后,疑问逐渐变成确信,遂产生一股倡导“书籍之路”的强烈冲动。

一、 “海上丝路博物馆”探秘

2001年10月,第53届“正仓院展”在奈良开幕,翌日传出一个令人惊愕的信息:展品《成唯识论》卷第四的卷末,发现“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墨书文字。其时,我正在当地主持“往返丝绸之路的遣隋使·遣唐使”国际会议,即与几位同行前去核实,初步确认纪年墨书与经文出自同一人之手。

《成唯识论》10卷,系玄奘西天求法携归之佛经,从显庆四年(659年)闰十月开译,同年十二月完成,其徒窥基(慈恩大师)担任笔受(记录)。“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的墨书,表明第四卷译完的时间,按照一般程序,再经润文、缮写等之后才上呈朝廷。

现藏正仓院的《成唯识论》卷第四,很可能是未经润文、缮写的窥基手稿,在佛教史上意义重大。查考同一时期日本的入唐僧,道照(一作“道昭”)和尚曾在玄奘门下求学,回国时玄奘“以所持舍利、经论咸授和尚”;道照回国后创建禅院,“此院多有经论,书迹楷好,并不错误,皆和尚之所将来者”。(4) 由此看来,这部《成唯识论》大概是回国时玄奘所赠,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又可增添一桩美谈佳话。(5)

正仓院被称为“海上丝路博物馆”,与其独特的历史密切相关。奈良时代(710—794年)原是东大寺的校仓,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年)圣武太上天皇去世,光明皇太后捐入先帝庋藏的“国家珍宝”600多件,其后光明皇太后又4次捐物。这些皇室至宝多为遣隋唐使带回的唐代文物(包括西域文物),如抄录六朝至隋唐诗文的《杂集》,光明皇太后临书《乐毅论》《杜家立成杂书要略》,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真迹,王羲之书法摹本20卷等等。(《东大寺献物帐》)

正仓院宝物品种繁多,包涵书籍、文具、礼器、佛具、玩具、服饰、食具、药物、武器等,虽然不乏丝绸制品(如服饰、佛具),但比起金银器、玻璃器、漆器等要逊色很多,而至宝中的至宝莫过于文献典籍。

正仓院究竟收藏多少文献典籍,笔者尚未做过精确统计,其数量当以万计。比如,庋藏佛教书籍的“圣语藏”,就有隋代写经22卷,唐代写经221卷,宋版114卷,总数达4960卷之多。前面提到的《成唯识论》卷第四,只是其中的一卷而已。

笔者前后6次参观“正仓院展”,匆匆浏览丝织品、陶瓷器、金银器后,总是伫立在书籍展台前面,时时陷入沉思:若论对日本文化影响之巨大,对日本人心灵渗透之深远,究竟是色彩斑斓的丝绸残片,还是深奥难解的汉文典籍呢?

二、 周作人的“优孟衣冠”论

20世纪初(1906年),周作人追随鲁迅留学日本,在东京住了6年后回国。30年代中期(1936年),他在北平寓所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叫《日本的衣食住》(收入《日本管窥》《苦竹杂记》等),回忆当初在日本的感受:

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6)

所谓“古昔”,作者解释即“中国古俗”,文中还介绍“夏穗卿、钱念勋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因此断言“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及今乃成为东方之德法”。

且不论周作人的比喻是否妥当,大凡中国人踏上日本国土,尤其是去古都奈良、京都观光,多少会产生似曾相识、回归往古的奇妙感觉。在日本急遽西化(7) 的近代尚且如此,全盘模仿中国的古代则更不待言。

隋大业四年(608年),文林郎裴世清出使倭国,“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隋书》倭国传),表明7世纪初日本部分地区已经“华化”了。五代义楚著《释氏六帖》,说“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到日本,“今人物一如长安”。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由此化生出“慧思转世倭国王子”“杨贵妃东渡日本”等等的传说。(8)

如果上述诸例说的是“海上丝路”的景观,那么“沙漠丝路”又呈何种景状呢?兹引录唐代诗人王维的《渭城曲》(一作《送元二使安西》)(9) :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第1306—1307页)(10)

这首脍炙人口的送别之作,堪称千古绝唱。友人元二将离咸阳(渭城),前往安西(唐安西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境);王维为之饯行,再三劝酒,依依不舍。诗眼即在“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因为出了“阳关”(11) ,再也碰不到“故人”,面对的将是文化习俗迥异的陌生世界,所以读来便觉诗中涌动一股生离死别的悲壮之气。

既然同为“丝绸之路”,东西两地的文明景观为何如此相异?一种解释认为:唐代日本频繁遣使来华,促成中国文化大量东传。其实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日本由于大海阻隔,唐代约300年间,来华使团不过15批,平均20年才一次;相比之下,西域诸国与唐陆路相通,使团往来远较日本频繁。以大食为例,从651年至798年遣使39次,平均3年一次,有时一年数至。(12)

显然,文化的传播并非一定与人员往来的频率成正比,关键是看使团为何而来,携带什么而归。回头再看周作人的随笔,他说日本与中国相似,“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周作人巧用“优孟衣冠”的典故(13) ,说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超越了模仿皮毛的阶段,而将之化为血、化为肉、化为骨,因而中国文化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

运往西方的丝绸,大抵只能做成“衣冠”,或供权贵炫耀,或为女士增艳,虽然可以暂时装点门面,毕竟无法影响其心灵。那么,不属“优孟衣冠”的日本,是如何学习中国文化的呢?

三、 日本遣使唐朝之目的

日本从630年开始派出遣唐使,由于造船技术落后和航海知识匮乏,途中船毁人亡事件频频发生。贞观五年(631年),第一批遣唐使到达长安时,唐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并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旧唐书》倭国传)(14) 高表仁历经艰险回国后,“自云路经地狱之门,亲见其上气色蓊郁,又闻呼叫锤锻之声,甚可畏惧也”。(《唐会要》卷九十九·倭国)(15)

高表仁的表述或许有夸大之嫌,但千余年前横渡东海,确实要经受生死考验。比如说鉴真大师,5次东渡失败,途中死亡36人,280余人退出,最后仅24人抵达彼岸。(《延历僧录》)以此察之,日本人甘冒鲸波之险,必肩负着重大使命。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来自西域的使节不同,主要目的不在于购求丝绸。当西方人深信赛里斯人从树上采集羊毛编织丝绸时,(16) 日本人已学会“蚕桑缉绩”,生产“细纻、缣绵”,甚至向中国出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异文杂锦等。(17)

在唐代的中日史料中,我们没有找到遣唐使大量进口丝绸的记录,倒是发现遣唐使带来的贡品以丝绸为主,日本朝廷支付给使团成员的经费也全部是丝绸、布帛之类。(18) 既然遣唐使携带丝绸作为贡品和货币,他们远道而来意欲得到什么呢?其实,《旧唐书》(日本国传)已经给出答案:

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遣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人亦疑其伪。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19)

日本使以“阔幅布”作为束修之礼,所得锡赉则“尽市文籍”,其“好书籍”如此。所谓“锡赉”当指钱币,而非实物。(20) 假设《新唐书》列为“西戎”的波斯、大食、拂菻等同年入朝,且也获锡赉的话,会不会“尽市文籍”而去呢?相信不会,来自“沙漠丝路”的使者,大概会满载丝绸西归。这就是东西使者之不同,他们从唐朝携归的物品,反映出各自的文明取向。

关于唐代中日关系,池田温教授概括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指出“当时交易等经济关系尚处于不太发达的阶段,非生活必需品的高度的文化产物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21) 。笔者以为,上述见解也适用于遣唐使之目的,“非生活必需品的高度的文化产物”则可置换为“书籍”。

遣唐使源于遣隋使,两者在日本历史上首尾衔接,前后约400年间,日本使团肩负的具体使命并非一成不变,但购求书籍一直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这从中日文献中可以找到充分的佐证。如《善邻国宝记》(卷上)引《经籍后传记》(22) (原文双行夹注,改为括号内单行注):

以小治田朝(今按推古天皇)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始用历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隋天子。(23)

这是文献所载日本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求书使团,(24) 自此中日之间的书籍流通渠道开通,并在遣唐使时代得到进一步拓展。遣唐使官员的求书情况,除前述《旧唐书》(倭国传)之外,据《日本书纪》记载,第二次遣唐使回国(654年)后,大使吉士长丹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封户、晋位、赐姓,可见求书成果甚至会影响仕途。

四、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渠道

稽考《新唐书》(列传),李唐治世的约300年间,遣使入唐通聘的国家50有余。通观唐朝与北狄、西戎乃至南蛮的交聘内容,多为征战、和亲、贸易之类,惟独东夷别具一格,包含了书籍的流通。《通典》(东夷上)云:“大抵东夷书文并同华夏。”(25) 这是书籍交流给东亚诸国带来的文明盛况。

东亚诸国遣使入唐求书,这在来自其他地区的遣唐使中实属罕见。白居易在编定《白氏文集》时提到:“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抄者,不在此记。”《旧唐书》(张荐传)盛称张鷟(文成)文章天下闻名:

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26)

由此可见,唐代著名文士的诗文虽云“远播海外”,其实主要在东亚文化圈内向东传播,这恰好印证书籍之路的存在。在贯通中日两国的书籍之路上,遣唐使(特别是使团中的留学僧俗)无疑扮演了主角,他们有国家提供的购书经费,又受到唐朝的优待,比较容易完成求书使命。

比如留学僧玄昉,一次携归佛教经论5000余卷,约当唐代大藏经的总数;(27) 再如留学生吉备真备,归国时携带《唐礼》《大衍历经》《大衍历立成》《乐书要略》等共计150余卷。此外,号称“入唐八家”的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在中国求得数以千计的经卷,所编的“将来目录”传承至今。(28)

遣唐使虽然扮演主角,但也不能因此忽略其他的配角。尤其是进入9世纪以后,中国、新罗乃至日本的商人活跃于东海,中日之间的书籍交流出现多种渠道。兹举证如下。

(一) 私人馈赠。翻检最澄、空海、圆仁、圆珍等入唐僧的传记,几乎都得到唐人馈赠的书籍。现存的一些佛教经疏的序跋,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

如石山寺藏《遗教经》跋云:“唐清信弟子陈延昌,庄严此大乘经典,附日本国子监大学羽右满于彼流传。开元二十二年二月从京发记。”再如《肇论疏》(《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卷上记云:“大唐开元二十三年岁在乙亥闰十一月三十日,扬州大都督府白塔玄湜,勘教流传日本国大乘大德法师,使人发促,无暇写,聊附草本,多不如法,幸恕之。后睿师、源师还,更附好本耳。”上述唐人陈延昌、唐僧玄湜,在遣唐使人回国之际,为使佛教流传日本,均抄写经疏相赠。

(二) 渡日唐人随身携带。唐人渡日人数不多,但影响颇大。以鉴真一行为例,随身携带佛教书籍数百卷,其中的天台章疏成为最澄创立日本天台宗的契机。天平七年(735年)渡日的袁晋卿,因通《文选》《尔雅》被任命为大学寮音博士,大概也带去相关书籍。

在唐代的中日书籍交流中,还值得一提的是,渡日唐人在日本撰写的书籍。随鉴真赴日的法进,主持东大寺戒坛院,著有《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东大寺受戒方轨》《沙弥经钞》《注梵网经》等;随鉴真移住唐招提寺的思托,撰有《延历僧录》和《大唐传戒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前者是日本僧史之滥觞,后者成为淡海三船著《唐大和上东征传》的蓝本。

(三) 中国商船的载运。9世纪以后,中国商船频繁往来与中日之间,他们的舶载品中包含书籍。如据《文德实录》记载,承和五年(838年)藤原岳守在太宰府检校唐船货物,偶得“元白诗笔”(29) ,进献给天皇,因获升官晋级。(https://www.daowen.com)

元庆五年(881年)抵日的唐商张蒙,临行前受李达之托,将日本所缺的佛书120余卷载往日本,转送给曾经入唐求法的圆珍。李达本人也是一位商人,齐衡三年(856年)与圆珍同船去过日本。

(四) 新罗人和渤海人的传播。遣唐使时代虽然中日直通的书籍之路畅通,但中介新罗、渤海的间接渠道仍然发挥着作用。仅以渤海为例,天安二年(858年)渤海使乌孝慎赴日,带去唐朝的新历本《宣明历》,日本朝廷奉若至宝,因废已经过时的《大衍历》和《五纪历》(均为唐历),施行渤海使传来的《宣明历》,这部唐历此后沿用约800年,其影响不可低估。(30)

有唐一代,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日本的典籍究竟有多少?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但日本贞观十七年(875年)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参照系。该目录辑入1579部17345卷,约当《隋书·经籍志》(36708卷)的一半、《旧唐书·经籍志》(51852卷)的三分之一强。如果考虑到这是在皇室图书馆(冷然院)化为灰烬之后编撰的残存书目,那么其数量应该说是非常惊人的。

五、 书籍之路的文明涵义

“沙漠,驼队,西方,夕阳西下,背负的是鲜艳的丝绸,这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大海,船队,东方,旭日东升,运载的是飘香的书籍,这是古代的书籍之路。”我曾经如此描述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的不同景观。(31) 但是,两者的区别不仅限于地理特征,应该根植于更深的文明内核。

古代输往西域的丝绸,现在即便从深埋沙漠的遗存中出土,大概也已经腐朽而不堪穿用;然而,当年遣隋唐使携归的书籍,直到今天依然是人们智慧的源泉。这些书籍犹如文明的种子,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根发芽,继而开花结果,生成参天大树。

丝绸与书籍的关系,有点类似于米粒和稻种。假如中国出产的大米,成千上万吨地输往西方,一时或许会掀起“中国米”热,但当大米被消费完之后,其影响也就随之烟消云散,因为米粒无法再生米粒;假如中国出产的稻种,只要一颗掉入东方的土壤,如果有人去呵护,便会生根发芽,便会抽出稻穗,便会形成稻田,继而改变那里的生活方式,因为稻种具有再生自我的机能。

书籍也如稻种,一旦播撒在人之心田,就会生根发芽,继而开花结果,在精神世界营造出一片绿洲,直接影响人们创造文明的活动。近代以前,中日之间人员往来及物资流通受到自然条件的阻遏,但日本却最大限度地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倘若隋唐以来,日本不是冒鲸波之险孜孜求索书籍,而是大量购买丝绸、陶瓷、漆器之类,那么最多也只是“优孟衣裳”而已。

笔者在探索中国典籍东传史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清代以前日本人来华求书,往往每种只取一本,很少有带复本回国的。仔细想来,路途凶险,跨海不易,为了多带书籍,求阙本、购新书乃是效率最高的方法。

众所周知,文化的传播主要依赖人和书。日本由于自然环境限制,自古无法像新罗那样把大量学生送入太学(日本人入太学者,仅阿倍仲麻吕一人),而且中国士大夫渡海传授者罕见其人(少数僧侣除外),因此通过书籍汲取大陆文化,遂为不得已之策。然而,事实证明,书籍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比之人持续时间更长、涵盖空间更广。

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那么书籍则凝聚着更多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创意,因而具有强大的再生机能,可以超越时空惠及后代。遣隋唐使携归的书籍,经过传抄、翻刻而流布世间,再经阐释、翻译而深入人心,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时下讨论日本文化的特点,强调其独创性者有之,突出其模仿性者亦有之。然而,从书籍之路的角度审视之,日本文化的创造模式往往介乎两者之间。比如假名文字,均从汉字的草书及略笔蜕化而来,多少留下模仿的痕迹;但是,假名并非为了描摹汉字、标记汉语而创制,只是借助汉字的部分形体以表述日本人的思维,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创意。再如汉诗,日本人自隋唐以来吟咏了大量作品,清末俞樾所编《东瀛诗选》录诗4800首,这仅限于17世纪以后佳作(偶含古代作品),其总数之巨实无法估算,而这些数以万计的诗歌,只是借用汉诗的形式以歌咏日本人的心声,也不能说是纯粹的模仿。

明治维新(1868年)之前,“四书五经”之类是日本公私学塾的启蒙书籍。虽然大多数日本人不通汉语,但却可以读懂汉文书籍。他们通过阅读中国典籍,与中国人接受大致相近的熏陶,由此形成类似的道德观念、审美意识、行为规范、艺术情趣。他们的知识构造与心灵世界,具有东亚的普遍特征。那么,由心灵的发露而创造的文化,自然也具有东亚的普遍特征。

书籍本身是一种奇特的生命体,她在传播过程中不断繁衍子孙,构成大小不等的血缘家族。17世纪前期,清人商舶把《水浒传》带入日本,引起知识阶层的关注,很快有人编出《水浒传解》《水浒传抄译》《水浒传译解》等,对小说进行注释和编译;18世纪《通俗忠义水浒传》《水浒传画本》《水浒画潜览》等全译本、图解本相继问世,在庶民中形成“水浒热”;与此同时,日本人作家受此启发,创作了《本朝水浒传》《日本水浒传》《女水浒传》《天明水浒传》《天保水浒传》《倾城水浒传》等几十种类本。这些类本不同于译本,虽然大多借用“水浒”题名和某些故事框架,但登场人物、时代背景、表演舞台、故事细节都是日本的,既不是中国文学的模仿,也难算日本文学的独创,我把这些书籍看作是中日文学混血的后代。

历史上中日两国交往甚少,为何文明景观极为相似?这个谜底现在可以揭开:中国典籍犹如文明的种子,经由书籍之路播撒到日本列岛,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虽然不免出现种种变异,但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始终传递着古老的信息。

(作者王勇,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原文刊于《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 “丝绸之路”在时间上持续数千年,在空间上绵延数千里,穿越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所以堪称世界上“最长、最古、最高”的贸易通道。

(2) 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过一套《丝路文化》丛书(1995年),包含《沙漠卷》《草原卷》《海上卷》《吐蕃卷》《西南卷》,即是一例。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87年至1997年,实施“丝绸之路考察”(SilkRoadExpedition)十年规划,重点考察东西方海路交通。

(4) 《续日本纪》(卷一)载道照薨传:“(700年)三月己未,道照和尚物化。……初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随使入唐,适遇玄奘三藏,师受业焉。……于后随使归朝,临诀,三藏以所持舍利、经论咸授和尚,曰:‘人能弘道,今以斯文附属。’……登时船进还归本朝,于元兴寺东南隅别建禅院而住焉。……后迁都平城也。和尚弟及弟子等奏闻,徒建禅院于新京,今平城右京禅院是也。此院多有经论,书迹楷好,并不错误,皆和尚之所将来者也。”案:“楷好”,疑“皆好”笔误。

(5) 王勇.玄奘に教わった入唐僧たち[A],[日]なら·シルクロード博記念国際交流財団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センター.三蔵法師·玄奘のシルクロード:その遺産と指針、2000.3)[C].奈良:奈良丝绸之路博览会纪念国际交流财团,2000,第13—19页.

(6) 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7日本管窥[M],湘潭: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第28页。

(7) 这里的“一半异域”,当指明治维新后西化的层面。

(8) 王勇,中西进.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0人物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第329—393页。

(9) 彭定求,杨中纳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0) 《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八),“青青”一作“依依”,“杨柳春”一作“柳色新”。

(11) 阳关因在玉门关之南得名,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为古代通西域要道。

(12)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31页。

(13) “优孟”是楚国优人,愤于宰相(孙叔敖)死后遗族未获厚遇,遂穿戴故人衣冠见楚王,历数孙叔敖功绩,楚王触景生情,下诏优待其家族。引申为逢场作戏、粉墨登场、生硬模仿等。

(14)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5340页。

(15) 王溥.唐会要(卷九十九)[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419页。

(16) 古代罗马、希腊的“羊毛树”传说,参见:[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6月版。

(17) 陈寿.三国志(魏志三·倭人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855、857、858页。

(18) 《延喜式》(大藏省)载有贡献“大唐皇”的礼单:“银大五百两,水织、美浓各二百疋,细、黄各三百疋,黄丝五百,细屯绵一千屯。别送帛二百疋,叠绵二百帖,屯绵二百屯,纻布三十端,望陁布一百端,木绵一百帖,出火水精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

(19)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5341页。

(20) 《新唐书》(崔祐甫传):“时李正己畏惧德宗威德,乃表献钱三十万贯。上欲纳其奏,虑正己未可诚信,以计逗留止之,未有其辞,延问宰相。佑甫对曰:‘正己奸诈,诚如圣虑。臣请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锡赉诸军人,且使深荷圣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财货。’上悦从之,正己大惭,而心畏服焉。”是可为证。

(21) [日]池田温.古代を考える:唐と日本[M],东京:吉川弘文馆,1992,第13页。

(22) 原书已经失传,逸文散见各书(除《善邻国宝记》外,还有《政书要略》等),书名或作《经籍后传记》、《儒传》。

(23) [日]田中健夫.善隣国宝記·新訂続善隣国宝記[M],东京:集英社,1995,第34页。

(24) 推古十二年为西历604年,小野妹子(汉名“苏因高”)使隋在607年。

(25)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4985页。

(26)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4024页。

(27) 唐代编撰的《开元藏》(即《开元释教录》),共5048卷。

(28) 王勇.中日关系史考[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第227页。

(29) 指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文集。

(30) 王勇.唐历在东亚的传播[J],台大历史学报,2002.12,第30期,第33—51页。

(31) 叶辉,郏贞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曾有一条“书籍之路”[N],光明日报,1999—8—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