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世界地图在日本
江 静
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年)在华传教期间曾绘制世界地图数幅,其中流传广、反响大的版本有以下三种:完成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的《山海舆地图》、二十八年(1600年)的《山海舆地全图》、三十年(1602年)的《坤舆万国全图》。前两者现已佚失无存,惟《坤舆万国全图》,其初版原刻本虽不见于今日中国,却在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意大利波罗尼亚观察大学、日本宫城县立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等处有藏。
作为利玛窦研究乃至东西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利玛窦译绘的世界地图历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方面,从20世纪30年代洪叶的《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1) ,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林东阳的《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及其对明末士人社会的影响》(2)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廓清了利玛窦世界地图在中国的诸种版本、流传情况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利氏地图在问世后不久就传到了日本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日本学者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而我国学界对此却所知甚少,这有碍我们对利氏世界图的全面把握。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在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利玛窦世界地图在日本的流播和影响作一番考察。
一、 东传日本
利玛窦世界地图问世不久后就被介绍到了日本,至于它初传日本的确切时间,现存史料没有记载,只能大致界定在江户时代前期。日本学者青木千枝子女士认为,就《坤舆万国全图》而言,其东传日本的时间可分作两个时期,一是17世纪早期的江户时代初期,另一个是百年后的1720年以后。在第一个东传时期,传入者是与耶稣会有关的人物,传播路线是北京、澳门、长崎。这一时期传入的《坤舆万国全图》与梵蒂冈藏本相同,无裱装、无着色。在第二个东传时期,随着享保五年(1720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年)“洋书解禁令”的下达,包括汉译洋书在内的西方科学著作输入得到了增加。这一时期传入的《坤舆万国全图》已经过了中国人的裱装和着色,有曾被作为观赏或学习之用的痕迹,与第一时期的新品相对,这一时期东渡的地图是二手货。(3)
对青木女士的上述观点,笔者甚是赞同。需要补充的是,第一个时期的下限应该是在贞享二年(1685年),从这一年开始,禁书制度变得极为严格,书籍检查日趋严厉,一切与利玛窦有关的书籍都被拒之门外,利氏地图传入日本的可能性极低。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利氏地图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传到日本。
(1) 在华传教士托人或亲自带往日本。据利玛窦《入华记录》,1600年《山海舆地全图》完成后,“诸神甫亦有以寄往澳门及日本者”(4) ,即是一例。其间起桥梁作用的是频繁来往于澳门与日本间的葡萄牙商人。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进驻澳门后,澳门就成为欧洲传教士赴日本及中国大陆传教的中转站,频繁来往于澳门与日本间的葡萄牙商船无疑是联系中日两地传教士的桥梁。庆长十八年(1613年),幕府推行全面禁教,严禁传教士入境,这条途径受阻。宽永十六年(1639年),幕府禁止葡萄牙船通航日本,该途径被完全割断。
(2) 中国商人贩卖到日本。自日本庆长十二年(1607年)以后,每年都有中国商船赴日,尤其是1648年以后,商船数量增至几十艘,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末,(5) 而书籍是两国贸易中的大宗商品。(6) 我们虽然没有找到利氏地图被商人卖到日本的直接材料,但下述记录亦能说明问题:据长崎县立图书馆所藏《长崎觉书》记载,在宽文八年(1668年)三月八日禁止中国商船带入日本的诸项商品中,包括各种绘图,“但世界之图御免,重宝成者故”(7) 。也就是说,世界地图因属贵重之物,被排除在禁品之外。这中间,很有可能包括在中国反响大、流传广的利玛窦世界地图。这条途径同样并非一帆风顺,从禁书制度颇为严格的贞享二年(1685年),到大量西方科技书获得解禁的享保五年(1720年),涉及天主及利玛窦的书籍均被定作禁书,中国商船一旦被发现载有此类书籍,就会受到勒令返航、禁止再度来日之类非常严厉的处分,在此背景下,中国商人是不会冒险将利玛窦世界地图带到日本的。
(3) 赴日中国人携往日本。享保五年(1720年),原目贞清(生卒年不详)以利氏地图为蓝本制作《舆地图》一幅,在地图下部的说明文字中,作者简单地提到了利氏图的传入经过:“往昔有泉州人一宦某者,携图来肥州(8) ,自以珍藏焉。当时人固请写之,传来于江府(9) 。”(10)
通过上述途径传到日本的利氏地图,以萨摩、长崎为中心,流播到日本各地。
二、 现存日本的原刊本
如前所述,现存的五件《坤舆万国全图》初版原刊本中,有三件藏在日本。长期以来,日本学者在并未作严格考证的前提下,认定它们皆为1602年李之藻刻版本。可是,在只能依靠照片或复制图进行研究的我国及欧美学者中,有不少人对这三幅藏本的版本归属提出过置疑。对此,青木千枝子经过颇为细致的调查研究,确定它们均为万历壬寅年(1602年)的初版本,同时,还对它们的现状及传入时期作了考察。(11) 该文的发表,对难以目睹这三件地图的我国学者而言,无疑极具参考价值。在此,笔者将根据青木千枝子的调查,并结合已掌握的情况,对这三份藏本的由来和现状作如下报告。
(一) 宫城县立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宫城图”)
关于该藏本的由来,目前只知它是原仙台藩藩主伊达家的旧藏。一种可能是伊达政宗(1567—1636年)的收藏本。伊达政宗思想颇为开放,不仅允许耶稣会士在领地内传教,积极与荷兰人通商,还派家臣赴欧洲考察。他拥有《坤舆万国全图》的可能性极大。(12) 青木千枝子则认为,该藏本可能是德川幕府首任“天文方”涩川春海(1639—1715年)的遗物。(13)
“宫城图”由六幅组成,总面积为165cm×365厘米,卷轴装。
据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上撰写的总论及第二幅面右上角的说明文,“其各州之界当以五色别之,令其便览”。“以下五总大洲用朱字……其南北极二线昼夜长短平,二线关天下分带之界,亦用朱字。”(14) 也就是说,五大洲应以五种颜色来区分,各洲的洲名及南北回归线也应用朱笔描画。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宫城图”由于年代久远,褪色比较厉害,但南北美洲仍留有淡淡的粉红色痕迹,在今天南极洲位置的“墨瓦蜡泥加”,也有近似于红色的色彩,海洋的颜色为青色。至于图中的五大洲名、五带区分线及其名称,则一律用红字表示。青木认为,这种着色情况非日本所有,因此,“宫城图”应该是在中国完成上色的。如果我们将之与现存南京博物院的《坤舆万国全图》彩色摹绘本相比,就会发现相同位置的着色情况基本是一致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青木的观点。
就损毁程度而言,“宫城图”裂损、破损及磨损并不严重,惟虫咬痕迹较多,由此造成画面和文字的多处缺损。同时,纸面的污染也比较明显,突出体现在各幅画面的接合处及中国、日本所在的第四幅画面中。
(二) 京都大学藏本(以下简称“京大图”)
“京大图”乃1905年由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从伊势松坂的一个商人手中购入的。该藏本的最大特点是三枚耶稣会会印被人用利器削去。过去,国内外学者对“京大图”的研究多以1936年北京禹贡学会发行的复制图为依据,由于该图在文字及细小图形方面与梵蒂冈图多有不同,因此,有学者认为“京大图”不是1602年版的《坤舆万国全图》,继而有学者根据复制的“京大图”缺少耶稣会会印的事实,认定它是同年某刻工的私梓本。(15) 对此,青木指出,只要见到“京大图”的实物就会明白,“京大图”与梵蒂冈图版本相同,只是印刷时间较晚,禹贡学会的复制图由于是以图案模糊的照片为底本,在制作过程中作了修饰,因此导致部分研究者对“京大图”认识上的误差。(16) 而耶稣会会印是被人为削去的,本不成问题。至此,“京大图”的版本问题得到了解决。
“京大图”每幅高约164厘米、宽约61.5厘米,(17) 卷轴装。虽然褪色比较厉害,但仍可看出图中的五大洲名、五带区分线及其名称一律施有红彩,此外,非洲的山脉和水系分别为绿色和青色。与“宫城图”不同的是,大陆和海洋没有施彩的痕迹。
“京大图”的损伤程度要甚于“宫城图”,且不说三枚会印被人为削除,每幅画面的周边破损情况也比较厉害,可能是在装裱过程中受到了破坏。此外,纸面的污染尤其是磨损颇为严重,许多文字模糊不清,有些地方不得不用墨书的文字代替。与“宫城图”相同,绘有中国及日本的第四幅画面磨损最重,反映了该部分使用频率最高。“京大图”鲜有虫蛀的痕迹。
(三) 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本(以下简称“内阁文库图”)
1873年为接收幕府红叶山文库的藏书而建立的内阁文库,是日本收藏汉籍古本最大的藏书机构。据《幕府书物方日记》记载,享保十九年(1734年)该图在长崎奉行手中,元文二年(1737年)与许多中国地方志一起被收入江户红叶山文库,也就是幕府将军的书库,时与《皇舆图》互为表里,乃12帖装的折本,总体宽440.4厘米、高344.4厘米。(18)
该藏本并非完本,主图周围的副图及说明文字均被切除,各幅之间在粘贴过程中有人为拼凑的痕迹。与前两件藏本不同,该图没有任何着色的痕迹。日本现存的三部印本中,该图的印刷时间与梵蒂冈图最为接近。“内阁文库图”保存状况良好,除了有裂痕外,虫蛀和破损程度均较轻,几乎不见磨损和污染的痕迹,可见该图在入库后未经改装,被利用的频率颇低。
三、 流播与影响
在利氏地图传入日本之前,已有欧洲地图被南蛮船介绍到日本,而且出现了所谓“南蛮系世界地图”的翻译、摹绘之作。可是,这类地图往往只是被制成豪华绚丽的屏风,作为时尚装饰物在上流社会传播,影响并不大。利氏地图与前者最大的不同在于:(1) 它使用的是汉字;(2) 中国和日本被置于地图的中央。正是这两点,使利氏地图让长期受中国文化浸濡的朝野人士感到亲切和易于接受,影响也随之扩大。
在东传日本的第一个时期,利氏地图极可能被传教士们作为天文地理教材而介绍给教会学校的学生。1549年起,陆续赴日的耶稣会士作为扩大传教线路的一种手段,积极从事教育文化事业,他们在九州和京畿等地兴办学校,招收武士和上层町人的子弟。在传播神学的同时,他们也教授包括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对于熟谙汉字的日本人而言,有汉字说明的利玛窦世界地图无疑是一部绝好的参考书。
利氏地图同样是那些注重西方文化的学者们的案头之物,尤为天文地理学家所器重。仅从以下几个事例便可获知:
天文学家涩川春海(1639—1715年),幕府第一任“天文方”,也是第一部由日本人自己编制的历法《贞享历》(1684年)的作者,于宽文七年(1667年)“以欧罗巴利玛窦所著之坤舆万国横图(乃画屏六幅)”(19) 为据,作成一地球仪。
幕府儒官新井白石(1657—1725年),在宝永六年(1709年)对潜入日本的传教士约翰·巴蒂斯达·西多蒂(JuanBattistaSidotti,1668—1715年)进行审讯时,拿出所藏之《坤舆万国全图》向其“访以方俗”(20) 。以这次审讯为契机,新井白石于1713年和1715年相继完成了《西洋纪闻》和《采览异言》,这两部日本地理学史上的不朽名著有多处参考了利氏地图及其图说,仅《采览异言》中引用的图说部分,就达三十二处之多。(21)
《增译订正采览异言》(1803年)被认为是江户时代首屈一指的世界地理著作,作者山村昌永(1770—1807年)在所列出的引用汉文书目中,首先举出的就是《坤舆万国全图》。
此外,江户时代的著述中,有三十余种利用或提到了利玛窦世界地图,另有二十五部文献中所描绘的世界地图参考了利氏地图。(22) 这五十余种文献有如下几个特点:(1)时间跨度大,最早的《明清斗记》成书于江户前期的宽文元年(1661年),最晚的《大福节用无尽藏》刊行于明治前夕的文久三年(1863年),以江户中后期的文献居多;(2)作者身份复杂,有官员、学者、军事家和翻译,包括兰学者和国学者;(3)书籍种类多样,主要为天文地理书,但也不乏小说随笔,以及《节用集》《唐土训蒙图绘》之类的面向一般读者的简易百科辞典。通过这些读物,利玛窦世界地图影响了江户时代各阶层人们的世界地理认识。
除了被广泛征引,利氏地图还被大量摹绘。以《坤舆万国全图》为例,仅现存的江户时代日本制摹绘图就有21件之多,分布在由北向南的仙台、东京、滋贺、神户、大分等多个地区,(23) 说明利氏地图曾在日本全境流布。日本制摹绘图具有如下特征:(1) 摹绘时间晚。已知的十位作者,均为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期的人物,说明利氏地图被广为传绘的时间集中在它再次传入日本以后。(2) 日本化特征明显。为方便日本人阅读,摹绘图多在地名旁标有假名文字;对利氏地图中错误的日本地名部分也作了修正;以颜色区分各个地域,而不仅仅是五大洲,因此,色彩较原图显得更加丰富和艳丽。(3) 装帧形式多样。21件摹绘图中,包括屏风装8件、卷轴装6件、折叠装6件、额装1件,装帧形式的多样化反映了它们被利用方式的多样化。
利氏地图传入日本后不久,地理学界出现了以它为原型制作的世界地图,即所谓的利玛窦系统世界地图,它们具有如下几个特征:椭圆形的轮廓;中国和日本位于地图的中央;北冰洋中有四个大岛,南太平洋中有连接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南极大陆的巨大陆地。一般认为,日本最早刊行的世界地图《万国总图》(1645年)就属这一系统。而其中最有影响的,要属水户藩儒臣、地理学者长久保赤水(1717—1801年)绘制于18世纪末的《地球万国山海舆地全图说》。该书问世以后屡次再版,还在民间衍生出许多奇异的本子,其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幕府末期。在日本的世界地图绘制史上,17到18世纪被看作是利玛窦系世界地图唱主角的世纪。
然而,利氏地图在日本的传播并非毫无障碍,其中宣扬的“地圆说”“五大洲说”等新观点同样受到传统观念的反抗。这种批判最早来自儒教界,儒学家们或是彻底否定“地圆说”,或是从“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入手寻找“地圆说”的中国源。例如,庆长十一年(1606年),日本朱子学的开创者林罗山(1583—1657年)在与传教士不干斋·巴鼻庵(1565年—?)论战时,认为利氏地图“彼以地中为下,地形为圆,其惑岂不悲乎。朱子所谓天半绕地下,彼不知之”。又言其中的日月行道之图,“不及一行深括之万分,盖彼潜在大明,见浑天之遗则而窃模仿之耳。可叹!”(24) 由于利氏地图在全图说明的开篇借用浑天说的比喻说明地球为圆形,林罗山以此为把柄,指责利氏地图不过是剽窃之物。
在受到保守儒学者批判的同时,利氏地图也得到儒家开明人士的青睐。前面提到的幕府儒官新井白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上,与在中国的遭遇相比,利氏地图受到的来自日本儒学界的责难微不足道。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儒学思想发展并不成熟,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天朝大国”思想在日本影响并不十分深入;其二,中国的大多数儒学者继承了“君子不器”的鄙薄科学技术的传统,而日本的大多数儒学者并不轻视“经世之学”和科学技术,甚至有儒学者亲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这就决定了他们比中国的儒学者更容易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其三,中国儒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日本儒学则长期与佛教、神道等其他思想共存,比较容易接纳外来文化。
利氏地图受到的非难更多来自于佛教界。佛教认为,我们的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须弥山的四方海中有四大洲,南方称为南瞻部洲,也就是我们居住的世界;日与月旋绕于须弥山的山腰。这一宇宙理论与利氏地图阐述的“九重天说”“四行论略”等西方宇宙论截然不同。更有甚者,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国》的开篇说明中公然宣称:“释氏谓中国在南赡部洲,并计须弥山出入地数,其缪可知也。”(25) 直接否定了佛教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这必然会引起佛教徒的恐慌和愤怒,继而导致对利玛窦及其所代表的西洋地理学的强烈攻击。
从现有史料看,这种攻击始于主张儒佛一致的水户儒臣森尚谦(1653—1721年),他在《护法资治论》(1707年)中写道:“传闻西洋外道等称地形团圆,彼只视形器已后之象,知商舶所通之津止于意识念虑之所至,不达不思议之深妙,故所计度不免谬误。”森尚谦进而向佛教界发出警告:“吾恐后世佛法之大难,必自天文地理而始。”(26)
森尚谦的观点被京都积善院和尚圆通(?—1834年)继承和发展,这是个根据佛教经典研究天文地理、一生积极反对西洋学的僧侣。他在《梵历策进》等书中认为,西洋学说是佛法的大敌,其中尤以利玛窦传入之“天球说”“地球说”最甚。他在《佛国历象编》中抨击利氏地图“所注甚多杜撰”,而所谓“相隔百八十度,则时六辰而昼夜相反焉,是大妄也”(27) 。(https://www.daowen.com)
直至明治前期,佛教界不断有著述问世,对利玛窦及其代表的天主教展开批判,例如:龙温的《辟邪护法策》(1863年)、德凤的《护法小策》(1863年)、却水的《弹邪半百则》(1865年)、深慨隐士的《斥邪漫笔》(1865年)、《斥邪二笔》(1866年)、龙晓的《论童辩》(1867年)、晃曜的《护法总论》(1869年)等。在这些著述中,利玛窦或被斥为弘布邪教的罪魁祸首,或被贬为西洋戎人、蛮夷野人,“地球说”被视作传教士祸乱佛教的工具,支持“地球说”的人被看作神国的罪人。
尽管批判在继续,但前进的潮流不可逆转。随着人们世界认识水平的普遍提高,佛教界也不得不作出某种让步,利用西洋地理新知调整旧有学说的倾向悄然出现。这种变化突出地体现在佛教界的世界地图中,京都华严寺开山凤潭(1654—1738年)和尚的《南瞻部洲万国掌果之图》(1710年)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作者参考了两百余部文献,力图绘制一幅精确的须弥山世界图,以与欧洲世界图相抗衡。可是,这部地图描绘的南瞻部洲除了有印度和中国,还在四周增加了许多不知名的地域,特别是在图的东北部绘有群岛状的欧洲,整个图形也不再是均匀的左右对称,明显受了西洋地理学的影响。再如,净土宗僧存统(?—1842年)绘制的《世界大相图》(1821年),在图右下角的南瞻部洲画有赤道、夏至和冬至线。
儒佛两界苦于应付西洋学说的窘境,遂被国学家们适时地加以利用了。后者力图在复古精神的指引下,冲破儒学与佛教思想的束缚,建立一种与传统“三国世界观”相抗衡的新的世界观。
被视作“集国学之大成”的学者本居宣长(1730—1801年),对建立在实测基础上的西洋地理学评价颇高。他在《玉胜间》《辩沙门文雄之九山八海解嘲论》《真历不审考辩》等论著中,多次以“地圆说”与“五大洲说”为理论根据,驳斥佛教的“须弥山说”为妄说。
宣长的弟子平田笃胤(1776—1843年)在《古道大意》之“日本国风”中,摒弃了“天圆地方说”“三国世界观”等传统学说,转而介绍“地圆地动、世界由五大洲构成、地球有南北两极和寒温热带”等知识。(28)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平田笃胤看到过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但其读过新井白石的《采览异言》、山村昌永的《增译采览异言》以及日本版的《天经或问》等书,却是确凿的事实,这些著作均或多或少地采用了利玛窦的图说。
“地圆说”同样受到那些反对儒家中华思想和华夷观念的学者的欢迎。兰学者大槻玄泽(1757—1827年)在其著名的兰学入门书《兰学阶梯》(1788年)“御侮”篇中,以地圆说为根据,批判了某些人只知中国和印度,视他国为未化蛮夷的粗浅和孤陋。(29)
利玛窦世界地图不仅是地图,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天文地理书,几乎囊括了当时西方地理学的主要地名、概念和理论,它的传入,在日本思想史和地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思想史上的意义。16世纪中叶以前,受长期在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佛教的影响,日本人普遍认为,世界以中国、日本、印度三国为中心。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南蛮文化陆续传入日本,一部分日本人开始意识到,在三国之外,还有一个文明的西洋世界,一种更接近事实的世界认识开始形成。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传入如一针催化剂,加速了这种认识的形成,大多数人最后终于冲破“三国世界观”的束缚,确立了科学实证的近代世界观。由此,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观念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二,地理学史上的意义。利氏地图将许多崭新的地理学理论与世界知识带到了日本。包括五大洲观念、经纬度的概念和测量方法、气候带的划分方法、地理大发现的新成果、世界各地风土人情的介绍等等,这一切,对江户时代地理学的发展,以及人们世界认识水平的提高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直到20世纪前半期,许多汉译外国地名和专有名词,诸如亚细亚、欧罗巴、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还出现在日本的世界地图中。
最后,我们对利玛窦世界地图在中日两国的命运作一比较。在中国,利氏地图的出现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引起了国人思想上的强烈震动,当时影响颇大。可是,在利玛窦去世后不久,该图就被打入冷宫,日后鲜被引用,甚至被视作荒诞失实,失去了生命力。在日本,利氏地图传入之初并未引起多大的轰动,可是其生命力却颇为顽强,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治前期。造成如此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在认识传统和文化传统上的开放程度不同。一直生活在东亚次大陆封闭环境中的中国,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始终居于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为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和一般民众皆以“天朝上国”自居,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这种观念限制了国人的视野,妨碍了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与吸收。日本缺少华夷之别的思维定式与心理障碍,具有师法他族的认知传统,他们以是否有用决定文化选择的取向,这为利氏地图扎根日本创造了条件。
(作者江静,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日本文化研究所,原文刊于《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 洪叶.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A].洪业.洪业论学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1:151—192.
(2) 林东阳.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及其对明末士人社会的影响[A].利玛窦国际学术会议秘书处.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C].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83:311—378.
(3) 青木千枝子.我が国に現存する「坤輿万国全図」の刊本に関する一考察[J].汲古,1993,23:113.
(4) 洪叶.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A].洪业.洪业论学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1:161.
(5) 木宫泰彦(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39—641.
(6) 关于江户时代书籍交易的盛况,可参见下列著述中的相关章节:大庭修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勇、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严绍璗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7) 船越昭生.『坤舆万国全图』と鎖国日本―世界的視圏の成立―[J].东方学报,1970,(41):703.
(8) 肥州在今佐贺县、长崎县、熊本县一带。此处指长崎。
(9) 江府即江户幕府。
(10) 鲇澤信太郎.マテオ·リッチ世界図に関する史的研究[J].横浜市立大学紀要,1953,(18):171.
(11) 青木千枝子.我が国に現存する「坤輿万国全図」の刊本に関する一考察[J].汲古,1993,23:107—113.
(12) 織田武雄,秋山元秀.宮城県図書館蔵利瑪竇『坤輿万国全図』别册解説[M].京都:臨川書店,1997:6.
(13) 河野通博.青木千枝子さんの「坤輿万国全図」研究後編 日本製模写図に関する諸問題[J].地理,1998,43(12):86.
(14) 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75,218.
(15) 曹婉如,薄树人,郑锡煌,等.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J].文物,1983,(12):57—70。
(16) 青木千枝子.我が国に現存する「坤輿万国全図」の刊本に関する一考察[J].汲古,1993,23:107—113.
(17) 洪叶.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A].洪业.洪业论学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1:165.
(18) 三好唯義(編).図説世界古地図コレクション[M].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99:112.
(19) 《春海先生实记》,转引自船越昭生:『「坤舆万国全图」と鎖国日本―世界的視圏の成立―.』第687頁。
(20) 《采览异言》,转引自鲇澤信太郎:『マテオ·リッチ世界図に関する史的研究』第88頁。
(21) 鲇澤信太郎.マテオ·リッチ世界図に関する史的研究[J].横浜市立大学紀要,1953,(18):108—111.
(22) 鲇澤信太郎.マテオ·リッチ世界図に関する史的研究[J].横浜市立大学紀要,1953,(18):75—216.
(23) 关于日本制《坤舆万国全图》摹绘本的研究,除了本文参考文献中列出的[7]、[11]、[12],还可参考下列论文:青木千枝子「我が国における坤輿万国全図模写図の諸問題」(人文地理第43巻第5号,1991:508—509);秋岡武次郎「坤輿萬国全図屏風総説,渋川春海描並に藤黄赤子描の世界図天文図屏風」(『法政大学文学部紀要』第8巻,1963,(3):1—29)。
(24) 林罗山.排耶稣[A].海老泽有道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キリシタン書排耶書[Z].東京:岩波書店,1970:414—415.
(25) 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75.
(26) 鲇澤信太郎.マテオ·リッチ世界図に関する史的研究[J].横浜市立大学紀要,1953,(18):222.
(27) 鲇澤信太郎.マテオ·リッチ世界図に関する史的研究[J].横浜市立大学紀要,1953,(18):223—225.
(28) 平田篤胤.古道大意[A].神田豊穗.世界大思想全集54:日本思想篇[Z].東京:春秋社,1927:190—191.
(29) 大槻玄泽.蘭学階梯[A].松村明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64:洋学上[Z].東京:岩波書店,1976:338—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