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井白石论
周一良
江户时代(1603—1867年)是日本历史上多彩多姿的时代。新井白石(1657—1725年)又是江户时代许多著名的、受人重视的人物中最为多彩多姿的一个。本文拟就新井白石作为历史人物的特点及其所以突出的原因,试作探索与解释。
新井名君美(1) ,号白石(2) 。出身武士家庭,师事木下顺庵(1621—1699年)。1693年在甲斐国(山梨县)的大名德川纲丰的藩内担任儒者之职。(3) 1709年纲丰继任为第六代将军,改名家宣。白石升为幕臣,在继续为将军讲书之外,参与幕府政治,多所建白。家宣对他也非常信任,1711年赐衔从五位下筑后守(4) ,次年给俸一千石。1712年家宣逝世,幼子家继继任将军,白石仍参与政事。1716年家继夭亡,第八代将军吉宗继位,斥退旧日幕臣,白石亦在其中。退隐后从事著述,1725年年69岁逝世。
江户时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在德川幕府统治之下,存在各种关系亦即各方面矛盾,其错综复杂也远胜前代。始终贯串这个时代的,有幕府与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有武士与农民、商人之间和后二者彼此之间的矛盾。以幕府而言,对内有武家与京都的天皇朝廷即公家之间的矛盾,对外有锁国政策与外国势力的矛盾。幕府内部还有因循腐朽的官吏势力与开明幕臣之间的矛盾。白石为人的特点,是身处这些矛盾之间从不躲避,反而大胆介入其中,按照自己的理想行事。其结果往往出人意表,显示出白石的特立独行,给人以铮铮硬骨敢作敢当的印象。也就因此,被当权的老中们目为“鬼”——日文意即怪物。
在讨论处于各种社会矛盾之中的白石以前,先看看在他的出身与教养两方面所体现的武家与文治的矛盾及其调和。
白石出身于武士家庭,祖父名勘解由,是失去主君的浪人。父亲正济是上总国(千叶县)久留里城主(5) 土屋利直的家臣。他们都是典型的日本武士。白石自传上卷里有关于他父亲和祖父的叙述。白石记载父亲正济描述祖父,说他大眼多须,相貌可怕。平常吃饭时,总是从一个用金银粉彩绘有杜若花的黑漆制筷盒中取出筷子用饭。饭后又收进盒内,放在身边。据白石家的年老女仆说:“过去一次战争中,他斩获了重要敌将的首级,去晋谒主将。主将说:‘打仗累坏了吧?拿这个去吃!’主将把自己的饭菜盘子连同筷子一起赏赐给他。这成为当时荣誉之事,所以直到现在始终不离身边”。(6) 白石的父亲还记得一件事。当他和同年龄的小朋友游戏时,说了一句“你这样说是侮辱人!”被祖父听见,立即告诫说:“男子汉被侮辱是羞耻。刚才的话虽属戏言,但听来像是你当真受了侮辱,不应当这样!”白石父亲的身上也充分体现了武士的教养,短刀终生不离身。喜怒不形于色,笑时也不出高声。他经常教训儿子:“男子汉唯一的是应当练习忍耐。无论碰到什么事,都从自己认为非常难于忍耐的地方先忍耐起。久而久之,就不会有觉得那么难的事了。”他告诫儿子两件事要谨慎:财与色。晚年生病时,正济只把背对人躺着,而且什么也不说。病愈后对人解释说:“我从来没有让人看见我疼苦的样子。如果显得与平时有异,是不合适的。而且,我看到世人往往在发烧时胡言乱语,因此想自己不如不开口。”从白石祖、父两代的轶事,可以推想白石武士家庭的熏陶教养,尽管他不及见其祖父。
对于自己的武士家庭出身,白石本人也是颇为珍惜与自豪的,可举他拒绝与商人家庭联姻一事为证。白石二十岁出头时,父子二人都离开了土屋家,失去主君,成为浪人,生活困难。这时两次有商人家庭提出接纳他作养子和赘婿,都被白石断然拒绝。头一次白石说自己出身于武士之家而不得进用,感到悲哀,对他父亲表示:“我不愿意到我这一辈舍弃父祖相传的‘弓矢之道’,去继承商人之家。”第二次是河村瑞贤(1617—1699年)想招他为孙女婿。河村是经营木材致富的巨商,在办理海运和治水方面,都对幕府有很大贡献。他颇有眼光,预言白石必将成为大学者。而白石同样加以谢绝,并婉转表示,日后自己越成为大学者,则与商家结亲的疵点就越会显著。足见白石早年作为武士的自觉性之高。若与江户末期武士之争作商家养子相对照,社会风气与价值观之丕变,就异常清楚了。
据自传所载,白石少年时期曾从师练武,学习刀法,但他所终身从事的,却是文事而非武功。这一矛盾的现象,恐怕要从几方面考察其原因。首先是幕府统治政策的改变。织田信长的儿子信孝的印章上,刻着“一剑平天下”,恰当地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理想。德川三代将军家光以后,国内政治局势稳定,各项制度与机构趋于完备,不再需要战国以来马上得天下那一套作法。四代将军家纲和五代将军纲吉都倾向于文治为主,纲吉统治时期的元禄时代(1688—1703年)更以文化昌盛著称,这是白石青少年时期的社会气氛。白石的母亲是一个文化修养较高的妇女,长于书法,熟悉和歌、物语等古典文学,白石自小受到陶冶。而白石本人确也天资聪慧,三岁时能用纸蒙在书上描绘其图画及汉字;六岁能背诵七言绝句的汉诗;八岁开始习字;九岁时每天临写行草书四千字,还为父亲代笔;十三岁时为藩主土屋抄录信札。所以白石虽出身武士家庭,却放弃“弓矢之道”而成了学者。身居四民之首,为幕府股肱的自觉性,又使白石不甘作讲求性理或训诂的儒生,而要成为“致君于尧舜”的政治家。
作为政治家,存在于白石身上的矛盾,是他对将军家宣献计献策,几乎言听计从,影响颇大,而白石的官位却始终低下,由浪人不过升为旗本。白石从1693年担任甲斐国大名德川纲丰(家宣)的儒者,直到家宣继位将军,于1712年逝世,其间为家宣讲书前后凡十九年,进讲从未间断,共1299次,内容以汉籍为主,如《四书》《诗经》《通鉴纲目》等。家宣尊重白石意见,甚至引用佛教“一体分身”之说,意思是他与白石如同一人:“彼如有错误,即我之错误。我如犯错误,亦即成为他的错误。”当时出入将军居城的城门有定制,而白石曾被准许不限昼夜自由出入八座城门。家宣弥留之际,白石被召在侧。然而白石的俸禄只到千石。虽然不断面对将军进讲,而每有政治建白,还须把意见书交给担任侧用人的间部诠房转呈将军。德川幕府坚持封建等级制度,注重门阀,高级幕臣都只能由大名中的上层担任。如大老只能出自崛田、酒井、井伊等几家大名,老中原由万石以上的谱代大名担任,以后改从二万五千石以上的大名选任。由于大老和老中官位较高,与将军之间的关系趋于正式而严肃,所以将军往往任用所亲信的较小的大名为侧用人,侍候左右,供顾问参谋,并在将军与老中之间起沟通作用,其权势常常大于老中。家宣时的侧用人间部诠房权势很大,白石始终依靠间部向将军建言。西方有的学者诧异白石如此受信任,何以官位不能提升,不知这正是德川幕府封建体制使然。侧用人与我国南北朝时皇帝左右的中书通事舍人颇为相似。白石儒生而必须依附于将军亲信的间部才能施展政治抱负,在他心理上定有所反应,恐怕也是他遇事偏激、狷介自持的原因之一吧。
江户时期主要的社会矛盾,自然是德川幕府的统治——包括腐朽幕吏等大小当权派与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白石固然属于统治阶级,但他从正义与理性出发,往往站在反对幕府权势一边,提出或采取有利于人民群众方面的措施。他的作为有助于将军家宣统治时期的稳定局面,客观上也有益于社会发展。下列事实可以为证。幕府主要掌管财政的勘定奉行荻原重秀(1658—1713年)为解救幕府财政困难,于将军纲吉在位时改铸货币,降低金银成色,增加铜的成分,造成社会极大混乱,人民蒙受损失。家宣继位后,废止了改铸的货币。以后荻原不仅贪污受贿,又向家宣献改铸金银货币之策。白石坚决反对,终于弹劾荻原,免其官职,制止了货币的改铸。勘定所这个官署的官吏贪污渎职,农民受害。白石建议在勘定所内添设负责监督的官员,从而减少中饱,压缩河堤工事和漕运等用费,百姓负担大见轻减。又如越后国(新潟县)村上藩领地上85个村的百姓4116人因土地归属幕府或领主村上问题,上诉幕府。勘定所不顾青红皂白,诬以“谋反罪”,裁决依“罪”之轻重,或死刑,或流放,或监禁,并处分其田地住宅等。白石详加调查,认为百姓冤枉,不仅没有要谋反,而且所申诉有理。终于改变裁决,保护了85个村的全体百姓。
对于主持司法裁判的评定所这一机构的官员及其裁决,白石也曾建议整顿及修正。如纪伊国(和歌山县)津村地方的货船漂流到远江国(静冈县)篠原海滨。篠原群众乘船破之机,掠夺船上货物。舟长拔刀砍伤一人,并诡称尚有钱财被盗。评定众判决云,村民群集掠夺货物属实,但人数众多,难于加罪。舟长妄称钱财被盗,实无其事,应予斩首。将军询问白石意见,白石认为,据宽永十三年(1636年)旧制,不得因犯罪人多即免于处罚。为首者应治罪,参加掠夺者每家出百钱,补偿货船损失。舟长出于忿怒,伪称钱财被盗,可免追究。妄言罪轻,掠夺罪重,罪重者免刑,罪轻者处罚,评定所裁决殊不合理。结果按白石所议执行,评定所的错误裁判得以纠正。
从京都到江户的东海道大路,以前驿舍每年役使人夫230550人,驮马41234匹。白石改订制度规章,减少人夫122589人,驮马4823匹,大大减轻沿途百姓负担。白石对于倚仗幕府威权的势力,也从正义出发,予以抨击。奈良兴福寺两派僧人发生主持寺务之争,白石根据文献资料,考订史实,判断一方无理,而这一派僧人正是将军家宣的岳父近卫基熙所支持。
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问题上,白石同样从来不回避,而是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据理力争,因而成为幕府臣僚们望而生畏的人物。德川幕府与广大农民的尖锐矛盾为人所熟知,幕府很早就制定种种规章,从政治上控制、经济上压榨农民。农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无不在幕府官吏监督之下。而自从12世纪末镰仓幕府成立,到明治维新,约四个半世纪期间,日本在天皇朝廷以外另有一个将军主持的幕府政权,形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德川幕府初期也曾效仿过去的武家政权结姻皇室,如二代将军秀忠以女嫁后水尾天皇,所生之女后为女帝明正天皇(1629—1643年在位),成为称德天皇以后860年来的第一个女天皇。(7) 但幕府对皇室的敌视与防范始终占上风。武人幕府与天皇朝廷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特别尖锐,超过镰仓、室町时代。如同对待所统部下的广大武士有“武家诸法度”,德川氏对待天皇与朝廷公卿的禁令称为“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共十七条(8) ,也于1615年发布。“武家诸法度”制定后因情况变迁而数度修订,控制天皇与公家的法规始终未作任何改动。
由幕府来规定天皇及朝廷大臣的行动轨范,为12世纪最早的武人政权建立以来所未有。“诸法度”第一条规定,天皇应该注重学问,精于艺能如和歌写作等,目的显然在于使天皇脱离政治,俯首受制。关于朝廷大臣的任命,天皇须听取幕府政权意见。天皇曾因未得幕府同意而赐紫衣于僧人,酿成轩然大波。天皇及大臣等的生活细节如服饰等,都加以种种严格规定与限制。律令制时代规定,天皇的兄弟,皇子为亲王,姊妹、皇女为内亲王。亲王各有位阶,任官职,配置职员司其家政。室町幕府后,却形成了一种不成文制度,天皇家除继承皇位的太子以外,皇子皇女一律出家为僧尼,寄身寺院。经济上由于皇室领地极少,不足以维持众多皇子皇女的庞大费用,而政治上则在于削弱皇家势力,孤立天皇。德川幕府严格遵行此制,无异于从人身上逐渐消灭天皇家族。家宣就任将军不久,白石即建议废止皇子皇女出家的规定。
白石的建议说:“应仁〔指1467—1478年应仁之乱〕以后,世乱相续,武家固已衰落,皇室更不待论。及德川家神祖〔指家康〕一统天下,皇室亦继绝兴废。然而皇太子之外,皇子皇女皆出家一事,至今犹如衰败之世,无所改变。大凡贱如匹夫匹妇,生子必愿其有家室,此天下古今人之常情。又今日甚至农工商人之类,男则分与之资财,女则谋求其婚嫁,况武士以上,莫不皆然。而皇子皇女出家,为时已久,竞成世间惯例。即使皇室未曾提出,料想此事亦非所情愿。假如皇室不提,而幕府方面不作废止此事之决定,亦不可谓已尽事上之道。当前公家皆有领地,如皇子立为亲王,不需给与多少土地。皇女下嫁,亦不费国家多少财物。本国天皇祖先天照大神之后裔如此,而望德川家神祖后代永世长存,繁荣昌盛,庸可得乎?”白石又从经济政治两个角度论证,以排除幕府当政者的顾虑。关于前者,他说:“如我所议,或谓今后皇子皇女其数增多,天下财富将有不足,自古皇子皇女数十人之时代虽不为少,其子孙存续迄今者并无几人。古人云,‘天地之间有大算数’,此等事非人智力所能推测,唯当论其理之当否。”关于后者,他说:“或又以为,皇子之后裔增多,遂多不利于武家之事。固然由于高仓宫(后白河天皇第二皇子以仁王)之令旨,遂有诸国源氏之起兵,此乃平清盛行事多乖,平氏当灭之时也。若以此等事为戒,则北条高时灭亡时,颁令旨者非梨本和尚(护良亲王)乎?因此,即使出家之身,亦不能免于不利武家之事,主要只在武家政事之得失耳。”白石的建议被幕府采纳,日本皇家子孙得蕃衍。不仅免于不绝如缕、濒于灭绝的境地,而且在旧有的伏见、京极、有栖川三家亲王之外,立东山天皇之子秀宫为闲院宫亲王。若非白石建议,等不到明治维新,天皇一族早已几乎消失了。
德川幕府统治者内部另一矛盾,是幕府与大名之间的关系。德川氏制定了比以往武家更为严密苛细的种种制度,从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以至社会生活上防范抑制各地大名,并禁止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京都皇室的联系,以免相互勾结反对幕府。控制大名的主要手段,集中体现于“武家诸法度”。幕府对大名财政上要求甚多,如参觐交代、留妻子家属于江户、助修城郭、拱卫江户京都以至进奉财物等等,目的皆在于消耗大名实力,使不易叛乱。白石身为幕吏,而对于大名抱有同情,不是务求驱逼使其贫困,而是随时留意宽减其负担。他建议减轻大名课役云:“自前代以来,大名之课役已重,加以进奉之物又多。天下武士及庶民之穷苦,源由于此。大凡大名旗本等之从公役,例以军役(9) 为依据。自元和二年(1616年)定军役之制以来,有本役、半役、三分之一役等差别。至宽永十年(1633年)时,改定军役。其后(庆安二年,1649年)更比元和时为轻。……军役尚且如此,对于世间通常之事无故加重课役,实不妥当。”“当前之急务,莫如减轻天下武士庶民之负担,因此请命令诸大名来江户时,应减少随从人马之数;由城门至外郭门,应减少门卫人员;不论何事,如有临时差役,应斟酌用半役或三分之一役。”关于进奉,白石又说:“至于奉献之贡物,次数多者减其次数,数量多者减其数量。奉献将军既如此,赠送老中以下诸人者,次数、数量亦命令相应减少。”关于大名在江户防火警备的任务,白石也建议有所调整。白石最根本的想法,是认为大名负担最终转嫁于武士及百姓,民穷财尽,引起天下骚动,皆源于大名贫困,这就与一心顾虑大名富足的幕府政策大有出入了。
德川幕府最初的三代将军统治时期,有鉴于战国以来武人的骄纵,对大名采取高压手段,动辄没收其土地,削籍为民,或者转移封地,减少封土。因此在17世纪前半期,由于失去封主而成为浪人的武士不断涌现,形成社会问题。1651年在骏府、江户两地起兵反对幕府的由井正雪(1605—1651年),正是浪人武士的代表。由井通晓兵书,曾作童蒙塾师。他以纪伊藩主、三家之一的德川赖宣(秀忠之弟、家光之叔)为号召,因为赖宣以同情浪人著称。由井举事不成,很快失败自杀。但在当时大名心目中,并不把他当成叛逆。在某种意义上,也许还赢得同情。新井白石晚年回忆,他青年时期听人讲说由井的事迹,他认为由井为万人之上的奇人,当代所少有,类似古代的陈涉。只是事功不成乃为陈涉,事成即是汉高祖。白石以为由井为英雄豪杰别具一格的人物,不可用通常君子之道论之。(10) 白石甚至告诉佐久间,他年青时人们都说他相貌与由井极为相似。白石在由井正雪问题上的思想感情,也反映在幕府与大名之间的矛盾中,他不同于一般幕吏,而另有自己的主张。
在统治阶级内部,白石与其他幕臣——特别是具备某些权势的幕府官吏之间时有矛盾。一般而言,他总是不畏权势,根据道理,力争贯彻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虽然招来嫉恨,也在所不惜。典型事例是白石与林信笃(1644—1732年)之间的争论。林信笃是幕府儒官始祖林罗山(1583—1657年)的孙子。罗山原为僧人,有志于朱子之学,1605年以后仕于幕府,为几代将军侍讲,并参与诸种“法度”及外交文书的起草。1636年之前,沿用室町时代习惯,外交文书照例出于五山僧人之手。1691年林信笃蓄发,放弃僧人身份,任从五位下大学头。从此林氏世袭这个职位,成为幕府有关文化学术事务的主要参谋与顾问。关于接待朝鲜使臣的礼节,是白石与信笃争执诸端中最使林家丢面子的事。白石自传记载云:“大学头林信笃鉴于将军易代以后〔指家宣代替纲吉之后〕万事俱与以往不同,他想无论如何要出头露面,因而提出:‘朝鲜聘使事自来是由我家承办的。’处理此事之土屋政直原为信笃密友,为之斡旋,将军于是命令信笃撰录其事进呈。信笃写成两册奉上。将军询问各事细节,信笃不知事情原委,所答有欠详尽。将军召我试询,遂命我处理此事。”白石认为,林信笃与土屋都无学问,不了解接待朝鲜使臣的礼节,因此才有渡险滩而船折了舵的心情。
林信笃认为白石夺其恩宠,对白石几乎遇事为难,有不少次细枝末节的争论,都以白石的胜利结束。这里举重要两例争议。将军家宣死时,其子家继年四岁。林信笃误解《仪礼·丧服篇》“不满八岁以下皆为无服之殇”一语,不知是说别人不为七岁儿童服丧,而理解为七岁以下儿童不为任何人包括其父母服丧。幕府老中等都听从了林信笃的意见。白石征引《仪礼》《礼记》以及《大明会典》等,从礼经古制到中国当代礼节,有力地反复驳斥了信笃的谬论。林信笃最后只好引用日本文学著作,说这是日本本国习俗,为自己解嘲。1711年朝廷改元正德。林信笃根据几部明人著作,以为年号凡用正字者皆不祥,白石广泛征引中国及日本有正字年号,认为天下治乱、人寿长短都与年号用字无干。明人书中臆说,不足凭信。特别值得注意是,白石放眼中日两国以外,批驳林信笃的迷信谬论说:“如果顾虑不祥之事必由年号用字所致,则不如古代尚未有年号之时。然无论日本与中国,在无年号之古代,仍不免有天下之治乱,人寿之长短。我曾遇意大利、荷兰等国人,当时仔细询问过各国情况。使用年号之国家不过二三,其余皆无所谓年号之事。天地开辟已经几千几百几十年,二十余年以来,西洋欧罗巴各国中,君主死去后由于继嗣问题而国乱者不少。据云去冬今春不少人战死(11) ,此又因何为祟而致然乎?由此可见,即使无年号,如天运有衰,人事有失,亦必不免于乱亡。”在18世纪初年之东亚,有如此程度之世界各国知识,有如此高明之见解,白石而外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人吧?
白石对于林信笃的看法,不止于学术上的争论,对其人品也不赞同。自传中记载,家宣继任将军后,信笃乞请致仕。家宣征求白石意见,白石认为信笃乃前代将军纲吉的老师,世人之所尊敬,年龄又不满七十。如允其致仕,世人会有议论。家宣听取了白石的建议,但同时向白石说:“前代将军时,赐甲斐国于美浓守衔柳泽吉保〔纲吉信任的侧用人〕,据云文书由大学头〔指信笃〕起草。有人问他为何写进一些史无前例的话。(12) 信笃当即回答说:‘怎能不顺从柳泽吉保的愿望!’”家宣表示,由此等事可知信笃的心术,使这种人担当教导人的职责,是极不适当的。白石在自传中详记家宣的话,表示他完全同感。其他记载也说,林信笃这样受尊敬的大学头,对将军纲吉曲意逢迎,向权贵折腰,为权势作羽翼,而且孳孳为利。对这样品质的人,白石无疑是要斗争到底的。
德川幕府在对外关系上,有两方面矛盾。一,对待西方天主教势力;二,与朝鲜李朝的交往。新井白石在幕府这两方面矛盾中,都有突出表现,而不是随波逐流,说明他识见之不同凡响。
1637年岛原起义后,幕府不久即全面锁国,不许出航海外。除去中国与荷兰商人,禁止外人入境,视天主教如洪水猛兽,对天主教徒残酷迫害。白石身为幕臣,在此种气氛之下,却对天主教与西方传教士表现出当时罕见的宽容心与求知欲。1708年意大利耶稣会士西多奇(1668—1715年)经过马尼拉航行到大隅国(鹿儿岛)所属屋久岛潜行登陆,企图传教。地方官加以拘捕,在白石建议下押送到江户。次年白石对西多奇前后进行四次询问,其内容从西多奇的出身家世、东来经过,直到西方世界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等。白石还命西多奇在地图上口讲指画,说明当时世界各国形势,旁及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大致情况。总之,白石认为这是“一生奇遇”,尽量从西多奇猎取有关海外世界的种种知识,开阔了眼界。对于天主教虽然仍以不屑的口吻态度对待,可能因为询问现场有幕府防止天主教的官吏切支丹奉行参加,但他从西多奇也能比较正确地理解了天主教的性质与传教士的献身精神,修正过去洪水猛兽的看法,说考虑其教义及地理形势等因素,决无侵略意图。在白石手写的记录中,还绘有圣母形象。他钦佩西多奇的博学多识,认为西多奇具有多方面学问,其天文地理认识确不可及。询问过程中,白石始终以平等相待。甚至夸赞西多奇“圣人之温良倘即如此”。关于西多奇的处理,当时有死刑、遣返和幽囚三种意见,由于白石的建议,幕府采取了长期幽囚的方式。
德川幕府规定,每年春季长崎的荷兰商馆长来江户向幕府献礼。1712年春,白石几次到荷兰人的住处会见商馆长及外科医生等四人,了解外国情况,从政治制度以至国民性、民族、容貌、服装、物产、风俗习惯、信仰等,充分利用机会扩大知识面。白石从西多奇及荷兰人了解的这些知识,写进了他的著作《西洋纪闻》《采览异言》。据云白石还曾掌握了三百多个荷兰语单词。他这些举动,影响了八代将军吉宗,终于部分开放了兰学之禁,难怪以后兰学集大成者大槻玄泽(1757—1827年)称兰学草创于白石了。
德川幕府对外方面的另一矛盾,是与朝鲜李朝的关系。如果说在幕府与西洋势力的矛盾中,白石冒当时之大不韪,对西多奇这样的耶稣会传教士采取公正开明态度;那么,在与朝鲜的交往中,白石则是力争两国平等相处,务使日本不至有损国威。李朝自立国以来,濡染明朝文化至深,自认较日本处于先进地位。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更在朝鲜举国上下心目中留下阴影。德川幕府成立,两国复交,朝鲜方面自视颇高。白石参考古制揆之情理,在不少问题上据理力争。在朝鲜聘使到达之前一年(1710年),家宣命令白石提出关于接待仪式等的建议。1711年白石被授予从五位下筑后守衔,奉命接待朝鲜使臣。
根据白石建议而改变者计有下列各项:一,镰仓幕府以来,朝鲜国书称将军为“日本国王”,宽永时(1624—1643年)改称“日本国大君”,遂成定例。白石认为,“大君”乃朝鲜授其臣子之称号,有受彼国官职之嫌。且大君在中国载籍中为天子之异称,又与天皇相混。故建议恢复“日本国王”称号,与日本天皇相对应,在国内以天与国、皇与王显示地位尊卑之区别。二,简化接待礼节,如陪同、座次、饷宴等。三,聘礼完成后,朝鲜使臣提出,日本复书中“怿”字犯朝鲜国王七世祖中宗名讳,要求修改。白石回答:“五世不讳,古之礼也。……即使两国之君相互避国讳,避七世国讳亦自古所无。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观其国书,正犯当代将军祖考之讳(家光之光字)。苟云其国七世之讳亦应回避,何以赍来犯我祖讳之文书耶?”当时传闻,朝鲜使臣认为,如交涉失败,决心不生还本国,甚至不惜诉诸武力。白石力排众议,坚持对等修改。最后双方修改对方回避之字而结束争议。当时日本国内议论纷纭,对白石非难不少。将军家宣毅然表示,白石遵将军之命行事,他即将军的“分身”,功绩应充分肯定。朝廷的重臣近卫基熙也在日记中说:“今度无此〔指白石的抗争〕者,蕃客定而〔日语虚词〕可笑日本事。……余五十年见才人,无似彼士。”(13)
以上从德川时代各种矛盾考察新井白石的立身处世,试图说明白石之所以突出受到重视,成为多彩多姿的人物。可以看出,白石从不回避矛盾,而是勇往直前,为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不遗余力地奋斗。他综合了儒家的道理和武士的奋斗精神,在六代将军家宣和七代将军家继统治的短短八年间(1709—1716年),在幕府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他成为德川时代地位虽不高而影响却极大的政治家。虽然八代将军吉宗继位后,照例罢黜了前代将军的亲信,如间部诠房、新井白石等,但未摈弃白石的某些主张,而是依旧执行,如货币改革、对兰学的开放等。当前日本学者多持此见解,如研究白石的著名专家官崎道生《新井白石研究》及儿玉幸多等主编的《日本历史大系·近世卷》可为代表。在我国封建王朝历史上,这种事例也不罕见。唐宪宗即位后,贬逐了有名的八司马,但仍继续执行了王叔文的某些政策,即其一例。有远见的封建统治者有时出于个人恩怨,对前朝亲信往往废黜不用,但不以人废言,前朝善政仍然予以继承。据说德川吉宗向白石的挚友室鸠巢问过,白石是否大学者。鸠巢回答说,可称当今第一。吉宗表示想会见白石,鸠巢恐怕白石言语率直获罪,谎称白石已老耄不能谒见,两人终未得会面。假如吉宗与白石晤面,焉知白石晚年政治生涯不另是一番情景呢?
新井白石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作为学者,他也是多姿多彩,方面既广泛,成就又精深,在江户时代是屈指可数的。
白石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幼年自修《四书》《五经》,主要依靠当时他所能找到的元明人所编字书,如元熊忠《古今韵会举要》、明梅膺祚《字汇》。这些工具书虽是当时中国人所习用,但并不理想,他晚年在自传中承认多所误解。1686年白石年30岁,入颇为著名的木下顺庵之门,师事他直到1698年顺庵逝世。木下门徒多一时俊彦,白石学业尤为优异,特受顺庵赏识。白石出仕于德川纲丰(家宣),即由于顺庵推荐。《木门十四家诗选》中与白石唱和诸作多所揄扬,如室鸠巢《赠白石诗》云“同门英俊共推君”。在白石出仕以后,鸠巢又赠诗云,“旧时一见知韩信,今日何曾愧酂侯”,对白石文韬武略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白石读书范围广泛,涉及和汉古今。他曾说:“吾昔时家贫,不能得书,就人假借,手自写录,往往卒业焉。”(14) 现在还保存着白石所抄的各类书和他的“躬自抄录”四字的印章。
首先,白石是史学家。他在史学领域的贡献,大致说有三方面。第一,白石有当时可谓颇为先进的历史观。日本从8世纪初即出现历史著作,但到13世纪僧人慈圆的《愚管抄》和14世纪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才对历史的发展提出看法——史观。前者从佛教出发,认为世界日益趋于佛教所谓末法阶段;后者则主张历史的动力取决于道德。白石在他的《读史余论》中,从政治史角度出发,通古今之变,认为日本历史经历九次变化而建立武家统治,武家政权又经历五次变化而到当代。(15) 虽然白石是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从政治势力的消长与政权的递邅来考察历史发展,但他终究指出历史的变化,比起慈圆和北畠亲房的解释,显然进了一大步。(https://www.daowen.com)
白石对史学的贡献之二,是在治史时——特别是古代史,对史料的鉴别处理方法方面。在日本古代两部著名史书中,他更重视《古事记》,以及几种《风土记》和《古语拾遗》。《日本书纪》受中国史书影响过深,拘泥于文字,记述有时失实,这是今天史学界所公认的,而白石二百多年之前就已注意到了。但另一方面,他并不排斥而是竭力主张利用中国及朝鲜史书中关于日本的记载。关于古代神话,白石有一句名言“神即是人”。他试图用人世的行为去解释神话,把神的故事看成人世的历史,以为神之名“みこと”实为男子美称。这种观点在日本无疑也是前所未有的。对于古史中词汇,白石不拘泥于表达声音所用的汉字,而是强调字音,这也正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他不仅留意文献材料,而且重视实物资料。如撰《本朝军器考》,搜求寺社及旧家所藏实物。对于铜铎、石镞,皆所重视。白石还有《史疑》一书二十卷,记述日本历史上他所认为可疑之处,必多精辟见解,惜已失传。
白石史学贡献的第三方面,是注重学以致用。他奉甲府藩主德川纲丰(家宣)之命,撰《藩翰谱》十三卷。此书记载1600—1680年这80年间337家大名的始封、袭封与废灭的兴衰始末,附以大名传记。论述公平翔实,据传家宣直到继任将军以后,始终置此书于座右,不时翻阅,以后的将军亦多参考此书,实际起了江户时代的现代史和统治者政治教材的作用。对皇室与幕府两方面,白石与水户学派之尊王不同,并加尊重,但在《读史余论》中力图说明幕府政治为历史必然趋势,申述其合法性,肯定武家统治,这自然反映他的出身与政治立场,不足为奇了。白石还注意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邦的情况,所著有关于哀奴人的《虾夷志》,关于琉球的《南岛志》《琉球国事略》等,说明白石视野宽阔、注意广泛,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他的学术的各方面。白石对世界各国史地知识求知若渴已见上述,所撰《采览异言》即其成果。书用汉文撰写,而地名全部用假名表达,记音正确,足证白石学术态度之谨严,无愧为兰学始祖。至于白石自传《折焚柴记》,更是日本古典名著,无论史学文学价值,在日本都数一数二,不待赘述了。
白石同时也是语言学家,著有《东雅》《同文通考》等。作为语言学家,白石的特识是注重声音,而不拘泥于表达声音的文字。尤其就日本而言,他认为表音的汉字更隔一层。他懂得三百多荷兰语词汇,了解西方依靠二十几个字母组合来表达成千上万的声音。他研究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的区别,对比之下,甚至倾向于承认表音文字的优越性。这种认识与倾向性,在18世纪的东亚,可谓绝无仅有。即使擅长于音韵之学的清朝大师顾亭林,限于环境条件,其认识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16) 关于语言,白石还富于剖析的看法:语言有古语与现代语,其间又有雅言俗言之别。以日本语而言,需要区别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何等样人所使用的语言。欲通日本古今的语言,必先论其社会,还需了解朝鲜、中国语言以及梵文和西洋对日本语言的影响。白石对于日本词汇语源的探索与解释虽有时不免于牵强附会,他在语言语音方面的认识与主张,无疑在当时是世所罕见的。
白石还是一位文学家。自传的散文——特别卷上部分,久为世所传诵,明治以后长期选作语文教材。文学家如森鸥外、谷崎润一即等,都非常欣赏。白石从早年已沉浸于唐诗,十七岁时即有七言律诗《冬景即事》之作,今存《白石诗草》四卷。清代大学者俞曲园从日本百数十家汉诗集中选出五千余首,名《东瀛诗选》,白石作品在内。俞樾在记述作者的《东瀛诗记》中源君美条下云:“白石出木下顺庵之门,洽闻多识,通晓倭汉古今典故。其所著书凡一百六十余种,时人称其有用,而余皆未之见,所见者止其诗一卷耳。江村北海称其咳唾皆珠,呓语皆韵,今读其诗,亦略见一斑也。”江村北海为京都学者江村绶(1713—1788年),与江户之入江北海、大阪之片山北海合称三都之三北海,著有《授业编》及《日本诗史》,编有《日本诗选》及续编。曲园老人征引北海对白石评语,也反映了他自己的评价。
作为政治家的新井白石,在江户前期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多姿多彩的角色,其特立独行令人折服。作为学者的新井白石,以他渊博知识和敏锐头脑,在历史、语言、文学各领域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江户时代学术巨星。本文就白石一生事迹,试求其所以成为巨人的原因。现引用他1710年54岁时“奉使西上”时自题肖像诗,以结束此文:
苍颜如铁鬓如银,
紫石稜稜电射人,
五尺小身浑是胆,
明时何用画麒麟!(17)
1992年3月10日写成
(作者周一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原文刊于《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1995年)
(1) 据新井氏家藏家谱写本注音为きんみ,而非一般读音くんび。
(2) 据新井自称,他因中国宋代词人姜夔号白石,还有其他如黄白石、沈白石等,因而采用此号。
(3) 德川时代幕府及诸藩置有儒者一职,担任给将军、大名讲书(多为汉籍经典)及有关学术方面的顾问。儒者读じゅしゃ,亦读ずさ。
(4) 德川幕府自有一套名称职掌都不同于律令制的职官,如老中、奉行等,但仍要借重京都朝廷名义。将军拜为左大臣、右大臣、内大臣以至太政大臣,幕臣则给以中将、少将、国守等职名和位阶等级,其实纯属虚衔称号。从五位下与所领俸禄数量无关,筑后守也与筑后国地方无关,日本历史上称之为受领职。但江户时代习惯常以此虚衔相称,其授予范围也颇为广泛,以至政府官吏以外的人亦能得此种受领职称号。位号须由幕府奏请朝廷赐予,受官位者纳金银于朝廷。
(5) 江户时代按照与德川氏的亲疏远近,大名分为家门、谱代、外样三大类,而外样大名的资格又有等级高下,依次为:国持(领地为一国或一国上者)、准国持(领地广大而不到一国者)、城主(领有一城者)、城主格(无城而享受与城主同等待遇者)。江户末期城主有128家,城主格16家。大名依其收入,一般一万至十万石为小藩,十万至三十九万石为中藩,四十万石以上为大藩。
(6) 引文见白石自传《折焚柴记》,据作者译文。以下凡不注出处者同。
(7) 后水尾天皇出于对幕府严密控制的反感而让位于其女,故幕府对此举并不表示满意。
(8) 由于圣德太子制定“宪法十七条”,日本后代统治者制定法规往往沿用此数。
(9) 军役指幕府对大名及旗本按俸禄石数多少比例,提供一定常备兵马及武器。公役或课役,则指幕府对大名所课劳役或负担,如幕府或天皇皇居土木工事、修筑江户城、水利事业、接待外国使节之负担等等。
(10) 白石与佐久间洞岩书,转引自粟田元次《江户时代史》上卷346页。
(11) 指欧洲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
(12) 柳泽吉保(1658—1714年)为将军纲吉极为宠信的侧用人。信笃草拟的文书中,称甲斐国乃枢要之地,一向为德川家族中重要人物的领地。柳泽由于忠勤而获封甲斐云云。
(13) 原文为《近卫基熙公记》之日本式汉文,转引自粟田元次《江户时代史》上卷541页。
(14) 《题亲书大般若波罗密经六百卷募缘疏》,见《甘雨亭丛书》所收《白石遗文拾遗》下。
(15) 九变:从古代到第五十六代清和天皇年幼,外祖父藤原良房摄政,乃外戚专权之始,为第一变;光孝天皇以后,关白之职或置或否,然藤原氏势力蒸蒸日上,为第二变;自冷泉天皇至后冷泉天皇八代103年间,外戚藤原氏擅权自恣,为第三变;后三条、白河两天皇时代,天皇亲操政柄,为第四变;堀河天皇至安德天皇九代97年间由上皇执政,为第五变;后鸟羽、土御门、顺德天皇三代38年间,镰仓幕府源赖朝(1147—1199年)、赖家、实朝三代将军掌天下兵马之权,为第六变;后堀河天皇至光严天皇十二代112年间,北条氏以陪臣掌政事,为第七变;后醍醐天皇即位,政权在朝廷止三年,为第八变;后醍醐天皇逃亡,足利尊氏(1305—1358年)拥立光明天皇,天下从此长成武家时代,为第九变。所谓武家统治的五变:源赖朝开幕府,父子三代掌天下兵马之权33年,为第一变;承久之乱(1221年)后,北条义时掌权,经历七代112年,至北条高时时灭亡,为第二变;足利尊氏立天皇又自开幕府,子孙十二代238年,为第三变;(其间南北朝纷争54年,又1467至1478年应仁之乱后107年间天下大乱,东方属关东管领70余年,为足利氏势力所不及)足利将军末期织田信长(1534—1582年)兴起,废将军,挟天皇号令天下。约十年,为明智光秀所杀。丰臣秀吉(1536—1598年)取而代之,自为关白,为第四变;德川家掌权,为第五变。
(16) 桑原武夫《日本的百科全书家新井白石》(载《日本之名著》新井白石卷)从世界范围考量白石的地位作用,是了解白石的很好论述。文中把白石比拟顾亭林,也是颇有理据的。学术方面,方之亭林,白石可说具体而微。但白石政治事功的成就和兰学先导的业绩,又远非亭林所及。
(17) 《三国志·赵云传》裴注引《赵云别传》,刘备说“子龙一身都是胆也”。汉宣帝图国功臣十一人于麒麟阁。此诗反映白石始终未忘自己的武士身份,但身处太平盛世,不需武功图肖像于麒麟阁。小身似不仅指身躯,日语并有身份低微之意,语盖双关。“浑是胆”三字为描述白石一生立身行事最为恰当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