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前要求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周启乾
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已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正处于德川幕府(又称江户幕府,江户即今东京)的统治之下。当17世纪初,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前后,他出于政治、经济上的迫切需要,曾推行了积极进取的对外政策,使同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对于来到日本的欧洲人也予以重用,打算同欧洲各国交往。然而,事物的发展走向了统治者愿望的反面。奖励对外贸易,使一些地方的封建领主强大起来,同幕府“强本(幕府)弱末(诸侯)”的政策发生了矛盾;由于西方天主教势力在日本的蔓延,也使一些封建领主与之相结合;更有人民群众的斗争披上了宗教的外衣。这些情况都严重威胁了幕府的统治。
幕府在不断加强对贸易和天主教传播的控制与限制后,终于先后在1633、1634、1635、1636、1639年颁布“锁国”令,严格禁止日本人出航海外,禁止天主教,并限制外国船只的贸易,只允许中国船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长崎一地进行贸易。“锁国”的目的,虽在于禁止天主教以防止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和由幕府一手垄断对外贸易与关于外国的情报,并没有把日本完全封锁于世界之外,但这种作法毕竟严重限制了同外部世界的交往,从而妨碍了日本的发展。
幕府统治者把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奉为官方哲学,作为维持统治的精神支柱,并要模仿中华帝国的榜样,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幕府要推行一条限制对外联系的方针和路线,那么,为它服务的意识形态也就应运而生。17世纪的儒学者山鹿素行(1622—1685年),认为日本“海洋围绕四方……且无袭来之虞”,作为岛国,具有防止外敌入侵的优越地理条件。他把日本同中国相比较,说“虽然四海广大而国家众多,但无堪与本朝相比之国土,即使大唐,亦不如本朝之完美”,同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相对,认为唯有日本才是“中(央之)国”,“皇统连绵而与天壤共无穷”,还指出,“以我天下之富,土地之广,不需仰赖外夷之物即可自足”。
幕府把对外贸易视为以“万代宝货”交换“一时之奇技淫巧”,于1715年颁布《海舶互市新例》,进一步限制了对外贸易。致荷兰商人的布告说,“以外国无用之物,易我国有用之财,此实属不当”。致长崎市民的布告则说,“我国之金银铜,在六十余州中,为亿万年后仍可通用之宝货,如为易远方无用之物而靡费滥用,则非国家之长策”。幕府担心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将危及自己的统制,又妄自尊大,继续沉浸在把日本视为“中(央之)国”,希图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幻想之中。它一方面以国内经济的自给自足,来维持“锁国”,另一方面则企图以有限的对外联系,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
然而,以长崎为窗口,同荷兰之间的交往,不断向封建的日本吹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新鲜空气。最初接触以兰学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的,是长崎的荷语译员。
参与幕政的新井白石(1657—1725年),通过和西方人的接触,特别是对潜入日本的意大利传教士西多蒂的审讯,进一步了解了欧洲,并把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同天主教的说教加以区别,承认前者的优越性和后者的非科学性,说“彼地之学,只精于其形与器,只知所谓形而下者,至于形而上者,尚未预闻”。他的《西洋纪闻》,作为禁止天主教以后第一部研究西方的著作,正是由于肯定了西方科学技术的优越,并把它同天主教加以区别,而奠定了日本洋学的基础。然而,作为一个执政者,他却没有根据对世界的这种认识,把日本引向“开国”。
18世纪著名的革命思想家安藤昌益,揭露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是“长期盗乱之世”,要求重返自耕而食,自织而衣,“无贵无贱,无上无下,无贤无愚”的“自然世”。他这样介绍荷兰的情况,说它“国分为七”,“七国之主并列,同心同德,并无因私欲而相互争夺之战乱”,“乃太平无事之国”,“诚为世界最光明纯洁之国”,“实非妄欲、盗乱、争战不止之汉(中国)、竺(印度)、和(日本)三国所能及”。安藤自称,这些知识是他“在长崎接近荷兰人的翻译,根据荷兰人的讲述”整理的,显然是美化了荷兰,但以对荷兰的描绘来表达自己的美好理想,憧憬一个“最光明纯洁之国”,当然会唤起日本人对西方的浓厚兴趣。
嗣后,幕府对兰学知识的垄断被逐渐打破,一批医生成为在日本传播兰学的先驱。
1774年,前野良泽(1723—1803年)、杉田玄白(1733—1817年)等翻译荷语人体解剖书籍,以《解体新书》为名发表,是兰学在日本生根开花的标志。随后,大槻玄泽(1757—1827年)又重新翻译《解体新书》,完成《重订解体新书》。他在所著《兰学阶梯》中说,各国“均以尊称呼自己所居之处,中国自称为中土、中原、中华、中国,或称华洛、神州。荷兰称本国为日耳曼,为中土,我邦亦自称为中国”,谴责“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世界之大”,“袭用中国之傲称,尊之为中华之国”,“甚至乃将荷兰亦视为中国所属,或以中国以外皆作为蛮夷而不值一道”,“其学识何其粗浅狭窄”。他明确提出“舆地为一大球,各国分列于上,皆当其中”,相对来说,各国都可把自己的国家当作中心。在华夷观念盛行的当时,这种见解的出现,对于人们解放思想、开阔眼界,不能不说是起了有益的作用。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东方的扩张,特别是沙皇俄国自堪察加南下,逼近日本的大门,更迫使日本的有识之士作出积极的反应。工藤平助(1734—1800年)通过同荷兰人及日本兰学者的接触而受到启发,针对沙俄的动向写出《赤虾夷风说考》,来研究对策。他认为,“治国之第一要务,在增强我之国力”,当此俄国南下之际,“对此如置之不理,使堪察加之人与虾夷地(指北海道)连成一气,则虾夷亦将接受俄罗斯之命令,不再受我国之支配。如此则后悔莫及也”。工藤强调“要害(海防)第一”,呼吁“增强我国力无过于虾夷”,如果“俄罗斯之本心瞩目于我国之金,银,铜”,则“我以虾夷地之金、银、铜换取所需之药品及其他所需品,即可减少历年流至外国之铜,如能严格贯彻禁止走私之法令,数十年内,国家丰泰岂非易如反掌?”他力主“为增强日本之力量,无过于开拓虾夷之金山,并增多其产量”,大力开展对外贸易,而“交易场所不必仅限于虾夷,包括长崎在内之一切重要港口均可行之”。然而,工藤的设想并未能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林子平(1738—1793年)著《海国兵谈》,要求防御来自海上的侵袭。他说,“仔细想来,从江户之日本桥至中国与荷兰,乃无边界可分之水路”,改变了过去以为日本四周皆海即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想法。他认为,“海国之武备在海边,海边之兵法在水战”,而“荷兰与欧洲各国之船只,其制造甚坚实广大,如非优势之大炮,则难以挫败之”,所以“水战之关键在于大炮”,要求制造大炮,以为“日本之宝”,“遍置于日本全国滨海各地,作为日本长期之武备”。然而,林子平并不把西方国家视为夷狄,而是当作在日本实行改革的样板。他把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德川家康相提并论,认为“此女王有志于成为一统五洲之皇帝,于今虽经数代而其令不弛,可谓文武双全之栋梁”。当然,林子平还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只是加强封建领主的“藩国”,建立由附着于土地的武士形成的武装体制。
本多利明(1744—1821年)面对国内外矛盾的激化,写成《经世秘策》和《西域物语》等著作,探寻日本的出路。他反对传统的把日本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作法,要求发展对外贸易:“日本国内出产有限,进而人口之增加无限,以有限之生产养育无限增加之人口,显然不能富裕”,“大国拥有剩余物产,输往他国以利国用,又从他国输入本国不足和欠缺之物,互通有无,则万民得其所欲,必致欢心”。他认为西方各国正是开展了对外贸易,“遂渐次丰饶,因丰饶而又强盛”,为使日本成为“天下第一最善国”,也应“建立大量生产精巧奇器与名产之制度”和“建立以官船运输贸易,通天下有无,救万民饥寒之制度”,使日本“成为富饶强盛之大国,得永世不变之大治,如大火亦不能烧毁之石屋,使万民皆大安堵”。一句话,“与外国之交易乃为提高自身之国力,亦与战争相同耳”。他甚至要求实行“开拓”(殖民)制度,说“欧洲各强盛国家,其本国虽小,但多有属国,亦堪称大国”,认为日本正是由于没有开拓制度而被沙俄在虾夷地占先,“无论东洋或西洋虽皆有可属于日本之诸岛,但首先值此虾夷诸岛将为莫斯科所夺之重要时刻,此乃急务中之急务”。在认识到保卫民族独立的重要性的同时,又孕育了向外扩张的野心。为此,他希望由“贤君明主”和“英雄豪杰”来实现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同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并驾齐驱:“东洋有大日本岛,西洋有英吉利岛,在全世界中,二者并列为大富大强之国。”总之,本多利明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成了理想的样板。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略扩张活动的加剧,作为儒学者的会泽安(1782—1863年),于1825年著《新论》,宣布了对抗外夷的决心。他站在儒学的立场上,认为日本是“神州”,作为“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而“照临宇内”,负有“皇化”万国的任务。而西方的侵略则导致“戎狄之道”与“神圣之道”生死存亡的斗争,“如不变彼则为彼所变,势不能相容”。还认为,“外寇与内患必然相因果,乃古今之常势”,“狡夷”即以“通市”(贸易)、“兵”(武力)和“夷教”(天主教)为手段,与“愚民”相结合,故极力主张拒绝通市,拒绝“夷教”,维持“锁国”。然而,他又通过“巨炮大舰”认识了西方的力量,认为海国日本的当务之急,在于实行“巨舰之制”与“水操之法”(航海技术)。他吸取工藤平助、林子平、本多利明等洋学者达到的思想成果,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要求进行必要的改革。为了建造巨舰,就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技术,为了实行“水操之法”,也需要形成统一的国家。这样,他的理论就必然转向通过向西方学习,掌握先进技术,实现“富国强兵”,从而攘斥外敌,以保卫民族的独立。《新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广大下级武士,作出了最敏感的反应。他们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丧失了凭借武功而发迹的前途,在城市中生活,又受到商人的支配而陷入穷困的境地,这都促使他们寻找打破现状的发言机会,《新论》则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处士横议”的局面顿然沸腾起来,为日后的“倒幕”作了准备。
如果说会泽安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以一国为天下”的水平上,那么,稍后的兰学者渡边华山(1793—1841年)等,则认为西方“专以物理之学,于天地四方,日益精审,非以一国为天下,而以天下为天下”,应废除“我国旧日记载定唐土一国为中华”的习惯,同时又看到“五大洲中,除亚细亚外,四海大抵为洋人领地”,“西洋诸国拥有整个地球主权”,“于亚洲之内,亦仅唐土、波斯及我邦三国,未遭洋人之污秽”,而“英吉利之求于我者,亦如蝇逐臭,驱之而必复来”。他呼吁应对西方提高警惕,且不可妄自尊大,“轻视夷狄等,诚盲人之想象”,“古来唐土御戎之沦”及“我国之神风均不可恃”,并要求停止锁国,以为如不引进西欧先进技术,即如“路上之遗内”,将被有如“饿虎饥狼”的西欧各国吞食。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文化及其咄咄逼人的扩张趋势,德川幕府也于1811年设立“蕃书和解方”,从事翻译工作,以了解外国情况。但是,像严格控制对外贸易一样,幕府对于有关外国的知识也严格控制,不使同广大人民接触,更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向西方学习。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不仅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也使日本受到巨大的冲击。学过西方炮术,正在讲授西方军事的长崎町年寄(位于町奉行之下的较高级官吏)高岛秋帆(1798—1866年),立即提出了关于改进炮术以加强武备的意见书,认为英国在战争中获胜的原因在于“平时所具有之武备”,而日本“诸家之炮术,乃西洋已经废弃之数百年前迟钝之术,或为无稽之华法”,遂强调“防御蛮夷而熟悉其术,乃至关紧要之事”。
信浓国松代藩(今长野县)武士佐久间象山(1811—1864年),也联系鸦片战争的教训,向藩主提出意见书,认为海防问题已是超越了“德川家之荣辱”而关系“皇统安危”的大事,应“不分贵贱”,动员全体人民来实行。他要求“仿西洋之制,造数百千门大炮”,和“仿西洋之制,造坚固之大船”,所以,还应向欧洲学习制造技术。针对幕府的保守行径,他力主“平常之事,依平常之法,非常之时,用非常之制,乃和汉古今之通义”,“原为天下而立之法,今又为天下而加修改,此又有何可忌讳?”担心日本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陷于“必败之一途”,缔结屈辱的“城下之盟”。
荷兰国王威廉二世于1844年亲函幕府,敦促其注意“近来英国国王向中华帝国出兵而发生激战之情况”,警告日本“今亦将罹此种灾害”。他论述说,“通观古今之时势,宜速使天下之民相亲近,其势非人力所可防遏”,“和平在于敦睦友谊,而敦睦友谊则在进行贸易”,希望日本“放宽严禁外国人之法”。他的目的虽在于企图保持荷兰在日本的原有特权,但也反映出资本主义确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不过,幕府仍以“祖法既定,子孙不可不遵”为由,加以拒绝。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下,“锁国”显然已经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了。特别是,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柏利率领舰队来到浦贺(今横须贺市的一部分),企图打开日本大门,更使幕府束手无策,举国舆论哗然。
佐久间象山听到柏利舰队叩关的消息十分愤慨,又立即提出《急务十条》意见书,特别强调“新造坚舰,训练水师”和“以联军之方法,团结列藩之水军”,即海军建设和统一管理的重要性。因仍遭幕府漠视,便决心不惜任何手段,来传习西方技术。他早就注意于俄皇彼得一世曾亲往外国,学习技术,把俄国这个“愚顽之贫国”,建设成“不在他国之下”的国家。因此,他也要像彼得那样,直接向西方学习。不过,他并不打算自己出国,而是要物色有志之士前往。
长州藩(位于今山口县西北部)下级武士吉田松阴(1830—1859年)是佐久间象山的弟子,他在听到柏利来航的消息后,也赶赴现场,目睹了幕府海防形同“虚设”的情景,在给他哥哥的信中叹息道:“浦贺之事,乃古今未曾有之大变,国威衰颓以致于此,其由来究何在?”担心“外患内乱必然相因”,“逢天下战争之秋,民之动摇将如何制驭耶?”并认为“方今升平三百年,俯察仰观,渐萌变革之势”,“今日外患当头,无人不言海防,却未闻有言民政者。外患内乱既必然相因,则海防民政并举,自不待言”。他所主张的“变革”,就是要建立一个“民政海防”“缺一不可”的体制。这虽是“当务之急”,但最为紧迫的任务,还是为对付外患而传习西方军事技术,以为“夷之大炮船舰,医药之法,天地之学,于吾皆有用,宜采择之”。
佐久间象山选中了吉田松阴,在幕府严禁出国的当时,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漂流偷渡。虽然偷渡失败,但他们的决心冒险,正是对于垄断着对外贸易和有关世界知识的幕府的挑战。二人虽被幕府幽禁,仍然思索着如何对付外来的侵略。他们原来都曾以为对外贸易是“得外国无用之物而失我国有用之宝”,但在幕府同美、俄等国相继签订“友好条约”,日本大门被打开以后,也就改变了看法。
佐久间象山以古代日本向中国学习而取得成果为例,指出“我国今日之使用汉土文字,及其各种技巧,均不以为羞耻,乃全由先皇时派遣学生至彼地,不仅学习文化典籍,且直至女红之事”,认为学习西方“唯在采用其技术器械之智巧,并不在其政教之论,乃为不受彼之侮辱,有益无损实日益明显”。他设想建立“工场”以发展生产,要求“幡然改变既往苟且之故辙”,“广选人材派往外国,使之学彼所长诸术,并恰能探索其形势时情,又广为招引外国名士,披肝沥胆予以优待,使为我国所无艺术(技术)之师,盛兴各学科,变城制,禁游民,省刑罚,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复航海之法,……本国之实力将超过英、法、美国”。
当时中国著名的思想家魏源(1794—1856年),也注意了解西方情况,认为“欲筹夷患,必筹夷情”,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要求通过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抵御外侮,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的见解正与日本爱国者不谋而合,所编介绍世界情况的书籍《海国图志》,也在日本翻刻印行,广泛流传,引起共鸣。佐久间象山表示,他与魏源虽然生长在不同的国家,又素不相识,但在各自的著作中,却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许多一致的看法,这虽难以想象,却又是事实,真可算是海外的志同道合者。
佐久间还亲身参加一些科学实验活动,深入钻研和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他能够指出《海国图志》中有关大炮设计的一些缺点。
吉田松阴也看到了“殖产兴业”的重要,认为应该“开国”(开港、开市),以得到“互市之利”,并实行“富国强兵之大策”。他说:“夫以战为主者,锁国之说,以和为主者,航海通商之策。以国家大计言之,如欲振雄略而驭四夷,非航海通商又何以为之耶?如仍闭关锁国,坐以待之,则势屈力缩,非亡又何待耶?”他回顾历史,认为“航海通商本为雄略之资,乃祖宗之遗法,锁国本为苟偷之计,乃末世之弊政,……然今之言航海通商者,非能具雄略,乃苟求免于战事而已”。这样,他就把自己所主张的“开国”同幕府实行的“开国”严格区别开来,他所用心思考的是,当幕府从“以和为主”的立场出发,为了“免战”而屈服于“夷谋”,要把日本引向“开国”时,怎样来维持这“三千年独立不羁之国”。这种抵制和对抗外来压迫的决心,正是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反映。当幕府屈服于“夷谋”而签订了“开国”条约后,他即提出讨幕,要求“讨灭诛戮而不可稍有宽宥”。然而,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武士,他的思想仍存有极大的局限性,一方面把人民群众视为“内忧”,担心外夷以自由贸易而“结愚民之心”,另一方面则鼓吹一君万民,强调“神州之道”正在于“普天率土之民,皆以天下为己任,效死以报天子,而不限贵贱尊卑”,认为“民心应如上之所思”,只有仰赖天皇的决断,才能行使国家的意志。吉田松阴虽然被幕府镇压,但他的思想仍然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许多弟子成为明治维新的元勋。
被称为吉田门下双璧之一的高杉晋作(1839—1867年),于1862年搭乘幕府贸易船只“千岁丸”前来上海,即留意观察中国情况,探讨中国败于西方列强的原因。他认为“彼不造能闯过万里波涛之军舰,不造能防敌于数十里外之大炮等,彼国志士所译之《海国图志》等亦均绝版,徒然提倡僻见,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敌国之地,故由此而至于衰微也”,呼吁日本不要重蹈中国的覆辙。高杉与他的老师相比,表现出了对西方的更大关心。
柏利舰队来日,也加速了幕府内部的分化,有识之士积极探寻应急的方法。幕府首脑之一堀田正睦(1810—1864年),为避免重蹈“广州之覆辙”,而要求“变革”锁国的“成法”,以“睦邻之道”实行“开国”。负责海防的官吏也建议,不仅要“以四海兄弟之情”对待外国,使其来日的官吏前往江户,以便“询问各国情况”,而日本也应派出“探索各国之人员”“洞察彼邦之虚实”,并“健全财政,开展外贸”,以“伸张国势而与当今外国相匹敌”为“第一急务”,创立“天下一新之基础”。
学习兰学并开办兰学学塾的幕臣胜海舟(1823—1899年),认为“海国兵备,如不造军舰即难实现,此系天下之通论”,而建造军舰的费用,“如以国内之力充当,将使万民之课役严酷,而致贱民反叛”,所以强调开展对外贸易,“以得自外国”的“贸易利润”来制造军舰。他在拟定幕府的海军建设计划时,认为只有“统辖之大权集中于一手”,才能实行合理的管理,而当此诸侯“隐然割据之势已萌”的局面,更应该“大权集中于国家之手,则纪律整齐,号令一致,足可退而守国内,进而攻敌国,终成东海一大强国,与西洋各夷争天下之要冲”。总之,只有反对封建割据,建立巩固的中央集权国家,才能加强防卫力量。
正当幕府设立教授和研究西方学术的机构,开始训练海军,进一步引进洋学和西方军事技术时,一些强藩(封建领主)也加速了这方面的进程。
萨摩藩(位于今鹿儿岛县西部)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年)认为,“无论仓库中藏有多少金银,亦不能称为富国”,而是以引进工业技术和实行军事改革为目标,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他建立了“集成馆”,作为引进工业技术的机构,据称在一个时期内,每天雇有工人达一千二百名。在引进技术时,首先是让兰学者翻译荷兰书籍。例如,1854年,川本幸民根据荷兰《理学原始》一书,出版《远西奇器述》,介绍了摄影、电信、蒸汽等先进技术。为了对抗西方的侵略,岛津齐彬指出,“防御之要器,极而言之乃大炮、军舰二者”,便首先着手制造船用蒸汽机。他先命兰学者摘译出《水蒸船略说》一书,继而着手制造,于1855年获得成功,造出日本最早的汽船。随后,又学习英国海军,建设水兵队。提倡洋学的藩学校造士馆副教授横山安容,为《水蒸船略说》写了跋,认为“全亚细亚所未尝有者,终于创始于兹”,并同中国加以比较,说“吾闻清人曾言,大炮之制无精于西夷者,其用无不习自西夷,与其于国内制造,莫如购自外夷。夫如炮之小者,尚犹不欲自制,更何况如船之大者乎?盖其初唯以西夷之智虑为不可企及。宜乎前为英夷所屈辱,因而乞和,仅以自免。所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者,清人是也”。这一番话不啻是对中国封建顽固势力的有力鞭笞,同时,也可略窥幕府末期的日本有识者,面对西方的强大压力,是怎样力图变被动为主动的。(https://www.daowen.com)
长州藩在改革中,也相继设立“西洋书翻译御用挂”(掌管翻译事宜的官职)和西学所,以研究“广大异域之艺术(技术)”而有益于“海防之要务”为目的。《西学所每日规则》强调,要“仔细探索当今西方各国海陆兵制沿革、政事得失、人物善恶等情,以裨海防之用”,并以海军为“当今之大急务”为由,为取“洋人之所长”而教授“航海术”。
1859年,曾在长崎学习海军的松岛刚藏等指出,“方今西洋诸国跋扈于宇内,即仗其海军之强盛与航海之熟练”,认为对于航海技术的掌握,不仅要理解书本知识,而且要注意实地训练,做到“知行相兼”,并建议向荷兰购买书籍、器械以至船只。
1861年,以向藩主提供情报为职业的长井雅乐拟定策论,要求“速造大舰,铸巨炮,择将练士,开国航海,以神州固有之忠孝为我之体,以洋夷日新之功利为我之用,以交往通商之形式横行于五洲各国,熟知其情实,施皇化于五洲,定远略之国是”,以为“改偷安厌战之陋习于一朝,磨练人心胆略,趋向发明知识之途,由此,富国强兵之术,开物成务之功,亦不难成就”。这篇策论虽认为“锁国”并非“我国之旧法”而要求废除,并要对世界采取“进攻之态势”,但同时又企图使朝廷与幕府妥协,“冰释”两者之间的“嫌隙”,鼓吹“国是远略出于天朝(朝廷),幕府奉而行之,正君臣之位次,而使海内如一”,从而帮助了幕府。
从兰学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中下级武士,无论对于藩政或幕政的改革,都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福井藩(位于今福井县)藩士桥本左内(1834—1859年),受到藩主的重用,力主“富国”以作为“强兵之基”,强调“今后以商政为首,开贸易之学,使有无相通,以我国自有之地利,得宇内第一之富饶”。同时又以为,“何时将开启何种衅端亦难逆料,应以中国鸦片之乱为前车之鉴”,要求建立“超越欧罗巴诸国之功业”,使“帝国之尊号永放光辉,虎狼之徒自当消弭异心”。他看到“我国沿袭既往旧套,实难济事”,不希望权力继续集中于幕府将军之手,而是主张建立强藩的联合政权,以加强中央集权,结果终被幕府处死。
肥后(今熊本县)藩士横井小楠(1809—1869年)在得到柏利来日的消息后,曾草拟意见书《接待夷虏大意》,认为美国“以锁国为我国是之道,此乃全不知我国是之大道”,指出“有道之国许通信,无道之国拒绝之”,乃是“我国处理外夷之国是”,“不分有道无道一概拒绝”是“暗于天地公共之实理,终至失信于万国”。他认为,对于柏利,只应责其“以军舰来迫”的“无理无道”,使之退去,如果柏利“强起兵事,则彼曲我直”,但幕府对此却“私自把持,无一事能向天下说清,以使安心”,“关系日本全国之大事,全由幕府独自裁决”,所以强调“为天下计,幕府所为不妥之事,或应改革,或应舍弃”,并提出“抛弃国初以来天下威权尽归德川幕府之私心,改革恶政,与天下共同治理天下”,作为改革幕政的指导思想。他还认为“攘夷有如兴国之基”,必须抵抗外来侵略,但“世人徒以杀戮洋人,不使居于内地为攘夷,则甚为不可”。这样,他所主张的“攘夷”就同一般“攘夷”论者的盲目排外划清了界限。
下总国佐仓藩(今千叶县北部)藩士、佐久间象山的弟子西村茂树(1828—1902年),于1853年自告奋勇要求亲赴海外留学,他批评说,“世间提倡西洋炮术者,并不了解西洋之真正面目,其中如炮台之建筑、大炮之配置、器械之运送、弹药之储藏等,均不甚明了,窃以为实属危险”,他愿“乞三年之暇,前往荷兰,修炮术及布阵之术”,“再有余暇,则遍历西洋诸国,考察其风土人情”。在幕府的“锁国”政策下,这样的理想未能实现。但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要求“迅速选拔人才,送往欧洲留学”的呼声也更加高涨。萨摩、长州等强藩,相继把自己的留学生秘密派往英国。
幕府也于1862年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前往荷兰,学习海军、医学及社会科学。1866年4月,幕府终于解除禁令,允许前往国外学习和经商。
如果说幕府派出留学生的主要目的,还只在于加强海防,以对抗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但其后果则远不止于此。正是幕府和各藩派出的留学生,不仅掌握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带回了资本主义思想和制度,成为明治维新后建设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骨干力量。
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福译谕吉(1834—1901年),于青年时期曾随幕府的使节团赴欧美参观访问,他在回忆当时情况时说,对于所见所闻,“我等同行之日本人不仅限于惊奇,惊奇之余,亦更钦羡,不能自禁,产生欲在我日本国加以实行之雄心”。福泽根据见闻,并参考西方著作,写下了《西洋事情》一书,介绍西方情况,他的见解与一般盲目排外的主张迥然不同,奠定了日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基础。
由上所述,使我们看到了以下几点:
一、 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曾长期推行“锁国”政策,这一方面推迟了封建社会解体的过程,妨碍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但另一面,又在一段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成为保持日本民族独立的一个手段。对于基督教的殖民制度,马克思曾引用威·豪伊特的话说:“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资本论》第1卷,第820页)马克思接着说:“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同上)如以17世纪时的日本与荷兰相比,日本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不言而喻,它软弱的自然经济当然不可能抵御像荷兰那样的“基督教殖民制度”的入侵,从而也就难以避免沦为又一个荷属东印度的下场。但是,由于德川幕府严格的“锁国”制度,便在客观上推迟了日本沦为殖民地的进程。
二、 在“锁国”期间,通过同西方国家的有限接触,有识之士不断认清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迫切希望日本能改变现状,通过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达到富国强兵和抵御外侮的目的。然而,他们大多还是主张“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要求“仁义忠孝存于我,器械艺术取于彼”,在学习西方技艺的同时,继续保持固有的封建制度与道德。这与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出一辙,都是企图通过学习西方,来维持封建统治,对于当时的改革派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难以避免和摆脱的阶级局限。
三、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阶级的分化表明,在德川幕府实行“锁国”的体制下,日本也将能够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然而,一旦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大门,直接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威胁,而必须作出迅速的抉择时,旧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德川幕府,就暴露出它对此已无能为力。只有打倒幕府,彻底扫除这个障碍,才能为“革命和改革”开辟道路。作为这场斗争的主要推动者的下级武士,为了“倒幕”而抬出长期被幕府冷落的朝廷,提出了“尊王”的口号,但归根结底,“尊王”“倒幕”都是为了“攘夷”,即维护民族独立。他们继承历史上改革派的传统,主张为攘斥外夷而学习外夷,并取得成功,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上改革派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和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为明治维新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主要参考书目:
山鹿素行:《谪居童问》、《中朝事实》(《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12、13集)。
工藤平助:《赤虾夷风说考》(《北门丛书》第1卷)。
新井白石:《西洋纪闻》,《先驱者的思想》(《近代日本名著》第2卷)。
本多利明:《经世秘策》、《西域物语》(《日本思想大系》第44卷),岩波书店1970年,第14、138页。
佐久间象山:《省愆录》、《致藩主意见书》、《急务十条》(《日本思想大系》第55卷)。
渡边華山:《慎机论》(《日本思想大系》第55卷),岩波书店1971年,第70页。
横井小楠:《接待夷虏大意》(《日本思想大系》第55卷)。
大槻玄泽:《兰学阶梯·御侮》(《日本思想大系》第64卷)。
安藤昌益:《统道真传·万国》,寺尾五郎《先驱安藤昌益》。
林子平:《海国兵谈》(《林子平全集》第1卷)。
会泽安:《新论》(《明治文化全集》第23卷)。
吉田松阴:《讲孟余话》、《愚论》、《对策一道》(《吉田松阴全集》)。
桥本左内:《桥本景岳全集》,山口宗之《桥本左内》。
高杉晋作:《东行先生遗文》。
松平直亮:《泊翁西村茂树传》。
福泽谕吉:《西洋事情》(《福泽谕吉全集》)。
(作者周启乾,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文稿与资料》总第2期,1980年4月;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日本史论文集》,198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