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中美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多次说过，我是热心于中美关系的。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邓小平为中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74年4月14日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期间，邓小平在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代表团团长基辛格为中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就同基辛格谈到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席间，基辛格推托说：“我们美国政府正致力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一时想不出办法来。”
其实，尼克松总统早在1973年11月派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时，已为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想出了办法，并对中国作出了承诺：“总统表示，在任期头两年，解决好与台湾的问题，削弱驻台美军力量，美中互设联络处。在后两年走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同中国建交，与台湾保持某些民间往来。”
邓小平非常清楚，美国政府并非“一时想不出办法来”，而是尼克松总统被“水门丑闻”搞得焦头烂额，一时抽不出时间来。
“博士，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我们能够体谅美国政府的困难。”邓小平笑了笑，很有分寸地说。
许多年后，基辛格回忆他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的情景时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认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福特继任后表示，美国对华政策不变，将在自己的任期内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福特总统在上任后的一段时间内，把注意力集中于美苏“缓和”，加之受到美国反华势力的压力，因而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不积极，而是采取拖的方针，在台湾问题上、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制造了一些麻烦，采取了一些有违《上海公报》精神的行动。
1974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
邓小平先后同基辛格进行了五次限制性的会谈。
会谈的焦点是台湾问题。
基辛格抛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方案。他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因此，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二、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
很显然，基辛格提出的方案表明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后退。
邓小平说，从本质上讲，美方这些方案不是“日本方式”，实际上还是“一中一台”的方式，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这个方案，我们难以接受。至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问题，如果中美关系正常化，按照《上海公报》的原则，一定要保证废除这个条约。按照你们的方案不可能解决正常化的问题。
关于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有三个原则，不能有别的考虑：一、 坚持《上海公报》的原则，不能考虑“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变相的“一中一台”，如我们所理解的倒联络处，实际上也是“一中一台”，中方不能考虑。二、 台湾问题只能在中国人之间作为内政自己来解决。至于用什么方式，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如何解决，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三、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承认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其他国家参与什么保证，包括美国的保证。
双方差距比较大。
邓小平最后说，看来你们还需要台湾，既然你们还需要台湾，我们可以等待，等到你们考虑清楚了，干干脆脆，一下子解决。我们可以等几年，甚至还可以不催你们。但如果要解决，必须符合这三条原则。
1975年10月，基辛格来访。邓小平对基辛格说：中美之间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在对待国际问题上，我们认为，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所谓政治问题，就是对付苏联的问题，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全球战略问题。博士谈到美在对苏战略方面的立场是鲜明的，考虑的只是策略问题。根据我们理解，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的，是为战略服务的。如果策略上是多种多样的表现，可以是符合于战略的，也可以是偏离战略的。你们强调的是灵活态度。如果我们要对自己作一个评价，我们的态度从不僵硬。
但我们认为，灵活是要符合于战略要求的灵活，如果灵活得过分，就会使人们想到究竟这个战略是什么。
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邓小平在同福特会谈时指出：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我们多次讲过，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多次讲过，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方面，当然有双边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但第一还是国际问题。现在摆在世界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国际问题，特别是战争危险问题。坦率地说，就是面临苏联扩张主义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对付它才是对的，怎样对付它才对付得了，怎样对付它才是有益的。这既是我们重要的共同点，也可能是我们相当不小的分歧点。
由于当时美国共和党政府下不了决心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美关系正常化并没有如同美方所曾表示的那样在尼克松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或福特总统的任期内得到实现。中美建交被拖延下来。
作为中美建交谈判中的关键人物，邓小平在1976年春也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1977年初，美国卡特政府上台。它认为中美两国建立合作关系会大大加强远东局势的稳定，并有利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同苏联竞争，从美国的战略地位考虑，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十分可取的。
7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党政军的一切职务，给停滞中的中美关系谈判带来了新的生机。
美国人开始投石问路。
8月，国务卿万斯访问北京，基于当时美国的国际国内政策，他带来了一个比基辛格、福特时代还后退的方案。
这是一种试探。
8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万斯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看了你们这个方案，你在方案中首先讲到，你们这个方案可以作为中美两国建交的起点。据我看，你这个话讲得恐怕不那么正确，起点是上海公报。我认为，你们这个方案比过去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解决中美两国关系问题的决心应该由美国下，而不是中国下。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至于台湾统一的方式，还是让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人是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而从全球战略来说，你们下决心解决了台湾问题，你们的战略态势只会更好，对付北极熊更有利。对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不管叫什么名称，不挂旗，归根到底我看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你们政府还要仔细考虑。要从战略、从全局、从政治角度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多次声明，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有耐心的。我们讲这个话是为了改善我们两国关系时处理问题更从容、更恰当一些，有利于我们在全球战略方面取得更多的共同点。
万斯访华没有达成协议，但有助于卡特政府更好地理解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坚定立场。
9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前美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时再次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步伐可以快一点，正常化慢总要受限制。所以我们总是说，美政府、国会和政治家要从长远角度、政治观点来看中美关系，不要搞外交手法。这不是外交问题，是政治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如从长远观点，从政治角度、战略角度看问题就容易下决心。
1978年4月，出于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发展的判断，卡特政府公开宣布：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万斯国务卿也表示，希望能在卡特总统第一届任期结束前，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目标。
在这段时期，邓小平多次会见美国客人，他几乎在每次谈话中都谈到：希望美国政府、美国总统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采取比过去更积极的态度，步伐走得快一些。
美国方面有了回音。
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到达北京。他对中国领导人说：“卡特总统认为，中国在维持世界均势中发挥中心作用，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中国，同邻国和平相处的中国，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将是和平的力量，将对解决世界的问题起建设性的作用。”他还强调：美国政府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全球政策中具有中心的重要性，卡特总统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他表示，美国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但“希望（而非作为条件）在美方作出期待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更容易解决”。他宣布美国已授权其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同中方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具体谈判。
邓小平在5月21日会见了布热津斯基。
一见面，邓小平就问道：“一定很累了吧？”
“我的劲头大着呢。来中国之前，我阅读了你同美国主要政治家和参议员的谈话记录。”布热津斯基说。
邓小平说，美国朋友我见的不少，中国问题不难了解。你从过去的谈话记录中可以了解我们的看法、观点、主张，直截了当。毛主席是军人，周总理是军人，我自己也是军人。
布热津斯基回答说，军人说话就是痛快，我们美国人也是以说话痛快出名的，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美国人不容易理解。(https://www.daowen.com)
话题马上转到关系正常化方面。布热津斯基说，总统要我带话给你，美国已经下了决心，我们不仅准备同你们讨论国际形势以及同你们采取并行不悖的行动，以促进达到同一目标，消除同一危险，同时也准备同你们积极讨论美中双方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说：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已经下了决心”这个口信。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是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一个主权问题。如果美国政府认为是时机了，下了这个决心，那么，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正常化的文件。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历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比如，拿共同对付北极熊来说，如果正常化了，显然力量不同。美国有些人怕这样会刺激苏联，因而美国就更不容易同苏联达成协议。我们认为，也许会更容易达成协议。关于正常化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各讲各的。各讲各的，相互都没有约束力。
邓小平问布热津斯基：“你认为怎么样才能实现关系正常化呢？”
布热津斯基思忖了一下，说：“我们无意人为地拖延下去，因为总统准备在国内负起政治责任来解决我们双方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你们的问题。在双方关系中，我们所依据的仍然是《上海公报》，仍然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问题如何解决，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觉得重要的是，让人看到美国是讲信用的，虽然我们现在正继续并加速从台湾撤军，但是美国还是要在远东待下去，以免造成人心浮动，而为我们的共同敌人所用。在解决关系正常化问题时，以及在我们同台湾人民的关系的历史性的过渡时期规定一系列关系时，都要考虑到这一点。”“美国接受中国的三条，并再次肯定美国上届政府向你们所讲的五点。我愿意把我到北京后讲过几次的那句话再重复一遍：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
这次会见，邓小平给布热津斯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别看邓小平身材矮小，胆识可大呢，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气勃勃，机智老练，思维敏捷，谈笑风生，气派很大，开门见山。一席话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屡经浮沉而不倒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真正够得上是一位老谋深算、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
布热津斯基的北京之行，打开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大门。
紧接着，双方于7月初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
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朱启桢回忆道：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小平同志不仅关心谈判进程，而且对每一轮的谈判都是给予一些具体的指示，甚至于在最后谈判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三次会见了美国的谈判代表。
首任驻美大使回忆说：中美建交谈判到最后，一个问题卡住了，就是美国卖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我们是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美国接受了，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但是在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上，美国不让步。当时如果坚持要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丧失在当时的情况下和美国建交的时机。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求得同美国建交，对武器问题就放过去的话，这个问题将来就成为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遗留问题，所以最后邓小平同志跟美国谈判代表谈判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但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在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来解决。因为有了这句话，才有了后来的《八一七公报》。
经过近半年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下述协议：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在这些协议的基础上，双方于1978年12月16日晚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访问美国是邓小平的夙愿。
1978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时就对竹入义胜说，我现在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到华盛顿去，不晓得能否实现。美国人总是说你为什么不到华盛顿去？那里有台湾的大使馆，我怎么去？只有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了，我们中国领导人就可以去。在国际事务上，我只要完成这件事就可以见马克思了。当然这要看美国政府、卡特总统的决心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下决心后，一秒钟就解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加一倍。两秒钟总可以吧。
邓小平如愿以偿。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美国总统卡特破例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接待了邓小平副总理。
1月29日上午，白宫的南草坪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五星红旗第一次悬挂在白宫前面的旗杆上，和美国国旗一起飘扬。10点整，卡特总统在这里为邓小平访美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美国政府许多高级官员和1000多名挥舞着小型的中美两国国旗的群众参加了欢迎仪式，人群中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卡特夫妇的陪同下登上了铺有红地毯的讲台。这时，军乐队奏起了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这是把邓小平作为一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首脑接待的。
在检阅了仪仗队后，卡特致辞说：“今年开始了有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期望，这种正常化能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世界。”
“副总理先生，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日子。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这是人们走亲访友的时刻，也是团聚和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今天是和解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
随后，邓小平致答词。他高度评价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说“中美关系正常化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和平，无疑将是一个重要因素”。他还赞美了两个伟大的国家和两国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他意味深长地说：“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我们两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共同的努力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当时，美国政府正在同苏联进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谈判，不愿当着中国人的面公开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但邓小平在答词中，还是把这个问题含蓄地、策略地端了出来。
欢迎仪式后，邓小平和卡特走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开始进行两国最高级会谈。会谈前，卡特和邓小平照例寒暄了几句。
卡特说：“1949年4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曾经在青岛待过。”
邓小平听后风趣地说：“我们的部队当时已经包围了那个城市。”
这时，坐在一旁的布热津斯基插话说：“那你们早就见过面？”
邓小平笑道：“是的。”
随后，他们开始了正式会谈。这种会谈，一共举行了三次，气氛是十分融洽的。
31日上午，邓小平接受美国斯坦福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下午，同卡特总统共同出席中美两国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签字仪式；晚上，邓小平在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举行答谢宴会，对美国政府的盛情款待和美国各界人民的欢迎表示感谢。
在华盛顿期间，邓小平广交朋友，先后会见了尼克松、基辛格等著名政治家，出席美国参众两院和外交政策协会、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等团体举行的午餐会、茶话会、招待会，阐述中国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
在华盛顿期间，邓小平还先后与美国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共进午餐，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美国媒体采访，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2月1日至4日，邓小平先后访问了佐治亚州、得克萨斯州、华盛顿州，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汽车装配厂、林登约翰逊航天中心、休斯敦工具公司、波音公司波音747飞机装配厂等美国现代化企业。
邓小平对美国人说，我们两国是隔水相望的邻居。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
2月5日上午，邓小平结束对美国的正式友好访问，乘专机飞离西雅图回国。
邓小平的这次出访，在美国掀起了全国性的“中国热”。在历时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不知疲倦，争分夺秒地与卡特总统以及其他美国官员进行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界和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讲话，并回答了一批又一批记者提出的问题。8天的时间，2000多名新闻记者追踪采访和报道了这一历史性事件，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则全部变成了“邓小平时间”。新华社记者和《人民日报》记者在发表的述评中说，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上，“中国对当前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这样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深切了解，这是从未有过的”。
邓小平访美，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
1979年8月，美国政府决定在各种双边问题上把中国同苏联明确区分开来，其中包括出口管制、获得进出口银行贷款的资格和最惠国待遇等。在邓小平访美后的两年时间里，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签订了35个条约、协议和议定书，中美两国关系在外交、经济、科技和文化学术方面都有了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