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率先进行的农村改革，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和“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解除了桎梏，从而把农村经济纳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促使传统农业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不仅给农业生产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同时也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积累了经验，也正是在农村改革的基础上，我国才全面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
邓小平高度评价了我国农村的改革，他说：这几年进行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去。
邓小平认为，城市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按照这一基本原则，我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在试点的基础上开始了全面的改革。
我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起步的。
1978年10月，四川省的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当时的做法是：只给这些企业分别定出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年终实现目标后提留少量利润，并可给职工发少量奖金。这一措施迅速见效，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当年的生产就有了大幅度提高。
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的自主权。他说：“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按照邓小平的这一讲话精神，从1979年开始，全国确立了第一批进入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的企业。在这一试验搞得最早的四川省，此时的扩权企业已达100个。1980年，全国扩权试点的工业企业达6600多家，其产值和利润分别占国有企业的60%和70%。到1981年，全国已有80%的国营企业进行了扩权改革。这些企业开始有了部分计划权、利润留成权、资金运动权、部分产品销售权和部分劳动人事权，给企业注入了活力，经济效益也显著提高。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所进行的这些探索，为继续改革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要继续巩固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已经实行的初步改革。强调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行现有企业的整顿、改组和联合，有重点地开展企业的技术改造。十二大以后，工业改革以实行利改税和用改革精神整顿企业为主。198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规定》，扩大了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选用、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奖金、联合经营等10个方面的自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基础上，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迈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关键性一步。以此为标志，改革全面展开，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决定》，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决定》指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个《决定》，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称赞这个《决定》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全方位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当时面临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怎样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改革的实践和不断涌现出的新鲜经验，向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
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我们最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之初，邓小平就一直在思考这两个问题。
实际上，早在1979年，邓小平对这些问题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想法。这年的11月26日，他会见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会见中，邓小平就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回答了客人的提问。在会见快结束时，林达光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林达光问：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导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出乎客人的预料，邓小平不但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且他的回答还超出了提问的范围。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第一次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尽管他在谈话中仍然强调了计划经济为主，但这毕竟是我们党的领导层中最先突破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最早、最深刻的论述。
此后，邓小平又不断结合改革的实践，反复论述计划和市场的问题。
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邓小平在讲到寻求合乎中国实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时，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https://www.daowen.com)
1983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在苏州视察时，对那里的社队工业的崛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苏省的领导同志向他汇报说：苏州社队工业的成长和发展，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听后深有感触地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邓小平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以格隆瓦尔德为团长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再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约翰·范尔霖。在会见中，范尔霖把一枚该交易所的徽章送给了邓小平。据说，世界上得到该交易所徽章的领导人除里根外，就只有邓小平了。有了这个徽章，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便可畅通无阻。范尔霖高兴地对邓小平说：这表示您将永远受到我们的欢迎，永远欢迎您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来，永远欢迎您到美国金融市场来。邓小平也向范尔霖回赠了一份小礼物——两个月前在上海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新中国的第一份股票。对此，《朝日新闻》以整版的篇幅发表评论，称邓小平的这一举动是中国推行股份制的一个信号。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一场伟大的试验，是一场革命。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社会主义能不能用？邓小平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于是，证券、股份制、金融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等，这些原来被视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刺激着经济的增长，同时引起了人们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计划与市场的问题。
1987年2月6日，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路，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决定不再提以计划经济为主了。这些重要提法，表明我们党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又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十三大以后，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最为复杂的攻坚阶段。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有风险的事”。“过五关、斩六将”，邓小平常用这句话来形容改革的艰难。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场罕见的政治风波。随后，东欧和苏联也相继发生了动荡，并最终导致了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在这一背景下，各种政治思潮蜂拥而来。有人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把计划和市场问题同基本制度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说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会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
改革向何处去？充满希望的改革大业又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
邓小平坚定地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再一次谈到了计划和市场问题。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从1989年到1992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治理整顿中逐步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也对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明确回答了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从根本上解除了把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规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从而解决了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随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勾画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经过14年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终于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正视困难，勇于纠正错误，正是凭着这份决心和胆略，邓小平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改革中不断探索、不断前进，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印度学者苏地先在1987年所写的《邓小平——当代伟大的改革者》一文中高度赞扬了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国经济改革，称邓小平是“当代最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他说：“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信誉是确定无疑的。他砸碎了空想主义的枷锁，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的模式，而这一模式正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今天所需要的。”
鉴于邓小平在中国倡导的改革在历史进程方面要超过1985年世界其他各地发生的任何事情，1986年《时代》周刊第二次评选邓小平为1985年度新闻人物。该刊认为：邓小平倡导的全面的经济改革，解放了10亿人民的生产力。如果改革成功，将在全世界产生深刻的和不可估量的后果。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已使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时隔短短几年再次造访中国的外国人几乎都难以相信。在改变人民生活这一点上，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比得上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