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办经济特区
江泽民同志说：创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亲自倡导、设计并始终关注和支持的一项崭新事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决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已成为全党的共识。但如何尽快缩短与世界的差距？能不能找到一条快速发展经济的捷径？这是邓小平当时反复思考的问题。
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了加速我国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效率，就主张与西方国家签订长期合同，进口工厂成套设备来发展石油和采煤工业，然后用这些设备生产的产品补偿外债。他认为这样做一可以增加出口，二可以带动煤炭、石油工业的技术改造，三可以容纳劳动力。但他的这些主张却被“四人帮”扣上了“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汉奸行为”的大帽子，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邓小平的主张未能实施，使我国失去了一次可能更早地利用外资的机会。
1977年5月，邓小平还未复出，在同前去看望他的同志谈话时，批评了科技界相互封锁的错误做法，要求科技界注意世界最新科学成果，并把它们吸收过来，作为我们发展、前进的基础。复出后，邓小平更是利用各种机会，在各种场合，阐述对外开放思想。7月23日，也就是复出的第三天，邓小平在同长沙工学院的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我们国家60年代和国际上差距还比较小，70年代就比较大了。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只有学到手了才能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8月17日，他在会见丁肇中时说，企业也应该像科研机构一样派人出去学习，或者请人来教，以便吸收世界先进成果。9月6日、10日、13日，在会见美国和日本客人时，邓小平一再指出，我们历来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
1978年10月10日，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邓小平发出了“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的感慨，并指出：“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初步奠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理论的基石，邓小平自己也坦言：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
为了更好地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1978年4到6月，中国政府派出了三路考察团出国和到港澳考察。一路是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组织的港澳经济考察团，一路是以李一氓为团长的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考察团，还有一路是以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考察团。
5月初，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国政府经济考察团出访西欧五国。代表团的成员中除国家部委有关人员外，还有不少是沿海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对于代表团的这次出访，邓小平十分重视，临出发前，邓小平找谷牧谈话，叮嘱他出去要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好的管理方法。访问回来，代表团又用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在北京集体总结，然后向中央政治局委员汇报了整整一天。这次汇报结束后，邓小平同谷牧谈话，中心意思是：一、 引进这件事要做；二、 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 要尽快争取时间。
港澳经济考察团回到北京后，向中央写出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把两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的建议。
这年的10、11月间，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东南亚等地，这些国家在利用外资方面的经验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在新加坡，邓小平了解到，这个面积只有587公里，人口只有230万，规模仅相当于上海1/10的国家，每年能吸引200多万外国游客，一年仅旅游收入就高达近10亿美元。新加坡从60年代起就十分注重加强对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不断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腾飞起来，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达的“四小龙”之一。邓小平十分赞赏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他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投资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二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邓小平决心把新加坡的这个“经”取走。
但是，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有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1972年，中国政府曾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1974年外贸部的一篇文章也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同外国共同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
邓小平深深地感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太大了，中国再也耽误不起了。
回国后，邓小平多次提出要把利用外资作为一项大政策来抓。1978年12月，“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写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https://www.daowen.com)
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战略设想中，兴办经济特区是一个重大的步骤，是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
1979年1月，一封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的一位副书记后来回忆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感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邓小平的这个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我们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来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
在4月5日至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同志在发言中明确提出了广东的设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后，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又带着这个意见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十分赞同这一设想，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向中央倡议批准广东的这一要求，特区由此诞生。
在邓小平提出举办经济特区的建议后不久，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并让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他们具体研究，把此事抓紧抓好。
从1979年5月11日到6月5日，谷牧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等部门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与当地同志一道，分别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调查和讨论。经过深入调查，认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具有建立经济特区的诸多便利条件：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风景秀丽，对发展旅游业、住宅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位于东南沿海，港口良好，厦门有通商的基础，深圳、珠海毗邻港澳，对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扩展对外贸易，获取国际经济信息都非常便利；华侨之乡，对吸引华侨回国办企业、投资、支援祖国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广东、福建两省要把潜在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据此拟定了以下几项重要措施：一、 在中央领导下实行经济计划以省为主来安排和实施，省内的企事业单位除铁路、邮电、银行、民航、国防军工以外，全部下放给省管理；二、 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授予两省较多的机动权；三、 财政实行大包干，把新增的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增强地方自筹建设资金的能力；四、 在深圳、珠海、汕头举办出口特区，吸收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广东、福建两省起草了向中央请示的报告。
6月中下旬，中央、国务院就谷牧的汇报和两省的报告进行了讨论，于7月15日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广东、福建的报告，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两省的财政和外汇实行定额包干；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试办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汕头、厦门的设置问题。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5月，中央在总结深圳、珠海两市试办特区经验的基础上，又明确提出，广东省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其次是珠海，汕头、厦门两个特区可以进行规划，做好准备，逐步实施，并进一步要求将深圳特区建成兼营工业、商业、农牧业、住宅、旅游等项事业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
同年8月21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完成了设置特区的立法程序。条例宣布：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特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12月10日，国务院又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面积为2.5平方公里。
经济特区从此诞生了！中国从此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迈开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1981年，国家处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期，拿不出钱来支持特区。邓小平在这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的负责人说：“经济特区要坚持原定方针，步子可以放慢些。”“放慢些”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考虑，但是原定的方针不能变，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是最根本的。这年的7月，在中共中央批准的广东、福建两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中，又具体规定了办好经济特区的10条政策措施。
1982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拍板道：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3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会议纪要进一步指明了特区的发展方向。就这样，我国的经济特区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从无到有，从一片空白到初具规模，再到走向繁荣，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杀出了一条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