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前批判时期心灵哲学的演变

学界对于康德哲学“前批判时期”与“批判时期”的划分由来已久。早在1911年，卡尔·福尔伦德（Karl Vorländer） 就将1747至1770年规定为康德的前批判时期。 (1)  他以1770年为界，将康德思想划分为上述两个阶段。其依据是后者在1770年发表的教授资格论文《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 (2) 他认为，这篇论文是康德前批判时期的最后一部和批判时期的第一部作品，“在其中，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理性批判的入门在眼前” (3) 。在康德于1797年致约翰·亨利希·蒂夫特隆克（Johann Heinrich Tieftrunk）的信中，他的这一划分似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确证。蒂夫特隆克打算为康德的批判著述作一个解说性的摘要。对此，康德表示：“我希望其中所收的文章不要早于1770年，以我的论文《论可感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为开端吧。” (4)  因此，将1770年作为康德“前批判时期”与“批判时期”的分水岭得到了后世许多学者的认可。 

但随着康德的遗稿，尤其是其学生记录的讲稿的相继出版，这种以1770年为界划分前批判与批判时期的传统观点越来越受到质疑。我们知道，康德在1770年发表教授资格论文之后，进入了“沉默的十年”（silent decade）。在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之前，他没有任何作品问世。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由莱曼（Gerhard Lehmann）整理出版的康德讲座稿 (5) 却揭示了后者在此期间颇为让人困惑的思想动向。卡尔·阿默里克斯和斯蒂夫·纳拉贡（Steve Naragon）在康德《形而上学讲稿》的英译者导言中就宣称：在康德“沉默的十年”间所留下的讲座稿中，“存在着一些特别让人震惊的段落，它们仍然展示了对灵魂的实体性、单一性与自由的唯理论论证的赞同” (6) 。这种“震惊”意味着：“将1770年视作康德进入批判时期的标志”这一观点可能并不成立。因为如果他在1770年的就职论文中已经进入批判时期，这就很难解释，为何他在1770以后的讲稿中还会对明显属于前批判时期的唯理论观点青睐有加。也许正是因为讲稿的出版，诸如赫费（Otfried Höffe）、克莱默（Heiner F. Klemme）这些当代的康德研究者，都颇为谨慎地将1781年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作为批判哲学的开场白。 (7) (https://www.daowen.com)

在此背景下，我们也将遵循上述谨慎的立场来考察康德前批判时期的心灵哲学。换言之，我们也将以1781年作为他前批判与批判时期的分界点。对其前批判时期心灵哲学的具体探讨，我们将采取阿默里克斯的基本路径——按照年代（十八世纪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来查考该问题。 (8)  但与他仅仅追踪康德在讲稿中的观点变化不同，我们将结合著作、遗稿和讲稿三个部分来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