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世界与另一生命

在上述遗稿中，另一要点是康德对“另一世界”（die andere Welt）的说明。因为它相关的是心灵（灵魂）在死后的去向。在《一位视灵者的梦》中，他已经对作为“另一世界”的理知世界作出了很好的解释。在那里，他将理知世界解释为“心灵（灵魂）的精神性生命的共同体”。在这里，他则强调指出：“另一世界不是被视为另一些对象，而是以不同的（智性的）方式和在与我们的另一种关系中加以观察的同一些对象。在上帝关照下的物的知识，和同样经由上帝的至福感就不再是此世，而是天堂。” (107)  这也即是说，另一世界其实就是此世，只是观看的视角不同而已：以感性的方式观之，它仅是此世；以上帝才有的智性方式观之，它就是另一世界。当然，这另一世界是精神性生命的共同体。不过在这里，康德并未展开说明。在其后的讲稿和遗稿中，这一点才会清晰地呈现出来。

在随后1770—1771年的遗稿中，康德列举了四种对灵魂不死的论证，即基于生命原则的先验论证、心灵（灵魂）独立于肉体的心理学论证、源于上帝目的的道德神学式论证和对自然的类比式论证。 (108)  但他对前三种论证都没有展开论述，只对最后一种论证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这种自然类比的论证就是在上一节开始时提到的“实践—目的论”证明。这再次说明了他对此种论证的青睐。在他看来，“类比的论证不认可我们所不能拥有的经验，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它不认可任意接纳进来的力量” (109) 。这可以视作为何他对该论证欣赏有加的原因，因为其余三种论证都有越出经验的嫌疑。正由我们具有的经验之类比，我们发现，在自身内部存在着一种超越感性经验的动机和一种开放自己的力量——使命。而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高贵使命时，我们就会发觉：此世的生命对于这种使命来说是太过短暂了。总之，“人在自身内部就有一个他还未到达的完善性理念” (110) 。 这正是我们必须预设灵魂不死的原因。如前所述，这种经验类比论证称不上是一个严格的论证，倒不如说是一种希望。比如，休谟更愿意将经验自然类比为一种心灵（灵魂）无法持存的说明。在他看来，这个色色流转的自然恰好展示了无物常驻的真相。因而，这似乎证明了心灵（灵魂）的存在是无法持续的。而康德之所以能从经验类比中推出灵魂不死，是因为他相信：自然界中一切造物的才能都与其目的相匹配。而人作为上帝造物的顶点，志向高远，因而只有被给予不朽生命，才能完全实现他（她）自身的目的。由此观之，休谟眼中的自然是漠然的、机械式的，而康德的自然则是活的、有目的的。这种不同决定了两人从经验类比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至少在自然观上，这个时期的康德显然更倾向于唯理论。这是对他七十年代立场的又一暗示。

在1771年的另一遗稿中，康德点明了“另一世界”的道德内涵，虽然他采用了“另一生命”（ein ander Leben）的说法。这是对1770年遗稿中“另一世界”说明的有益补充。他这般写道：“我们之所以希望另一生命，是为了终点更符合道德一些。但这只有在伪装的手段消失时才会发生，因为由此好人不久将结成社会并驱逐邪恶，并为自身带来至福。并非曾经的罪恶，而是由此塑造的性格造成了未来世界的惩罚。” (111)  在1770年的遗稿中，他说明了另一世界与此世的差别只在于两种视角（感性与智性）的差别；在此，他则强调对另一世界的希望只能源于道德。这和《一位视灵者的梦》结尾时的观点是一致的。换言之，在他看来，对灵魂不死的期望实际上仅是为了继续提升道德。由此，好人在来世将形成德福一致的共同体，而恶人则由于恶行所塑造的品格承受与之相应的惩罚。在另一世界所形成的善恶共同体之分野，是他“另一世界”理论中非常关键的一环。不过在此，他还只是略微提及。在下面，我们将看到更详细的阐释。(https://www.daowen.com)

在大约1772年的遗稿中，值得关注的还是他对“另一世界（生命）”的继续说明。他写道：“我不能说，我知道存在着另一生命；而我只能说，我相信如此。就我所知，没有人能够证明存在着另一生命。人们也不能说，自己相信不存在着另一生命；而是说，人们只是无法相信存在着另一生命。这展示了洞见的一种持续缺失，而非一种相反的洞见。对另一世界的期望是理性基于目的的一个必要假设和心灵鉴于道德的一个必要假设。这一期望在实践上是建立在确定的理由上的，但在理论上则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人们对于此世的彼岸，只能知道我们在此世有责任做的事情。” (112)  这里的说明和批判时期的观点已经很接近了。他认为，我们只能相信，而不能证明有彼世。当然，我们也不能证明没有彼世。在此意义上，休谟式的否定彼世的断言也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在康德看来，我们的确不可能对有无彼世的问题作出理论性的回答。但在实践的意义上，我们无疑需要有彼世，因为它是我们在道德上不懈精进的通途。不过，他也承认，这种通过道德设立的彼世或来生只对有德之人才有效。而对那些不重视道德的人，来生实际上是不必要的。他这样论述道：“当一个人将道德、神圣法则和连同有效政府的公正法庭认定为是重要的时，他将很容易相信来生。而在另一个人看来，这些东西看上去似乎只具有一种有条件的必然性，那么他将根本不会相信来生。因为若一种生命是纯粹源于享乐的，这种生命中的享乐为何还会在死后延续下去呢？” (113)

康德在七十年代早期的遗稿中所展露的上述观点，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我们从中看出，他在心灵（灵魂）问题上已经有许多有新意的思考了。不过，这些观点还处于零散、不成体系的状态。由之，我们很难从中提炼出他在这一时期完整的心灵哲学。而波理茨所编辑的康德在七十年代中期的形而上学讲稿，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困难。 (114)  因为它在内容、体例上的系统性使得我们对康德的核心观点和思路演进有了相对整体的把握。阿默里克斯就曾作出如下概括：“七十年代的讲稿被标记为一种特殊的对形而上学—理论证据之偏爱的发展，这种根据来自自我的单纯表象。” (115)  他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这也充分证明了康德在七十年代对唯理论思路的某种复归。下面，我们就进入这一讲稿来考察他的心灵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