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律的核心地位

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证明，心灵（自我、灵魂）在本质上就具有道德性。这样，在实践领域讨论“灵魂不死”的通途已经打开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因为在上一章中可以看到，在理论领域中对该问题的讨论，终结于一种中立性的思想可能性之中。康德的结论是：我们既不能如唯理论般申认，也不能像经验论般否认“灵魂不死”。这样，他就将自己的理论态度维持在苏格拉底式的审慎之中：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但他在理论上的中立并不代表着：他在实践上对此也不置可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就已明确地说道：“如果这三个命题（引者注：指“意志自由”“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对我来说根本不是知识所必需的，而仍然被我们的理性迫切地推荐给我们，那么它们的重要性真正说来也许必定只关涉到实践的东西。” (37)  而且，我们在本章开头就已提及，唯理论与经验论在这三个问题上之所以产生激辩，就缘于道德和宗教的考量。由此，康德同样从这一角度切入关于这三个问题的谈论：“如果意志自由，如果有上帝和一个来世，那么应该做什么？” (38)  这也就是说，关于三个问题的讨论最终必须落实到“应该做什么”之上，因为它们并不属于我们“能够知道”的内容。因此，“灵魂不死”在批判哲学中也必须从“应该做什么”开始谈起，才能获得它最合适的位置。

众所周知，回答“我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正是康德整个实践哲学的工作之所向。但如果我们被允许略过其中丰富的内容（这些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有着精细的讨论），那么我们可以将他的回答简要概括如下：按你作为理性存在者（Vernunftwesen）的本质（Wesen）行事。 (39)  试问理性存在者的本质是什么？它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普遍必然性。于是，他得出了那条著名的纯粹实践法则（道德律）：“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 (40)  所以，依据康德的观点，我们理应依照源出于自己理性本性的道德律而行动。因为如前所述，它所要求的只是：我们的行为任何时候都必须合乎理性所包含的普遍必然性，亦即普遍立法的形式。在此意义上，道德律是纯粹的形式性法则，因而并不给人以实际的道德信条（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它其实已经指明了人之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标准，也即可否普遍化。用康德的原话说就是：“问问你自己，你所计划的行动如果按照……自然的一条法则应当发生的话，那么你是否能将它（引者注：指计划的行动）视为通过你的意志而可能的？” (41)  在此，行动对自然法则的“依照”，正是指它对自然法则的普遍必然性的接受。因此，在康德看来，行动是否合乎道德的标准在于：能否如自然法则一般“放之四海而皆准”——更确切地说，对所有人都行之有效。概言之，人理应依照本自具有的道德律行事，而后者要求的无他，只是一种普遍必然性。就此而言，心灵（自我）的道德性实际上植根于人心中的道德律。

所以，毋庸置疑的是，道德律是康德实践哲学的中心概念。由之，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他在实践领域中对“灵魂不死”的论证也与它息息相关。但需要提示的是，康德在其中所采纳的论证，不再是为了寻求唯理论意义上的“独断性知识”，而是为了将“灵魂不死”树立为实践理性的“信仰”。换言之，“灵魂不死”是从理性中自然生长起来的道德信仰，而非经验论所宣称的隔绝理性的天启式信仰。在此意义上，康德依然是安瑟伦“信仰寻求理解”这一著名原则的追随者。(https://www.daowen.com)

根据刘易斯·怀特·贝克（Lewis White Beck）的研究，在批判哲学的著述中总共包括三个不同的灵魂不死论证。《纯粹理性批判》包含了如下两个最终被康德抛弃的论证：“其一是一个类比性的证明，即每个器官都适合于它的特定功能，并且我们‘人类的禀赋’是如此地超出了‘此世生活’的功利所限，以至于它的特定功能和命运都不能限定在它的肉身存在之上。另一个是对至善直接必要的灵魂不死之悬设，没有这个悬设，‘德性的诸高尚的理念虽然是赞许和惊叹的对象，但却不是决意和实行的动机’。第一个是康德敬重和推许的目的论论证的范例……第二个论证是与自律学说不相容的，并在应受的遗忘中消逝了。” (42)  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则给出了第三个论证，亦即那个广为人知却又颇受争议的“道德论证”。在贝克看来，它是“简洁明了的论证典范” (43) 。应该承认，贝克对康德这三个论证的归纳是十分准确的。不过，在我们看来，贝克的上述归纳依然忽视了这三个论证中一脉相承的实践特征。因为道德律在这三者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康德对“灵魂不死”的讨论与道德律的相关性正是我们在上文所强调的。下面，我们就对这三个论证进行逐一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