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我们已经考察了康德心灵哲学的地位和影响。就他哲学体系内部来看，心灵观念在其中的作用还是相对容易辨明的。进言之，它在他的哲学中占据着毋庸置疑的关键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心灵在前批判时期就一直是他所关心的重要议题，更是由于，它在批判哲学的理论和实践两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在理论哲学中，康德对心灵诸谬误推理的批判，事实上构成了其自我意识理论的两个核心部分之一（另一个是他在范畴的先验演绎部分对自我的三重区分）。其次，在实践哲学中，他对心灵的道德意涵的强调是其伦理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他的伦理学是以追求至善为旨归的，而至善所内含的德性之完满就必然导向“灵魂不死”的悬设。因为只有在心灵（灵魂）无限修善的进程中，德性之完满才能被期许。因此，心灵观念在批判哲学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不过，康德的心灵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效应，就不如在他自身哲学中那么方便界定了。从一方面看，康德的心灵观念构成了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探讨该问题的坐标。易言之，他将心灵观念的归宿定为伦理式的信仰，构成了后三人讨论的平台。但从另一方面看，后三人实际上都在某种程度上“扬弃了”他的心灵哲学。费希特将康德的“先验自我”改造为“绝对自我”，并认为后者直接具备了永恒生命。谢林更愿意将心灵（灵魂）的持存性视作“有限自我”追逐“无限自我”的过程。在其中，他将心灵（灵魂）的无限进程等同于人格性的覆灭之旅。这和康德对人格性的无限拔高是截然对立的。而黑格尔直接将康德的灵魂不死悬设目为空谈道德的标识。他认为，康德的这一悬设仅仅使得道德完满性的实现无限推迟，但对于实际的道德改善是毫无作用的。黑格尔的上述批判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康德的心灵哲学也在现代西方哲学对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浪潮中逐渐走向落寞了。
(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8页，A342/B400。
(2) 如果从与之对应的德语词Neuzeit的含义上来解释，“近代”是指一个从15、16世纪一直延续至今的时间段。因此它比我们中文语境中的“近代”含义更宽泛，或者也可以说，已涵盖了我们所理解的“现代”。
(3) 倪梁康：《自识与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页。
(4) 转引自倪梁康《自识与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12页。
(5) 倪梁康：《自识与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63页。倪梁康先生将Selbstbewuβtsein译作“自身意识”，本书在引用时将该词改译为“自我意识”，特此说明。
(6) 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7) Edward A. Beach，“The Postulate of Immortality in Kant：To What Extent Is It Culturally Conditioned？”，in Philosophy East﹠West，Vol. 58，Nr.4，October 2008，p.506.
(8) 牟宗山：《康德的道德哲学》，载《牟宗山先生全集》第15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第422—423页。
(9) Edward A. Beach，“The Postulate of Immortality in Kant：To What Extent Is It Culturally Conditioned？”，in Philosophy East﹠West，Vol. 58，Nr.4，October 2008，p.499.
(10) 康德：《万物的终结》，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8—339页。译文有所改动。
(11) 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8页。
(12) 转引自斯拉沃热·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应齐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5页。
(13) “klassisch”一词不仅可以译作“古典的”，更包含“经典的”之义。由此可知，德国古典哲学亦为“哲学之经典”。诚如阿默里克斯所说的那样，“德国古典哲学”这一称谓“意味着一种杰出成就的水平之暗示，而非一种特殊风格或内容的刻画”。（Cf. Karl Ameriks，“Introduction：interpreting German Idealism”，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erman Idealism，ed. by Karl Amerik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
(14) 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8页。
(15)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11页。
(16)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页。
(17)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页。
(18)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页。
(19)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88页。(https://www.daowen.com)
(20) 费希特：《知识学新说》，载于《费希特文集》第2卷，梁志学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01页。
(21) Gerald Frankenhäuser，Die Auffassungen von Tod und Unsterblichkeit in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von Immanuel Kant bis Ludwig Feuerbach，Frankfurt am Main：Haag und Herchen Verlag GmbH，1991，S.210.
(22)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17页。
(23)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Vom Ich als Prinzip der Philosophie，in F.W.J. v. Schelling：Werke，Band 1，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Otto Weiß，Leipzig：Verlag von Felix Meiner，1911，S.48-50.
(24) 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3页。
(25)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Vom Ich als Prinzip der Philosophie，in F.W.J. v. Schelling：Werke，Band 1，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Otto Weiß，Leipzig：Verlag von Felix Meiner，1911，S.52-53.
(26) 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4页。
(27) 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4—115页。
(28)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0页。
(29)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0页。
(3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0页。
(31)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1页。
(3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1页。
(3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1—372页。译文有所改动。
(3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2—373页。译文有所改动。
(3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3页。译文有所改动。
(36)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3—374页。译文有所改动。
(3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92页。译文有所改动。
(38)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92页。译文有所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