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缪尔达尔遗产就是一整套的缪尔达尔问题，而不是整套的缪尔达尔答案。回答问题一般只涉及历史的社会科学，但很少关注问题是如何问的。缪尔达尔对自己也这样说。他认为，理论“就是一套研究现实社会的问题”（缪尔达尔，1968年，第25页）。

冈纳·缪尔达尔用了他大部分知识生涯来研究发展理论的问题，并对两大社会实在问题——种族主义和欠发达——提出了实际的解决方法。他以美国历史为背景还研究了种族主义，并著成名为《美国的两难之境》一书。当然，我们都知道，种族主义并不只是美国的两难之境；它也是世界系统的两难之境。我不知道，当缪尔达尔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二战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时，他是否会相信他正在转移到公共政策的另一个不同的领域。不管怎样，我想他不会这样想，但我更相信种族主义和欠发达事实上仍然是唯一的两难之境。

两难之境（Dilemma）在辞典上的解释是：纠缠于在两个同等的痛苦选择间并做一项强制性抉择。我不能肯定缪尔达尔是否有意地传达“同等的痛苦选择”这层含义。他可能是在宽松的意义上、在更大众化的含义上使用这个词，即在两难之境中，社会角色受到压力，但仍存在一个政治解决途径；它包括了一个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选择。我认为，相信对诸多头绪的社会问题存在一个中期的政治解决是缪尔达尔精神的核心。例如，在《美国的两难之境》中，缪尔达尔是这样做结语的：

作为驱动力量的理性主义和伦理主义，藏匿于社会研究之后，不管我们承认它们与否，它们就是那种相信制度可以改善并可以得到加强的信仰，是人们可以好到过一种幸福生活的信仰。就我们现在所知，应该存在这样的可能，我们可以建设一个国家和世界，在那里人们对同情和合作的倾向将不受任何阻碍。

发现这种永无止境的社会重建的实践程式是社会科学的崇高使命。但是社会灾难给人类的征途带来巨大的困难，并深深地动摇了我们的信心。于是，今天我们对社会科学在人和社会的可改性方面，比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感到更大的信任。（缪尔达尔，1944年，第1042页）

缪尔达尔并没有限制自己，他将研究引向达成这些“实践程式”。在其所有的著作里，他认为自己的要旨是阐明仍很宽泛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引申意义，被他看作是科学家与科学探讨的对象之间的必然联系。他将这类问题称之为“社会理论中的价值”或者“社会研究中的客观性”，并以它们为名写了两本书（缪尔达尔，1958年；1969年），同时，它们还是缪尔达尔其他书附录或章节的主题。缪尔达尔强烈地反对社会科学中消除所谓偏见的两类主要的程式。他说，偏见可以被消除，但不能“简单地‘迁就事实’及通过修正处理数据的统计方法”，也不能“科学家引出实用结论而消除偏见”。（缪尔达尔，1944年，第1041页）而正相反：

社会科学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性的”科学……实用的结论将是不可避免的，反而还是主要任务之一；……明晰的价值的前提必须被发现和得以陈述；……通过这一技艺，我们期望既可以减除偏见，也可以为理论问题和实用的结论得以陈述而设置一个合理的基础。（缪尔达尔，1944年，第1045页）(https://www.daowen.com)

更进一步说，对于缪尔达尔而言，陈述明晰的价值的这个前提是一桩积极的事情，而不去陈述，是一桩非常消极的事情：

从长期来讲，仅仅通过有目的的客观论据和科学的理论来表达政治态度的实践，对人们所希望去支持的实际政策还是有损害的。某种政治努力的伪科学理性化（Quasiscientific rationalization）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宣传武器；然而，当理想需要足够的政治支持、使之变成政治行动时，上述理性化行为在民主制度的设置下其关键时刻的效果总是受到抑制和驱散。我完全把保守者们的努力当作一种特例来处理，他们只不过是在寻求永葆现状；从这一政治立场教义出发的思想可能有很大的危险。（缪尔达尔，1954年，第ⅹⅱ页）

那么，价值前提是什么呢？缪尔达尔对于他的前提是相当清楚的：即“对政治民主和机会平等的渴望”（缪尔达尔，1957年，第ⅶ页）。我非常高兴将这些前提也当作我的话题并开始讨论。那么由此而来的两难之境又是什么呢？它们又是谁的两难之境呢？很显然，这也是对缪尔达尔立场的抨击。另一方面，人们、国家，也许整个世界系统都在产生各种价值——在缪尔达尔所坚持的一个世界里——有关他所称之为“基本层面”（general plane）的价值。所谓的“美国式的信条”（American Creed），就是他对美国政体所做的分析的核心装置，就是这样一套基本层面的价值。然而，缪尔达尔还告诉我们，美国式的信条是一种“脱胎于启蒙时代的人本的自由主义”（缪尔达尔，1944年，第8页）。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缪尔达尔所指明的人本的自由主义远不局限在美国，欧洲也是启蒙运动的继承者，今天还占有世界很大的剩余部分。所以，缪尔达尔就是在含蓄地说他自己的价值前提——“对政治民主和机会平等的渴望”——就是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前提，只要人们是在一个“基本层面”上表达他们的价值。

但是，与这一“基本层面”上的价值相反，缪尔达尔视不同的“由个体和群组所构成的特定层面，存在于各种杂合的受需求、冲动和习性所左右的（人们的）看法之中”。（缪尔达尔，1944年，第lxxi页）所以，这两套价值体系的矛盾——那些在基本层面上的价值和那些在特定层面的价值——就构成了“两难之境”。当然，缪尔达尔基本上是在重述卢梭关于普遍意志和个别意志之间的矛盾概念。他不过是在提醒我们普遍论和个别论之间持续的撞击；并且更重要的是，他要求我们视这种价值范畴上的矛盾不仅仅是“伪善的”；他还要求我们要看到在基本层面上诉诸价值也不仅仅是“口上功德”。（缪尔达尔，1944年，第21页）他正在告诉我们：我们正按伦理规则生活在真正的两难之境当中。

它们是谁的两难之境？它们当然是那些启蒙运动继承者的两难之境，因为他们相信政治民主和机会的平等。这些人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邻居，是我们的领导人，也是我们自己。当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这些人也正是社会科学家。

这里，我想分两部分来讨论缪尔达尔的问题。其一，种族主义和欠发达的起源是什么？两者是如何关联的？为什么这些“两难之境”依然“没有解决”？其二，社会科学在过去是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的？今天，那些存在于历史的社会科学其理论和方法论中变化之源及本性是什么？在种族主义和欠发达的“两难之境”下，历史的社会科学变形的结果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