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认识论的几点议论：非洲是什么？

一开始有了语言，有了语言就有了神，语言又成为了神。世上有多种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现在仍然是这样，只不过在“西方”宗教传统中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变化。在这传统中多神论被一神论所替代，于是这唯一的神理所当然地成了全世界的神。向一神论转变的最初阶段只有一种形式，就是犹太教，这种宗教今天依然存在。犹太教将万物一神的观点和“上帝的选民”观点结合起来。如此结合，限制了犹太人一神论的普遍性，但也限制了它的侵略性。

犹太教之后又产生了另外两个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宗教去除了“上帝的选民”的观点。但是，去除了“上帝的选民”的观点，使这两个宗教可以不受限制地宣称自己为世界性的宗教。这必定意味着这些宗教要成为改变其他宗教信仰的征服性的宗教。两个宗教事实上都在一定程度取代了其他一些宗教，并得以推广，但是并没有征服世界。非洲大陆在20世纪的宗教格局是这种征服不彻底的很好例证。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出现，起初产生于世界上的基督教国家，并随之经历着“世俗化”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基督教征服众人皈依上帝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被一个更世俗的形式所取代、所覆盖，这一世俗过程体现在科学真理和技术进步的观念里。马克思主义从后者产生，是主张普遍真理存在的一个主要分支。

因此非洲大陆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过程中遭遇了一种侵略性的思想体系，不仅否定了非洲曾经信仰的神的价值，而且披着多重外衣：基督教、科学、民主和马克思主义，故而渗透到许多方面。这当然并非只是针对非洲大陆，而非洲人的反应也并不特别。各地对这种持续的、新兴的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的侵略在文化上的反抗形式十分暧昧。一方面，许多非洲人接受了，似乎接受了这种新的普遍思想体系，努力了解其中的秘密，顺服上帝，并讨其欢心。另一方面，许多非洲人（往往是同一群人）起而反抗该思想体系。这并没什么好奇怪的。这种模棱两可的反应一直是司空见惯的事。这种局势可以称为双重束缚，无论采取哪种应对形式都无法扫除压迫。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非洲的概念产生了。它是个欧洲词，首先由欧洲人定义的。但是那些被定义的人们在最近几年正努力控制定义的过程或争取更多的自主权，这个定义的过程是持续并且相互的（从来都不是单方的）。例如，1958年在阿克拉举行的首届独立非洲国家会议做出政治决定，规定“撒哈拉以北”的国家属于非洲，产生了重要和持久的影响。

但是，只要我们生活在单一的等级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它所提出的问题：一套思想或思维方式是普遍适用的（欧洲），或是非洲的思想或思维方式只能使我们回到该体系自身产生的双重束缚中。如果我们要冲出这双重束缚，我们必须利用体系自身的矛盾来超越它。(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必须从让·热内（Jean Genêt）提出的经典问题入手（热内，1960）。“唉，那个黑东西是什么，但你首先应告诉我，什么是颜色？”（“Mais，qu'est-ce que c'est donc un noir？Et d'abord，c'est de quelle couleur？”）热内试图让我们认识到对于普遍性的定义是特定的体系下——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特定的定义，并且在该体系下对于特别的定义并没有特殊性，这只是该体系的一个普遍特性而已。只要该体系良好地运行，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争论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争论的过程恰恰巩固了该体系内在的文化等级结构和压迫性。

只有当体系本身面临危机时，我们在思想体系和社会运动上才有了真正的选择，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争论。我们已处在体系危机中了。但是明确争论的实质是大有裨益的。争论的焦点并不是有没有，或曾有过，或可能有过，如“非洲特有”的思想/观念/世界观体系能够代替、补充或反驳西方体系，无论是在对非洲或其他事物的研究中。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回到双重束缚中，是按已处于危机中的压迫性体系的规则来做游戏。

争论围绕着两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知识？不止是在非洲，而是在世界各地。不仅对非洲，对北美洲和西欧这都是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有哪些其他的体系可选择。如果现代世界体系面临危机，又有哪些选择呢？如果“进步”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话，这个问题就毫无意义了。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体系过渡可能朝任何方向发展，那时并只有在那时我们面临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我们怎样了解存在的选择范围，什么样的科学手段将促进这种或那种选择？

非洲人的贡献（我不敢说是否能称之为非洲的贡献）也许在于现行思想体系的压力和限制对欧洲人的影响比对他们（非洲人）的影响更沉重，在非洲出现的运动——在政治舞台上、在学术界——都有希望反映这一状况。因此，有可能在那里对各种选择做出更有理性、有洞察力的判断。但是，只有在摆脱了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相对立的死胡同时，这种判断才能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