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我们落到人人真正关心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从这分析中我们能得出什么政治含义呢?我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很激进。国家的发展很可能是一个凶险的政策目标。这有两个原因:对于大多数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措施,这个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对于少数几个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国家,也就是说,通过根本改变世界生产分布而改变它们在国家间的名次,它们的利益必定建立在其他国家的损失之上。这一直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现在比以往更是如此。

那些在现行不平等的世界剩余价值分配体系下受苦的人们,我听到了他们的呐喊声。那么我们应做些什么呢?你当然不希望我们无动于衷。我的回答是:当然不能。

在这点上我必须做个假设,即要达到的目标确实是一个平等、民主的世界,而不仅仅是颠覆我们现存不平等、不民主的世界体系中的财富分配。如果目标是这样的,那么该如何实现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主流观点认为解决途径是通过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自1945年后,事实上这个观点已经有所演变:途径变为通过全国的民众运动。

但是,全国的民众运动真的能取得平等和民主吗?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全国的民众运动已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并且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目前的无路可走的困惑和挫折感。

一些人主张通过国家组织来保留在国内产生的剩余价值,其最主要论据为:国家是唯一有能力逆转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内在的不平等交换的机构。这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论据,因而取得了广泛的支持。但是主要的相反论点是:国家作为一个机构需要有决策者,即那些占据关键政治位置和官僚职务的人。这些人作为小团体在选择将重点放在增长/赶超还是平等上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显而易见为了个人经济利益,他们趋向于增长和“赶超”的目标,这对于那些处在社会中等阶级的大众来说通常最好的结果是生活水平没有什么改善,有时甚至还会恶化。只要企图通过在国家水平上寻求解决方法,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就不会改变,由曾经是反体制的运动来治理的国家将继续压迫他们自己的大众阶层,至多只是在赶超的竞赛中得到不完全的胜利,主要使国家的核心人员受益。

运动有没有其他的战略呢?我不是指在世界水平上的战略,如果那样,则意味着要发起一个全世界范围的运动。这样的选择是不切实际的,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世界革命或仅仅是在全世界范围协调发起的政治斗争多半只是夸夸其谈罢了。我在设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改变剩余价值的流向,即在剩余价值产生的源头上。假设反体制运动在世界各地——在经合发展组织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也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将精力集中在保留产生的剩余价值上。一个显而易见的途径是谋求提高劳动力价格或直接生产者生产的产品销售价格。这些价格同大多数价格一样是由市场因素来控制的,但是市场因素是被约束在政治斗争所建立的参数范围内的。这些参数是可以变化的,而且变化得很频繁。资本主义者深谙此道。他们把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斗争的一大部分精力放在制定价格的政治活动上。

石油输出国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提高石油价格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自觉的政治斗争,起初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做得相当出色。当然你可能会反驳说看看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事吧。在此无须赘述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反攻,经过十年时间迫使石油输出国组织退却,暴露了在国家层面上执行的发展战略的种种隐患。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在1973年后保留的剩余价值份额有所增加,当时是国家保留了这笔财富。因此由国家决定如何再分配这笔财富——如拨给核心人员,拨给基础设施建设,拨给工人等等。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弱点也十分突出。(https://www.daowen.com)

如果过程开始时提高了在油田里工作的劳动力价格,影响可能没有如此强烈,但是想逆转这个局面也就更困难些。如果斗争是工人阶级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里的斗争而不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与世界大国的斗争,那政治策略将有很大不同。运用政治手段促使剩余价值保留量增加对世界市场不会带来任何严重的损失。比如说,明天,所有的新工业化国家的纺织工人工资上涨了20%,购买以上纺织品的客户面临的选择无非是转向其他同样昂贵的地区。他们可能会部分这样做,也可能会寻找其他的新工业化国家。斗争将有沉有浮。但是在世界经济日趋竭尽其劳动力储备时,斗争将赢多输少,这点是十分关键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呼吁重新使用过去的方法。在反对不平等斗争中最初的伟大战略是所谓的阶级斗争,19世纪斗争是在工作场所(通过建立工会)和政治领域(通过建立社会党)展开。资本主义者反击方式主要有两个:他们利用国家机器压迫运动;他们从国家和世界范围内劳力储备中(半无产阶级化家庭)雇用新的工人。

由于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家庭的分布不是随意的,而是按国家、民族、种族划分的,显然把重点放在无产阶级家庭的政治战略输掉了一大半的斗争。因此,出现了所谓向“反帝国主义”的重点转变,特别是在20世纪尤其如此。现在强调民族解放斗争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在经合发展组织国家里重点转向了反种族主义斗争,这种转变同样是很大的。

但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本性难移地不断追求资本积累逐渐损坏了它提取无穷无尽劳动力储备的能力。现在这储备已变得很有限了。资本家的战略随之改变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类型的斗争事实上正中他们的下怀。七姐妹(主要石油跨国公司)没有一家因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价格而遭受损失。恰恰相反!只要斗争的重点是放在国家间积累剩余价值的分配上,资本家就能转移资本所在地而不失去对资本的长期控制。

相反,原来的“阶级”斗争战略目前对付资本家却很奏效,尽管以前不行,因为世界经济已经达到了地理的极限。但是这需要对运动的重点进行重新组织。运动不能与国家机器联系过密,即使是与靠政治运动上台的政权。他们必须考虑怎样在长长的商品链上每一点保留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个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使体系“超载”,大幅降低全球利润率,使利润分配趋于平均。这个战略还能调动偏重于平等而不是增长的种种新社会运动的力量。

这并不是新的费边式战略。我们不能靠一步步挪向世界平等。这个战略的出发点是相信世界利润率对于来自地方政治攻击的抵御能力差。当地方斗争胜利积累起来,整个体系的政治支撑力量将土崩瓦解。因为贪婪的人们将被迫自相残杀,企图侵蚀他们分给中介和代理的剩余价值部分。那不言而喻是在自我毁灭,因为一支饥饿的“军队”将拒绝战斗,而没有“军队”保护资本家(也就是说缺少一个广泛的政治、意识机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无法存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