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欠发达
在分析长期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进程的同时，卡尔·马克思又描绘出社会“系统”在特定的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特点和规则，为此，他穷尽了毕生的精力，也纠缠于基本的认识论的矛盾之中。
人们不可能通过定义来消除必然抽象之理论与必然具体之历史间的张力，正如大多数思想家在他们的认识活动中面对和意识到的这种张力一样，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也采用了变换重点的策略，因此读者很容易曲解他的本意，仅倾向于钟摆的一端，并把他会抛弃的和经常抛弃的当作“真正的马克思”。
然而，由于这种张力是无法根除的，所以，无论多么富有洞察力的思想家，都不能保证以一百年后所谓正确的方式阐述这些问题。一百年的演进不断产生新的经验现实，这意味着先前的理论抽象必须被修改。马克思若在1948年写《共产党宣言》一定不同于1848年所写的，1959年写《资本论》也一定不同于1859年所写的。我们也同样如此。
从很多方面讲，“马克思与欠发达”是个怪异的论题，因为马克思并不知道“欠发达”这个概念，这与他通常阐述的概念不同。这个概念对马克思提出的挑战，不亚于它向传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提出的挑战。因为我们必须永远牢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启蒙思想共同的遗产，都深信不可回避的进步。
然而，欠发达这个概念却开启了一扇分析之门，它本身足以确证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尤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有着锐利的洞察。对我来讲，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进行的抽象与具体的综合分析中，社会主义运动或“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可引出三点重要的启示（至少到目前为止）。
启示之一，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工业无产阶级，也只有工业无产阶级创造了剩余价值，获取（或积累）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企业全部的目的（M-C-M），积累的资本被用于更新生产过程（即“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从政治上讲，是工业无产阶级，而且只有工业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因而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自己的利益，自觉而清醒地洞察资本主义的矛盾，并追求把世界改造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世界。从无产阶级的中心地位中，我们得出如下政治结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斗争，必须由根植于无产阶级并反映其利益的、有组织的政党来完成。
启示之二，最“发达”国家的优势（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De te fibula narratur”）。从“进步”一词的双重含义上来讲，资本主义都是一种进步的发展。它代表一种胜过先前社会组织形式的“先进性”。它是一个从初级组织中脱胎出来的过程，是一个到期才会发展的进程。
这一点对“社会—历史”分析和政治行为来说都是意味深长的。因为二者都意味着欧洲中心主义不只是合法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还是强制性的。因为资本主义首先是在欧洲发展起来，无产阶级首先也是在欧洲出现，因而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在西欧发生。
启示之三，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出现有一个历史次序，其分工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是资本主义的两种不同形式。一个在流通领域（因此不涉及劳动力），一个在生产领域。在一个已知地区只有当工业资本（有序地）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才能说“真正的”资本主义出现了，剩余价值被攫取了。
这种分工的政治涵义在于：在一个既定的政体里，工业资本战胜商业资本是一种进步，工人阶级运动的任务也许就是坚持斗争以取得胜利，甚至可能用自身取代未能成功扮演其“历史”角色的工业资产阶级。
然而，即便这些启示是明确的，而且决定着后面大量的对马克思观点的使用，但马克思本人对这些观念抱着十分审慎的态度。在第一个启示中，无产者主要是由（如果不是唯一）那些挣取工资的城市产业工人构成的。让我们首先重温一下他在《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关于农民的著名论断：
这样法国的农民就以对押地借款缴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非抵押借款缴付利息的形式，不仅把地租，不仅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了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就交给了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
现在当共和国在法国农民旧有的重担上又添加了新的负担时，农民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了。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马克思，1978年，第121—122页）
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耕种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得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马克思，1979年，第190页）
在这些文字中有两点清楚的告白值得注意：第一点是用“工资”一词描述农民业主之所得；第二点是下面的陈述：农民业主与资本家的关系“只在形式上”不同于工业无产者与资本家的关系（再注意到，“无产者”的形容词是“工业”，好像有几种无产者）。我们都知道，若马克思说事物是在形式上不同，就意味着这种不同是次要的、微小的，并不减少两种现象本质上的相似。我们可进一步理解，尽管没有金钱从“雇主”转交到农民“雇员”手里，但马克思使用了农民“工资”的说法。
就剩余价值只能从领取工资的雇员中榨取的说法，马克思尤其采用了相反的说法，指明剩余价值如何不仅从非实际的劳动消耗中获得，而且从非正式的劳动消耗中获得，看《终结》（Resultate）中的这一段：
例如，在印度，高利贷者把资本以现金的形式借贷给直接生产商，以购买原材料或工具，他抽取高额利息。他从原始生产者身上勒索的利息无论数量有多少，都是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名称。他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勒索无偿的劳动或剩余劳动，从而把金钱变成资本。但他并未介入生产过程本身，而还是用以往的传统生产方式来进行。一方面，在传统的生产方式消亡的过程中借贷资本繁荣起来；另一方面，借贷资本又是一种使传统生产方式消亡的手段，迫使其在最不适宜的环境中苟延残喘。但在此，我们还没有到达正式劳动包容于资本名下的阶段。（马克思，1977年，第1023页）
最后，他反复讨论奴隶制。他清楚地把奴隶分为“仅供家务用的家族制的奴隶”和“供应世界市场的庄园制的奴隶”。他又一次清楚地谈到其中剩余价值的创造，他断言：
在资本主义观念盛行的地区，比如在美国的庄园，全部的剩余价值都被当作利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出现、相应的观念也没有从资本主义国家传入的地方，剩余价值则以地租的形式出现。（马克思，1967年，第三卷，第804页）
无论如何，奴隶制对于资本主义的运行并非无足轻重。实际上，在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给巴·瓦·安年科夫（Annenkov）的信中，明确批判了蒲鲁东，表达了下面的意思：
直接的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农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1982年，第101—102页）
由于不同的“工业资本流通过程”，奴隶制和其他无偿的生产关系对资本主义并非无足轻重：
商品作为一种产出，不管它是以公司（东印度公司）的、国家企业的（例如俄国历史上奴隶制时代）奴隶制或农民（中国和印度的农民）为基础，还是以半野蛮狩猎部落的农民或奴隶等等为基础，当商品与金钱变为金钱与商品时，工业资本完成使命并进入流通领域，也同样进入含有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之中，假设剩余价值是作为利润花掉了；因此它们进入商品资本的流通的两个领域，它们赖以产生的生产过程的特征是非物质性的。它们的结果就是市场中的商品，是进入工业资本流通领域的商品，也是进入了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流通领域的商品。因而这就是商品起源的普遍特性，世界市场出现，它把工业资本的流通过程区分出来。（马克思，1967年，第二卷，第110页）
请注意：所有这些生产形式一旦进入资本“流通”领域，被认为创造了“剩余价值”，“它们赖以产生的生产过程的特征是非物质性”。
我们再回到第二点启示，即我们今天所称的世界经济中心地区具有优势的问题，我们在著名的《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也发现了同样审慎的论述，我们较为详细地引录如下：
物理学家是偶然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的过程中，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典型状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环境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马克思，1967年，第一卷，第8—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二卷，第206—207页）
注意一下，“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De te fibula narratur”）是如何直白的表露。不是哪一个国家发展程度“较高”而另一个发展程度“较低”的问题。我们是在谈论涵盖二者的规律。德国事实上与英国不同，它比英国更糟。它不仅受“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折磨，还受“发展不完善”的折磨。当前的区别也将决定着未来。死人抓住活人！（“Le mort saisit le vif！”）
实际上，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我们在比较英法两国时便获知了另一种限定条件。为什么1848年的法国工业资产阶级没能掌握法国国家政权，而英国资产阶级却控制了英国，马克思对此给出了解释。
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因为一个国家的地域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国的工业，甚至于对国内市场，也大都是依靠多少变了样的保护关税制度才掌握得住。（马克思，1978年，第56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402页）
这似乎是在声言，“占领世界市场”的国家和其他的国家有根本的不同。但从逻辑和经验上讲，一定时刻，能否不止一个国家“占领世界市场”？这似乎令人怀疑，马克思本人似乎倾向于一个国家占领世界市场的假设。
在法国，小资产者干着通常该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工人执行着通常应该由小资产者去执行的任务；那么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人。它不是在法国解决的，它在这里只是被宣布出来。它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法国社会内部各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的任务才开始解决。可是，在这里并非终结而只是获得组织上的开端的革命，不会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很像那些由摩西带领着通过沙漠的犹太人。他们不仅仅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位给那些善于对付新世界的人们。（马克思，1978年，第117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468页）
在我们所徘徊的荒漠中，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我们可以断言，只有在最“发达”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才可能实现（并首先实现）。我们知道这是马克思当时得出的结论。或者走另外一条道路，我们也可以断言，占领世界市场的国家其情况如此特殊，好像在告诉我们别的地方没有实在的政治。实际上，多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选择了后一种道路。多数（甚至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没有准备在理论上承认这一点，因而就没有准备去应付对理论上的中心优越论的攻击所产生的后果。
马克思自己似乎意识到了这种困境，并试图通过曲折革命的论点来解救这种困境。
在大陆，不论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其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无可比拟。但是，这种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对整个大陆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量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造成革命，那么危机的原因始终出于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的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测知，这种革命在多大的程度上真正使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成为问题，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这种制度的政治措施。（马克思，1978年，第134—13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487—488页）
在1870年给齐·迈耶尔（S.Meyer）和奥·福格特（A.Vogt）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又提出一种甚至更加“第三世界论”的曲折革命的说法，认为爱尔兰的革命是英国革命的先决条件。
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堡垒。对爱尔兰的剥削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英国土地贵族事实上代表着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所以，爱尔兰是英国贵族用来维持他们在英国本土统治的最主要工具。另一方面，如果英国军队和警察明天从爱尔兰撤走，那么爱尔兰立刻就会发生土地革命。但是，英国贵族如果在爱尔兰被推翻，那么，他们在英国也就会并且必然会被推翻。这就为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前提。因为在爱尔兰土地问题一向是社会问题的唯一形式，因为这个问题对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来说是一个生存问题，即生或死的问题，同时它又是同民族问题分不开的，所以，在爱尔兰消灭英国的土地贵族比在英国本土要容易得多。何况爱尔兰人比英国人更热情，更富于革命激情。（马克思和恩格斯，1942年，第288—28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四卷，第379页）
马克思的最后一点告诫应值得注意，它与第三点启示有关：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区别，对于那些相信资本主义世界生产领域不同于并优先于流通领域的人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毫无疑问，马克思广泛地使用了这种区别，但当他讨论资本流通“领域”时，其说法听起来有些像奇怪的“流通主义者”。马克思在辩驳时总是直言不讳的。1846年，他抨击蒲鲁东，1875年他抨击拉塞尔，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他的批判始终如一，在给安年科夫的一封信中，关于蒲鲁东他写道：
蒲鲁东先生离开真理竟是这样地遥远，甚至普通经济学家都不会忘记的东西他都忽略了。他谈分工时，竟完全没有感到必须谈世界市场。好啊！难道14世纪和15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来说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细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17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马克思和恩格斯，1942年，第98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四卷，第323页）
在批判拉塞尔的《哥达纲领》时，马克思怒喝道：
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在经济上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而在政治上则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了一种国际的政策。（马克思，1972年，第390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三卷，第15页）(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再次看到了形式和实质的区别，阶级斗争的形式是民族的，实际上“必须”是民族的，但经济的本质是世界市场，政治的本质是国家体系。“国内组织”和“国际关系”必然随着根植于世界市场内部的分工改变而改变。
我想提醒大家，我并没有详尽地引述马克思的全文，为的是发现真正的马克思。但不存在真正的马克思，至少存在两个马克思，因为他陷入我所说的无法避免的认识论的困境中，不得不使然。当然，我也大段大段地引用了他的原文，至少是为了表明，我们应该记住他的限定、他的精明和他的多重性。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希望转到困境（culs-de-sac）的问题上，对此，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没有牢记他的限定、精明和多重性，使他们很多的分析和实践都失败了。
这一困境——或者索性叫它理论难题——是非常著名的。强调城市工业无产者的重要作用，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要对（客观存在的）民族性、农民、少数民族、妇女和整个边缘地区的角色不停地进行说明或辩解。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与国家、马克思主义与农民、马克思主义与妇女等问题上不知浪费了多少笔墨和心血。十分之九的世界变成了“问题”、“反常”、“幸存”——或许当时是客观进步的。但注定要从社会学、分析学、政治学中消亡。
好像这也不足为奇，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恼人的事实：从很多方面来讲，曾被认为是世界革命中心——中心的中心——的地区成为了最难以驾御的地区。没有革命，没有贫困化，当然也没有国家的消亡。
最大的难题是苏联。在出乎意料的革命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用了至少六十五年的时间应对当时各种特殊的结构和政策，而这些都是先前的理论没有预期也没有说明的。从总体上讲，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此的反应要么是愧疚，要么是谴责。一些人试图在这两个极端反应中寻找一个并不太合适的位置。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去做的就是看一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个人能否准确预期到实际所发生的一切，预期到苏联的政策——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作结果，能否得出并不完整的说明？马克思1846年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提到的问题在这里不是很适用吗？“国家内部组织和他们的国际关系不是已知的分工的表现吗？”
我想说：如果我们能接受《马克思全集》中我所认为的六个主要命题的话，它们就能够说明，而且也确实足以说明过去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实际上是过去四百年的历史），并也能表明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存在的希望和巨大的危险。
1.社会现实是一个永无休止的矛盾进程，只能辩证地加以理解。
2.资本主义是一个永无休止的积累资本的进程，它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
3.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系统蕴涵着生产过程的转化，创造着被资本家占用并用于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
4.资本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使社会的生活组织出现了两极分化，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无产者或资产者的队伍，无产者愈加贫困化。
5.在资本主义世界，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的机器；社会主义涵及国家的消亡。
6.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可能是演进的；只能是革命的。从消极方面来讲，寻找其他道路都是乌托邦。
这一切的叙述中“欠发达”的概念在哪里？答案很简单。我们只有到意识深处去寻找有关“欠发达”说法的一系列特征：即市场生产的无偿劳动力形式、边缘化和非法占地，膨胀的第三产业，家庭妇女角色的出现，种族问题、依附论调（clientelism）、腐败和强制的国家机器，等等。它们既不是不正常的，也不是永存的，而是资本主义功能必备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对作为系统的资本主义，我们可以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因而上面列举的马克思主义的六个命题也被证明是有效的。
如果就马克思关于（革命）进程的观点而言——先在国家内部发生，主要包括城市中为私人资本家工作挣取工资的工业工人——我们很容易证明这些命题是不合事实的、引人误解的、无关紧要的，在政治上也是行不通的。但仅就他有关历史系统的观点而言——历史的发展包含着“欠发达”——它们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也是革命性的。
就此情况，我对过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发展做出如下概述：在中世纪晚期，欧洲上层社会通过封建体系的主要方式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大量剩余价值的能力受到所谓的封建主义危机的威胁，其结果是转而强调使用另外一种通过市场机制榨取剩余价值的方法。我们把这种机制称为资本主义。
它要求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劳动力控制方法、新的制度框架、新的社会角色，即我们所称的资产者和无产者的角色。在相当短暂的二百年间（到1650年）这种新的“生产方式”非常成功，完全改变了先前上层社会榨取利益低下的效率，达到了封建社会无法想象的新水平。新的制度在欧洲得以巩固，并由此传播开去，风行全世界，消灭了其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终首次在人类历史上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一种单一的劳动分工。
到1650年，我们不仅建立了一种主要在欧洲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建立了一种所谓职能性的、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间系统。世界经济由一体化的生产过程构成。这一过程包含着一种交换模式，它不仅保证了剩余价值从直接生产者转移到上层社会，而且使积累集中在世界经济的所谓中心地区。其主要手段是不公平的交换机制，以牺牲边缘地区少数的社会上层为代价换取了核心地区社会上层社会的优势。主权国家成为组织必要的生产要素流动的主要政治机构。被置于等级秩序中的国家被现行的“规则”或国家间系统控制着（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这些“规则”为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关键的政治上层建筑。
为使该系统正常运转，越来越多的生产过程都商业化了，也就是说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形成了长长的“商品链”。通过对成衣这类主要消费品的多重投入进行追踪，可以对商品链进行经验分析。首先显示两个特点：第一，链条跨越很多边界，主要从边缘走向核心；第二，这些链条是由一系列复杂的生产关系组成的，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我们误以为的“古典资本主义”，时至今日这两种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正确的。
链条的形态或多重交易的价格结构不是在一个绝对自由的市场中形成的，而是由各种政治权力的合力规定的（力量不等的强国直接或间接通过国家间系统的“规则”进行参与）。定价的活动在中期看来是稳定的，但长期看来是变动的，这是不断的阶级斗争带来的结果。
整个世界经济的扩张与停滞形成了可以相对预期的循环周期（引起了世界经济组成部分的一系列变化），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产生的。周期更替的许多方面是内部原因产生的，但不断需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展它的运行领域。外部扩展包括新的先前是外部的地区加盟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分工中去。内部扩展（或深化资本主义过程）包括有社会回报的技术创新（目前的实践主要有增加资本的集中度，增加固定资本相对可变资本的比例，以及持续地降低对劳动力的技能依赖）。粗放和集约两种扩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实际上，粗放扩展的主要动机是抵御由增加集约扩展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整体比例下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要社会结果就是造就了作为社会阶级的无产者和资产者。为了给面向世界市场的生产过程提供足够的生产力并使劳动力不得不进行工作，必须采用与前.人不同的方法，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也是重要的洞见：无产者的异化，以及其对所有权和对生产手段控制的消减。然而，这种洞见被误读了，部分是由于马克思自己的误解：它成为从独立的小农手中剥夺土地使之成为雇佣工人的简单结果。
历史地讲，现实的图景远比想象的覆盖面复杂得多，所以我们只能称其为误导。现实是，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随着劳动力“维持生存”形式的改变，使得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整体因素。更明显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劳动力只是部分地依靠工资作为收入来源，这使得劳动力完全融入了世界经济的逻辑。如果事实上劳动力仅是由靠雇佣者给的全时工资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产业工人组成，这样做对上层社会来说是更有效、也更有利自身。
代之而起的是工人被复杂的结构重新组织起来，即我们所谓的家政业务（household）：由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个体组成的集体，他们大可不必是亲戚或近邻。这些家政通常从多种来源中积攒所得，时至今日，其中一种来源还以多样的“维持生存”的活动形式保留着（实际上固定为以“家庭妇女”这一社会角色为标志的廉价的工作）。另外，家政收入还从小商品生产、租金、转让支付、礼物，当然还有工资中获得（这最后一种从统计上讲没有我们常说的那么重要）。
最终的家政业务发现它们面临着两种压力：商品化深入到社会再生产的所有层面；通过有意识地减少雇佣工人薪金水平来间接地把剩余价值汇流给上层社会，甚至包括那些比最低工资只多一点的少数人。因此在这些家政结构中，不仅反映着广泛的社会联合，而且仅有少数者——甚至今天，甚至在核心地区——接近于无产者的“经典”形象。但自相矛盾的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矛盾——实际上，无论就进入世界市场的劳动力比例而言，还是家政收入中依赖雇工工资的比例而言，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的程度一直在加剧。
伴随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是资（中）产阶级化（bourgeoisification）。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面向世界市场时，越来越多的社会上层从现行的世界市场运行中获取剩余价值。资产者的家政也变成了汇聚多种形式收入的结构，从管理权中获得利润只是其中的一种，而且还是一小部分（同劳动力中的薪金所得一样），相当于劳动力“维持生存”的收入是上层社会的“封建地租”（“feudal rent”lato sensu）收入。就像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维持生存”要比所有劳动力通过市场进行买卖带给资本家更多利润一样，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封建地租”也比所有劳动力通过市场进行买卖提供更大的利润。
因此，有大量的资产阶级家政业务的存在，但仅有少数——甚至今天在核心地区——接近于“经典”资产阶级的形象。但矛盾的是，资产阶级化的程度确实在加剧，从同样的两种意义上讲，它和无产阶级化的状况是一样的：通过市场榨取剩余价值的上层社会的比例一直在增加，他们收入的更大比例实际上来自于目前的市场运行。
我两次使用矛盾这个词，一次关于无产阶级化，一次关于资产阶级化，矛盾是什么？矛盾是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过程，它反过来也说明世界物质的和社会的极化，它的产生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而是尽管存在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极化现象还是存在。正是无产阶级化的低水平而不是高水平，才创造了并且维持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系统本身获利的潜力；正是资产阶级化的低水平而不是高水平创造并保存了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生存的政治结构。无产阶级化和资产阶级化都不是资本家的本质利益。“积累、积累，这就是摩西及其预言！”（马克思，1967年，第一卷，第595页）
无产阶级化和资产阶级化的出现不是因为资本家的创造而是作为一种解决重复出现的短期危机的机制，这种危机从长远来看会产生负面影响，削弱系统本身。好像是，在世界经济的水平上，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作为一个整体不断达到更大的物质极化水平（世界人口中大多数人实际工作量的加剧和生活质量的真正历史意义的降低），其效果又被日益加剧的社会极化（资本主义可能的物质极化所产生的“新封建”［neo-feudal］结构的日益减少）所抵消了。因为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正是社会极化而远非物质极化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反体制运动危机兴起的主要基础。
这里我们触及最后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形态——主权国家置于国家间系统中——将迫使运动走向没有选择的余地（Hobson's choice）。他们被迫做出如下选择：或是在分离的主权国家框架内寻求权力，或是没有可能获得某种权力。国家系统是基于劳动力分工运作基础之上的，在受这种系统约束的主权国家中获得权力，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意味着有能力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撤身。它反而意味着对一定的世界剩余价值获得了再分配的权力，简而言之，权力带来改革，但不必瓦解系统。
恰恰相反，在反体制运动之后的政体中所获得的权力，毫无疑问会通过提供模型和对其他反体制运动的支持来瓦解系统。但它同时也通过提供驯服世界劳动力反抗的工具来巩固系统本身。苏联——不管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中还是在其“修正主义”时期——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变形，在逻辑上也不是什么奇迹。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马克思的理论，尤其以“欠发达”观念来看，那是我们所能够预见到的一种模式，它也是资本主义作为世界系统发展的一种结果。这就是一种弱国企图成为强国因而改变自己在世界经济中角色的模式。马克思主义既成为反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武器，也会被那些意欲掌权者用作意识形态的面具和紧箍咒。因此，还是那种多重性的清单。
但历史并没有终结。“社会主义政体”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新的阶段和必要的部分出现了，而20世纪频繁出现并日益膨胀的种族—民族主义，还有种族偏见和性别歧视等等，也是作为资本主义必然的问题而出现的。19世纪，资本主义成为了超出任何人想象的九头魔怪，更不必说16世纪。正如所有怪物一样，它跌向自己的末日，但同时毁灭了许多生灵和我们的生态遗产。
这就使我想到马克思那显然值得商榷的第七个命题。这第七个命题是资本主义比先前出现的任何制度更代表着进步，但它终将不可避免地迎来阶级消亡的社会。这是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历史地代表道德的衰退，代表着世界大多数人口的物质衰退，即使它保障了社会上层（现在它从世界人口的1%上升到20%）基本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它们远远超过了往日“东方君主”的可能。
实际上，正如反体制运动的困境所显示的那样，今天的世界面临的不是必然的进步而是真正的历史性选择，勉强资产阶级化的世界资产阶级正在努力维持生存。就像封建欧洲的贵族摇身一变为资产阶级，控制新的生产方式，度过结构危机一样，今天的资产阶级已经在把自己变成未知的模样以控制新的生产方式来度过他们的结构危机。
这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是必然发生的。一个可供的选择就是，在下个百年中创立社会主义世界的秩序，它基于为使用而生产的体系（a system of production for use）。国家间系统的消亡带来了国家的消亡，它将导致资源、时间、空间、社会角色的合理的平均分配。这样一种制度不再是乌托邦式的，也不是超越历史的。当然，现在还不可能预见它的组织形式，但这种选择确实是进步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任何道德和政治利益集团都必须面对的唯一性问题，即在资本主义这个历史社会系统的阳光地带，我们如何创造出相对公平的结果反对不公平的结果。我还不能简单地回答此问题。我已经观察过，在过去一百年左右时间里，群体思想感情和行为最具进步意义的高潮——它留下最积极的遗产——是在运动的政治动员的后期阶段才会出现的，因为在这些阶段里运动“失控”了。而一旦这些运动取得了“政权”，这些高潮变得更实际但少了热情，最终通过沉寂、幻灭、镇压而变得销声匿迹。
我并没有得出结论说，运动永不该夺取政权，也不是说那样就没有希望。我的结论是除非有一个更广泛的更缜密的斗争战略，否则我们不会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主义世界秩序。我有一些具体的建议，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不够充分。但对我而言，它们确实是有希望的行动指南。
首先，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反体制运动出现在三个政治“世界”之中。在边缘的“前工业革命”国家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主要的核心国家出现的“新型”运动，它们组织了先前被遗忘的各种群体；在“后革命国家”党内外出现的发动运动的尝试。如果每种运动都体现着反体制运动（就是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及其伴生物）的不同形式，则需要弄清楚这些运动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运动家庭的成员而不是三个运动。
第二，这些运动需要重新考虑他们怎么与现存的“工人”运动联系起来。确实，这是个基本界定的问题。如果马克思真的是正确的，世界社会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么至少世界80%的人确实是无产阶级（虽然这个比例在个别国家内部计算结果不同）。而三种新的反体制运动主要是由无产阶级构成的。
第三，国家权力只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种形式，还有其他形式——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我们必须停止认为这些形式仅是通往政权的辅助形式，我们必须把它们当成斗争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神化国家政权，但也不能忽视它。
第四，我们必须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对19世纪社会思想的探索。自由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是其两个主要变种，根据世界的实际发展状况，我们必须重写理论，首当其冲者是我们的历史文献。我们还必须听从马克思的忠告：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Hic Rhodus，hic salta！）
最后，最好再思考一下有关过渡的隐喻。从19世纪晚期，我们一直纠缠于一个关于通过改良还是革命取得政权的伪争论。二者本质上都是而且一直是变革主义论调，因为双方都相信过渡是个可以控制的现象。被控制的、有组织的过渡毕竟带着行为的连续性。我们必须抛掉对过渡是崩溃、是解体的恐惧。解体是混乱的，也许是无政府的，但并非就是灾难。“革命”只有在推进这种崩溃的程度上才叫“革命”。组织对打破最初的坚冰是必要的，但它们是否真的能够建成一种新型社会则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你听起来这些说法太冒险、太空泛，我请你反思一下另一种设想：以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为代表的，及到目前为止反体制运动那些多重性的、不寻常的事实所显示的都是同一种情况。我并不提倡消极被动的形式，我所给出的建议是：在多数反对少数、被剥削者反对剥削者、创造了而被剥夺了剩余价值的人们反对榨取剩余价值而且尽情享乐的人们的阶级斗争中，要使用同时具有灵活和道德意识、又能主动智慧和主动组织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