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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程度上讲，我们都是教育的奴隶，就我而言。一说到乌托邦的概念，立刻在我脑中就会出现三个版本：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实际上这里的乌托邦包含着三种不同的涵义和用法，正如反映了三种思潮一样，它们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两个不同时期。

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中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什么是乌托邦，那是个绝无仅有的地方。

如果你有私有财产，如果金钱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那么一个民族不可能得到公正幸福的管理。因为公正不可能出现在恶人猖獗并独霸美好生活的地方；人们也不可能在少数人拥有财产的地方获得幸福，因为那些少数人总是寝食难安，而多数人处境悲惨。

所以我在思考乌托邦这一充满智慧而又神圣的制度。乌托邦没有法律而管理有序，其中美德会得到回报，一切平均分配，人人生活富足。（莫尔，1975年，第30—31页）

对莫尔来说，乌托邦仅仅是以平均主义理想的名义批评资本主义观点。而且，莫尔明确表示，他相信这些批评可以引导出矫正时弊的社会行为。正像一个好公仆一样，莫尔相信立法改革可以实现乌托邦。

莫尔的乌托邦中有两点不可忽视，一个是它的齐一性。在乌托邦地理的开篇就描写得很清楚：岛上有五十四个城市，全都宏大雄伟，语言、习惯、组织、法律全都相同。如果地理条件允许，它们都按同样的计划建造，有同样的外观。最近的至少距离二十四英里，最远的也是人步行一天即能到达。这种同质的平均主义的世界由道德高尚的人们组织——“犯第二次通奸罪即被处死”（莫尔，1975年，第67页）——人们白天辛勤地下田干活或从事手工劳动，业余时间鼓励学习知识和文化，不忘把部分集体剩余用于支持知识文化精英。

然而第二点要注意的是，伴随其齐一性，乌托邦包含着小小的不平等，隐约体现在他的描述中，但并不明显。在乌托邦里也有一定量的“又脏又累的活计”（莫尔，1975年，第47页），为了干这种苦活，需使用“雇佣兵”并“给予极高的报偿”。很显然，这是因为乌托邦只是一个单一的国家，不是整个世界。值得高兴的是，乌托邦的自然周边环境保障其不受任何危险的侵害——这一重要的细节作为莫尔描述的开始。乌托邦是一个很大的新月形的岛屿，居民沿着新月钩尖形成的海湾的辽阔的内岸而居，长度十一英里。

一边是浅滩，一边是礁石，进入海湾是非常危险的，靠近航道中间有一块礁石矗立水上，表明水域的安全。上面立一塔楼，没有驻军。其他的礁石却埋伏水下，航行是十分危险的，航道只有乌托邦的人们才知道。没有向导，陌生人很难进入，如果没有海滩上的灯塔，即使他们自己也不能安全进入。如果移开灯塔，他们可以潜伏下来毁灭来犯之敌的舰船，无论它有多大。（莫尔，1975年，第34页）

对敌舰进行如此有效的防范，人们也许会认为乌托邦是孤立主义者。但乌托邦也许会受到人口统计的威胁，感到扩张的压力。问题首先在家庭内部解决，然后是城市之间移民（但在岛内），然而有时这还显得不够。

如果整个岛的人口存在限额，他们就要登记每个城市过剩的人口，根据法律，在附近的大陆建立殖民地，那里的土著人有大量的无人占领的未经开垦的土地，那些愿意同乌托邦的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可以接受进来。一旦进行合并，双方容易渐渐融合，享有同样的生活，拥有同样的习惯，大多是双方的优点。靠乌托邦的政策，人们生产出尽可享用的物产，这些土地原来是不毛之地，无法供养土著居民。但是如果土著居民不想在他们的法律下生活，又拒绝迎战的话，乌托邦人就把他们赶出自己所占有的地区。乌托邦人说，如果有人闲置浪费土地却又禁止别人凭借自然规律享用应该享用的土地，那对之宣战是合情合理的。（莫尔，1975年，第51页）

莫尔从来没有说清楚，外面世界里的平等的乌托邦国民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他们“极高的报酬”的规则。支付雇佣兵的报偿似乎和任何其他情况一样是正当的用场，因为他们以一切可以想象的方法藐视金银。（莫尔，1975年，第51页）

对莫尔乌托邦的重新解读，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恩格斯后来对乌托邦的态度。乌托邦只是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极端观点（恩格斯，1959年，第69页）。那是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平等的共产主义生活，是“绝对真理、理性、公正的表达，要通过它们自己的力量征服整个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独立于时空和人类历史发展之外的，何时何地发现它只是偶然”（恩格斯，1959年，第71页）。因此它反映了已经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利益。莫尔代表了这种观点的早期表述，是启蒙思想家的广泛认识。(https://www.daowen.com)

简而言之，如恩格斯所言，乌托邦是种意识形态，像所有意识形态一样是与阶级相连的。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的反面是科学，空想社会主义的反面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产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来到欧洲最发达国家的前沿，一方面与现代工业发展成正比，另一方面与资产阶级新获得的政治权力成正比……从此，社会主义不再是某个天才的偶然发现，而是两个历史发展了的阶级的必然结果。”（恩格斯，1959年，第88—89页）因而对恩格斯来说，关于道德社会的主观冥想是不明智的，在政治上是有危害性的。乌托邦作为一种概念没有意义。它至多是主观幻想，但社会变革是脱离了意欲改革的专家手掌的客观过程：“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来越彻底地把大多数的人口变为无产阶级，它就产生了权力，这种权力面临自身被毁灭的危险——被迫完成这次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把生产手段变为国有财产。”（恩格斯，1959年，第105—106页）然后呢？然后是恩格斯对未来明确的设想：“国家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使它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以社会的名义拥有生产手段，同时，这是国家最后的一次独立行动。施加在社会关系中的国家干预相继在各个领域变得多余，并最终自行灭亡；人的政府被物的管理所取代，被生产过程的行为所取代。国家不是废除而是消亡。”（译本说是“灭亡”，我用了更为著名的“消亡”）（恩格斯，1959年，第106页）不像莫尔，恩格斯甚至没有讨论国家消亡了的社会主义地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没有新月形的要塞，没有雇佣兵，但也没有帝国主义——毫无疑问，一个比莫尔的《乌托邦》还乌托邦的乌托邦。

曼海姆既不是以自信的公务员身份出现，也不是以自信的革命者出现，而是以自信的知识分子出现。面对世界上纳粹和法西斯日渐嚣张的事实，纠正了莫尔和恩格斯方法中的错误之后，他思索并找寻另一条通往美好世界的道路。曼海姆基本的方法是区别两种不同的认识架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他说他的起点是马克思的理论：“那个首先在思想上给予阶级的角色和利益以应有的强调的理论。”（曼海姆，1936年，第74页）但他接着阐述下去，形成的相对论把我们置于一种方法论的困境下：“既然我们承认所有的知识都是有联系的知识，而且它要参照观察者的角度才能形成，我们又一次面临的任务是区别这些知识中哪些是真理，哪些是谬误。问题就出现了，哪一种有关历史的社会立场为接近真理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无论如何，在此阶段，我们应该放弃那种独立于历史的和社会的整套确定意义去发现真理的愿望，因为这是徒劳的。”（曼海姆，1936年，第79—80页）然而，曼海姆没有解决他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他提供给我们关于真理的最适宜的立场，阿尔弗雷德·韦伯的“与社会无关的知识分子”，他把他们叫做“不靠岸的相对无阶级的阶层”。（曼海姆，1936年，第155页）但是曼海姆也把“相对的”一词用了斜体，而且这个观点几乎不能自我辩护。它太自我中心了，这最终就是意识形态要揭示的概念。而且，抛开谁将是假想真理的生产者的问题，曼海姆在真理的原则上也感到虚弱。他认为一个理论“严格地说，在已知的实际情形中，如果理论运用了一些概念和范畴可阻止人们在该历史阶段进行自我调整，那么这个理论就是错误的”。（曼海姆，1936年，第95页）但这只是把最初的问题进行了转移。怎么、以及通过谁，我们才能知道“调整”是什么，甚至它该是什么。

已经看到了恩格斯观点中固有的问题，即乌托邦是一类意识形态，但除了争辩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曼海姆在讨论他所谓的乌托邦思维时做得更好。他开始说到，如果我们把心灵的空想状态叫做“与空想产生其中的现实状况不相一致”，因而是不灵验的，那么我们在与假想的对手作战。因为确实有一些心态，不仅“超越现实”，而且同时“打破现存秩序的束缚”。（曼海姆，1936年，第192页）在这种心态中，他限定了“乌托邦”一词的使用范围，减去了没有效用的一面。对曼海姆而言，正是那些没有效用的内容恰恰是意识形态。它们被界定为“一定情况下是卓越的思想，永远不会成功实现其投射的目标的思想”。（曼海姆，1936年，第193页）在这种意义上，恩格斯把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乌托邦当作意识形态放弃是正确的。然而问题依然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是曼海姆意义上的乌托邦吗？[1]

曼海姆以奇怪的说明结束他的讨论，尽管引起过许多争论。他重新阐述了现代世界系统中的乌托邦历史，概括出他所认为的乌托邦思维的四种“形式”：基督教狂热的奇里亚主义（chilism）、自由—人道主义思想、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这看起来是个不寻常的次序，但我们注意到曼海姆是按照历史性和限定性增加的顺序排列的。奇里亚主义完全是历史虚无的世界观，其中，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所有都是现在的，所有都是可能的：“从奇里亚主义的经验的观点看，我们总是占据此时此地一些时间和空间的舞台，我们占有的地方只是相同的。对真正的奇里亚主义者而言，现在变成了缺口，通过它先前内部的东西突然爆发出来，占有并改变了外部世界。”（曼海姆，1936年，第215页）

自由主义不时把我们带近此时此地的空间—时间，“呼唤自由意志并保持没有限定、没有限制的情感”。（曼海姆，1936年，第229页）对保守主义而言，接近此时此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从一开始乌托邦就处于现存的现实中，它既不在我们内部作为‘沉默的生产力’（萨维尼，Savigny），是可以主观看到的；也不在集体的、人民的、民族的、国家的内部形式中，作为自我展示的生命原理，可以从形态上看到。”（曼海姆，1936年，第223页）

对于曼海姆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的乌托邦是进程中真正的奥夫邦（Aufhebung）。

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得绝对现实。它成为文化整体的承担者，保守主义者已经把它当作一个统一体看待……乌托邦与这个世界的历史—社会情形的关系最为紧密，在历史框架内，它通过进一步确立其目标、通过对可直接触及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提升和神化，从而证明其近似的观点。结果，努力改造世界的进步的乌托邦奇异地同化了保守主义的决定论意识。（曼海姆，1936年，第242页）

基于奇怪的但很现代、又不无关联的解释，曼海姆结束了他的历史全景：提出了一种社会运动的历史结果。当他们的阶级基础变得“更加广阔”，并且更为成功的时候，他们的观点变成伟大的历史实在之一，进而走向保守主义。（但为什么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刚刚被证明是四种世界观中最历史、最具体的世界观？）曼海姆因而以悲观的说明结束，这也是他整本书意欲表达的东西：

时至今日，社会主义思想已揭开了所有敌对的意识形态的乌托邦的面纱，但从来没有提出关于其自己地位的确定性命题。它从没有对自己使用这种方法，从没有完全检验自己的愿望。然而这点也是不可避免的：乌托邦成分随着决定论情绪的增加而消失了。因而我们接近这样的一种情况：乌托邦成分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已经完全（至少在政治上）自我灭绝了。如果一个人试图遵循已经显现的倾向并据此推断未来，那么，高特弗里德·凯勒的预言——自由的最后胜利将是虚空——至少对我们来说，表达了其中凶险的意味。（曼海姆，1936年，第250页）

因此，曼海姆说意识形态已经死亡或即将死亡。马克思揭示了它，并埋葬了它，因而皆大欢喜。但遗憾的是乌托邦也将死亡，而且如果它死亡了，理性主义将一直成为其自身毁灭的原因。“所以，经过一段曲折但史诗般的发展，在认识的最高阶段，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且越来越成为人们创造的产物，随着对乌托邦的放弃，人类将丧失塑造历史的意志和理解的能力。”（马克思，1936年，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