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那么，我们对多重的乌托邦、多重的马克思主义、多重的社会科学如何做出结论呢？首先，在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的第三阶段，我们不能依赖第二阶段所获得的智慧。毫无疑问，那里存在着智慧，但为了重新组成有用的形式，我们必须先把它撕成碎片。不这样的话，就容易深陷到有重重意义的难题之中。其中，就像在60年代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找到了自我。第二，我们需要直接思考我们的乌托邦。曼海姆得出如下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如果我们没有了乌托邦，那就是已经丧失了理性意志。而且，下面这点也是正确的：无效的乌托邦不配叫乌托邦，但他或许因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寻求平衡而误导了我们，好像在某种意义上二者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乌托邦永远是意识形态。[4]在这点上恩格斯（和马克思）是正确的，人们也许还记得马克思、恩格斯的断言：隐含的乌托邦相信历史可能有终结的时刻，即意识形态不再出现的世界，那么，如果要取得进步，似乎我们不仅要接受矛盾作为解决社会现实的钥匙，而且要接受永久的必然性观点。而这是一个有悖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假设的。矛盾是人类的状态；人类的乌托邦追求的不是减少矛盾，而是根除物质不平等所产生的卑劣的、残酷的、不必要的结果。

在此意义上，乌托邦是个进程，它总是用批评现实的方法来定义美好。凭本性而言，这种界定从来不会由于一些人（少数人）代表另一些人（多数人）而实现，只能是由于多数人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实现。如果一些人相信这种观点是乌托邦——在曼海姆的意义上它是有效的制度——那么它是理性的转型。然而一个与社会没有关联的知识分子或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带来这种转型——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什么作用都不起。

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准确地把知识分子的行为，即社会科学和政治组织的行为放在一个框架之内。在该框架内，在矛盾与合作中，他们照亮历史选择而不是装腔作势。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第三阶段的社会科学和上千种马克思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任务有何不同？对我而言，他们是相似的和重叠的，尽管不是相同的。政治任务是重建一种在乌托邦意义上起实际作用的变革战略。我们目前的战略没有真的起作用，而且对我们走进一个新的历史系统构成威胁，它像我们正在走出的历史一样缺乏平等和自由。知识分子的工作是创立一种方法论，它将抓住那些抓不住的东西——历史进程，在这其中，A永远不再是A、矛盾是固有的、整体总比部分要小、解释是客观的。这也是乌托邦，但只有这种思想的乌托邦才能使政治的乌托邦成为可能。两种工作是相对应的，因而是不可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