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阶段不只是偶然。正如马克思教导我们的，与社会运动有关的思想都是大的历史进程的产物。因此，不足为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时代是伴随着社会科学的三个时代产生的，其分期大致平行，而且并非与乌托邦的三个阶段不无联系。

社会科学经历了很长时期才诞生。基督教神学吸收希腊哲学并使之居于从属地位。在基督教欧洲，哲学作为一类知识从神学中分离并艰难地再生，这是由于人们经过不断的努力最终创造了这样一个舞台——把现代世界作为一个变化的发展的现实进行分析，以反对从定义上讲是永恒不变的神学推测。衡量这种努力的成功及其局限性可在如下事实中看到：到18世纪末期，在哲学（其广度可用我们今天大学的最高学术文凭——哲学博士来证明）飘动的外衣下，清楚地确立起了认识的自主性，只要求对上帝是种形式的、仪式的服从。但它也存在局限性，这种知识只限于哲学，它处于一种不断的压力下：以人类潜能的——真实的善——名义分析世界。因而历史是启发性的历史，社会探索集中在应该如何行动之上。在这种意义上，莫尔的乌托邦是第一阶段典型的社会科学。卢梭和黑格尔的著作也一样。最为明智的是，应把马克思之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当作社会科学哲学时代的最高峰来考察，同下一时代开始时一样。

这下个时代是科学的时代。它的开始（尽管不是概念）毫无疑问是法国大革命，它的阵痛是意义深远的。法国大革命对世界的改变没有它迫使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改变得更多、更大。1789—1815年的事件给人们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制度是过渡的。它留给人们的印象还有：现代世界体系中全球结构（世界经济、国家体系、科学文化交织的网络）及其政治场所（随着边界产生了民族国家，利益的特殊性发展起来）之间的无可治愈的紧张关系。

创造乌托邦比描述乌托邦需要做得更多，现在看来这样的描述实际上是浪费时间。必须随时随地地以理性的、有序的、有效的方法进行工作。这意味着“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谱写历史，意味着社会的分析是科学的、逻辑的、数量化的。这意味着需要一群在所谓多学科中有过专业、职业训练的研究者，这些学科刚刚有了名字，并刚刚在大学、国家和国际广泛的学术领域设立起来。

社会科学当然包括对作为意识形态的乌托邦的抛弃。恩格斯谴责圣西门为主观主义，韦伯呼唤自由价值的社会学，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唯一解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把无止境的、连续的政党活动作为唯一有效的通往革命的道路）与对科学方法进行解释的职业社会科学家把无止境的、连续不断的研究活动作为唯一通往科学真理的有效的道路之间有什么不同？结果，同样意义的乌托邦就出现在地平线上。(https://www.daowen.com)

19世纪和20世纪思想史的谱写好像是一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天才的斗争。自由主义占据了国家机构和大学（最明显的是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正好相反，是在国家制度之外（至少至1917年），很大程度也在大学门外（至少到目前为止）。看两个主要的世界观之间的不同没有比观察它们之间的共同的因素更有意思，是它们构成了伟大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它实际上奠定了大学社会科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把现代国家作为基本实体，在其中社会现实得以实现，而且对此他们都只是含糊地承认，没有明确地表白。按培根—牛顿的版本，他们都把科学作为唯一可以想象的理性的世界观，而且都致力于它的实现。他们都把世界的成功管理与以知识水平为评判标准的精英的工作联系起来。更为重要的，他们都相信进步是至高无上的、合情合理的——进步是令人欣喜的，进步是可能的，进步是进化的（革命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进化过渡的必要时刻），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潜藏在乌托邦逻辑中的共同理想。

今天我们处于社会科学的第三阶段，它还没有明确的名字。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社会科学之后，我们正处于或走进（人们认为可能是）为进步做解释的社会科学。也很难说这个时代何时开始。它或许是在二战后出现，或许是在1960年代。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革时代，与科学的社会科学一样，这种新的社会科学在同样的基础上抛弃了作为意识形态乌托邦的“哲学”。但对于科学的社会科学而言，它仍是意识形态。它通过寻找一种确实有效的乌托邦为解决困境寻找答案（又是同样的题目）——这种有效的乌托邦既不是道德暗示，也不是自由价值的社会科学，而是一种有实际能力让我们“调整”世界的社会科学，是一种致力于“寻找方法”的社会科学。

它的起点是对第二阶段中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共同思想中暗示的乌托邦的抛弃。分析的单位成为反思的目标本身。第三阶段，是质疑把培根—牛顿式的科学作为唯一确实的科学的观点持怀疑态度。[3]把一种可控的解释而不是普遍法则的陈述作为科学行为的目标。对于科学家群体必须或应该完全与他们声称代表的大众完全隔绝的观点，它提出了质疑。它这样做的时候却没有否定科学反思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它带着疑惑看待我们接受的关于进步的观点，而且不是在新保守主义的名义之下——它否定进步是真实可能的、甚至是令人欢迎的——而是走向反面，认为进步是渐进的和不可避免的。进步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倒退是可能的，但也是可以避免的。这一点重新提出了乌托邦的问题，恢复了历史选择的可能性，实际上增加了其必然性。唯一的问题是这种选择无论如何不是轻而易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