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家，“时机之父”

第十三章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 历史学家，“时机之父”

按照年鉴派的传统，所有历史著作都应该作为历史问题（histoire-problème）来编排。[1]若想了解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他的历史传记，就必须从历史问题开始：我们如何解释他的成功——年鉴派的成功——反对法国（和世界的）政权的主导意识形态。同时，我们如何解释如下事实：年鉴派的成功导致了一个布罗代尔既想控制，又想与之对抗的新教派的创立。[2]

既然年鉴派告诉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是用历史思维（historire pensée），而不是历史坐标（historire historisante）（也就是说，是用分析的而不是用编年的历史），那么，我将按照布罗代尔提出的社会时代的三位一体学说——结构、转机、事件（structure，conjoncture，event）（布罗代尔，1972年，著作A）——进行我的讨论。即使是在传记中，我也会牢记，事件即“尘埃”[3]，会随时光而流逝，最终提供解释的是结构和转机。我还会牢记，相当长的时期（是永恒、无历史）也不见得是真实，我会尽量地不去倚重它。在《地中海》一书中，布罗代尔把三个暂时性按如下顺序排列：结构、转机、事件，我相信这是书中严重的错误。如果他以事件开始，然后是结构，最后是转机，解释的说服力将会有所增加。确信这一点，我将按这一顺序，从布罗代尔的生活事件开始。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1902年出生在法国东部的一个小村庄。他告诉我们，他是农民的后代（布罗代尔，1972年著作B，第449页）。但他的父亲是位数学教授（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他从不会被繁杂的数字和数学计算难倒）。在任何情况下，他的“农民性”似乎反映在他对农业生产模式毕生的关注之中。他提醒我们，他（和其他年鉴派的人们）来自“与德国相邻的法国地区”（布罗代尔，1972年著作B，第467页）。这种地域的接近性导致他一生对德国学术持有浓厚兴趣，即使是在集中营的五年中也没有丝毫减退。不论什么原因，德国的史学思想对布罗代尔和年鉴派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这是戈斯塔夫·冯·施摩勒（Gustav von Schmoller）的德国，而不是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德国：后者是德国所反对的而不是德国所选定的。他的“热烈地爱着地中海，或许因为我是北方人”，（布罗代尔，1973年，第一卷，第17页）仅仅是诗句吗？或许是，或许在心理层面上那是一种超越地域的表达，它构成了布罗代尔的历史想象。

毕业（agrégation）后，好运降临到了布罗代尔的头上，他在阿尔及利亚获得了一个教书的职位，并在此滞留了十年。他从阿尔及利亚人的角度对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外交历史进行了研究，并把这个研究纳入关于地中海更宏大的、更不同的研究之中，这一研究是把地中海作为一个物理和时间之点，这个点为16世纪的各种转机提供了空间。正是在阿尔及利亚，布罗代尔形成了关于西班牙或许是整个欧洲的不同观点。在阿尔及利亚的十多年之后，他在巴西待了几年，这仅增强了他站在欧洲之外看待欧洲整体的能力。他从巴西归来途中，遇到了极其偶然的事情，他和后来成为年鉴派创立者之一的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同乘一条很小的客船，从此他的生活受到了深远的影响。他和费弗尔由同船伙伴变成了朋友，回到巴黎后，他与年鉴派建立了直接的组织联系。这也引出了费弗尔的“谨慎的劝告”，促使他把理论重点从菲利普二世转到《地中海》。[4]

1940年法国战败使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成为被俘军官，他不得不在战争期间待在德国军事监狱；即使在那里，他也注定将成为领袖人物。监狱也有它好的一面，它给了布罗代尔更充分的时间写作。在当时，他没有笔记，也没有档案资料。费弗尔就送书给他，他则把零散的手稿送给费弗尔阅读。多年以后，当一个意大利历史学家获知布罗代尔在狱中完成《地中海》时，他认为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大家把该著作看作是“沉思的著作”（布罗代尔，1972年著作B，第453页）。很多时候，布罗代尔告诉我们集中营的那段生活如何影响了他的写作：“我不得不远离、抛弃、否定（事件）。忘掉已发生的事，尤其是那些恼人的事！我不得不相信历史、命运的谱写应在一个更深远的程度之上。”（布罗代尔，1972年著作B，第454页）

战后，布罗代尔遭遇了和导师吕西安·费弗尔相同的命运，被索邦大学拒绝，仅提名到法国大学，不能享有学术权威的荣誉。这也是一种幸运，因为对费弗尔和布罗代尔而言，意味着他们必须到大学以外去创立更安全的组织基地。这一基地在豪斯研究应用学派维尔分部（Vle Section of the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找到了。这是一个从1870年起就被认可的机构，但直到1948年，才被费弗尔和布罗代尔激活。维尔分部开始繁荣起来，1963年，布罗代尔又创立了一个补充机构——人类科学研究所。

1968年五月暴动发生的时候，布罗代尔和年鉴派有点惊奇地发现，他们被当作了当权派。布罗代尔非常成功地度过了危机岁月。然而不久之后，他退出了组成“当权派”的三个机构中的两个。1969年之后，他又把年鉴派ESC的出版控制权让给“新”（后布罗代尔）年鉴派。1970年他被任命为维尔分部的主席，但不久之后维尔分部变为一所新的大学——社会科学豪斯研究学校（th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EHESS）。布罗代尔仅保留了作为人类科学研究所管理者的角色，摆脱了与各分支（émiettement）的认同，很多人在“新”的年鉴派和EHESS中见到了这种认同。[5]

这些新的转折点仅仅是运气吗？当然不是，确实，布罗代尔一直是一个能抓住机会（fortuna）的人，不是一次而是每次到达他面前的机会。没有一个人会仅凭运气达到世界社会科学的顶峰。抓住机会所需要的，不仅是抓住机会的意志，还包括被抓住的机会本身。抓住的机遇就在转机之中，为了正确估价转机，我们必须把它放在结构之内。因而，让我们转向结构，走向转机。

1600—1750年，欧洲世界经济的长期停滞导致主要经济角色的地理转移。继荷兰霸权结束之后，1689年开始了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两国为了争夺与一体化过程密切相连的、布局巧妙的世界贸易网而进行的战争。可以说英国在1763年的时候就赢得了这场战争，但也许直到1815年法国才承认自己的失败。至1815年，英国不仅在经济、军事而且在政治上的霸权得以确立，而且接着就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加速巩固霸权，并使之合理化。19世纪中叶，出现了所谓“普遍化一门类化”（universalizing-sectorializing）思想的胜利。当然这种观点有很多变种，但每种变种的核心都有一对前提：认识的道路开始于具体，结束于抽象——即“普遍化”（universalizing）的思想；不同的知识门类有独立的、平行的道路，反映着真实世界独立平行的过程——即“门类化”（sectorializing）思想。

“普遍化”思想具有两种主要形式，它们看起来是相反的，实际上结构是平行的。一种形式是，从经验现实的描述开始，人们可以归纳得出抽象法则的公式，超越时空的真理。它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它也形成了现代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意识形态，但我们先不讨论它们）。到19世纪，这种意识形态确立了在英国思想界的核心地位，因为，英国是当时所有主要制度网络的核心。

“普遍化”思想的第二种形式也开始于对经验现实的描绘，但是却停留于此。而且以或多或少的热情否定了超出这些描绘之外的可能性的存在。“普遍化”意味着所有特殊性都是平等的，没有外部结构的不同。这种方法成为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以及部分人类学家）的意识形态。19世纪，它的中心在德国，其最高的教头是兰克（Ranke）。他们要求历史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原本即历史）。这个中心是合适的。独立思想存在于都市之外，但需要强大的、半边缘政体的组织基础来支持它的繁荣。到19世纪晚期甚至到20世纪，两类普遍化思想的倡导者展开了一场有关普遍性（nomothetic）和具体性的（idiographic）所谓学科问题的大辩论，但争论实质上是思想的转向。

第二个前提，即知识是门类化和平行化的，要把各种各样的学科提升到社会意识日程中。因而在18世纪，哲学、道德经济、政治经济都成了内在的、重叠的论述对象，而实际上都是一个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到20世纪，不仅历史与社会科学截然分开，而且后者至少分裂为五个独立的学科：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分类不仅是知识上的，也是管理上的，这在“普遍化”思想的意义上是合理的。既然我们在寻找普遍法则，我们必须寻找适合现实世界各个门类的法则，尽管形式上是平行的，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而且是可以区别的。有人认为具体的变化仅仅充分表明：既然普遍法则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把描述狭隘地限定在直接认识领域。这种看法不仅导向知识的“门类化”，而且导向各“学科”内过度的专业化，尤其是历史学和人种学。

很显然，在这样的教义下，英国霸权当然获得好处。“普遍性思想”导致了庸俗的解释（虽然庸俗但很有影响），即英国道路是普遍性道路的典范。这种观点隐含着两个意思：英国享有已获得的优势，如果别的国家也想获得同等的优势，它们也要效仿英国。“历史的辉格党解释”变得极其流行，甚至在暗中诋毁它的人们中间也一样。它是这样一种能给人以安慰并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以至于当美国在20世纪继承英国的霸权角色时，美国学者只是简单地利用了意识形态的枪机、枪托和枪管。

就“门类化”而言，其目的是消极的，它妨碍了对问题的整体分析以及对历史世界的辩证分析。按照这种方法，人们更加难以观察和维持世界秩序的潜在结构，因而也更加难以组织和改变它们。

很难，但并非没有可能。确实形成了三股主要抵制“普遍化——门类化”思想的潮流。第一是政治科学（Staatswissenschaften），其故乡是德国，从李斯特到施摩勒。观点实质上很简单：自由和自由贸易的英国不是任何其他国家能够或应该遵循的模式。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模式是各自历史不同的结果，不同的历史进程必然导致不同的制度结构，反过来，制度结构又决定不同的当代社会进程。

正是政治科学强调了现代世界中政府结构的中心角色，它相信政府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非霸权地区，是反对中心地区经济、政治、文化扩张（主要指大英帝国）的重要防御机制。这种观点引导它的信徒寻找政府的和结构的特殊性（因此攻击二者之中的普遍逻辑），它的关键词是Nationnalökonomie（民族经济）和Volkswirtschaft（传统经济），正是这些术语体现了人们的思考。

围绕该学派进行的思想争论——它比“普遍的—具体的”方法之争意义更为深远（就是所谓的方法论之争）——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在论战进程中，奥匈帝国首相府的一个公务员——卡尔·约瑟夫·门格，于1870年创立了施摩勒历史研究所。在这场争论中，奥地利人象征性地与英国人站在一起反对普鲁士人，就像他们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一样，而且实质上出于同样的原因门格为普遍化的论点进行辩护，反对德国学术界对它们公开而激烈的攻击。

稍晚些时候掀起了第二次反对高潮，就是我们所说的年鉴派。随着1876年历史期刊《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的创立，法国的编年史工作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学科”。这本杂志自觉地以兰克们的模式为基础，集中于经验数据、原始资料和政治外交历史的研究。后来费弗尔就把它称为“1870年失败者写的历史，他们对外交历史的偏好表达了这样的感情：哎，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今天就不会呆在这里了”（费弗尔，1953年著作A，Ⅶ）。正像嘎布里尔·蒙那德（Gabriel Monod）和伊梅尔·朗克从利奥波德·冯·兰克模式中导出他们的模式一样，吕西安·费弗尔和麦克·布罗奇（Maic Bloch）于1929年几乎是通过对施摩勒传统中的德国主要杂志名称的直接翻译，为他们的新杂志定名：年鉴派社会经济史（Annale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当然，年鉴派传统早于1929年杂志的创立，习惯上要追溯到亨利·贝尔（Henri Berr）和《综合历史评论》（Revue de systhèse historique）。

年鉴派宣传整体主义，反对“分割化的思维”——支持经济和社会的根源而反对政治的表面，支持长期性（longue durée）而反对偶然性（événmentielle），支持“全球人”而反对“碎片人”[6]。反对“普遍化思维”，它把火力集中于在法国广泛传播的具体分析法（idiographic）的变种上。它提倡大量的方向性的研究，反对按照年表进行编年的叙述，主张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融合，反对历史独立性的观念。支持历史的结构，反对历史的事件。如果年鉴派少花一些时间攻击“普遍化思维”的规范分析法（nomothetic）的变种，它就会发现这一变种和另外的变种一样是不合规范的，后者可以在布罗代尔关于列维·斯特劳斯的各种各样的批评中见到。[7]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年鉴派的反叛思想中，有大量民族主义的东西，该学派支持它并使之兴盛。这种观点为国际主义者冲击独特的法国文化提供了解释，它被真正地意识到并被慷慨地表现出来，这也为它的伟大的实践者一直到今天都是法国人提供了解释。（于皮特，Huppert，1978年）（政治科学内含类似的观点）民族主义并不总是作为一种思想的动机受人尊重，对文化民族主义的这种消极的评价是世界体系霸权力量所进行的文化控制的一部分。年鉴派提供了潜在的热情，以保证其有能力成为反体制抵抗力量的中心。

第三股强大的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它在工人阶级的反体制（反资本主义）运动中、在学术之外产生并繁荣起来（至少到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开始是抨击“普遍化思想”的基本哲学前提：“人性的概念”（奥来曼，1971年，ⅱ），他宣称人类的行为是社会性的不是单个人的，是根植于历史而不是超越历史的，但可以对之进行结构分析。“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作为“门类化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些断言作为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典范。

这三种反对力量，政治科学、年鉴派和马克思主义，在他们对“普遍化一门类化”的抨击中，以完全不同的组织词汇分享着某些共同的前提。年鉴派早期人物的一些认识是从政治科学的传统中汲取的，但在他们的著作中从未作过说明。但值得怀疑的是后来的年鉴派学者是否读过施摩勒。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它崛起于学术之外，与其他两种纯学术思想没有组织联系。其实它也不真的希望有这些联系。在20世纪之交，政治科学的继承人致力于与马克思主义的激烈争论；在法国，至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年鉴派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大大忽视了对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科学作为一种单一的思想流派在德国或其他地方基本消失了。它完成了它的使命，而年鉴派刚刚进入它的鼎盛时期，马克思主义也作为理性观点迎来了新天地。在1945年和1967—1973年间特别的历史转机期，我们必须把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的著作和影响放在该时期加以考察。

在1945年以前，年鉴派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出版了伟大的著作，但它实际上还不是明朗的思想力量，几百个杂志订阅者大多是身在法国。从1945年到1968年，年鉴派蜚声世界（尽管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在英语世界的圣殿里真正获得声望）。这四分之一的世纪，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和年鉴派“通过经济历史进行奇异的会合”（霍布斯堡，1978年，第158页）的时期，即使不是在每个国家，也是在很多国家。1968年以后，年鉴派成为权威机构，有（至少按一些人的说法）了分支，并开始产生自我怀疑——有真正的年鉴派吗？（于皮特，Huppert，1978年，第215页）

如何解释1945—1967、1968年间年鉴派的迅疾崛起，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奇异的会合”？在这一切中布罗代尔扮演了什么角色？正如我们所知，尽管盟国赢得了二战的胜利，但法国承受着被德国击败的耻辱，见证了维希通敌政权的建立。抵抗力量和戴高乐自由法国力量的功勋也不足以补偿法国的损失，因为美国和英国对这些力量在取得胜利中的重要性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法国在美英眼里以及它自己的眼里都是“经受磨难的伟大力量”。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它就要为争得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进行斗争。

然而，紧随二战之后的是冷战，以及斯大林主义最僵化的时期，法国反对美国、体现法国民族主义的力量被强烈地纳入USSR的外交政策轨道。这种窘境导致法国寻找一种可以借助的“第三种力量”的道路，就是一种既反对苏联又不服从美国的道路。平衡的重点在哪儿？这已成为法国国内很多政治争论的起因。非盎格鲁—撒克逊和非苏联的选择，成为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最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

在这种背景下，年鉴派的出现为这种争论提供了便利的争论场所。它成为抵制盎格鲁—撒克逊霸权的学派，但它明显不同于法国共产党（不论它的观点分析起来同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前提有怎样的相似）。因此毫不奇怪，“大学里所有的年轻人转向年鉴派历史的研究方法”（布罗代尔，1972年著作B，第462页）。当然，这不是大学里的青年唯一选择的意识形态。存在主义也很流行，其流行的原因是一样的。然而如果说年鉴派得以繁荣，存在主义开始衰落的话，那是因为费弗尔和布罗代尔有智慧去创造和持续地支持它的机构——人类科学研究所维尔分部。创立这样的机构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立场在年长的公务员和内阁大臣中引起了共鸣，并得到他们的资金和政治支持。谁又能知道，存在主义者也许能做得更好，如果他们试试的话。

此时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达到了最僵化的程度。斯大林的时代，从1923—1956年，不说别的，马克思理论本身就不断地、日甚一日地被当成特殊的政党国家支配下的一系列简单化的教条。结果是在苏联及其他一些地区消灭了所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一个人要么是斯大林主义者（或反教条的托洛茨基分子），要么就停止公开宣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有少量好的著作，但情形惨淡。世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危险状况是那些西方国家特别关心的事情，因为就认识而言，这些国家都有浓厚的学术传统，在法国、意大利，至少是英国。因而在这些国家，至少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寻找途径，在不公开地从政治上打破现存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的前提下，结束这种僵化。

因而不难解释“奇异的会合”。费尔南德·布罗代尔1957年写道：

马克思主义是模式的集大成者。萨特反对模式的僵化及图表的不适当的性质，而且他是在具体和个体的名义下进行的。像他一样，或多或少我也反对，但我反对的不是模式，而是人们认为有权使用这种模式。马克思的天才思想及恒久力量的秘密在于他是第一个从长远考虑创建真正社会模式的人。这些模式长久保持着它们的朴素性。它们已经被赋予了法律的力量，作为现成的自然的解释放之四海而皆准。相反，用时间的变化来考察，我们看清了其真实的本质，它是强大的、缜密的，而且将以微妙的变化不断重演，并被其他结构的近似性模糊或照亮。按照规则和模式来评判，它们是有自己的独特性的。循着这条道路，上个世纪最强大的社会分析力量被套上了枷锁。只有在长时期内，它才能重新获得生机与活力……我是否还要加一句，对我而言，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一种危险的意象；这种危险的意象对那些致力于纯粹模式和自身利益的社会科学来说，也是如此。（布罗代尔，1872年，第38—39页）

于是，年鉴派从思想上而非政治上伸出了双手，他们没有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布罗代尔，1978年，第249页），反而把手伸向那些关心真实的经验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关心结构和转机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那些愿意同年鉴派合作的马克思主义者。

没有陷于斯大林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他们是无党派人士、党派人士或完全脱离党派的人士——都对伸过来的手做出反应，有时是策略性的，有时是公开的。谈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时，霍布斯伯恩说：“从总体上讲，他们把自己当作是站在年鉴派一边战斗的。”（Hobsbawn，1978年，第158页）在波兰、匈牙利这样的地方反响尤其强烈，当时作为一个非斯大林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异常困难的。

在西方主要国家——法国、英国、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应是分化的，一些人认为会合是志趣相投，一些人并不满意而加以拒绝。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孤立的，也是最愿意做出反应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克罗齐（Crocean）的非经验传统（这使得与年鉴派不那么志趣相投），而且有能力把格拉姆茨（Gramsci）当作合法的非教条的模式（这使得与年鉴派的联系不那么必要），他们做出的反应最少。[8]法国的反响是最多样的，皮埃尔·维拉（Pierre Vilar）可以被认为是年鉴派，而阿尔波特·索勃尔（Albert Soboul）不是。法国共产党对年鉴派从敌对的立场走向低调的怀疑主义。更进一步讲，至少到1967年，在冷战的两个中心美国和苏联还根本没有出现奇异的会合，也没有在他们的心理上最为依赖的盟国西德和东德出现。一旦形势缓和，这种情况将势必改观，即便在那时，年鉴派被赋予公民权也经历了很长时间。

1945—1967年的转机，对年鉴派来说是最有利的时期，至少在世界体系的某些地区是这样。对年鉴派最有利的是，部分布罗代尔派更强调经济而不是社会历史，强调所谓“现代时期”的历史，被多重的社会暂时性所分析的历史，以及“不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历史。

1967年前后，转机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A阶段（经济扩张）已经结束，B阶段（经济停滞）正在开始——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改变，转机也随之改变。改变的一个表现是1968年的世界政治危机，在法国5月事件中表现出了最尖锐的形式。在B阶段，新的“年鉴派”开始明朗化，“新”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奇异的会合”开始变得有些紊乱。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的年鉴派根本就不是新的。它继承了年鉴派传统的关注点，并向前发展了它们。年鉴派一直强调系统数据的重要性，这种关注增加了它与美国定量“社会学”历史的新学术流派接近的意识。这种定量社会学历史是新的实证主义，它试图采用结构——功能社会学的技巧，并把它用于历史数据。[9]

年鉴派一直强调分析社会结构完整性的重要性，这种考虑导致与结构主义者人类学及其对日常的社会功能的表面结构进行的详尽分析之间的亲近关系。从长远讲，它如果不是反历史的，也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10]年鉴派总是强调理解精神的重要，这意味着思想和设想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特殊的群体在特殊的时间点会被社会化。这种考虑又导致了与新出现的心理历史的日益亲近的关系（里高夫［Le Goff］，1974年；阿尔蒙［Elmore］，1978年），他们的方法试图减少对长期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关心，倾向于新的、复杂的生物学形式以及把个体作为分析单位。

以这些方式，“新”的年鉴派发现自己在国际体系认识的争论中正在走向一种不同的思想立场。作为一种反体制的思想学派，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把它当作反体制行动的遮掩（不论其动机是用于遮盖波兰还是魁北克），这使它面临着成为与世界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更妥协、更亲近的思想体系的危险，成为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支撑体系的遮掩。

“新”马克思主义是另外一种情形。斯大林时代的结束不是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的时候，而是赫鲁晓夫在党的二十大做秘密报告的1956年。官方以此方式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坚冰，使之永远不能再生。此后，是苏中的分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的重新掌权。

就意识形态立场和新左翼拥护的组织形式而言，西方国家新左翼的崛起也许是过渡性的。它的高潮实际上是1968年及其后的学生运动。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运动，结束了不容置疑的自由意识形态在美国、西德和英国等这些主要国家的主导地位，使左翼在讨厌的冷战岁月之后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因而第一次多少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进入这些国家的大学和合法的讲坛。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丰富起来，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或者两个——斯大林或托洛茨基），而是上千个马克思主义兴盛起来。另一方面，非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再需要年鉴派或其他的遮掩或帮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存在着多种的年鉴派和多种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新的转机下，谈论二者的会合或分裂有什么意义吗？早期关于转机的概括现在使用起来不再那么合适。

就目前转机的进展，我们希望年鉴派和马克思主义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年鉴派会保留下来吗？我不确定；如果能够的话，我不知道在费弗尔和布罗奇的年鉴派之间，尤其是布罗代尔的年鉴派之间是否存在着不只是表面上的连续性。如果我们能写下政治科学当时的情形，那么，我们难道不会写出年鉴派二十年后的情况吗？或许可以，不过不知道我们该不该为此感到悲哀。像政治科学和年鉴派这样的思想运动在回答现实的，但常常是转机的而不是结构的问题时，它是有偏向的，有派别的。这样，转机结束之后，它的名字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坚持这个名字经常会勾起人们的伤感。

马克思主义则完全不同，它不是转机的而是结构的意识形态，它声称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所有反体制力量的意识形态。在反体制政治力量的成长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广为传播，它似乎很好地达到了其目的。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突然变成了后资本主义时代及其后继体系的普遍法则，就如同基督教随着《康斯坦丁宣言》之后成为后罗马帝国及其后时代的法则一样。

这种情况将会何时发生？也许不久就会发生，接着我们将有真正的分支。如果人人（几乎每个人）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还真的是吗？我们会把马克思主义者分为左、中、右。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会划分决定论的和唯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会划分经验的和理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会划分“普遍化—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也已经这样做了。在下个世纪，转型的政治混乱会反映在我们的思想混乱中，对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毫无疑问将会贡献很大。在那一时期，年鉴派曾经作为抵抗学派的经历会帮助我们，把斗争的马克思主义保留在马克思主义者之中。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能够以转机之父的面貌出现，是因为有一个与他的理性的和组织的杰出成就相伴随的转机的时代。他对转机中抵抗传统的连续性负有重要责任，既是通过理性的方式，又是通过他创造的组织框架。因此，他也许提供了一种主要方法：在历史社会科学的前提到来时对转型重新评估。这种再评估与德国1815—1873年进行的评估基本一致。最为重要的，布罗代尔提供了一种思想认识的热情和对人类的关心，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地把握，把它作为艰难时代正直诚实的一种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