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市场的敌人？

第十四章　资本主义：市场的敌人？

四十年前，市场在资本主义中的角色是很明确的，它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本质的特征，不仅仅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运转的关键因素，更因为它区别于两个经常与之进行比较的并且互相对立的方面：一方面，不同于先前的封建主义；另一方面，不同于被认为将继其后的社会主义。通常人们把封建主义当作前市场的制度，把社会主义当作后市场的制度。

今天，已经不太可能再用同样一种框架作为分析的基础。并非因为这种框架过于简单，而是因为这种框架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1945年以来，对封建社会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研究清楚地表明，仍把封建社会看作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封闭体系是不太可能的。事实上，市场无处不在，并根植于封建制度这一历史系统运作的逻辑中。当然，封建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确实有很多不同。商品交换是有限的，市场通常是当地的或远距离的，但很少是“区域性的”（regional）。远距离的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贸易。然而，当我们更加接近封建社会的真实状况时，我们会发现，它同后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贸易的比较变得模糊不清。

同样，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似乎以两种方式显示出一种发展市场的倾向。首先，分析家越来越同意这样的观点：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已经真正地并明确地从世界市场撤退的观点很明显是不正确的。第二，在国家层面上，实际上社会主义阵营的每一个国家一直在进行关于解放国内市场的利弊的长期争论。近期甚至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市场社会主义”。

因此，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同旧的理论框架是互相矛盾的。资本主义现实也与之存在矛盾，这一点也是事实。要理解这一点，布罗代尔的著作是极为重要的。他最后三部曲的核心观点是区别资本主义现实的三个部分，认为“市场”这一词语只能用来界定其中的一个部分，即底层“日常生活”和顶层“资本主义”之间的层面。特别的是，布罗代尔希望重新阐述市场与垄断之间的关系。通常人们把竞争和垄断当作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两极，市场以某种方式在两极之间变换。而布罗代尔把竞争和垄断看作两种结构，它们彼此永久地斗争，在两者之中，他把“资本主义”仅仅作为“垄断”的标签。

由此，他把思想争论倒置过来。他认为历史的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不是自由市场，而是垄断。控制市场的垄断是资本主义制度体现的特征，也是把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清楚地区别开来的因素，或许也是同至今还未被充分注意的、最终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的因素。

在亚当·斯密与卡尔·马克思之间有某些共同点；最基本的共同点是认为竞争是资本主义正常的行为——在意识形态和统计上都是正常的。而垄断是不寻常的，要对垄断做出解释并加以反对。这种意识形态至今仍深深扎根于人们的观念中，不仅在一般公众中，而且也在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中。

然而，从统计上讲，垄断是罕见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情况恰恰相反。从哪一方面讲，事实都堆积如山，人们应该去读读布罗代尔的著作，看看前面的观点多么落伍。资本主义不仅总是存在垄断，而且它们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因素；控制垄断的人们一直都是最强有力、最大的资本积累者。实际上，人们可以认为积累相当大量资本的能力，依赖于创造垄断的能力。

我认为从布罗代尔的著作中可以得出三点启示，这三点与公认的真理相悖，或至少与主流观点相悖。让我们从著名的分类法开始。依照此法，资本家被分成：商人、工业家、金融家。人们已经花了多少笔墨，以及正在花多少笔墨试图弄清哪种资本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展示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取得主导的自然进程，人们研究出多少种不同的理论？关于农业资本家的作用及其存在又引出过多少混乱的看法？

然而这是一个伪问题。布罗代尔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大资本家在贸易、生产、金融领域总是无所不用其极。只有通过染指所有这些领域，他们才有希望获得垄断优势，而那些专业化的，仅作为商人或工业家的人只能退居其次。

因此，资本家的区别关键不是在商人、工业家、金融家之间，而是在专家与非专家之间。这种区别和大部门与小部门、跨国部门与国内部门、本国之间、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之间的对立，也就是布罗代尔所界定的“资本主义”与“市场”之间的对立，是密切相连的。(https://www.daowen.com)

一旦我们明确了这一问题，其他几个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什么时候资本国际化（垄断一直是“国际的”）；如何理解资产阶级的重重“背叛”（部门之间转移资本正是面对危机时垄断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所谓的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解释变成了一个不同的问题：在这个特殊时期，纺织行业如何有足够的垄断利润以吸引大额资本。

第二点启示并不是布罗代尔特别提供的，但他的著作支持我们同拒绝承认如下事实的论点进行斗争：一切垄断都是以政治为基础的。没有政治的支持，任何人都不可能成功地主导经济、抑制经济或限制市场力量。它需要力量，政治权力的力量来制造非经济的壁垒以进入市场，强制制定价格，保证人们购买那些并不急需的东西。没有国家支持的人也可以成为资本家（布罗代尔意义上的资本家），这种观点是十分荒谬的，更不要说与国家相对抗的人。此处我所指的国家并不一定是资本家自己的祖国，有时也可以是别的一个国家。

如果这是事实，它就会改变现代世界中左—右两翼政治斗争的含义。它不是，从来也不是事关国家干预经济的合法性的斗争。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运作中的建设性因素。争论当然围绕着谁是国家干预的直接受益者。看到这一点，有助于揭开许多政治争论的神秘面纱。

最后，布罗代尔允许我们在对新技术的热忱上——它通常被斯密和马克思的大多数追随者定义为“进步”——有所保留。每次伟大的技术进步都赋予垄断部门以新的生命力。每次竞争性的市场都通过以下方式重新获得反对垄断部门的土壤：扩大经济人员的数量，减少生产费用，因而降低价格和利润，某人（但谁是这个“某人”？）寻求更大更新的技术飞跃，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推回到扩张阶段，通过再一次创造一些封闭的、高利润的、至少持续三十年的部门来填满资本家的口袋。

以上我简述了布罗代尔的贡献。我要指出人们运用这些观点可能面临的危险，那就是很容易陷入一种热爱自由的小人物对抗限制自由的大人物的新的浪漫主义，这距离一种新的布热德主义[1]世界观仅一步之遥。

为了避免这样一种令人遗憾的推论，为了保护布罗代尔，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法国革命的伟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概念一直被当作三种不同的概念看待。近二百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争论：它们如何彼此融合？如果平等存在还会有自由吗？自由是获得平等的障碍吗？自由和平等难道不是博爱的对立面吗？如此等等。

也许我们该在布罗代尔的感召下重新考虑这个三位一体的思想。如果“市场”这一小人物的领域、自由的领域永远同“垄断”这一大人物的领域、专制的领域对立的话，如果因为而且仅仅因为某种国家行为垄断才会出现的话，那么反对各种各样不平等的斗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斗争——实际上是同一种斗争吗？垄断在经济领域通过否定自由和平等而获得统治，在政治领域和相应的文化领域也必然如此（虽然我们没有讨论这一点）。最终，支持布罗代尔的“市场”就是支持世界的平等化，也就是说，为人类的自由而斗争，因而也为博爱而斗争（既然这样一场斗争的逻辑不允许劣等人类的出现）。这使我们的观点最终倒置。它可能使市场（布罗代尔意义上的市场）的胜利不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标志，转而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标志。多么惊人的倒置呀！

显然，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一个难以建设的未来，这是我们从布罗代尔那里学到的最后一课。布罗代尔市场的胜利丝毫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讲，过去五百年的历史一直是市场不断失败的历史。布罗代尔带给我们的希望是，这种市场或建设这种市场的人们从来没有接受这种失败。每天他们都进行着艰苦的斗争，摧毁控制者的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结构来重新限制那些控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