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将资本主义“颠倒过来”看,意义何在呢?首先,它改变了编写历史的议程;第二,它暗含对进步的启蒙理论的批判;第三,它给当代世界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信息。这些并非布罗代尔阐明的隐含的内容。在学术著作中阐明隐含的意思,这不是布罗代尔的习惯。即使他在访谈中偶尔为之,他的评论通常也是即兴的,与其说是关于世界观的看法,不如说是关于访谈问题的看法。或许布罗代尔相信,如果让读者自己去发现其文章所隐含的喻意会更有影响,或许他不想卷入政治性的争论,尽管他很少惧怕思想的斗争。不论布罗代尔自己的犹疑或沉默出于何种动机,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他原著的基础上读出我们自己的弦外之音。

至少从19世纪中期开始,历史(History)的议程就被如下解释性的神话[7]所主导:早期存在着更简单、更小的制度,其特征是地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剥削农民,从中产生了“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他们最终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力量。“新的群体”力量的增长和它们所实践的经济制度力量的增长导致了两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二者构成了19世纪初期世界历史时段的伟大转折点。

我们所有的时代划分都建立在这个神话的基础上:中世纪和现代的分野、现代历史的早期和晚期的分野(或用欧洲的术语是现代和当代的分野)。更为严重的是,这个神话也存在于我们的形容词中,这就意味着存在于我们未经检验的前提之中。例如我们谈到“前工业的”社会和最近谈到的“后工业的”社会,两个形容词都声称有个很重要的时期叫做“工业社会”。最后,神话又出现在我们的问题中:为什么在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迟迟到来?什么时候法国、俄国、印度发生它们的工业革命?美国南部的奴隶主是封建主还是资本家企业?我必须补充一句:布罗代尔并没有从这些神话中摆脱出来,尤其是在形容词的使用中。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忽视它们。

然而我坚决认为,他关于资本主义“颠倒过来”的观点是对这些神话毁灭性的打击。如果说资本家就是垄断者,与那些竞争市场中的人相对抗,那么现实中的分界线截然不同于我们惯常的分界方式。人们可以弄清对生产、贸易和金融进行垄断性控制的复杂形式。大种植园是其一,大的贸易公司是其二,跨国公司是其三,国有企业是其四。与之敌对的是世界上的劳动人口,农村和城市中居住在物质生活区域的人们,他们冲入市场领域同垄断权力做斗争。

工人通过以下方式尽可能多地争取他们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如增加工资收入,建立小商品生产和营销,最大限度地向垄断强加的价格提出挑战,或者建立真正反映供求关系的真实的价格体系。在追求“解放”的努力中,他们寻求作为调节者和“竞争”保护者的政府的帮助,但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国家也是他们正与之进行斗争的垄断的保护者,所以他们对国家的态度必然是矛盾的。

既然资本主义的威力在于它的适应性、灵活性及向高利润地区转移的敏捷性,那么1870年向棉纺织业的转移,与17世纪在威尼斯的塔拉弗玛(Venetian Terraferma)向农业投资的转移,以及20世纪80年代跨国公司向金融机构的转移,都是同样重要的。而且在国家调节下的“受管制的竞争”打开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解释“市场社会主义”不寻常的崛起。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把它作为一种政治选择。布罗代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想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存在着不停息的斗争,即拥有权力和狡诈的垄断寡头与在经济生活中执行公开性、清晰性操作的大多数民众之间的斗争。难道我们不能把过去两个世纪的政治历史,看作是大多数人寻求建立对抗权力的历史以及使反欺诈制度化的历史吗?

显然,布罗代尔的想象与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更为愚蠢的观点是不相一致的。毫无疑问,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是敏锐的思想家,已经预见到了我们从布罗代尔著作中推知的大部分思想。但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不同于亚当·斯密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卡尔·马克思的观点。主导我们思想的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亚当·斯密,也不是卡尔·马克思。

布罗代尔重新解释了资本主义,他使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进步必然性理论大打折扣。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已看到这样的历史结果: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和(或)中产阶级崛起,并以特有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结构。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过程行将结束之际,它将达到某种乌托邦式的极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个过程在毁灭中达到极致,并导致新结构的出现,这个结构也会有一个乌托邦式的极致。

相反,布罗代尔看到的不是直线的进步,而是垄断力量(所谓真正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力量之间的持续紧张状态,后者在复杂的竞争市场的框架内通过自我控制的经济行为寻求自由,他们在市场中的行为“与普通劳动没有什么区别”。

布罗代尔没有进一步阐述。我们可以推测这种冲突是永久性的,我们可以寻找一种长期的趋势,通过使不平衡的体系越来越不平衡,达到改变这一历史体系的目的。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我相信这样的长期趋势确实存在。日益增加的矛盾将导致制度“分歧”,迫使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另一种制度。我也相信,这另一种制度将是开放的,它依赖于我们集体的历史选择,因而不是预先注定的。对这些观点我不再赘述,因为我在别处已经解释过。

我认为理解的重点是,布罗代尔的观点并没有反映出一种隐含的“小商人”布热德主义。事实恰好相反,布罗代尔的“自由”市场不是我们所知道的现实世界中的市场。在供给与需求即潜在的(或充分现实的)供给与需求完全决定价格的意义上,它才是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利润”将是微小的,这也连带影响到工资。这样的制度是否具有可行性还是个问题,但对“市场”的吁求不能同80年代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混淆。事实上,布罗代尔的观点正与之相反。(https://www.daowen.com)

最后,对当代世界而言,布罗代尔具有重大的政治暗示意义。如果资本主义,真正的资本主义是垄断而不是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那么,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与过去一百年来反体制运动一直试图想回答的问题,或许是截然不同的。

我在这里试图解释清楚布罗代尔的解析,它与人们普遍接受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我称之为“颠倒过来”看待资本主义。然后我试图去做布罗代尔止步不前的事情,即解释清楚他再思考的思想和社会内涵。我想,布罗代尔不会谴责这后一种努力。或许其他人会从布罗代尔的再思考中得出其他的内涵。无论如何,允许布罗代尔把新鲜空气注入我们的前提——关于我们生活其中的历史体系的中心机制的假设是未经检验的——中是有意义的。

[1]英国人说“朦胧的”,我认为不够强烈,法国人说“晦暗的”,我认为更浓烈,比朦胧更难以看清。

[2]由于某种原因,可能是编者的过失,这个句子在英文版中没有被译出。可参见布罗代尔著作(1981—1984年,第二卷,第428页)英译本相应的段落。

[3]布罗代尔这里谈到远距离贸易,但这种描述同样适合今天的公司,如波音航空公司。

[4]法文原文可能没有这样生动:“la zone du contre-marché est la règne de la débrouille et du droit du plus fort.”(布罗代尔,1979年,第二卷,第197页)

[5]我改动了英译文的一个短语,我确信,在文章的语境里,布罗代尔的短语“rapport de force”不应被译为“balance of power”(权力之平衡),而应译作“relationship of force”(强迫关系)。法文原文是:“quand il y a ainsi rapport de force,que signifient exactement les termes‘demande’et‘offre’?”(Braudel,1979,vol.2,p.149)

[6]我把英文版“能够保持开放的选择”进行了改动,因为英文版翻译没有法文原文那样清楚。

[7]关于历史神话的作用,见McNeill(1986年)和本书的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