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复杂体系的历史体系

第十七章　作为复杂体系的 历史体系

“历史体系”（historical systems）一词在社会科学中没有被广泛使用。确实，一般来讲，社会科学家会认为它是不规范的。强调历史的人们基本上不同意或不确定体系的存在；强调体系的人们经常忽略历史的因素。作为抽象的问题，并不是静态与动态、暂时与历史的标准二分法不被人承认，人们还是认可的。但在实践中，在19世纪社会生活领域的具体和普遍两个方法之争论的极端中，存在着很大制度上的压力。

但很显然，至少对我而言，事物是历史的就是体系的，是体系的也就是历史的。所有复杂的现象都有它们的规则、限制、趋势或方向，即结构。任何现实的结构（与想象的结构相对）都因它的起源、生命历史及环境的不同而有其特殊性，也因此有着作为其运行模式核心的历史。结构越复杂，历史越关键。问题不是把它作为抽象的真理加以陈述，而是在一切复杂的现象中对它加以研究运用。我的解决办法是把社会的世界看作是复杂的、大规模的、长时期的、实体的连续与共存，即我所称的历史体系。它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它们是相对独立的，就是说，它们主要在其内部进程中发挥作用。

它们有时间界限，有开始，也有结束。它们有空间界限，然而，有可能在生命历史中发生改变。这似乎很简单，也很明了。当人们希望使用这些规则时，问题就出现了。实际上，过去一百五十年的编年史充满了关于具体的历史体系界限的争论，尽管我们经常避免使用这一语言。我试图从社会劳动分工，即社会生存的条件开始探讨这一问题。我假定一个历史体系必须代表经济、政治和文化进程结成统一的网络，来共同支撑该体系。从此可以推断，其中任何一个具体进程的参数发生变化，其他的进程则必须随之调整。然而，过时的理论迫使我们必须确定：什么处于历史体系之外。如果某个事物确实在X区出现，这一区域是一个被认为或推测为在Y时间的已知的历史体系的一部分区域，而且体系的其他部分忽视了这一事物，那么X区域是在历史体系之外的，即使在X区域和体系之间存在着一些可见的社会交往。或许我把它变为具体问题的讨论，那就会清楚得多。在我那本关于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著作中，我认为波兰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而俄国不是。确实，波兰和俄国都与许多西欧国家有着海上贸易联系（波兰也与德国有海外贸易联系）。然而就我看来，（对此我提供一些经验证明）两个个案的区别在于：任何在波兰和低地国家之间的短暂的联系中断（1926—1929年间严峻的、但没有实现的可能）将导致两个地区生产过程的明显改变。而沙皇伊凡四世在16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企图切断这种联系的努力实际上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因此可以说，波兰和低地国家在单独的社会劳动分工之内，而俄国处在这个历史体系之外。[1]

如果有人用一定的尺度来衡量体系，我相信，这样自然的社会分工只有在相当小的实体——空间和时间都小的——中才会被历史地发现，我称其为小体系（mini-systems）；或者在相对大规模的、长时期的实体中发现，我称之为世界体系。而且，我把世界体系分为两个主要结构变量：有单一中心的政治结构变量，即世界帝国；没有单一中心的变量，即世界经济。（沃勒斯坦，1979年，第9章；1984年，第14章）

我相信，今天我们对小体系是如何运转的还几乎一无所知。首先，我相信它们已经不复存在；其次，我认为被描述为小体系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已经包含在世界体系的地方组成中，因为至今研究它们的一个前提还是它们包含于世界体系中；最后，我认为这样的小体系是短命的，而且几乎找不到可以记录它们生命历程的方法。因此，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在飞逝的存在中，我们如何研究那些微小的颗粒。或许有一天，我们能设想出某种方法来观察这些微粒（小系统），它们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占据相当大的分量，但现在我们还不能够对之进行分析，因此我要阐明的主要是关于世界体系的话题。

我从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两者关系的历史转变说起，从大约公元前一万年到公元一千五百年，确实出现过（共存）诸多但可数的这样的世界体系（也存在大量的或许未知的小体系）。在此期间，世界帝国的形式似乎比世界经济的形式“更强大”，原因在于有规律扩展的世界帝国吸收附近的世界经济（还有附近的小系统）。世界帝国似乎有固定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因为向外扩张总是达到这样的界面：核心权力被破坏力量夺取，世界帝国因此收缩。在产生的“空白”地带，新的世界经济和小系统随之重新出现。我们可以把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的长期共存概括为两点。那些成功的世界帝国（毫无疑问也有大量的建立世界帝国的企图破产）持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比如从始至终达五百年）。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似乎更为脆弱，在这一时期，似乎没有哪个体系持续如此长的时间。

公元1500年前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认为至今对此还没有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形式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颠倒。就是说，具体的世界经济，即此时在欧洲广大地区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证明自己并不那么脆弱。它生存下来，并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提供了框架结构。这种生产方式只有在世界经济的形式中才能存活。一旦这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得以巩固，它就会凭借其进程内部的逻辑进行空间的扩张。它吸纳了周围的世界帝国（例如俄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华夏帝国），当然也吸纳了周围的小系统。而且不像先前的世界帝国，其扩张的进程似乎没有空间的界限。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经覆盖了整个地球，几乎吸收了所有其他现存的历史系统。于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枝独秀的局面。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结构，因为在叫做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现存体系之外，尚没有其他历史体系与之并存。

这引出了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1）何以解释公元1500年前后的转变？我已经说过，先前的解释，包括我自己的解释都是软弱无力的；目前我不深究这一问题；2）目前无休止扩张的体系是什么；3）没有其他体系存在的现实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无休止的空间扩张是其内部机制作用的结果，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结果。这种机制的运行方式有三：第一，为了使世界经济从转折性的下降趋势中摆脱出来，收缩世界经济扩张领域，把部分剩余价值再分配到相对低收入的部门以扩大全球的有效需求。每当此时，横向的空间扩张重新创造榨取剩余价值的边界。区域扩张产生了新的低收入生产者部门，把剩余价值更大比例地集中到了一小部分资本大亨手中。[2]

第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更快地得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在世界帝国中技术进步也带来好处，但同时也给它带来负面效应（它有大大减慢进程的趋势），因为集中的权力不断遇到棘手的政治问题，即技术进步使控制地理上分散的老资格的骨干国家更为困难，即所谓权力民主化的倾向。蕴涵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技术的迅速进步使它成为可能，因为有可能用武力去征服世界帝国，把它们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存在一种机制，如果对扩大资本积累的方式的变化不做出反应的话，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那些控制着经济运行、不采取行动扩大资本积累的人最终要走向破产并被清除。反之，没有一种机制（例如在世界帝国中可能存在的）对世界上实际不合理的消费方式进行惩罚，也没有什么方法能把系统的、持久的、反市场的价值观念强行加进决策之中。结果，一旦表明地理扩张是为资本积累服务的，就没有一个基础可以建立起有效地反地理扩张的框架。

资本主义进程的深化以及社会劳动分工的地理扩张，是世界经济产生及巩固中蕴涵的强大力量的体现，它们远未停止。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不可抗拒的影响，当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中每个参数都在不断变化。历史体系是不可倒转的时间之矢的绝好说明。但我们要从结构中分析这一系统，它包含一些重复发生的现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不管多有限的程度）有走向平衡的冲动，即使是运动的平衡。因此，我们回到历史系统的最初矛盾中——事物总是方向性变化的，但事物本质上是相同的，至少是暂时相同。

理智地讲，问题是区别循环周期、世俗趋向和作为过渡也作为断裂的危机问题，也是我们目前世界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给予新生事物道义上优惠的问题。既然世界是时刻变化的，因此从理性上讲，很容易发现并宣扬新的事物。实际上，发现那些没发生本质变化的东西是更为困难的。

因此我提出第一个方法论的告诫：首先详细描述未发生变化的，就是那些重复的循环的事物。很显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得从确定分析单位开始，基于此种形式，我们对历史体系边界的探讨才变得严肃。重复的、循环的东西是在已知的历史体系的边界内测量的。

实际上，假设事物总是变化的，那么循环重复至多是大致相似，永远不会精确。但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它们基本上可在体系运作的规则之内预期到，否则它就不是一个体系。我前面指出过一个特定的序列：经济停滞；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从而产生有效需求，减少全球剩余价值的占有；横向体系扩展，因而合并新的低报酬地区，随之增加全球剩余价值的占有。这是极为复杂的图景的一小部分，目前我不详述这种分析的优点。我只希望指出，如果序列是真实的，那么在它的序列中就掩藏有特征趋向。其中之一是很明显的横向空间的扩张。从我这里的材料看，另一个还不明显。但我会说，我会证明在这个序列中有一种劳动力无产阶级化的倾向。如果我们把这种趋势画成简单的线性曲线，横坐标代表占整体的百分比（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边界中包含的地区占全球的百分比、世界经济劳动力即无产阶级的百分比），那么，就会出现特征趋向向渐近线运动。这一简单的现实解释了危机过渡和断裂。如果为了解决中期问题，就是重复性的经济停滞，那么有必要（在其他事物中）进行内部无产阶级化并横向扩张边界。当人们解决长时期问题时，这些渐近线就不再能够解决重复性的中期问题了。当然，我愿意证明没有其他有效的解决方法。但又会产生关于控制特定历史体系的结构规则的经验性争论。如果一些规则错了，我们会发现其他的规则。无论这些规则是什么，对于过渡的循环问题（如果你愿意失去平衡）的中期解决办法与运用这些办法的长期可能性（向渐近线靠近）之间的矛盾将依然存在。

因此每个历史体系必须保持其历史性，如果它有开始，它就会有结束。结束有很多形式。然而我认为不能把这种结束看作是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而应看作是一个时间带，一个“过渡”，围绕人们的测量线，摆动越来越大，越来越不规则。这不是自然科学的语言，而是传统哲学的语言；我认为这意味着社会行为者选择的范围，即自由意志战胜必然性的可能性的增大。从根本上讲，我所要证明的是，在运行着的历史体系之内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结构限制选择又创造选择。例如强大对弱小的压迫以及弱小对强大的反抗是结构的、是可预期的、可度量的现象。然而，当体系进入时间带时，标志着崩溃或断裂期（明确地讲只发生一次，只在结束时发生）的一切事物（或者几乎一切事物），可供人们竞相选择。结果是不确定的。我想在抽象的层面上，我们也许能够解释这些结果，但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也许不能。正如那句古老的格言：“历史总存在惊人的一幕。”[3]

我相信现在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过渡带。我相信这种摆动——政治的和思想的——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不规则。我相信结果确实是未知的。我同样相信我们真正的选择范围大大地扩展了。我们的政治选择和思想选择因而成为深远的道义选择，这对一个世纪前的人们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因而在这样的时刻，政治、思想、道德之间选择的区别变得狭小。（尽管我不认为它永远消失）每种选择因而变得更困难，也更不容易。我毫不怀疑，对物理学和生物学而言这是真理。我们开始研究最复杂的系统，即历史社会系统，这是最为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