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年鉴派？

第十六章　超越年鉴派？

作为对19世纪奠定社会科学制度化基础的主要前提的回应，年鉴派运动诞生了。今天我们习惯把事关社会进程和结构的知识分为一系列已命名的类别：最突出的（按字母表顺序）是：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至少有三个词在19世纪前未出现过。在19世纪后半期（就是说在1850—1914年之间）有三种主要途径使这些名字走上制度化：大学创设的包含这些名字的各系（至少是教授职位）；包含这些名字的国家（后来是国际）学术团体的创立；主要的图书馆开始按这些名字所组成的体系为图书分类。

本文不准备分析为什么这种分类的制度化在当时发生，也不准备详述其产生的过程。[1]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但现行的体制还是在欧洲和北美取得了相当广泛的胜利，并相继在全球的所有地区传播开来（通常只是在1945年以后）。

我相信，19世纪制度化依赖的前提主要有下面七点[2]：

1.社会科学由一系列“学科”组成，各学科是彼此区分开来的、认识上相关联的一组论题。

2.历史研究解释过去发生的真实的细节，社会科学是对人类社会行为的普遍规律的陈述。

3.人类是按照我们所谓的“社会”组成的实体，它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

4.资本主义制度是在自由生产者使用自由劳动自由生产产品并进行竞争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由”意味着可在市场上进行买卖。

5.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在此时期资本主义最终取得了主要国家的社会权力。

6.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而且是必然的。

7.科学最能清晰地解释如下规律：为什么事物是以如此的方式存在，以及它是如何发生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些前提，但它们已占据了统治地位。

年鉴派运动通常可以追溯到1900年亨利·贝尔创立《历史分析期刊》这一事件。该期刊集中火力攻击七个前提中的第一个：独立学科的被迫集中。这没能在思想上成功地改变大学里的学术气候，即使在法国。当吕西安·费弗尔和梅尔·布罗奇（Mare Bloch）在1929年创立《年鉴派社会经济史》（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不显眼大学里的不显眼的学者。他们集中火力攻击第二个前提，即把所有知识分为两种互相排斥（相互攻击）的认识论：具体方法和普遍方法。具体法的分析家（大多数历史学家和人种学者）认为世界只有在复杂的具体中才能被成功认识，而普遍法论者（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只有通过学习潜在的普遍法则才能成功地认识世界。年鉴派运动不认同任何一种观点，于是两线开火。费弗尔在1933年法国大学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历史科学，是古代人类的科学。”他还补充了四句说明：历史是人类的科学，因此由事实组成，没错；但这是人类的事实……是书面材料，没错；但这是人类的书面材料……当然是书面材料；但是所有的书面材料……确确实实是书面材料，但又不仅仅是书面材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法国（和世界），年鉴派运动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但在1945—1967年间迅速达到顶峰。首先在法国，但不限于法国。年鉴派运动在西欧、东欧、英国甚至北美都产生了影响。[3]我相信这种思想上和制度上突如其来的成功源于特殊的历史转机（conjuncture），[4]它使年鉴派观点广为流传。转机就是冷战。在此背景下年鉴派运动提供的世界观似乎表达了对盎格鲁—撒克逊思想霸权和僵化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抵制。像我先前对1945—1967年转机的分析一样，年鉴派“乐于接受个别的布罗代尔派的强调：经济分析多于社会分析的历史，强调所谓的‘现代早期’的历史，透过复杂的暂时性分析的历史，‘没有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的编史工作”。[5]

但转机以它自己的方式变化着，1967年之后的转机把年鉴派运动置于一个最不明朗的位置。这一转机有两个大的社会背景：第一是美国权力的相对下降，使得它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不再是无可怀疑的。美国的这种相对下降有各种不同的表现。第一，1960年以来日本、西欧经济的相对崛起（引起的制度性结果是日本、西欧的新结构将在1992年建立起来）；第二，美国直接介入第三世界的能力相对减弱；第三，在原先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以各种步伐进行的显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组。或许把最后一项当作美国衰落的例子显得有些奇怪。然而，我相信，斯大林主义—雅尔塔安排的混合物（不管就苏联国内而言还是就国际上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言）是美国对战后时代霸权制度安排的一部分。一旦美国支持的外部体系开始崩溃，这些安排就不会在随后引起的矛盾面前继续有效。在1967年后这一历史转机的新形势下，年鉴派运动似乎不再合理，在其他领域，不结盟运动国家也不再继续与世界体系的新的政治现实有何关联。

然而，1967年后的时期还有另一个更为基本的，比美国霸权衰落更为重要的变化，即1968年的世界革命。其政治行为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反对美国霸权（还有苏联与美国的共谋），第二是攻击“旧左翼”的反体制运动的三个主要变种：西欧的第二国际（或类似的）运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国际运动（在其力量强大的任何地方，如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1968年后兴起的反对所谓旧左翼的运动（妇女运动、少数民族运动、生态运动、反官僚运动等）指责的是：旧左翼并非真的是反体制的，而且（就它们已经获取的政权或部分政权而言）它们没有按它们许诺的那样改变世界。

这里我们不去讨论这些主张的有效性，也不评价旧左翼和1968年以来新运动的相对实力，更不讨论这些运动未来发展的轨迹。相反我们希望讨论的只是1968年对世界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在我看来，它引发了世界大学体系的改变。我主要不是指大学管理体系的重构，这当然是发生了的。我认为这种重构是重要的但不是根本的。如果这是唯一的结果，那1968年的事件就是小事件了，因为在管理结构中吸收新成员并使之中立化是相对容易的。而且实际上大多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已经发生了。

我也不相信，1968年对世界大学体系的影响是，使得大学更有社会意识或更与政治有关联。虽然这确实是1968年前后众多学生运动的主题，但实际留下的遗产很少。自从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它一直是与政治权威关系紧张的核心。它一直都知道不能完全同政治权力割裂，但又试图与之保持距离。这形成了一种跷跷板，或许会一直如此。在此意义上，1968年代表跷跷板的循环摆动。1945—1967年之间大学与政府关系过于紧密，一切认同，1968年则走向反面。现在，我们实际上已向第一个方向归拢了。

1968年真正的影响在于大学的思想领域方面。它代表着一种挑战，不仅针对1945—1967年间当时的舆论，也针对从19世纪中叶起就统治世界认识领域的深层舆论。1968年所做的大大削弱了19世纪舆论的合法性，尽管并没有毁灭它的制度基础。1968年前，大学里许多认识的讨论范围实际上大都受到舆论的限制，如有异议即被视为异端。1968年的攻击动摇了舆论维护者的傲慢，壮大了挑战者的胆量（从多种知识的地平线上），并且使大学第一次在思想领域有所开放（或多元开放）。因而，1968年前，在大多数西方的大学里，“温和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唯一接受的地位。1968年以后，新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都合法存在。所有研究的新领域都是合法的，比如“种族”研究（或各种名目的研究）和妇女问题研究。这当然是积极的遗产，但也令人不安。当“形散了，神也就散了”的时候，知识分子并不比别人更欣赏它。[6]

但不容置疑的舆论又是什么呢？关键的认识论前提在我的排列中是居于第二位的，即著名的普遍法和具体法之间的区别，这是在吕西安·费弗尔和梅尔·布罗奇领导下的年鉴派运动所大力驳斥的。在1958年年鉴派的ESC中，我们从布罗代尔的文章《社会科学的历史》（Histoire et les sciences socials）中发现了最强有力的理论：“历史是社会科学。”(https://www.daowen.com)

在该文中，布罗代尔第一次详细阐述了历史事件的局限性，然后他把火力集中到攻击“长期性”的观点上。对此，他评论道：“它存在，只能在哲人的时代。”（布罗代尔，1972年著作A，35）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把普遍法科学的最新观点具体化，把经验研究推向“无限小与无限远的交互作用”（布罗代尔，1972年著作A，34）。

具体法历史学家关注于无限小的时空，普遍法的社会科学家则关注于无限小的空间与无止境的时间，关于这二者之间产生的矛盾，年鉴派运动能提供怎样的解决办法呢？年鉴派的答案是分析大的空间和长的时间，运用的是持续缓慢变化的结构的复杂的暂时性，以及这些结构中循环的转机。

但在实践中这对大学体系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年鉴派宣讲的对象主要是受过训练的历史学家以及习惯了查阅卷宗的人们，告诉他们阅读并理解各种各样社会科学家创造的知识，并运用他们的推断或总结去组织你自己的研究、解释你自己的发现。简而言之，它鼓吹：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开放。年鉴派第二点实际的信息是：历史不只是君王和外交家的历史，还是人类集体的历史（如同过去在经济和社会的形态中看到的一样）以及生活层面的历史（所见的日常生活的方式）。简而言之，它鼓吹：对人口统计学开放，对家庭开放，对思想开放等等。

概括一点，这一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图书馆满是精品书籍可作为历史向社会科学开放之纲领的明证。然而这一纲领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大大限制了年鉴派运动超越或扬弃具体一普遍的方法论之间矛盾的能力。年鉴派运动实际主张复合学科，这并不是当时唯一提出这种建议的运动。1945—1967年间，美国“区域研究”的观念盛行，这是另外一种复合学科，其中之一已被布罗代尔（从他的著作中可知）充分注意到了。表面看来是试图跨越学科，然而实际上常常巩固了它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词语意味着不同分类学科的合法性及其意义，因而主张不同知识的融合。言下之意是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知识。

强调复合学科导致了第二个缺陷：忘记了年鉴派运动最初寻求的跨学科的理由。在所谓的第三代，一些年鉴派主义者盲目于他们可以收集的大量数据以及可从事的理论证明，以至于很难把他们的工作同年鉴派运动可能反对的普遍法社会科学家的工作区分开来。另一些年鉴派主义者被日常生活中难以置信的复杂性以及其中的思想所迷惑，以至于很难把他们的工作同年鉴派运动最初可能反对的致力于分析小的时空的具体性方法区分开来。年鉴派运动正逐渐失去它的个性，这是对事件频繁观察之后得出的真正意义。如果什么都是年鉴派，那么年鉴派就什么都不是了。

年鉴派运动的局限主要是制度限制。你也许会奇怪，因为我们通常说年鉴派运动的精神在于他们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创办了核心期刊，不朽的书籍系列，建立了EPHE的维尔分部，后来它成为社会科学豪斯研究学派。最后，但不是次要的，创立了人类科学研究所。而且这里还忽略了在法国以外受年鉴派影响而产生的机构。确实，没有几个新的思想运动创立这么多重要制度来推进或保护他们的思想方法。

不过成就的局限性是容易衡量的。19世纪的前提中产生的年鉴派运动试图攻击的大学体系依然存在着，实际上比原来更强大。大规模制度转化的时刻正在到来。正像我试图展示的，结构一直在更广的社会场景中演化着，时机即将成熟。

为谁成熟？确切地讲是“超越年鉴派”，超越复合学科，超越（首先）具体—普遍的方法。历史社会科学是单一学科，我们现存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没有认识的合理性。即使把历史社会科学进行再分类有其启发意义，但没有什么理由相信该用目前的“名字”，或许正好相反。

历史社会科学只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人类在历史的体系中生活，该体系范围广，时间长，并存在自然生命。历史体系存在并最终消失。所有体系是制度性的，也就是说它们有结构。但所有体系同时又是历史的，不仅有循环的节奏（或转机）而且还有世俗的倾向，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的自然寿命会结束的原因。学术研究没有用，除非它同时分析不变的或重复的事物以及变化的和永恒变化的事物。

而且我们必须废除19世纪神圣的三位一体分法，把政治、经济、文化当作人类行为三个自然领域，有独立的逻辑和自然的进程。我们必须创造新的语言，允许我们谈论这三个被认为是不同领域的社会进程中的永恒瞬间和不断运动。

最后，我们必须准备重新组织大学各系的结构和学术团体的结构来描绘重新定义过的组织内涵。那时，只有到那时，作为批评的年鉴派运动的语言才有机会不断变为现实。如果不这样，再过十年、二十年，年鉴派只会成为历史学家心中的模糊记忆，像斯塔特文森查夫特运动给今天留下的影响一样，就是说没什么影响了。年鉴派运动的后来人——在法国、苏联、美国及其他地方——自然成为寻找基于新的认识论和新的组织结构基础之上的新舆论的领导人选，以使21世纪无须再捡拾那已经过时的19世纪社会科学舆论的牙慧。在今天，这些已没有多少人相信了，只有少数人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