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戒线”的设置和“最后手段”的备用

不管经济是否处于非均衡条件之下，也不管这种经济的非均衡是属于上述第一类还是属于上述第二类，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或在经济调节过程中，有两件事是不能忽略的，一是在经济方面设置“警戒线”，二是在经济方面保留着“最后手段”并准备在必要时加以运用。这两件事充分表明了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里所说的经济方面的“警戒线”，是指政府根据预定的目标以及发展规划，从经济稳定、经济增长、社会协调的角度来考虑，制定必须采取干预措施的限界。这意味着，如果经济运行在这一限界（即“警戒线”）之内，即使经济中有某种不稳定的表现，经济增长过程中有某些不足之处，或社会协调方面存在着某些问题，政府仍然可以不干预经济，而让市场去处理经济中的上述问题。如果经济运行越过了这一限界（即“警戒线”），政府将有责任对经济进行调节，使经济运行回到“警戒线”之内。

政府在经济方面设置“警戒线”，实际上是使自己处于主动的地位，即政府掌握了调节经济的主动权。政府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采取调节措施，采取什么样的调节措施，调节措施的强度如何，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取消已经采取的调节措施。换言之，在政府不必进行调节时，政府不进行调节；在政府可调节可不调节时，视具体情况而决定是否调节；只有在政府非调节不可时才进行调节——这些都体现了政府行为的适度和政府调节的灵活性。

“警戒线”本身不仅是可变的，而且还可以有一定的弹性，即一定的上下限。当政府把所要达到的目标分解为各个具体的指标时，政府所设置的“警戒线”也就分解为与各个具体指标相联系的“警戒线”。比如说，在失业率、物价上涨率、财政赤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外债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等方面，都可以有一定的上下限。在“警戒线”的上下限之间，属于政府可调节可不调节之列。与每一个具体指标相联系的“警戒线”的上下限，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https://www.daowen.com)

这里所说的政府在经济方面保留着“最后手段”并准备在必要时加以运用，是指除了通常运用的财政调节、金融调节、价格调节、汇率调节等手段以外，政府在必要时还可以动员一切非常规的手段来干预经济生活。非常规的手段，包括价格和工资的管制措施、外贸和外汇的管理措施、紧急或特别的税收措施、商品的配给措施，以及对某些经济活动的特殊管制措施等等。非常规的手段还包括物价冻结、收入冻结、外汇冻结等。政府保留这些非常规的手段并准备在必要时运用，决不意味着政府可以轻易地运用它们。要知道，这些“最后手段”的存在，表明了政府调节经济的决心和力量，表明了政府决不会听任经济无休止地恶化下去。这是政府可以运用的一剂烈药。它的副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价格和工资的管制、外贸和外汇的管制等等，都是对经济正常运行有害的调节措施，是对市场机制的破坏。尤其是物价冻结、收入冻结、外汇冻结等，都会导致社会震荡，不利于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因此，轻易地运用这些调节手段，无疑会给经济带来损失。但即使如此，政府仍然需要保留这些“最后手段”，并准备在必要时运用它们，这是从“两害相比取其轻”的角度来考虑的。

假定经济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濒临于解体或大动荡的关键时刻，常规的经济调节手段已经被证明效果不大或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了，在这种关键时刻，政府面临着如下选择：或者让经济的大动荡继续下去，听任经济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或者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某种破坏，但为了整个经济的长远利益，政府运用非常规的调节手段来进行非常规的调节。政府必须选择后者而放弃前一种选择。再说，经济问题往往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结合在一起。诸如失业率过大、物价上涨率过大、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严重不足等等，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们同时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从社会安定和政局稳定的目标来看，政府保留这种“最后手段”也是符合社会利益的。

“警戒线”的设置和“最后手段”的备用，与前面提到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行为的适度是一致的。“警戒线”的设置对政府行为而言，相当于路标的设置。当经济在正常运行的轨道上前进时，政府不必去代替市场，政府也代替不了市场。至于“最后手段”，对政府而言，是一个“引而不发”的问题。政府拥有“最后手段”，但政府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运用它们。这表明政府的调节是高层次的调节，是市场调节无法代替的一种调节。“引而不发”反映了经济调节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政府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