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军事学说
第二章 解释军事学说
理论与解释
对于哪些因素导致军事学说在进攻—防御—威慑、整合—分裂和变革—停滞维度上发生变化，本章将提出一些假设。这些假设可分为两类，它们代表着关于国家行为的两个不同视角：“组织理论”视角和“均势理论”视角。本章将对两者进行总结。在关于国家安全政策的研究中，这两个理论视角已得到广泛应用。两者都拥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因此，在试图解释军事学说时，它们看来是一个适当的起点，但它们极少被如此运用。
“视角”一词或许比“理论”一词更适合描绘这两类假设。组织理论是一个比下文所概括的要庞杂得多的思想体系。我只总结国际政治的研究者所引用的组织理论的基本要点。均势理论也类似地有着庞杂文献——对策性和描述性的，其支持者之间的很多争论也被纳入其中。我对该理论的总结在很大程度上是参考肯尼思·华尔兹，但他的著作在该领域中或许是最抽象的，其观点也绝非得到普遍接受。
对于我对该理论的运用，华尔兹和其他的均势理论家或有争议，因为我将其引申为“政治现实主义”或“现实政治”。它们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但不是一回事。1华尔兹强调体系意义上的一般性约束和刺激对所有国家行为的影响，以及对作为整体的体系的影响。“现实政治”的研究者关注的是，这些一般性约束和刺激如何与单个国家的特殊状况相结合，促使它们选择了特定的外交或军事政策。因此，对“组织理论”和“均势理论”这些词汇的使用或许多少有误导性。但简洁起见，也为了清晰说明本书所引假设的一般性来源，将用这些词去指代本书所考察的军事学说根源的两个“视角”。
关于技术和地理对军事学说的影响，我将导入若干假设，它们与上述两个视角中的某一个相吻合。在对国家安全事务的当代研究中，人们可发现一个普遍观点：技术对军事学说有着决定性影响。在过去，像在当前一样，地理有时被赋予了类似的影响力。我没听说有什么一般性的理论阐述解释了技术或地理如何和为何影响了军事学说。所以，这些论点将被纳入对组织理论和均势理论的探讨中。
对于解释过去二三百年中的很多国家行为，组织理论和均势理论都是有益的。均势理论应能解释主权政治单位在任何缺乏管制的环境中的行为。在我们可看到功能专一的大型官僚组织的任何地方，组织理论都可用以解释组织的行为。后一情形部分地体现在17世纪末以来的欧洲国家身上，自19世纪下半叶起在它们身上则有充分体现。另外，这两个理论可用来导出新的假设，它们可根据该时期的国家行为而予以验证。由于这些理论的性质，可对时空上不同的国家进行合理比较。源自这种比较的教益在未来数年中都应适用，而且应有助于就未来作出某些大致预测。
所考察的这两个理论都是同一类型——结构主义理论。这类理论试图从特定的政治体系中抽象出关于其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互动的特征。如肯尼思·华尔兹所说，目标是发现体系各部分的“排列”和“排列的原则”。2换言之，这类理论的动机是希望找到使体系成其为体系、使其构成整体并使其以特定方式运作的因素。国际政治的研究者已观察到，某些结果易于时常发生，且常与行为体的意图相左。组织理论家在其考察范围内注意到了同样现象。形形色色的国家在很多历史环境中的行为虽然确有质的不同，但看似都体现了重要的基本相似性。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雅典与斯巴达之间争斗的描述及其对该争斗的解释出奇地令人想到苏美冷战。在组织层次上，大型企业、大型官僚机构和大型军事组织的研究者看到了行为上的鲜明相似性。
华尔兹强调，“结构”概念可用来理解什么使国际体系成为一体，什么导致了某些特定结果。组织理论家不言自明地持有这种认识，他们时常使用“结构”一词，尽管甚不精确。在华尔兹和很多组织理论家对该术语的使用中，有着一条共同线索。3能力——体系中的权力——的分布被认为具有长期性的关键意义。
为什么能力的分布是重要的？理由是，各政治行为体受制于自身权力的限度和他者权力的大小，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另一个合理假设是，各个政治行为体有着足够理性，从而对自己以及同类会如何行动有所感知。在就权力分布本身作出判断之外，重要的是要了解权力是否根据某个固定原则来分布。权力的分布是否有意无意地保障了某种特定价值？
在组织内部（以及此种意义上的国家内部），权力的分布是为了实现功能的专门化——高度的分工。功能专门化的各个次单元之间的协调需要等级制的权力分布。权力的功能性和等级性分布是为了保障组织（它可以是公司、官僚机构或国家）的目标。
在国际政治中，同样的情况显然不存在。在其中，权力的分布比在组织中更加均衡。而且，其分布不是为了保障群体性目标。在国家间，不存在功能的专门化。但是，我们可将所保障的价值概念化。各国“阅读”国际政治权力的分布，很简单地就知道它不能保护它们，并可能陷其于险地。主权单位是自己在照顾自己，它们知道没有什么外在一方会帮助它们。它们培养自身所拥有的权力，而且它们常常寻求获得更多。在国际政治中，权力可进行自我保障。这种行为方式趋向于使单个主权单位得以保全。无政府状态——即统驭一切的主宰者的缺失——则依然如故。这样，权力分布在国际政治中无意识地保障了无政府状态——该情形下的“价值”。
均势理论和组织理论都假设，各行为体本着各自的权力而尽其所能，并参照他者的权力而尽其须行之事。以此为事实，每个理论都预言，各单元在结构类似的背景下有着类似行为。无政府环境应会在生存于其中的国家间造就某些类似的行为。目标明确且功能专门化的各组织应会在下属各部分之间造就行为的某些类似性。
对于履行以下任务，即比较和解释不同国家——都由专业军事组织所保卫，但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地位不同——在军事学说上的变异，这两个理论对结构的强调都赋予了它们特殊效用。通过共同运用这两个理论，而非运用其中之一或进行根本不借助理论的经验性研究，对军事学说的根源可有更透彻的理解。对于影响现代国家中国家安全决策者行为的约束性因素，两个理论都进行了概括。外部和内部约束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相互矛盾，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则相得益彰；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是重要的。
理论验证
通过从某理论中合乎逻辑地导出一系列“经验性论断”，可对其进行验证。若结果表明这些经验性论断是正确的，该理论看来“更可信”。做到这点的次数越多，有关理论就变得越可靠。本章中引入的假设就是这种性质的经验性论断。如果它们得到了本书后文所考察的案例的证明，导出它们的理论就更为可信。4
第二种有力的验证方式是将理论相互比对。亚瑟·斯廷奇康比（Arthur Stinchcombe）应用了关键性试验的概念。“与我们不加思考地检查自身理论的作用从而随意清除替代性选择相比，通过将最可能的替代性理论清除出去，我们在提升我们理论的可信性上要远胜一筹。”5就当前问题而言，该验证难以实施。只要对发展军事学说的理论解释尚无多少尝试，就难说什么是最可能的替代性理论。我的目标只能更为中规中矩——选择应用最广的两个关于国际政治中国家行为的理论，并比较其解释力。就解释军事学说而言，这里引入的理论相互间都属于“最可能的替代性”理论。斯廷奇康比提议我们“注意我们理论的那些遭替代性理论否定的推论”6。国际政治的研究者不会不注意到，本章引入的属于均势理论类别的那些假设与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模式一”或理性行为者模式、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以及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第三镜像”紧密相关。属于组织理论类别的假设则与艾利森的“模式二和模式三”紧密相关，并属于华尔兹政治理论中的“第二镜像”。7在解释国际现象时，均势理论家强调体系的影响，组织理论家则强调国家及其组成部分。读者将认识到本章提出的一些假设是矛盾的，这样也就卷入了争论之中。倘若从这个或那个学派导出的假设看来更好地解释了军事学说的特征，那么导出这些假设的理论也就获得了更大的可信性。
如本书所言，军事学说是对来自国家和国际层次的影响的反应。它体现了国家对外部世界的制约和刺激的反应，但它也包括由军事组织掌握的手段。这也许是最具“组织性”的组织，后来的多数组织正是从其基本结构中获得了启发。这样，军事学说为这两个理论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战场。
理论验证的一个目标应是构建特别困难的验证，即在人们直观的料想中，理论只能勉强通过的验证。对均势理论和组织理论而言，军事学说带来了验证上的困难。在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事务上，若料想环境中的制约和刺激因素以及文官的高度政治控制对军事组织具有最大程度的影响，这不无道理，该结果与均势理论相一致。如果从中导出的假设提供了对特定军事学说的特征的最佳解释，那么组织理论的可信性也会上升。若它在这样一场围绕解释性价值的竞争中失利，这必被看成在一个它自视强大的领域中的一个弱点。
对于均势理论，军事学说也带来了验证上的困难，因为根据组织理论的预言，军事组织是属于最难被掌控的。它们狭隘、封闭、庞大，被赋予了各种资源，并掌握了某种高深莫测的技术。它们在很多时间中应超脱于控制之外，如同它们在一战前的情形。如果情况表明均势理论对于军事学说可侃侃而谈，这应使我们对该理论更有信心。
无论是认为技术对军事学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观念，还是认为地理因素有此影响的观念，都未经任何一般性理论的具体论述。不过，验证每个观念的合理性是有益的。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关于如何打核战争的学说的出现常被归咎于分导式多弹头导弹（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eted re-entry vehicle）和制导技术的改进之类的技术发展。8关于英国参与大陆政治和战争的独特方式，它在地理上与欧洲大陆的分离被长期援引为一个解释。9由此，军事史家们常常乐于断言，某一技术具有使其或应该使其影响军事学说的客观意义。罗伯特·杰维斯和乔治·奎斯特（George Quester）这样的理论家用军事技术和地理因素来解释国际政治事件，常将它们视为客观因素。10
阐释新的军事技术并应对地理上的制约和机会乃国家和军事组织之责。关于国家和军事组织的理论可帮助我们理解新的军事技术如何被吸纳，以及地理因素如何被解读。就技术或地理因素的客观意义可被确认的程度而言，均势理论看似预言了当事者对于这些因素的某种重视。另外，组织理论预言了对于技术和地理因素的颇为特定且非常的认识。
尽管有限的证据和历史的奇异致使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多数“验证”有欠决定性，但我要强调，作为该实践的结果，均势理论的可信性比它近年来所享有的要大得多。另外，组织理论从结果看其可信性稍次。该分析不表明组织因素无足轻重，而是它们易屈从于国际政治体系层次上的约束和刺激。最后，关于技术或地理决定论的粗泛观念未获多少证明，尽管这些因素的确通过重要方式影响了军事学说。
基于组织理论和政军关系文献的关于文官和军方行为的预言广泛表明，进攻性的和僵滞的军事学说——与国家大战略的政治目标很不协调的学说——是趋势所在。案例将表明，这些趋势的确存在；组织理论的确成功预言了军方的不少行为，并对政军关系的确多有解释。但到1940年，与该理论的那些预言相左的结果出现了，为什么？
均势理论表明，对于所料之敌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权力增长，国家会作出反应。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制衡行为在20世纪30年代随处可见。比如，到法兰西之战时，英国和法国的总体军事力量或许超过了德国。制衡行为在质和量上都有表现。各国不仅寻求盟国和增加自己的军事力量，它们也审查自己的军事学说。该审查会缓解组织理论所预言的革新停滞的趋向。
均势理论预言了进攻—防御—威慑维度上的差异，这取决于一国大战略的政治目标及其面对的地理、技术和政治上的约束和机遇。根据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地位”，均势理论可预言军事学说的某些细节。与组织理论相比，它还预言了国家的军事学说与其大战略的政治内容的更紧密整合。最后，它预言了作为国家间竞争的体现的军事学说上的革新趋向。这些趋向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在国际局势相对平静时，组织力量处于放任状态。但在威胁来临时，政治家以及——在次要程度上——军人的举措将趋于克服这些力量。
因此，尽管我的分析肯定了组织理论对于军事学说研究的效用，但它也质疑了过去10年该理论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中受到的广泛欢迎。反过来，它提升了均势理论的可信性，并扩展了其解释力。
案例选择
上述评价直接引出了有关案例选择和案例研究方法的问题。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二战前军事学说选作案例，是出于五个原因。第一，该时期是基于技术体验而对军事技术的意义多有总结的时期。第二，这是一个军事学说有着重大革新——闪电战和战斗机司令部（有史以来第一个整合性的空防体系），以及一项次要革新——马奇诺防线——的时期。第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多数时间中，德国在政治上相对孤立，这与英法之间以及它们与受其庇护的各小国之间的关系有着强烈反差。对于验证我从均势理论中导出的关于政治孤立对国家军事学说的影响的假设，这提供了机会。第四，该时期的各国是由庞大和现代的专业军事组织来守卫的。这样，这三个案例提供了可供考察的三大军事组织。其实，由于每个案例都要考察不同的军种，要考察的军事组织不止三个。这样，就有了验证组织理论假设的上佳机会。最后，其中两个国家即英国和法国是主张维持现状的强国，它们起初对自身安全不无信心，但逐渐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反证。这样，关于“制衡”的论点可被验证。
在考察二战前的军事学说时，我主要依靠关于该时期的众多二手文献。当前，英国和法国的档案机构正公布该时期的材料，近来有史著发表的作者们也可接触到大量的一手资料。我有时也用一手资料来补充二手资料，倘若这类资料有助于阐释某些论点或填补空白。
军事组织与军事学说
现代国家的国家安全职能是由专业人员来分担的。这些专业人员，尤其职业军人，是在高度体制化的复杂组织中安身立命和履行职责。现代国家的这两个特点，即职能的专门化和官僚化，对本书选作研究对象的军事学说的那些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
军事学说属于军事组织的日常负责范畴。对于构建军事学说并在战时履行它，这类组织负有要责。如果这类组织未对军事学说发挥重大和特殊的影响，并借此影响到总体大战略，人们在直觉上会感到意外。但是，仅仅依赖直觉是不必要的。关于组织、军队和国家的大量且相互关联的（即便不是完全系统的）命题为生成军事组织对军事学说影响的假设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起点。这些命题在关于组织理论、政军关系以及国家构建和国家结构的文献中被提出。有两个基本论点引人注目。第一，现代军事组织的某些特征影响了它们对进攻、防御和威慑、政治—军事整合以及革新的态度。第二，在被择为研究对象的军事学说的各维度上，现代国家结构的某些方面令文官难以行使其权威，尽管不是不可能。
与军事组织研究相关的很多命题散见于组织理论文献中。遗憾的是，组织理论本身是一个十分松散的领域。尽管各种命题层出不穷，但它们之间的联系模糊不清。尽管这些论点对于因果联系及其原因的解释绝非清晰，但某些命题确实涉及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尽管关于政军关系的文献趋于关注军方干政问题，但它们也包括与军事学说研究相关的论点。下文不是对这两个领域中文献的一个评述，而是对可能有助于回答本研究核心问题的那些洞见的一个讨论。
组织理论试图解释组织的行为和结构——组织有何举动？其面貌如何？在军事上，军事组织的进攻性倾向是我们意欲解释的这类行为的一个代表。组织理论对问题的解释是参照三个重要的根源性动力：目标、人员和环境。
目标
组织出于对特定目标的追求而存在。目标离不开协调、规划和监管。它要求系统地引入关于因果和成本收益的理性标准。对目标的追求会增进旨在减少不确定性的行为和结构。所有这些会造就特定的组织形态即官僚机构。官僚机构职能的独特反映了其目标的独特。与生产钢铁相比，研究和开发需要不同的官僚结构。11
人员
组织必须依靠人去实现自身目标。人是不确定性的重大根源。尽管目标需要理性，但人未必能够提供它。人几乎不可企及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完美理性。12能力是有限并且不均衡分布的。而且，人不是工具；与原材料或机器的投入和产出相比，他们的投入和产出不能按同样方式计算。人寻求的不仅是从所在组织获得薪金。力量、权威、声望、顺从、良好的同事关系等等都左右着人在组织中的行为。因此，要获得实现目标所需的理性是有疑问的。
环境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环境催生了组织；它造就了使组织得以存在的目标。人和物质的供给也须从环境中获得。组织的产出被售给或交换给环境，并换回更多的供给。但是，环境是不确定性的重大根源。组织的产出会让环境中的那些令组织依赖的群体满意么？必要的供给会在组织实现其目标所需的时间和地点出现么？环境如同组织中的人，对于实现目标所需的协调、控制和理性经常是一个阻碍。13
组织理论中的多数论点强调的是一个或多个这样的本源性力量，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从这些力量出发，可就组织的行为和结构构建出一幅图画。为了实现其目标，组织须以不确定的环境为背景，协调和控制众多变化无常的人员的作为。目标需要理性，不确定性是理性的敌人。组织会试图减少不确定性的内外根源。
处理不确定性——内部机制
为处理特定的任务、问题和事态，组织会形成作为组织日常运作标准的规程。这就是当今著名的“标准执行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即SOP)，以及结合了这类程序的规章，它们因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著作而为人熟知。14标准执行程序是用以实现基本任务的最简单的一般性规则。在多数的西方军队中，从“车身隐蔽”(hull-down)位置或“藏身”(hull-defilade)位置开火是坦克的一项标准执行程序。将坦克部署在小山的后坡上并降低炮口，可使坦克的主体甚少暴露在敌方炮火下，但不妨碍它开炮。在进攻中尽可能地利用不规则地形来掩护推进中的坦克也是标准执行程序。
标准执行程序按照标准方式结合起来，就产生了规章。15要订立一项规章，或许要使用很多标准执行程序。上述的两个标准执行程序可合为一项行之有效的进攻性规章：某作战单位的一些坦克可以待在便于隐蔽车身和进行火力压制的位置上，以掩护正利用地形的其他坦克的推进。组织通常没有多少规章，制定新规章也非易事。某组织拥有的全部规章可称为它的总曲目，而且大致等同于其军事学说。
为了控制和协调众多下属单位的作为，各组织会形成所偏好的行为方式。与某一标准执行程序或规章有着特殊关系的个人和下属组织会与之形成个人或专业意义上的利益关系。各组织会保证，任务的完成是通过赋予下属组织如此行事的能力和权威而实现。
下属组织中的个人根据特定的行事方式而得到培训、酬报和提升。经过组织的社会化和提拔从而按照特定方式行事的那些人反过来将同样标准用在下属身上。因此，标准执行程序、规章以及施行它们的各组织会被体制化。16在它们变得不合时宜后，它们可能还长期存续。骑兵在西方军队中不同寻常的长期存在是一个好例子。艾利森已观察到，对某类问题的首要责任带来了“狭隘的主次先后之分和认知”17。该现象在军事组织中特别明显。18
环境的不确定性
环境可成为很多干预和不确定性的来源。各组织会尽其所能去减少可能干扰其例行规程的环境性干预。19大体而言，各组织可利用两种战略来减少对环境的依赖：物质的和政治的。物质战略旨在将不确定性置于组织的直接控制下。各组织囤积或贮存资源，推崇计划性，并努力收集所有它们能收集到的信息——针对的是其所需求的供给和对其行动要求的可能变化。20在某些情况下，组织采取了将这些不测的部分纳入自身控制的帝国式政策。美国海军陆战队决心保持自身专有的空中力量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二战时对海军航母航空力量的糟糕感受令陆战队相信，陆战队的步兵只能依靠陆战队弟兄提供可靠的近距空中支援。
当物质战略过于昂贵或受阻时，组织诉诸于政治战略。比如，军事组织或许喜欢决定自身预算的规模。但是，一个组织不可能同时既是组织性暴力的专家，也是税收专家。所以，军方有赖于合法的政治权威提供关键支持。
凌驾于组织的正式权威的存在是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组织竭力要获得对于合法权威的独立性，担心对于该权威的变化无常且不为人知的运用会打乱内部结构和规程上的脆弱平衡。为了保持其自治，组织会运用政治战略，诸如保有备选的供给者，追求威望，或追求凌驾于所依赖对象的权力。军国主义是军事组织施行的一种威望战略。21军事组织在国内拥有某些基于其所履职能的固有权力，而且它们试图通过将其技能神秘化并对文官当局隐藏该技能而增加该权力。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就官僚制所观察的，军方看来明白知识即权力，而且设法保密其知识。22
政军关系的研究者注意到了军事组织寻求自治的趋向。萨缪尔·芬纳（Samuel Finer）认为军方可能恰恰由于自身的专业性而干涉政治。“作为其领域内的专家，军方领导人可能觉得只有他们有能力决定军队规模、组织、征兵和装备之类的事项。”23
在对于战后危机时期政军关系的透彻考察中，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的结论是，变化并不显著。自二战以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常寻求保持“政策性”决定（他们借此向文官领导人提出建议）与军事性决定（对此他们要求专权）的区别。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更愿选择组织拥有自治但缺乏资源，而非政治上受控但拥有财富。24
在来自环境的其他不测中，还包括竞争者试图接管某组织的首要任务，这有时会引发受威胁组织的强烈反应。美国海军在战后初期激烈反对空军谋求主导地位的企图。这些危险可通过安排“协议性环境”（negotiated environment）来减轻。“通过就预算分配达成一致、就职责范围求得认同和明确行为方式之类的安排，基本环境（与组成政府的其他组织的关系）得以稳定。”25简言之，组织寻求结盟和订立约章。
艾利森关于国际环境的评论具有特殊价值。“在不可能就国际环境达成协议的场合，组织通过设定一系列构成它们所备不测的标准情境(standard scenario)，来应对余下的不确定性。”26这对于军事组织有着特殊影响。一旦军事组织对这样的标准情境已有准备，它们就有意向通过进攻行动将这些情境强加给对手。
不确定性与革新
对组织理论的上述总结甚少表明，组织革新是可能或简单的。作为有着“理性”和目标的工具，组织重视可预测性、稳定性和确定性。这些价值不利于革新。组织内的个人对于组织的特定部分会形成个人利害关系。由于这些原因，组织行为的研究者们更经常论述的是渐进性变化而非革新。27
但是，组织的革新——大规模变化——并非闻所未闻，其原因何在？
第一，组织会在它们失败时革新。该假设屡见于文献。被视作严重失败的事件会对组织的根本生存形成挑战。其存在取决于某个特定目标的实现。组织必须以实现该目标的某个方式去革新，否则它将受挫。28
第二，组织会在它们面临外来压力时革新。心怀不满的委托人会告诉组织哪儿出了问题。如果他们有着凌驾于组织的正式权威，他们将改变之以作纠正。压力可能是间接的。组织可能面临资源供给的萎缩，因为其主顾或委托人正与其他方面展开交易。组织必须革新，否则就面临重大损失。29
第三，组织会因为它们希望扩张而革新。为了控制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并获取可用来奖赏其成员的新资源，组织经常希望扩张。当然，革新仅是服务于扩张的战略，而不必然是心仪之举。30
在上述篇幅中，我已总结了组织理论的主要假设，它们有益于本研究。利用这些主要假设，现在有可能导出更具体的假设，它们涉及本书特别关注的军事学说的三个维度：进攻—防御—威慑、整合—分裂和革新—停滞。
假设——进攻、防御和威慑
多数军人和很多文官直观地将进攻当成稍强一筹的战争方式而心存向往。常被误解为攻势鼓吹者的克劳塞维茨对于防御性战略的优点心知肚明。他将防御称为“更强的一种战争方式”。但是，其著作中每个可被解读为鼓吹进攻的地方都被如此这般地解读了。如何解释这样的系统性误读？
减少不确定性
军事组织通常会偏好进攻性学说，因为它们通过重要的途径减少了不确定性。
1．对于标准情境的需要促使军事组织偏好进攻性学说。为了拥有一系列的“标准运行程序”和规章，它们必须就“标准情境”作出筹划。一旦已有“标准运行程序”和方案应对这类标准情境，为了可以“迎战”即在战斗中使用，组织必须适应这些“标准运行程序”和方案。如果组织要成功地“迎战”，它须以可预测的方式应对指挥问题。指挥官们须有能导致可预测回应的命令以供下达。因此，在敌方对本方同样行事之前，通过进攻行动将自己的“标准情境”强加给敌方非常符合军事组织的利益。
2．战争是一种极具竞争性的行为。其最成功的实践者甚至连最微小的优势都紧争不放。因此，军事组织看来偏好进攻性学说，不仅因为它们看来使进攻方可保有自己的标准情境，也因为它们使敌人不可获得自己的标准情境。军事组织更喜欢去打以我为主的战争，并防止对手如此行事。发动攻势，采取主动，是将战斗定型的一个途径。看似与突然性相伴的优势不仅是心理上的。打有准备之战的组织可能比做不到这点的一方干得更好。比如，在阿拉伯人1973年对以色列的攻击中，埃及和叙利亚的备战是为了让以色列不得不面对一种不为其所好的战争方式。
防御性战争或许看来也使某组织得以将战争定型。但是，身处防御的组织时常处于被动地位，要随机性地推陈出新以应对敌方的主动出招。如果身处防御的组织不论出于何因而才思敏捷，它可以迅速地随机推出挫败进攻方计划的反措施。（以色列国防军在1973年通过横渡苏伊士运河而做到了这点。）这使两个组织都要打一场随机应变的战争，而双方或许都想避免之。胜利会属于最具灵活性的指挥结构。但通常而言，职业军人看来相信先打第一枪是有利的，因为这至少在一开始弱化了攻方随机应变的必要和守方随机应变的能力。该军事判断可能反映了某种不言而喻的认识：军事组织不具敏捷的才思，正因为它们是前文描绘的结构化系统。采取攻势的好处因此在想象中被放大了。
3．由于预测谁的国家意志会被首先摧毁是一项不受制于军事组织的分析技能的政治任务，军事组织不喜欢威慑性学说。使用常规或核武器的惩罚性战争趋于针对对手的意志，而非其能力。对军事组织而言，比之为了摧毁敌方能力而构想看似合理的情境，在战前去估算谁的意志将可能首先崩溃本质上要更难些。与军事组织所掌握的那些技能相比，估算对手的决心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技能。对军事结果的估算至少是多少受制于“工程性”标准，对相对意志的估算则并非如此。但是，该论点可能是一个经不住推敲的论点。有更有力的理由去解释为何军事组织不喜欢威慑性学说。
4．军事组织会偏好进攻性学说，因为它们有助于增加组织的规模和财富。通过增加组织可分配给其成员的报酬，规模和财富有助于减少内部的不确定性。通过为重大损失或局部失败之类的不可预见事态提供缓冲，规模和财富有助于减少外部的不确定性。
尽管进攻使攻击力量得以更明确其组织将如何运作，并令某个对手失去这种确定性，但进攻有可能在技巧上更加复杂，并对数量有着更多要求。还有很多额外的不测需要进攻性军事工具去应对。处于攻击中的军队会遇到必须跨越的天然障碍，这造就了对工兵的需要。所遭遇的筑垒工事可能需要更多和更为重型的火炮以消灭之。进攻中的军队可能不得不四处出击，这要求其装备拥有特殊的技术能力。不可能有什么是专用于母国的环境的。飞机需要更大的航程和载量。所有这些因素都离不开在挺进大军身后伸展的大规模后勤能力。要有部队去守卫该交通线。近距离交战使装备蒙受更多损耗——这要求有大量的储备，还要求有更强的支援能力。尽管地理、政治和技术上的各种特征或许对防御性力量提出了同样的这些要求，但作为常例，进攻性学说会在更大程度上要求之。威慑性学说为军事组织提供了最低程度的物质机会，其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更多地取决于政治意志而非军事能力。这部分地源自惩罚性任务的明确，极致的专门化由此而可行。
5．军事组织会偏好进攻性学说，是因为它们强化了军方的自治。如前所述，对军事组织而言，文官对作战事务的干预可成为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来源。进攻性学说趋于比防御性或威慑性学说复杂，因而增加了希望了解军事事务的文官的难处。防御和威慑相对容易被文官理解。在二战后，使用核武器的威慑战争一直被证明是文官分析家最容易理解的战争形式。依靠大众抵抗的威慑性战争——比如长期游击战——对于政府的合法性及其对民众的权威有如此高的依赖，以至于它可能是最高形式的政治—军事战。防御或抵拒不具备进攻的复杂性，且又包含与文官当局如此紧密的合作，以至于会限制军方在作战上的自行其是。但是，进攻可在本国疆土之外展开，从而直接减少了文官干预。进攻性作战是力量与策略的精细结合——更多地是艺术而非科学。抵拒更为直截了当，惩罚则再简单不过。防御把军人从求取胜利的行家变成了消耗战的行家，威慑则将其变成了杀戮行家。
在组织理论或政军关系的文献中，没有多少表明现代军方会偏好进攻性学说之外的任何东西，只要这类学说无论如何是可行的。
地理
6．组织理论体现了地理对军事学说的较弱影响。（技术的影响将在下文探讨。）在地理可看似合理地被断言有利于进攻性学说的场合，它都加强了上述的组织倾向。比如，在解释普鲁士—德国（过去的）和以色列（当前的）对于进攻性学说的亲近时，已变得习以为常的解释是：（1）它们都被强敌包围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2）它们享有内线优势（拥有从一条战线向另一条快速调兵的能力）。因此，通过一系列的快速进攻相继击败敌方联盟的成员——在它们能够聚合力量并协同攻击之前，被视为颇具吸引力。任何发现自己身处类似处境的国家想必都会同意。
人们较少发现相反的观点——有些特殊的地理态势通常而且合理地催生防御性军事学说。当然，在大战略层次上，英国和美国都利用了海洋屏障所赋予的防御优势。不过，这两大强国的海军为了获得“制海权”不时鼓吹进攻性军事战略。31它们常常被迫按照更有限的方式行动，但对于进攻的偏好——即便在这看似不合理的情况下——彰显无遗。
能够找到军事组织低估地理的防御效用的很多例子。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军人认为阿富汗是一条潜在的俄国入侵通道，并寻求控制它。不过，英国的军事远征相继遭遇了彪悍的阿富汗偷袭者、险恶的地形和天气以及遥远的距离带来的灾难。32当随后的远征被看成必不可少时，该地区不适合作为入侵通道的明显证据被置之一边。在一战中，俄国人低估了马苏里安湖区（the Masurian Lakes）对于德国人的防御价值。该湖区最终将俄国的大军分割开来，令数量更少的德军得以将其各个击破。33在一战开始之际，英国人向波斯派遣了一支小规模部队，去保卫阿巴丹（Abadan）的石油设施。其指挥官选择去进攻巴格达——一个该部队根本不可企及的遥远目标。34当前，美国海军主张对巴伦支海和摩尔曼斯克的苏联海军部队——一个棘手且遥远的目标——奉行进攻性战略。35在挪威北角（North Cape）外海和格陵兰—冰岛—英国间豁口（Greenland-Iceland-United Kingdom Gap），北约拥有地理上的阻隔点，这为对付苏联的任何海上进攻提供了强有力的防御优势，差不多排除了向北方发动攻势的需要。简言之，组织理论表明，支持进攻性学说的地理因素会比支持防御性学说的地理因素更经常地得到正确评估。历史证明了该认识。
假设——整合
一个半世纪前，就战争与政策的关系，克劳塞维茨作出了如今闻名遐迩的评论。简单不过地讲：“战争不是一项单纯的政策行为，而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活动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36政治考虑注入了军事手段，以影响“对战争、战役甚至常常是战斗的规划”（强调乃我所示）。37克劳塞维茨确信，政治家能够而且应该保证政策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决策者要有“对军事事务的某些领悟”38。但是，他们不必成为军人。“在这个位置上需要的是出色的智慧和个性。他（政治家）总能以某种方式获得必要的军事信息。”39对于该成功，克劳塞维茨过于乐观了。没有多少人质疑其判断，即战争行动必须受到政策的影响，但实现该目标已被证明要难于其想象。在他自己的时代正发生的社会变革将使政治—军事整合颇成问题。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拉塞尔·威格利（Russell Weigley）观察到，政治—军事整合仍是一个“在现代国家的整个历史中”随处可见的“难以驾驭的问题”。40而且，该问题看来与政体是民主还是极权无关。它出现在所有类型的政治体制中。在点出“现代国家”时，威格利已趋向于提出某种解释，因为现代国家的独特结构造就了该问题。
在17世纪和18世纪，现代国家以其现代面目而崭露头角。在军事学说上，其最显著特点是职能的专门化。对于政治—军事整合，掌握不同技能、信息和物力的组织和个人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各司其责造成了结构性障碍。不无讽刺的是，这种职能专门化是欧洲君主间的权力斗争所致。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职能的专门化和职业化普及开来，因为它们提升了各国的战争能力。41“战争造就国家，而国家造就战争。”42
对于政治—军事整合，职能和专业技能的分割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它是一个活生生的障碍。即便可指望军人服服帖帖地贯彻文职领导人的意愿——即便他们是公共行政理论家曾假设的所有官僚机构皆是如此的中立性工具，但将政策与行政、将政治目标与军事学说相调和的问题仍会存在。对于对方的问题的无视和协调的受阻会造成难题，大战略会趋于分裂。
但是，前述的军方作为作战组织的内在特征令该问题更加严重。这影响的不仅是学说将在多大程度上是进攻性的，还有整合的程度和革新的机会。而且，现代国家内部的职能划分趋于放大这些内在特征对总体大战略的影响。
军人和政治家之间职能的专门化，以及军人趋于追求尽可能多的免受文官干预的独立性，共同使政治—军事整合前途难卜。国家体制和组织的这两个根本方面导出了如下的推理：
1．作为一项准则，军人不会费心地将其使用的手段与国家政策的目标相协调。这不必然等于说，他们有意识地试图将其手段与政治目标割裂开来。但是，军人时常将所偏好的作战行动中的狭隘技术需求抬至文官政策的需要之上。就一战前的欧洲军队而言，对战场优势的狭隘追求封杀了政治家的外交选择。
2．分裂的这一根源会恶化，原因是军事组织不愿向文官当局提供涉及学说问题的信息，尤其是那些与作战的实际开展关系最大者。这样，文官们根本意识不到军事学说可能与国家政策的目标相冲突的方面。决策者对其军事组织的作战举措的了解可能根本不足以改变他们的政治战略，或促使军事学说发生令其与当前政治战略相符的变化。不过，尽管有着信息上的局限，组织理论会看似表明，若要实现政治—军事整合，文官对学说问题的干预至关重要。问题是，鉴于这些障碍，什么足以促成文官的干预？这是一个均势理论回答得更好的问题。
3．在各军事力量和任务间设定主次先后是政治—军事整合的一个关键内容。在多军种的军事组织中，文官的干预对于设定主次先后至关重要。这是文官干预促成整合的另一途径。第一章中强调，大战略的任务之一是在来自环境的威胁和机会间确定主次先后，并在应对这些威胁和机会的各力量间确定主次先后。解读外在环境是文官的专长，建设并动用军事力量是各军种的任务。在各军种间以及军种内的各部队或部门间确定主次先后是大战略的一项中心任务。不过，组织内的个人维护其组织或下属组织的任务和权力的趋向表明，在各军种之间或内部，自治目标应该就像它对于整个军方所言的那般坚定。因此，对于一个多军种群体而言，设定主次先后的任务完成起来非常困难。一个多军种或多兵种群体在它们自身之间设定主次先后的意向将是消极的。
若缺乏文官的干预以及只有文官拥有的合法权威的运用，军方会达成一个“协议性环境”。这可能表现为或者保持预算分配惯例，或者平等分配。每个军种将准备它自己的战争。各力量不会有效合作，它们也不会有着良好的均衡。将呈现的趋向是，每个军种在决定需求时，好像战争要靠它单枪匹马地去打。这容易导致对国家的稀缺安全资源的不当分配。
若由它们自己说着算，一个多军种群体不可能订立与该国大战略的政治内容密切整合的军事学说。它们只能把各军种的学说凑成一团。这在各军种内部不那么属实，其中的较高级权威能够作出分配决定。即便在各军种内，主次先后也可能不是根据战略标准设定的。出台某个军种学说可能与出台总体大战略同样困难。
军种内的不同部门有着不同的目标和利益。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陆军中，控制了高层的炮兵趋于反对装甲的发展，大概是担心装甲坦克的直射火炮或许确实会令火炮和炮兵人员曾有的卓然地位失色。在军种内以及各军种间，主次先后必须根据大战略和军事上的严格标准来设定。没有什么可保证，所设定的主次先后将反映政策判断和政策需要，除非文官为确保这点而插手。
假设——军事学说的革新
障碍
1．由于体制化过程，军事学说的革新应该很少发生。它只会偶尔由军事组织自身发起。如业已所述的，根据组织理论，组织为实现目标会试图控制其成员的行为。做到这点的一个途径是将权力的分配贯穿于该组织，以保证某些任务将得以实现。对于这种权力分配及其所维护的目标，个人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通常，促进或服从激进变革不符合组织多数成员的利益。
2．军事学说上的革新将是罕见的，因为它们增加了作战的不确定性。在革新尚在进行时，组织的标准执行程序和规章将动荡不定。指挥官不无信心地与组织“战斗”的能力会下降。假如战争在过渡期来临，该组织会发现自己正游离于学说之间。在战争状态下，即便一项糟糕的学说也可能好过没有学说。或可强调说，耶拿的普鲁士人、1940年的法国人和1941年的苏联人都被置于了学说过渡期中。
3．由于对革新的上述阻碍，未经战争验证的技术几乎不可能作为学说革新的催化剂而自动发挥作用。军事组织时常将几件新技术嫁接到旧学说上。如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所说：“我们所充斥于耳的军方保守主义看来一直局限于他们对新武器的适应，而非他们对它的欢迎。”43顺理成章的是几个辅助性论点。
某项新技术通常将被吸纳进某个旧学说，而非推动向新学说的变革。该论点与组织理论完全吻合，但它是伯纳德·布罗迪和爱德华·L.卡曾巴赫（Edward L.Katzenbach）所做的经验性推导。44在对于骑兵的长期存续所做的行文谨严的研究中，后者观察到：“……在军队中，若要证明传统的组织和学说模式的微调不足以吸纳真正重要的技术革新，这颇不可能。”45问题的根源是，新的军事技术若未在大战中得到应用，就难以得到任何验证。随着就精确制导弹药的影响所进行的明显无止境的争论，该问题在今天再次出现。
军事组织难以从其他军事组织的战争中去了解新技术对作战的影响。该论点是经验性的推导，虽然它完全符合可从大型组织身上预料到的褊狭心态。一战前的多数欧洲军队未能针对正在凸显的新军事技术的防御能力——体现于美国内战、1905年的日俄战争、1877年的俄土战争和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而作调整，这支持了该论点。46
革新的起因
在军事领域，关于军事组织通常未能针对新技术而革新的上述论点有两个例外：
4．军事组织的确看来愿意从其代理人国家——使用资助方的武器，可能还有学说——所打的战争中获得教益。美国和苏联的军方都愿意从1973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中获得教益，尽管很多“教益”并非完全清晰。
5．通过在自身的战争中运用技术，军事组织能够更好地熟悉它。在1850—1870年间普鲁士学说的演变中，或可发现直接体验可带来对技术的正确评估的最好例证。普鲁士在1850年试图依靠铁路针对奥地利进行动员是一个失败。普鲁士人从该经历中长了见识，在1866年将铁路变成了有效的战争工具。47
该论点的力度是有限的。在美国内战中，针对现代火力的技术现实，前线士兵迅速作了调整。他们在任何有条件的地方“挖壕”。将领们领会得最少，他们在整个战争中下令对建好的阵地进行前沿攻击。48这同样发生在一战中，将领们下令进行了一次次代价惨重的进攻。伯纳德·布罗迪指出，将领们“看来不能从经验中获得教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层指挥与前线的空前分隔”49。这看起来是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而且再次符合组织理论。
即便在自己的战争中，军事组织也可能误读新技术的影响，除非教益非常醒目。卡曾巴赫表明，普法战争中的普军和布尔战争中的英军都设法回避那些有关现代火力对骑兵冲锋的影响的交战所赐的教训。50法军起初从普法战争中正确地得出了技术有利于防御的教益，但后来认定其失败源于进攻乏力的战略。这最终使法军在一战开始时可为进攻性的“第17号计划”（Plan ⅩⅤⅠⅠ）找到理由。甚至，也应谨慎地接受该观念，即对新技术的直接体验将使它被合理地融入学说之中。
对于技术与军事学说的进攻、防御或威慑特征之间的关系，先前的例子也提供了视角。再简单不过的是，如果军事组织采用了或想采用某项进攻性学说，关于防御占优的技术教训可能被忽视、贬损或压制。这符合先前提出的关于多数军事组织的进攻偏好的论断。
组织理论预言了革新的至少两个起因，它们在发挥作用时比对新技术的体验要有力和可靠得多：（6）军事组织在它们受挫——遭受失败——时会革新；以及（7）它们在文官从外界干预时会革新。这些假设可从大型组织的基本生存动机中导出。若未能实现其组织目标即国家的成功防务，这能够促使军事组织重新考察其基本学说偏好。类似的是，对于时常随失败而来的文官干预，军人可能作出回应，以保护遭到抨击的组织的自治。
失败与文官的干预经常如影随形。军人输了，文官变得又气又怕，压力加在了军方身上。这种压力有时是间接的。文职领导人对某个军种的表现不再抱有幻想，并将资源转投他处。这些资源可以让成为新宠的军种有“富余”去尝试某些革新。失败者会竭力赢回所丧失的地位。在二战后美国，军种间争斗或许带来了某些益处——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份革新菜单。可以认为，在总体上促进了美国安全的三军“三位一体”的发展中，军种间争斗已成为一个重大因素。类似的是，以另一军种为代价的扩张可能是革新的一个动机。
尽管文官对军事学说的干预看来是革新的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但它不无特殊问题。文官和军人之间的分工泾渭分明。文官不可能有能力去凭空想象全新的学说。因此，文官的干预有赖于找到精通军事知识的人。文官干预所采取的方式应该是从各军种抛出的薄薄的革新菜单中进行选择。在多军种的防务体制中，基于国家的战略地位，文官有可能在相互竞争的军种间进行选择。在各军种内，等级制和指挥链条应趋于压制新的学说选项在文官们不可能发现它们的层次上出现。
这根本不是说军事学说的革新是不可能的。这些仅仅是趋向，革新是可能的。在本书讨论的两个案例——英国和德国身上，学说的重大革新发生了。
小结：组织理论的假设
进攻、防御和威慑
1．对减少了作战中不确定性的标准情境的需求会推动军事组织偏好进攻性学说。
2．源自战争的高度竞争性、要剥夺对手的“标准情境”的动机会助长进攻性学说。
3．军事组织在对国家意志进行比较性估算方面的乏力会使其反感威慑性学说。
4．因其扩大了组织的规模和财富，军事组织将偏好进攻性学说。
5．因其加强了组织对于文官当局的独立性，军事组织将偏好进攻性学说。
6．由于追求进攻性学说的组织动机强烈，军事组织通常将重视有利于进攻的地理和技术因素，但低估或忽视有利于防御或威慑的这类因素。
整合
1．由于军事组织寻求对于文官当局的独立性，以减少作战的不确定性，军事学说往往与大战略的政治内容糟糕地整合在一起。军人将避免将政治标准纳入其军事学说中，如果这类标准干涉了实为工具性的军事逻辑。
2．由于功能性的专门化，文官和军人往往对对方事务知之甚少。还是出于对自治的追求，通过不向文官提供重要的军事信息，军人们将使该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文官对军事事务的欠了解给政治—军事整合带来了障碍。
3．对于根据战略理性在不同军种之间设定主次先后，军事组织内部的技能专门化会起到阻碍作用，使分裂进一步加剧。
尽管有这些障碍，文官对军事学说的干预有可能是大战略的政治—军事整合的首要原因，这仅仅是因为文官自己对于协调政治目标与军事手段，以及根据某些理性考量在军种间设定主次先后有着兴趣和权威。
革新
关于军事革新的多数论点是负面的。
1．由于体制化过程造就了组织的多数成员系于现状的利益关系，学说的革新在很少情况下才由组织自身发起。
2．由于学说的革新增加了作战的不确定性，它将很少由组织自身发起。
3．新技术在它尚未在战斗中试用时，几乎不会自动成为学说革新的催化剂。
4．附庸国对于新技术的作战体验可能推动革新。
5．对于新技术的直接作战体验能够促动革新。
6．战场上的失败能够促动学说的革新。
7．文官的干预能够促动军事革新。
均势理论与军事学说
组织理论表明，军事学说趋于进攻性和停滞性，并与一国大战略的政治内容糟糕地整合在一起。均势理论预言了军事学说中存在的更多差异，它们取决于每个国家对其政治、技术、经济和地理上的问题以及在国际政治体系中潜在机会的合理评估。三个案例研究将表明，尽管组织理论准确预言了军事学说的某些趋向，但总体结果更符合均势理论的预言。
根据均势理论，可导出关于进攻—防御—威慑、革新—停滞和整合—分裂变量的具体论点。均势理论还描述了这些论点最可能成立的情形。在国际局势相对平静的时期，若政治家和军人觉得战争风险微弱，上述的组织动力会趋于发挥作用。若威胁看来更大，或者战争看来更可能，制衡行为会发生。该行为的一个关键组成是文官对军事事务的更多关注。
这种关注将军事学说中更为僵化、服务于组织自身并在政治上不可接受的方面置于了更严格的审视之下。对灾难或失败的恐惧促使政治家质疑经年累月的观念，挑战军种的偏好，改变预算的分配，并寻找军事上的建言和领导的新来源。文官通过干预来改变细节，包括军事态势和学说，而不仅仅是一般原则。组织理论则将此种程度上的文官影响视作不可能。而且，军人担心因和平时期的效用而久受青睐的政策在战时可能显得乏力，会比国际局势平静时多少更易于接受外来批评（根据均势理论）。军人自己更可能去检讨他们传统的前提性认识。他们不会将其抛弃，但他们可能要防备其失效。就其自身而言，军方的这些趋向未强大到足以造就符合均势理论预言的军事学说。是文官干预与军方更为开放的心胸共同造就了所预言的结果。
在第一章中，“安全困境”观念被用来解释进攻性学说对于国际政治的有害影响。国家被假定为主权单位，它们希望一直如是。它们的生存环境是无政府的；每个国家必须照看自身的安全。一国采取的保障其安全的措施会削弱他国的安全。当这发生时，那些受威胁者明白在战争来临时它们只能依靠自己，会趋于采取反制措施。无论是建立同盟还是进行军备竞赛，各国会置身于制衡行为之中。
对于国家、其环境及其行为的描述不取决于特定国家的任何特质。它更多地与国家的环境而非其特点有关。51如我所理解的，均势理论考察了国际政治体系的总体本质，并强调了该体系对于各行为体行为的影响。因此，我在本书中偶尔会使用与均势（其形容词涵义）同义的体系的一词。(https://www.daowen.com)
无政府环境，即最高权威的缺失，令争端在国家间浮现。这些争端常常只能通过战争解决。由于最高权威的缺失，暴力是国家间一种持续且无处不在的风险。在暴力争端中，两个因素决定了结果：能力和意志。那些凭借占据优势的联盟、更强大的经济或更有效的军事组织令对手束手就擒的国家经常赢得战争。盟国就是这样赢得了二战。凭借过人的为打仗而付出金钱或鲜血代价的意志，也可赢得战争。在南越的战场上，美国的武装力量未被挫败。由于在这些战场上所遭遇的痛苦和所承受的代价，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意志被挫败了。
尽管国家间的争端司空见惯，但它们不总以战争收场。不过，进行战争和战争威胁的能力时常隐于幕后。在无政府背景下，能力和意志是最终的裁决者。当这一方或那一方被彻底击败，或显现抽身而退之意时，战争就度量出了争端各方的相对能力和意志。因此，对特定争端背景下的相对能力和相对意志的认识会减少诉诸暴力的趋向。如果这种认识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各方不必以战争为媒介去度量对方相对于本方的权力和意志。各国不是为打仗而打仗。若认识到战争的成本和风险，它们会试图通过外交去实现对于彼此权力和意志的相互认知——一个就谁想要更多和谁拥有更多达成的一致。52这是一个困难的过程，每方尽其所能让人以为自己是强大和心系时局的，即便在它须对对手的如法炮制投以冷静的分析目光时。如果该过程未能就相对权力和意志达成一致，实现这种“度量”的任务就必须交由战争了。
集聚权力——军事能力和提升军事能力的资源——也许是国际政治体系施于国家的最重要使命。它是无政府环境中的生存手段。权力的集聚是均势理论家和现实政治的倡导者的核心关注所在。在无政府背景下，国家会想方设法保证其安全。它们努力增加其权力。它们不必全神贯注地或无止境地这样做。但是，即便在某国出于防御动机而试图改善其权力地位时，它保障自身安全的所作所为也时常会削弱他国的安全。如果某个特定国家有扩张倾向，其行为就更可能有此效应。对于回应以增加自身权力的尝试，那些受威胁者有着强烈动机。这被称为“制衡行为”。
国家通过两个基本途径来制衡：组建联盟和内部动员。组建联盟是使用“均势”一词的多数政治家和学者的关注所在。一些探讨是对策性的，告诫明智的政治家要保持均势。另外还有预测性的，指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明显促进了国家间的制衡行为。无论各国是否在明确地追求均势，均势都将是可能的结果。大国间的同盟建构则一直是重点所在。
为了进行战争，同盟将一些国家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在战前，联盟（或其迹象）还可服务于该目的：强化为人所感知（perceived）的权力。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按此套路打了“中国牌”。英国外交大臣格伦威尔（Grenville）勋爵起初是把针对大革命法国的第二次联盟首先当成外交工具，其次才是军事工具。他要以战争威胁为后盾，向法国执政府（the Directory）提出一个全盘解决方案。53在两极体系中，这种集聚真实和感知意义上的权力的做法收效甚微。尽管与第三方结盟的威胁可能带来某些外交作用，但第三方的相对虚弱会削弱该影响。因此，在两极体系中，我们应会看到对于既集聚真实权力、又强化感知性权力的“内部”机制的更多关注。对多极体系中政治处境孤立的国家而言，这同样应属实情。
内部动员是国家增加其权力的第二种途径。在应对特定对手的进攻能力的上升或某个进攻性联盟的发展时，国家可在自身疆界内找寻更多的能力。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竞赛或“竞争”是内部性的制衡行为。国家可以将更多资源从其经济中抽出用于军事目的。它们可以限制消费并促进投资，以实现高速增长。通过加强训练，可争取一国军事组织的质的进步。可以提高薪水，并增加专业骨干。
正如结盟和结盟的迹象可在和平时期强化感知性权力，内部能力的集聚也可如此。在大型且显眼的武器系统上的军备竞赛是敌对各方难以避免的。这类武器常被看成相对权力的标杆。在苏美军备竞争进行了35年，以及苏联获得不可回避的第二次打击能力15年后，对于军事能力的特定组成部分在很多指标上的细微不等，很多分析家和高级官员依然不时感到不安。这类指标显然影响了对于相对力量的政治感知。
军事力量还可被更直接地用于显示权力和意志。力量可被调遣、置于警戒状态或予以动员。为了显示打更大规模战争的意志，可以去打小规模战争。在为美国在越南的存在进行辩护时，后一理由时常出现，尤其在不能找到其他理由时。对力量的这种示威性使用一直是外交的长期辅佐手段。腓特烈大帝曾言道：“没有武备的外交就像没有乐器的音乐。”随着常备军的出现，武力示威的习惯在腓特烈时代崭露头角。54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冷战期间，美国曾200多次如此这般地部署军事力量或令其处于警戒状态。55
几个因素影响了制衡行为的强度，以及结盟与内部动员的混用。体系中的一些国家试图改善其权力地位的认真程度是最重要的因素。最经常地被认作历史上霸权觊觎者的那些国家引发了其邻国最强烈的制衡行为。其他三个因素也是重要的：体系中的权力分配；不同行为体在地理上的优缺点；还有军事技术。
很多均势理论家认为特定体系中的大国数量是一个重要变量，因为它影响到能力的集聚和度量。56政治体系中的大国越多，这些任务变得越复杂。一个有很多强国的体系为扩张性国家提供了机会，因为抵制扩张的责任模糊不清。多极体系助长了“推诿责任”。在两极体系中，情形则相反。超级大国主要是相互担心，所以它们小心地相互监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未引起对方注意的情况下着手去准备侵略。维护现状的超级大国会承担抵制扩张的责任，因为推诿责任不是一项选择——没有其他国家强大到足以接过被推卸的责任。每个超级大国都受到了结构的限制。能力的分布状况提升了警惕性，并抑制了消极懈怠。
在多极体系中，相对权力难以估算。无人能够十分肯定谁将与谁站在一起。即便在两个同盟针锋相对时，背叛的可能依然存在。该问题在两极局面中不会出现。尽管每个超级大国能够靠自身之力对对方造成重大伤害，权力分布的不等足以使得没有第三方可对两者中任何一方造成差不多同样的伤害。两极局面可能助长反应过度，它可能引发冲突的扩大和深化。另外，它使相对权力更易于被评估，并使两个超级大国都打消该念头，即步步推进的侵略能够成功。
在多极体系中，侵略者可赢得先机，因为防御者们会争论该威胁的性质，以及谁应该支付与其对抗的代价。如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所指出的，也如同肯尼思·华尔兹所重申，这种异议至少在短期内对于每个自治而且自利的单位而言是合理行为。阻遏一个扩张性霸权是一项公共利益。无论是一个国家创造了该利益，还是大家创造了该利益，所有人都受益。由于无法防止特定国家享受该利益，该国有“搭便车”的动机。每个国家都可能这样看待世界，企图尽量少付出，并让他者多付出。
这种异议将妨碍防御性联盟的建立，即便在它们建立后也将限制其效能。关于风险和成本的争执是同盟固有的。而且，今日之友可能是明日之敌的见解会助长关于如何分赃的争执。战争一定不能以此为结局：与战争开始时相比，联盟的某个成员比他国更加强大。没有哪个国家希望比他国失去更多，没有哪个国家希望他国比自己得到更多。这些算计意味着，被提供的公共利益——防御——有可能少于“最优”数量。
均势理论家不那么经常提及大国之间的相对能力问题。理论是通过简化现实而推进的。对于或由几个同等强国（多极）、或由两个同等强国（两极）组成的体系中的行为，有可能归纳出相对清晰和明确的假设。对于真实世界中两个或更多大国的相对能力有可能发生的无穷变化，总结出这样的假设会十分困难。不幸的是，要把有着理论意义的假设具体化却轻而易举。
比如，理论家将当前的国际环境正确地看成两极性的，尽管该事实——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致是苏联的两倍，而后者只大致与日本等同——使每个超级大国的行为与严格的两极世界中的情形相比略有改变。与假如两国的总体力量更趋相等时的情形相比，苏联人或许在更用力地竞争，美国则发力较轻。类似的是，接下来的案例研究表明，在真实世界中的多极体系内，大国能力的变化的确看起来是重要的，尽管它们发挥重要作用的方式与均势理论的预测大致相符。尤其是，在多极体系中，维持现状的大国比扩张性国家越弱，该大国投入精力寻找盟友的趋向就越强——实际上，相比于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它对于该努力可能投入多得多的精力。处于更有利地位的维护现状的国家可能更加关注自身的军事能力，对结盟则关注较少，因为它们觉得自己更能够自立，至少是暂时的。
地理和技术能够影响制衡行为的强度和特点。在地理和技术据信有利于防御方的场合，所有种类的制衡行为应比假如进攻据信具有优势时更慢和更弱。鉴于前述的军事组织的独特偏好，身为文官的决策者将比军人更可能持有这种观点。
在体系意义上，关于地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的研究或许是考察环境对各国的国家安全行为的影响的首个尝试。比如，观察家长期强调了地理对瑞士、英国和德国的军事战略——实乃对外政策——的影响，它几乎独立于总体能力和军事技术的影响。
山地障碍为瑞士人提供了有力的防御优势，这个国家已让其军事组织长期适应了对这点的利用。
英吉利海峡提供了使英国得以放弃大型陆军而偏爱海军的防御优势。在战时，由此而来的海军优势连同横亘西欧外海航线的位置，令英国得以封锁其大陆对手的商船队和舰队，并因此控制世界上的很多贸易。这些优势造就了独特的对外政策和军事学说。在安全而富裕的情形下，英国通常不温不火，凭借着封锁、联盟、补助和小规模的陆上远征军去进行战争。
德国则与这种奢华无缘。它相对缺乏天然的防御屏障，并被强国所包围，没有明显的战术优势。但是，如果能够足够快速地调动部队，德国可以享有“内线”优势，即将军队迅速地从一条受威胁的边界向另一条转移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腓特烈大帝设法利用这种优势。蒸汽机的发明和密集铁路网的建设将该地理特点变成了一个甚至更加重要的军事因素——倘若有着适当的学说。德国军人的应对是予以机动和进攻越来越多的强调。该结合将使德国军队得以选择它心仪的地点进行集中，迅速地对付某个对手，然后转移军队去威慑或击败来自其他方面的攻击。
这些例子体现了地理据认为会影响军事学说的某些路径。总体而言，说起来并非无理的是，拥有地理上的防御优势的国家将比其他国家对对手能力的上升反应得更慢和更弱，并将更经常地强调防御性学说。这类障碍的缺失应会趋于导致相反的结果。在地理因素看来有利于进攻性军事学说的场合，国家将倾向于这类学说，无论它们是否有着维护现状的政策，而且制衡行为应是趋于迅捷和有力的。
如德国案例所表明的，根据地理因素与能力分布以及军事技术所带来的可行性的相互作用，这些论点将被赋予或多或少的说服力。归根结底，尽管军事技术和工业力量分布上的变化从长期来看的确左右着地理因素的军事影响力，某些地理因素确实在很长时间内趋于对军事实践施加某些影响。瑞士山脉的防御价值是一个业已引用的例子。在直至二战结束的差不多三百年中，英吉利海峡对于英国的学说一直有着强大的影响。通往开放大洋的出口的受限制约了沙皇俄国的军事选择，它继续困扰着苏联的弹道导弹潜艇力量。水路交通的效率总体上仍高出陆上交通如此之多，以至于美国可考虑在伊朗南部与苏联进行常规战争，即便该作战区域距美国至少是距苏联的十倍。
对于技术对军事学说的影响的任何理论探索由于该事实而变得复杂：即技术看来有时是独立或干预变量，有时则是依附变量。政治家们经常看似将技术视作在他们与对手的原始权力之间发挥作用的不变因素，影响到每个国家可生成的有效军事能力。比如，在军事技术被视为有利于防御方的场合，与假如军事技术被视为有利于进攻时相比，对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可能看起来少些威胁性。技术性的防御优势会有效削弱扩张性国家的原始权力，而技术性的进攻优势则增大了该权力。
另外，一些地理或政治因素可令进攻性学说（或者防御性学说）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一国将努力使技术与所偏好的学说相调和。由于原始军事技术如同民用技术那样常常颇具可塑性，而且几项军事技术可以被结合或再结合起来，在防御（或进攻）可能看似唯一可行选择的场合造就进攻（或者可能是防御）优势，国家可能进行革新以改变看来不变的技术现实。所以，某项特定的军事技术或军事技术的结合决定总体优势是偏向进攻还是防御，这常常是一件既基于事实也基于感知的事情。如果进攻或防御优势在特定事例中确实存在，而且如果该事实令人不快，当事人——根据他们面临的其他压力——可能为改变它而付出巨大努力。永不清楚的是，这些努力是否将被证明是成功的。如同将表明的，出于地理和政治原因，20世纪30年代德国和英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改变了人们心目中的技术现实。苏联和美国的政治家和军人对显然属于核技术固有本质的一种状况——较富裕的国家容易获得难遭打击的报复性力量，所以核战争不可能取胜——感到不满，在过去30年中为改变该状况而维系了持续不懈且投资可观的努力。这些努力遭到了失败，但它们仍在继续。
假设——进攻、威慑和防御
对于围绕进攻、防御和威慑性学说起因的各个假设的探讨须以对该首要假设的辩护为开端：均势理论表明了该维度上的异质性而非同质性。我已强调，组织理论表明多数军方将偏好进攻。如果均势理论也体现了该维度上的同质性——这三类中的一类在学说上的绝对主导地位，这可能使竞争性的理论验证任务或者更简单，或者更困难。如果均势理论表明国家将偏好防御性学说，该任务将简单易行，因为我们可以轻易地考察大量军事学说，看看它们是常为进攻性还是常为防御性的。另外，如果均势理论预言了进攻性学说，那么两个理论都在预言同一结果，人们几乎不可能将它们相互验证。在我们发现进攻性学说的场合，我们将遇到“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问题——对结果的超出百分之百的解释。当然，在出现防御性或威慑性学说的案例中，两个理论都将被质疑。但是，均势理论没有预言同质性结果，尽管对该理论的误读或许体现了这点。
国家行为的若干研究者——其分析反映了均势理论的视角——预言了看似需要进攻性学说的国家政策。汉斯·摩根索、约翰·赫兹（John Herz）以及——相对次要的——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预言国家通常将试图扩张其权力。57国家将寻求的不是单纯的平等，而是优势。国家有可能这般行事，因为权力是在无政府体系中生存的关键所在；由于相对权力难以度量，国家从不清楚它在何时拥有足够权力，所以它应该合乎逻辑地力求拥有大幅度的领先余地。归根结底，如同我所强调的，这些理论家强调安全困境一直存在。实际上，他们还强调——这是我未强调的，安全困境通常十分明显。如果关于体系及其对行为体的影响的这种观点是完整的，那么推导出所有国家为了便于扩张其权力将偏好进攻性学说看来也合乎逻辑。由于进攻性学说可以为征服某国的邻国和攫取某国边界外的权力资源提供方便，它也许看来是提供了最多安全的军事选择。
但是，该观点是不完整的。它就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是反历史的(ahistorical)，把国家假定为实际上乳臭未干的小孩，他们仅仅以基于“尖牙利爪法则”的方针作为行动指南，闯入了国际政治的丛林中。在这种情况下，安全困境或许确有可能特别强烈地发挥作用。但是，罗伯特·吉尔平承认，国家在考虑是否尝试扩张时会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而且对成本的认识受到该国历史经验的影响。58特别重要的是它自己或他国扩张之举的后果，以及从这些经历中学到的教训。尽管国家或其主政者常常误读历史教训，均势理论自身表明扩张性霸权将遭遇抵制和阻止。我们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表明这是实情。这是一个易于学到的教训。其实，这种学习符合肯尼思·华尔兹的预言，即国家将被它们所生存的体系中的规范社会化。59不是所有国家都学到了该教训——这不足以维持永久和平，但所发生的学习足以让暴戾和无节制的扩张政策成为特例而非惯例。维持现状政策是惯例而非特例。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德皇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对于不得不反对他们的那些人而言，已经是过多的欧洲霸权的觊觎者了；但就常常包括多达六个主要参与者的三个世纪的角逐而言，则少得令人惊讶。
当然，维持现状政策不必然造就防御性军事学说，但它肯定也不必然造就进攻性学说。实际上，维持现状的强国将评估它们的政治、地理和技术上的处境和机会，并设计一种以最小代价和风险去保持其利益的军事学说。因此，来自均势理论的一个推论是，在进攻—防御—威慑维度上，军事学说将是异质的。
进攻
1．有征服倾向的国家会偏好进攻性军事学说。该论点不是导自均势理论，而是一个常识。路易十四、拿破仑·波拿巴和阿道夫·希特勒都有着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并需要进攻性工具去推行这些政策。
2．各国会试图将战争成本转嫁给他国。进攻行动是实现这点的一个途径。如果战争看来会招致高昂的附带损失，国家会试图设法使战争在敌国、中立国甚至盟国领土上展开。尼古拉斯·斯帕克曼（Nicholas Spykman）曾提醒说：“国家只在衰弱期才在本国作战。在强盛期，它们在他人的领土上作战。”60当然，除了那些的确想利用这点的国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着在国外作战的选择。迈克尔·汉德尔（Michael Handel）提出了另一个例子：“如果战争爆发，它必须尽快地被转移到并开展于对手的领土之上。这是以色列的战略军事学说的一个铁律。”61看起来或许与普遍认识相左的是，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中法国学说的一个根本信条。（第四章中对此有更详细的探讨。）
3．当权力看来正变得不利于自己时，国家会支持进攻性学说。进攻性学说对于进行“预防性”战争必不可少。看来也有可能的是，在权力可能迅速变动的场景中，政治家会要求“在枪膛中”保持进攻能力。特别激烈的军备竞赛看来会助长进攻性学说。（我们已看到相反的情形如何能够成真。）预防性战争是一种特殊的制衡行为。“由于我不能让你追赶上，我现在就要把你打倒。”以色列对于1956年法英袭击埃及的合作可部分地由该恐惧来解释：埃及刚刚声称，东方集团的军火库将赋予它永久的军备竞赛优势。希特勒偏好进攻性学说的部分原因是，他相信他在重整军备方面已比其假想敌更快，但他们会很快赶上。通过让德国在盟国得以修正其军事缺陷前就对其进行打击，进攻性学说将使他能够防止这点（见第六章）。
4．没有盟国但面临多个威胁的国家会类似地受到进攻性学说的吸引。进攻性学说使该国得以选择战争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对手的合力是占优的，进攻性学说会特别具有吸引力。在进攻性行动中，被孤立的国家可以逐一攻击和击败其对手，将能力失衡的影响最小化。这是预防性战争的一个变种。进攻者不去打一场针对一个优势联盟的战争，而选择去打一场等于轮流单挑敌对联盟的每个成员的战争。进攻性学说因而是权力制衡的一种方式。
5．若加之地理上遭遇包围的因素，先前的假设将更有分量。普鲁士和后来德国的军事史体现了对于进攻性学说的一贯亲近。这可由多条战线上的战争所造成的频繁威胁来部分地予以解释。以色列的进攻性学说使它得以逐一击败阿拉伯国家。苏联军事学说的进攻性——在火箭部队和地面力量上——在部分程度上也可能是对于每条边界上都存在敌对国家的回应。
6．如果政治家缺乏强大的盟友，他们会偏好进攻性军事学说，因为这类学说可使他们煞有其事地操控战争威胁。对于制造威胁，进攻性学说再好不过。国家可兼用结盟威胁和军事力量威胁，去支持表达实力和意志的外交。在缺乏强大盟国时，该任务的全部负担落在了国家的军事能力上。这是希特勒早期外交的主要特点（见第六章）。（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兜售以“灵活战略选择”为面目的强大反力量性核能力，这是主要动机所在。在20世纪50年代战略空军司令部（Strategic Air Command）学说中的进攻性内容的背后，该动机看似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军事示威和进攻性学说也是以色列大战略的重要组成。
7．国家不必在政治上被孤立或地理上被包围，才会觉得防御性学说缺乏吸引力。有着广泛的安全依附者的国家可能觉得，将用于解除武装的进攻性军事力量或威慑性、惩罚性的军事力量集中于对手（或对手们），而非将稀缺的军事能力分散在多个地方的徒劳的抵抗行动中，对于保护这类盟国是可取的。这类依附者，比如20世纪50年代北约范围内的欧洲国家，可能离保障者遥远，而与某个主要强敌邻近，并且过于弱小以至于无力对自身防御多有贡献。难以仅仅通过防御／抵拒手段来保障这类国家的安全。假如美国曾不得不使用常规的抵拒手段来保护战后欧洲，在欧洲或许将有比实际情形多得多的美国部队。必须抑阻（dissuade）苏联这个对手与美国的依附国开战。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时代，如果法国的东欧盟国要得到保护，这实属同样情形。
如果防御／抵拒手段被排除在外，如何实现抑阻？剩下的只有威慑和进攻。尽管美国在冷战中主要依靠威慑，但进攻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很多人对于只依赖威慑颇有微词，因为对手能够对我们可能发起的任何打击进行报复性惩罚。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难以做到，原因是：虽然一个国家对直接侵犯自己的对手施加惩罚的意愿不容置疑，但不那么可能令人信服的是，它愿意因为远方的依附国遭到进攻而惩罚同一对手，并因此给自身招致战火和苦痛。随着通过解除对手武装从而限制我们自身所受伤害的能力的上升，该承诺的可信度据说也在上升。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科林·格雷（Colin Gray）和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以不同程度的强调点出了这点。62这些考虑部分地解释了“大规模报复”的进攻性内涵。迄今，对于“并非看似不可行”、破坏力受限的第一次打击能力的心照不宣的需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美国核学说的进攻性。
威慑
8．广泛的安全依附者和强大的对手可促使某强国选择威慑性或进攻性学说。进攻性学说将是偏好所在，但该问题可观的涉及面和对手的能力使进攻性能力来之不易。对于该问题的涉及面，技术和地理常是关键的决定因素。在二战前，英国希望守住半个地球之外的属地。它缺乏在这种距离上投射强大力量的天然能力——尤其在保护本土免遭更邻近的对手威胁之余。即便它能够聚齐该能力并应对该距离，英国缺乏可将日本解除武装并令其一直赤手空拳的技术。如果国家面临这种状态，它们将接受——尽管它们未必拥护——威慑性学说。
最常发现自己处于该状态的政治有机体看来是历史上的大帝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英国人觉得不通过鏖战而通过空袭来管制阿拉伯部众是有利的。他们可能或是循规蹈矩，或是受到惩罚。63对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防务政策的细致考察显示了对于威慑的明显倾向。该时期的政治家常常使用该词汇。由于经济、工业和技术限制，所设想的实际操作更多是抵拒而非惩罚之类的。但是，抑阻是目标所在，而且人们看到了对于利用军事能力和潜在军事能力以抑制侵略的持续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对某种惩罚性行动的筹划仅仅停留在英国轰炸机司令部（Bomber Command）的轰炸平民学说上。
在9世纪的拜占庭帝国，C.W.C.奥曼（C.W.C.Oman）找到了威慑战略的一个例证：
一旦其军队（萨拉森人的军队）据报已经北上到达了卡帕多西亚，通过对其国土进行猛烈袭击，并将西利西亚和北叙利亚破坏殆尽，也可大有作为。这种毁灭性做法被经常采用；而且，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交界地带的居民来说，两支军队各自蹂躏对方土地而不试图自保的情景是再熟悉不过了。海上入侵是对陆上袭扰的补充。64
9．如前所述，受强敌威胁的小国常常诉诸威慑性学说。甚强和甚弱者之间在学说上的这种独特重合易于解释。在这两种情况下，能力的不足驱使各国选择了这类学说。倘若一国的能力满足不了其目标或需要，它可能利用其政治“意志”去影响天平。意志既是任何物质源泉的产物，也同样是一国政治团结的产物。因此，每当国家面临安全威胁，并且由于任务或自身贫困状况的严峻而缺乏资源时，我们可期待看到威慑性学说。
防御
我已强调，结盟是为了外交而强化感知性权力和为了战争而集聚真实权力的通行办法。不过，联盟的管理有其问题。拿破仑曾宣称，如果他不得不发动战争，他更愿意让它针对某个联盟。阿尔弗雷德·瓦格茨（Alfred Vagts）言道：“在所有类型的战争中，这是政治目标最可能排挤和压制战略目标的一类。而且，即便此非期待所在，其他的合作伙伴或伙伴们对此仍不无疑虑，将试图节约自身之力而牺牲盟国之力。”65
10．防御性学说，或者有着明显的防御性内涵的学说，会得到推行维持现状政策并准备以联盟方式作战的政治家们的偏好。这类学说给予了联盟中的国家更多时间去处理战争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如果发动攻势的成本看似高昂，该现象将尤其明显。一个看似矛盾的例子体现在1973年阿以战争中埃及的所作所为上。尽管埃及人发动了一场跨越苏伊士运河的成功攻势，但他们在过河后选择了一种待在其空中和反坦克防御圈身后的低风险战略。这样一来，他们让以色列难得地能够集中主要军力去对付叙利亚的危险攻势。埃及将战争成本转嫁给了叙利亚人。只是在叙利亚人暴跳如雷的抗议表明以色列将迅速获胜后，埃及才从其防御位置起身。当埃及最终发动攻击时，其攻势被粉碎了。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和法国犯有类似的“推诿责任”错误。在埃叙案例和英法案例中，发动攻势的成本都看似高昂。就1914年的强国而言，进攻的成本看似偏低。这解释了战争初期不那么谨慎的举动。
11．另一个限制可能削弱上述假设。尽管国家可能追求使其得以将一些防御成本转嫁给联盟伙伴的军事学说，但它们必须设法取悦这些当下或潜在的盟友以吸引之。66因此，同盟的追求者可能采用它们所期冀的盟友的学说。对于推诿责任目标和结盟目标，某个特定的军事学说可能无力同时企及。而且，若它确是如此，国家可能面临困难抉择。1973年，埃及似将其军事学说描述成了争取叙利亚在初始进攻中的协作的一个途径；在战争早期，它为了节约自身力量而改弦更张，最终在对西奈山口的以色列军队的失败攻势中回归了对叙利亚人更通融的战略。另外，借助防御性学说，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可吸引英国对某种终极战争行动的支持，并控制自身对它的付出。英国不想对德国有任何挑衅，而这对法国不是问题。
12．维护现状的国家通常会偏好防御性学说，倘若地理或技术使这类学说具有吸引力。与不维护现状的国家相比，它们更可能正确解读这类因素；而且由于其目标是维持权力，它们更可能在军事上利用之。
13．维护现状的国家可能偏好防御性学说，仅仅由于这些国家知道它们不可能首先开火。因为它们预料将首先遭到攻击，对它们来说，将军事努力用于探求如何去阻挡攻击是在情理之中。
假设——文官干预及其对整合和革新的影响
我已探讨了军事学说特征的一些起因。组织理论将外来干预看作整合和革新的一个关键来源，但也预言这种干预将十分困难。均势理论预言，不论是否困难，这种干预都将会发生，倘若此乃保卫国家之所需。如果均势理论成功预言的不仅是干预，还有它所产生的环境，那么该理论在相对于组织理论的可信性上会得分。因此，论述文官干预军事事务的原因是重要的。
1．有侵略意图的政治领导人会经常审视其军事力量，以判断它们是否准备就绪。希特勒对于其军事能力最为关注，并如我们将看到的，也是闪电战发展的首要推动者。这更多地是一种常识，而非均势理论导出的论点。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为寻衅滋事开了方便之门。相关目标的军事价值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寻衅滋事的动机。如果政治领导人出于扩张安全资源的目的而有侵略企图，那么可根据结构性约束来粗泛解释其干预。不然，我们必会用贪婪和“血腥心态”去解释。
无论文官决策者出于何因选择了侵略道路，军人们必须或者执行其首长的命令，或者辞职。战争前景可对军人的行为具有催化剂般的影响，其生命或职业生涯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险境。1939年底和1940年初，当希特勒决心对盟国发动攻势变得昭然若揭时，德国陆军的指挥官才迈出了通往闪电战学说的最后步伐。
2．如果出于政治目标而谋划侵略是文官干预军事事务的一个常见起因，另一个则是恐惧。这与均势理论相符。政治家们易因国际环境中的事态而担惊受怕。很多不同的事态都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安全。恰如国家通过军备竞赛或结盟而在物力上进行“制衡”，它们通过密切关注自身军事组织的学说、能力和备战状况而在质的意义上进行“制衡”。它们不是一直这样做，但一旦它们做了，恐惧是最常见的驱动力。
3．同样的恐惧会增进军事组织对外界批评的接受能力，还会壮大其内部有自省精神的成员的影响。但是，假如某个特定国家觉得自己有可能结盟，该论点的力度在多极体系中会被削弱。在威胁面前，文官对于追求盟友和评估自身军事态势可能是双管齐下。这或许会减少某个特定的军事组织面临的压力，以至于组织动力得以获胜。关于该问题，能够得出更多的具体论点。
4．面对着任何形式的安全问题，没有盟国的国家将趋于对其军事组织予以高度关注。政治上孤立的国家确是如此。以色列是一个当前的好例子：军事领导人退休后成为了重要的政治领导人，政治家们通常熟悉军事事务。在两极体系中，这种关注也是两极的特征。自冷战发生以来，与我们历史上的任何先前时期相比，美国领导人对于军事事务给予了更多关注。
由文官干预引发并由政治孤立推动的军事革新的例证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常备军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大众型军队的发展。回想一下大主教黎塞留（Richelieu）和文职的陆军大臣米歇尔·勒·泰利埃（Michel Le Tellier）在法国第一支全面职业化的常备军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什么将法国驱使到了这个方向上？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写道：“在古斯塔夫斯去世时，……黎塞留觉得自己面临着临时拼凑一支军队并亲自上战场的必要，倘若哈布斯堡的——西班牙人和奥地利人的——权力不能成为欧洲主宰的话。”67勒·泰利埃的儿子卢瓦尔（Louvois）侯爵完成了他父亲的工作，缔造了路易十四用来对几乎整个欧洲发动战争的那支军队。68
大革命法国的情形差不多。执政府共有六个主要对手；到1793年8月23日，危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公共安全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Safety）下令实施普遍征兵制，这在所有现代欧洲国家中是第一次。到次年夏天，法国陆军已有75万人服役，是蛮族入侵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武装力量。69该委员会不单是发明了大众型军队。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一个前职业军人，也是一个对军事组织和战术有着新思维的人，投身于大革命之中，法国军事革新的指南即出自其手。
尽管政治孤立为文官干预提供了另一个刺激，但即便有可能结盟的国家在面对新的或不断上升的威胁时也会体现文官干预的趋向。在1934—1940年英国的所作所为中，可找到最好的例子。德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带来的不仅是大规模防务支出的恢复，还有文官对军方计划的更多关注。尽管军事组织奉行进攻性学说，但文官通过干预推动了一项重大的防御性革新——该国一体性空防系统的发展，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此类系统（见第五章）。尽管皇家空军没有全心全意地拥护空防，但该组织对空防的支持随着战争风险的加大而上升。
5．一个国家记忆犹新的灾难是文官干预的重要推动因素，即便没有迫在眉睫的威胁在地平线上出没。（该论点和接下来的那些论点在组织层次上有其对应者。）如果威胁显而易见，该趋向会更加明显。最近的例子是，以色列的阿格兰纳特委员会（Agranat Commission）对导致1973年战争的所有事件以及该战争进行了非常透彻的检讨。尽管该委员会有两位前参谋长参与，但主席和其他两位成员都是文官。报告的主要部分依然是保密的，但它据知已引发了以色列武装力量的广泛改革。70
另一个例子可在普鲁士身上找到。在1806年10月7日和11月7日间，拿破仑·波拿巴彻底摧毁了腓特烈大帝的后继者的军队。在法国人占优的数量和战法前，这支“有国家的军队”遭到横扫。在这次灾难后，文武双方的改革者走到了前台。在战前，改革官僚体制或军队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战后，在军人格哈特·沙恩霍斯特（Gerhard Scharnhorst）和奥古斯特·格乃泽瑙（August Gneisenau）伯爵的领导下，一个改革军队的委员会被建立起来。反对的声音并非罕见，实际上只是靠着国王的直接干预才被压住，他将改革的反对者撤出了该委员会。71
6．造成某些文官干预的不是灾难，而是对特定的军事行动所预料的高昂成本。取得了胜利但代价甚大的战争可令一国大伤元气。即便在某种优势提供了某些限制损失能力的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文职决策者们对其核力量的关注更强于他们对军事力量曾有的关注。尽管美国可能在一场核冲突中“占上风”，但该游戏不可能划算。（这类行为的另一个例子见于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法国——见第六章。）
对军事灾难的体验或预计提供了技术可影响军事学说的一个关键途径。文官们尤其倾向于解释新技术，并将这种解释与军事学说结合起来，倘若该技术对于该国的生存构成了一些非常清晰和明确的威胁。该威胁可能是失败，或是有可能出现高昂的附带损失。除非技术的表现——通过验证或战时运用——足够鲜明或可怕，以至于动摇了文官对自身军事组织应对它的能力的信心，否则文官干预不可能出现。法国文官们对于一战的任何重演风险的态度，英国文官们对于落在伦敦的炸弹幽灵的态度，以及美国文官们对于核武器的态度，都是好例子。不过，即便在此，技术的影响也非决定性的。在法国案例中，技术被视为大体上一成不变的，是一种须被承认并应对的力量。在英国案例中，技术则被视作某种可变化的东西。
对于失败的单纯恐惧提供了文官干预的另一个动机。如果某个对手看起来令人特别难以忘怀，有着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潜能，文官们会对他们的军事工具予以相当关注。比如，促使英国文官干预皇家空军学说的是对于德国人“击倒性空中打击”的恐惧（见第五章）。
小结：均势理论的假设
进攻、防御和威慑
总体而言，该理论预测了进攻—防御—威慑维度上的异质性。
1．扩张性强国将偏好进攻性学说。
2．当战争看来会招致非常高昂的附带损失时，国家将偏好进攻性学说，因为进攻令该国得以将战争引至他处。
3．权力地位有利但正遭受侵蚀的国家将偏好进攻性学说。（进攻性学说是预防性战争的工具。）
4．面临几个对手的国家可能偏好进攻性学说。（还是那样，进攻性学说是预防性战争的工具。）
5．在类似意义上，地理上被包围的国家可能偏好进攻性学说。
6．没有盟国的国家将偏好进攻性学说，因为它们必须利用军事力量为外交服务，这是进攻性能力最适用的一个目标。
7．有着广泛的安全依附者的国家将偏好进攻性学说，因为它们为集中稀缺的军事资源提供了可能。
8．如果保持进攻或防御性学说不可行，有着广泛的安全依附者的国家将接受威慑性学说。威慑性学说是利用政治意志去影响军事平衡的一项工具。
9．在类似意义上，小国可能选择威慑性学说，因为其能力不足以支持任何其他类型的学说。
10．结盟而战的可能性可导致国家实行防御性学说，因为这类学说令这样的一种战争步调得以可行：结盟者凭借它可解决战争风险、成本和收益的分配问题。
11．准备结盟参战的国家还必须取悦未来的盟友。这减弱了论点10的力度。如果一国出于自身的特殊原因采纳了进攻性学说，其追求者可能觉得它必须顺应。但出于同样原因，如果被追求的国家采纳了防御性学说，对防御性学说的顺应不无可能。
12．维持现状的国家通常将偏好防御性学说，如果地理或技术使这类学说具有吸引力。
13．维持现状的国家可能偏好防御性学说，仅仅由于它们知道自己不可能首先开火。
整合和革新
1．有侵略企图的政治家将趋于干预其军事组织。
2．通常，任何加大对国家安全的感知性威胁的因素都是文官干预军事事务的起因，从而是整合和革新的可能起因。
3．当战争威胁加重时，军人自身趋于更顺从外来督促。
4．与安全环境更有利的国家相比，在政治上孤立或地理上被包围的国家中，文官趋于更频繁地干涉军事事务，而军人趋于更认真地应对战争。因此，整合和革新在这类国家中应该更加频繁。
5．最近的军事灾难可成为整合和革新的起因。
6．所预计的高昂战争成本可成为文官干预的起因。因为新技术（比如核武器）可明显左右对成本的预计，这是技术可对整合和革新施加影响的一个途径。
在看来更容易找到盟国的多极世界中，上述的所有可能起因都会被削弱。国家和政治家可能花费太多时间去追求盟友，从而没有足够时间去审察自己的战争机器。
总结
在本章中，我提供了对于组织理论和均势理论的简要考察；而且，对于什么导致军事学说在进攻—防御—威慑、革新—停滞和整合—分裂维度上的变化，我从这些理论中导出了假设。我将这些假设与关于技术、地理对军事学说的影响的若干论点结合了起来。这些论点中的多数符合所引入的两个理论中的此或彼。
如本章开头部分所述，这些是结构性的理论。它们适用于考察接下来的案例。这些理论将被结合起来运用，以解释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军事学说。由于这两个理论在某些案例中导出了关于学说的不无矛盾的假设，对这些军事学说的比较让我们得以考察并衡量每个理论的解释力。
就最宽泛的意义而言，根据组织理论，军事学说应该体现对于进攻、分裂和停滞的趋向。军事组织的性质及其与国家的政治决策者在职能上的分离表明了这点。均势理论预言了随国家处境而定的多少有些不同的结果。总体而言，令国家的文职领导人更加担心的任何事情应会刺激政治—军事整合和作战方式的革新。文官对进攻、防御或威慑的偏好将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最后，如果这里引入的两个理论终究具有某些合理性，我们应会发现，技术和地理极少具有自主的决定性，尽管它们对于学说常应具重要影响。
在什么条件下，组织理论将具有最大的解释力？在什么条件下，国际环境将具有最大的影响？在国际环境相对平静的时期，我们应会料到组织因素将具有高度的决定性。在遭遇威胁的时期，我们应会看到学说对于国际体系的更多适应——整合应更为明显，革新更为可能。在各国之间，学说应会体现更多的异质性。但即便在这种情形下，所有事情都不会必然顺当。多极结构——尽管它们对学说施加了重要影响——可能令决策者如此迷惑，以至于使组织性的决定因素再次成为主导。结局会是灾难性的。
注释
1．当然，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对现实主义视角提出了最全面的阐释：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 Alfred Knopf, 1978)。
2．Waltz, Theory, pp.79—81.
3．强调结构概念的组织理论家包括：Chester Ⅰ.Bernard, 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James March and Herbert Simon, Organizations(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8); James D.Thompson, Organizations in Action(New York: McGraw-hill, 1967)。该概念在马克斯·韦伯的著述中时常出现，尽管那些较短文章的译文对它的解释是差劲的。参见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ed., and intro.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159—179。关于对结构与权力的一个非常有益且具启发性的讨论，参见Arthur L.Stinchcombe,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尤其是Chapter 4,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Power Phenomena”。
4．Stinchcombe,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pp.16—17.倘若该尝试有某种正式的方法论基础，该基础是亚瑟·斯廷奇康比提供的。Waltz, Theory, pp.13—17; and Alexander George,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The Method of 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 in Diplomacy: New Approache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olicy, ed.Paul Gordon Lauren(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pp.43—68.在该尝试中，这三位理论家无疑都发现了某些可争论之处。但是，我已将他们设立的严格标准用作我自己著作的路标。我会第一个承认该著作没有完全达到这些标准。信息和时间的有限、历史中的无常以及我自身兴趣的特点共同使得这是一个对相关理论的欠完美验证。但在我看来，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领域的文献中，这是能够找到的一个最接近对这两个理论的竞争性验证的东西。
5．Stinchcombe,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p.25.
6．Ibid.
7．Graham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8．Richard Smoke,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8, ed. Fred Greenstein and Nelson Polsby(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5), p.311; “The Colloquium: Exploring Ideas,” Tech Talk(News Offic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4:37(May 28, 1980): 6—7.
9．Nicholas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42), pp.98—113.
10．Jervis, “Cooperation”; George Quester, 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New York: John Wiley, 1977), p.11.
11．在强调目标的重要性的组织理论家中，切斯特·伯纳德（Chester Bernard）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另参见Thompson, Organizations。
12．Herbert Simon, “Rationality and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Making,” in Models of Man, Social and Rational(New York: John Wiley, 1957), pp.196—206.
13．Thompson, Organizations, pp.29—39.
14．March and Simon, Organizations, pp.169—171; Richard Cyert and James March,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3), pp.101—113; and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p.68.
15．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p.83.
16．斯廷奇康比的体制化观念（Stinchcombe,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p.109）源自Selznick, Leadership, pp.130—142。
17．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p.81.
18．Samuel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2nd ed.(London: Penguin, 1975), p.6.
19．Thompson, Organizations, pp.19—21, 74—75; Selznick, Leadership, pp.119—133.
20．Thompson, Organizations, pp.14—24.
21．Alfred Vagts, A History of Militarism, Civilian and Military(New York: Fress Press, 1959), esp.pp.13—15.
22．From Max Weber, pp.233—235.
23．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p.23.
24．Richard K.Betts, Soldiers, Statesmen, and Cold War Crise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5—15.
25．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p.84.
26．Ibid.
27．关于渐进性变化以及表明它将成为常态的讨论，参见March and Simon, Organizations, pp.169—171; Anthony Downs, Inside Bureauracy(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pp.167—174; John Steinbruner, The Cybernetic Theory of Decis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71—86; Charles Lindblom and David Braybrooke, A Strategy of Decision(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 V.A.Thompson, “Bureaucracy and Innovative Action,” in Bureaucracy and the Modern World(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6); Martin Landau, “On the Concept of a Self-Correcting Organiz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3(November/December 1973): 533—537; Aaron Wildavsky, “The Self-Evaluating Organiz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2(September/October 1972):509—520。
28．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p.85; Crozier,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p.196; Cyert and March, Behavioral Theory, pp.278—279; Downs, Inside Bureaucracy, pp.191—193, 208.
29．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p.85; Downs, Inside Bureaucracy, p.200; Albert O.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30．Downs, Inside Bureaucracy, pp.198—199, 274.
31．关于美国海军在该问题上的观点，参见U.S.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Hearings 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propriations for Fiscal Year 1980(Washington, D.C.: GPO, 1979), p.841; and U.S.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Hearings 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propriations for Fiscal Year 1980(Washington, D.C.: GPO, 1979), p.557。
32．Norman Dixon, On the Psychology of Military Incompetence(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pp.71—79.
33．Norman Stone, 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New York: Scribner’s 1975), pp.44—69.
34．Dixon, Psychology, p.96.
35．“Lehman Seeks Superiority,”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5(1982): 547—548.
36．Clausewitz, On War, p.87.
37．Ibid., p.606.
38．Ibid., p.608.
39．Ibid.
40．Russell F.Weigley, “Military Strategy and Civilian Leadership,” in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ed. Klaus Knorr(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6), pp.38—39.
41．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42．Ibid., p.42.关于类似的看法，参见William Graham Sumner, “War,” and Robert E.Park, “The Social Function of War,” in War, ed. Leon Bramson and George W.Goethals(New York: Basic Books, 1964), pp.205—244。
43．Bernard Brodie, “Technological Change, Strategic Doctrine, and Political Outcomes,” in Historical Dimensions, ed. Knorr, p.299.
44．Brodie, “Technological Change,” p.300; and Edward Katzenbach, “The Horse Ca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Study in Policy Response,” in American Defense Policy, ed. Richard Head and Erwin Rokke(Baltimore: Johns Hopkins, 1973).
45．Katzenbach, “The Horse Cavalry,” p.406.
46．比如，参见Brodie, “Technological Change,” pp.288—292; Michael Howard, War in European History(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01—106; Katzenbach, “Horse Cavalry,” pp.408, 412—414; McElwee, Art of War, pp.307—327。
47．Bernard Brodie and Fawn Brodie, From Crossbow to H-Bomb(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50.
48．J.F.C.Fuller, The Conduct of War, 1789—1961(London: Methuen, 1961), pp.104—105.
49．Brodie, “Technological Change,” p.284.
50．Katzenbach, “Horse Cavalry,” pp.411—414.
51．Jervis, “Cooperation.”在其早期著述中，肯尼思·华尔兹将此称为“第三镜像”。在其近来的著述中，他更细致地探讨了体系的影响。华尔兹将特定国家的特质置于一边，关注国际环境对所有国家的影响，形成了他所谓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这是对均势理论的一种规范化。参见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nd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2．根据对1700年以来所有战争的考察，澳大利亚经济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认为，尽管战争的根源可见于各种各样的具体争端，但它们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相对权力的争端。它们在行使暴力的相对能力模糊不清时发生。“战争通常在两国对它们的相对力量认知不一时来临，而且战争通常在交战国对它们的相对力量认知一致时停止。”在某种程度上，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度量争端各方的力量。令人遗憾的是，布莱尼未将意志问题纳入其考察中。
意志对于现代威慑理论的论点至关重要。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或许是二战后最著名的文职“战略家”。在其著作中，外交和（作为逻辑的延伸）战争被视作围绕冒险、惩罚和痛苦的竞争。谢林将与战争有关的暴力和无趣本身强调为涉及国家间争端解决的重大因素。以往，军事能力的该方面没有得到应有关注，因为向对手施加痛苦时常取决于首先击败其军事力量。鉴于核武器的发明，以及它们颇为突出的不首先摧毁军事力量即可摧毁国家价值的能力，一些文职学者迅速认识到，当代战争对意志的考验将不低于对技术的考验。制造纯粹暴力的技术能力已经减少了军人艺术的重要性。在国家间的争端中，文官对于战略将更有发言权；战略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军事力量能如何作为，还有国家会如何付出。谢林总结了核武器的影响，还抓住了体现于常规战争的军事战略的潜在方面，他指出：“军事战略再也不能像某些时代的某些国家所能认识的那样，被视作谋求军事胜利的科学。如今它同样是强制的艺术，是威胁和威慑的艺术，即便不是更甚。战争的工具更多地是惩罚性而非攫取性的。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军事战略已经成为暴力性外交。”因此，战争的另一个功能是度量相对意志。如同对于权力，有助于解读特定争端背景下的相对意志的任何东西都有助于避免诉诸战争。Geoffrey Blainey, The Causes of War（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p.246.另参见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and Arms and Influence, p.34。
53．John M.Sherwig, Guineas and Gunpowder(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97.
54．Vagts, Defense and Diplomacy, p.232.
55．Barry M.Blenchman and Stephen S.Kaplan, Force without War(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8), p.ix.
56．对于大国众多或大国寥寥的体系是否会带来稳定，学者看法不一。一些分析家认为，有多个大国的体系使得任何两国都难以将其精力集中在对方身上。很多潜在敌人的存在会减弱发生激烈对抗的风险。同时，很多潜在盟国的存在会减弱发生激烈对抗的风险。两极体系被视作是糟糕的，因为它们带来了高度的相互关注和敌对。两个超级大国彼此间会变得魂牵梦绕。比如，参见Karl W.Deutsch and J.David Singer, “Multipolarity, and the Futu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ed. James N.Rosenau(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pp.315—324, 325—335。关于两极促进稳定的论点，参见Waltz, Theory, ch.8。
57．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86, 92; John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ch.2, sec.2; and Morgenthau, Politics, pp.215—218.
58．Gilpin, War and Change, p.51.
59．Waltz, Theory, pp.127—128.
60．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p.29.
61．Handel, Israel’s Political-Military Doctrine, p.66.
62．Colin Gray, “Victory is Possible,” Foreign Policy 39(Summer 1980): 14—27; Herman Kahn, On Thermonuclear War(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pp.523—550; Glenn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79—84, 148.
63．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p.13.
64．C.W.C.Oman,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3), p.42.
65．Vagts, Defense and Diplomacy, p.465.
66．Waltz, Theory, p.165.
67．Howard, War in European History, pp.62—63.
68．Lynn Montross, War through the Ages(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0), pp.318—319.
69．Montross, War, pp.452—455.
70．关于对该报告的概述，参见Avi Shlaim, “Failure i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The Case of the Yom Kippur War,” World Politics 28:3(April 1976): 348—380。
71．William O.Shanahan, Prussia’s Military Reforms, 1786—1813(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p.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