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英国
第五章 英国
在进入二战时，英国的军事学说是防御性和革新性的，而且与其大战略的政治内容整合良好。直至二战爆发前的两年，该学说才以该面目出现。此前，尽管该学说是防御性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革新性的，但它对于英国的政治目标贡献甚微。
本着在其精英看来捉襟见肘的经济和军事资源，英国试图保护其全球性帝国和在欧洲的利益。由于该弱点，英国领导人预料一场新的战争将摧毁帝国，即便英国本土得以生存。要挽救该帝国，他们必须让潜在的侵略者打消进攻念头。凭着英国所掌握的军事能力，这种抑阻是难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这样，英国人最终决定依靠下述威胁带来的抑阻效应：去打他们传统的依托工业动员和海上封锁的消耗战——尽管明显不过的事实是，整个大英帝国都无力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资源总和相匹敌。强大的防御性海空力量将保护本土工业和帝国的海上通道免遭突然袭击。帝国的资源将以此为屏障而得以动员。最后，潜在的侵略者不可能无视该可能：如同过去所做的那样，英国在未来将寻找并找到强大的盟国。指望大陆盟国在所预见的残酷地面战争中担负主要责任是英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20世纪30年代，该抑阻性战略大概是英国所能下的最佳赌注，至少就保全帝国的目标而言。但是，守护帝国的困难助长了对避免战争的强调，这反过来助长了绥靖政策。英国日益牺牲的既有威胁要发动消耗战的可信性，也有在该战争到来时对付敌人时有用的资源。到1939年秋，德国已经夺取了太多资源，也目睹了英国的太多让步，以至于没有被英国的威胁轻易吓倒。最终，维持英帝国的尝试使英国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多数时间中，英国军事学说与该大战略的整合甚糟。第一，英国海军力量依然不足以保护通往太平洋的海路，更不足以保护太平洋上的属地和自治领。英国对其海军规模的设定是为了与世界上的最大舰队——美国海军——平起平坐。尽管这或许可以维护英国的威望，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标准。当重整军备于1934年开始时，尼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警告说，这个国家完全无力维持一支能够同时对德国和日本作战的海军，更不用说同时对付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了。1这样一支海军未被建立，但战时向太平洋派遣一支舰队的任务一直未变。随着来自欧洲的威胁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升，只有在心照不宣地漠视太平洋地区利益的情况下，英国才有足够的资源应对它们。可是，一些损失已经造成了。加强新加坡的防御并在太平洋海军力量上装点门面的举措，从20年代和30年代单薄的防务预算中吞噬了稀缺的军事资源。这些资源本可加强英国在欧洲和地中海的影响。1941年，在太平洋上的幻想毁掉了战列舰“反击”号和“威尔士亲王”号，这是一项徒劳政策的最后徒劳之举。
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的军事学说有着两个本质上的不足。一个问题到1940年已大致解决，另一个则没有。第一，从20年代到30年代，英国皇家空军被听任去奉行一项进攻性学说，而它不仅不可行，也不符合该国的总体大战略。该学说或者需要英国人发动冒险的率先攻击（某个从未被大声疾呼过的事情），或者意味着这样的高风险：英国可能由于敌人压倒性的率先空袭而在战争中出局。这两种可能都不符合英国大战略中关于更多的总体防御和持久战的假设。最终，英国领导层厌烦了皇家空军的进攻性轰炸学说，并为了改变它至少是临时地进行了干预。
1934年，不同的政府官员和皇家空军内的一些“叛逆分子”开始携手改变轰炸机将一直畅行无阻的信条。该联盟克服了皇家空军首长的强烈抵制，规划、资助并建立了空防系统的主体部分，它在1940年对英国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是，大规模生产无比重要的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主要动因在1938年才出现。空防的早先发展，以及对战斗机生产的最终推动，是文官干预皇家空军学说的结果。随着战争看来越来越近，英国的文职领导层对英国的军事能力变得更加关注。他们审查了军事顾问的主张，认为它们存在缺陷。1937年末，皇家空军只得承认它不知道如何去轰炸德国。战斗机司令部的建立是头等重要的作战革新。在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战略的整合问题上，该革新也许是最具根本意义的因素。
英国的第二个错误是，对于保持对欧洲大陆的干预能力投入甚少。2直到1939年，陆军连保持欧洲作战所需的最基本能力都得不到批准。皇家空军和陆军针对大陆陆上战争的合作也少得可怜。英国和法国的陆军未被允许去保持或加强一战中的联合作战惯例和机制。我们已经看到了该疏忽的一些后果（第三章）。该决定大体符合英国总体的持久战战略，也符合它将战争成本转嫁给盟国的愿望。大陆干预能力的缺失带来了两个问题。首先，不能防止最可能的敌人德国向东方扩张。这样的扩张可规避英国的持久战和封锁战略（最终确实如此）。德国进行持久战所需的很多资源可从东欧夺取，而英国和（我们已看到的）法国都没有为保护这些资源而有任何举动。英国决策者对该问题只有偶尔会承认，它也许是波兰在1939年获得保证的原因之一。
地面干预能力的缺乏还会加剧英国的空防问题。英国无法保证低地国家的安全。但是，如果它们丧于德国之手，通往英国的海空路线将明显缩短。该风险曾被偶尔触及，但它不是英国人头脑中的决定性因素。甚至，它看来也不是1939年英国最终向大陆派遣远征军的决定性因素。
如何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军事学说的演变？本章的余下部分将表明，英国军事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均势考虑的驱动，并且受到了一战中对军事技术的体验和英国天然的地理防御优势的影响。组织理论有助于解释英国军事学说与大战略的政治内容在早期的分裂。在一战后初期，英国是相对安全的，英国的军事组织也有条件去追求它们所要求的任何狭隘学说。英国的文官可避免就防务问题作出困难的决定，包括关于英帝国在军事上的生存能力的决定。随着国际政治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中的日益紧张，形势促使英国的决策者对军事组织予以更密切的监管，并在晚些时候缩小了英国军事目标的范围。
防御和抑阻
技术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中，英国的文职决策者深受一战时的经验教训的影响。突出的有两点。第一，工业强国之间的战争带来的普遍杀戮会造成重大灾难。如同法国人一样，英国人对于一战中地面战争造成的损失也感到触目惊心。75万英国男人丧生，约占全英45岁以下男子的9%。150万人伤亡或遭受毒气之害。英国领导人极力要避免欧陆之上的任何这类屠杀再次上演。3首相戴维·劳合·乔治在1917年末对战争的态度反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决策层中蔓延的态度：
在昨晚招待从前线返回的菲律普·吉布斯的晚宴上，关于西线战争的真实情形，我从他那听到了我所听到的最令人难忘和感触的叙述。即便某位听众是铁石心肠的政治家和记者，也会深深动容。如果大众真正地了解情况，战争明天就会结束，只是他们当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记者们不会写，审查制度也不会透露真相。……情况之恐怖非人性所能承受，我觉得我不能将这一血腥之举继续下去，我宁愿辞职。4
民众终会看到一战的本质及其代价。英国领导人也会将战争铭刻在自己的记忆中。精英和大众的恐惧感共同促成了对于和平的普遍追求。而且，如果战争再次发生，政治家和大众在情感上都会主张，英国不要将临时组建的大众军队投向陆战战场。其目标将是：去打一场更为传统的利用海权、工业和商业力量以及盟国的英国式战役。5尼维尔·张伯伦在1936年宣布：“我绝不认为，如果下一场战争发生，它会像上一场战争那样。我认为我们的资源将在空中和海上得到更划算的利用，而不是用于建立庞大的陆军。”6
影响英国战略思维的第二点是预想中的战略轰炸带来的恐怖。英国在慕尼黑的可耻行径常被归咎于该恐惧。7这种担心部分地源于一战末期对轰炸的直接体验，也部分地源于皇家空军出于自身利益而对这些体验的系统误读。8不论来自一战的这些教训正确与否，它们对英国文官的思维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一战期间，德国人对伦敦设法投掷了300吨炸弹，造成了4820人伤亡，其中1413人死亡。这些袭击在伦敦引发了一系列的恐慌。政府被迫将战斗机从前线调来以加强英国的防御。作为这些袭击的一个直接结果，皇家空军在战后以一支独立军种的面目而出现。英国领导人希望避免重蹈覆辙。
1921年，皇家空军受命对一战中的空袭进行了研究。到1923年，该研究已推出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结果。9结论是，1923年的法国空军可让伦敦很快变得无法存身。每吨炸弹将造成50人的伤亡，其中三分之一是死亡。到1925年，法国空军被认为拥有每天投掷100吨炸弹的“恒态”能力。这些数字的得出是不科学的。10但是，每吨炸弹50人的伤亡率成为了未来17年中所有规划意图背后的公认数字，还被塞进了后来对德国不断上升的实力的讨论之中。这些数字其实过于悲观。在不列颠之战的高峰期，规模更大和更现代的德国空军每天能够投掷150吨炸弹。11每吨炸弹造成的英国人伤亡数为将近7人而非50人。12
概言之，一战中对战略轰炸的体验和皇家空军从该体验中吸取的看似客观的专业教训，共同塑造了英国领导人对未来战争中轰炸的巨大恐惧。直至1939年，“击倒性打击”观念都颇受重视。
对轰炸的恐惧增加了上述对于战争的普遍担忧。这两种恐惧在逻辑上多少是相互排斥的。前者所想的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迅速的决定性空袭，后者所想的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长期消耗战。这两种恐惧之间的矛盾从未被解决，它们不过是合起来造就了对于避免另一场战争的强烈期望。如果该战争发生，英国将试图按照可最大限度降低自身代价的方法去打仗。多年来，这两个目标助长了放纵皇家空军战略轰炸幻想的意愿。英国力图保持一种将吓阻他国发动战争的轰炸能力——一种威慑战略。同时，英国人将保持一支能力十足的力量，以迅速赢得与未来对手的任何进攻性交锋——如果倡导轰炸者是对的。如果倡导轰炸者的更为极端的预言被证明有误，如果“击倒性打击”不可实现，战略轰炸至少可给英国人提供一种攻击对手的手段，而不必诉诸一战时期令人恐惧而且伤亡重大的地面作战。轰炸将成为对英国传统的封锁战略的补充。在形势所迫之下，这些想法最终都消失了。
全球性力量分布：约束和刺激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国家安全问题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面临着不值一提的威胁。德国被解除了武装，意大利和日本也比较安静。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协定限制了可威胁英国的那些海军的规模。主导英国防务政策的是“十年准则”（1919年8月15日），一个出于预算目的而奉行的猜想，大意是英国在未来10年中不会遭遇战争。该猜想不断得到滚动性的认可，并维持至1932年。英国的对外政策关注的是各种裁军方案、国际联盟和《洛迦诺公约》之类的条约，所有这些都旨在实现欧洲的普遍和平。
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开始变得具有潜在的敌意。英国的传统安全问题再次出现，同样再现的是它应对该问题的传统方式。该问题和该解决方案在本质上是体系性的，最重要的是受到了某种约束。英国的全球利益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利益相冲突。在可以获得的利益中，英国拥有最多，其他那些国家要求获得属于英国的利益。由于英国的利益遍布世界，其对手——其总体实力超过了它自己——也遍布世界。与威胁这些利益的对手的能力相比，英国的义务和利益超出了其能力。英国面临着力量上的某种失衡。
以前，英国通过两种途径去应对这种力量的失衡。第一，它试图与某些潜在的对手达成“适当协议”。在20世纪初，它与俄国、法国和日本都达成了适当协议，以照顾自己的帝国资产。这使它可放心地专注于最大的威胁即德国。俄国和法国也将德国看成主要对手，这极大地推动了协约国集团的形成。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不会如此幸运。尽管意大利在一开始是德国的对手，但它们共同的反法和反英立场推动了独裁者达成谅解。日本对德国或意大利没有可担心的。英国无法与其潜在对手达成共识，尽管它在30年代中可能一直在努力。
结盟是英国传统上用来应对力量失衡的第二种途径，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困难环境中被赋予了更多意义。在欧洲的和国际的政治体系中，还有其他强国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有所畏惧。法国是特别醒目的一个候选人。美国在太平洋上或会最终施以援手，尽管孤立主义政策主导着其外交方式。直至20世纪30年代末，甚至意大利也被视作一个候选的盟友。与苏联——它有着遭英国人蔑视的社会制度和军队——也在接触，尽管是懒洋洋的，没有多少热情。
随着各种威胁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的出现，英国重拾了传统战略。在1936年3月对保守党议员对外事务委员会所作的表态中，温斯顿·丘吉尔对此作了简洁概括：
四百年来，英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对抗大陆上最强大、最具侵略性和最具统治力的强权，尤其是防止低地国家落入这样的强权手中。……与更强者合作并分享其征服果实易如反掌，而且必定也很诱人。但是，我们一直选择了更困难的路线，与力量相对逊色的强国合作，把它们联合起来，从而击垮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强人，不论他是何人，不论他领导的是哪个国家。这样，我们维护了欧洲的自由，保护了其悠久的并具有多样性的社会的成长，并且在四次严酷的斗争后凭着不断提高的声望、不断扩大的帝国，以及低地国家独立地位的保障而傲然于世。13
可以谅解丘吉尔先生只谈到了该政策的高尚内涵——反抗不断扩张的霸权。对于英国的制衡行为的本质，他没有多说。
尽管英国是典型的制衡者，但它直至1914年也是一个“推诿责任者”。英国经常设法将很大部分的制衡成本转嫁给其大陆盟国。在1914年前，就人力成本而言这是千真万确的，英国很少向大陆投入大量陆军，更愿意对盟国的陆军提供财政资助。同时，留在国内的英国人力可被划算地用在支援大陆盟国军队所必需的产业建设上。大陆上的大量人力不仅从民用经济中被抽离出来，它们还少则消耗了这些经济体，多则将其毁于一旦。英国的领土、贸易和工业则可得到海峡和舰队的保护。英国得以采取这种有利的防御，是由于大陆上面临威胁的国家更经常地趋于制衡而非顺从对手，也是由于天然的防御优势使它有时间去组建庞大的联盟，并凭之去进行战争。
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政治家和军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力量的失衡。14如影随形的两个方面，即能力的不足和麻烦在世界各地间扩散的趋势，将主导英国的政策。文官高层在1934年对英国重整军备的第一次讨论受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的困扰：英国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来防卫整个帝国？151936年，在阿比西尼亚危机后，海军首长（the First Sea Lord）恩利·查特菲尔德（Ernle Chatfield）爵士评论说，帝国正变得“七零八落、四分五裂和颇为脆弱。甚至，可以讨论它是否在战略上是可防御的”16。张伯伦在1937年支持对意大利采取绥靖，源于他认为英国缺乏多线作战资源。无论是他还是总参谋长都不怀疑英国有能力击败意大利。可是，集中力量对付意大利将削弱其他的关键利益地带，招致英国的其他对手的攻击。无论张伯伦还是总参谋长都不相信英国能够应对由此而来的全球战争。17由于帝国在地理上的辽阔，不可能用“德国式”方案来解决该问题——将力量从受到威胁的一条防线迅速转移到另一防线。陆海军内部的担忧为绥靖政策提供了持续的支持。
1938年2月，防务协调大臣托马斯·英斯基普宣布说：
不可能混淆的清楚事实是：在和平时期，在三个不同战区针对三大强国为英帝国的防御提供妥当安排，这超出了这个国家的能力。……在和平时期，采取有人向我们建言的在当前形势下谨慎而又实有必要之举，对我们来说——如我所确信的——是不堪重负的。所以，对于减少我们的义务规模和我们的潜在敌人数量的重要性，我要再次着重地复述我已表达的观点。18
概言之，在英国的文职和军方决策者的内部，有一个大致的共识：英国缺乏进行全球战争的资源，某一地区的战争将明显削弱英国在其他地区的力量，从而招致其他对手的“预防性”攻击。所采取的解决之道是减少义务和减少敌人，但不出让帝国的任何部分。减少敌人的尝试造就了绥靖政策。对义务的削减是心照不宣的，而且在这场游戏中姗姗来迟。
威慑
我在第二章中强调，均势理论表明，处于上述地位的国家将在它们能够采用进攻性学说时偏好它，在它们做不到时则偏好威慑性学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代，英国短暂地考虑过进攻性学说，希望在未来战争之初将意大利击倒。在20世纪30年代的多数时间中，英国探求的是威慑战略。它未能如愿以偿，部分地由于缺乏对学说的创造性思维，也部分地由于对作为一种战略的威慑的认识非常粗浅。真正的威慑战略试图凭借将对某个对手施加惩罚的可信承诺，来抑阻它发动战争。因此，它离不开让对手信服某国意志的政治行动，也离不开看来颇有能力消灭对手重要目标——惩罚性行动——的军事实力。英国人从未按此方式对威慑作清晰勾画，尽管他们在提到其战略时使用了该词汇。
英国对威慑战略的追求受促于这样一种恐惧：在任何地点发生的战争都意味着在每个地点的战争。如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所说，也如当时的很多英国政治家所称，英国对于和平有着压倒一切的兴趣。19因此，英国进行军事筹备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和平，而不是赢得战争的胜利。其实，对于在未来战争中如何获得胜利，概念是相当模糊的。大体的猜想是，英国将设法实施传统的结盟意义上的消耗战，并从中胜出。英国的威慑战略旨在让潜在的敌人相信这是必然之举，从而令其不会进犯。英国力求拥有可使自己打这种战争——当该时刻到来时——的军事作战能力。
英国的“威慑”战略有三大要点。第一，英国希望运用帝国及其所传达的强权形象去保护该帝国。英国人试图保持他们的“威望”和“不可战胜的声名”。20不无讽刺的是，英国人的威望恰恰取决于这个他们为了保护它而去寻求威望的帝国。该帝国作为英国财富之源进而作为其持久战能力之源的名声也被纳入了威慑之举中。211938年，英国62%的出口和55%的进口是以英联邦和英镑区国家为对象。22据认为，英国拥有所有这些财富的形象可增强潜在对手对英国实力的感知。
第二，帝国意义上的富强形象密切地关系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威慑政策的一个远为重要和明确的主题：英国的经济健康是防务的“第四臂膀”的观念。1937年12月，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将该立场强调为内阁所设想的未来防务计划的一部分。眼前的重整军备计划必须适应作为其依托的经济能力。英国总体上是依赖于进口的，而且进口物资在现代武器制造中的作用极大。因此，高昂的军备开支也许易于打破贸易平衡和破坏英国的信用状况。英国不能指望用“击倒性打击”去赢得与某个主要强国的战争，它必须“考虑一场持久战”。德国尤其可能以发起“击倒性打击”来启动未来的任何战争，因为它不具有“进行持久战的良好条件，但海上强国在这种战争中则像以前那样有可能占优”。23
所以，我们必须让潜在的敌人面对持久战的风险，这是它们无法面对的。如果我们要在这样的战争中成为胜者，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在参战时拥有足以使我们最充分地利用海外资源和承受压力的经济力量……从切实的角度看，保持我国的经济稳定或将被更准确地描述为我国防务力量的一个必要组成，一个可被恰当地视作防务的“第四臂膀”的组成。24
在看起来更概括但直接涉及英国经济的健康表现的言论中，英斯基普继而强调：
没有什么比我国的稳定，以及这个国家不时表现出的在没有激烈变化和不损害自身内在力量的情况下克服困难的能力，更会有效地威慑潜在的侵略者。该名声有利于我们，它可让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抵抗能力有某种评估，它要远比我们在战争发生时拥有的军人、飞机和部队的数量本身所预示的更可畏。但是，如果其他国家在我们身上察觉到了紧张迹象，这种威慑会立即丧失。25
首相尼维尔·张伯伦和财政大臣约翰·西蒙（John Simon）爵士都认同英斯基普的观点。26尽管难免将这些关注看成软弱的绥靖分子为防务开支不足的罪过所找的空洞理由，但他们的论点有很多需要认真看待的地方。我们经常忘记的是，英国人为了进行一战将大部分的对外投资都变卖了，他们为了向战争提供资金而大笔借贷于美国；而且，由于英国拖欠先前的贷款，1934年的美国约翰逊法案拒绝它在将来进入美国资本市场。271939年5月，英国财政部明确认为，英国从事持久战的条件比不上1914年。28假如美国不在1940年底出手相救，英国人或许不得不减少他们的战争措施。29所以，对于英国人将当前军事准备的抑阻和防御价值与经济明显保持健康的价值相平衡，不应嗤之以鼻。不过，人们可以批评说，在希特勒已长期表明他只担心并看重军事力量的情况下，英国领导人过高强调了英国经济健康的外部政治影响。30
英国的决策者认为，国家经济健康的表象可提升英国在军事动员潜力方面的形象，而该形象有助于“威慑”侵略者。所以，他们支持一个不会对该健康形象有不当影响的军备方案。同时，英斯基普细心地指出，英国的持久战潜力若要作为威慑力量发挥作用，必须让敌对的大国相信英国有能力安然应对所发起的“击倒性打击”。这样的军事能力是英国威慑战略的第三个组成部分。重要的是要让英国“看起来强大”，否则它“在保持和平方面的重要影响”会受损害。英斯基普强调，内阁必须在经济稳定和军事准备之间达成某种平衡。31
英国的决策者在“威慑”意义上谈论军事准备。必须再次强调，他们对该词汇的使用常常模糊不清。如前所述，英斯基普认为，英国保持“稳定”的形象是一个重大威慑。英国还希望塑造军事上强大的形象。1934年，当重整军备计划启动时，出现了这样一场争论：皇家空军是否应该力求拥有强大的“一线”空中力量，但不拥有维系激烈战事所需的储备；还是拥有较少的“一线”资源，但以支撑持久战事所需的储备为依托？内阁选择了前一政策，买下了所谓“门面装饰”。强大的一线力量被认为可以“在潜在敌人的内心中培养出尊重感”32。
“威慑”一词和该政策常常牵扯到皇家空军，尤其是——但不完全是——它的轰炸机力量。著名的鲍德温主义（Baldwinism），即“轰炸机将一直畅行”，是比较宽泛的一系列观念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这样一个观念：只有保持一支可作为对任何攻击的回应而迅速有效地摧毁对手有价值目标的轰炸机力量，英国才可在这种局面下安然无恙。33这里，我们看到了现代威慑战略中的一些惩罚性内容。
但是，对于“反价值”（counter-value）惩罚的强调并非信条。航空国务大臣菲律普·斯温顿（Philip Swinton）勋爵将威慑说成英国赢得未来空战的总体能力的产物：“除非我们满意地看到，我们的地面防御足以与敌人的相媲美，否则我们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威慑，我们也不可能假装我们可与敌方力量平起平坐。”34张伯伦也多少未加区分地谈到了威慑性的军事力量，他支持拥有“一支威慑力量，它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令来犯的成算太有疑问从而无甚价值”35。政府也曾打算要求各军种就陆空力量的威慑价值进行成本—效益分析。36
简言之，英国的威慑性学说不是主要依赖于惩罚性的军事行动。只是在空军方面，在文官对一战的记忆和空军参谋部的相关“教训”的刺激下，英国人确实考虑过要依靠一种真正的威慑战略。他们将抑阻作为一个目标来追求，但不认为纯粹的惩罚性军事手段也许是解决全球范围内安全问题的最佳出路。
为了威慑敌人，英国不得不依赖这样一种威胁：要利用它最终可动员的帝国资源去设法击败它们。为了让其对手相信英国会动员这些资源，还需要让这些对手相信它有能力化解击倒性打击。结果，这促使英国人奉行抵拒性或防御性军事学说。37简言之，英国的决策者希望，可安然承受所发起的击倒性打击的确凿能力、经济上有潜力应对帝国范围内的持久消耗战的形象，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外表，将令英国的敌人相信，它能够而且将会在遭袭时迫使敌人面对漫长而痛苦的战争。不妨试想，封锁将成为主要的军事手段，战略轰炸则是可能的辅助——假如皇家空军的预言成真的话。
在重整军备时期的多数时间中，只有空军被允许考虑某种规模的进攻性作战。随着战争威胁的逐渐显现，即便空军的进攻能力也由于对防御能力的支持而被削弱了。而且，总参谋长在该时期的多数时间中都认为，如果三个关键地带中的任何一个发生战争，英国都应该打一场防御性战争。尽管进攻行动或可打倒某一个敌人，但它也有造成重大损失之虞。这样的损失会削弱英国通过“威慑”防止战争在其他地区发生的能力。38
英国只短暂地考虑过“进攻”，即第二章所预言的解除武装战略。1939年春，用最少的力量来钳制两个对手、同时“对第三者施以毁灭性打击”的想法被临时采纳。39这个牺牲品将是意大利，它被不无理由地看成“轴心国的软肋”。但到1939年7月，该战略的风险已变得看似超过了其优点。40其他地区的安全再次令英国不敢轻举妄动。对意大利的即便迅速而成功的战争都可能为日本人开启“可乘之窗”。皇家海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可能进一步削弱英国在远东慑止日本侵略的能力，而且差不多毁掉任何尚存的大力增援该处的可能。
对英国人来说，在某个地区采取攻势应该十分诱人。当然，对于两个敌人即德国和日本，英国缺乏“击倒性”能力。另外，似可合理地认为意大利最难抵御这样的打击，至少是在北非和海洋上。它成为考虑对象的原因就在于此。如果这样的攻势获得成功（鉴于意大利在二战中的表现，多少有理由相信它将会如此），英国在大西洋和远东的地位会明显加强。但在这场战役期间，不可否认日本人有机会袭击英国的利益，或许造成决定性的影响。英国也许太晚才把意大利解决，以至于不能制止日本人在太平洋的掠夺。对于旨在实现三个目标——击倒意大利、抑阻日本，以及在抑阻无效时保卫太平洋——的攻势而言，各种困难和距离被认为过大过长。不像德国，英帝国无法迅速地把军队从一条战线转往另一条战线。
总之，英国利益的规模、这些利益遭受威胁的程度和英国能力的不足，促使英国选择了一个粗泛的威慑战略。它依靠多种因素来抑阻对手的侵略。真正的威慑战略应具备的惩罚性作战能力几乎不存在，皇家空军的轰炸能力即是体现。41总体而言，英国依靠的是防御—抵拒性作战能力，还有最终的帝国动员带来的发散性的长期威胁以及封锁。这在理论上会带来胜利。它是一个摇摇晃晃的学说，但在当时是能够做到的最好结果，如果英国要尽力维持帝国的话。
利用盟国
均势理论的一个假设是，结盟而战的各国偏好防御性学说，因为这类学说便利于将战争风险和战争成本转嫁给某个盟国（见第二章）。在前一章中，我们看到了“推诿责任”的目标如何有助于推动法国人选择凸显防御性的学说。英国人可以说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对自身目标的阐述或许多少不如法国人对自身目标的阐述清晰。
在一战后时期，英国政治家认为他们的边境是在莱茵河上，这符合他们对于保持欧洲大陆均势的传统关注。同时，他们对于为保卫该边境而提供大量陆军没有兴趣。那么，问题是谁将这样做，答案显然是法国。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都指望着在一场大战中与法国结成的同盟。42除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未得到英国人多少信任或尊重的苏联，法国是欧洲唯一能够对抗德国新一轮建立大陆霸权图谋的大国。因此，英国决策者大多理解法国的安全对于英国的安全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不愿意对法国人承担清晰的义务，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英国参与陆上战争的问题。43英国人希望安抚法国人，并依靠战时在海空力量上的投入去保卫自己的利益。要有效安排即便如此受限的合作，也需要和平时期的密切军事合作和规划。英国人回避了这点，因为他们担心这会让自己承诺去支持法国反对和压制德国的某个或所有行动。44
1935年，就法国将成为英国盟国的观念的广泛度，以及英国在确保这种结果方面的乏力，副外交大臣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爵士评论说：
我们当然应该希望，要避免过多依赖任何其他大国的防务协助。我常听人说，若没有法国的协助，我们永远不应置身于一场欧洲战争中。45
另一个要点是，对于我们应该一直拥有盟国这一点，我们信心十足地认为理所当然。我经常指出，这不无可能，但不是必须如此。这取决于我们自己；而且我必须说的是，陛下的政府近年来没有为落实该设想做任何事情。46
英国人认为，只要该原因存在，即德国若不首先对付法国，它就难以触及英国，法国就必然是未来战争中的一个盟国。对于英国需要做到哪些以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盟友，该必然性赋予了它很多行动自由。英国可明显左右它与法国结盟参战的条件。英国人还知道——倘若仅仅根据法国人不懈的求爱过程中——法国人在未来战争中迫切需要英国的协助，这进一步强化了英国人的谈判地位。简言之，法国人对于是否要在欧洲保卫英国的利益没有多少选择，因为英国的首要利益就在于一个拥有庞大军队的独立法国的生存。英国的第二大利益，一项并非英国所有的决策者都认同的利益，是比利时一直保持独立，从而防止该国成为入侵英国的基地。由于法国人在比利时与德国交战的意愿世所共知，英国的决策者常常自信地认为，法国最终也不得不在该地捍卫英国的利益。对于它将保卫法国的哪些利益，英国则有着明显更多的选择。英国特别不愿去保护法国的东欧盟国。
由于英国对于和平的总体兴趣，与法国的安全利益相比，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安全利益被解读得更加狭隘。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英国将置法国于风险之中。它可在不明显削弱法国作为一个防御性缓冲所具有的作用的情况下如此行事。这些是英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作出的各种军事和外交决定的背景所在。不过，英国人的行为非常忠实地顺应了这里所述的战略。
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重大军事决定都符合该假设：英国正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尽管不只是——法国“推诿责任”。最显著的表现是，对于派遣一支远征军到欧洲去支援法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抗击德国的地面入侵，英国缺乏诚意。47这直到1939年春天都未改变。如张伯伦所称，英国将在空中和海上作出“贡献”。作为观察家、亲历者和评论人，帝国防御委员会的亨利·鲍纳尔（Henry Pownall）中校也许再好不过地领会了这种思维（后来所称的“有限责任”）的实质。在他记载内阁尤其是张伯伦的想法的日记中，他不无忧虑：
他们不可能也不会认识到，如果与德国的战争来临……我们要再次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我们必须在陆地、海洋和空中尽最大限度的努力。我们不能说我们的贡献是“如此而已”——没有更多。……“悠着点”的战争观念在这个世界上是最有害和危险的。48
布莱恩·邦德（Brian Bond）对英国政策的总结直言不讳地说：“英国从未完整和明确地否认它在西北欧的战略利益……，但在1937年和1938年，就将军事责任推卸给潜在的盟国而言，它和任何处境虚弱的大国走得一样远。”49
除了一些不起眼的例子，直到战争看来不可避免的1939年3月，英国人一直回避与法国人的联合军事磋商和规划。50英国人明白，在某些局势下他们要对大陆进行干涉；而且，这样的干涉假如发生，就关系到英国的关键利益。51不过，他们回避该干涉的成功所需的预先细致准备和规划。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这样一种担心：联合法国人进行预先的规划和准备也许会决定该干涉是否成为事实以及是何形式。采取“等着瞧”的态度更为诱人。在英国就必须如何动作作出决断时，法国可率先担起责任。该政策的红利是1940年5月杂乱无序的盟国军事行动，以及英国对该行动不称职的贡献。
对于未能建立可在大陆作战的陆军，可找到各种解释。最有趣的解释之一在于这样一种观念：相比于在陆军身上花钱，英国人在空军身上花钱多少更“有效益”。52其实，空军开支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头号重点所在，一开始是在轰炸机上，后来是在空防上。尽管很少有人承认，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与在陆军上的同等支出相比，在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上的支出会赋予英国对自身命运的更多把握。
如1940年的情形所表明的，空军即便无效，在用途上也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可以利用它来打击英国的敌人，即便是在最糟糕的不利局势下——低地国家和法国沦陷。陆军对于保卫低地国家和法国是有用的，但在最坏情况发生时，对于保卫英国没有那么多的直接价值。其实，大陆野战部队的最后一点残余在1937年5月被完全放弃的原因之一大概在于这样一种观念：低地国家的安全不像以前那样对英国至关重要。53重型轰炸机和雷达都在发展中，这为不借助比利时的攻防作战提供了可行性。战略轰炸尚是未经证明的军事手段，但由于英国领土不能由陆路来征服，大量资源可被拨给轰炸方面的尝试，而不是英国不需要的陆军。54
最后，英国的海军政策也体现了“推诿责任”。尽管英国政府和皇家海军决定在远东出现麻烦时向那里派遣一支规模可观的战列舰队，政府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拒绝建造一支强大得足以应付大西洋、地中海和太平洋上的不测的舰队。55在本土要一直保持足够的海军力量以对付德国。若让法国人对付意大利——假如他们愿意，剩下的可驶往太平洋，或者太平洋可被一笔勾销。56直到1939年，这些可能性都未得到确认。在没有研究该问题的情况下，海军曾设想可暂时放弃地中海，并利用好望角附近的物资和舰只去进行太平洋上的海战。571937—1938年的远东危机即日本和中国之间战争的公然发生促动了对于该假设的重新评估，结果表明该任务几乎不可行。58这样，1937年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出的派遣舰队的允诺不得不收回。该食言的种子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埋下了。当时，英国人拒绝打造一支真正的两洋海军。没人想看到该决定的影响。“公平地”讲，当时应告诫英国自治领，它们最好自己保护自己。该警告并未发出，大概因为出于威慑目的而希望保持帝国形象的生机勃勃。
为了保持自己针对德国的海上防御能力，英国在1935年签订了英德海军协定，这是推诿责任的又一案例。这保证了德国海军的力量不会超过皇家海军的35%。该协定保障了英国的自身利益，其代价是新德国违反昔日《凡尔赛和约》中的解除武装条款被合法化了。这是颇为故意地要对法国的政策和法国的安全唱反调。59
像法国一样，英国多少也热衷于“推诿责任”。对于低地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学说都承担了所料想的风险。但是，英国人可凭借空防体系来缓冲欧洲大陆上的灾难，法国人实在拿不出什么去缓冲在比利时的失败。正是该差别使我认为英国的战略是整合性的，法国的战略则是分裂的。不过，英国战略的整合姗姗来迟，它受制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军事组织的所作所为。
组织的影响：分裂
根据组织理论的一个假设（第二章），由于它们的狭隘利益考虑，一个由各军种组成的群体不可能自行创建某一军事学说。在重整军备时期，英国三军的行为证明了这点。军种狭隘主义是英国军事学说与大战略脱节的一大原因。
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各军种没有向英国的文官提供一个“一致认可的战略学说”60。每个军种盘算的是自己心仪的、在世界上不同地区进行的战争，对兄弟军种的规划关注甚少。61皇家海军想的是到太平洋上与日本人作战，皇家空军想的是轰炸德国，陆军则对各种“帝国警察”任务感兴趣，并在1933年担心苏联对印度西北边境的袭击。62尼维尔·张伯伦不时抱怨说，参谋长“愿意提交拼合起来的而非协同的计划”63。各军种拒绝对各种使命或威胁确定主次先后。64总体上可以说，各军种强调的是可最大限度地增进其自治、规模和财富的军事学说。
组织因素决定了每个军种所偏好的学说的性质，以及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总体大战略的分裂。文官对于军事学说的漠视为该结果创造了条件。在一战后初期，英国领导人合理地未察觉到对国家安全的任何严重威胁。这种态度反映在了规划性的“十年无战争”假设上。它在1919年被采用，维持至1932年。在该时期，英国的文官关注于旨在控制国际冲突的条约和裁军方案。
在推行“无战争”假设和海军军备控制的过程中，英国的防务开支急剧下降。英国的文官致力于这种削减，以求推动一战后的恢复。财政紧缩反过来缩小了将由三大军种分配的馅饼，从而增加了竞争。对于兜售自己的特殊作用和淡化与其他军种的军事合作，每个军种都有某种兴趣。这造就了具有组织自利性质的学说偏好，并妨碍了就某个总体性的军事学说达成任何一致。由于文官觉得天下太平，他们对军事事务关注甚少，也没有力推某个军事学说。65这样，花出去的金钱或许不得其所。
只能去推测该情形特定的长期影响，原因是该时期的多数历史记载未细述文官们对于军事学说和能力的认识。第一，各军种的学说偏好造就了某种势头。当防务需求委员会（承担的是军政双方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军事地位和能力的首个严肃考察）在1933—1934年间建立时，各军种自行其是已有十余年。即便文官能够迅速推出某个系统性的战略，并确定它所需的力量，他们依然不易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各军种。
第二，文官对军事变革的接触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不清楚他们对英国的能力有多少了解。重整军备时期的历史令人不由有此印象：文官让自己重新习惯于作出战略决定尚需时日。因此，只有在不无难度的情况下，文官才可决定他们要什么，他们需求什么，以及什么在作战上是可行的。他们最终是受迫于国际环境的压力而力推某个军事学说，干预军队的作战问题，并将多得多的资金拨给了防务。随着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变得更加好战，英国人着手应对这样一项艰巨任务：改变10多年来在战略领域的无所事事。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期中，皇家空军难辞其咎。根据组织理论，我在第二章中强调，军事组织通常偏好进攻性学说，因为这类学说对组织的自治和财富助益最多。就此类行径而言，奉行激进的战略轰炸理论的皇家空军是一个典型例证。皇家空军对空权作出了最为虚妄的乐观论断，包括它能够令海军的作用黯然失色，令陆军不再为人所需。它许诺了迅捷的而且与一战相比是廉价的胜利——假如只有它被赋予了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先地位。它将凭借迅速、及早和猛烈的进攻去提供这些裨益。皇家空军从不清楚它究竟要花多少时间才可赢得胜利，但言下之意是胜利的到来为期不远。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皇家空军将轰炸机攻击变成了一种信条。如前所述，围绕着针对英国的空袭的可能后果，以及不言而喻的对于英国对敌空袭的巨大期望，空军参谋部变戏法般地拿出了惊人的统计数据。显而易见的是，直到1937年，该战略和为支持它而提供的所有数字未得到任何形式的检验。66当空军参谋部静下心来盘算如何攻击德国时，他们发现自己毫无头绪。他们不知道要去打击哪个目标。对于发现或打击某目标，或对付不同目标的武器的效能，他们一无所知。67但在很大程度上，皇家空军的教条是对于空战的很多恐惧的源泉，该恐惧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对外政策有着很大的瘫痪作用。
皇家空军的进攻性作战偏好排挤了对飞机的其他使用方式的思考，这解释了皇家空军在法兰西之战中近地支援轰炸的稀缺。68而且，假如没有一些文官的干预（下面要论及），皇家空军永远不会将足够的资源投向战斗机司令部，以奠定在不列颠之战中所呈现的战绩表现。皇家空军的领导层将空防看成对金钱的浪费。691940年5月，空军参谋部看似还试图中止喷火式和飓风式飞机的生产。70
对进攻性轰炸的价值和破坏力的日复一日的强调，以及对空防的诋毁，造成了英国总体大战略的一大分裂。如果进攻性轰炸如此有效，英国会有时间去动员持久战所需的资源么？如果皇家空军是对的，那么对手的进攻性轰炸很可能会在英国能够“击倒”该敌人之前将英国“击倒”。对于文官的支持对象从轰炸机转为战斗机，该考虑举足轻重。文官早先支持皇家空军的进攻性轰炸学说是出于这一普遍期望：它将慑止德国的侵略。1937年，文官变得更关注该学说对于英国在实战中的切实安全的影响。根据这些标准，他们觉得它难堪大用。
尽管皇家空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显而易见的坏事者，皇家海军也好不了多少。对海军或许应少些责难，因为它寻求的是与文职上司的帝国幻想至少合拍的军事行动，虽然他们没有为驱散这种幻想付出多少努力。71在三个军种中，一战后防务开支的剧减对海军的损伤最小。72但是，它依然不免受损。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中，实际上直到1939年春天，海军一心关注于它所能选择的无疑是最困难的使命——太平洋作战。在奉行“十年无战争”原则的时代，新加坡海军基地的建设是海军开支方面的主要提案。73人们不会把对太平洋的迷恋完全归咎于海军部。如前所述，文官对帝国有自己的兴趣，但海军的态度强化了文官身上的这点。而且，只要文官拒绝为打造真正的两洋海军（能够保卫大西洋、地中海和太平洋上的英国利益的海军）拨款，海军部就不愿放弃远东使命，并会继续为它作筹备。
海军对太平洋感兴趣——尤其在一战后——的原因不难想象。在本土海域和地中海，英国面对的或是友邦（法国、美国和意大利），或是被解除武装的前对手（德国）。只有在日本身上，海军才可找到一种真正的“威胁”去应对，并为它所珍视的战列舰的存在找到辩护理由。而且，太平洋使命是一个真正的挑战——离本土有一万海里。就设定对资源的需求而言，它必胜无疑。这是海军主张“两强”标准的根源。
为了支持该幻想，海军无视意大利捉摸不定的举止，乐于假定在对日战争发生时可从地中海安全抽身。74英国将能够把大致一半的舰队派到远东，并经好望角为它提供给养。文官看来认可了该假设。在1937—1938年远东危机的压力之下，该特定假设才受到检验。这场危机“令各军种直面从地中海真正撤出海军力量的各种影响，并令它们确信‘远东紧张愈甚，地中海安全的必要性就变得愈加重要’”。75
无论是在防务需求委员会（the Defense Requirements Committee——DRC）于1934年运作期间，还是在华盛顿和伦敦海军条约的各种限制条款于1936年到期后，海军看似都未对太平洋战争期间放弃地中海的假设有过兵棋推演，所谓“DRC标准的海军”则被提了出来。尽管该提议赞成扩大皇家海军的规模，但它只允许用一支小型力量对付新生的德国舰队，一支大型力量则前往太平洋。地中海依然被置于保护之外。法国人被指望设法去保护地中海，但没有联合的海军参谋规划去保障这点。到1935年底，该委员会自己也承认，德国的重新武装正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在推进，它使一支真正的两洋海军成为了亟需所在。这要求将现有的舰队翻番76——但依然没有对地中海的专门预案。政府认可了“DRC标准”，但（由于财政紧缩）未认可两强标准。
为什么海军没有拿地中海问题作文章，使自己更有机会获得一支两洋舰队？或许海军担心对太平洋作战能力作过于悲观的评估的后果。假如情况表明，在不能确保地中海的情况下，远征太平洋是危险的冒险，而且没有一支两强半到三强标准的海军就不能实现前者，政府或会干脆地将太平洋永远排除在外。假如文官决定只准备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争，英国海军的规模可能被固定下来，或者甚至被削减——要释放出军事资源用于其他任务。
总之，就像皇家空军一样，皇家海军没有验证那些可最大限度地促进其组织利益的战略假设。该趋向在两个案例中都助长了英国大战略的分裂。1939年3月，分裂的这一特定根源在大笔一挥间得到了很大扭转（尽管由于当时的军力态势而不彻底）。皇家海军不会去倾力应对远东危机了。
防御和分裂：总结
英国军事学说总体上是防御性的，有着明显的抑阻成分。英国的文官探寻着但未收获我所称的威慑战略。该学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期中都是分裂性的。
技术、地理和权力政治的原因共同决定了该战略的防御和抑阻特点。对现代军事技术的苦涩体验让英国领教了大陆战争的高昂代价。对航空技术的体验表明，未来任何战争中的进攻性轰炸可能意味着空前规模的灾难。这些技术性教训促使英国的决策者去寻求通过“威慑”来防止未来的战争，并在战争发生时规避其代价。若要“威慑”，英国必须让他国相信，它能够动员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它赖以动员的基础必须看来是坚实的。该抑阻性目标造就了防御性和抵拒性的军事学说。类似的是，为了控制进行战争的成本，英国不得不将军事资源拨用于英国本土的防御。
但是，体系性约束同时也在发挥作用。未来的战争不仅将带来巨大的作战成本，也可能意味着帝国某些部分的丧失。英国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其全球利益，即便它能够成功地自保。这是要避免一场未来战争的另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也是英国战略中抑阻性内容的另一根源。如前所述，抑阻性目标需要防御性的军事学说。
法国作为大陆盾牌的用途是一个关键的体系性机会。它可使英国人将未来陆战的成本转嫁给法国人。除了打一场未来的陆上战争，法国人被认为别无选择。法国军人不得不在大陆上保卫英国的利益。为了保证法国人不会将英国拖进陆上战争，英国需要确保自身领土可顶住德国的“击倒性打击”，这又意味着要强调防御／抵拒性作战。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大战略的“分裂”体现于此。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都没有为避免“击倒性打击”而进行合理规划。它们未因此而遭到惩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官在漫长的一战后时期中对大战略的相对漠视。国际体系中威胁的冒头推动了文官对战略问题的关注，但重新确立对战略问题的控制权需要时间。皇家空军得以维持进攻性轰炸的观念，海军则维持了太平洋战争计划，两者都令英国的总体战略处于危险中。对于抑阻德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战略的确有所裨益。若这样做，它会使英方力量的经济源泉身陷危局。对于抑阻英国的其他对手，并在威慑失效时实施防卫，这些资源必不可少。英国的文官们逐渐意识到了该问题。
对于第二章中提出的理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出现的学说没有提供良好的比较性验证。每一个都解释了战略的某些方面。从30年代中期到二战爆发时，英国的外来压力有增无减。英国的决策者以量和质意义上的、内部和外部意义上的制衡行为作为回应（他们也以绥靖作为回应）。这些年中英国大战略和军事学说的演变反映了某种趋于整合和革新的总体趋向。而且，它还表明了均势理论的巨大解释力——因为英国的战略向防御／抵拒性军事学说靠拢，这更适合于抑阻和推诿责任的目标。
整合和革新
在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军事学说的革新和该学说与英国大战略的整合主要是皇家空军内部的变革所致。到二战发生时，最具实质性、最重要和最成功的变化就发生在该军种身上。这些变化令英国在不列颠之战中的胜利成为可能。
其他军种的角色和能力的变化不是那么明显和成功，而且晚得多才出现。在1939年春季前，政府和皇家海军已承认大规模的太平洋作战不可行。对于皇家海军的结构或它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备战，该思维变化的影响甚微。类似的是，直至1939年初，导致陆军规模小并对大陆地面战争相对缺乏准备的观念也未被抛弃。只是从此时起，英国政府意识到法军或许确保不了低地国家的安全，而低地国家对英国的安全可能仍具有重大意义——即便以远程飞行和现代空防为背景。77英国人在政治上逐渐相信，法国战争举措的力度和热情或许取决于英国对于该战争举措的贡献能在多大程度上让人感受到。78
类似的是，英国在1939年春逐渐相信，德国对东方的侵略可能最终具有打破欧洲总体均势的作用。从象征性的政治意义来看，这确实看似当然。79德国在东方无拘无束的不断扩张可能引致接二连三的投降，小国也许趋炎附势。这对法国政治立场的最终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心态。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使法国的战时联盟减少了34—38个师。80法国要求英国将其弥补。如果其他东欧国家也将陷落，德国的地位将上升，法国的地位则会衰落。德国将能够集中越来越多的部队对付法国。81最终，英国大概要开始担心，德国在东方的成功（尤其在罗马尼亚）将明显加强纳粹的资源基础，从而规避英国的封锁战略。82
如同英国对空防的投入，这些变化的发生是对帝国安全的威胁日益增加所致。对于对手能力的上升和叵测用心的更多表现，英国的决策者们以“制衡”行为作出回应。对于空中力量对比和空防的关注早在1934年就出现了。其他的变化在晚些时候才出现，因为尽管它们顾及了重大的不测，但英国的当前生存不取决于其中的任何一个。
在某些领域，英国可经得起尝试“推诿责任”战略；它有条件静观其变。美国或许终会承担起英国在太平洋上的负担。即便不是，而且英国在帝国范围内遭遇挫折，这些挫折也并不意味着英国的失败。类似的是，在东欧有很多国家，英国经得起在不得不选择干涉前目睹其中的某些垮台。最后，法国将承担欧洲大陆上任何必需的陆上战役。83这样做符合其自身利益。对于本方的支援是否必不可少，英国可经得起拭目以待。另一方面，如同参谋长们不时担心的，若英国仓促对法国承担义务，这或可导致后者进行这种冒险，它可能引发英国正试图避免的那种战争。在所有这些不测面前，英国都拥有“安全”宽松度。
对于自己面对德国空袭时的弱点，英国领导人则感受不到宽松。一战中对于空袭的体验以及空军参谋部对于空袭的恐怖预言共同造就了英国领导人和英国公众对于现代空中力量的极端忧虑。德国是位于飞机航程内的一个对手。而且，在他们面对的三个潜在对手中，英国领导人从不怀疑德国是主要的威胁。84若空中力量与德国在技能、工业和军事上的全面能力相结合，这会使英国遭到直接来袭的危险达到几百年来都不曾想到的程度。
令英国领导人吃惊的不仅是新出现的空中威胁，他们也不满于皇家空军的应对之道。正如同皇家空军预言德国将发动以“击倒性打击”为目标的大规模空袭，它希望用类似的攻击对付德国人。这与其他军种分担的使命和英国大战略的更高目标都不一致。皇家空军提出的空战观念强调进攻性的能力和作战行动。如果皇家空军的空战理论被证明有误，英国传统的动员战略将面临危险。第一，德国人或许不受威慑，他们已表现出明显的冒险倾向。第二，皇家空军的反击或许无力对德国人进行迅速或严厉的打击，而此种打击足以在德国的空袭削弱英国的工业能力或国民士气前去阻止它。85第三，进攻性轰炸学说对于“推诿责任”助益不大。如果皇家空军的轰炸能力看起来足够可畏，或许可阻止德国对英国发动任何攻击，不论它在他处如何攻伐。另一方面，如果德国真的发动进攻，英国将身处严重的困境之中。即便反击可多少阻止德国的空袭，英国也不得不拼命去打一场这样的战争。而且，它或许不得不向法国这样的盟国提供大规模援助，它们或可通过其他途径去终结德国的空袭。如果皇家空军的反击失败，那么英国会更依赖于法国的地面协助以终结德国的袭击。这样，它或许不得不亲自承担大规模的地面任务。另一方面，有效的空防多少可加强“抑阻”和抑阻失败时的防御—抵拒性保障，让英国对它参与未来战争的模式有发言权。
不管原因如何，是明晰的还是模糊的，英国的文官不满于皇家空军对进攻的偏好，着手将该组织推到给予空防更多重视的方向上。没有这样的文官干预，英国在1940年夏天不可能表现得如此之好。文官对皇家空军学说的干预同样受制于决定英国大战略的总体防御特征的那些体系因素，即自身力量的不足和潜在盟国的可觅。
技术变革、组织偏见和空防的演变
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与空战相关的主要“技术动力”和组织利益，本书已经作了探讨。进攻性轰炸机被认为具有可怕的威力，它们可渗入对手空域并造成恐怖破坏。该观念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接受。晚至慕尼黑协定于1938年秋出台时，英国军方和政治家还认为，德国有能力以本土为基地发动进攻性轰炸，但它在后来才获得以比利时和法国为基地的这种能力。到1938年秋，英国人对自己的进攻性轰炸能力已变得更加怀疑，但该怀疑才出现不久。对于在远东、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的轰炸的拙劣分析报告有助于使对轰炸效能的信奉存活下来。英国空军参谋部未向西班牙内战派遣一名观察员，以对轰炸的效果进行第一手的研究。86直到1937年，皇家空军都未对它关于战略轰炸的假设作任何系统验证。87甚至，最终进行的验证只是让皇家空军相信是自己的轰炸机不行。未以任何认真分析为依据的对德国轰炸能力的夸大，以及对英方能力的相应贬低，难以不被视作由组织因素决定的短视。皇家空军竭力夸大战略轰炸的效力去为它偏好的学说辩护，并渲染德国轰炸机的威胁以强化需要更多轰炸机的理由。
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多少事件可能动摇进攻性轰炸理论，但同时也没有什么事件体现了空防的效力。雷达的出现可溯至空防科学研究委员会于1934年成立之时。在初期的运行性试验得以进行前，不能说一项新技术已经“真正”出现。即便是这些试验也难说意义重大。政府当初的打算是，在最终决定拨款建立有20个基站的完整系统之前，要进行更广泛的运行性试验。虽然所进行的试验有其局限，但政府在1937年决定批准生产整个系统的设备。这看起来颇像政府决定把赌注押在防御上，因为它要的就是防御。而且，此前的雷达研发并非偶然，而是一些英国文官施压的结果。下文将更详细地论述该过程。
权衡而言，20世纪30年代的“技术”现实助长了对进攻性轰炸而非空防的效力的广泛信奉。同时，皇家空军虔诚地恪守着进攻性轰炸学说。我们已看到，进攻性学说在20年代是如何生成，以配合皇家空军在作战领域将自己独立于其他两个军种的斗争。我们已看到，进攻性学说如何提高了皇家空军的威望，并帮助它在1918—1934年的清贫年代中为争夺英国的稀缺防务资源而战。除了战略轰炸，飞机的每一个可能的使命都遭到了皇家空军的打压。88空军参谋部未对战略轰炸理论进行认真的验证。难以回避的一个结论是：轰炸学说的起源和长久不衰源自它在组织意义上的政治功能。
考虑到关于进攻性轰炸效力的明显的“技术性”事实，以及皇家空军将进攻性轰炸作为一种学说而倍加推崇，在不列颠之战中表现如此出色的整体空防系统如何得以出现？这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防御性军事革新，是在面临不利的组织和技术压力时实现的。假如存在着技术决定论之类的情形，或者假如组织理论具有它的一些支持者所称的解释力，该革新就不会发生。有两种力量在进攻的方向上发挥作用，在防御方向上发挥作用的是这个国家总体的防御性大战略。该学说部分地源于这样一个简单事实：英国是一个维持现状国家。但在同时，英国偏好防御是因为这有利于粗泛的威慑战略——这是它应对它所面临的力量失衡的唯一答案，也是因为在威慑无效时这便于它“推诿责任”。
只要防御性革新源自由国际体系的约束和刺激所激发的文官压力，均势理论就获得了更多的可信度。在下文中我将表明，英国的文职决策者确实推动了名为“无线电寻踪”（雷达）的技术革新的“发端”，对于它被纳入一个有效的空防系统也起了很大作用。在该努力中，他们与皇家空军的叛逆者休·道丁空军元帅结为了伙伴。需求会造就供给，而且它的确做到了这点——作为对正在出现的威胁的回应，也是出于对利用政治机会的期望。
制衡行为
关于绥靖的流行神话认为，英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进行“制衡”。尽管英国政治家几乎是过分勤勉地为和平奔忙的场景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但同样的这些政治家也采取了内外意义上的制衡行为。对外，英国人在欧洲对法国人有很多指望。难以把该时期的英国对法关系称为“制衡”，因为英国人对于强化他们之间已露雏形的同盟是如此踌躇和缩手缩脚。英国人确实担心，对法国的过分支持有可能引发战争。所以，英国在极少情况下才彰显与法国的同盟以威慑德国。1936年的军事参谋联合会谈是为了安慰法国人才同意举行的，1938年的会谈多少也一样。只是在1939年初，对于强化他们与法国的同盟，对于开展旨在为实战作切实准备的联合参谋会谈，英国人才认真起来。89甚至这些会谈也有着少言寡语的味道，它在形势所迫时才消失。总之，不得不说的是，英国人指望着与法国人的同盟，以及该同盟的抑阻作用，但没有大力地为它添砖加瓦。
类似的是，英国对意大利的“绥靖”必须从战略角度去考察。英国对意大利政策的最低目标是使意大利在未来对德战争中保持中立，最高目标是赢得其合作。901935年4月的斯特雷沙会议旨在向德国传达这样一条讯息：对欧洲现状的步步改变将由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团结而不可行。91意大利是《洛迦诺公约》的初始保证国之一，因此按规定是要反对对西欧现状的任何变动的。如果可说服它继续支持该政策，其分量是德国在盘算未来的任何侵略时将不得不掂量的。斯特雷沙会议当然不是特别成功，意大利后来对阿比西尼亚的入侵则打碎了三国间的“团结”。
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对外制衡行为软弱无力，而且大多从属和受制于绥靖之举，但它确有其事。同时，英国采取措施进行了量和质意义上的内部制衡。除了改善英国的防御能力，这些措施还着眼于改善英国抑阻潜在对手和支撑英国外交的能力。92依此而论，英国重整军备是为了履行某些必要的、在第二章中提到的权力度量功能。英国的确参与了军备竞赛。所采取的措施也许不足以应对英国战略所料想的所有不测。在某些方面，尤其就建立大陆远征军而言，措施来得太迟。但是，在对于英国本土的基本国家安全最关键的那些领域，措施大体上是到位的，即便也只是勉强够用。
世界环境的变化刺激了英国防务开支的上升。日本于1931年在远东的侵略导致了“十年无战争”准则的废止。1934年则迎来了防务需求委员会的建立，及其关于修正英国军事能力弱点的报告和建议。该年2月，它在经过了若干辩论后正确地将德国认作英国最危险的长期对手。
意大利在1935年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以及随后英国在地中海上的军事示威，强化了英国人对不断上升的威胁的察觉，并凸显了英国军事能力的不足。这进一步刺激了防务开支的上升。93
1937年的防务白皮书对莱茵兰的重新军事化、西班牙内战和德国防务开支的上升作出了回应，提出了五年内拨款15亿英镑的防务计划——每年的防务开支均值是先前四年均值的2.2倍。94总体而言，英国防务开支在1933—1938年间增加了250%。95不能不承认，其支出比德国少——12亿英镑对德国的28.68亿英镑，但其努力并非不值一提。96而且，1939年被批准的支出额度将使五年期的总额接近30亿英镑。97英国防务开支的走向与它的总体大战略和将德国认作主要对手是一致的。尽管陆军和海军的支出在1933—1938年间大致翻番，但空军的支出则大致五倍于前。98如我们业已看到的，在皇家空军身上的花费据认为增强了英国自主慑止德国对英袭击并在威慑失败时应对该袭击的能力。
空防的演变
在英国重整军备时期，皇家空军不仅是财政松绑的受益者。它也是文官很多政治关注的焦点——其中的某些受到了该军种的抵制。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不列颠之战中英国空防的效能是文官干预皇家空军学说的结果。尽管进攻性的战略轰炸作为皇家空军所偏好的作战行动从未被抛弃，但它由于对空防的支持而受到了一时的压制。
历史学家没有达成一致的是，战斗机司令部的发展应该归功于哪些文官。显然，可予论功行赏者绰绰有余。出于本章中前述的原因，有很多文官身处要职，而又重视减少英国面对空袭时的弱点。
雷达是该系统中的关键构成，其源起和发展归功于它得到的高度政治支持。1934年末（防务需求委员会发布首项报告的年份），在航空国务大臣伦敦德里（Londonderry）勋爵的促动下，亨利·提扎德（Henry Tizard）先生领导的空防科学研究委员会建立了。99此前，对于侦测飞临的轰炸机，几乎束手无策。国家无线电实验室的沃森-瓦特（Watson-Watt）先生说服该委员会相信或可利用无线电波来侦测飞机，并进行了一项作为原理性证明的简单试验。100到1935年5月，一个全面的研究项目得以建立。资金看起来也唾手可得。
在该时期，三位文官起到了突出作用。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是雷达的一位早期支持者，也采取了政治和组织措施去保护那些负责研发的人不受外来干扰。第一笔研发款项大概是鲍德温的功劳。101在帝国防御委员会下还建立了一个由珀西瓦尔·坎克利夫-利斯特尔（Percival Cuncliffe-Lister）爵士领导的专门的分委员会，以监管雷达的研发。1935年6月1日，坎克利夫-利斯特尔被任命为航空国务大臣。102最后，吝啬得出名的财政部从一开始就被轻易说服，向雷达研发提供了资金。这方面的功劳常常归于财政部的常务副大臣沃伦·费希尔（Warren Fisher）爵士。103
尽管雷达的研发过程本身有其困难，而且首批五个“试验性”基站的建设有所耽搁，但政府和航空部决定继续推进由20个基站组成的完整雷达网的建设。该决定是在该系统的效能有着不尽一致的证明的背景下作出的，并得到了通常“反对防御的”空军参谋部的支持——它迟至1937年还断言防御是不可能的。104它突然支持的原因尚不清楚，但也许是空军鉴于自身轰炸机的不足——一项或已变得昭然若揭的不足——而要给自己找份保险。不管如何，到1939年秋，整个系统差不多已经建成。105
与研制雷达同样重要的是，要获得足够的战斗机力量以支撑长期的防御性作战。尽管不能证明的是皇家空军反对研发雷达，但能够证明的是它反对置办大量战斗机。可以预测，它的偏好是轰炸机。在这方面，文官的压力使天平发生了倾斜，也许甚至比雷达研发上的作用更大。
直到1937年，文官都支持皇家空军的扩张，他们这样做是遵循空军参谋部的路数——换言之，他们支持由轰炸机组成的威慑力量。106但是，从1937年底到二战发生时，政府将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向了战斗机的生产。1071937年11月，政府在陆军的重整军备中也将空防装备列为优先。108这些决定无疑主要是英国文官领导人——张伯伦政府和首相张伯伦本人——的努力。109
从形式上看，转向战斗机生产的动力来自防务协调大臣托马斯·英斯基普。他得到了常务副财政大臣沃伦·费希尔的协助，并可能受到了他的敦促。110空军参谋部极力反对政府的看法，支持继续把重心放在轰炸机上。111“对防御的强调从外部强加给了空军参谋部。”1121938年11月7日，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英国政府作出了或许确保了足够的战斗机力量可用于不列颠之战的决定。内阁最终同意生产3700架战斗机，当前订货1850架，并在整个1940年3月尽可能按最高额度进行战斗机生产。113在拒绝1937年7月提出的以轰炸机为重的空军扩军“J方案”时，英斯基普解释了强调空防的战略性原因。在给予航空国务大臣斯温顿勋爵的备忘录中，他言道：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要点是，你是否能够制定一个经过修订的计划，它以以下观念为基础：在战争开始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最初几个星期内挫败击倒性打击，然后在后续阶段中放心地凭借我们的制海权带来的消耗战进程去击败敌人。114
组织因素和空防的演变
在结束对战斗机司令部的论述时，若不提及其首任也是最著名的指挥官空军元帅休·道丁爵士发挥的作用，这会令人误解。在英国空防的发展中，他扮演了类似海因茨·古德里安在德国闪电战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道丁在陆军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但作为皇家飞行队（Royal Flying Corps）的一名军官参加了整个一战。他的早期经历与轰炸没有多少联系，但他在1930年被任命为内陆地区——皇家空军联合性的轰炸机-战斗机作战司令部即“大不列颠空防”（Air Defense of Great Britain）中的战斗机集群——的指挥官，与空防的密切关系随之起步。一年后他被任命为航空委员会（the Air Council）中主管供应和研究的空军委员。本着这个角色，他深入参与了雷达以及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研发。115(https://www.daowen.com)
在皇家空军被划分为专业性司令部——尤其是废除“大不列颠空防”并以战斗机和轰炸机司令部取代之——的过程中，道丁也是一个关键人物。对于该决定——道丁倡导的一个决定，不同的作者给出了不同的原因。多数人认为，一个因素是1934年后皇家空军规模的明显扩大。116对于一位作战指挥官来说，“大不列颠空防”太过庞大以至于无法掌控。还有迹象表明，轰炸机和战斗机的倡导者都觉得，两支力量从属于一位指挥官意味着其中之一难免要穿小鞋。支持对轰炸机作进攻性使用的那些人尤其在乎。117
鉴于道丁不属于“轰炸机”派，有人怀疑他试图阻止对防御领域研发工作的任何阻碍。他在未对轰炸机有很多关注时就设法在皇家空军中谋得了高位。而且，由于某些原因，他不很讨人喜欢。用A.J.P.泰勒（A.J.P.Taylor）的话来说：“他是被贬为战斗机司令部的首长，当时其他的空军元帅认为这是一个二流职位。”118但在皇家空军的高级指挥官中，道丁广阔的职业背景令他特别适合将他的“二流”组织变得让人不敢小觑。实际上，在他作为负责研发的空军委员目睹了雷达的早期进步后，他立即着手为战斗机司令部筹建精细的地面控制系统，雷达预警最终将被应用于其中。他在技术得以完善前就开始了此项工作。119
这样，在道丁这里，支持在空防领域有更大作为的文职领导人找到了一件适手的工具。应英斯基普的要求，道丁设计了首个关于空防的“理想方案”——具体规定了对于战斗机、重型和轻型防空火炮、探照灯和气球的全部需求。120在为其司令部获得更多的战斗机储备而进行游说时，道丁几乎不需要大肆鼓动。坦普尔伍德（Templewood）子爵，即先前的萨缪尔·霍尔（Samuel Hoare）爵士，在慕尼黑协定订立时曾执掌内政部。对于后来战斗机生产的扩大，他将很多功劳归于道丁。121
显然，道丁和文官是在按照某种伙伴关系行事。该模式近似于第二章中所提及的。对于直接变更军事学说，从而使它符合整体的大战略构想，文官不是必然拥有专业知识。对于学说的细节和作战方式的变革，他们必须依赖军事组织内部的异见分子。这看来是战斗机司令部演变过程中的模式。
总结：空防的发展
在原子弹出现前的机器时代中，1940年的英国空防系统是最突出和成功的军事革新之一。它为文官与军方、科学界与产业界之间的合作确立了一种新模式——在整个二战过程中将对盟国大有裨益的一种模式。空防系统的发展对英国军事学说与其大战略的整合具有根本意义，并奠定了二战中该战略在保卫英国方面的成功。但对于抑阻敌人攻击英国，它显然不是那么成功。
来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威胁的上升加强了文官对军事问题的关注度。在体系性压力、约束和刺激的推动下，文官重塑了皇家空军的学说，将空防暂时提到首要地位。
对空中进攻的主宰地位的坚信是一个有待克服的因素。皇家空军认为进攻性轰炸有效而空防无用的观点被弃置一边。文官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并为获得它而行动起来。该过程的进展是走走停停，但一个全新的军事系统在四年中的发展并非偶然。与空防的发展更吻合的是均势理论的预言，而非组织理论或技术决定论意义上的任何粗泛观念的预言。
文官从空军元帅道丁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对于将他们的愿望、资源和原始的雷达技术转化为行之有效的军事系统，他是他们所需的专业人士。假如没有道丁，人们要问革新是否会像现实中那样开展得那么快或那么成功。这样说不是要用“伟人”理论去贬损认为体系力量具有决定意义的论断。各个组织时常有道丁这样的人，问题是：这类人是否会找到后盾？假如英国文官的态度不存在，皇家空军会把道丁和空防压制下去。这不是说在这种局面下1940年将无空防可言，而不过是说它将软弱无力。人们要怀疑它是否会从德国空军的攻击中存活下来。这样，不列颠之战的结局将取决于德国空军是否可除掉皇家海军的战列舰。二战初期对水面舰艇——停泊或航行中的——的成功空袭（在塔兰托和珍珠港，以及挪威和新加坡的外海）表明，皇家海军将身处逆境。
结论
哪个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军事学说的特征？两者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法国案例中均势理论看来具有更强的解释力。组织理论扮演的是辅助角色。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期中，英国的军事学说是防御和停滞的，而且与英国大战略的政治内容相对脱节。但从1934年起，它变得更具整合性和革新性。在该时期，自始至终，该学说具有很明显的抑阻性成分，这一点要比法国军事学说更明显。
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大战略的防御性当然可用一个简单事实来解释：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不动产，本就难以吞下多得多的东西。但是，该战略的重要细节，尤其是对于抑阻和防御-抵拒性军事行动的强调可得到体系因素的最佳解释。英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与其政治目标并不对等。这促使它选择了抑阻政策，其基础是以动员帝国资源进行一场消耗战作为威胁。若要使该威胁可信，就必须保护这些资源尤其是本土岛屿的工业资源免遭“击倒性打击”。同时，英国人看到了潜在的盟国，或可引诱它们去多少承担意料之中的未来战争的高成本。这只能在英国基本的国家生存不依赖于这些盟国的条件下实现。这样，抑阻和“推诿责任”两者加强了对于依靠防御性军事学说来保障本土安全的强调。
地理因素为英国军事学说的演变提供了另一动力。鉴于英国资源的局限，帝国庞大的地理幅员使它在军事上难以防卫。英国也不能依靠军事力量从一地向另一地的迅速转移来进行攻防。这样，地理加重了帝国的虚弱实力地位的影响，并促使英国寻求抑阻性的军事方案。
不无矛盾的是，尽管地理因素削弱了英帝国，它却强化了不列颠岛屿。由于海峡的堑壕作用，英国不易遭到敌方陆军的袭击，而且可集中资源去消除对它有更直接影响的海空威胁。德国必须将自己的多数资源用在陆军上——出于进攻和防御的双重原因。这限制了它对于海军的投入，以及在次要程度上对于空军的投入，从而减少了对英国的威胁（见第六章）。法国不得不建立一支陆军，如果它想在德国的强权面前安然无事。鉴于德国海空力量的限度，德国若不首先对付法国，就难以触碰英国。法国将保卫自己，这样也就保卫了英国。英国的决策者意识到，他们有能力将陆上战争的高昂成本部分地转嫁给法国，只要英国让自己可从容应对法国的失败。欧洲的地理激励并方便了英国大战略中的责任推诿因素，以及英国军事学说中的防御性表现。
组织利益与这些目标相冲突。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都对更广阔的战略感兴趣——前者关注的是德国的上空，后者则关注太平洋。假如各个军种最终都自行其是，英国在1940年夏的处境或许不是一件幸事。
对于英国战略的防御性，技术起到了不尽一致的作用。对现代火力的体验促使英国人将其陆军从大陆撤回。这强化了“推诿责任”的益处，使得在没有大陆盟国协助时设法确保该岛国的安全变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空军技术表明第二个任务将难以执行。英国也许难以抵抗“击倒性打击”。皇家空军偏好的答案是更多的轰炸机和更多的攻势。没有证据表明它是错的，但有各种各样的证据表明它有其道理。如果它是对的，英国将难以实现它的其他目标——世界范围内的抑阻和战时的“推诿责任”。第二个“技术动力”会起到逆反作用。最终，体系性约束和刺激胜过了组织性和技术性动力，并造就了一个整合性的防御学说。
均势理论最好地解释了英国大战略早期的分裂和后来的重新整合。和平的世界令文官对英国的军事组织关注甚少，并使组织因素得以决定军事学说。若无文官的掌控，各军种不可能推出协调一致的军事学说——与该国的大战略相整合的学说，不会在各项使命间确立主次先后，也不会相互合作。
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军事实力的上升导致了英国制衡行为的涌现。该举动包括对大战略和各军种在大战略中角色的重新关注。国际体系中紧张的加剧促使文官插手皇家空军的备战，并迫使它不情愿地在空防上有更多努力。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对于空防的革新，文官起到了很大尽管不是全部的作用。来自外部环境压力的作用不局限于促成了文官的干预，它们还决定了其防御-抵拒性特征，并且是在面临明显的对立性组织偏好时做到了这点。而且，文官扭转了皇家空军将近20年的对轰炸的痴迷，他们自己也曾对它深信不疑。
对于相互验证第二章中提出的理论，空防系统在区区四年中的建立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试验。组织理论和关于技术的一组假设强烈表明，革新不会发生。两者都指向了进攻，组织理论指向了学说的停滞。与均势理论的预言相符的是，英国的文官另有想法。他们的世界性抑阻战略需要安全的英国工业基地。他们的“推诿责任”战略需要英国的安全，以便战争压力不会迫使它承担无限的大陆义务。空防是他们的需要所在。
将责任推给法国的愿望及其可能性也可解释：在这么多年中，对于皇家空军或英国陆军应对大陆上战争的备战，为什么所花的心思寥寥无几？这种糟糕的备战导致了在低地国家的失败——一个将英国推向巨大危险的失败。但是，与既没有让陆军习就装甲运动战、也没有加强法比边境工事的法国人不同，对于在低地国家可能发生的灾难，英国人有保护自己的缓冲余地。我们会想起，法国人不相信他们可在不妨碍英国参战的背景下拥有能够进攻的陆军，或巩固法比边境。这就是英国人比法国人更精明的地方。每方都力图把未来战争的成本转嫁给对方。每方都为做到这点而冒险。但是，英国人让自己对最坏情形有准备，法国人则没有。
注释
1．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796.
2．Brian Bond, British Military Policy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pp.8, 338.
3．Ibid., p.10; David Dilks, “‘The Unnecessary War?’ Military Advice and Foreign Policy in Great Britain, 1931—1939,” in General Staffs and Diplomacy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ed. Adrian Preston（London: Croom Helm, 1978）, p.103; Michael Howard, The Continental Commitment（London: Temple Smith, 1972）, p.99; Stephen Pelz, Race to Pearl Harbor（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97.英国陆军大臣基钦纳（Kitchener）勋爵在1914年临时组织了一支由一百万志愿者组成的大众型军队。这些有热情但训练差的部队在一开始遭遇到了高伤亡。B.H.Liddell-Hart,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 Pan, 1972）, pp.64, 231;另参见Keegan, The Face of Battle, pp.215—225。
4．Philip Knightly, The First Casualty(London: Quartet, 1978), p.109.
5．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795.该战略的最伟大实践者也许是与拿破仑法国对抗的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6．Telford Taylor, Munich: The Price of Peace(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9), pp.592—593.
7．Ibid., p.xv. 另参见Keith Middlemas, Diplomacy of Illusion(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2), p.294; Webster and Frankland,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pp.78—80; Barry D.Powers, Strategy without Slide Rule(London: Croom Helm, 1976), p.207。
8．Powers, Strategy, pp.126, 166, 174—175.
9．Paul Bracken,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Strategic Gaming,” Simulation and Games 8:3(September 1977): 302—304; George Quester, Deterrence before Hiroshima(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6), pp.60—61.
10．Bracken,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pp.304—305; Powers, Strategy, pp.122—123.
11．Bracken,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p.310.
12．该估测来自Parkinson, Dawn, p.212中的伤亡数字。鲍尔斯（Powers）提出，每吨炸弹战时平均造成15—20人伤亡（p.123）。
13．Winston S.Churchill, The Gathering Storm, vol.1 of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 Bantam, 1977), pp.186—187.
14．Dilks, “The Unnecessary War?” pp.101—102; Lawrence R.Pratt, East of Malta, West of Suez: Britain’s Mediterranean Crisis, 1936—193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3; Howard, Continental Commitment, p.138.
15．Pelz, Race, pp.104—110.
16．Pratt, East of Malta, p.3.
17．Dilks, “The Unnecessary War?” p.119; Pratt, East of Malta, pp.95—96.
18．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293.
19．Wolfers, Britain and France, pp.205—206.
20．Dilks, “The Unnecessary War?” p.102.
21．参见防务协调大臣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的评论，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p.283—285。另参见Pratt, East of Malta, p.102。
22．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282.
23．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p.283—284.
24．Ibid., p.284.
25．Ibid.
26．Dilks, “The Unnecessary War?” p.125; 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277.
27．Pelz, Race, p.117.
28．Howard, Continental Commitment, pp.135—136.
29．Dilks, “The Unnecessary War?” p.126.
30．Bond, Military Policy, p.239.
31．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p.284—285.
32．Ibid., p.106.
33．Keith Middlemas and John Barnes, Baldwin: A Biography(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2), p.735.另参见Pelz, Race, p.183中所引的张伯伦言论；and Powers, Strategy, chs.5, 6。
34．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547.
35．Howard, Continental Commitment, pp.109—110.
36．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538.
37．Ibid., p.555.
38．Pratt, East of Malta, p.181.
39．Ibid., p.173.
40．Ibid., p.194.
41．假如英国人更好地认识到军事手段与其政治目标的关系，他们对于军事力量的规划或可做得更好。也许可按合理成本在远东集结起某种可信的“惩罚”能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英国建造了很多潜艇。相当数量的长程潜艇或许可将新加坡作为基地，成为对日本海上通道的威胁。假如与之相伴的还有该岛的筑垒工事，及其进攻性和防御性空中能力的某些提高，或许可让日本人对于攻击英国的利益三思而行。诚然，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正试图将潜艇战定为非法。他们在1922年试图这么做，并在1934年再作努力。参见Roger Dingman, Power in the Pacific(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212; Pelz, Race, p.116。这里提出的这样一个学说不会有助于这种军控提议。但到1936年，与日本达成海军军备控制的所有希望都湮灭了。迅速建造潜艇不应是一件难事。
42．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798.
43．Wolfers, Britain and France, pp.229—241.
44．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799.
45．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2nd ser., vol.13(London: HMSO, 1973), p.197.
46．Ibid., p.506.
47．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p.465—483.
48．Taylor, Munich, p.589.
49．Bond, Military Policy, p.284.
50．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p.622, 667.
51．Bond, Military Policy, pp.1, 7, 339.
52．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p.534—535.
53．Howard, Continental Commitment, p.117.
54．Williamson Murray, “British and German Air Doctrine between the Wars,” Air University Review 31:3(March/April 1980): 41.
55．Pelz, Race, p.195.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到1930年，英国人不过是“就日本不会发动侵略的希望在打赌”。参见他的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London: Allen Lane, 1976）, pp.280, 283—285, 292。
56．佩尔茨（Pelz）说，英国人认为法国海军或会慑止意大利的行动（Race, p.56）。但是，由于未与法国正式结盟，英国人不能确信法国人在该时刻到来时会去战斗。在二战发生时，该同盟业已稳固。但是，法国和英国的海军力量加起来也不足以对付轴心国海军的合力，尽管对付德国和意大利的联合是绰绰有余。关于1939年的海军力量对比，参见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432。
57．Pratt, East of Malta, p.53.
58．Ibid., pp.130—131.
59．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p.155—170.
60．Dilks, “The Unnecessary War?” p.107.
61．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775; Watt, Too Serious a Business, p.55.
62．Bond, Military Policy, p.82; Taylor, Munich, p.212.
63．Dilks, “The Unnecessary War?” p.117.
64．Ibid., p.113.
65．Bond, Military Policy, pp.41, 71.
66．Bracken,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pp.308—309; Howard, Continental Commitment, p.112; Murray, “British and German Air Doctrine,” p.44; Watt, Too Serious a Business, p.76.
67．Watt, Too Serious a Business, p.77; Webster and Frankland,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p.91.
68．Bond, Military Policy, pp.321—322; Murray, “British and German Air Doctrine,” p.48; Webster and Frankland,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p.96.
69．Murray, “British and German Air Doctrine,” p.46.
70．Ibid., p.48.
71．Taylor, Munich, p.205.
72．Kennedy, Rise and Fall, p.273.
73．Ibid.
74．Pratt, East of Malta, p.53.
75．Ibid., pp.130—131.
76．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p.336—337, 340.
77．Bond, Military Policy, pp.294—295.
78．Ibid., pp.292—293.
79．那我们如何去解读尼维尔·张伯伦的名言，大意是英国不会去保卫任何某个国家，但会“摧垮仗势欺人者”？参见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695。
80．Bond, Military Policy, p.308.
81．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p.700—701.
82．Ibid., p.694.
83．Bond, Military Policy, pp.241—294.
84．Ibid., p.191.
85．这种反击学说是皇家空军的传统观点。文官在慕尼黑协定出台时放弃了该战略。随后不久，皇家空军同意去规划一项颇有限度的对德轰炸行动。他们害怕一场相互轰炸，因为他们自己的夸张估算赋予了德国空军对英国投弹500—600吨的能力，而皇家空军只能以投弹100吨作为报复。如果在1938年和1939年确有差距存在，它不可能几乎有这么明显。参见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p.590, 592。
86．Bracken,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p.312.
87．Ibid., pp.301—312.
88．Murray, “British and German Air Doctrine,” p.49; Powers, Strategy, p.166; Webster and Frankland,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pp.63, 67, 74, 75.
89．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p.656—657.
90．比如，关于英国在1937年对意大利的态度，参见Taylor, Munich, p.586。
91．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100.
92．Ibid., pp.106, 284, 305.
93．Bond, Military Policy, p.220.
94．源于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532中的数据。
95．Milward, War, p.47.
96．Ibid., p.25.
97．Dilks, “The Unnecessary War?” p.107.
98．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532.
99．M.Postan, D.Hay, and J.D.Scott,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Weapons: Studies in Government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London: HMSO and Longman’s, Green, 1964), p.373.
100．Ibid., p.375.
101．Middlemas and Barnes, Baldwin, pp.782—783.
102．Ibid.参见Basil Collier, The Defense of the United Kingdom, in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United Kingdom Military Series(London: HMSO, 1957), p.40。
103．A.P.Rowe, One Story of Rada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8), p.18; and Watt, Too Serious a Business, p.73.
104．Murray, “British and German Air Doctrine,” pp.46—47.
105．Postan et al., Design, p.379.
106．Bond, Military Policy, p.250.
107．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p.574—589.
108．Ibid., p.466.
109．Murray, “British and German Air Doctrine,” p.47.
110．参见A.J.P.泰勒（A.J.P.Taylor）所写的“前言”，Deighton, Fighter, pp.12—13; 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p.277, 288; Watt, Too Serious a Business, p.73; Webster and Frankland,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pp.76—78。
111．Webster and Frankland,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pp.77—78.
112．Ibid., p.78.
113．难以准确估量该决定对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实际相对产量的影响，尽管它看来是明显的。扩张空军的L方案（Scheme L）在1938年4月被通过，它计划在1940年3月前建立73个轰炸机中队（1352架飞机）和38个战斗机中队（608架飞机）。1938年11月通过的M方案（Scheme M）对于扩充轰炸机大致维持了同样的最终目标，是82个中队（1360架飞机），但将战斗机的最终实力提升到50个中队和800架飞机。这两个目标要在1941年春季前实现，而70个轰炸机中队和40个战斗机中队是要在1940年春实现的临时目标。这在执行中显然有改动。到1939年后期，轰炸机司令部只能部署33个中队（约500架飞机，其中只有一半是中型或重型飞机），而战斗机司令部依然只能部署51个中队（600余架飞机）。其实，到1941年底，轰炸机司令部依然只能部署500架轰炸机。空防得到重视的另一证据是，若干战斗机中队装备了双引擎的布伦海姆中型轰炸机。它们被改到了它们极不适合的战斗机角色上。该改装包括在机身下原为弹舱的位置安装四挺向前开火的0.303英寸口径机枪。这些数字是从以下方面凑集而成：Collier, Defense, p.78; Ellis, War in France and Flanders, p.310; Gibbs, Grand Strategy, vol.1, Rearmament Policy, pp.588—589; Webster and Frankland,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p.80 and Appendices 7 and 39。
114．Webster and Frankland,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p.76.强调处乃我所示。
115．Deighton, Fighter, p.122; Collier, Defense, p.37; Wright, Dowding, p.56.
116．Webster and Frankland,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p.82; Wood and Dempster, Narrow Margin, p.75.
117．Webster and Frankland,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p.82.
118．Deighton, Fighter, p.13.
119．Collier, Defense, p.39.
120．Wood and Dempster, Narrow Margin, p.77.
121．Wright, Dowding, p.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