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德国
第六章 德国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的大战略和军事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完全地——是希特勒的创造。不过，由于希特勒不喜欢使用正式文件，须用对待法国和英国战略的同样方式来重现德国的战略。不幸的是，与法国和英国战略的研究者相比，希特勒时代德国战略的研究者不得不依靠不那么直接的文献证据。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德国的军事学说是进攻性和革新性的，并与德国大战略的政治内容相整合。几乎无人对前两个特点提出异议，但有些人会质疑第三点。德国最终失败了，或许因为没有什么军事学说能够支撑一项显然在觊觎全面霸权的大战略。T.W.梅森（T.W.Mason）把握住了希特勒战略的政治内容：“第三帝国的对外政策就性质而言是动态的，就实现主宰地位的目标而言是无限的，并完全缺乏关于某种‘最终现状’的观念。”1在质或量的意义上，德国人的手段是否曾与这样的宏大目标相协调？对于这样的问题，人们不得不给予否定的回答。然而，希特勒在征服之路上渐行渐远。通过近距离的考察，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军事学说是为一场无限的——假如说是机会主义的——侵略行动量身定做的。鉴于希特勒的目标，也鉴于他追求这些目标时的政治环境，德国战略的其他部分有着突出的整体性。战争以德国在它先前的受害者面前倒下和希特勒自杀而终结，这证明了德国大战略的失败和希特勒对国际政治的错误理解。同时，对于德国作为一个欧洲霸主的非凡即便短暂的成功，我们有必要设法予以解释。
法兰西之战和不列颠之战的不同结局反映了德国军事学说的优缺点。在1940年春夏，德国“国防军”（该用语指德国的所有武装力量——陆军、海军和空军）对于欧洲大陆的陆战准备充分，对于其他任何方面则缺乏应对。该局面不仅是由于掉以轻心。德国军事力量对于击败英国的乏力是德国先前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即便非其所愿。
希特勒的战略是什么？希特勒首先追求的是重建德国的军事力量。他图谋利用这一重建起来的力量去收复德国的失地，并入新的说德语的人口，并为意料之中的新近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成长攫取在东方（尤其在苏联）的“生存空间”。在希特勒之前的德国政治家和军人身上，这四个目标也有某种程度的体现。2将希特勒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其他德国领导人和更早时候的德国政治家区分开来的是希特勒的执着，尤其是对于第四个目标。对前三个目标的鲁莽追求可能令任何德国政治家陷入困境。希特勒并不鲁莽，但他的确陷入了困境。对第四个目标的追求则招致了灾难。
当希特勒启动其计划时，德国在军事上是弱小的，并被强邻所包围。他不得不避免促成一个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敌对联盟，即便在他采取的行动通常恰会有这般后果时。希特勒的办法是按照某些方式去处理其军事力量、经济和外交，这些方式使他可利用突然出现的政治机会，向对手施压，在敌对联盟的潜在成员之间制造和平时期的裂痕，并最终在战争真正发生时一步步地摧毁这样的联盟。
如何做到这点？首先，希特勒尽其所能向国外传递一个气势汹汹而且尚武的德国的形象。但是，他小心翼翼地使其目标看起来有其限度。尽管他竭力谋求德国的重整军备，但他小心翼翼地以不会让法国和英国携手的方式来安排重整军备。他尽可能久地推迟海军的重整军备，并公开赞美大英帝国的优点。
德国在陆军和空军上的重整军备的目标是，获得让德国的侵略对象尽可能并尽快地感到恐惧的军事工具。而且，在其他欧洲大国突然决意要将德国击倒时，该军事工具必须做好保护德国的准备。这为针对陆上战役而重整军备提供了新的动力。归根结底，希特勒所寻求的所有奖品都是在欧洲的广袤大地之上。
在以陆战为导向之余，希特勒寻求速战能力。他支持军方内部可为战时的速胜带来希望的因素。新出现的对装甲战和空权的倡导者找到了倾听对象，即便旧有的对步兵和施利芬式包抄战的倡导者依然存在。在最终称为闪电战的学说的形成背后，希特勒旨在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个人压力是动力所在。
当希特勒的外交和进击最终导致法兰西之战时，德国陆军已是一台擅长在欧陆之上快速侵略、经过磨炼和考验的机器。希特勒面对着一个依然因不信任——他本人曾为播种它而助力——而有裂痕的联盟。而且，部分地由于希特勒先前的作为，反对方的一个重要成员英国对欧陆上的陆战准备糟糕。德国陆军为它所准备的战争而战，法国人和英国人则在打一场他们直到最后一刻都希望避免的战争。
但是，在英吉利海峡边上，希特勒最终遭遇了一场德国国防军未有准备的战斗。假如德国努力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真正的战略空军以应对对英作战，人们会猜想英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又将何去何从。假如希特勒的行为更像一战前的德国皇帝，法国人和英国人会花费多长时间去构建他们的联盟？而且，德国从何处获得资源以准备在陆地和海洋上的现代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在法国的成功是以海峡边的失败作为代价的。
我将指出，与组织力量或希特勒征服意志的强度本身相比，体系力量对德国军事学说的模式更有解释力。当然，希特勒野心的强度明显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军事变革。但在认可这点之余，我要指出，均势理论可解释二战前涌现的学说的多数细节。组织力量扮演了重要的然而是辅助性的角色，技术因素对德国学说的直接影响看来是微弱的。与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的情况一样，技术被征用来服务于出自其他缘由的学说。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战略：希特勒时代之前
在凡尔赛强加于德国的特殊的政治和军事局面，以及德国因其失败和霍亨佐伦（Hohenzollern）君主制瓦解而产生的国内政治特点，强烈地影响了一战后的德国大战略。《凡尔赛和约》从德国夺走土地和人口，并将其给予欧洲的新旧国家。在西方，德国的防御能力因此而遭到削弱。在东方，波兰重新崛起——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对手。德国在军事上受到了严格约束。它在其边境上的关键地区布防的权利也被否决。其军队被减至10万人，而且只能拥有最轻型的武器。德国的军备工业在规模上被大大削减，而且在它可生产的武器类型上受到了严格限制。简言之，德国被置于了最弱不禁风的境地。
同时，魏玛式民主面临着来自激进的右翼和左翼团体的有力对抗。中右和中左的德国政治家觉得，避免与保守而传统的陆军发生冲突合乎时宜。而且，一个协议出台了，它允许陆军保持相当大的工具性自治，以换取其政治中立和不时的支持。于是，对于考察几乎完全脱离文官控制的军事组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是一个出色的实验室。另外，长期脱离控制的军事组织为希特勒的政策提供了原料。根据组织理论的逻辑，这样的一个长期自治应使德国陆军很难被希特勒掌控。因此，20年代的变革增加了30年代作为组织理论的验证对象的价值。
德国陆军与进攻
我们业已看到，法国和英国如何受制于一战的技术性教训及其战后的国际政治地位。法国的文官对其军人有着如此的约束，以至于将他们驱向了防御性军事学说。军方自身看似从大战中得到了这样一条教训：现代军事技术有利于防御方。在英国，文官的回应在陆军身上表现得甚至更简单：陆军被置于欧陆之外，被鼓励去考虑其他事项。其规模或预算都不允许对欧陆角色存有奢望。进攻或防御问题变得没有意义。由于资金、政治支持和使命的缺失，机械化战争方面不乏前途的早期进展举步维艰。3
对于比较技术性、体系性和组织性动因的强弱，德国案例为我们提供了更清晰的透视，因为文官对军方的控制在一战后的初期岁月中十分薄弱。魏玛时期特殊的国内政治令我们可将文官对军事技术和国际政治的解释过滤出去。在一战前，德国陆军对进攻有着高度认同。它在一战中对现代技术的体验类似于协约国的陆军，尽管不尽相同。当然，一战后德国与英法的军事力量对比不利于进攻性军事行动。德国陆军在这种状况下的举动最具有启示性。它几乎毫不犹豫地重拾了一战前的进攻性学说。该学说仅作了起码的修改，以反映大战中的体验，或德国在一战后的军事弱势。如同组织理论所预测的，可以自行其是的德国军方回到了它的进攻性源头上。
战后德国陆军的首长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在20世纪20年代要如此断然回归的该战略有何根源？其性质是什么？自腓特烈大帝在位以来，普鲁士及后来德国的军官团致力于一种特定的战争方式。著名的德国总参谋部对机动的强调高于任何其他因素。它追求的是侧翼攻击、包抄和合围性的歼灭战。总参谋部试图利用交通上的内线优势，尤其是铁路新技术带来的该优势的提升。最后，要利用动员和集中的速度，以求将作战的时间和地点强加给对手。该战略从每个方面来看都是进攻性的。4
体系动因，无论是政治性还是地理性的，对于该学说的演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在几条战线上与敌人对峙，它们的军事力量加起来超过了它自身的。通过强大的依次进攻——先对付一个敌人，再对付另一个——去削弱对手的总体力量的想法颇具吸引力。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决定德国学说的该特点的主要因素是两线作战问题。5老毛奇和施利芬都害怕同时遭到俄国和法国的攻击。在“统一战争”期间，毛奇不得不担心其他欧洲强国介入普鲁士的战事，假如这些战事持续过长。德国的战略家们最终相信，可通过对德国敌人的“决定性的”依次攻击来削弱占优的敌对联盟。6
组织因素也增进了德国军事学说的进攻性。如施利芬计划所体现的，进攻性学说有利于增进规模、财富和自治，并减少作战中的不确定性。第一，施利芬计划实际需要的兵力超出了施利芬任总参谋长时德国所拥有的兵力。7这样，增加陆军规模和（或）能力的一个长期理由就产生了。第二，对比于毛奇的先前计划——主张对俄法采取有限攻势并设想战争的结束离不开外交行动，施利芬打算获得对法俄的决定性胜利。8陆军将在没有外交官帮助或干预的情况下包办一切。最后，选择决定性的进攻作战可减少战场上的不确定性。如施利芬本人所说：“要获得胜利，我们必须努力成为两者相撞时的最强者。我们在这方面的唯一希望在于对作战作出我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消极地等待敌人为我们选择。”9德国陆军可通过设定它的作战条件而决定战斗的结局，这是信条所在。人们必然还会想到，对铁路的依赖可提升进攻性战略对于减少不确定性的益处。就组织和时间安排而言，通过铁路去集中数百万兵员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人们猜想，选择某个特定的进攻性计划和集结部队会让主持动员者如释重负。
在40多年中，德国陆军一直奉行该进攻性军事学说。在一战中，东线战场的状况令陆军得以根据该传统进行战争。在西线，陆军与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面临着同样的火力教训。不过，这只是通过多种途径强化了德国总参谋部的这样一种信念：必须将机动性重新引入战场以规避火力的影响。这曾是他们在一战前的学说，而且他们在一战中始终致力于重归机动战略。就此而言，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在1918年的攻势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它最终失败了；而且必须指出，从“技术性教训”的角度讲，这是战后进攻性学说所立足的一根弱草。但德国人在一战后重拾进攻，人们猜想组织压力是主要的决定因素。
驱动一战后德国陆军的主要组织因素是为了重建该组织而对于稳定和确定性的需要。它在战场上被击败，被右翼和左翼的革命性意识形态所侵蚀，并在量和质上被《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极大削弱。在拯救自身的努力过程中，该组织回归了曾赋予它最大成功的学说——即便是在战争刚刚结束后，这是否如此地令人惊讶？看法根本不是铁板一块。一些人确实认为一战显示了防御的突出地位，10其他人觉得应该采取类似于法国人在一战后期所采取的缓慢而呆板的进攻模式。11在1920—1926年间执掌陆军的冯·塞克特对此不认同，大多数德国军官看来也与他一致。12在面临着组织重建任务，而且不受制于我们在法国和英国看到的那种文官干预的情况下，德国的军官回归了他们的进攻和机动传统。这在一个不稳定和不确定的世界上提供了稳定和确定性。
也有理由认为，与对手的军队相比，被强加给德国的这种陆军可能为进攻性学说提供了某种推动。德国陆军在法律上仅能拥有总共10万的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辅以大约15万非法存在的预备役人员。13德国的敌人拥有由应征者组成的大规模军队，能够随时动员几十万人，即便不是几百万人。14为了避免在不利局面下进行战争，冯·塞克特详细阐述了他的闪击战理论。在他发表的著述中，他主张在敌人可完成动员前就把他的规模虽小但训练有素并随时待命的国防军猛地投向它们。虽然这不会给德国带来胜利，但这可能让它赢得时间以动员自己的至少部分人力去进行成功的防御。15对于发动这样的一场预防性进攻，进攻性学说必不可少。难以判断冯·塞克特是确实相信该理论，还是仅在粉饰不得已之举。对小小的德国国防军而言，闪击战观念可能是唯一看似可行的进攻战略。鉴于冯·塞克特对于恢复进攻精神的期望，他对闪击战的提倡完全有可能更多是出于辩争而非忠实的信仰。毫无疑问，冯·塞克特在法国占领鲁尔期间的谨小慎微之举看来证明了这点。
体系性力量，尤其是两线作战问题，对于德国陆军重拾进攻性学说可能有着某些影响。在一战后，德国发现自己处于与法国或英国非常不同的国际政治地位。同时，它类似于德国在一战前的地位但更糟糕。16德国不仅被敌对国家所包围，它在军事上更弱于自统一以来它曾有过的状况。显然，德国在战前的地理和实力地位曾被德国的将领们认为令进攻性军事学说成为必然选择。一些人觉得，由于凡尔赛方案恶化了这些状况，对于进攻性学说的需求——如果还有的话——甚至更加迫切。
冯·塞克特确信德国和法国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敌对”，并在1923年着手应对两国间战争的重启。17法国与比利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条约——都是在一战结束后签订的——可能强化了该立场。18法国用同盟关系将德国包围了起来。而且，其中的一个盟国波兰是大量德国领土的获得者，因而对于德国的复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敌人。19在波兰国内，有些派别还要求获得更多的德国领土。最后，波兰必定看起来不仅有敌意而且危险，因为它刚刚得到法国的重新武装，而且其统治者是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lsudski）元帅，一位军事独裁者和一位有所成就的军人。20尽管冯·塞克特和德国军官团期待某一天他们可以消灭波兰，但他们此时害怕法国和波兰军事力量的联手，因为《凡尔赛和约》的解除武装条款令德国弱不禁风。鉴于这些安全顾虑，冯·塞克特的进攻性学说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德国的传统安全问题——德国和法方联盟之间在军力上的极端失衡。
如果事实如此，德国一战后学说的依据只在最肤浅的意义上站得住脚。就对敌对联盟依次发动预防性攻击而言，进攻性学说只有在这些攻击能有所收获时才成立。对德国而言，只有在这些攻击可发出能够阻滞某个敌人从而避免与整个联盟即刻开战的一击时，它才得以成立。10万人的德国国防军有可能对法国-波兰联盟做到这点吗？人们猜想做不到。
德国陆军或许过于弱小，以至于不可能对法国人或波兰人取得即便有限的胜利。法国陆军在1921—1922年间拥有46万左右的现役人员，他们编为不尽满员的45个师。21法国还可动员多得多的部队。1920年，在对俄斗争的高峰期，波兰陆军有60万人之强，有21个师和7个骑兵旅。22尽管这支军队的供给糟糕，其实力在波兰获胜后也下降了，但该数字确会让人想到，波兰对于军事上受到限制的德国可能有多大威胁。而且，与法国的军事关系让波兰人得以获得大量即便过时的法国一战时代的装备。鉴于这种不利状况，进攻性学说对德国无甚意义。
反之，一种随机应变、必定不合法而且是游击抵抗风格的防御——通过威胁要进行惩罚去追求威慑——看似更妥当。如第二章所述，该对策常常受到弱国的青睐。其实，当战争在法国于1923年占领鲁尔期间看似一触即发时，冯·塞克特觉得自己不得不临时拿出一个防御／迟滞性的作战计划和姿态，这与他在这场危机前后所主张的进攻性学说大相径庭。
法国对鲁尔的占领迫使冯·塞克特对国防军的军事能力作出现实的评估。1923年1月，当法国开始向鲁尔开进时，这位将军显然在把玩这样一个想法：假如冲突升级，通过直接军事行动去驱逐法国人。23但三思过后，冯·塞克特对于陆军在东方抵抗波兰人——假如他们企图利用德国在西线的麻烦——的能力变得远不那么乐观，甚至表示了怀疑。
冯·塞克特立即着手于这样一项任务：组织防御以防法国人为了分裂德国而向鲁尔区外推进。尽管德国人不会冒险在鲁尔区进行堂吉诃德式的防御，但他们愿意在国家的生存本身受到威胁时去战斗。非法存在的预备役人员和部队被训练和组织起来以补充10万国防军的战斗力。游击队也在训练之中。24在这些举措中都派得上用场的右翼民兵、退伍军人组织和“自由军团”（freikorps，由极端民族主义的退伍军人组成的独立武装团体）也成了接触对象。在国外的采购进一步补充了德国已拥有的大量非法武器储备。25最后，未雨绸缪的防御阵地在威悉河（Weser）沿线也建立起来。
这些行动都不表明，在冯·塞克特身上，有着对德国国防军在数量上的堪用程度或闪击战的可行性的任何幻想。相反，冯·塞克特在准备一场顽强的防御性和迟滞性行动，它由一支被非法扩充的军队与右翼狂热民族主义者的武装团体联合实施——人们可从身处德方困境的一个国家身上预见到这样一种威慑姿态。1923年1月，冯·塞克特对美国大使清晰表达了其看法：“从多特蒙德到柏林的距离其实不长，但它是沿着血河前行。”26
不管德国的地理位置如何，均势理论似乎预言了某种防御性／威慑性学说，这不同于德国陆军所奉行的。但是，在不受制于文官监管的背景下，德国陆军选择了进攻性学说，这符合组织理论的预言。这表明，在解释国际政治体系并得出合理的学说方面，军人不比文官拥有更好的禀赋。但是，冯·塞克特在鲁尔危机中的谨慎举动表明了某种限度，组织性偏好不可能逾越它去克服一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实力地位所处的严酷现实。
魏玛时期的整合
就魏玛时期的德国而言，整合问题难以探讨。一方面，可以说德国的战略是分裂的。德国总理（1923年）和外交部长（1923—1929年）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追求通过与法国和英国的谈判来修正《凡尔赛和约》。冯·塞克特寻求通过对该和约的各种微细的和不那么微细的违反来直接予以修正。这些更露骨的违约行为妨碍了斯特莱斯曼的谈判。27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家比如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认为，即便在冯·塞克特于1926年退休前，德国的战略也是整合甚佳的。28
如何调和这两种立场？目标的一致看来最好不过地解释了政军当局之间合作的程度。冯·塞克特和斯特莱斯曼都一致认为，需要修改条约，恢复德国的军事实力，并最终与奥地利建立密切得多的关系。这种一致是德国虚弱的实力地位和《凡尔赛和约》所致。该和约的苛刻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政军双方在德国的首要政治目标即修约上的一致。由于该条约的条款给德国带来了如此高度的不安全，军方和政治家对于寻求修约同样是动力倍增。29另外，可以说整合的程度不仅限于目标上的一致。德国政府不仅知晓国防军的违约之举，而且在盟国面前对其有所包庇和开脱。30
如果冯·塞克特的伎俩给斯特莱斯曼的对外政策添乱，斯特莱斯曼不仅容忍了它们，还替其辩护，这是为何？他的容忍可由国防军在国内的强势地位来解释。冯·塞克特有意识地培育了这种自治地位，部分地出于第二章所述的常规的组织动机，部分地由于他认同德国军方中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但是，斯特莱斯曼看来除了容忍，还给予了某种勉强的支持。或许，对斯特莱斯曼来说，国防军看得着的军事实力是他与西方强国谈判时的一笔资产。
斯特莱斯曼对于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有着合理的尊重，而且希望看到德国军事力量的恢复。31他可能总是扭头指着某个德国军事强人说：“情况可能更糟糕，你或许必须处置它。”这样一来，军队可能履行了某些第二章中所述的外交上的“权力度量”功能。确有证据表明，冯·塞克特本人早在1920年就意识到了该角色。32因此，共同的目标和某种相互依赖为战略上的整合提供了某个支点。但同时，冯·塞克特不愿让国防军受制于外来控制，并且仍在推行给斯特莱斯曼添乱的政策。文官对于德国陆军的工具性领域——它的学说、它的征兵事项、它的军备，以及它与国外武装力量的合作——的实际控制程度依然低下。情况在冯·塞克特于1926年退休后改善很多，但德国军事学说与该国的总体大战略依然仅有部分的整合。33
革新
一战后的国防军在多大程度上是革新性的？D.C.瓦特（D.C.Watt）指出，由于其战败，德国武装力量容易接受“任何给回归运动战和终结堑壕战尤其是避免多线作战带来希望的军事发展”34。这不是十分正确。
无论是对于闪电战的所用武器还是原则，一战后的国防军都没有起到引领作用。35而且，就坦克和战术轰炸机这样的新型武器受到的关注（由于《凡尔赛和约》对它们的禁令，它们诚然不可能颇受关注）而言，德国的规划者将其视为传统军备和战略的附属物。但是，对于修正前次战争的一些错误，有着相当多的有意之举。因此，我们可多少认可组织理论的两个假设。第一，失败可成为革新的起因，即便仅在有限的程度上。第二，存在着让新技术适应老学说而非推出全新学说去适应新技术的趋向，后者只是在后来才在希特勒或多或少的直接压力下实现。
业已指出的是，德国国防军在一战后重拾了它开战时秉承的进攻性学说。不过，也作出了一些变化。一类变化看来是对新技术的回应。另一类变化旨在规避现代火力对进攻造成的问题。
冯·塞克特迅速地认识到，摩托化运输（不是装甲作战车辆）为先前战争中面临的某些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之道。1914年，德国陆军未能干预法国的动员，未能阻止法国预备役部队的重新部署，也未能预见步兵和马匹缺乏耐力以进行总参谋部设想的大规模合围作战。36冯·塞克特增加了对汽车运输的应用以改正这些问题。371921年，德国陆军已使用摩托化步兵在荒野上进行演习。38陆军在民间运输公司的幌子下保有对汽车的非法储备。39汽车运输将被用来为机动性服务，这是旨在合围和歼灭敌人的大型机动的核心条件。后来，坦克也被赋予了在这类理念中的某个使命。但是，应将该构想与“闪电战”相区分。
冯·塞克特的第二个贡献是将一战中形成的攻击已备阵地的战术体系制度化。这些战术首先在东线使用，后来用在了卡波雷托（Caporetto），并在鲁登道夫的1918年春季西线攻势中达到了其顶峰。它们有时被称为“胡梯尔”（Hutier）战术，以据说是其发明者的人的名字（Oskar von Hutier）来命名，但更经常地被简称为“渗透”战术。
这些战术摒弃了西线攻击中司空见惯的长时间预备性炮击。取而代之的是短促而猛烈的集中炮击，紧随的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步兵“突击部队”(storm troopers)的攻击。为了保证突然性，这些部队在尽可能晚的时候才部署到位。毒气弹和烟雾弹向对手的强点集中投放，装备有轻型突击炮、迫击炮、轻机枪和火焰喷射器的渗透性突击部队则绕开它们。炮兵的协同也得到很大的改善，该兵种的“灵活性”也是如此。在这种攻击中，所有兵种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该战术体系造就了深度和宽度多达40英里的突破。40由于机动性的不足，该体系在1918年失败了。在缺乏机械化运输的情况下，渗透进去的突击部队无法得到加强或补充。冯·塞克特看来是希望，摩托化会通过某种方式应对该问题。
这些战术的发展是体现革新的一个案例。作为一个组织，德国陆军致力于进攻。在大概四年中，现代火力技术令它不能将进攻持续下去。它执着地（甚至是愚蠢地）试图绕开新技术。它最终获得了成功——尽管只是部分地，而且它是依靠新的战术体系而非新技术做到了这点。（协约国使用坦克而非新战术更成功地实现了同样的目的。）
这些战术在战后得到了改进和拓展。德国国防军部队受到了最严格的专业训练，大型野战演习和对小型作战单位的细致指导是合乎标准的，使用武器的效率和精准度也得到了强调。“就不同兵种之间的协同而言，这尤属实情。在1914年前，这在旧军队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关注。”41团队协作是重视所在。在新战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协同和合作所需的通讯手段得到了特别关注。简言之，冯·塞克特运用了一战中的教训来帮助改正德国陆军的战前弱点。42
这些变化是革新么？在我看来它们不是，尽管德国陆军愿意修补其基本军事手段中已察知的缺陷。该组织在一战中的失败，及其避免该失败重演的希望，可最好地解释该努力。但同时，变化受制于第二章中所述的组织性压力。德国学说的根本目标仍是歼灭敌军，所偏好的机动仍是单向或双向包抄。相比于20世纪30年代末作为一个竞争者在德国陆军内现身的闪电战学说，冯·塞克特的学说只是先于它的一个渐进性变化。
对于冯·塞克特的陆军所持的学说，技术有着复杂的影响。一方面，摩托化运输被认为减少了困扰广阔战线上的包抄性机动的一些后勤问题。另一方面，人们希望通过对一战中渗透战术的认真改进，包括对步兵、炮兵和攻击性工兵严格的兵种合成训练，能够规避现代武器的防御性作用。但是，这些战术在一战中只体现了部分的成功。
冯·塞克特将摩托化车辆用来为包抄战和战术革新服务，以促进对火力的克服。总体军事学说和基本军事目标及手段有变动，但少之又少。组织因素决定了战后德国革新的幅度和限度。
总结
德国的军事学说是进攻性的，与该国对外政策的整合薄弱，而且在一战后初期只具有一般意义上的革新性。组织因素最好地解释了这支陆军的学说。它们还解释了学说革新的幅度和限度。最后，从两者都追求同样目标——重整军备、收复失地和获得新领土——的角度讲，德国的军事学说与大战略是整合的。在部分程度上，该一致只是《凡尔赛和约》触犯德国民族主义的结果。但是，它也是对于一战的失败和该失败在凡尔赛的体现方式给德国带来的切身安全问题的回应。因此，体系因素尤其是德国与其对手之间的严重力量失衡，的确有助于解释德国大战略的整合程度。
但同时，对于实现对《凡尔赛和约》的颠覆，德国陆军对文官们的策略极不认可。德国的文职领导人，以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最为典型，更愿意通过渐进的外交方式进行修约。他要“教导”英法认识到，《凡尔赛和约》在本质上缺乏政治现实主义。军人们则没那么多耐心，而且不停地谋划着逃避该条约的解除武装条款，并保持军事力量以积极利用或应对欧洲政治体系中的任何突变。他们谈论着一场对抗性的而且激烈的游戏。在某种不易度量的程度上，军人们阻碍了文官们的政策，而它们在实现军人和文官的共同目标上最终证明了其效力。
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战略
希特勒的军事学说是进攻性的，与其对外政策相整合，而且是革新性的。希特勒的大战略与魏玛时期斯特莱斯曼和冯·塞克特所奉行的有很多相同之处。但就其时空维度而言，它是不同的。希特勒所要求的比他先前的那些人多得多。由希特勒决定的政治和军事事态的步调令人几乎不怀疑他也要求更快地得手。解释魏玛时期战略的很多因素同样可解释他对于一个总体上是进攻性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奉行。他致力于更广泛的征服并急欲实现之，这只能由他个人的心理特质来解释。一旦他业已置身于这种行动过程，他需要一种在细节上与其前任大为不同的军事学说。希特勒野心勃勃的设想，以及他在追逐它们时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可最好地解释这些不同。对于将德国的军事学说与针对眼前任务的德国大战略相整合，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革新必不可少。欧洲政治体系中的约束和刺激影响了这些变革的模式。就处于首要地位的德国陆军而言，这些变革是在面临着相左的组织偏好的背景下发生的。
体系性约束与希特勒的外交
在怎样的政治状况下，希特勒苦心地去恢复德国的军事力量，收回失地，吸纳说德语的新人口，并在苏联获取“生存空间”？第一，也是最明显的是，希特勒是在没有盟友的情况下启动了其计划。第二，由于凡尔赛的解决方案和德国的地理位置，德国面临着很多潜在的对手；针对它的潜在联盟可能是压倒性的。这些是约束，但也不无机会。
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是一个有着五个主要玩家的多极国际政治体系：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苏联。像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罗马尼亚这样的较小国家都有着重要资源，这令它们成为比其幅员、人口或国民生产总值所体现的涵义更重要的玩家。大国和中等强国之间的差异不像今天那么巨大。这两类间的区别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会防止中等强国给大国制造麻烦。这种局面或许给希特勒提供了机会，因为其主要对手或许暂时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别处。
根据均势意义上的论断（第二章），希特勒的外交和军事组织应受其外交孤立的影响。可以预见，他的政策会令他与其他强国相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政治家需要有对权力和意志作竞争性展示的手段。对于同盟的运用和对于自身军事力量的运用通常可发挥该功能。希特勒没有强大的盟友，特别是在其行动的早期阶段。直到这场游戏的后期，他才成功地获得意大利对德奥合并（1938年3月11日对奥地利的占领）的默许，这是墨索里尼曾长期反对的。这样，在推行其外交时，希特勒不得不对军事力量有着或许超出常规的依赖。这可能不是希特勒诉诸胁迫性外交的唯一原因。他的国内政治经验令他相信，可以胁迫对手向己屈服。德国历史学家和国防军总部战争日志的作者佩西·施拉姆（Percy Shramm）将此称为希特勒的“雪崩”理论，并指出希特勒认为在一开始就耀武扬威会令任何反对分崩离析。先前受害者的屈服会树立一个将被后来的受害者遵从的样板。小胜可带来大胜，对手们将随波逐流。43尽管该解释有其道理，人们也必须注意到，缺乏强大盟友的国家时常体现出这一强烈趋向：出于外交目的而倚仗耀武扬威。这种展示已成为战后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附属品，并在以色列的行为中如此常见以至于成为了一种生存方式。
对军事力量的政治和外交性使用是希特勒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重整军备的性质、对德国军事力量的实际运用，以及德国军事力量在组织上的变化都证明了以下假设：希特勒正在策划武装外交。
20世纪30年代德国重整军备计划的特点体现了对于强权形象的迷恋。44尽管德国经济在当时被广泛认为已为战争作了充分动员，到1938年，该国在防务上只花费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8%，涨自前一年的9.6%。45在一定程度上，对德国已做好战争准备的误判出自德国对防务开支模式的蓄意决断。当时的德国最高统帅部经济和军备处（the Economics and Armaments Office of the German High Command）处长、德国军备扩张的重要参与者格奥尔格·托马斯（Georg Thomas）将军认为，德国的军事准备一直以“广度”而非“深度”意义上的重整军备为特点。46这意味着，希特勒所重视的是拥有对现成军备的大量储备，而非打造新的军备制造能力。471936年制定的“四年计划”于1937年启动前，没有任何应对关键原料的短缺或为战争而增加总体工业能力的措施出台。48
“四年计划”是德国为某些进口原材料寻求替代品的第一个著名计划——生产合成油品和橡胶，并利用先前没有商业用途的低等级煤铁矿藏。这些项目不会在几年中表现出很好的收益。直至此时，针对德国或许无力在战争来临时赢得速胜的风险，储备稀缺的原材料是谨慎的应对之举。但迟至1939年8月，储备只够用三至六个月。希特勒对保持大量储备不感兴趣，他宁愿将进口的原材料尽可能快地转化为制成的军备。49
类似的是，对于让民用工厂可用于军工生产，人们未看到30年代的德国防务开支中有很大一块专用于此。比如，像英国的“影子工厂”——迅速地将某些汽车厂转至飞机生产的计划和方法——这样的东西看来压根未出现过。50所以，就分配于军事用途的资金而言，看来德国是重在建立有形的军事力量。该侧重造就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耀武扬威，这是长期性的恐吓行动的后盾。
希特勒自己尽可能地夸大已作好战争准备的表象。就德国的备战程度，他不断发出好战的论调。51重整军备的模式体现了对数量的迷恋，其他的军事考虑则被排除在外。面对着陆军的抵制，希特勒强行决定了德国陆军扩张的步伐。随着希特勒要求越来越多的师，陆军被迫急剧减少每支部队中专业骨干的数量，受损的则是质量。52希特勒的思维一直关注形象和外表。尽管将军们在重整军备中寻求“马掌钉”(horse-shoe nail)——重型炮兵、工兵、铁道兵和通讯部队，但希特勒要的是坦克和飞机。53
德国在空军上的重整军备反映了对于表象的关注。1935年时德国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Werner von Blomberg）告诫下属：“为了在西方强国前尽可能地显得强有力，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摆出武力强大的样子。”54这成了空军的政策。迟至1939年，当被告知弹药储量非常低时，希特勒反驳说：“没有人调查我是否有炸弹或弹药，重要的是飞机和火炮的数量。”55
对数量的迷恋是德国人在二战中没有可用的四引擎轰炸机的原因之一。当将资源转用于生产四引擎轰炸机——一个比生产两引擎飞机更困难和更需要资源的任务——被问及时，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回答道：“元首未问过我有什么类型的轰炸机，他只想知道有多少。”56对于表象的这种痴迷也体现在德国人的这一做法上：主要的飞机生产能力用在了成品飞机上，用于配件的则极少。这削弱了德国空军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充分的战斗效能的能力。57简言之，希特勒似乎相信武力强大的形象与武力自身有着同样价值，并且为了最大限度地强化咄咄逼人的外表而忽视了重要的军事细节。
希特勒在德奥合并前和苏台德事件（见下文）期间的外交模式支持了这样一个假设：他依靠把玩军事力量来服务于胁迫性目的——要显示德国的能力和意志。
到1938年2月初，国外潜在对手相互间的困惑、国内权力的巩固、奥地利纳粹党不断上升的规模和影响，以及奥地利警察对于要公开发动纳粹叛乱的阴谋的察觉，令希特勒相信侵犯奥地利独立的时机已经到来。582月11日，在与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的一次私人谈话中，希特勒提出了将奥地利置于德国的完全控制之下的条款。恐吓行动已经开启，希特勒有意识地让他的“两位面相最冷酷的将领”在场。59许士尼格用这种协定须由奥地利总统签署的法律观点去尽力搪塞希特勒。希特勒也放缓了态度，给了奥地利人四天时间。60
2月13日，威尔海姆·凯特尔（Wilhelm Keitel）将军告诉约德尔（Jodl）将军和卡纳里斯（Canaris）海军上将：“元首命令的大意是，通过假装要采取军事行动而将军事压力保持至15号。”61关于这种策略的建议已在前日被提交给希特勒并得到批准。其中并无很多真正的备战之举，尽管在边境附近有部队调动和飞行训练。62还安排有虚假的无线通讯，蓄意捏造的关于军事准备的假消息也通过奥地利境内的代理人和边境上的报关代理人而传播开来。约德尔的日记表明，这些策略的效力足以令奥地利人相信德国“正在进行认真的军事准备”63。
奥地利总统威尔海姆·米克拉斯（Wilheim Miklas）在2月15日屈服了，希特勒提出的奥地利纳粹党在政治活动上不受限制的要求也于2月18日被接受。随着该协议的全部涵义变得一览无遗，许士尼格开始反击，下令于3月13日就奥地利的独立进行全民公投。希特勒随之选择了军事行动。
3月11日，希特勒下达了命令。在刚被告之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时，陆军总司令海因里希·冯·勃劳希奇（Heinrich von Brauchitsch）提出陆军尚未准备好立即入侵奥地利。64但到3月10日晚6点30分，参照过时的“奥托计划”（Case Otto）（这是总参谋部旧有的一个应急计划，要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之举出现时对奥地利采取行动），方案已临时拟就。随着德国入侵部署的展开，许士尼格屈服于德国的压力，放弃了全民公投，并辞去了职务——这有利于奥地利纳粹党人阿图尔·冯·赛斯-英夸特（Artur von Seyss-Inquart）。接着，德国人占领了这个国家。
奥地利事件反映了三个重要情况。第一，希特勒显然的确是出于外交目的而利用了军事力量。第二，直至这场游戏的后期，他看来不认为有必要发动真正的入侵，因为不存在对于这种入侵的规划。第三，陆军自身没有考虑过这种行动，对于为满足希特勒的政治需要而突然临时应对是措手不及的。
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地区的举动是他利用军事力量支持外交的又一例证。与奥地利事件不同，另有证据表明，如果威吓无效，希特勒要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5月，面对着德国人在进行动员的传言，捷克人也动员起来，并得到了法国和英国的有力外交支持。65实则未作动员的德国减少了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压力。但是，希特勒下令修改陆军现有的对捷克人的作战计划。原有的计划主张，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出现冲突，或欧洲其他地方出现纷争并牵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国的军队时，去发动一场机会主义的进攻。新计划是基于希特勒所宣布的“在不久的将来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的不可动摇的决定”66。根据凯特尔签署的一份秘密信件，这个不久的将来指的是1938年10月1日。67
我们无法判断希特勒是否的确将于10月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走向战争。我们确实知道他在为所欲为；而且，对军事能力的胁迫性使用便于他如此行事。两份文件证据支持了希特勒有意于此的论点。“绿色计划”（Fall Green）即入侵计划中有一段谈到了入侵的事先准备：“b.宣传战一方面必须借助威胁去恐吓捷克人，并消磨其抵抗力。”68该文件意味着，希特勒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去欺凌捷克人。曼施泰因将军在捷克危机中写给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将军的一封信表明，将领们知晓希特勒的胁迫战略：“如我所见，在我们的处境中，我们只有要么靠政治压力，要么靠军事突袭才可成功。如果有人将两者混用，军事突袭将屈从于政治压力。”69简言之，如果过于磨刀霍霍，捷克人及其盟友或许会拔出自己的刀剑，这就断绝了德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希望。“绿色计划”的成功取决于该袭击。因此，必须认真协调部队的调动和其他的军事准备，以表明德国的意志，但同时又不会促动对手的动员。大体而言，德国人如愿以偿了。
有哪些举动呢？5月底，先前已下令实施的军事扩充开始了全面加速。要求立即完成西部边境上的筑垒的命令被下发了，定于秋天实施的部队调动被提前到了夏天。70英国观察家早在7月初就获得了关于这一非常举动的证据，但未有警觉。7月30日发布的禁止所有武官进入边境地区的禁令被看成更具昭示意义。71尽管该举措对于掩饰德国备战的细节无疑是必要的，但它的确也向德国的对手们发出了信号。
8月3日，驻柏林的英国武官梅森·迈克法兰（Mason MacFarlane）上校报告说，德国已计划在9月8日进行试验性动员。而且，很多在10月1日将要退役的军人也被宣布将在军中另留一月。该武官认为这些决定是“最具危险和挑衅性的”72。在英国大使尼维尔·亨德森（Nevile Henderson）看来，假如德国人一直专注于军事突袭，他们可以更卖力地予以掩饰。相反，他将该行动看成“旨在不通过战争而实现德国目标的虚张声势……是一个促使陛下的政府向贝奈斯（Benes，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施压，并促使后者小心自身举动的警告”73。但到了次日，亨德森大使也开始对希特勒的行动更加关切了。74
到8月17日，迈克法兰告诉英国外交部，德国人的“试验性”动员包括了比已经报告的大规模调动更多的部队调动。而且，他指出：“西部防御工事的建设正以几乎火一般的速度在推进”75。8月15日，希特勒描绘了所希望的这些行动对捷克人的影响：“想一想，看到你的邻居磨刀霍霍了三个月，必有怎样的感受？”76到8月底，这些各种各样的伎俩对法国和英国产生了类似影响。在所署日期为8月30日的发自驻巴黎大使馆的一份急件中，哈利法克斯（Halifax，外交大臣）被告知，法国陆军的情报首脑完全相信，德国正处于总动员状态。77
这种模式又持续了一个月。到9月27日，英国驻德大使确信，如果捷克人不立即屈服，德国人将会入侵。78英国人有十足理由得出该结论，因为希特勒已于9月27日下午1点命令21个团（7个师）的攻击部队从其训练地向出发位置进发。他们将被如此部署“以备行动，以至于针对‘绿方’的作战可能从9月1日开始，该决定在昨天正午12点已经作出”79。“可能”这个词值得注意。有理由猜想，希特勒仍然希望其目标能够不通过战争而实现。
这种军事动员和威胁背景对9月15日在慕尼黑开始的谈判投下了阴影。它们先前已被载入史册。重要之处在于，它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进行的：有明显和可信的证据表明德国人决心实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并在必要时猛然引发另一场在欧洲的全面战火。
最后，德国军事组织的两个结构性变化——一个是希特勒行为的直接结果，第二个是其行为的间接结果——支持了这样一个假设：希特勒正以与准备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同样的力度在进行“武装外交”。
第一个发生于1938年2月4日——也许稍先于前述的事件，而非同时发生。当天，希特勒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the 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 OKW)替代了德国陆军部。OKW是一个真正的军事总部，拥有一个能够筹划军事作战的真正的参谋部。理论上，它是一个将协调陆、海、空三军行动的首要的规划和指挥组织。从那天开始，希特勒将对三个军种行使直接指挥，不是作为一位文官而是作为一位军事长官。80对于他所采取的那种类型的政治—军事行动，直接指挥和从属个人的作战参谋部将造就最大限度的个人控制。81
后一个结构性变化出现在陆军的动员制度上。这是对希特勒的奥地利和捷克行动的一个回应。在两个事件中，陆军都被迫采取困难的临时应对措施，以提供希特勒为其胁迫性行动所要求的力量。对这些行动不得不严肃对待，因为它们可能导致战争。德国陆军的指挥官永远不能断定武装外交可能持续多久，或是战争何时可能开始。陆军参谋长弗兰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将军将整个1938年花在了筹划更适应希特勒政策的新的组织架构上。1938年12月，新的方案被采用了。82
该制度将德国陆军设为四波。第一波和第二波的51个师全由现役或刚退役的军人组成，能够在四天内投入使用。另两波在四周到八周内则不会就位。83该制度赋予了德国相对于其他欧洲强国的某种优势。尽管德国的总动员需要与其他国家的总动员一样长的时间，但对于50个左右精锐师的部分动员则几乎可以迅速完成。84陆军如今可更好地应对希特勒的古怪外交，不必为了胁迫性的耀武扬威或突然袭击而应急。而且，“陆军成为了特别适用于迅速的领土侵略的一个工具”85。简言之，在预防性战争方面，德国现在多少拥有了内在优势。
总之，德国战争经济的安排、希特勒外交行动的性质及其武装力量的结构，都体现了多少是蓄意的根据外交用途去调整军事力量的尝试。这不是说实际动武被排除在外了。不过，他显然十分乐于不通过战争而实现其目标。尽管希特勒的扩张主义政策及其自产的“雪崩”理论可以部分地解释该“武装外交”，我的判断是其孤立的外交处境也有助于解释其行为。86
希特勒军事学说的特殊性质为组织理论提供了一个验证。他的军事顾问没有很好地接受希特勒重整军备、外交和“重组”国防军的路数。陆军的动员问题专家托马斯将军更希望深度动员，陆军的长官们更希望强调军事力量的传统“马掌钉”。各军事组织力求通过集聚它们偏好的各种物力的大量储备，去减少不确定性。
陆军的领导人对胁迫性外交感到不适，而且大多反对建立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组织理论预言了这种抵制。胁迫性外交要冒丧失突然性的风险，并给予了敌人准备防御的时间。它提高了军事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的程度。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严重践踏了陆军在军事行动上的自治性，使希特勒得以强力干涉陆军事务——不确定性的另一源泉。尽管存在着组织性偏好，希特勒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获胜了。
在解释这些变化时，难以将希特勒的专制与体系性约束和刺激分离开来。两者都是比组织动力更强劲的影响因素。只有从比较的角度，人们才可望滤出希特勒的专制的某些影响。比如，尽管遭到了职业军人的抵制，其他民主国家既实施了胁迫性外交，也干预了军方的作战事务。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对于核打击目标所采用的“灵活选择”不受美国空军的欢迎。这些小股武器将在对抗中象征性地向苏联挥舞，甚至可能被使用。军人们抵制这样的选择，而是更偏好很大规模的“反力量”攻击。类似的是，美国空军坚决反对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在对北越的“滚雷行动”(Rolling Thunder)中的胁迫性轰炸战略，以及对军事行动严密的政治控制。在两个案例中，文官们都得到了他们所要的很多东西，尽管不是全部。87
体系性约束与进攻
希特勒受制于与其对立的联盟的潜在规模。德国边界上的各国都各有所虑，它们对此心知肚明。希特勒没有多少潜在的盟友。如果他不小心谨慎，他可能最终将寡不敌众。他对于该制约的认知可解释德国军事能力的两个方面。第一，如我们已指出的，他最终被迫以一支明显乏力的海军去对付英国。第二，其陆军的学说逐渐聚焦于带来速胜希望的某种战争方式。第一个特征出自希特勒的这样一个目标：要削弱与其对立的潜在联盟在和平时期的团结。第二个出自该期望：在战争来临时，要逐个地击败该联盟的成员。
希特勒对外政策的研究者一致认为，直至对波兰的保证出台前，他希望不借助战争就让英国顺应他的东欧政策。88希特勒也许实际上是希望，可设法让英国放弃其传统的大陆均势政策。不过，他在希望之余有着更多动作。根据德方文献和战犯法庭上的证言，F.H.辛斯利（F.H.Hinsley）颇有说服力地指出，希特勒向英国献上1935年的海军条约是希望赢得英国的友谊。埃里希·雷德尔（Erich Raeder）海军上将不认可该政策，但希特勒将其观点强行贯彻下去。希特勒一直遵守了该条约，直至英国在慕尼黑协定后对他的计划发起了大规模抵制。89
辛斯利未能指出的是，尽管希特勒没有实现其所有目标，但英国人对于巩固他们与法国的同盟并准备大陆战争十分迟缓。通过避免与英国的全面海军军备竞赛，希特勒为其东方计划更好地巩固了“后方”。如前章所述，英德海军协定具有在法英间插入楔子的直接后果。英国或许比法国多出些许的安全感，从而不那么愿意奉行反德政策。希特勒给自己挣得了一个“机会之窗”，即便他尚未赢得英国的长期友谊。希特勒可能不是在追求这种较低的目标，但追求更大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它的实现。
对军事行动的速度的强调是希特勒对于欧洲政治体系的约束的第二个回应，这将造就被称为闪电战的那种军事行动。在该时期的文献证据中，我们看到了对速度的强调。而且，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作战必须迅速结束，以防止其他强国的干预，或在其发生时应对该干预。德国不得不避免一战中多线消耗战经历的重演。90
对于这种对速度的需要和其中的原因，1937年11月5日在希特勒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布的霍斯巴赫备忘录（Hossbach Memorandum）有着很多论及：
德国的问题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而这从来不会没有相应的风险。腓特烈大帝围绕西里西亚的战役和俾斯麦对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曾有着不为人知的风险，普鲁士的1870年行动的迅捷使奥地利没有参战。91（强调之处为我所示）
希特勒继而指出，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的速度将决定其他强国的态度：
我方行动的突然和迅捷程度是影响波兰态度的决定性因素。波兰——它背后有苏联——将没有多少意愿去与胜利者德国开战。必须以我方作战的迅捷去应对苏联的军事干预……92
希特勒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认同希特勒的看法，并将其引申到了西方强国身上：
在这种情形下，假如没有英国，法国将几乎没有胆量去独自猛攻德国的西部工事。就此来讲，在我看来，使这类冲突……将以胜利告终的速度将是决定性的。在迅速告捷的情况下，我坚信西方不会干预。但是，延续时间更长可能使敌国认为德国军队确实被高估了，从而令西方强国的干预更加可能。93
大致三个月后，在1938年3月10日，这位外长在一份备忘录中重申了这些观点。94
希特勒就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计划”所发布的指令强调了速度对于显示捷克人的“无望”处境的重要性。95希特勒显然希望，迅速的胜利将打消西方盟国的参战念头。冯·曼施泰因的信件体现了他对希特勒意图的理解。他担心希特勒的胁迫性外交可能妨害德方的突袭，并提醒贝克：“鉴于政治风险，迅速的成功看来是必要的。”96他接着细述了德国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弱点。我们会看到，希特勒对速度的迷恋如何最终被转换到国防军的学说中。
机会与进攻
尽管国际政治体系对希特勒的行为施加了约束，但它也提供了机会。希特勒认识到，除了德国所带来的问题，他原来的敌人面临着更多的安全问题。他相信这些问题可为德国的侵略提供机会。已描述的德国大战略的很多特点助长了机会主义的侵略政策。
强调广度的军备措施，即为了战争而对德国经济进行长期而局部的动员，符合机会主义的政策。一方面，它为希特勒提供了大量随时可用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相对于全面的经济动员，局部动员可以无限地维持下去。如果希特勒确切地知晓他将何时动手，那么他为了战争而动员整个经济将是明智的。如果他认为其侵略要视其他地方的不测事态而定，那么他需要可保持至良机出现之际的军事能力。
军事指挥关系的变化（尤其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建立）和波浪式动员制度的出现也符合机会主义的侵略政策。对于利用突发并可能转瞬即逝的政治机会，这些结构性变化赋予了希特勒必要的灵活性。最后，对于军事行动速度的强调符合希特勒谋求利用政治机会的假设。如果英国、法国或苏联被牵制在其他地方的一场冲突中，该冲突的持续时间不可预测。希特勒必将迅速地利用这种局势，以防止对手将注意力重新转到德国身上。
霍斯巴赫备忘录体现了希特勒认为机会将会出现的信念。希特勒断言，如果法国“卷入了与另一个国家的战争”，德国可有条件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他指出，波兰可能不会干预，因为它“背后有苏联”。由于“日本的态度”，他看轻苏联干预的可能。希特勒认为有法国参加的在其他地方的战争“肯定正越来越近；它或许发端于地中海地区的当前紧张局势，而且他（希特勒）决心利用它，无论它何时发生，即便早在1938年”97。希特勒强调了漫长的西班牙内战的价值，指出它可能将法国和英国拖入与意大利的战争。要记住的是，希特勒尽其所能要把这场战争拖延下去。他宣称，德国可支持意大利的战争行动，如果它将遭到英、法的攻击；这会牵制它们的力量。希特勒要求“利用这种不会再次出现的有利局势，展开并完成对捷克人的行动。对捷克人的突袭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去实现”98。
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它是希特勒的行事方式。诺尔曼·里奇（Norman Rich）指出，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行动，以及由此促发的盟国的反应，为希特勒对莱茵兰的重新军事化提供了刺激。99其实，里奇对希特勒侵略的历史记述点出了德国战略中对于战略机遇的某种总体性的敏感。迄今所述的这种机会主义是更为抽象的“预防性行为”类型——在军事力量的一个显然是暂时性的优势消失前对它加以利用——的一个例证。我们发现，希特勒不断谈到对德国军事力量的暂时优势的利用，其产生原因是其他不测对对手力量的分散，某个特定对手的暂时中立，或德国在军备生产上确实存在但不断缩小的领先地位。我们还发现，希特勒不停地进行着对各国的“先发制人”入侵，理由是：由此获得的资源——假如英、法方面先得手——将明显增强英、法方面的军事力量，但假如他先得手，也会明显增强他的力量。100人们或许补充说，这种估算在核武器出现前的时代屡见不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准确无误的。
军事学说的革新：闪电战及其起源
迄今，我已围绕着德国探讨了体系性约束和刺激，以及它们对于希特勒的军事学说的总体影响。这些体系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实际体现在国防军学说的细节中，并且是借助怎样的影响机制？
希特勒在军事行动中优先追求的是速度。他还寻求夸大他国观感中的德国军事力量。通过“闪电战”，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两点。在波兰、低地国家和法国，希特勒凭着惊人的速度获得了胜利。不了解其手段者趋于将这些胜利归因于他其实不具备的数量优势。
什么是闪电战？它与德国陆军在魏玛时期形成的战略有何不同？它由何而来？对前两个问题我将予以简述，对第三个问题则要详述之。
第三章对闪电战学说作了总结。101闪电战攻击的焦点是它与众不同的特征。这种作战直接瞄准敌人的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机能（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and intelligence， C3I）。今天，当战略家们谈论C3I时，他们通常谈论的是通讯和监控硬件。但在20世纪30年代，攻击C3I指的是攻击敌方军事组织中的特定部分——说得形象些，即它的大脑和循环系统。
就作战而言，闪电战旨在尽可能迅速突破敌方防线并渗入其后方地带。机械化部队的速度将造成多处进攻的幻象，让敌方的情报系统被淹没在各种报告中。进攻方力量将凭借它们的真实存在，扰乱敌人后方的信息、人员和装备的传输。空中力量将重在摧毁敌人后方较深处的关键的指挥和交通节点。该协同旨在造成敌方作战组织的混乱和崩溃，使得不必一点点地去击败它。同时，闪电战的攻击力量以在混乱环境中有效地发挥作用为目的。决策权将被分散给推进中的先头部队的指挥官。这些先头部队将拥有密集而且富余的通讯能力。这些先头部队被大量赋予了与其一体的侦察要素。这样，随着敌方的C3I被压制，一方自身的高效C3I将在多变而混乱的环境中提供越来越多的军事优势。我相信，对于现代以色列的装甲学说以及1939年和1940年的德国学说，这种描述同样地恰如其分。
理论家或许觉得，上述攻击模式其实取代了对围歼战的需求，这是德国军事战略长期所青睐的。实际上，这不是实情。对于敌方C3I的攻击即闪电战，为实现围歼战提供了一种高级、低成本和快速的方式。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对敌方指挥机构的纯粹攻击原是英国人的主意，最有可能是J.F.C.富勒（J.F.C.Fuller）将军的发明。102不清楚的是，德国闪电战之父海因茨·古德里安——尽管是所有的英国早期装甲理论家的学生——是否确实认为装甲攻击主要是针对C3I。作为一名信号兵军官，他肯定认识到了扰乱敌人对其组织的控制能力的价值。但人们怀疑，古德里安是否相信他可完全回避对围歼战的需求。比如，在低地国家的战役——或许是最成功的闪电战行动——的结局是，盟军被部分地合围，他们背临英吉利海峡，遭受着可怕的空袭和炮击。不过，人们必会有此结论：强调攻击敌方大脑即C3I是使闪电战根本不同于早先德国军事战略的特征。
尽管上述描述最好不过地描述了专家对闪电战的印象，但这个词给普通人的印象是坦克和飞机的洪流。普通人的这种印象部分正确。对于渗透并扰乱敌人的后方，飞机和装甲车辆的确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动和受防护的火力。对于步兵——使用的是一战中渗透战术的明显改进版——以及部署于战场最前线的快速和平射的反坦克炮和高射炮的关键角色，认识上则没那么到位。在对于敌人后方地带的初期渗透中，渗透性的步兵扮演了关键角色。提供直接火力的快速反坦克炮和高射炮为这些攻击提供了关键支持——压制敌方强点的火力。防空火炮还为地面部队提供了些许空防，使战斗机可以更自如地去集中对付关键目标。相互协同的步兵、反坦克炮和高射炮还会跟在坦克后面去保护其交通线，并对付坦克绕过的或正在阻遏坦克前进的强点。如同一战中形成的渗透战术，以及冯·塞克特随后对这些战术的完善，地面和空中的所有兵种的合作和相互支持在闪电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闪电战的研究者已指出，整个这样的攻击方式看来就是被提升至战役层次（作战层次）、并由坦克、飞机和机械化步兵执行的胡提尔式渗透（Hutier-infiltration）战术。后勤的摩托化会解决在一战中困扰“胡提尔战术”的供应问题。鉴于该相似性，以及闪电战对于决定性的进攻作战的强调，人们不由要把该战略描绘成德国传统军事战略合乎逻辑的渐进发展。如果“应该”有某支军队已掌握这种革新性学说，德国陆军应该已经做到了这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甚至，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率先推出装甲战术的英国人都未获得最终由德国人得出的那种“感受”。但是，若猜想闪电战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军队身上自然生成的，这是一个错误。这些变化没有得到职业军人的热情欢迎。尽管人们不能说希特勒“发明了”闪电战，也不能说整个德国陆军曾经无保留地采用它，但希特勒的干预的确看来推动了所达成的明显进展。
闪电战的早期发展和阻力
对于坦克和机械化战争的首次全面思考始于20世纪20年代，体现在时为上尉、后为将军的海因茨·古德里安身上。1922年，古德里安成为了摩托化运输部队总监的参谋长。三个情况不无意义：古德里安来自一个“耶格”（Jaeger，指轻步兵）团；他曾是一个通讯专家；他对于当时仅被看成后勤手段的摩托化交通一无所知。103第一个情况的意义在于，早在18世纪，“轻步兵”专长于快速机动。利德尔·哈特提醒我们：“高机动性装甲战在英国的三个最早的先知出自轻步兵或来复枪团。”104第二个情况的重要性在于，通讯在闪电战中扮演着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关键角色。第三个情况的重要性在于，古德里安是在头脑尚是一张白纸时来到这支“服务性”兵种的。而且，摩托化运输部队是一个新生兵种，并且像多数羽翼未丰的兵种一样，急于强化其角色。古德里安的独特背景令他得以看到这支新兵种的军事潜力。他是在合适时间处于合适位置的合适人选。
对于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装甲战试验，古德里安予以了认真观察。英国人曾在战后建立了一支“皇家坦克团”以进行坦克试验。古德里安研读了英国装甲战理论家先驱B.H.利德尔·哈特（B.H.Liddell-Hart）和J.F.C.富勒的概念性著作。他还研读了他们关于英国人的早期试验的报告。105到1924年，他已在对机动战发表演讲了。
1929年，古德里安成为了一个摩托化营（700或800人）的指挥官。它由一个侦察连、一个摩托车连、一个“假”坦克连和一个“假”反坦克连组成。106同时，对于坦克的悄悄和有限的研发也在进行。克虏伯（Krupp）军火公司受邀提供了一些试验性的模型。（要记住，它们依然是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苏联红军提供了一些秘密的试验设施，这是冯·塞克特培育的特殊关系的一部分。由于该条约的解除武装规定禁止拥有坦克，德国国内的很多工作是在装甲汽车和其他的轮式越野车辆上进行的。107
人们或许本会认为这是一个有好兆头的开端。在一个对革新有兴趣的次级组织的保护下，古德里安成功地建立了摩托化作战部队。108他根据在整个德国陆军中获得广泛接受的战术学说，建起了这些部队。109随着古德里安开始与德国陆军的其他部门发生冲突，接下来的步骤将更加困难。
麻烦甚至存在于摩托化运输部队的内部，古德里安谈到了他在1929年的试验：
其实，运输部队总监对于该新部队的信心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他禁止我们与驻扎该地的其他营进行联合演习。当我们所属的第三师进行演习时，我们不被允许在排级以上的部队中使用。110
古德里安抱怨说，无人相信“只是服务性部队的摩托化部队最终能够在战术甚至战役领域提供富有成效的新设想”111。如人所料，骑兵成为了主要的反对者。他们一开始将轻型的侦察角色让给了摩托化部队，后来又把它夺了回去。112
对于古德里安的思想在二战前遭到抵制的程度，在很多二战时期的德国装甲专家身上有据可查。1936年在西班牙指挥德国坦克的威尔海姆·冯·托马（Wilheim von Thoma）将军在战后向利德尔·哈特诉说了“德国陆军的较高级将领的抵制”。“老一辈人担心这种力量的快速发展——因为他们自己不懂装甲战的技巧，而且对这种新手段感到不适。”113“沙漠之狐”埃尔文·隆美尔（Erwin Rommel）将军在1944年自杀前曾写道：“有一个特殊的派别仍在激烈地对抗任何对战法的激进现代化，并死抱着步兵须被看成任何陆军的最重要组成的信条。”114（要记住，隆美尔是作为一位步兵理论家而缔造其战前声誉的。）战争后期德国最出色的装甲战术家之一哈佐·冯·曼托菲尔（Hasso von Manteuffel）称，对于推进坦克事业和后来成为闪电战的特殊战术，古德里安在30年代几乎是孤家寡人。115
在《德国陆军：1933—1945》中，马修·库珀（Matthew Cooper）记录了装甲战支持者的计划被最高统帅部颠覆的不同方式。步兵、炮兵和骑兵这些较老兵种的军官趋于形成互相保护的群体——将他们的同仁提拔到更高级别上。陆军的正式操典将装甲理论家拒之门外。稀缺的坦克、半履带车辆和卡车从古德里安所心仪的、奉行兵种协同的装甲师中被转给了骑兵和步兵。最后，最高统帅部采取了拜占庭式手法，旨在将古德里安和其他的装甲支持者调换到无关痛痒和没有实权的岗位上。古德里安曾在1939年被选定为一支预备役步兵部队的指挥官。116库珀的结论是——我觉得不正确——“古德里安及其支持者失败了，军事当局获胜了”117。
对于革新的上述抵抗正是组织理论预言（见第二章）的那种情形。但我们知道，一些非同寻常的情形发生在1939年至1940年的欧洲战场上。1940年，德国倚仗着10个古德里安式的奉行兵种协同的装甲师——当时无论在何处都是所能见到的最大和组建得最好的集中了机械化作战力量的部队，侵入了低地国家。与欧洲的其他陆军相比，德国陆军颇具革新性。闪电战的发展为何走得如现实中那么远？
希特勒在闪电战发展中的角色
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对于帮助闪电战的倡导者克服组织性抵制，希特勒扮演了重要角色。（值得指出的是，闪电战这个词迟至1939年才被使用，而且似乎不是德国人发明的。德国人出于宣传目的使用了该词汇。）118没有多少直接证据支持以下论点：希特勒对于古德里安的思想有细致的了解，或者说他全心全意地拥护它们，并将其强加给了德国陆军。但是，可以找到的一丁点证据的确表明，希特勒对于遭到传统派抵制的装甲战提供了关键的政治支持。
古德里安的回忆录记载了他让希特勒见识装甲战的首个机会。尽管古德里安称其发生在1933年，但他人猜想希特勒在1935年2月才首次见到坦克的作战行动。119古德里安评论说：“希特勒对于我们部队行进的速度和精确度印象颇深，并不断说道：‘这是我要的东西，这是我要拥有的东西！’”120尽管我们对于希特勒在此次展示后予以了古德里安哪些支持没有多少具体证据，但普遍的看法是他成为了一个装甲战皈依者。121
希特勒的兴趣和支持如何变成了军事决定？第一，我们知道希特勒喜欢闪电战的装备——坦克、飞机和其他履带式车辆。如前所述，这部分地出自他指望在国外树立一个生猛形象。但这可能也是事实：希特勒实际上最终相信了这些武器的军事效力。尽管有来自陆军最高统帅部的抵制，但希特勒强令采用这些武器。122国防军的战时生产专家格奥尔格·托马斯将军说道：“希特勒对于拥有大量的重型火炮、众多的机械化武器和反坦克武器颇为重视。直至波兰战役获胜，坦克的重大意义才被承认。”123这支持了这位独裁者青睐现代武器的假设，但不表明他给予了装甲战某些特别的支持。（托马斯在希特勒与重型火炮关系的问题上认识有误。德国陆军没有多少重型火炮，即便其长官们需要它。）因此，难以得出以下结论：希特勒是皈依于古德里安思想本身。但是，我们可得出此结论：对于让闪电战的机械部件得以到位，他发挥了影响。他或许在现代武器中发觉了速胜的工具，即便他不十分了解其使用“方式”。权衡来看，对于二战最初三年中德国作战行动的成功，希特勒对军事生产事务的干预极其重要。
希特勒对装甲作战的了解如何？证据还是贫乏的。在1938年末，希特勒据称曾对古德里安说：“我们将共同看到必要的现代化得以实现。”历史学家马修·库珀指出，希特勒实际上没有提供所允诺的帮助。124另外，表明希特勒受到装甲理论家影响的间接证据很多。希特勒看似对古德里安的事业有一种个人兴趣。125其实，希特勒和古德里安时常在社交场合谋面。古德里安不可能不利用这些机会提出其思想。而且，在希特勒的早期冒险中——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波兰，古德里安一直通过某种方式扮演着突出角色。126简言之，难以相信古德里安的思想不为希特勒所知，或它未得到积极回应。尽管对波兰的进攻确实不是一场纯粹的闪电战，但同时非同寻常的是，如它们所做的那样，装甲和空军部队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希特勒的支持下，这些兵种在德国军队中拼得了一个令人尊敬的尽管不是统治性的地位。尽管波兰战役是一场传统的德国双向包抄战，参战的空军和装甲力量在很多情况下成功地将其注意力对准了敌人的C3I——波兰军队的大脑和循环系统。
在波兰被征服后，关于希特勒对闪电战的认识的一个清晰证据出现了。1939年10月10日，希特勒指令军方领导人着手筹划在西方的进攻。在“第六号指令”中，他谈到了在波兰的经验带来的使用坦克和飞机的新战术。希特勒谈到了绕开城镇和军事强点、集中力量于决定性地点、保持进攻势头并随机应变的必要性。127人们会怀疑，希特勒不经古德里安的先前开导就可如此快地得出这些“教益”。
我们要从该证据中得出什么？我们知道，希特勒将速度置于了军事行动中的优先地位。我们知道，古德里安为速度带来了希望。我们知道，装甲理论家的思想在德国陆军内部遭到了反对。我们知道，德国陆军比当时世界上的任何其他陆军都更多地采用了这些思想。希特勒在闪电战必需的地面和空中装备上的干预是显而易见的，他对古德里安的事业的个人支持是显而易见的。他阐述了与古德里安的思想类似——即便更简单——的观点，这有案可查。最后，如第三章所述，希特勒是最终于1940年5月实施的“战役计划”(the Campaign Plan)——通常被一致视为闪电战的完美体现——的最早推动者之一，即便不是原创者之一。在我看来，对于德国国防军实现可称为闪电战的学说革新，希特勒的干预是决定性的。若无他的干预，正常的组织动力看来有可能会是决定性的，在1939年去指挥步兵部队很可能是古德里安的结局。他的思想将被压制，而德国陆军将本着一项传统得多的学说进入二战。尽管人们几乎不会怀疑德国国防军无论如何都会击败波兰人，但假如古德里安和德国陆军中其他的机械化战争开拓者没有得到希特勒的支持，在低地国家的情形或许的确将显得大为不同。
德国空军与闪电战
我只是简要论及了德国空军在闪电战中的角色。该角色非常重要，但不是按照通常所认为的那种方式。常见的看法是，德国空军为推进中的装甲纵队提供了“近距空中支持”，在正在推进的坦克的前方设置了一幅空中火力屏障。确实常有这样的认识，即地面力量能够真正地“呼唤来”空袭。尽管这在德国人的战役中不时地发生，但它不是对空中力量在闪电战中角色的准确描画。
如前所述，空中力量的主要作用是扰袭敌人后方。首要的优先任务是通过袭击敌方机场而使其空中力量瘫痪。128此后，德国的中型轰炸机——双引擎的装备——将沿着敌人的交通线游动，以图摧毁关键的节点并阻截敌方后备力量的运动。129被夸耀的“施图卡”——俯冲轰炸机——通常由某个指挥中枢掌管。它们被集中用于关键目标，以协助特定阶段的地面作战。它们将被当作高机动性的预备队用于支援前线的关键地带。130施图卡是当时的“精确制导弹药”。战斗机将得到类似的运用，在特别关键的地带——比如桥头堡和部队集结地带——的上空清理空域。因此，德国空军是扰乱敌军后方纵深处的C3I的一个关键要素，也是主要的装甲前锋所得到的迅捷支持的来源。
基于组织理论的论断（第二章）以及英国和法国空军的例证（第四章和第五章），德国空军应该抵制该角色。德国空军在闪电战中的角色虽是进攻性的，却把该组织与地面力量紧绑到一起。对于扩充组织的规模、财富或自治，它所做甚微。为什么德国空军会如此合作？
第一，《凡尔赛和约》的条款禁止德国拥有一支独立的空军。这没有难住总是足智多谋的冯·塞克特，他尽其所能去保证国防军拥有对空中力量方面专业能力的储备。131从1924年至1933年，德国陆军在苏联利佩兹克（Lipezk）的一个非法存在的航空站维系了德国人的存在。直至1935年2月26日，德国空军都未实现脱离于陆军的正式自治。132因此，德国的空中武装是在陆军的管辖下度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很多时日。它不是独立、大规模或合法的，需要从陆军获得它可得到的所有帮助。
尽管德国空军很晚才实现独立，但它迅速巩固了该独立性。这是因为赫尔曼·戈林，希特勒的副手和一战中著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Richthofen Flying Circus）的退役战斗机飞行员，133迅速掌管了德国空军。他根据极具民族社会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塑造了该组织的角色和气质。戈林的政治权力，以及他将德国空军与纳粹运动的整合，稳固了这个刚刚获得自治的组织，并在用于重整军备的财政资源中为它确保了一笔大大的份额。134这样，该组织不需要为了保护其地位或保障其成长而在学说上绞尽脑汁。
德国空军不仅是在德国陆军的监护下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青春期。它不可避免地是通过大量吸收陆军精英而成形的。其中的一些代表，比如阿尔伯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培养起来的。135在这些转入者中，很多人先前从未驾驶过飞机。像凯塞林一样，这些军官依然关心仍在陆军中服役的弟兄们的所思所想。因此，出现了某种将新生的空中力量与传统的地面力量相结合的普遍趋向。136
最后，一些十分幸运的学习过程发生在了西班牙内战中。在德国战略的演变中，这可能是技术体验清晰地转化为学说信条的很少场景之一。德国人发现，与广泛的认识相比，针对平民的恐怖轰炸对平民士气的影响要小得多。137而且，他们认识到，水平轰炸的精确度极差，所以对工业目标的攻击将非易事。138他们还发现，对于地面行动的支持完全在他们的技术限度内，而且带来了可观成效。139这些教益未被视而不见，因为它们未经任何业已存在的学说偏好的过滤。假如德国空军归根结底有某种偏向的话，它也许对与地面力量的协同有某种偏向。因此，对于作出——在我看来——对来自西班牙的经验教训的正确解释，德国空军在青春期和成年之初的环境是理想的。
鉴于上述全部原因，德国空军愿意扮演将它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角色。这一点，连同希特勒对于数字而非飞机类型的痴迷，促使戈林将四引擎战略轰炸机的研发置于次要位置。140一些历史学家称，缺乏足够强劲的飞机引擎也限制了战略轰炸机的研发。141
总之，《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戈林被任命为德国空军的首长、陆军军官在其诞生时的大规模加入、在西班牙的技术性体验和希特勒自身的偏好，都驱动德国空军与陆军紧密合作。我们通常可预见的组织动力短路了。德国空军拥有所有它需要的政治支持，它可专心去为自己寻找合理并可行的军事任务。该组织专注于从陆军观点看有价值但不能由地面武器实现的使命。这样，德国空军顺理成章地直接瞄准了敌军的后方，并为装甲师提供了它们正需要的助力。
总结和结论
对于组织理论，德国陆军在一战后的行为提供了一个良好验证。德国陆军在战后逃避了文官控制，并保持了在工具性问题上的自治，直至希特勒上台。它在西线曾体验现代火力技术的破坏性后果；的确，人们或许指出，德国的指挥官业已成为对现代火力进行防御性使用的行家里手。不过，德国陆军忠实于其传统和利益，回归了战前的进攻性学说。基于组织理论，我在第二章中指出军事组织偏好进攻性学说，而且它们不喜欢革新。德国陆军的行为符合这些预言。
在某种程度上，一战后的德国军事学说为均势理论和组织理论提供了比较性验证。在表面上，德国的战略处境类似于一战前：棘手的两线作战问题。但同时，德国在军事上是如此虚弱，以至于针对该问题的传统进攻性对策无甚意义。但是，德国陆军鼓吹这样的对策。在不存在文官干预的背景下，组织动力占了上风。但是，尽管进攻性学说被正式采用了，当鲁尔区被占造成对德国安全的切实威胁时，冯·塞克特迅速地临时拿出了一个更合适并可行的防御性军事对策。简言之，在威胁变得迫在眉睫时，对于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权力地位的现实，即便不受政治管束的军事组织都可能作出合理回应。
人们必然从该插曲中得出理论性结论。固然，在面对来自国际体系的相反信号时，组织理论所预言的对于进攻性学说的奉行依然如故。不过，随着各种事态加剧了对于德国的威胁，德国陆军——显然是自发的——临时设计了与其学说的涵义非常不同的防御性计划。对于军事组织的行为趋向，组织理论是一个十分有力的预言者。不过，即便没有文官的干预，当威胁足够大时，均势意义上的考虑会压倒组织意义上的偏向。
德国战后战略中政治—军事整合的程度看似由《凡尔赛和约》所致。对于德国的战略地位和目标，外交部和陆军有着明显一致。大家都一致认为必须颠覆该条约。但是，《凡尔赛和约》不过是协约国的胜利所导致的德国安全地位走衰的纸面象征。在该时期，文官对于军方的合法权威较弱，尤其在作战事务上。我们会预见大量的“分裂”。也存在着一些分裂，尤其在陆军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解除武装条款方面。不过，外交和防务政策有着不同寻常的契合。德国极其困难的安全态势可解释这点。直接的权威所辖是如此有限，但政治上的重合度是如此之高，这提供了对于均势理论的某种验证。欧洲政治体系中约束和刺激的明显存在足以将军人和政治家驱使到类似方向上。
一战后德国学说的革新是有限的。对现代火力的体验曾促使德国陆军寻求以某种战术方式克服其影响，也取得了些许的成功。一战后，该战术体系与摩托化交通和无线通讯之类的新技术结合了起来。但是，没有多少证据表明了技术对于德国战略的决定性影响。就陆军确有革新而言，我们不能归功于文官的压力，因为文官对军事学说的影响是如此微弱。情况恰恰是，我们碰到了一个在遭遇巨大失败——战争的失败——之后寻求修正其传统学说的组织。我已探讨了为什么德国陆军依然信奉进攻。它的问题是让进攻成为可能。该目标，连同陆军新近的失败，解释了德国陆军战后革新的程度和限度。
与其前任相比，希特勒的总体战略甚至更具进攻性。他要求获得更多的东西，而且他要求更快地获得。从掌权之时起，希特勒就继承了德国陆军的进攻性学说，所以他拥有了可予利用的好原料。不过，他需要比他所继承的更具进攻性的学说。其目标更加野心勃勃，故其政治和军事手段也将需要调整。所实现的调整程度将决定其军事学说与其大战略的整合或分裂。
希特勒带来的变化与他面临的国际性约束和刺激相符。德国在政治上是孤立的，而且被敌人所包围，但它也被多极体系中固有的外交机会所引诱。这些体系因素是希特勒历历在目的，因为他对于自身目标有着执着的追求。（我不打算解释后者，但一旦选择了这样的目标，体系性约束和刺激的影响就会上升。）德国战略的变迁与这些约束和刺激明显一致。而且，由于这些变迁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德国军方的反对，它们可作为支持均势理论的十分有力的证据。
在第二章中，我从均势理论推导出，外交孤立的国家会试图把军事力量当作外交的直接辅助手段来使用。我指出，为了逐一击败敌人，面临多线作战的国家会强调进攻性学说。最后我提出，寻求利用稍纵即逝机会的国家会偏好进攻性军事学说。希特勒军事学说的所有基本成分符合这些预言。
希特勒的确推行了胁迫性外交。他的局部性战争经济以“广度”意义上的战备措施为特征，旨在打造最为咄咄逼人的军事形象。他对于数字、机械化武器以及个人对军队的直接控制的迷恋都符合这种做法。如前所述，希特勒是面对着军事组织的反对和拖沓而追求这些内容的。
希特勒在德国重整军备期间对英国小心翼翼，这体现了他理解离间对手的价值。他对军事行动速度的迷恋与德国弱于反对它的潜在联盟直接相关。希特勒要求以一时只对付一个的方式击败敌人，他的整个军事体系依此作了调整。
德国重整军备的特点和对军事行动速度的追求都符合机会主义政策。如果希特勒正在等待动手的“恰当时机”，他几乎不可能将全面动员的战争经济维持至那一时刻。他需要强大的随时可用的军事能力，更希望它强于可能反对他的联盟随时可用的军事力量。倘若他要利用敌人被牵制在其他地方的任何时机，他就需要其军事力量的速度。希特勒对速度的关注最终体现在其军事力量上。
尽管德国陆军自身一直追求军事行动的速度，但该组织在希特勒的强求下超越了它认为可行的限度。就被称为“闪电战”的革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发生而言，它是希特勒的干预所致。这是对均势理论和组织理论的一个良好的比较性验证。前面指出，德国最高统帅部力求压制古德里安的思想，并反对希特勒赞成的大规模机械化。这符合组织理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的指挥官们是根据某个不同的学说而受训、社会化和提拔的。对他们而言，支持古德里安的观点不可思议。但是，希特勒不能经受这样的拖沓。他面临着问题，而且他需要对策。尽管他不可能亲身臆想所有的对策，而且也许没有充分理解古德里安及其同侪提出的对策，但他确实支持了这些人，以及看来为他提供了其政策所需的生猛外表和作战速度的方案。在我看来，体系性影响对于组织性影响的主导作用可解释德国的闪电战革新的幅度和特点。
希特勒当然是一个醉心于征服的专制者。这会解释他对于进攻性学说的信奉及其向军方施压的能力。但是，希特勒超越了进攻或防御问题本身。他改变了德国学说的细节，所循方式明显改变了德国应对欧洲政治体系中的约束和刺激的能力。
技术对闪电战发展的直接影响只能从比较性角度去观察。闪电战利用了新技术，它不是由该技术所造就。闪电战的实质是，它将新旧的辅助性武器和技术相结合，去直接攻击新的军事目标——敌军的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功能。尽管该目标在实践中只部分地实现，但它却是该学说的独特特征。若从比较性角度去观察闪电战的技术，技术看起来没有特别的决定性。1940年春天的英法武装力量中有着大量的坦克和飞机，陆战军事学说的革新则不存在。
总之，体系因素最好地解释了20世纪30年代末德国军事学说的进攻性特征、整合和革新。无论组织理论还是技术决定论的理念都不能解释希特勒时期德国军事学说的基本要素。其实，总体来看，它们会预言一个非常不同的学说。因此，30年代末德国军事学说体现了均势理论的解释力。
由于希特勒是一个专制者，而且显然醉心于无穷无尽的侵略，该“验证”谈不上是我们所欣赏的。人们有可能辩称，德国战略的每一项内容都出自希特勒的疯狂动机及其不受挑战的专制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前任寻求很多同样的对外政策目标，还寻求以类似方式实现它们，并且用均势意义上的思维为两者辩护。归根结底，希特勒没有改变德国军事学说的总体面貌；他改变了重要的细节。本章探讨的德国大战略和军事学说的所有特点与人们可从均势理论中推导出的明显一致。该一致令我相信，体系性约束和刺激——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力量分布、德国在政治上的相对孤立和德国的地理位置——对希特勒的战略施加了强大影响。
注释
1．T.W.Mason, “Som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ast and Present 29(December 1964): 69.
2．Gordon Craig, Germany, 1866—1945(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697.
3．Bond, Military Policy, pp.187—188.
4．Addington, Blitzkrieg Era, p.6; Matthew Cooper, The German Army, 1933—1945: It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Failure(New York: Stein & Day, 1978), pp.130—138: Herbert Rosinski, The German Army, ed. Gordon Craig(New York: Praeger, 1966), p.119.
5．Gordon Craig,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274—280; Cooper, German Army, p.133; Walter Goerlitz, History of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 1657—1945(New York: Praeger, 1953), pp.82, 100; Gerhard Ritter, The Schlieffen Plan: Critique of a Myth, foreword by B.H.Liddell-Hart, trans. Andrew Wilson and Eva Wilson(Westport, Conn.: Greenwood, 1979), p.19.
6．Ritter, Schlieffen Plan, pp.18—20.毛奇在他于1888年退休前，主张在西方持防御姿态，在东方发动有限攻势，寻求消灭威胁德国东部边界的俄国军队。一旦东部安定下来，他将把军事资源移往西部，给对法冲突画上圆满句号。施利芬以我们如今都熟知的方式修改了该计划，将德国陆军的主力集中用于借道比利时的对法国陆军的大规模单向包抄。尽管从政治和军事上讲，在1914年运用的该战略比毛奇的战略要明显地更加鲁莽，但人们在两者中都可看到两线作战问题的影响。
7．Ibid., p.66.
8．Craig, Politics, pp.276—276; Ritter, Schlieffen Plan, p.19.
9．Ritter, Schlieffen Plan, p.38.强调之处乃我所示。
10．Cooper, German Army, p.135.
11．Addington, Blitzkrieg Era, p.30; Cooper, German Army, p.135; Rosinski, German Army, p.219.
12．Rosinski, German Army, p.219.
13．Craig, Politics, pp.401—405; Gaines Post, Jr., The Civil-Military Fabric of Weimar Foreign Polic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07(n.44).
14． Gibson, “Maginot and Liddell Hart,” p.370.
15．Addington, Blitzkrieg Era, pp.29—30; Gibson, “Maginot and Liddell Hart,” pp.369—370.
16．Post, Civil-Military Fabric, p.96.
17．Martin Kitchen, A Military History of German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Secaucus, N.J.: Citadel Press, 1976), p.259.
18．E.H.Car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1919—1939(London: Macmillan, 1947), p.30.
19．Norman Rich, Hitler’s War Aims: Ideology, the Nazi State, and the Course of Expansion(New York: W.W.Norton, 1973), p.121.
20．Car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7—38; Goerlitz, History, p.224.
21．Fred Greene, “French Military Leadership and Security against Germany, 1919—1940”(Ph.D.diss., Yale University, 1950), p.135.
22． J.F.C.Fuller, The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1792—1944, ed. John Terraine(St.Albans, England: Granana, 1970), p.407.
23．Harold J.Gordon, Jr., The Reichswehr and the German Republic, 1919—1926(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isty Press, 1957), p.255.
24．F.L.Carsten, The Reichswehr and Politics, 1918—1933(Oxford: Clarendon, 1966), p.155.
25．Ibid.
26．Gordon, Reichswehr, p.255.
27．Hans W.Gatzke, Stresemann and the Rearmament of Germany(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12—13, 22, 111, 112; Gordon, The Reichswehr, p.351; Kitchen, Military History, p.269.
28．克雷格指出：“外交部和国防部之间在规划上的高度一致甚至合作”是存在的。参见Craig, Germany, p.523;另参见Gordon, Reichswehr, p.361; Post, Civil-Military Fabric, pt.2。
29．斯特莱斯曼的长期目标几乎与多数民族主义军人的目标一样广泛。他甚至期待德国与奥地利的合并。参见Craig, Germany, p.512; Martin Wight, “Germany,” in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9—1946, vol.1, The World in March 1939(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326。
30．Carsten, Reichswehr and Politics, p.265; Craig, Germany, p.513; Gatzke, Stresemann, pp.16—17, 53; Gordon, Reichswehr, p.347; Post, Civil-Military Fabric, pp.161, 182.
31．斯特莱斯曼自己有可能发起过与奥地利的某些非法的军事合作。参见Gatzke, Stresemann, pp.31, 53, 111—112.另参见Gordon, Reichswehr, p.347; Post, Civil-Military Fabric, pp.72—84。
32．Rosinski, German Army, p.163.其实，德国人有一个针对国际政治“参与者”的特殊词汇——bundesfahig（指有能力成为盟友）。若无德国军事力量的恢复，不可能重获该地位。参见Telford Taylor, The March of Conquest: The German Victories in Western Europe, 1940（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8）, p.359。
33．关于某个略为相反的观点，参见Post, Civil-Military Fabric, pp.234—238。
34．Watt, Too Serious a Business, p.62.
35．Cooper, German Army, pp.117—121; B.H.Liddell-Hart,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Germany’s Generals, Their Rises and Fall, with Their Own Account of Military Events, 1939—1945. enlarged and rev. Ed.(London: Cassell, 1951), pp.29—30.
36．Addington, Blitzkrieg Era, p.29.
37．Cooper, German Army, p.135.
38．Craig, Politics, p.396.
39．Goerlitz, History, p.223.
40．Cooper, German Army, pp.24—26; Cooper, German Army, pp.139—140; Dupuy and Dupuy, 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History, pp.972, 977—979.
41．Rosinski, German Army, p.217.
42．关于冯·塞克特其实阻碍军事改革的不寻常观点，参见Gordon, The Reichswehr, pp.259, 303。
43．Percy Ernst Schramm, Hitler: The Man and the Military Leader, trans. and ed. Donald Detwiler(Chicago: Quandrangle, 1971), p.157.
44．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pp.29—30.
45．Alan S.Milward, The German Economy at War(London: Athlone Pres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5), p.16.
46．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pp.29—30.
47．Hillmann, “Comparative Strength,” p.447.
48．Berenice A.Carroll, Design For Total War: Arms and Economics in the third Reich(The Hague and Paris: Mouton, 1968), p.138; Hillmann, “Comparative Strength,” pp.445—446.
49．Burton H.Klein, Germany’s Economic Preparations for War(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57.
50．W.K.Hancock and M.M.Gowing, British War Economy, in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United Kingdom Civil Series(1949; London and Nendeln: HMSO and Kraus Reprint, 1975), pp.71—72.
51．Milward, German Economy, pp.4—5; 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p.24.
52．Cooper, German Army, pp.159—166.
53．Craig, The Politics, p.485.
54．Homze, Arming, pp.106, 168—169; David Irv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uftwaffe: The Life of Erhard Milch(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3), p.43; Suchenwirth, Development of the German Air Force, pp.188—190.
55．Irving, Rise and Fall, p.73.
56．Homze, Arming, pp.124—125; Irving, Rise and Fall, p.54; Herbert M.Mason, Jr., The Rise of the Luftwaffe: Forging the Secret German Air Weapon, 1918—1940(New York: Dial, 1973), p.257.
57．Murray, “British and German Air Doctrine,” p.56.
58．William L.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0), p.323.
59．Irving, Rise and Fall, p.67.
60．Ibid., p.329.
61．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vol.4(Washington, D.C.: GPO, 1948), “Excerpt from General Jodl’s Diary,” p.361.
62．Ibid., “Memo from General Keitel,” p.357.
63．Ibid., “Excerpt from General Jodl’s Diary,” p.361.
64．Walter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939—1945(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4), pp.14—15.
65．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 1938(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122—139.
66．Shirer, Rise and Fall, p.365.
67．Ibid., p.366.
68．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以下简称DGFP）, ser. D, vol.2（Washington, D.C.: GPO, 1949）, p.359.
69．Taylor, Munich, p.700.
70．Shirer, Rise and Fall, p.367.
71．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以下简称DBFP）, 3rd ser., vol.2（London: HMSO, 1961）, nos. 562, 563, pp.26—27.
72．Ibid., no.575, pp.42—43.
73．Ibid., no.573, p.39.
74．Ibid., no.577, p.46.
75．Ibid., no.637, pp.104—105.
76．Irving, Rise and Fall, p.62.
77．DBFP, 3rd ser., vol.2, no.721, p.190.
78．Ibid., no.1142, p.574; no.1145, p.578.
79．DGFP, ser. D, vol.2, no.654, p.985.
80．Telford Taylor, Sword and Swastika(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2), p.163.
81．Goerlitz, History, p.320.
82．Addington, Blitzkrieg Era, p.57.
83．Cooper, German Army, p.165.
84．Ibid.
85．Addington, Blitzkrieg Era, p.59.
86．值得指出的是，希特勒对于恐吓姿态的价值是如此相信，以至于他制作了一部关于波兰战役的恐怖影片，在全欧洲中立国家的首都放映。Taylor, March, p.10.
87．Betts, Soldiers, Statesmen, and Cold War Crises, pp.10—15; James Clay Thompson, Rolling Thunder: Understanding Policy and Program Failure(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pp.36, 38, 43, 47—48, 55—64.
88．Ansel, Hitler Confronts England, pp.11—12; F.H.Hinsley, Hitler’s Strateg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6—7; Barry Leach, German Strategy against Russia, 1939—1941(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p.9; Rich, Hitler’s War Aims, p.146.
89．Hinsley, Hitler’s Strategy, pp.6—7.
90．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p.29.
91．DGFP, ser. D, vol.1, no.19, p.34.
92．Ibid., p.36.强调处乃我所示。
93．Ibid., no.93, p.164.强调处乃我所示。
94．Ibid., no.146, p.263.
95．Shirer, Rise and Fall, p.362.
96．Taylor, Munich, p.700.
97．DGFP, ser. D, vol.1, no.19, pp.35—36.
98．Ibid., p.38.
99．Rich, Hitler’s War Aims, pp.86—87.
100．关于希特勒对先发制人和预防性战争的考虑，例证可参见Rich, Hitler’s War Aims, pp.117, 128—129, 134—136, 147—148, 204—211。
101．关于闪电战的运作，最好的简述是Cooper, German Army, 139—159; Deighton, Blitzkrieg, pp.179—185; Edward N.Luttwak, “The Operational Level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5:3(Winter 1980/1981): 67—73; and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关于对以色列式闪电战的描述，参见Handel, Israel’s Political-Military Doctrine; Yoav Ben-Horin and Barry Posen, Israel’s Strategic Doctrine, R-2845-NA(Santa Monica: RAND Corp., 1981)。
102．Cooper, German Army, pp.141—142.
103．Ibid., p.143.
104．Liddell-Hart, Other Side, p.63.
105．Cooper, German Army, pp.144—145.
106．Heinz Guderian, Panzer Leader(New York: Ballantine, 1957), p.24.
107．Goerlitz, History, p.252.
108．Goerlitz, History, p.233.
109．Addington, Blitzkrieg Era, p.34; Cooper, German Army, p.145.
110．Guderian, Panzer Leader, p.24.
111．Ibid., p.26.
112．Ibid.
113．Liddell-Hart, Other Side, p.122.
114．Cooper, German Army, p.150,引自Erwin Rommel, Papers, ed. B.H.Liddell-Hart(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3), p.517。
115．Cooper, German Army, p.143; Liddell-Hart, Other Side, pp.61—75.
116．Cooper, German Army, pp.149—158.
117．Ibid., p.153.
118．Ibid., pp.115—116.
119．Deighton, Blitzkrieg, p.144.
120．Guderian, Panzer Leader, pp.29—30.
121．Alan Bullock, “Hitle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an Diplomacy between Two Wars, 1919—1939, ed. Hanz Gatzke(Chicago: Quadrangle, 1972), pp.228—230; Michael Carver, The Apostles of Mobilit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rmoured Warfare(New York: Holmes & Meir, 1979), p.56; Goerlitz, History, p.301.另参见Leach, German Strategy, pp.13, 31。
122．Craig, The Politics, p.485.
123．Cooper, German Army, p.151.
124．Ibid., pp.156—157.
125．Leach, German Strategy, p.35; Kenneth Macksey, Guderian, Panzer General(London: MacDonald & Jane’s, 1975), p.74.
126．Deighton, Blitzkrieg, p.147; Macksey, Guderian, p.74.
127．Shirer, Rise and Fall, pp.645—647.
128．另参见Jocobsen, “Dunkirk 1940,” pp.33—38。该文章来自雅各布森（Jocobsen）的一项名为《黄色计划》（Fall Gelb）的篇幅较长的研究，它尚未从德语译出。很多军事历史学家认为，对于在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战役中的德方角色，它是一个清晰的论述。
129．Murray, “British and German Air Doctrine,” p.55.
130．Homze, Arming, pp.131—132; Murray, “British and German Air Doctrine,” p.56; and “The Luftwaffe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A Mission, A Strateg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Winter 1981), pp.266—267.
131．Hanfried Schliephake, The Birth of the Luftwaffe(London: Ian Allen, 1971), pp.11, 30.
132．Ibid., p.34.
133．Murray, “British and German Air Doctrine,” p.49.
134．Homze, Arming, p.62; Suchenwirth, Development, pp.90—91.
135．Homze, Arming, p.59.
136．Macksey, Kesselring, pp.50, 63.纯粹的安全考虑也发挥了作用。对于德国不得不去赢得陆上战斗，前陆军军官们没有多少难以理解的。Murray, “Luftwaffe,” p.268.
137．Murray, “British and German Air Doctrine,” pp.49—50.
138．Ibid., p.50.
139．Schliephake, Birth of the Luftwaffe, p.44.
140．Homze, Arming, pp.124—125, 264.
141．Murray, “British and German Air Doctrine,” p.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