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法国

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战略旨在维持在凡尔赛达成的政治和领土方案。法国人认识到，《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事力量的限制是战后安排中最脆弱的内容。他们对其军事学说的构建是为了应对预料之中的德国工业和军事力量的复兴，这被视为对法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在空中力量的支持下，陆军将在法国对德战略中扮演核心角色。（我略去了关于法国海军的讨论。它虽然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力量，但在对德斗争中的角色是辅助性的。海军的使命是帮助守护法国与殖民地以及欧洲之外其他可能的军事支持来源地的交通。法国海军以地中海为重点，更多地关注意大利舰队而非德国海军构成的威胁。）法国的军事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其目的是阻遏德国陆军进入法国。进攻性或解除武装的行动显然是次要使命。所设想的唯一重大军事行动是向比利时推进，即便这点也是以保护资产而非击败德国人作为初始目的。

当法国的大战略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萌生时，它体现了对于法国安全问题的一种整合较佳的应对之道。但从其诞生起，该战略就逐渐松散开来。防御性的法国军事学说越来越无力支撑法国的同盟体系。在1936年的各种事件过后，可以认为该学说其实已与法国大战略的政治内容脱节，尽管不是彻底地。比利时的中立声明结束了比利时与法国的联合军事规划。这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在比利时打运动战的可能，而这是法军未有准备的。德国在莱茵地区的筑垒甚至终结了法国人支援遭到复兴德国威胁的东欧盟国的进攻能力。法国的军事学说，尤其是对于防御战术和已备阵地的强调，本可从1936年后进行的认真评估中受益。尽管曾有举措旨在从总体上改善法国的军事地位，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曾进行过这种评估。

尽管政治环境在20世纪30年代变动颇快，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军事学说却不是革新性的。马奇诺防线是第一种该类型的筑垒体系，它可被看成某种革新。但是，若以一战中的静态消耗战为背景，该防线看起来更具渐进性而非革命性。类似的是，尽管法国陆军在30年代后期变得更加摩托化和机械化，法国空军也获得了新型飞机，但新式装备未与关于现代战争的任何得到深刻认同的革命性认识结合起来。法国陆军和空军是针对未来对德战争的第一阶段而建设的。该阶段将稳住战线，为出于总体战而动员法国的尤其是盟国的工业资源提供铺垫。

在本章中，法国军事学说的防御、分裂和停滞特征将得到详细讨论。我将评估并比较体系性的约束和刺激、组织压力以及技术和地理对法国军事学说的作用。在其中，我将强调体系因素看来起到了最大作用，技术、地理和组织因素扮演了重要但属辅助性的角色。在很多方面，是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的复杂且特殊的军事学说。

防御

技术的角色

法国军事学说的防御性在很大程度上可由法国在一战中的经历来解释。从一战中，法国文官和军人得出了重要而相似的教训。一开始，文官看来更愿意把这些教训转化为凸显防御色彩的军事学说。文官和军人一致认为，战争表明了现代火力的决定性作用。¹一些军人，比如费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元帅和约瑟夫·霞飞（Joseph Joffre）元帅（一战前的攻势倡导者），不愿把该体验转化为对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战术和战役的认可。另外，在法国政治领导人的支持下，亨利·贝当（Henri Pétain）元帅迅速转向了以筑垒阵地中的防御性战争为基础的对于法国安全的长期规划。²在贝当在和平年代担任法国陆军首脑期间，由于文职领导层的支持，其观点在军事学说的字里行间和该学说的实际表现即马奇诺防线上都凸显出来。

第二章提出了该假设：当技术的影响足够清晰时，文官将把对技术的判读塞入军事学说之中。军人在这种情形下也会得出结论。对法国而言，来自一战的关于火力的教训特别清晰。在这场战争中，法国因死亡和失踪而损失了140万人，或者说是其“可服役的男性人口”的10.5%。³此外还大概有420万士兵受伤。⁴这种伤亡率造成了1917年5月的兵变，西线的法国110个师中有54个出现了“群体性的失序”。⁵法国文官后来的军事决定体现了避免这种伤亡再次发生的决心。这些决定更紧密地将法国政府和法国陆军与防御性战略绑在了一起。

部分地源自前者的第二个重要教训是，现代火力的效力可能造成在人力和工业资源方面都代价惨重的僵局。当这种僵局在一战中的西线形成时，人们发现巨大的资源投入才可支撑现代军备。压倒对手防御以结束战争的尝试需要更多资源，⁶而这样的尝试常常不成功。由于初期的挫折，法国在工业和自然资源上的处境特别不利。在战争前后，这些资源中的大部分集中于其北部和东北部边境沿线。⁷由于在战争爆发时实施的进攻性的第17号方案没有保卫这些地带的措施，它们失守了，这明显削弱了法国后来的战争能力，并增加了法国对英国的依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军事规划力图保卫这些易受攻击的地区免遭地面入侵。

主要由法国文官作出的两大决策决定了后来法国大战略和军事学说的防御性特征。两个决定都体现了一战中的技术性教训。其一是大幅缩短服役期限，其二是修建马奇诺防线——沿着北部边境的雄心勃勃的筑垒体系。这些决定是密切相关的。

不只是法国的政治家和军人在总结一战的教训。在整个法国社会，都弥漫着对军事问题的厌倦。在明显缩短服役期限问题上，法国领导人面临着普遍存在的一边倒的愿望。⁸顺应这些要求，就意味着要促使法国陆军在很大程度上去考虑防御性作战，因为进攻性作战是与三年服役期如影随形的。

在1913年，法国陆军的服役期从两年增至三年。这部分地是由于国际局势的日益紧张，也部分地是由于法国出生率的不断下降。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在法国陆军高层，转而采用更具进攻性的战术学说也被用来支持三年制要求。进攻据认为需要本领高超和激情洋溢的部队。人们认为，高素质的军队不可能出现，除非应征入伍者在军队中待上三年。

服役期在1924年被减至18个月，在1928年被减至12个月，然后保持此状直至1935年。⁹满员师的数量从12个降至6个，非满员师增加了14个，20个师则一如既往地由动员后的预备役人员构成。这导致只有一支薄弱的防卫军(couverture)可对付德国人的突然袭击。此时的法国陆军既不适合进攻行动，对防御也几乎难以适应。对于马奇诺防线的建造，一年服役期是一个主要动因。¹⁰

小规模的防卫军需要利用防御性工事阻挡德国人的突袭。与战前法国的应征者相比，战后的应征者没有多少时间磨炼军事技能。如果36个月对于在战前打造一个“进攻性”士兵必不可少，在20世纪20年代，12个月当然不可能做到这点。对于战后的应征者，筑垒大有裨益。在关于服役期减至12个月的辩论中，这方面多有言及。¹¹新的法国陆军将进行防御性交战，至少是在未来战争的初期。¹²

法国政治家决定缩短服役期限和建造马奇诺防线，这是疏远进攻性学说和走近防御性学说的深思熟虑之举。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这些措施是对一战中的血腥杀戮的反应。它们也反映了一种认识：法国或许避免不了又一场对德战争，而这样的战争需要与上次战争相同的人力和工业动员。所以，法国不得不维系某种兵役制以给予年轻人最低限度的训练，12个月的服役制度由此而来。同样重要的是，要保护上次战争初期失于德国之手的关键的工业动员资源。马奇诺防线不仅使法国可凭借有限的兵力守住危险的入侵路径，还有助于法国防守长期战争所需的该国东北部的关键资源。¹³

法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检讨了战争中的技术性教训，得出了不无道理的结论。现代火力意味着，进攻可能是代价高昂的。在已有物质优势在握的决定性时刻到来之前，需要节约人力和工业资源。对法国文官而言，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法国军人而言，这意味着防御性作战和筑垒。至少，法国最重要的军人之一贝当元帅是该观点的大力倡导者。¹⁴

欧洲的力量分布：影响法国战略的约束和刺激

在评价一战中的技术性教训时，法国人以法国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的总体力量对比为视角。即便在《凡尔赛和约》订立后，德国依然保持着对于法国的工业和人口优势，本质上更有能力发动像一战那样的长期消耗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种优势其实可能加大了。¹⁵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人口比法国多三分之一。对服务于现代战争的相对工业潜力所作的比较表明，截至1937—1938年，德国的动员能力是法国的2.5—3.5倍。¹⁶在一场消耗战中，这样的巨大差距或可表明是决定性的。法国的军事学说从一开始就认为，把盟国（尤其是英国）的工业资源纳入本国的战争能力是与德国的任何成功对抗的一个前提。

甚至，所假设的某种防御优势也许会被德国的资源优势所克服。同时，工业上处于劣势的法国永远难以击破德国人的防御以结束战争。如果法国不得不单枪匹马地迎战德国，它或许最终要被拖垮并击败。这差不多曾是法国在一战中的体验，即便当时有英国的援助。所以，力量的失衡促使法国去寻求盟友。对现代技术的体验增强了法国人对力量失衡的觉察，并使他们愈发担心它对法国安全的影响，但真实而且严重的力量失衡的确在延续。¹⁷

力量的失衡不一定促成防御性的军事学说。在某些情形下（如第二章所述），这种失衡会促成进攻性学说。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见第六章）。两个重要的体系性因素的介入令防御对法国具有吸引力：欧洲政治体系中能力的分布；受到威胁的国家维护自身主权的趋向。在欧洲有着潜在的盟友，它们若与法国结盟，就有足够能力使力量对比变得不利于德国。面对德国的扩张主义，这些国家迟早需要与法国携手以保障自身生存。若奉行防御性军事学说，法国可避免让自己看来好战，从而强化其求援要求的合法性；不必在新的反德联盟同心协力之前就发动迅速但可能代价惨重的进攻性军事行动；而且，在战时可划算地争取到获得盟国的重要军事支援所需的谈判时间，该支援对于与德国的最终决战必不可少。

一战后，在欧洲有很多国家拥有值得一提的即便不是强大的军事实力。比如在1938年，捷克陆军若经动员，其规模是动员后的德国陆军的一半有余，而且装备状况差不多一样好。¹⁸不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有着广泛的力量分布，掌握这些力量的国家也可能成为法国的盟友。多数欧洲国家有理由担心德国扩张主义的复兴，即便仅仅由于它们中的很多国家曾从德国的衰落中受益。法国可利用这些担心。核心问题将是，如何能够迅速、简便地将这些国家纳入反德的战时联盟？

尽管法国在结交东欧的盟友，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多数时间中，英国被看成未来最重要和最强大的盟友。凭借着两倍半于法国的工业资源，英国是一个特别关键的因素。¹⁹不过，它在地理上的防御优势使它经得起等待——判断某个侵略者的霸权野心的程度，并判断其他欧洲国家对这些野心的反抗程度。在一战后初期，法国与英国的交往未给它们在未来结盟提供很好的预示。英国拒绝帮助贯彻《凡尔赛和约》中的某些条款，并破坏了法国人的这种努力。它成功地抵制了在《国联宪章》中加入一个有用的关于安全事务的规定。它拒绝与法国建立紧密同盟，并拒绝为战后现状提供保证，无论是在莱茵河上还是在东欧。实际上，英国在每个场合都与法国的反德举动作对。尽管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独特能力和特点仍使它成为法国的战略和外交努力的焦点。²⁰英国的举棋不定只会使法国的外交和军事学说比起初所想的更加谨慎和工于心计。

总体而言，法国有潜在的盟友，但把最重要的盟友拉入未来的反德联盟看来不是易事。法国决策者认为，英国的工业和军事资源对自身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在英法的资源得以联合动员之前，任何对德攻势都不在考虑之列。英国和其他盟国必须承担法国的一部分防御成本。法国人构建了一种防御性的军事学说和态势——本着这样的认识：他们这样做才可将该结果出现的可能最大化。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也作出了同样性质的决定——均势理论所预言的一个决定（见第二章），下一章将对此进行论述。法国和英国都构建了有利于“推诿责任”的军事学说，因为德国人看来难以战胜，也因为可以承担责任的潜在盟国就在身边。

关于防御性态势与争取法国盟国大规模援助的意愿之间的关系，法国军事学说的研究者有着一致认识。法国陆军的任务是，在法国及其盟国的资源正被动员之时免遭战败。法国高级战争学院（the École Supérieure de Guerre）的军事史教学计划主要关注一战的经验教训，强调的是法军如何利用稳固战线而免遭过多损失，并等至敌方消耗和美国援助带来本方的决定性数量优势。在未来战争中，初期的防御性战略将发挥类似作用，即以法国的最小代价去获得来自法国盟国的军事支持。²¹

二战后，在1940年时任法国国防部长的杜瓦·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总结了他对于在比利时早早发动攻势的反对意见。他指出，这将杀死“一百万或两百万（法国）子孙，盟国却未承担一份共同的牺牲之责任”²²。

法国的军事学说指望英国承担未来任何战争的部分负担。陆军部在1935年给高等军事委员会（haut Comité militaire）的一份文件称：“从实际角度看，可以最有效协助我们的是英国，这不仅是从长远来看——鉴于其巨大的帝国潜力和对海洋的控制，在对抗开始时甚至也是如此。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必须重获并配备英国的立即支持。”²³1938年末，在给总理兼陆军部长达拉第的一份备忘录中，陆军参谋部重复了这些看法，将防御性战略与责任分担相提并论。

一言以蔽之，英法联盟取胜并将其隐性力量转化为大战潜力的唯一机会取决于两个条件：（1）付出及早并十分认真的努力，阻止未来的敌人通过突然和压倒性的打击以迅速结束战争的任何企图；（2）两国政府间有望进行持续和长期的合作，并对共享各自资源提前作出准备。²⁴

按照法国人的设想，军事参谋机构日常的联合会谈是战时合作在和平时期的标志。英国人对此一直予以拒绝。不过，每当某个危机出现时——在莱茵兰、西班牙或在比利时宣布中立时，法国人都试图加强与英国人的军事联系。²⁵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的很多外交活动应被看成旨在发展与英国的同盟，或通过建立东方同盟或与苏联和意大利“调情”来弥补英国人的“不专情”。在历史学家朱迪丝·休斯（Judith Hughes）看来，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是法国人此番心计的一大体现。它虽未实现法国人与英国缔结一流军事同盟的目标，倒也达到了一些相对有限的目的。²⁶《洛迦诺公约》为法国人出于维护《凡尔赛和约》而重占莱茵兰地区强化了国际法依据，并获得英国人的该保证：若法国如此行事，它不会在外交上被孤立。²⁷

马奇诺防线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军事学说的核心，并在法国将战争成本推给盟国的计划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法国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都设有堡垒，但从劳特堡（Lauterborg）至比利时—卢森堡边界大致延伸100英里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马奇诺堡垒则非一回事。这些工事守住了重要的天然入侵路线及其两侧的大量工业资产。

该防线将保护法国士兵免遭可怕的火力。它将保护长期战争所需的法国领土和关键的工业资源。它还将使法国有条件打低成本的防御战，同时与盟国就援助进行谈判。这样，对于一战中的技术性教训、法德在工业和人口上的不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政治体系中的结盟可能，马奇诺防线看来体现了一种充分的应对。这不是十分正确。众所周知，该防线未沿着法比边界延伸至英吉利海峡，即便重要的工业资源富集于该地带。实际上，该地带的堡垒在该时期始终是薄弱的。

通常，这常被看成一个失误而已。这并非如此。一些历史学家将堡垒的不到位归因为法国人不想令比利时心生隔阂，它直到1936年都是其盟国。²⁸相反的情形或许正是事实：比利时人主张在法比边界上建造坚固堡垒，将其缺失看成对德国人的诱惑和对自身安全的重大威胁。从1932年起，这就是比利时的立场。²⁹

如果边界堡垒的薄弱不单是疏忽所致，也不是由于比利时的敏感，那么应该如何解释法国人的决定？如果法国感兴趣的是保护其士兵免遭现代火力杀伤，保全集中于边界地带的工业，并为从盟国那里争取援助而获得时间，它为何不在这段边界上筑垒？倘若人们认识到，马奇诺防线和法比边界的强弱反差或许旨在诱使德国人绕行比利时而进入法国，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重要。这正是法国人希望发生的事情。看似矛盾的是，不筑垒的法比边界实际上使法国更易于实现上述三个战略目标中的两个。

第一，法国北部的工业区比法国东北部的工业区离边界更近。在法比边界上筑垒只会使德国侵略者从比利时境内将该工业地带炸成碎片。³⁰这样，边界堡垒虽可能使法国更易于在短期内防御，也会使其大量的动员能力毁于敌人炮火。所以，在德国入侵而且比利时要求援助时，法国人打算推进至比利时中部，建立一条可使法国的领土和工业免遭战火的防线。³¹显然，该作战行动有赖于比利时及时请援，以及对该推进的细致筹划，还有两军之间的协作。该协作在法比同盟尚存时就弱不禁风，在1936年则化为乌有。³²

第二，德国对比利时领土的侵犯几乎必使英国站在法国一边参战。低地国家的安全长期以来就是英国的关注所在，因为比利时与荷兰的河流和海港会为入侵英国提供方便。所以，法国在法德边界上筑垒但置法比边境于不顾增加了英国施援的可能。

莫里斯·肖万努（Maurice Chauvineau）将军是法国防御性学说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他在1939年出版了不无讽刺意味的名著《入侵：依然可能么？》（Une Invasion: Est-elle encore possible?）。³³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高级战争学院教授筑垒课程。按照唐纳德·哈维（Donald Harvey）的叙述，他对于马奇诺防线目的的解释是：

“若诱使德国人借道比利时入侵”以绕开堡垒严密的法德边界，“就将马上得罪英国并导致比利时人介入。甚至更重要的是，它指明了对我们最有利的进攻方向，因为鉴于比利时的整个领土纵深，它增加了从巴黎到边境的距离。”³⁴

该计谋看来行之有效，尽管就后果而言难免恶化与英国人的关系。至1938年春天，英国帝国防御委员会（the British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se）已注意到了面向比利时的薄弱的边境堡垒。用一个报告中的话来讲，这被怀疑为一个“蓄意的引诱，旨在迫使我们为了保护多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视作关键的一个地区而进行陆上干涉”³⁵。

使法国军人置身于火力之外是堡垒薄弱的法比边界做不到的。如果比利时予以合作，法军或许能够迅速高效地进入比利时境内已备好或部分备好的堡垒，并进行应对德国进攻所需的其他防御性备战。否则，法国军人最多只会在草草准备的防御阵地上御敌，或进行一场最糟糕不过的激烈的“遭遇战”或混乱的运动战，这在比利时于1936年宣布中立后几乎成为现实。

因此，不在法比边界筑垒的决定看来至少是对于体系性和特定的技术性约束和刺激的同等回应。法国人试图借助对比利时的“进攻”（符合均势理论的一项计划，见第二章）来“出口”损失，³⁶如甘末林将军在战后所说：“占领前沿的纳穆尔—安特卫普（Namur-Antwerp，在比利时境内）可将战争从我们的北部省份引开……如果人们想到现代战斗对其发生地造成的破坏，该观点（即让法国置身战火之外值得期待）难道不更加令人信服么？”³⁷法国将寻求在比利时境内某地建立防线。同时，德国对比利时的威胁是获得英国援助的最佳保障。

那么，一方面对于一战中明显的技术性教训，另一方面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政治中内在的体系性约束和刺激，我们应怎样评判它们对于法国军事学说的影响力的大小？毫无疑问，前次战争中的火力技术提供了很多教训——开放空间中的战斗是危险和代价惨重的；附带损失是严重的；胜利需要数量优势。在不同程度上，法国的学说是对所有这些教训的回应。但是，力量的失衡和盟国的可求严重影响了法国学说的总体特征。

在东北部，马奇诺防线不仅旨在为求取盟国战时支援的谈判争取时间，也体现了对于一战中的所有技术性教训的理性回应。但是，为了拯救法国的工业资源，并加大英国尽早参加未来战争的可能，作为避免高昂附带损失的代价而在法比边界沿线对这些教训中的某些不予计较，被认为是明智之举。

向比利时推进会将法军置于火力的作用之下和遭遇战风险之中。另外，若要利用比利时战场和英国资源，法比边界只能有薄弱的堡垒。这意味着，如果在比利时的战事进展不顺，法国自身将陷入被动。只要比利时还是法国的盟国，预料中的这种风险或可理解。在比利时于1936年宣布中立后，法国人的计划就变得更加冒险，从而应予以认真的评估。尽管法国人在1936年后进一步强化了其总体军事地位，尤其是在筑垒、工业性动员能力和军备领域，但该计划本身受到的认真关注看似寥寥。无论军方还是其文职领导人看来都未考虑到，法国的军事学说可能已不足以履行由该国大战略规定的一个基本军事使命。因此，体系性的约束和刺激看来盖过了一战中某些特定的技术性教训。首要的考虑看来是输出战争损失和战争成本。两者兼得的机会是存在的，法国军事学说反映了为抓住这些机会而承受风险的意愿。

组织的影响

法国陆军为何接受防御性学说？军事组织偏好进攻性学说，因为它们有助于减少内外的不确定性，也因为它们有助于增进组织的规模、财富和自治，这属于源自组织理论的假设（第二章）。在第一章中，我讨论了一战前法军学说的高度进攻性特征。对该学说的奉行是如此坚定，以至于它长期存在，并延续至一场每天都证明了现代火力所赋予的防御优势的战争。

在一战前法国进攻性学说背后的考虑中，有一个重要的限制性假设：只有依靠高质量的训练有素的军队，进攻性战争才可能成功。在成功地将服役期延至三年的战前举措中，这曾是一个核心论点。该动作赋予了法军对其人力资源的巨大控制。他们可对进攻性战斗作出充分准备。通过增加根据法军的作战计划来安排作战的可能性，进攻性学说减少了外来的不确定性。最后，进攻性学说看似减少了因担心文官干预而起的不确定性。对速决战的预期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法国议会未对战时履职有任何筹措就休会了。法国的军人获得了主导权。

鉴于这段历史，法军能够如此轻易地采纳前文所述的防御性学说看似奇怪。尽管法军在一战中对现代火力变得重视有加，但对于它明显支持一个如同战前学说夸大进攻那样去夸大防御的学说，仍需作出一些解释。我将强调，决定法军选择的是多种力量的综合作用，这令防御性学说成为了比进攻性学说更好地减少不确定性的工具。法军向防御靠拢是部分地出自其一战经验，本章前文所述的那些有利于防御的文官们的偏好和重要决定同样重要。

一战后，法国的军人并不认为进攻不可行。他们的结论只是，进攻需要数量优势，而这是法国在战争发生时不可能拥有的。福煦元帅似乎认为，莱茵兰地区的非军事化使得攻势可在战争早期发起。³⁸即便是防御派的“高级教士”贝当也承认需要保持进攻精神。但是，进攻离不开细致规划和物质上的压倒性数量。³⁹

而且，一些重要的法国政治领导人愿意把及早进攻看成避免一战重演的手段。20世纪20年代，在关于重组陆军和缩短服役期的辩论中，一些人强调防卫军应该强大到足以发动攻势。国防部长安德烈·马奇诺（André Maginot）和议会陆军委员会主席埃杜瓦·德·卡斯特诺（Édouard de Castelnau）都有此类表述。一支非常强大的防卫军或许能够打乱德国人为对法攻势所做的准备，从而避免漫长的消耗战。⁴⁰假如一战的技术性教训对文职决策者来说不一定意味着防御性学说，那么它们为何会对军人有这般影响？

直至20年代末，法国的文官都未完全倒向由防御主导的学说。此时，一年服役期和法国正规军在殖民地的使命共同减小了防卫军的规模。同时，法国人撤出了莱茵兰地区，这增加了对德攻势要跨过的距离和难度。在小规模防卫军和更长距离的共同作用下，未来战争中及早发动攻势的想法最终被放弃。⁴¹出现的是实则相反的情形。法国开始担忧德国将军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的闪击战（attaque brusquée）。⁴²对于在东北边境上筑垒，这些担忧是一大推动力。⁴³

即便法国的文官对防御有某种倾向性，马奇诺防线的自身性质也并非是注定的。一开始，法国军方希望将它用作进攻基地。在军方内部存在着两个对立派别的争论。自1920年5月起，它在高等军事委员会中进行了五年有余。一方倡导1918年式的防御体系，其重点是一连串有着良好战备的作战空间，它们有着排成一线的带铁丝网的连体性轻型防御工事。另一方主张在精选之地建造一系列防御力甚强的混凝土堡垒以支持机动、进攻和反攻。高等军事委员会赞同后一立场。在保罗·潘勒维（Paul Painlevé）于1925年成为陆军部长后，在其推动下，“混凝土”方式压倒了“铁丝网”方式。但不清楚的是，潘勒维是否赞成一些将军们所主张的对于这些堡垒的“进攻性”使用。⁴⁴

历史学家朱迪丝·休斯辩称，几乎在这些工事开工的同时，法国陆军就开始放弃了进攻性计划。另一位历史学家唐纳德·哈维则辩称，直至20世纪30年代，法军最高统帅部一直将这些堡垒看成反攻和机动的辅助所在。这些堡垒被认为有助于节省防御所需的兵力，并为进攻提供一支“机动大军”。休斯承认法军的言论中有这些内容，但强调这些计划主张稳定东北地带，向比利时境内的防线推进，并为最终的反攻而缓慢动员盟国的资源。⁴⁵

对法国军事学说的不同解读反映了其内部矛盾。法军在形式上保留了对于进攻的传统兴趣，并希望保持进攻精神的活力。同时，军方内外的所有派别都认可来自先前战争的一个教训——“火力杀人”。这样，进攻就需要有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以克服防御方的火力。要集聚这样的优势需要时间。随着德国重整军备并在其边界上筑垒，也随着法国军官团对一年服役期越来越习以为常，为战争初期的进攻和反攻集聚优势力量的能力看来愈成问题。总之，如前所述，文官对这类进攻的兴趣迅速消失了。

法军接受了防御性学说，因为它通过三种方式减少了不确定性。第一，它有助于法军在一战后保护它觉得脆弱的政治地位。第二，防御性学说使法军得以进行它在先前战争中学到的那种作战。法国军官不必“从头再来”。第三，法国军官不信任一年制应征者的军事技能和士气。对于看来糟糕的人力资源，防御性作战施加的要求是最少的。

如前所述，1928年的军事法案规定，法国应征者的服役期为一年。总参谋部对该决定根本不满意，要求通过一些重要规定去修正所察知的1928年法案的危险。这些规定未软化最高统帅部对于一年服役期的态度，或使它不那么将其视为对职业军队的存在和效率的一种威胁。相反，军方接受这个经其修正性条款改造的新法案，是为了“造就一个稳定的组织以作为职业军人的一个坚固堡垒和一种心理激励所在”⁴⁶。简言之，军方是在为减少自身的不确定性而努力。

军方对于它所提出的修正方案是认真的。文官后来在执行该法案的这些和那些规定时的拖沓不仅削弱了法国职业军官对军队战斗力的信心，也重燃了对于职业军官团在法国的生存问题的担忧。⁴⁷从职业军官的角度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政府的各种决定和举措威胁到了法国军队的生存、自治和战斗效能。为了保护军队，最高统帅部为建设文官们看似需要的防御能力采取了必要措施。一年服役期和建造堡垒是文官们愿意承担的对于国家安全的两大尽责之举。在该背景下，以防御为本的战略几乎不可避免。⁴⁸

尽管对军事组织自治性的威胁为军方接受防御性学说提供了一大动力，但该学说还满足了其他两个需要。防御通过两个途径减少了战场上的不确定性。

防御为慢速战争的设想提供了可行性。慢速战争类似于一战中令人熟悉的作战方式，指挥官有时间去指挥，先前作出的作战计划也可认真实施。如前所述（第二章），来自组织理论的一个假设是，军事组织通常试图通过进攻给作战定型，从而减少不确定性（第六章论述了德军对于采用该方案的趋向）。但是，我们已看到一战的技术性教训和法国政府的政治偏好如何与该方案背道而驰。一旦大局已定，严格奉行防御的学说或许成为了法军减少战场不确定性的唯一合理方式。最终，军事思想变得僵化和教条。⁴⁹对手可能让防御性计划泡汤的想法也因故消失了。

最后，防御性学说有助于法军解决自身人员上的不确定性。职业军官不认为一年制的应征者是合格士兵。⁵⁰混凝土堡垒可使小规模的防卫军更有效率地战斗，并弥补一年制应征者据说所欠缺的进攻精神。与该观点一脉相承的是，早在1929年，马奇诺就着手修正当年催生这些堡垒的一些想法。他认可了在大型堡垒之间安排较小堡垒的需要。⁵¹这些地域当初被设为机动地带。它们也将成为固定阵地了。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军的基本战术思想会反映该静态观点。⁵²

因此，法军接受防御性学说的很大原因是它希望减少内外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军方的默认也是由于法国文官所采用的控制军队的通常方式：找一个与他们一致的将军并让他负责监管重大的军事决定。作为1922年的陆军部长，马奇诺将贝当作为“总监”安插在自己和陆军最高统帅部之间，总参谋部须将有关“军事专业”问题的所有决定提交给贝当。在法国的体制中，贝当只在战时才担当实际的军事统帅。⁵³贝当的倾向性——尤其是他愿意着手缩短服役期——与文官的意愿非常合拍。

马奇诺实际上是指派了法国最伟大的英雄之一，去为本质上有着政治和大战略意义的决定提供专业上的可信度。若赋予贝当对所有军事决定的审核权，这有利于更有效地控制有贯彻战略之责的军事组织。贝当可保障该时期的“专业性”决定都有利于防御，无论法国最高统帅部的其他成员有何偏好。

这种对于军事组织的工具性任务的文官控制机制是司空见惯的。觉得军事组织的偏好令人烦心的政治人物经常干预军事组织，选择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人选，并将该人选提拔到重要位置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和德国，该机制都被使用过。在一个进行军事重组的时期，将贝当放到关键的决策位置上便于他制定该组织随后将遵行的规则。

贝当所处地位的影响力倍增，这是由于后来的法国陆军部长如同法国政府那样任职时间不长。他们常常在上任时没有多少防务上的专业技能，也没有多少时间去更多地学习。陆军部的人员很多来自军队，法国总参谋长成为了军事信息的关键来源。⁵⁴因此，政治上的不稳可能强化职能的专门化对法国军事学说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文职领导层或许在军事领域过于缺乏素养，以至于甚至不考虑对20年代的防务决定作出重大变动。

停滞和分裂

我们已看到，法国的文职和军人决策者在其军事学说中是如何应对一战的技术性教训、法国的相对弱势以及在和平时期缔结政治同盟的可能。他们推出了一个具有整合性的防御性学说，它更具渐进性而非革新性。向比利时推进的建议为该学说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它可能使法军不得不进行这样一类军事行动，即现代武器技术曾在一战中令它变得代价如此高昂。与比利时的正式防御性同盟缓解了但未消除该风险。

该学说的第二个大问题源自法国与东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同盟。如果它们遭到德国攻击，法国军事学说的防御性表征将给援助其中任何一个盟国带来困难。当然，法国更关心自身遭袭时它们对自己的援助。但是，由于对资源的攫取，德国在东方各个击破的征服活动会增强德国对付法国的短期和长期战争能力。⁵⁵关注该问题本应完全符合法国的军事学说。但是，它似乎在法国人的头脑中未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莱茵兰地区依然不设防的情况下，保障法国盟国安全的问题可能看似不严重。在这种有利局面下，即便以防御为导向的法军也可能有进攻意愿。但在防御性学说面前，如何才能让德国履行《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中关于莱茵兰非军事化的条款？该问题也未得到认真关注。因此，法国军事学说的分裂一直存在。政治事件能够而且将会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莱茵兰的重新军事化和比利时在1936年的宣布中立将法国的军事学说置于了该处境中：只能是或者革新或者分裂。

除了20世纪30年代法国陆战学说面临的问题，法国在看待空军的作用时也有问题。从一战至30年代中期，法国空军只是对质量平平的飞机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陈列。它缺乏清晰的军事学说，其指挥架构及其与法国其他武装力量的关系也摇摆不定。即便有这些问题，其空战能力依然胜于德国空军，因为后者受到了《凡尔赛和约》的严厉限制。但是，当德国在1935年表明要建立德国空军时，以及在该组织的实力和经验日增的随后几年中，没有多少举动旨在改变弥漫于法国空军身上的混乱。即便不做事后诸葛亮，在当时鉴于德国的进步而发展针对德国的某种系统的空战理念也合乎情理。这方面却一事无成。鉴于法国对短期军事动员和长期工业动员的依赖，对空军问题的漠视特别不同寻常。至少人们会料想，为了保护动员过程，空防应颇受重视。

尽管萦绕法国军事学说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有很大变化，但令人惊奇的是，法国军事学说未有多少改变。革新寥寥无几。法国军事学说变得越来越难实现法国的对外政策目标。而且，这不仅仅是事后诸葛亮。至少有一些法国人在当时看到了这些问题。那么，如何解释法国军事学说的停滞和分裂呢？

力量分布：一个长期因素

法国军事学说在30年代没有变动的一个原因是，法国政治家对于将防御成本转嫁他国比保障法国的自我防御能力更感兴趣。对此，部分的解释在于法国相对于德国的弱势，尤其在于一战中对现代军事技术的体验被认为仍具意义——这凸显了力量失衡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实战也未提供多少——如果有的话——鲜明证据，表明一战的教训需要修正。但是，欧洲政治体系内的结盟或推诿责任的机会同样可解释法国军事学说。如前所述，有很多欧洲国家对复兴的德国有所担忧。即便不无勉强的英国人也可能被诱入一个新的反德联盟，他们一直反对任何欧洲侵略者的霸权野心。法国政治家将其制衡努力的重点放在国外而非国内，既因为法国若无强大盟友就不能指望在与德国的消耗战中占上风，也因为可以找到强大盟友。防御或许拥有优势，但在一场一对一的战斗中，德国的大量人口和资源优势或可摧毁法国的防御。因此，即便在着手重整军备时，其中的一个主要目的也在于重建盟国对法国的信任。没有多少——如果有的话——努力旨在赋予法国与德国单挑的军事选择。

法国有三个途径去推诿责任。英国是头号优先选择。它一直被看成未来任何战争所需要的基本盟友。法国的一串东欧盟国在优先性上排在第二位——这是应对不情不愿的英国人的一张保险单。与苏联或意大利结盟是第三位的，这是一项可能代价高昂的投机性冒险。说英国享有头号优先地位仍是看低了其重要性。英国缺席的对德战争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

法国领导人将其精力集中在了政治机会上。大体而言，军事组织未被予以充分指导。其军事学说的相对停滞未得到很多关注，因为该学说依然符合法国领导层在政治上的主次之分。尽管30年代中期的政治局势有了一些变化，对法国军事学说的最重要影响却未变化。与法国相比，德国有着数量优势，产出也更多。要平衡该竞争，寻找盟国是必然之举。绝不能冒使法国在没有盟国支援时卷入一场不对等竞争的风险。在这方面，法国人大概是对的。但是，法国军事学说需作调整，倘若它在比利时——一旦该国重返中立——要有很好的成功机会的话。类似的是，在莱茵兰设防的背景下，若要保护法国的东方盟国的安全，就需要更具进攻性的学说。尽管有些人看到了进行这类变动的需要，其中最有名和最高调的是夏尔·戴高乐，但变革的政治动力没有到来。

政治意愿的缺失体现了法国对于让盟国承担未来战争的“合理”成本的关注。法国人在意的是不把英国人吓跑，他们一直担心法国人将把自己拉入一场新的战争。法国的防御性战略可缓和与关键的英国盟友的关系。这符合均势理论的一个重要预言。在多极世界上，各国会为了吸引盟友而构建其战略。法国有理由怀疑英国人支持积极的反德政策的愿望。在一战后不久，法国人旨在落实凡尔赛条款的咄咄逼人之举曾损害了对英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决策者对一战中的可怕伤亡仍历历在目，对于组建在欧洲大陆发挥作用所需的军事力量非常勉强。对于大陆上的侵略者，英国享有天然的地理缓冲优势。因此，英国的大陆外交政策不仅是防御性的，也是懒洋洋的。法国身上的任何有侵略意味的东西，比如进攻性的军事学说，都可能令英国疏远，并推迟它有可能被纳入反德联盟的日期。

同时，更具进攻性的法国军事学说有可能刺激东方盟国出于对法国的过分信任而采取激进行动。法国人担心被卷入一场他们无心去打的战争，尤其在英国缺席的情况下。东欧人则被指望在法国受到攻击时出手相助。

所以，在法国文官身上，难以见到任何要调整军事组织学说的压倒性动力。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推动进攻性的军备、学说和训练，同时又不让每个人看清这些进展，除了对德国人——这些举措本就旨在让德国人不要妄动。而且，法国文官需要紧盯着他们的军人，以防向一战前的进攻乐观主义方向有任何倒退。（其实，人们可以猜想到，甘末林的布雷达推进是这种攻势回溯的一个例证。）

法国的案例表明了文官对于军事学说总貌的积极控制可能遭遇的限度。至少在二战前的法国，相比于对某些更细微方面的控制，文官们对军事学说总体框架的控制要好得多。当然，法国人也许找不到令人满意的方案。如组织理论所表明的，文官们在时间、精力和专业知识上也可能确有局限性。（不过，在后面的各章中，我们将看到文官们突破了他们明显的局限性）。在文官们的精力都放在外部事务上，放在打造和管理一个大型联盟的情况下，这些应该特别明显。对盟国问题关注较少的希特勒则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军队上。

尽管均势理论和组织理论指出的动因看起来共同造就了一个低效的法国军事学说，对于或许希望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领导人做得更好的人士来说，法国案例依然有其教益。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文官们对于外部事务的关注，以及军方对于保持其自治性和传统的关注，使得文官和军人间没有多少交流。可溯至第三共和国诞生之际的军政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分裂加剧了这些因素的影响。当政治家和军人之间的交流是如此贫乏时，这个国家不能解决如前所说那般微妙的军事学说问题。虽然直接的政策性意义只是本文的一个不言而喻的目的，来自法国案例的教训是，密切的军政关系是军事学说行之有效的一个前提条件。围绕着各方觉得国家必须采取的军事行动，文官和军人必须详细地相互磋商。这样的关系可能永远不会和风细雨，但它必须是紧密的。

同盟外交

我在第二章中强调，一国外交的核心使命是在和平时期传达实力强大的形象。要做到这点，国家可以利用外部联盟、军事实力或两者的某种结合。在战时，国家必须通过同盟与内部动员的某种结合来配置能力。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领导人关注于外部机会，无论是就和平时期的外交还是就对未来战争的预想而言。内部能力扮演的是重要的但显然是辅助性的角色。

出于外交目的而利用内部能力或许需要有更具进攻性的军事学说和姿态。这样的进攻性表象与迄今所述的法国战略思维模式是相左的，它会加大法国单独对德作战的风险。外交上的替代性选择带来了较低风险和获得更多收益的可能。所以，欧洲的政治机会进一步推动法国去维持防御性的军事学说。而且，如上所述，对这些机会的利用往往吸引了政治关注。这样，法国军事学说并没有受到德国军事学说从希特勒那里受到的那种审查。推动防御性实战学说的同样制约和刺激还抑制了服务于不诉诸武力的强制性外交的进攻性学说。找不到多少盟友的希特勒对其军力的构建既是为战争服务，也同样是为欺凌和恫吓服务。德国案例中助长文官干预及其对革新的相应压力的环境在法国案例中不存在。

在法国于1934年离开裁军会议时，法国模式大局已定。在希特勒加快德国的重新武装时，英国人和法国人提出了更有力度的裁军建议，希特勒以退出该会议和国联作为回应。

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德国正在启动终将威胁法国的军事进展。法国领导人从裁军会议抽身的决定表明，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点。不过，没有什么新举措出台以增强法国的军事能力。相反，防御开支被削减了，外交部长让·巴尔都（Jean Barthou）跑到苏联和意大利去寻找盟友。⁵⁶

法国领导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增强法国的进攻性能力以压制德国人，或促进其联盟的团结，反而转向了意大利。1935年，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不由地将意大利说成“在法国和所有与我国结盟的中东欧国家之间建造的桥梁”⁵⁷。这种考虑促成了短命的“斯特雷沙阵线”（the Stresa Front，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组成的一个反德联合）。通过对东欧版《洛迦诺公约》的追求，通过与苏联的（诚然是半遮半掩的）调情，通过对意大利的讨好，法国政府寻求以一场结盟秀来对抗德国不断上升的军事能力。到1936年，这些举措都告一段落，或以失败告终，或像在苏联身上那样，虽获成功但附加条件过多以至于几乎没有价值。只有20世纪20年代与比利时和东欧盟友缔结的同盟依然如故，相伴的还有《洛迦诺公约》。

1936年的局势对法国的大战略进而构成了更大的压力，并促成了结盟活动的一次新迸发。3月，德国人将莱茵兰重新军事化，这削弱了法国对其东欧盟国的安全保证的可信度。1936年8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意大利法西斯对于该冲突的早早卷入令来自人民阵线的总理莱昂·勃鲁姆（Leon Blum）心生嫌隙，将意大利作为与东方的“桥梁”的政策被抛弃了。10月，比利时重拾中立。该举动很快使针对心仪已久的比利时境内防御战的联合军事规划成为泡影。这些事件中的每一件都促使法国人再行努力，要把英国拉入联合军事参谋会谈，这会为法国人想打的那种战争提供必要的前奏。⁵⁸

英国人依然忸怩不前。不过，从此时到二战发生，加强对英联系依然是法国政策的根本目标。实际上，法国人愿意出卖东方盟国中最有实力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解释在于英国对捷克问题的漠不关心。面对不与英国而与捷克携手，或不与捷克而与英国携手的选择，法国人选择了英国，这与其大战略一脉相承。⁵⁹

从1936年到1940年，法国拒绝冒险去保证盟国的安全。⁶⁰实际上，法国在该时期的政策是在不明显增加义务的情况下给盟国打气。⁶¹即便在法、英在慕尼黑将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土地让于德国后，甘末林将军还要倡导新的同盟外交以应对德国不断上升的能力和好战情绪。1938年10月，他主张加强法国与西班牙、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的关系。在法国刚刚出卖了最重要的盟国后如何做到这点则不清楚。⁶²

再一次地，从1934年到二战发生，我们在法国对德国的应对中看到了明确的重点所在。当德国采取任何威胁法国的动作时，法国人忙着四处纠集盟友。虽然法国努力维持20世纪20年代达成的条约关系，它却不能对其进行扩展。它也未采取使其可向东欧盟国提供支持的军事措施。法国更感兴趣的是盟国可为自己做什么，而不是自己可为它们做什么。

当然，结盟不是慈善活动；它们通常是有关各方向其他某方转嫁防御成本之举。但是，就法国军事学说而言，让德国人一步步地攫取“长期战争”所需的资源于事无补。根据法国自身的战略评估，这将令它处于劣势。不过，这是发生的事实。法国领导人难道根本未意识到该错误？

对进攻的倡导

在法国于1934年4月17日最终退出裁军会议之前，法国陆军总司令马克西姆·魏刚（Maxime Weygand）将军和总参谋长甘末林将军已在担忧德国对《凡尔赛和约》裁军条款的违反。他们夸大了这些违约行为的程度，以支持全面增加法国防务开支的主张——对重型坦克和火炮的需求得到了特别强调。这会使援助法国盟国所需的攻势成为可行。⁶³大家不应马上联想到，某种类似闪电战的东西正在筹议之中。这些想要的武器必然是用于进攻，但要按照一战末期形成的缓慢和程式化的方式。

4月17日，法国内阁批准了一项政策声明，它主张对德国奉行一条远为强硬的路线。该文件是前述巴尔都积极结盟政策的先兆。该政策声明主张法国的军事规划有更具进攻性的表征。将军们先前已在为此而呐喊。可是，军方在1934年获得的唯一一笔追加款项被用在了筑垒体系的新增工事上。1934年，对马奇诺防线的初始规划已近完工。政府却未将开支转用于新项目，而是向防御性工程划拨了更多资金。法国人的做法自相矛盾。尽管4月17日的政策声明意味着需要更强的进攻性机动能力，但军方更愿意在防御性的总体框架内获得更强的机动性。大家会怀疑，是否的确有人心仪于进攻？1934年的在任政府和后任政府的后续举措都未表现出对进攻能力的任何关注。⁶⁴1935年3月3日，在给议会的一项说明中，陆军部长路易·莫然（Louis Maurin）总结了法国政府的立场：

在我们已耗资亿万来建设堡垒屏障的情况下，如何能够相信我们依然在考虑进攻？难道我们会蠢到越过该屏障，追求某种天知道的军事冒险？该表态是为了向你们表明政府的想法。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政府对战争计划的认识非常到位。⁶⁵

马奇诺防线对敌我双方发出的同样信号是：除非法国人遭到了直接威胁，否则他们不愿采取任何军事行动。⁶⁶该判断脱胎于法国人在1936年的所作所为，也受到了当时观察家们的评论。在法方内部，反对抵抗德国对莱茵兰重新军事化的一大理由在于法军的结构。在给最高战争会议（Conseil Supérieur de la Guerre）的一份材料中，甘末林直言眼下无兵可用于莱茵兰。法国的军事系统未提供该能力，因为现役部队不过是动员后的国民军队的核心。甘末林连象征性行动都反对。除非整个防卫军都做好战争准备——这意味着将征召一百万人，否则不应轻举妄动。⁶⁷鉴于此时的国内政治冲突，政府认为这种举动是痴人说梦。

这种经历提供了教训，但它们从未用在军队身上。在1936年晚些时候，甘末林自己也承认，法军在外表上的防御性过头了；若要维护同盟关系，军队必须有能力发动跨越边境的某种干预。⁶⁸1937年，让·法布里（Jean Fabry）中校在《军事概论》（Revue Militaire Générale）中写道，对于希特勒占领莱茵兰，法国军事组织不允许采取任何形式的大胆外交回应。⁶⁹来自政府核心之外的评论也看出了该问题。戴高乐为他的装甲化和机械化“职业军队”而疾呼，理由是它可防范对法国同盟体系的逐一击破。这样的常备军将使意在抑阻或防御的有限军事行动——与总动员截然不同——成为可能。⁷⁰后来成为总理的保罗·雷诺认同戴高乐的观点，并将法国对外政策的很多失败归因于干预能力的缺失。⁷¹

莱昂·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在1936年认识到，要对付德国人的行动和支持法国外交，必须采取更多的军事举措。⁷²然而，虽然法国在接下来两年中所采取的措施重要而广泛，但没有任何一项直接服务于增强法国帮助盟国的能力。所采取的措施与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军事学说完全一脉相承。第一，一项在比利时边境沿线建设轻型防御工事的新项目出台了。其目的是为在比利时的机动作战的失败提供一份保险。这些堡垒未按照马奇诺防线的规模，至1939年秋天尚未完工。第二，服务于长期消耗战的经济动员体制得到了改进。第三，一项全面的重整军备计划启动了。尽管该计划包括购买大量的坦克和飞机，但对于改变陆军对这些武器主要作防御性使用的计划，未有任何尝试。⁷³对于任何形式的进攻性行动，也没有任何重大的备战之举。

法国人的战争计划和备战从未改善“他们援助东方的速度和效能”。勒隆将军（LeLong）在1939年就援助波兰问题对英国人的评论表明，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防御性学说几无改变。勒隆指出：“马奇诺防线和齐格菲防线（the Siegfried Line）相互对峙，而法国若无长期准备，就无力对德国发动严厉的陆上攻击。”⁷⁴牺牲波兰有助于法国的安全。促使甘末林在1939年同意宣战的一个因素是，他认为当德国忙于灭亡波兰时，动员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⁷⁵

总结：均势因素与法国军事学说的停滞和分裂

法国文官和军人对于将法国的防御成本转嫁给潜在盟国的执迷不悟妨碍了军事学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重大变革。在该时期，法国文职领导层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维护和扩大同盟身上。与英国结盟是头等重要的。更具进攻性的军事学说或许只会使赢得英国支持的任务复杂化。与优先考虑英国援助相一致，法国对于拿出自己的进攻性能力去保护东方盟国甚为吝惜。法国是在两者间走钢丝：对于维持东方盟国勉强而为，同时保持主要是防御性的能力，这既可让英国人满意，也可使法国在战争来临时将战争成本转嫁给或大或小的所有盟国。

该政策意想不到的结果是造就了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它不足以应对法国大战略设想的一些重要事态特别是法国人向比利时的推进。文官们向外而非向内去寻找法国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假如法国的政治局势更像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或今天的以色列，人们猜想军事手段会得到更持续的政治关注。不幸的是，军方被放任自流了。

组织的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陆军和空军都未能实现军事学说的变革。在1936年的政治变动过后，该失败成为法国大战略分裂的首要根源。

对于吸收坦克和飞机设计方面的成果，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形成的防御性学说令法国的文官和军人处于不利地位。与布罗迪的总结相符，武装力量“接受了”新武器但没有“适应”它。⁷⁶一战的最直接教训主导了军队的行为。⁷⁷法国人对火力的强调一直胜过机动。⁷⁸对依托大规模初始轰炸的强火力进攻的需要造就了一种缓慢而谨慎的战争方式，新的技术和装备被融入该模式之中。⁷⁹在一战后的十年中，法国高级战争学院将该观点教给了将在十年后成为指挥官的学生们。而且，法国军官是按照“形式主义和例行公事的”方式被教授了抽象的战争原则，关于复杂军事行动的实战性指导看似少得可怜。⁸⁰

法国人对于坦克的观念的演变是一个有用的例证。早在1920年，坦克对步兵节奏的服从就初露端倪。到1929年，保罗·潘勒维发表的《坦克战运用指导》(Instruction sur l’emploi des chars de combat)对此作了正式总结。该基础性的野战操典称，坦克“只是临时由步兵动用的执行辅助行动的工具。它们对后者的行动颇有助益，但它们不会取代之”⁸¹。

到20世纪30年代末，高级战争学院的坦克课程尝试教授对坦克的集群式使用和协同作战。但在1937年，坦克学院（the École des Chars de Combat）依然强调坦克对步兵的从属，以及用来压制反坦克火炮的大规模火力支持的必要性。⁸²（后一观念已变得相当合理，但这于事无补。）甘末林将军签发的1937年坦克操典有意识地免去了对机械化师和利用机械化部队进行突破的探讨。⁸³总体而言，坦克被教条性地从属于步兵，也缺乏利用其机动性提供的任何机会的意愿。与德国装甲师不同，法国的坦克部队常常未被配置机械化的有机支援力量，比如步兵、炮兵和工兵，它们有助于指挥官充分利用坦克提供的机动空间。⁸⁴

早在1932年，法军就试验过一种全机械化部队。指挥官的一个战术性错误被纠缠不放，进而导致了该试验的终结。相对应的是，旧式部队被逐步摩托化和机械化。⁸⁵1932年的骑兵师渐渐变成了1940年的轻型机械化师。将新技术给予一个最传统的兵种也许是保证其有效运用的最糟糕方式。

到1936年，思维模式和组织结构都大局已定。当希特勒开始掠夺时，没有多少人愿意实行有风险的革新。魏刚的结论是，鉴于德国重新武装的速度，不能有任何革命性的举动。尽管很多法国人继续连篇累牍地议论闪击战的危险，但几乎无人建议法军采用其手法。⁸⁶虽然1936年的《大部队指导》(Instruction sur les grandes unités)，即20世纪30年代末对法国战术思想的官方表述，褒扬了现代武器的速度和机动性，它同时也强调要谨慎规划和避免遭遇战。1936年的步兵操典则强调了火力和“战术性安全”⁸⁷。

在1939年5月于查塔姆大厦（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魏刚重申了他对于防御和火力的信心。“在此基础上，他接着为听众描绘了一幅未来战争中西线态势稳固的图景，决定战局的则是其他地区——东欧或巴尔干。”⁸⁸归根结底，法国的军事学说和军事力量是专门为该期待服务的。

如何解释法国陆战学说的停滞？如前所述，为了挽救其自治和身份认同，法国武装力量被迫接受了防御性学说。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文官对谨慎的防御性学说的偏好没有改变，文官也没有插手去推动革新。他们未让军人有多少理由相信，其他学说会得到官方的支持。实际上，菲律普·班克维茨（Philip Bankwitz）将该认识（也许带着过多体谅）当作了魏刚将军在30年代中期无意对学说作重大改革的根本原因。⁸⁹

第二，该学说对未来战争性质的猜想一直主要基于法国的一战经历。作为一战老兵的法军指挥官不愿寻求使自身本领过时的变革。

第三，从1928年到1935年，法军只让其应征者服役一年。这被认为是一个不足以进行训练的时段。人们担心，如果最终要动员和征召这样的应征者去服役，他们只适合从事已安排好的防御行动。即便在两年服役期被恢复的1936年，法军仍看低可予动员的大多数预备役人员的训练水平。(https://www.daowen.com)

在1936年后，另一种担心令变革可望不可及：国际政治变得日益紧张。想想军队身陷大规模重组之中的情景。如果战争发生时法军正处于军事学说的转换期，问题就不是它能否很好地战斗，而是它压根能否战斗。

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法军身上，第二章中被假设为可促进革新的因素无一发挥作用：对新技术没有直接体验；非常传统的军种和兵种主宰着新技术。文官对于变革也没有施加多少压力。军方的等级制结构缺乏活力，充斥其中的是一战时期的老军人。反过来，从几乎每个角度来看，学说革新的缺失减少了该组织的不确定性。

法国空军在1940年的学说多少仍是一个谜，但它在法兰西之战中也扮演了某种角色。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它对于战争的贡献是不够的。它在参战时使用的是杂七杂八的颇为平庸的战斗机。它部署的轰炸机就更少了。其中一些已经过时，其他的虽新但作用不大。对空中作战的总体协调弱不禁风。对目标的攻击常常或是太迟或是威力不足。空军时常不能在战场上的关键地点集中使用战斗机。

另一方面，空军看起来没有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只是未得到适当使用，而且在某些方面的使用完全是少之又少。尽管其目标一直不清楚，法国空军按其司令约瑟夫·威勒曼（Joseph Vuillemin）将军的话来说，“在停战之时……正准备一显身手，因为与5月10日相比，它在前线拥有更强大的有效力量”⁹⁰。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支在战争中贡献甚微的空军，它在战斗中损失了500多架飞机。然而，它拥有的人员和装备储备足以令它在鏖战中始终力量充盈。所以，从技术角度讲，法国空军能够一战。问题是，系统而又适用的学说未能形成。

解释法国空军的失败是一个复杂任务，也是一个历史学家尚未完成的任务。接下来的论述主要依据罗伯特·扬（Robert Young）的著述。⁹¹依照组织理论，其解释似乎是正确的。

第一，法国空军直至1933年也未独立于陆军之外。所以，它不可能像多数组织所表现的那样自主履行某种独立任务。陆军令其不得不屈尊为一个附属品而已。

第二，即便在空军获得了名义上的自治后，它依然处于陆军的紧密控制下。独立的发展只能被笼罩在陆军传统偏好的外衣之下。直至1936年，空军看来都没有一位文职部长为其保驾护航。当它最终有了这样的一位部长即皮埃尔·科特（Pierre Cot）时，他的想法遭到了陆军的反对，也未得到政府中其他人的支持。

就像他上任前的很多法国空军官员，科特对于意大利著名空权理论家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鼓吹的对城市的战略轰炸有着谨慎的偏好。对此，无论科特还是他手下的军官都谈不上热衷。科特对空防不无关注，但他建造了轰炸机。倘若将此看成一个年轻组织在追求一项能够维护其新生的自治的使命，这是可以理解的。战略轰炸将使空军逃脱陆军的控制。由于陆军的体制性影响力，该学说是导致身为文职部长的科特垮台的重要原因。

在科特于1938年1月被赶下台后，其继任者古伊·拉·尚布雷（Guy La Chambre）认为必须快马加鞭以追赶日益咄咄逼人的德国。和英国人一样，他认为将资源转用于生产单引擎战斗机（最容易生产的）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办法。尽管法国对战斗机的资源投入不如英国的力度大，该决定还是让法国获得了它在1940年拥有的那点空中力量。拉·尚布雷还完全抛弃了在未来战争的初期进行战略轰炸的观念。⁹²为什么要让飞机在一个占优势的敌人身上冒险并招致报复？

法国空军在混乱中问世而且没有清晰目标，它比一群飞机的堆砌强不了多少。战争爆发时，战斗机被分散配给了陆军部队的长官。在法国空军的作战中，它给德国空军造成的是从一支经验缺乏、技术落伍的军队身上所能料到的最大麻烦。但是，通常的情况是这既太少也太晚。

组织理论部分地解释了法国空军的悲剧。如第二章所述，各军种难以在相互间建构符合该国大战略的统一的军事学说。各军种更可能为了追求各自的狭隘利益而相互争斗。各军种都企图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强加他人。对于将不同军种的作用相协调，文官的干预是必要的。法国文职领导层一开始未采取积极步骤去管理空军，如前所述，它的很多精力花在同盟外交上。当科特和尚布雷采取行动时，他们先是将空军引向某个方向，然后又引向另一方向，每个人都触发了一场动荡的重组。拉·尚布雷很可能走到了正确的路子上，但与德国人相比他动手已晚。

到1940年，从战略轰炸到空防，法国空军对于可想象的几乎所有任务都有着兴趣。但是，在文官未对主次先后有多少规定的情况下，这些任务中没有一项做到位。鉴于英国对空军战略的成功把握，强有力的文官控制在法国的缺失不可仅由专业技能上的相关难处来充分解释。可由法国政治家对于向外看的痴迷给出解释，但仅在部分程度上。对于该谜团的明确答案尚未出现。

结论

判断均势理论或组织理论对于解释法国军事学说的相对价值是一个复杂的任务。这两个理论常常看似指向了同一结果。但是，均势理论的确略胜一筹。

乍一评判，似乎均势理论和组织理论都预言了法国的防御性军事学说。这个国家面临着力量的失衡，这种失衡还在加剧；可以利用盟国去改变它。可是，最有价值的盟国英国不愿冒险再次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这样，防御性学说符合两个目的。在和平时期，它可顺应所追求的该盟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谨慎。法国的求援要求将具有高度的合法性。一旦战争来临，防御性学说可争取时间，从而就分配最终击败德国所需的进攻带来的巨大风险和高昂成本进行谈判。

地理和技术通过更细微的方式影响了军事学说。由于一战中运用的现代武器技术增加了消耗战再次发生的可能，它强化了工业强大的盟国的价值。它还强化了法国工业——主要分布于该国东北部和北部——的重要性。一战的技术性教训也增加了战术上是防御性的军事学说的吸引力。由于邻近德国和卢森堡的东北部工业区比邻近比利时的北部工业区离边界更远，也由于它们当地有着天然防御价值较高的地形，法国人觉得它们更适用于依托固定工事的防御。这样，保护这些地带的马奇诺防线被建立起来。但若仔细观察，洛林地区的一些工业仍会受到德国侵略者可从卢森堡发射的炮火的威胁。

或许由于新技术对于军事学说有着各种不同而且有时相互矛盾的影响，法国人从中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在东北地区，基于已备阵地的防御有助于保护一些对动员不可或缺的资源，但有些仍然易遭攻击。对于北部地区，所主张的是对这类资源的保护只能借助向比利时的推进，而这会带来发生激烈遭遇战的风险。可以认为，洛林的一些工业资源只能借由进军卢森堡的类似行动来保护。但是，根据可以看到的关于法国战略思维的论述，这看起来未被置于优先地位。根据法国人的观点，避免遭遇战的需要和保护北部工业资源的需要是相互矛盾的。他们可以做到这点或那点，但不能两者兼顾。还难以避免这样的印象：在法国人对法比边境防御的看法和法国人在卢森堡边境设置固定防线的意愿之间，至少有着某些不一致。

如果与比利时的同盟得以维系，而且法国人可向已准备妥当的防御阵地推进，向比利时推进就没有太多风险。一旦同盟瓦解，法国士兵就要冒着较高风险去进行一场运动战，而其学说对此未有准备。对于法国人接受该风险有何解释？

对均势的判断使前移成为了北部地区的首选。东北部边界的堡垒和开放的法比边界将诱使德国借道比利时。如果比利时人配合，德国人将在远离法国边界的地方被挡住，从而保全北部地区的工业。另外，由于比利时长期被看成入侵英国的一个跳板，德国的进攻有助于将该国拉入一场大陆战争，从而改变相对于德国的力量失衡。这也许澄清了关于卢森堡边境的某些疑团。在卢森堡的进攻行动或许有助于保护一些工业，但不会提供任何其他的明显好处。这表明，正是这些其他的好处在法国人的比利时计划中颇有分量。归根结底，为了总体能力上的潜在收益，法国要承受一些违反一战中特定技术性教训的风险。

对于法军在攻防问题上的态度，组织理论给出了矛盾的预言。一方面，节奏缓慢、多是防御的消耗战是法军在一战中的主要体验。保守主义应会将它变成一项防御性学说。另一方面，法军是带着强烈的进攻偏好参加一战的，而且是在进军德国的过程中结束了一战。人们可能辩称，该背景和第二章中所述的关于进攻的组织动机足以维持法军身上的进攻精神。就这是否属实，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军事学说的深入研究者已有争论。主要的观点是，进攻性思维得到的认可转瞬即逝，法军对进攻的确没有兴趣。

不过，对历史的认真解读表明了为什么关于法军学说的辩论持续未息。在一战后初期，法国将军福煦依然认为，迅速的进攻或可压制德国的军事复兴。当法国人不再支持用进攻手段来维护《凡尔赛和约》并着手建造马奇诺防线时，法国的将军们强调说，边界上的堡垒应按照便于机动和反攻的方式来修筑。该防线的早先规划遵从了这些期望。1936年的野战操典对进攻行动颇为肯定，以至于该操典的一些研究者试图证明，法国人的学说与德国人的并无二致。最后，甘末林将军的“布雷达变例”看起来类似1914年法军大胆的进攻性前插。进攻精神根本未在法军身上消失。

但是，必须承认这些进攻性调门是微弱的。进攻趋向的微弱部分地由组织惰性所致，也部分地出自对一年制应征者的进攻能力的体制性怀疑。但是，法国军事学说防御性凸显的主要原因是：军方意识到，法国的文职领导人对进攻没有多少好感。这不是说法国军官团对更具进攻性的学说表现出了特别强烈的期待。确切地讲，文官——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均势原因——定下了学说的框架，这将军方独自倡导任何形式的进攻性学说的可能性减至为零。

在整合和革新方面，与组织理论相比，均势理论提供了关于法国军事学说的略胜一筹的解释。组织理论预言，军人和政治家在协调政策和军事学说方面存在困难。在比利时于1936年宣布中立前，这不是实情，后来便是如此了。为什么？组织理论认为，军人和文官之间在专业领域缺乏共识应会导致学说的分裂。军方对组织自治的追求会恶化这种倾向。在法国的军事态势仍然相对简单时，即在法国进军比利时的战术复杂性和微妙性没有上升前，这些趋向不会造成学说的分裂。在比利时宣布中立前，法军可指望及早并安全地进入比利时，也许是去占据已为他们备好的防御阵地。针对北部边境制定的防御性战术不会被打折扣。在1937年后，该推进带来了较高的运动战风险，这是法国军事学说缺乏准备的。但是，若未显示出对进攻的回归，从而颠覆法国大战略的总体目标，法军如何能适应运动战？若有着较密切的政军关系，这种学说或许是可能的。可是，随着威胁的上升，文官们依然专注于只能由强大盟国来修正的力量对比。文官们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了试图重建一战时期的老联盟上。关心军事学说细节的时间却所剩无几。

对于打造和管理外部联盟的专注也影响到了革新的可能。在防御性学说存世近18年后，法国军官团难以自发地去争取更具进攻性的机动战意义上的学说革新。随着德国的实力和好战性的上升，战争一触即发。假如这发生在学说变革的过程中，致使军队没有任何系统的作战指南可用，情况会如何？若要进行与1936年的政局变化相合拍的革新，文官需要施加压力。假如文官没有这么多的结盟对象可以追求，这样的压力或会呼之欲出。假如力量的失衡看起来不是如此巨大，文官或会更关注国家的军事能力，并多少看轻同盟外交。可是，力量的失衡的确看来巨大，文官认为他们的最大问题在于改变这种不平衡。而且，机动战学说或许看起来是进攻性的，从而破坏了及时获得英国支援的可能。文官们对均势状况、所处环境中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作出了回应，并造就了组织惰性有可能占优的局面。

均势理论和组织理论这两个理论中，哪一个更好地解释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的军事学说？均势理论解释了法国大战略的总体防御趋向。法军只能在这些框架下作战。一旦他们形成了凸显防御性的学说，他们就没有多少动力加以改变。一旦1936年的事态带来了对这种变革的需要，文官干预将不可或缺。但是，文官把眼睛盯在了力量的失衡上。对盟国的追求占据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法国军事学说所需要的细致变革的细节大概也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像戴高乐这样的法国军事改革派提议的变革从外表看有着过分的进攻性，这会破坏法国大战略更为宏观的目标。因此，来自欧洲政治体系的约束和刺激为组织因素导致军事学说的停滞和分裂创造了条件。

1939年末和1940年初的法国实际战争计划的变化或许有助于支持该观点：均势角度的考虑是法国大战略的决定性因素。此时，法国已经实现了原来的主要目标，即把英国拉入法国的战争。法国将专注于保住自己的所得还是求取更多？它实际上还会重拾令其学说变得谨慎或保守的那些一战中的技术性教训么？或者，它会继续回应欧洲政治体系中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么？

埃斯考河计划本已顾及所有一战时期的特定军事教训。其谨慎或可弥补德国人在军事经验上的优势、比利时的战前合作的缺失以及法国差不多是故意的对机动战的无视。它使军队更有时间准备防御；它令战斗远离法国边界；它为不可预见的事态备好了一支可用于作战的预备队；它还将英国人拉入了先期战斗中。但是，还要赢得其他筹码，即那些对于消耗战有用的筹码。为何不试图征集一百万的比利时和荷兰军队？为何不试图为了盟国的事业而去保护比利时的一些工业？为何不让战争更加远离法国边界？为何不去增加英国人的付出？难道它不更可能对一场漫长而且代价沉重的地面战争有着越来越多的付出，如果这场战争正在保卫它历来牵挂的低地国家？看似成立的结论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驱动法国军事学说的政治约束和刺激也同样促成了引人瞩目的1940年5月的战争计划。一战中那些特定的技术性教训在一战后初期起到了如此明显的重要作用，但在紧要关头到来时则看似被轻描淡写了。

在英国的合作最终得以确保的情况下，法国的文职领导人少了些谨慎和缩手缩脚。他们长期追求的外交目标业已实现。在这种形势下，法国军方可以更多地释放他们所剩无几的进攻意向。总体力量对比最终已被部分地扯平，但这只是让法国人有机会去追求新的奖品。不无讽刺的是，这需要有更具进攻性的军事行动，这是法国的指挥官至少是甘末林将军突然愿意去考虑的。但是，将计划变得更具进攻性比改变军队的学说更容易。多年来，均势考虑和组织的行为趋向共同造就了一个防御性的、分裂的和停滞的军事学说。到1940年，同样的因素看似矛盾地让法国转向更具进攻性的战争计划，这会让根据防御性军事学说而训练和组织的军队付出痛苦代价。

对一些读者来说，该案例只表明两个理论具有同等的因果解释力，它们共同造就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的特定学说。但我已强调，均势理论更好地解释了该学说的总体框架。比较性视角进一步体现了这两个理论的相对解释力。在接下来的两个案例中，力量对比意义上的约束和刺激不同于法国所面对的情况，虽然组织因素十分类似。它们所呈现的是不同的军事学说结果，即符合英国和德国面临的不同政治和地理环境的结果。从比较的角度看，相比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学说这个公认的复杂和隐晦的案例中的表现，均势理论看来将更具决定性。

注释

1．Philip C.F.Bankwitz, Maxime Weygand and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Modern Franc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21—122; Gunsburg, Divided, pp.9—10; Irving Gibson（化名）, “Maginot and Liddell Hart: The Doctrine of Defense,” 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ed. Edward M.Earl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373—375.

2．Walter McDougall, France’s Rhineland Diplomacy, 1914—1924(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245—247.

3．Judith M.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The Politics of French Military Preparation in the 1920’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2.

4．Dupuy and Dupuy, 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History, p.990.

5．John Keegan, The Face of Battle(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6), p.271.

6．Richard D.Challener, The French Theory of the Nation in Arms, 1866—1939(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5), pp.143—146.

7．Young, In Command, pp.15—21.

8．Challener, French Theory, pp.147—148.

9．Ibid., pp.172—173.

10．Ibid., pp.222—224.

11．Gibson, “Maginot and Liddell Hart,” p.373.

12．Ibid.

13．Challener, French Theory, pp.221—222; Young, In Command, pp.18—19.

14．Donald J.Harvey, “French Concepts of Military Strategy, 1919—1939”(Ph.D.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3), p.22.

15．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p.193.

16．Hillmann, “Comparative Strength of the Great Powers,” p.446; 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p.43; McDougall, France’s Rhineland Diplomacy, p.7; Young, In Command, pp.16—17.

17．Bankwitz, Maxime Weygand, pp.53—54; Challener, French Theory, pp.187—188; Gunsburg, Divided, pp.4, 13, 266; Young, In Command, pp.16—17.

18．Milan Hauner, “Czechoslovakia as a Military Factor in British Considerations of 1938,”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September 1978):208—209.

19．Hillmann, “Comparative Strength,” p.446.

20．McDougall, France’s Rhineland Diplomacy, pp.162, 166, 185, 264, 358, 362.

21．Harvey, “French Concepts,” p.32; 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pp.79, 228.

22．Bankwitz, Maxime Weygand, p.163.

23．Young, In Command, p.96.

24．Ibid., p.218.

25．Ibid., p.160.

26．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pp.94—95.

27．Ibid., pp.145, 186; Arnold Wolfers, Britain and France between Two Wars: Conflicting Strategies of Peace since Versailles(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0), pp.177—180.

28．Watt, Too Serious a Business, p.91.

29．Harvey, “French Concepts,” p.124; 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p.223.

30．关于这点，参见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p.202; David Kieft, Belgium’s Return to Neutrality(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p.8; Great Britain, Admiralty,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France, vol.3, Economic Geography(Great Britain, 1942), pp.174, 183, 198, 208; and Young, In Command, p.167。英国海军情报处所作的调查极其有用。所引著述中的地图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该北部边界非常容易遭到攻击，而且相对难以防御。但它们也表明，洛林煤田约有一半易受来自卢森堡边界地区的炮火攻击，洛林的其他重工业也是如此。这未阻止法国人通过延伸马奇诺防线而将该边界置于保护之下。法比边界沿线地形不允许建造大型工事的观点也被提及。这可能是对的，尽管1936年后在法比边界沿线的不同地点修建了较小工程。这些工程无法与马奇诺防线相比，但其修建的确表明，假如法国人早就决意要自己保护自己，在法比边界沿线或可修建更多工事。他们没有这样做，这看来可支持本章中提出的观点。

31．该评估和决定早在1927年就由最高战争会议作出了。Harvey, “French Concepts,” p.98; 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pp.217—218.

32．关于该作战的所需条件，以及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之间出现的问题，参见Harvey, “French Concepts,” p.216; 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p.223; and Kieft, Belgium, pp.8（n.4）, 9, 73—75, 144, 148, 168—169, 171。基夫特（Kieft）细述了1936年比利时退出《洛迦诺公约》和宣布中立前所作规划的状况。在1926年、1927年和1928年，比利时和法国的总参谋部通过武官渠道有过接触。基夫特指出，这些接触不是十分重要，尽管它们颇受参加者的重视。在德国于1936年3月占领莱茵兰后，法国、英国和比利时进行了联合参谋会谈。法国和比利时参谋人员在春夏的会谈显然十分详细。尽管比利时军方和政治家趋于将这类会谈的重要性降至最低，法国人则不同。直至1937年4月，当法国和英国正式同意比利时退出《洛迦诺公约》时，法国人对于定期详细会谈的促求才减弱。法国的默认是为了防止德国的一项可能导致比利时—德国关系改善的外交计谋。不管如何，比利时和法国的所有参谋会谈在1939年10月前都不复存在；而且在我看来，此后进行的那些会谈表现出了局限性。

根据基夫特的估判，有关法国—比利时军事关系状况的证据十分缺乏，因为法方有关1920年军事协定的所有文件都不见了，而且比利时总参谋部的文件也不是比利时官方外交文汇的一部分。

33．Maurice Chauvineau, Une Invasion: Est-elle encore possible?(Paris: Berger-Leurault, 1934).

34．Harvey, “French Concepts,” pp.73—75.

35．Young, In Command, p.199.

36．Ibid., p.62; Harvey, “French Concepts,” p.120.

37．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pp.218—219.

38．McDougall, France’s Rhineland Diplomacy, pp.246—247.

39．Harvey, “French Concepts,” p.18.

40．Challener, French Theory, p.162.

41．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p.192.

42．“闪击战”一词指一战后德国陆军长官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提出的一种曾为人熟知的策略。他的理念是，小规模但训练有素的魏玛德国国防军（Reichwehr）或可迅速地被投向措手不及的法国，打乱其动员。这会为德国临时组织一支更庞大的大众型军队赢得时间。

43．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p.192.

44．Harvey, “French Concepts,” p.82; 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pp.199—202.

45．Harvey, “French Concepts,” pp.75—79, 103; 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pp.80, 203.

46．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p.172.

47．Bankwitz, Maxime Weygand, pp.45—47, 94—95.

48．这是菲律普·班克维茨在他为马克西姆·魏刚将军——在1930—1935年间先为法国陆军的总参谋长，后为总司令——所著传记中的核心观点。尽管班克维茨的探讨主要来自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政军关系的政治分析，他总结出的动因和他归于这些动因的结果能够容易地用组织理论的概念来转述。法军的自治受到了威胁，而且该组织采取了必要措施去维护该自治，即便这类措施限制了该组织的其他偏好。Bankwitz, Maxime Weygand, pp.377—378.

49．Ibid., p.123; Challener, French Theory, pp.274—276.

50．Gibson, “Maginot and Liddell Hart,” p.370.

51．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pp.203—211.

52．Bankwitz, Maxime Weygand, p.158.

53．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p.122.

54．Ibid., pp.101—105.

55．对捷克斯洛伐克兵不血刃的征服带来的军事斩获促进了德国步兵和机械化部队的迅速扩张。参见Hauner, “Czechslovakia,” p.207。步兵装备、火炮和带中口径炮的坦克的保有量大概上升了50%。Ibid., p.209; Deighton, Blitzkrieg, pp.196—197.

56．Watt, Too Serious a Business, p.90; Young, In Command, p.58.

57．Young, In Command, p.91.

58．Ibid., p.160.

59．Ibid., p.212.

60．Wolfers, Britain amd France, p.75.

61．Young, In Command, p.150.

62．Watt, Too Serious a Business, p.120.

63．Young, In Command, p.55.

64．Ibid., p.63.

65．Gibson, “Maginot and Liddell Hart,” p.372.

66．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p.211.

67．Challener, French Theory, p.264.

68．J.W.Wheeler-Bennett, Munich: Prologue to Tragedy(London: MacMillan, 1948), p.253.

69．Gibson, “Maginot and Liddell Hart,” p.372.

70．Harvey, “French Concepts,” p.198.

71．Ibid., p.212.

72．Young, In Command, p.166.

73．Ibid., p.7.

74．Ibid., p.233.

75．Challener, French Theory, p.265.

76．Brodie, “Technological Change,” p.299.

77．Gibson, “Maginot and Liddell Hart,” p.373.

78．Harvey, “French Concepts,” p.29.

79．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p.73.

80．Ibid., p.79.

81．Harvey, “French Concepts,” p.137.

82．Ibid., p.144.

83．Gunsburg, Divided, p.43.

84．Harvey, “French Concepts,” p.147.

85．Ibid., pp.155—156.

86．Watt, Too Serious a Business, p.94.

87．Gunsburg, Divided, pp.41—43.

88．Bankwitz, Maxime Weygand, pp.131—132.

89．Ibid., p.153.

90．Goutard, Battle of France, p.39.

91．Robert Young, “The Strategic Dream: French Air Doctrine in the Interwar Perio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9(October 1974):57—76.

92．Gunsburg, Divided, p.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