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40年战役

1940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战役。5月间，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德国消灭了法国和英国陆军的精锐，从而为彻底征服法国的主要地区扫清了障碍。第二个战役即不列颠之战，在德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之间展开，从1940年7月中旬持续到9月底。尽管希特勒在第二个战役中的目标和战略看似曾有变动，但德国的基本目标是摧毁皇家空军并获得南英格兰和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这被视为对英国的任何成功入侵的必要前提。对于希特勒对该行动的投入程度，一些历史学家不无质疑。但是，空战本身所耗费的精力和入侵部队准备上的大量辅助工作都表明，倘若德国赢得了此次空战，或许会尝试入侵。¹德国空军（the Luftwaffe）未获成功，希特勒将其一注意力转向了苏联——一个在德国国防军（the Wehrmacht）的特长即空地协同作战前更为脆弱的大陆强国。

这些都是重要的战役。希特勒击败法国给德国带来了工业、财政和地理上的优势，使任何先后反对德国扩张的力量必会面对严酷时局，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不列颠之战则保证了德国的先后扩张将遭到抵制，并保留了德国本土在将来受到攻击的可能。假如英国垮台，人们不得不猜想这种攻击是否终究会发生。从中释出的资源或许将使天平在未来的对苏战争中倒向德国一边。

对于这两次战役的结局，历史学家已提出很多解释，社会、政治、技术和军事上的解释都可找到。但我想强调，每场战役的胜者都是对战役未雨绸缪的一方。德国已对其工业和军事资源进行了多年规划，目的是对那些近邻——它们——从德国在1918年的失败中获利最多，并最反对德国军事力量的复兴——进行侵略性的速决战。法国料到了该复兴，并计划打一场谨慎的、一开始重在防御的战争，这使它有时间劝诱前一战盟友尤其是英国提供最大限度的军事协助。由于德国人在人口数量和生产能力上都强于法国人，人们的看法是，若无盟国的帮助就不可能对德国发起进攻。若无此帮助，成功的前景将是渺茫的，代价则是惨重的。出于依然不清楚的原因，法国采纳了一个战争计划，它削弱了法国进行谨慎的、一开始重在防御的战争的能力，而其军队自1918年来就是为此而规划和训练的。

英国一直希望避免卷入欧洲大陆上的未来冲突，结果使自己将一支缺乏训练、装备不足的小规模远征军投入了一场它未有准备、但猛然发现对英国安全至关重要的战斗。另外，在两个月后，皇家空军又身处一场英国政治家——英国军方在次要程度上也是如此——自1934年来既担心又有准备的战斗。

这些战役及其作战方式属于军事学说的范畴。但是，在总结和解释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军事学说的特征（第四章至第六章的主题）之前，我将更详细地考察1940年的这两场战役，以凸显这些特征的基本影响。

法兰西之战

军力

颇为一致的看法是，德国的胜利不能被解释为在人员数量、主要作战部队（师）数量、重型装备（坦克、大炮等）数量或该类装备质量上占优（见表3.1）。²

如表3.1所示，德国和盟国方面部署了大致同样数目的主要作战部队。双方的步兵师，无论是徒步的还是摩托化的，都非常类似——人员有15000名左右，火炮有70或80门，反坦克炮有40或50门，还有几十门迫击炮和数百挺机枪。装甲师则有明显区别，如下文所示。在那个时代，德国装甲师是规模最大、效能最高的装甲集群。³

总体而言，在地面武器方面，双方的数量和质量优势相互抵消了。盟国的火炮在数量上超过德国；而且，由于其中大口径重型火炮的比例要高得多，或许可被认为具有质量优势。但毫无疑问的是，盟国的很多火炮是一战时期的，德国的火炮则颇为崭新。德国的防空火炮在数量和质量上比盟国更胜一筹。在表3.1中，参战的防空火炮的数量或许是可信度最低的数字。这点特别令人遗憾，因为德国人还在地面作战中将这些火炮用于针对坦克和地下掩体的直接炮火攻击，这是它们所扮演的一个颇有作用的角色，尤其就著名的88毫米炮而言。德国在反坦克炮数量上占优，但与德国炮对付法国装甲相比，法国炮打穿德国装甲的能力或许更强。盟国在坦克数量、装甲厚度和火炮口径上占优，德国坦克则借助通讯装置和光学设备上的长处而有所弥补，其乘员数量和燃料箱储量平均而言也更大。

尽管关于这场战役中参战空军的统计数字有欠清晰，它们仍趋于表明盟国在参战飞机上的劣势，而这有助于解释盟国的受挫。看起来，法国和英国的参战空军在数量上处于一比二的劣势。总体而言，德国飞机比其敌人的多少占优。但是，这些情况没有反映全貌。奇怪的是，大量的战斗机——或许有1500架——被分散地闲置于法国各地。⁴有600架可能在参战部队。⁵同样奇怪的是，英国参战飞机的数量也较少，皇家空军总共1800架作战飞机中，参战飞机只有400架左右。⁶特别费解的是，以英国为基地但可飞至战区的300架或更多的中型和重型轰炸机作用有限。尽管所有的这些飞机都派上了用场，但看来它们未被充分利用。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将攻击分散在很多“准战略”目标上，其中多数位于德国后方过深，以至于影响不到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的战斗。⁷

轰炸机之外，在关键的单座战斗机类别中，双方的差距——大约为四比三——比总体力量对比所体现的要小得多。面对这种差距，皇家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将有着值得称赞的表现，诚然它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简言之，尽管盟国空军的确面对着一个装备上略占上风的对手，但数量上的不等看来有其自身的部分责任。⁸

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力量的不等都不能充分解释盟国的失败。相反，这些力量足够对等，以至于对这场战役结局的学说和战略意义上的解释马上会对人们产生吸引力。

军事学说

军事历史学家已形成该认识：对于盟国的失败，军事学说和作战计划的某种结合可给予最好的解释。没有多少人认同一度流行的以德国人数量优势为出发点的解释。以法国人的低落士气为出发点的解释也变得多少不那么被人接受。⁹

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德国的战争计划是当时德国军事学说的折射和改进。法国的战争计划对于法国的军事学说则有着重要偏离，至少偏离了该学说针对任何大战的初始阶段的思维倾向。法国陆军（还有英国人）被投入了一场它不是有备而来的战斗。法国人放弃了打一场他们曾设想的战争的机会，让自己卷进了他们知道德国人希望的那类战争。尽管历史学家一致认为，甘末林将军的战争计划——“D计划”及其“布雷达变例”（Breda variant）——对于盟国的失败负有责任，但他们尚未充分解释其根源。对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法国的失败，也尚无评价。尽管本书不会解读后一问题，但要强调的是，解释法国军事学说特征的同样一些因素可以看似矛盾地解释1940年的法国战争计划。不那么矛盾的是，该情形也适用于德国案例。

尽管法国的军事学说常被夸张地讥讽为落后于时代——迷失在一战时的泥潭、堑壕和密集的炮火网中，但公平地讲，就其对飞机、装甲和通讯技术上的变革的态度而言，法国人比德国人要保守得多。¹⁰尽管法国武装力量也拥有这些新技术，甚至为利用它们而创立了一些新的组织和规划，但军事学说、训练和指挥方式仍趋于迎合慢调而保守的作战行动。¹¹对火力的强调超过机动，对防御的强调超过进攻，对“战术稳妥”的强调超过冒险。就后者而言，将领们被告诫要尽可能回避风险，而非冒险去利用战机。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避免“遭遇战”(encounter battle)。这类现今名为“接触性交战”(meeting engagement)的战斗在不经意间发生于运动中的军队之间。它们在没有已备阵地的情况下打响，而且时常发生在机械化战争中。它们是冒险和激烈的，常常代价惨重。法国人和英国人回避这种战斗，但知道它们是德国人善于应对的。

相比于德国空军与德国陆军的协同，法国空军与法国陆军的协同更有限。法国空军没有表现出与法国陆军的良好协同，尽管它或多或少地听命于陆军。各方大概都要同意，若要将敌人的轰炸机驱离陆军部队和补给线，战斗机不可缺少。对于轰炸机与地面部队的协同，也有着一些想法和规划。但到1940年5月10日，适用于该任务的轰炸机生产甚少，空地协同体系也未成形。¹²

德国的军事学说迥异于法国和英国的学说。与已大体抛弃一战时进攻倾向的法国人不同，德国人重申了追求进攻的历史传统。而且，在经历了一个艰苦又未卜的过程后，德国建立并部署了一支新型的作战力量即装甲师。另外，到1940年，德国陆军中的某些成员已经创立了一种新学说即闪电战（尽管陆军尚未完全接受它）。对闪电战的倡导者来说，空军与装甲部队的快节奏配合如今更多地着眼于“拆解”而非摧毁敌人的陆军。该学说强调机动和速度甚于火力，尽管它以坦克、俯冲轰炸机和快速的反坦克或防空火炮为依托，追求在关键点上的强大火力。遭遇战是闪电战所期待的。它将空中力量集中用于攻防，为装甲部队的推进开辟道路。就像一战结束之际的德国军事学说，闪电战强调步兵和装甲部队都要执行渗透战术和侧翼包抄运动。如同一战前的德国传统军事学说，该新学说追求单向或双向包抄。不像较早时候的学说，它对于扰乱和瓦解敌人指挥系统的重视不亚于它对于消灭敌军的重视，这要通过对敌军后方地区进行深层渗透来实现。据认为，如果能实现对敌人指挥系统的瓦解，歼灭战就可被避免，或至少更易于进行。¹³

战争计划¹⁴

由于德国人在经由瑞士的作战中会遭遇的困难，以及马奇诺防线的坚固，法国人曾长期认为，德国人对法国的任何进攻必将经由比利时展开。其实，修建马奇诺防线是为了推动这样的情况发生（见第四章）。从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双方针对比利时的战争计划都有变动。法国起步于一个反映了其军事学说和能力的军事计划，但变到了一个不是这样的计划上。德国起步于一个未反映其传统军事学说或新的闪电战学说、也未充分利用德国的新型装甲师的战争计划；对盟国不幸的是，德国人变到了一个有此反映和利用的计划上。

在1939年秋天，法国的“E计划”（Escaut——埃斯考河）主张向比利时境内埃斯考河畔的防线推进。埃斯考河大致与比利时海岸平行，位于内陆100—150公里处，是从法国内地流向安特卫普。对于法比边境上的法国和英国陆军来说，这本非一项困难的推进。它或许会为修建筑垒阵地留下足够时间。这是一个保守的战略，未给英国和法国的防御性学说带来多少压力，也缓和了困扰联合作战的指挥和控制问题。¹⁵先前20年的法国军事学说着眼于在英国协助下在比利时打一场一开始就是低代价的战斗，该计划与之十分吻合。这将使法国边境上的很多工业地区免遭战火。权衡说来，“E计划”很适合法国的军事学说和军事能力。

德国人在1939年的战争计划是对1914年的德国战争计划的苍白模仿。其相似点在于，它将包括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在内的主力部队集中于德国的右翼，即比利时中北部。其不同点在于，它主张征服荷兰，并对赢得一场决定性战役不抱任何希望。低地国家将被征服，荷兰和比利时的军队将被击败，法国和英国的一些部队将被消灭。德国或可获得有利于消耗战的一些工业和地理上的好处。假如该计划与“E计划”针锋相对，德国人将消灭法英军队的精锐是值得怀疑的。埃斯考河防线或会被守住，德国征服法国所需的终极大战或会在迥异于现实的环境中发生，盟国在战斗经验上或会追上领先的德国。英国和法国为战争而进行的工业动员合在一起，在1940年春天可能不亚于或胜过德国，这或会给盟国带来（至少临时地）全面物质优势。

由于糟糕的天气、陆军领导层中对于首个计划的普遍不满，以及希特勒本人的举棋不定，德国人的进攻在1939年没有实现。渐渐地，在击败波兰后仓促而就的原定作战计划也被抛弃了。A集团军（瞄准比利时的两个集团军中相对较弱并最靠南的一个）参谋长埃里希·冯·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将军从一开始就反对原来的计划。他认为，它根本无望带来决定性胜利，并定会招致德国不可能获胜的消耗战。

从1939年10月末起，曼施泰因及其长官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将军就将一个替代性计划力陈给德国陆军总部。最终得以执行的该计划主张，将德国装甲部队的侧重点从比利时北部和荷兰（B集团军）改向比利时南部和法国北部（A集团军）。该装甲集群将试图突破阿登（Ardennes）地区和渡过马斯河（Meuse），并向海峡地带冲击，把德国人确信将进入比利时的大批盟国部队截断在身后。为保险起见，德国人将尽一切所能让人以为其右翼仍是重点，并遮掩他们在左翼的攻击。盟国军队将被截断在比利时境内并被消灭。

在曼施泰因力推其计划时，其他人得出了类似结论。据说，在获悉这位军人的计划前，希特勒早就“本能地”想到了类似于曼施泰因所想的某种大规模装甲进击。与此同时，陆军最高司令部（OKH）看来也对曼施泰因计划予以了更多关注。到2月中旬，希特勒的直觉、支持和干预与陆军总部不无勉强的认可合流了。2月20日，曼施泰因计划被制定成了关于进攻法国和低地国家的作战指令。¹⁶

这项新计划利用了德国总参谋部在运动战方面的所有传统优势。它体现了该机构传统上对于歼灭性包围战的信奉。更重要的是，它利用了德军的新型机械化战争能力，以实现对盟军后方地带的纵深突破。在德国空军的支持下，德国装甲力量将在这种大胆、出人意料、快速并由其创始人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将军设想了十余年的作战中释放其威力。古德里安将在作战中亲自指挥主要的装甲军团。

在德国人将作战计划改成更适应其技巧和能力的一个计划的同时，法国人也在一个迄今更加冒险的方向上变更了其计划。这些改变将法军及其盟国的军队拉入了他们无甚准备的战斗，并大大凸显了联合作战常有的指挥、控制和协调问题。¹⁷使这些问题愈加复杂的是，比利时人和荷兰人拒绝在德国进攻前与英国人和法国人协调战争计划。比利时和荷兰有理由地担心，这样的合作将侵害它们已宣布并天真地希望保持的中立地位。这还意味着，在德国进攻前，法国和英国部队不能进入比利时建立防御阵地。法国和英国指望比利时人将此承担起来，但比利时人表现糟糕。¹⁸

如前所述，对于为慢节奏的防御性战争而训练的军官和士兵来讲，E计划带来的压力相对甚少。其后继者“D计划”（Dyle——戴尔河）则主张，英国远征军和法国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的现有主力向远得多的一条战线推进。它沿着戴尔河（比利时中北部），跨越（戴尔河和马斯河比利时段之间的）任布卢豁口（Gembloux Gap），然后沿着马斯河的比利时段往下直至法国东北部。该推进使盟军某些部队需要跋涉的距离增加了差不多100公里，加大了发生遭遇战的可能，并减少了用以建立防御阵地的时间。

出于从未得到充分解释的原因，法国武装力量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将军几乎靠一己之力推出并落实了“D计划”中甚至更加大胆的“布雷达变例”。它动用了相当比例的法国机动力量——相当于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两个机械化（装甲）师外加三个精锐的徒步型步兵师——向荷兰南部（布雷达）出击。这些兵力大概有三分之二原属于盟军的中央预备队（负责应对不测事态），他们将在后来的战斗中令人非常想念。

尽管该战线的北段和中段将由一流部队来驻守，但作为盟军推进行动的铰链的色当和阿登森林地区是由科拉（Corap）将军的弱旅第九军来守卫。它只有七个步兵师和两个轻骑兵师。在这七个步兵师中，两个是缺乏装备和训练的B类师，由上年纪的预备役人员组成；一个是几乎没有机动能力的堡垒师（fortress division），一个是一流的摩托化步兵师，其余三个师是素质不错的徒步型步兵部队。每个骑兵师有一个马上骑兵旅和一个轻型机械化旅（这只是法国人习惯于将稀缺的摩托化资源在战线上分散使用的一个例证。相反，德国人习惯于集中使用）。第九军及其南邻即拥有五个师的第二军都属明显的弱旅。对于该部署，法国军人给出了两种解释。第一，某些人认为，阿登地区是大部队尤其机械化部队不可逾越的。¹⁹第二，据认为，法国的预备队可方便地增援该地区。但是，由于“布雷达变例”和其他被草率提出的决定的推行，该预备队不复存在。回过头看，法国人的理由看来是大错特错，因为我们现在知晓，甘末林身边有着大量的表明德国在根据曼施泰因计划加强A集团军的情报。²⁰甘末林不仅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来增援该地区，他还为了在荷兰南部的冒险而取消了战役预备队。在这般行事之余，又是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他没有用驻守在马奇诺防线后的精锐部队来重建预备队，这令他错上加错。

“D计划”和“布雷达变例”有两大缺陷。第一，它们歪曲了——假如它们没有违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军事学说的基本信条，即避免遭遇战。²¹该偏差在当时受到了质疑，但潜在的好处显然被认为抵得上风险。当时的法国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反对该推进，并在战争刚开始时拟将甘末林解职。尽管这段历史有欠清晰，但很多法国部队在与德国人交战前没有足够时间挖掘战壕。这对于第九军在比利时境内的部分显得特别重要，它位于边界上法国一侧的南翼要承受德国突击行动的正面冲击。当然，毋庸置疑的是，由于该段位于法国，法军曾有足够时间来建立工事。但是，这些工事没有彻底完工，因为法国人的主流看法是德国的大部队不可能通过阿登森林。北段的时间不够和南段的措施不到位合在一起，使第九军在它和身边的第二军最终不得不面对的七个装甲师的集中攻击力前不堪一击。

第二，“布雷达变例”歪曲了——假如没有违背——一个常识性的基本“战争法则”：要保留一支战略预备队以备不测事态。“E计划”和“D计划”都保留了这样的预备队，“布雷达变例”则没有。当时的指挥官们对该偏差有异议，但重建预备队仅有草草之举。²²

“D计划”显然拥有看得到的好处，它们足以克服内部散乱的反对之声。某些好处可能主要对军人有诱惑力。该计划赋予了盟国更大的战略纵深，它还带来了一条更短的战线。尽管部队要推进更长距离，但更短的战线会便于更严密的防御，或者它可释放出富余部队用作战役预备队。“布雷达变例”破坏了这两项好处。但是，尽管“D计划”在11月就已达成，“布雷达变例”到次年3月才下达。从此，对该计划的反对暂时被消除了。

该计划的其他好处可能对军方和政治家都具有吸引力。盟军推进得越远，与退却中的比利时人，并且或许与退却中的荷兰人合兵一处的可能性就越大。尽管这两支军队的装备和训练显然不如英国人和法国人，但他们加起来差不多有一百万人。鉴于所料想的高成本消耗战和德国人在人力上的所知优势，这些资源难以舍弃。类似的是，向戴尔河的推进可为战争提供更多一些的比利时工业资源和原料，并使战斗更远离法国边境地带的工业区。它还使盟军离德国更近，这便利于对德国发动很多人所期望的1918年式的终极进攻。²³这些盘算必然对有关各方都具有吸引力。另外，出于传统上对于低地国家安全的关注，英国领导人可能也对该计划感兴趣。法国人可能认为，如果比利时和荷兰正得到保卫，英国人会将更多资源投入战争。最后，在英法的这种新勇气的背后，可能恰恰有着一点政治—军事上的尴尬。他们目睹了希特勒对五个独立国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和挪威的欺凌、恐吓和战争。也许，盟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受到了残存的一些“大国”自豪感或荣誉感的影响，要去拯救两个弱小的中立国。

总之，盟国的战略变得更加大胆，越来越多的精锐部队被越来越远地投向荷兰和比利时，战役预备队则被削弱了。同时，该预备队未得到从马奇诺防线撤下的部队的补充。（该举措显然在讨论之列，但未被执行。）德国人则同时加强了他们面对法比边境的左翼。参照泄露了盟军计划的情报，德国人认为，可将盟军的精锐诱入比利时内地，用强大的快速机动的机械化部队断其后路，然后包围和歼灭它。德国的右翼（B集团军）将尽可能让法国人相信主战场是在北方，并转移法国人对于出自阿登的关键攻击的注意力。²⁴这就是1940年5月发生的情形。

不列颠之战

法兰西之战与不列颠之战最显著的重大不同是：在后者中，没有任何一方的力量如同在比利时的盟军那样被摧毁了。当希特勒取消对英国进行两栖攻击的“海狮计划”时，双方都仍有能力展开作战行动。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的抵抗令德国人相信，若为了获得足够的对英制空权而再行尝试，以使海上入侵得以进行，有可能血本无归。

军力

英国人如何取得了该结果？如同法兰西之战，数量本身不可能提供充分的解释。英国人在一线战斗机的数量上处于劣势，尽管不是一边倒的。在1940年夏天，皇家空军约有各类飞机2913架，德国空军是4549架。当然，不是所有的这些飞机都参与了此次战役。对于在1940年7月中旬可以参战的飞机，表3.3给出了一个统计。

单引擎的单座战斗机是双方力量的核心。在一开始，德国人对这点的认识不如英国人清晰。而且，在8月和9月间，英国的作战力量有时超过了600架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而且很少跌至575架以下，德国的战斗机力量在战斗过程中则可能略有下降。英国人在战斗期间每月生产近500架战斗机，德国的Bf109型飞机的产量则不可能超过每月200架。尽管我在表3.3中列入了英国的轰炸机力量，但多数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它们在此次战役中只发挥了不大的作用，即在德国入侵船队进行集结时袭击了它们。若非由于轰炸机司令部的学说偏好，它们或许有更多贡献。皇家空军的指挥官更愿意派遣其轰炸机打击德国的工业目标。

若总结一下数量上的对比，550架到650架英国战斗机须对付1700架左右的德国战斗机和轰炸机。在这次战役的早期，大约520架施图卡式飞机也扮演了某种角色。尽管防御方的战斗机力量与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的进攻力量的交锋是复杂的，但平心而论，英国人多少处于数量劣势。英国人的成功当然不能用数量上的比较来解释。

就飞机质量而言，该战役的多数研究者一致认为，喷火式和Bf109是最好的飞机，而且旗鼓相当，飓风式则稍逊一筹。在所有的昼间战斗机中，Bf110是性能最差的。单就武器质量而言，德国人可能稍占上风，因为英国战斗机司令部所辖的喷火式飞机的数量很少超过250架，而且常常是将近200架。

学说

如同法兰西之战，单靠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无法解释结果。任何尝试性的解释都必须涉及对于军事学说和组织的考虑。

如对法兰西之战的探讨所示，德国空军擅长与德国陆军的直接协同。²⁵它是一支由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双引擎中型轰炸机、侦察机和运输机组成的均衡力量，着眼于为成功的地面作战创造条件。德国地面力量的目标是进行可尽快决定战局的速战，德国空军也是如此。它必须在特定的战场区域和有限的时段中掌握制空权。用军事术语讲，该任务需要的是“震慑力”而非耐久力。因此，在1940年，德国空军作为一支能够在短期内进行高强度作战的力量崭露头角。它主要是一支“前线”空军，作为预备的飞机甚少。甚至，获胜的法兰西之战也在不过数周之内就将某些部队的实力削弱了50%。²⁶

由于德国空军着眼于支援陆上战斗，其飞机的航程和载弹量有限。其任务是从邻近德国陆军的后方基地出发，打击前线或敌军后方的军事目标。德国空军从未规划过、也未着眼于“战略”行动——旨在追求可独立完成的战略目标，比如摧毁敌人的工业基础。它不是为了独自击败某个主要对手的空军而建立的。（即便法国空军也在法兰西之战中不断补充其实力，在停战时它比5月10日拥有更强的一线力量。）

德国空军是为短期战争而非消耗战而建立的。在没有飞机储备、零配件储备也较少的情况下，在有限的激战时段中使各中队保持充盈的实力是勉为其难。在德国飞机工业只生产了少量战斗机的情况下，难以让各战斗机中队在较长的激战时段中保持充盈的实力。无论如何，德国空军很不适合它将对英国发动的战役。令人怀疑的是，德国空军是否曾认真考虑过这类战役的可能性。(https://www.daowen.com)

一旦希特勒开始考虑入侵英国，除了命令空军为此举打头阵外，他别无选择。而且，由于海峡地区的糟糕天气使得早秋之后不可能从海上入侵英国，德国空军只有三个月去制定击败皇家空军的战略，并在某种程度上为适应该战略而重塑自身。对于一个要学习或变化的大型组织来说，这为时仓促。这或许可解释：为什么该战役的一些研究者与流行的认识相左，认为德国空军从未达到侵袭所需要的成功水准。²⁷

英国战斗机司令部的目标或学说是清晰的，它与德国空军的有明显不同。²⁸（它也不同于皇家空军的首要部门轰炸机司令部的学说。皇家空军仅被划分为功能性的司令部，这不同于德国空军将不同种类的飞机组建为“航空队”参与具体作战的做法。）如防务协调大臣托马斯·英斯基普（Thomas Inskip）爵士所言：“我国空军的角色不是及早发出击倒性一击……而是防止德国人击倒我们。”²⁹

尽管英国政府自1934年起就在筹划空防，对于战斗机空防的强调直到1937年12月才成为官方政策。到1940年夏，历史上的首个一体性的空防系统已就位。其核心是“链向”（Chain-Home）雷达系统，它就即将到来的袭击向战斗机司令部发出预警，并让地面控制室得以标出来袭路径，从而将英国战斗机中队引导到拦截方向上。当时的雷达是原始的，地面指挥也常常不够，但“链向”仍为战斗机司令部提供了明显优势。至少还有其他两个情报来源看来对早期预警也作出了贡献：名为“Y服务”（Y-service）的通讯监听计划³⁰，以及通过破译德国“恩尼格玛”（Enigma）密码获得的Ultra情报。³¹雷达还得到了细密的肉眼观察系统的补充。所有情报被送到战斗机司令部一个单独的“过滤”中心，它再将情报传给相应的防空区司令部（英国被分成了编号为10至13的四个防空区），这些机构将目标分配给特定的分区司令部，它们组织和指挥各中队进行实际拦截。

作为该系统一部分的还有分布于多个机场的至关重要的战斗机中队，以及针对高低空的防空火炮。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随着德国人对于袭击皇家空军机场变得愈发娴熟，越来越多的低空防空炮被集中用于机场防御。但总体而言，防空火炮没有很大作用。

战斗机和战斗机飞行员是英国空防的核心。在战斗机的供应上，英国人比德国人更有准备，在20世纪30年代末拨款建立了在战时可将产量扩至满额的“影子工厂”。1940年5月，丘吉尔任命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勋爵监管飞机生产。比弗布鲁克理解战斗机司令部对战斗机的需求，对其生产全力以赴。英国看似准备欠佳的一个领域是战斗机飞行员的供给。随着战役的进行，飞行员的损耗迫使战斗机司令部司令休·卡斯沃·道丁（Hugh Caswall Dowding）爵士从其他司令部索要飞行员，并将草草受训的飞行员送上战场。该问题的根源从未被充分解释，而且有些人在争论其严重程度。如果有问题，它可能不是数量问题，而是安排和训练现有飞行员的问题。³²

战略

双方不同的军事学说和力量态势反映在各方呈现出的“战略”或其欠缺上。如前所述，德国空军不是为了它将要履行的任务而建立的。不过，如果德国要有望入侵英国，德国空军必须摧毁皇家空军。在德国武装力量中，海军是最弱的军种；在英国武装力量中，它则是最强的。对英国的入侵不可能成功，除非皇家海军沦若无物。而且，若要将成功机会最大化，该进犯须在英国地面部队从其在比利时、法国和挪威的惨败中复苏前进行。这意味着，入侵必须在短期内实施。最后，这种入侵必须利用夏季这几个月的好天气。简言之，德国人只有较少时间去利用英国的早前失败和迟迟才重整军备所赋予的短期优势。尽管该优势有限，但它在一场有着内在风险的侵袭中或被证明是决定性的；而且，如果它不存在，“机会之窗”或许永远不会再次开启。

在6月到9月的时段中，若无德国空军的最大限度帮助，规模有限且曾遭重创的德国海军没有任何希望去制服英国海军。如果皇家空军被彻底赶离英吉利海峡和海峡沿岸，德国空军才可提供这种帮助。这意味着要摧毁英国的战斗机司令部。而且，如果战斗机司令部可被消灭，那么单靠德国的轰炸机就可胁迫英国投降或屈服，彻底去除入侵的必要。

英国的战略与德国的正好相反。如果战斗机司令部在夏季得以生存，任何入侵之举都不可能。如果入侵发生，颇有理由去指望与皇家海军协作的皇家空军能够挫败它。如果战斗机司令部在夏季得以生存，海峡地区的天气将使英国有时间补充力量和使自身坚不可摧。

出于讨论的需要，不列颠之战常可分为四个阶段。³³在第一阶段（7月10日至8月7日），各方的战略都不明确。德国人希望阻断海峡地区的英国沿海航运，并在该海域建立某种空中优势。他们只为该任务拿出了部分力量，而且这对于入侵英国的实际意义也不清楚。针对航运的攻击将英国的一些战斗机中队吸引到空中，这使德国空军得以启动消灭战斗机司令部的任务。但道丁是精明的，只出动了尽可能少的飞机。一些沿海商船被击沉了，这促使英国人相对容易地转向了铁路运输。但是，尽管遭到道丁的反对，战斗机司令部有一阵曾受命要保护那些沿海船队。战斗机司令部对该使命从未有所准备。总体而言，在海峡作战中，德国人比英国人损失了更多飞机。英国人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战斗经验，但作为代价的是比商船更重要的作战飞机。力主海峡作战的英国文官和海军人士尚未充分理解其战略目标，即保存战斗机司令部。道丁花了数周让他们懂得这点。

该战役的第二阶段是8月8日至23日，第三阶段是8月24日至9月6日。在两个阶段中，德国空军都或多或少以战斗机司令部为目标，尽管第三阶段比第二阶段更为成功。空袭针对雷达站、机场和飞机工业而来，试图令战斗机司令部的整个系统陷于瘫痪。另外，德国人希望将英国人诱入可消灭皇家空军战斗机主力的空战。在这方面，他们没有得逞。德国人不了解战斗机司令部的结构，他们的情报也对形势无甚改善。结果，他们的打击目标既不固定，也不集中。三个德国航空队之间的协同也乏善可陈。而且，德国战斗机在航程上不足以在皇家空军的所有主要战区内为德国轰炸机护航。于是，他们以警戒入侵路线和伦敦市的第11防空区为重点。尽管该防空区在战斗中损失严重，但德国空军自身也遭受了重大伤亡。英国的其他防空区即第10、　12和13区则依然相对无恙。

广受认同的一点是，假如德国空军对第11区及其地面设施的集中打击持续下去，它将很快获得对英国的“空中优势”。但是，英国战斗机司令部看似拥有可保证其生存并足以顽强抵抗德国入侵的飞机、飞行员和备用基地。在严峻压力下，皇家空军或许会将第11区的战斗机调防到伦敦以北，正好位于Bf109的航程之外。它们可在那里休整和补充，并仍可自如作战。³⁴而且，第11区的机场和设施或可被修复至支持战斗机司令部针对德国任何入侵之举作南向突击的水平。不管怎样，该行动未表明是形势所需。

英国人没有去顺应德国人的战略。在第三和第四阶段，战斗机司令部尤其是第11区奉行了非常保守和谨慎的战略。第11区指挥官凯斯·帕克（Keith Park）对他的战斗机资源省使俭用。本着挫败德国各次轰炸的目的，他将各中队逐次投入战斗，这会限制德国人对其机场和地面控制系统的破坏。战斗机被训示要尽可能避免与德国战斗机对抗，集中对付轰炸机。借此，帕克力图限制自身损失并惩罚德国人，即便德国人的袭击未得到决定性的制止。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帕克和道丁理解其使命是保存战斗机司令部。他们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中做到了这点，尽管伤亡甚大。

不列颠之战的第四阶段（9月7日至30日）耗尽了德国空军的时间和活力。到9月初，德国人已确信，英国战斗机司令部的很大一部分力量依然无恙，尽管他们明显低估了英国人的实力。而且，他们自己遭受了重大伤亡，执行“海狮计划”的时间也在耗尽。德国空军中的很多人长期以来强调说，对伦敦的攻击将诱使战斗机司令部大战一场，这使德国空军有机会将其解决。进行一场决定性空战的设想被提了出来，这完全吻合德国空军的身世背景。英国对柏林的空袭使希特勒同意并支持了该计划。

实际上，将伦敦作为焦点看来通过三种方式帮助了战斗机司令部。第一，它给第11区的地面设施缓解了压力。第二，德国人失去了突然性，让英国人有更多时间集中其中队。第三，德国战斗机是在其航程的极限处作战，所以它们进行空中格斗时的燃料储备有限。这些变化增加了德国人的伤亡。不过，德国人维系并加强了其努力。在9月15日——现为不列颠之战日，德国空军看来付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战斗机司令部再次打碎了德国人的希望；尽管它损失了25架飞机和13名飞行员，但它在此次战斗中消灭了60架敌机。德国最高司令部承认了德国空军的失败。9月17日，“海狮计划”被推迟，有待另行通知。空袭逐渐变成了一场夜间的恐怖轰炸行动。

总结

德国赢得了法兰西之战，却输掉了不列颠之战。它赢得了它有备而来的战役，却输掉了它未有准备的。长期以来，其军事学说着眼于欧洲大陆上的大规模陆战，在其海岸之外作战未曾得到多少考虑。德国军事学说大体是进攻性的和有创新的，并与德国的政治战略相整合。假如该学说被一个目标更有限的国家所奉行，不列颠之战或许永远不会打响。但是，德国的大战略包含了自身“分裂”的种子，因为其目标在无止境地扩展，而且它们是在迅速扩展。没有什么军事学说，更不用说某种力量态势，可能与该政策同步。某种程度上，德国是自身过快成功的牺牲品。这些成功使德国制造新敌人的速度快于其军事组织对它们的适应能力。在一个手段有限、权力广泛分布的世界上，这样的一个隐性刹车或可发生在任何没有终点的帝国政策中。任何学说都不可能保持同步。

法国军事学说是防御性的和停滞的，而且不与该国的政治战略充分整合。从作战和政治上讲，它都是对于一战的回顾。在一个强大同盟相伴下进行静态和防御性的消耗战既是法国人的担心所在，也是法国人的目标。主要目的是让他国分担法国的防务成本。在这种合作得以确保之前，法国的军事学说将旨在限制法国和法国军队的受损风险。

法国的潜在盟国对该战略心知肚明，它们一律以将自身防务推诿给法国作为回应。谁都不会为了法国的目标而得罪德国。由于该原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军事合作是薄弱的。在20世纪30年代，比利时、荷兰、英国和法国，即1940年的联盟，未曾有多少军事商讨。不过，法国人的学说要求限制法国的损失，将战争拒于国门之外。这需要向比利时推进；该推进对于缺乏协同、防御导向和相互猜忌的盟军来说只能是一场噩梦。但是，甘末林向前猛冲，不切实际地追求一条远离法国边界、至少部分地由法国的盟国出人出钱的稳定战线。

英国的学说多少类似。它是防御性的，然而它有着更多革新。它与英国大战略的政治方面有着良好整合。如同法国，英国寻求将其防务成本转嫁给盟国。在地理上，它更有条件做到这点。英国难以被征服，除非通过海洋，而这条出路在皇家海军的控制下。当新兴技术令海峡的对外军事价值受到质疑时，英国政治家通过予以战斗机司令部更多支持作为回应。他们一时忘记——由于这点做来得心应手——的是，德国对海峡沿岸即便只是“谢特河口”(mouth of the Scheldt)的成功占领，将为进攻英国提供两栖和空中跳板。

保卫海峡沿岸需要投入一支大型地面力量，并可能需要付出像英国在一战中所遭受的那般重大伤亡。在1939年前，英国人希望法国人负担这些成本。若海峡和英国空域得到保卫，英国的生路就被护住了。它希望向大陆投入仅够促使法国人战斗的地面力量。谁能想到，陆上战争有如此决定性的变化，以至于为征服法国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在1940年5月，英国打的是一场其大战略多年来寻求避免的陆战。敦刻尔克撤退后英国人的兴奋异常可由该事实来解释：英国远征军既维护了英国的“荣誉”，也同时避免了堑壕战灾难。在这些收获之外的军事失败是小事一桩。

另外，在1940年夏，英国人发现自己在打一场他们在前六年中既担心又有所筹措的战斗。与一战中令人惊骇的损失相比，这个夏天的伤亡微不足道。英国战斗机为英国已规划多时的战争举措的下一阶段成功地争取到了时间。正如法国人曾指望将其部分防务成本转嫁给英国，英国人曾指望将其若干防务成本转嫁给任何国家和每个国家。有战斗机司令部争取到的时间在握，或许可找到一两个盟友。就此而言，英国的大战略或许是20世纪30年代中最成功的。

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军事学说的特点可部分地由它们的独特历史经验来解释。但是，本书余下部分所关注的是不同于以往的解释。接下来的三章将循着进攻—防御—威慑、整合—分裂和革新—停滞的维度，参照组织理论和均势理论，去考察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军事学说。借此，或许可通过一种不同的而且比通常的历史记述更系统的方式，去阐明1940年事件的根源。同时，可就其在解释复杂的国家安全事务上的效用，去验证这两个理论。

注释

1．Walter Ansel, Hitler Confronts England(Durham, D.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0).

2．Brian Bond, France and Belgium, 1939—1940(London: Davis Poynter, 1975), p.93.

3．Len Deighton, Blitzkrieg(London: Jonathan Cape, 1979)，封面内页。

4．D.C.Watt, Too Serious a Busines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75.

5．Gunsburg, Divided, pp.173—174.

6．Ibid., p.108.

7．根据L.F.Ellis, The War in France and Flanders, 1939—1940（London: HMSO, 1953）, p.310,英国在1940年5月有544架各型轰炸机。帕金森（Parkinson）认为皇家空军在1940年“夏初”有700架中型和重型轰炸机（Dawn, p.27）。关于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对此次战役的贡献的讨论，可见Ellis, The War in France and Flanders, pp.309—313; and Charles Webster and Noble Frankland, The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 1939—1945, vol.1, Preparation, pts.1, 2 and 3,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United Kingdom Military Series（London: HMSO, 1961）, p.156。它们表明，对于轰炸机在支持地面战斗方面的角色，规划粗劣而且执行不力。显然，皇家空军更愿意尝试它计划已久的针对德国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战役，无论这对于地面战斗的影响是多么微小。当行动的重心被转向敌人的地面力量时，轰炸机司令部未能有出色表现，因为它在战前拒绝予以这种使命很多关注。

8．尽管德国人在空军上的数量优势不可否认，但难以认为它决定性地影响了该战役的结果。该战役的历史表明，没有多少关键交战看来是由空中力量决定的。主要的例外是德国在色当附近越过马斯河。在七个小时的时段中，俯冲轰炸机的持续攻击令该河渡口的法国守军尤其是压阵的炮兵士气大挫，导致炮手四散而逃。但是，很多研究者一致认为，真正的物质破坏和生命损失相对有限。在后来的战争中，受到良好训练的德国部队可经受住猛烈得多的战术空袭。类似的是，德国对盟军交通线——道路和铁路——的空袭具有相当的滋扰价值，但看来没有可怕的破坏力，而且没有明显影响部队的运动。（英国的官方史书Ellis, War in France and Flanders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参见Marc Bloch, Strange Defeat（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8）, pp.56—57; Goutard, Battle of France, pp.133, 136, 206—207; Gunsburg, Divided, pp.190, 213; Alistair Horne, To Lose a Battle（London: Macmillan, 1969）, pp.261—266; and Ellis, War in France and Flanders, pp.45—46。

9．参见 Bloch, Strange Defeat, esp.ch.3, “A Frenchman Examines His Conscience”; and Horne, To Lose a Battle, pp.103—115。

10．关于对法国学说的或许最全面——即便有着过分体谅——的探讨，参见Gunsburg, Divided, pp.41—45。另参见Bond, France and Belgium, pp.31, 54; Deighton, Blitzkrieg, pp.192—200; Goutard, Battle of France, pp.30—31, 40—41; Robert J.Young, In Command of France: French Foreign Policy and Military Planning, 1933—1940(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79—183。

11．比如，当战争于1939年9月开始时，法国只有三个与德国装甲师结构类似的机械化师。与德国装甲师不同，它们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学说，反而屈从于传统的骑兵学说。到1940年5月，法国还有三个新型的装甲师，但它们训练不足，装备糟糕。

12．英国人的学说不那么重要。在一战后，英国陆军已重拾其帝国警察的角色。好的步兵而非重型装甲是监管帝国所需要的。如同一战开始之际，英国人投入的是一支由不错的步兵组成的小型力量，为该力量作支援的是被指派来与陆军协同但装备不佳的皇家空军部队。

13．由于闪电战是如此显著的一项革新，论述它的著述数量极多。一个较新而且十分全面的尝试是Len Deighton, Blitzkrieg。另参见Larry H.Addington, The Blitzkrieg Era and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1);还有下文中的第六章。

14．关于该战役的这一评述甚为倚赖的著作来自Bond, Deighton, Dupuy and Dupuy, Ellis, Goutard, Gunsburg, Horne and Jacobsen。

15．John J.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18—125.

16．第一军团（将进军比利时的英法联军）指挥官比洛特（Billotte）将军和第七军（配给了布雷达行动）指挥官亨利·纪劳（Henri Giraud）将军在它们作战役规划的文件中提到了这点。整个东北战线的指挥官若热（Georges）将军让甘末林对此不无注意，但毫无结果。参见Bond, France and Belgium, p.77; Gunsburg, Divided, pp.131。

17．Bond, France and Belgium, p.50; Horne, To Lose a Battle, p.205。

18．无论若热将军还是科拉将军（第九军指挥官）看来都不对阿登地区的难以穿越感到信服。（英国的）帝国总参谋长威廉·艾恩塞德（William Ironside）将军显然认为，阿登或许是一条好的进攻道路所在。1939年10月，甚至甘末林将军也认真考虑了德国借道阿登进攻的可能性。他后来否定了该想法。参见Gunsburg, Divided, p.142; Horne, To Lose a Battle, p.168; Bond, France and Belgium, pp.60—61; and Ellis, The War in France and Flanders, pp.317—318。

19．Bond, France and Belgium, pp.78—80; Gunsburg, Divided, pp.147—148.

20．东北战线的指挥官若热将军最担心的是，向比利时的任何推进会带来遭遇战。法国在“奇怪战争”中的举动丝毫未表明，对于筑垒阵地的重视有了突然改向。法军未得到针对工事之外的机动作战的重新训练。相反，该时期的训练看来糟糕无序，尤其对最需要它的由预备役人员组成的B类师而言。很多时间被花在了挖掘野战工事上。法国人在该时期的举动与德军的已知情况反差强烈。德国的各类师经受了紧张的再训。参见Bond, France and Belgium, p.77; Gunsburg, Divided, pp.101, 129; Horne, To Lose a Battle, pp.90, 108—109; Goutard, Battle of France, pp.79—80, 135; and Williamson Murray, “The German Response to Victory in Poland: A Case Study in Professionalism,”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7:2(Winter 1981): 285—298。

21．对“布雷达变例”的疑问——即便不是直截了当的反对，也比对原先“戴尔河计划”的反对更普遍。英国和法国的指挥官质疑向荷兰的推进。很多人担心将精锐的摩托化和机械化作战预备队用于布雷达。随着这些力量的被动用，防备不测的最好保障消失了。若热将军最担心该疏漏的后果，考虑将六个步兵师从马奇诺防线撤出以重组预备队。但到5月10日，只有三个师被调走，而且若热当时表示，其他指挥官的政治影响妨碍了他调动余者。参见Bond, France and Belgium, pp.54, 76—77; Goutard, Battle of France, p.88; Gunsburg, Divided, pp.131—132, 138, 142; and Horne, To Lose a Battle, pp.108—109。

22．Bond, France and Belgium, p.32.

23．Hans Adolf Jacobsen, “Dunkirk 1940,” in Decisive Battles of World War Ⅱ: The German View, ed. Hans Adolf Jacobsen and Jurgen Rohwer, trans. Edward Fitzgerald(London: Andre Deutsch, 1965), pp.36—37.

24．Ibid., p.38.

25．对德国空军学说的探讨见于Deighton, Blitzkrieg, pp.185—189; Edward Homze, Arming the Luftwaffe: The Reich Air Ministry and the German Aircraft Industry, 1919—1939(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6), pp.131—132, 146; Kenneth Macksey, Kesselring: The Making of the Luftwaffe(London: B.T.Batsford, 1978), pp.50—52; Richard Suchenwir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rman Air Force, 1919—1939, ed. Harry R.Fletcher(Maxwell A.F.B., Ala.: Air University, 1968), pp.167—169; Derek Wood and Derek Dempster, The Narrow Margin: The Battle of Britain and the Rise of Air Power, 1930—1940(London: Hutchinson, 1961), pp.49—64。

26．Goutard, Battle of France, p.38; Macksey, Kesselring, p.73.

27．Parkinson, Dawn, pp.202—208; R.Stanhope-Palmer, Tank Trap 1940, or No battle in Britain(Devon, England: Arthur Stockwell, 1976), pp.182—188.后者是一本出自不知名出版社的不为人熟知的书，却是我所见过的最透彻和最有说服力的揭示真相的尝试。

28．关于对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的学说和组织的最好论述，参见Len Deighton, Fighter: The Tru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Britain(London: Jonathan Cape, 1977), pp.126—130; Wood and Dempster, Narrow Margin, pp.170—181, 197; Robert Wright, Dowding and the Battle of Britain(London: Macdonald, 1969), pp.160—174。战斗机司令部的空防学说及其空防系统在很多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与该系统的使用密不可分的是英斯基普的免遭德国击倒性打击的根本目标。但是，“击倒性打击”的内涵是变化的。一开始人们担心，集中性的轰炸攻势将造成如此多的毁伤和杀戮，以至于没有哪个英国政府可生存下来。投降将不可避免。随着对空战有了更多体验，用空战去削弱整个国家的难度显而易见。从此时起，空军元帅道丁勋爵所代表的战斗机司令部认为，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干扰德国的空中作战，以协助对付德国的任何入侵企图。该目标造就了谨慎和经济的战术，这是该战役期间战斗机司令部的特征。

29．Deighton, Fighter, pp.12—13.

30．Ibid., pp.197, 263.

31．F.W.Winterbotham, The Ultra Secret(New York: Dell, 1974), pp.67—98.

32．Deighton, Fighter, p.227.

33．对于不列颠之战最好的探讨包括：Deighton, Fighter; Parkinson, Dawn; and Wood and Dempster, Narrow Margin。这些论述为我自己的探讨提供了基础。

34．Parkinson, Dawn, p.204; Wood and Dempster, Narrow Margin, pp.212—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