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结论

在本书中，我已尝试了三个任务：第一，细究并提炼军事学说的概念，对学说可发生变化的三个重要维度给予特别关注。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将关于国家行为的两个重要理论，以及关于技术和地理的一些广被接受但缺乏深化的论点，作为学说研究的工具而系统运用。第三，在运用这些工具的过程中，围绕着其解释力，相互验证这两个理论和一些有欠深化的论点。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法国和德国学说的案例研究是为完成这些任务而服务的手段。

在本书中，大战略被视作政治—军事意义上的手段—目标链条。它涵盖对外政策、军事学说甚至战术。我对于大战略的探讨只包括对外政策中看似与一国的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那些成分，在军事学说上只包括看似与理解国家如何将军事手段与政治目标相联系直接相关的那些军事战术内容。假如没有一些界限，作为政治—军事意义上的手段—目标链条的大战略概念会泛化到无法操作的程度。

军事学说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着国际政治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与霍格（Hoag）、杰维斯、奎斯特、谢林和华尔兹的不同努力相一致，我强调军事学说的进攻、防御或威慑特征可影响军备竞赛的可能性和烈度，以及战争的可能性和烈度。因此，军事学说的进攻、防御或威慑特征是其关键内容之一，而且十分值得考察。与克劳塞维茨以及——在次要程度上——菲律普·塞茨尼克（Philip Selznick）相一致，我强调大战略的整合——军事学说与政治目标的调和——可影响国家的安全。因此，整合状况也值得考察。最后，我强调了军事学说的革新可影响国家的安全。僵化的学说可能导致分裂。它们还可能直接导致战场上的失败。革新的程度是本书考察的军事学说的第三个关键内容。

我将两个理论作为工具用以研究军事学说。在过去10年或15年中，对于战略事务尤其武器系统的发展和危机行为的研究，组织理论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工具。其解释力据说颇强，尽管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和斯蒂芬·克莱斯纳（Stephen Krasner）对该理论其实究竟多么有用提出了严肃的问题。¹所以，我决定将组织理论及其存世更久的竞争者均势理论一并运用。

自修昔底德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时起，均势理论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面目出现。组织理论家将关于理性的单一国家行为体的假设归咎于它，并以此为由而批判它。这不完全公允，尤其考虑到最近对均势理论的具体化。它们关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固有的约束和刺激胜过它们关注理性的单一国家行为体假设的准确性。均势理论指出，国际环境的性质会明显影响国家或作为其决策者的那些人的行为。本着“平衡须予保持”的简单认识，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不约而同地解释了很多军备竞赛行为、联盟行为和军事行动。两者都符合逻辑，因为一个理论强调了体系层次上的原因，另一个是在国家层次上。两者都是议题所在，因为各方的支持者都提出了对对方的直接质疑。在关于军事学说的本研究中，将组织理论与均势理论一较高低看来是有价值的。

关于技术和地理对军事学说的影响，我已将对相关论点的某些讨论与我对组织理论和均势理论的探讨结合起来。就组织理论而言，技术和地理对军事学说应只具有微弱和不确定的影响，均势理论则体现了更多影响。

即便均势理论也未预言技术会对军事学说有决定性的直接影响。倘若某种军事学说在政治和地理上的约束和刺激的共同作用下成为人心所向，而它偏出了技术看似许可的范围，均势理论预言技术变革的努力将会出现。

我已将地理作为影响军事学说的一个关键环境因素与权力分布结合起来。地理看起来对军事学说发挥了强大影响——比特定的军事技术具有更强大的长期影响。这看来是确实的，因为地理上的约束的确比技术上的更难改变。即便技术与地理上的约束密切相关，与改变影响军事组织的作战地点和能力的技术相比，改变影响其作战方式的技术看来更容易。从长期来看，距离和障碍仍是重要因素。所以，尽管地理对于各国军事学说的重要性不如权力分布，可将它视为明显影响了该权力分布的实际军事意义的一种外在约束。

这样，我已对这两个理论以及关于技术和地理的论点进行了两种形式的处理。一是，我将它们当作棱镜——考察学说的工具——来使用。就被择出研究的军事学说要素而言其中每一个都体现了某些不同之处。二是，我实际上将它们和学说作为同等的研究对象。我将它们置于比较性框架中验证了它们的总体解释力。借此，对于增进我们对它们的总体价值和作为国家战略研究工具的各自优劣的认知，我希望我已助一臂之力。

组织理论

对于军事组织在作战方面的偏好和行为，组织理论看似提供了不错的解释。对于被择出研究的三个学说的总体特点，它没有提供一个特别好的解释。

总体而言，组织理论预言了进攻性、分裂性和停滞性的军事学说。案例研究表明，如果军事组织被放任自流，这会是通常结果。组织理论还表明，军事组织时常会被放任自流。专业官僚机构之间的职能分工是现代国家结构的特征。不同的官僚机构掌握着不同种类的专业技能。根据组织理论，非军方人士对于评估国家的军事需要应该是有困难的，应会有赖于职业军事组织提供此类意见。组织理论还预言，这些组织在追逐自身利益时会有意地尽力回避文官控制。法国、英国和德国军方的行为方式确实符合该理论。但是，它们未被完全放任不管，而且它们各自的军事学说与该理论的预言有着重要不同。文官们设法找到了克服自身军事知识局限并规避其军事组织伎俩的途径。

第二章中强调说，军事组织可能偏好进攻性学说，因为这种学说减少了不确定性，并增进了组织的规模、财富和自治。英国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符合这些预言。两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代的初期都偏好进攻性学说。皇家海军要求率其大型战列舰一路开赴太平洋。海军从未明确的是，一旦他们到了那里，他们要做些什么。皇家空军强调进攻性“战略”轰炸的角色，但从未认真地做必要功课以探知可能取得多大成功。在两个案例中，学说对于组织的狭隘利益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尽管它们与下次战争中的作战没有多少关系。

德国陆军和空军也体现了对进攻的突出偏好。在一战后，德国陆军迅速重归了其进攻性传统。该传统的形成部分地缘于德国在国际政治和地理上的状况，也缘于组织利益。在一战后，组织利益将陆军拽回到进攻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代的很多时间中，德国空军当然是被禁止存在的。当它在纳粹支持下现身时，它未遇到多少该时代其他初出茅庐的空军所遇到的问题。作为陆军的一个衍生物，它有着相应的进攻倾向。而且，希特勒鼓励空军为支持其外交而扮演进攻性角色。

法国陆军和空军与组织理论的预言稍有偏差。空军的确曾对战略轰炸学说有所心动，但在现实中受制于陆军的密切监管，未能走得很远。战术轰炸和防御是其首要任务，而它在这两方面做得都不是很好。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们所做的工作尚不足以让我们对法国空军的作为得出明确结论。但是，法国陆军看似体现了对于常理的更明显偏差。虽然它在一战后初期表现了对于进攻的某些倾向，但即便这些也看似缩手缩脚。文官施加的制约压制了陆军尚存的任何潜在的进攻倾向。必须记住的是，尽管陆军重视防御，但它在低地国家确实采取了具有一定进攻性的行动。军方和政治家都认可的该行动可能符合所预言的对于进攻行动的组织倾向。有理由指出的是，甘末林的“D计划”和“布雷达变例”是组织理论所预言的那种进攻行动。考虑到文官对陆军的总体制约，以及法国陆军所述学说的鲜明防御内容，即便所剩无几的进攻性残余也引人注目。不过，没有真正足够的证据表明，法国陆军的行为“符合常理”。就进攻性而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陆军的学说几乎未遵循组织理论的预言。

我在第二章中强调，军事组织很少主动革新，尤其在学说问题上。这应该属实，因为组织厌恶不确定性，而传统模式的变化总是带来不确定性。这应该属实的另一原因是，军事组织是颇为等级制的，这限制了思想从低层向高层传递。另外，等级制顶端的那些人通过掌握旧学说而获得了其级别和地位，他们没有兴趣通过引入新学说去推动自身的落伍。因此，主要是在组织遭遇重大失败，或拥有合法权威的文官为推动革新而干预时，革新才会发生。

在所考察的三个案例中，我们极少看到内生性的革新。军事组织看似不喜欢革新。一场大战的失败者德国陆军是最显著的例外。即便在这里，我很难把冯·塞克特采取的措施称为革新。冯·塞克特是一个改革者，不是一个革新家。他将德国陆军拽回到了其战前学说上。他引入了不同种类的新战术和一些新技术，以重建陆军实施其旧学说的能力。因此，德国陆军体现的是一个复杂案例。组织由于失败会改弦更张，但它会尝试修修补补而非重大革新。

人们可能辩称，英国皇家空军发明的“战略轰炸”够得上学说的革新。但必须记住的是，皇家空军是由文官下令建立的。由于它是一个新组织，没有很多传统学说让它去颠覆。而且，所形成的该学说只在理论上存在。对于将它变为实际的战争武器，没有多少动作——直至战争被强加给英国。一旦皇家空军形成了对轰炸的偏好，飞机的所有其他潜在用途都被置之一边。因此，皇家空军很贴切地符合组织理论的预言。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陆军可作同样评价。诚然，一战后形成的防御性学说是对该组织战前学说的明显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该变化是该组织自己发起的。法国陆军在一战中的胜利最多是皮鲁士式的，而且军官团决心避免如此重大的伤亡再次出现。不过，法国的文职领导人与防御性学说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它不能完全归功于军人。一旦该学说被接受，法国陆军就力求恪守它。文官没有通过干预来推广任何新生事物，军人们确实未去鼓励自身内部的革新派思想家。组织理论再次得到了证明。

关于文官干预和军事学说革新的两个最值得注意的例证发生在英国和德国。在英国，显而易见的是，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及其空防体系的存在和能力归功于文官的干预。假如没有文官的强大压力，主导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倡导者永远不会向它投入足够资金。这种干预终究是必不可少的，这是组织理论解释力的又一体现。它确实正确预言了组织的趋向。体系力量促使政治家去反对这些趋向。

闪电战学说是需要文官干预的另一革新。考虑到德国陆军极端的进攻倾向，这或许看似意外。在一战后，德国陆军看起来十分愿意进行改革，以使决定性的进攻行动得以重演。这其实不是事实。在德国陆军内部，大胆迅速的纵深性装甲冲击的支持者遭到了反对。希特勒对最新式武器的强调受到了抵制。德国陆军更愿意把新技术嫁接到其旧式进攻学说上，而非革新学说以更充分地利用新技术的所有进攻潜力。希特勒则更加大胆。尽管人们必须注意不要去夸大希特勒对闪电战的认识是多么充分或正确，但他对于其中各个方面的支持须被视作使该学说在作战领域结出成果的关键压力。希特勒进行干预的原因可再次地被部分归因于德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德国陆军即便有着进攻倾向，也需要来自外界的明显促动以实现这样的一种进攻性革新，这为组织理论在解释现代军事组织的某些内在趋向时的效力提供了甚至更多的支持。

我在第二章中强调，组织因素不利于大战略的整合。这部分地源自对革新的不情愿。政治家可能改变国家的对外政策，军人可能不想改变其学说以保持同步。不利于战略整合的一个次要因素是多数国家军事能力的多军种特征。每个军种——陆军、海军和空军——都在为自身利益而战。我在第一章中强调，手段和目标之间主次先后的设定是大战略的重要方面。没有哪个军种甘居人后，要从资源中分得较少的一杯羹。军事组织与多数组织一样，会试图维持一个“协议性环境”。这有时会表现为平分，其他时候则是对国防开支中相对份额的长期约定。军事组织会反对对战略的细密阐述，因为这种阐述提供了批评者可用来反对它们的弹药。由于每个军种都关心其自治，一个由各军种组成的群体不可能推出一项一致认可的、不只是将它们各自的军种学说叠加的多军种战略或学说。一项如此叠加的战略可能在各军种间设定主次先后，但这些主次先后有可能反映了关于预算分配的传统协议，而非任何严肃的战略考虑。总体而言，只有文官干预才可动摇军种间的这些约定和妒忌，以造就一个整体的大战略。

对于该问题，英国提供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最好例证。理由显而易见。英国是三国中第一个迈向真正的三军体制的。每个军种都拥有相对于他者的高度自治。结果是可以预见的。该时期的英国政治家不时地抱怨参谋长们不能达成一项战略。该时期的预算分配没有因为文官们偏爱于为皇家空军花钱而发生改变。难以想象三军会自行就主次先后的这种变动达成一致。

法国还提供了关于分裂的一个好例子。对于法国空军的发展，法国军方明显地心不在焉。新生的空军是弱小的。在所得资源甚少的情况下，它难有条件为自身的角色而战。陆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颇为强大，并且尽其所能去控制年轻的空军。出于依然不明的原因，法国文官未能促动空中能力的更积极发展。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在德国大力而公然地重整空军的刺激下，文官才将战斗机的生产和空防作为空军的主要任务。陆军和空军根本不能就法国的某项“全军种”战略相互达成共识。

德国提供了军种之间整合的最好例证。德国的陆军和空军是在比较和谐的相互关系中发展壮大的，而且在战场上有着甚好的合作。其原因部分地在于德国空军是刚刚问世，部分地在于其很多成员是转入的陆军军官，也部分地在于它得到了来自政治领导层的压倒性的政治和预算支持。尽管陆军—空军合作是出色的，但德国空军和海军之间明显缺乏合作。这两个军种之间的合作在20世纪30年代是贫乏的，在战争初期也是贫乏的。海军航空兵未被给予预算上的大量支持。其实，如同皇家空军的领导层，戈林看起来也反对独立的海军航空兵。可以认为，更好的合作或会提升德国在针对英国商业的战争中的效能。

总之，对于影响军事学说和大战略的军事组织内部的总体趋向，组织理论解释了很多。但是，这三个案例研究未表明军事组织会凌驾于其文官上司之上。常见的是，军方偏好进攻，防御性战略却出台了。军方反对革新，但我们看到了某些突出的革新。军事组织企图我行我素，并避免设定主次先后。各军种回避相互间的合作。尽管有着这类趋向，主次先后仍被设定，军事组织仍被拉离了它们偏好的方向。文官们的确影响了军事学说。对于特定军事学说所实现的革新和整合程度，他们的干预常常发挥了作用。什么促使文官对其军事组织的工具层面进行干预？什么决定了其干预的特征？

均势理论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法国、英国和德国相互间的最大区别基于它们各自的国际政治和地理状况。就它们有赖于职业军事组织保障其安全而言，它们相互类似。在该时期的部分时间内，各国都有着“民主”政府，尽管这随着希特勒的上台而有明显改变。人们不应低估纳粹政府体制对德国对外政策和军事学说的影响。不过，就整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而言，德国在多数时间中是一个没有重要军事盟友的“孤立”国家。另一方面，英国和法国虽在一段时期内关系糟糕，但从未停止将对方视作反对德国扩张主义复兴的任何未来联盟的潜在盟友。

德国为自己选择了侵略道路，它不得不自食其力，并采取相应行动。但是，英国和法国中间的每一个都可不无理由地期望对方承担反对德国扩张的很大一份责任。英国在这种“推诿责任”关系中处于多少更有利的地位，但每个国家的很多行为——饱受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为对象的研究者的批评——可由其“结构性”地位来解释。均势理论有助于解释它们的内部制衡行为（比如重整军备）的拖沓、它在量和质上的优劣、它的特点、英法在外交上的糟糕协调，甚至1940年5月的拙劣的战争计划。

肯尼思·华尔兹在他不久之前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强调，多极状态与某些不断发生的国际问题有着历史性的关联。先前的案例研究趋于支持其观点，并且体现了国际政治体系回到极端的多极状态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多极体系中，侵略者会找到很多在两极体系中不易出现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令扩张性国家得以提升其能力，使这样的国家更难被遏制。维持现状国家之间的集体物品问题不仅为扩张造就了机会，也趋于干扰对扩张的抵制。围绕成本和风险的争执即便在防御性联盟形成后也可能延续。多极体系因而应会带来长期、普遍和毁灭性的战争。该描述适用于二战、一战和拿破仑战争。它可能还适用于其他战争。

关于文官对进攻性、防御性或威慑性学说的偏好，我从均势理论中导出了一些论点。很多关于进攻的论点为德国案例所证实。当然（如本书所示），推行征服的政治家必会偏好进攻性学说。不过，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和掌权期间，政治和地理因素在德国的进攻性战略的形成中扮演了某种角色。

首先，希特勒的进攻性战略有助于将战争成本转嫁给其对手。希特勒决心使德国领土置身于战火之外。这部分出于对其自身合法性的恐惧，也部分出于多少无端的对德国工业易遭邻国袭击的恐惧。尽管向他者转嫁战争成本的意图只是造就德国战略的进攻性的众多原因之一，并且是我没有直接述及的一个原因，但它看来是造就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战略的唯一进攻性内容——向比利时推进——的主要原因。这样的一个凸显防御性的战略为了便于向盟国转嫁战争成本而可能包含进攻性成分，这是对该论点的一个良好验证。德国是一个较弱的支持性案例，因为它是出于如此众多的原因而奉行进攻性学说的。

发动“预防性”战争的欲望会催生进攻性学说。希特勒策划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采取侵略行动。针对他的潜在联盟十分强大，但其他地方的事态有可能一时削弱该联盟或令其分心。“窗口”会开启，而在它们依然敞开期间，德国的军事力量足以支撑特定的侵略行动。如果希特勒想利用这些机会，他会需要进攻性学说。

我强调说，作为“预防性”战争动机的一个变种，面临多个敌人的国家常会选择进攻性学说，以图实现逐一击败敌对联盟的成员。这当然不完全是权力分布所致。地理、技术和力量的总体对比会影响到国家是否可切实指望击败某个对手，然后成功地将兵力转而对付他者。德国在广阔的全国铁路网建成后拥有了该选择。以色列如今也拥有了该选择，这缘于其小幅员和机械化地面部队的高机动性。即便我们假设发生了一场纯粹的常规冲突，今天的苏联或许不具备该可能，原因在于其东西交通线的长度和脆弱性。因此，它在本国的两端部署了大量兵力。但是，妨碍这种进攻性学说获得成功的技术和地理状况不是总能将它抑制住。英国人盘算对意大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它的三个对手中的最弱者——采取进攻性战略，这就证明了其诱惑性。的确，它未花很长时间去盘算该选择；其帝国的辽阔和交通技术的局限或许令它不可能在某个战区实施“击倒性”打击。不过，它对于该选择的考虑确为该论点提供了某些支持：能力不足的国家在面临多条战线上的冲突时，会受到令它得以逐一击败敌人的进攻性战略的吸引。

最后，我强调的是，政治上孤立的国家会倾向于将进攻性战略作为外交的辅助手段。在其利益相互冲撞时，各国必然本着竞争心态去度量权力和意志。对于在外交上利用军事能力，进攻性学说提供了比防御性学说多少更加有用的工具。被孤立的国家可能发现，自己不得不将其军事组织作为对外交的补充而倚靠。

对于该论点，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提供了某些证据。希特勒有意识地将其军事力量用于胁迫性外交。他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其军事组织发生有利于胁迫性用途的变化。这些变化还令它成为了一个更好的进攻性工具。希特勒当然有着侵略企图，而且相信其“雪崩”理论。这些倾向也解释了他为支持其外交而对军事力量的使用。人们甚至在斯特莱斯曼的外交中看到了这类做法，尽管更加微妙和克制。

处境与德国类似的其他国家用类似方式使用了军事力量。以色列长期奉行武装示威政策；实际上，以色列时常实施示威性的空中、海上和陆上袭击。以色列的军事学说有着高度的进攻性。美国和苏联虽远非“孤立”国家，两者都领导着由弱小得多的伙伴组成的联盟。来自同盟的威胁几乎没有影响到它们相互间或与他国的关系。可是，二者都时常诉诸于暴力或非暴力的武力示威以支持其外交。两者都将进攻性成分纳入了其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相关学说中，尽管苏联比美国更具有进攻倾向。

最后，指出来不无趣味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英国和法国都不愿利用军事力量支持其外交。它们更经常使用的威胁是巩固它们相互间或与他国的联盟。它们看到的是一个有着结盟机会的世界，并且谋求利用它。人们或许认定，这仅由它们总体上是防御性的维持现状政策所致。但应该记住的是，以色列或美国都不是反对现状的强权。比较性视角可支持以下论点：盟国甚少或弱小的国家趋于借助军事示威支持其外交，而且这种趋向本身会支持进攻性学说。

均势理论预言了军事能力稀缺时对于威慑性学说的趋向。威慑性学说强调提高某个对手而非减少自身的战时风险和成本。这种战略趋于强调惩罚性军事行动。它们将战争变成了在风险承受、惩罚和痛苦方面的竞争。它们重视在冲突前和冲突中彰显国家意志。另外至关重要的是，推行威慑性学说的国家会在和平时期表明，其军事能力必然能够惩罚侵略者。这种劝服在核弹出现前绝非易事。

英国最接近于符合该理论的预言。如前所示，英国对于进攻性战略不无心动，但其利益过于广泛，而且其能力过于有限，以至于不能实施这样的战略。皇家空军曾一度强调通过对敌方城市和工业的直接攻击以阻遏战争。不幸的是，该学说不很清晰，它只能被用来对付英国三个对手中的一个，而且在细察之下表明无论如何都不可行。即便在皇家空军得以宣扬远程轰炸的时代，英国的文官们就想到了某种更具总体性的“威慑”战略。它远非完美，而且我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大战略只是大致符合威慑模式。

用最简单的话讲，英国谋求让其对手相信，它有意志、技巧和资源去进行长期和无休止的消耗战。这样的一场战争将类似先前的世界大战，重要的例外是英国将避免堑壕战。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中双方都会受损，但英国人试图让他人相信，他们会实施它甚至设法赢得它。英国的惩罚能力所依赖的不是任何一个军种的作战，而是它们所有各方在长时期中和一场消耗战中的协作。若要让对手相信这场战斗会打响，而且“惩罚”不可避免，英国人必须看起来——而且事实上也是——经得起击倒性打击。这促使英国人强调其军事力量防止对手获得速胜的能力。防御成为了英国文官的特殊关注所在，它是其“威慑”战略的前提。

准备与盟国携手作战的国家会时常偏好防御性战略。这种战略会提供时间，以解决联盟内部围绕冲突风险和成本的相对份额的纠纷。也会存在着围绕战利品的纠纷。如果注意到虽然三国协约的成员曾长期筹划联合作战，但法国和俄国还是以猛烈的进攻冲刺开启了一战，一些读者或许质疑该论点。但必须记住的是，当时的多数决策者预计战争是短促和廉价的。

如第一章所指出的，而且与组织理论相一致，不受管束的军事组织在一战前曾宣扬进攻崇拜，其结果是将个体和群体“利益”结合了起来。通过保证将侵略者迅速消灭——一个被一致视为可行而且廉价的目标，每个国家可再好不过地保护自己。一战的经历改变了这种观点。战争不再被看成廉价的，而且胜利不被视作轻而易举。个体和群体的“利益”被分割开来。对于将自身防御的成本转嫁盟国，每个国家都不无兴趣，因为这些成本是高昂的。而且，对于防御的优势有着广泛认同，所以各国不相信其盟国可能失败。该论断变得多少是循环性的：防御在一战中的明显优势使各国认为战争成本高昂；高昂的战争成本凸显了推诿责任的好处；对责任的推诿又再好不过地由防御性学说所助长。而且，由于对防御优势的认知，推诿责任是安全的。若让本国的盟国陷入些许被动，这不被认为代表着该盟国或本国在生存上的高风险。(https://www.daowen.com)

英国和法国都体现了将战争成本转嫁给对方的明显倾向。在这两国的军事学说中（第四章和第五章），该倾向昭然若揭。为了将战争成本转给英国、比利时和其他潜在的盟国，法国建立了马奇诺防线，对其陆军作了安排，并为自己和德国进军比利时留了方便之门。为了让自己得以最大限度地不受大陆战争的结果影响，并随之将该战争的成本转嫁给法国，英国回避建立一支可观的陆军，并强调发展本土空防。推诿责任是两国的一个首要动机。为了避免将此看成技术决定论的一个依据，需要记住的是，在筹划进军比利时时，法国违反了一战的技术性教训；英国则无视已是广泛共识的空中战争的技术“现实”，建立了一个空防体系。

均势理论还可解释军事学说的整合和革新。我已强调，文官对军事事务的干预是决定整合和革新的一个关键因素。均势理论可有助于解释这种干预的原因。

当然，正在考虑侵略行动的文职领导人在行动前有可能对其军事组织作一个迅速审察。侵略者通常不想被打败，所以他们有可能留意其能力。这更多地是一个常识性而非基于均势理论的理念。但是，均势理论的确体现了一些重要论点。这些论点都主要与国家的所受威胁有关。

首先，没有盟国的国家有可能对其军事组织予以大量关注。如前所示，没有盟国的政治家们会觉得，使用军事力量为外交服务合乎时宜。在这样做时，他们与这些力量的作战特点有着密切接触。而且，盟国的缺失常与权力的失衡高度相关。国家可能发现，出于很多原因，自己在一个多极世界中没有盟友。不管原因何在，内部制衡行为是一个可能的应对。这可能是量或质意义上的，其中一项内容有可能是对于国家的军事组织的更多政治关注。这样，革新和整合应该有着与政治—外交孤立高度相关的趋向。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代的后期，总体而言，德国的军事学说比其竞争对手的更具整合和革新性。相比于其竞争对手，以色列的军事学说也趋于更具整合和革新性。当然，必须谨慎对待该论点，因为外交孤立常常是欠考虑和好战的对外政策的结果。招致自己被包围当然不是“好的”大战略的标志。

作为某种全面的制衡行为模式的一部分，政治家会干预其军事组织的学说。英国案例是这方面的最好例证。英国的政治家们不是没有意识到德国的军事扩充，或是意大利和日本军事力量的扩充。在“推诿责任”战略的限度内，他们采取了措施以制衡敌方军事力量的上升。他们正确地将德国看作自己最危险的对手，并正确地将空中制衡看作英国防务中最需要关注的方面。

英国文官不只是在评估自身的军事能力。皇家空军的轰炸学说与英国战略的威慑和推诿责任内容都不符合，它必须改变。英国文官为建设防御性的战斗机部队而进行的干预是对军方的进攻性轰炸偏好的不屑，这是以组织理论和技术决定论观念为参照的对均势理论的一个良好验证。国际政治体系的约束和刺激已将英国的政治家们推向了防御／威慑性学说。德国军事力量的上升促使他们增强自身的军事能力。不过，皇家空军提出的学说不能支撑英国的大战略。

面对着一个倾向于进攻而且不无惰性的军种，英国的文官是防御性军事革新的演进过程的首要推动者。而且，该军种曾在10余年中身处文官的严密监督之外。它处于一个特别强有力的组织地位上。空袭可发挥决定性作用之类的论调也被灌输给文官们。他们曾误信很多这类的军方论调，并见识了支持它的复杂证据。因此，该案例对于组织理论和技术决定论观念都是一个清晰的验证。它们未能通过验证。另一方面，均势理论对于解释英国军事学说的特征和空防的革新大有裨益。

最后，已强调指出的是，文官会出于担忧军事行动的高昂成本而进行干预。这种干预可能源于新近的灾难，或人们所认为的战争成本的某些突变。这可能与胜败问题没有任何关系。一战后法国文职领导人的行为是该论点的最好例证。尽管法国人赢得了该战争，但成本是高昂的。法国政治家决心在未来战争中避免这样的成本。他们干预了法国陆军的学说，并用将陆军绑在防御性战争身上的各种约束将它包围起来。除了“获胜”本身，保卫国家安全还有着更多内容。如果战争成本看起来极其高昂，避开它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国家安全目标。法国的文官们协助确立了一套经过精心整合的法国军事学说。而且，它多少是革新性的，与陆军一战前的进攻性偏好肯定大不相同。在迄至当时的欧洲大陆上，马奇诺筑垒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军事工程项目。不幸的是，该学说未能与其他地方的政治变化相同步。

如果英国文官注意到了德国军备的发展，并对本方军事组织的学说进行干预，以推动应对德国威胁的革新和整合，为什么法国人做不到？法国人确实增加了其军备支出；他们在战前购入了很多现代装备；他们为部署军事装备组建了新部队。然而，地面和空中学说都裹足不前。法国军事力量变得越来越不足以应对威胁。这主要是一个质的问题，而非量的问题。

难以解释法国军事学说的分裂和停滞。法国和英国都有意于推诿责任，两者都偏好防御性战略。英国人在最后的和平岁月中进行了革新，法国人则没有。看起来，法国的文职领导人花费了不相称的时间和精力——比英国人更多——去追求盟友，虽然这难以得到证明。这几乎肯定是由法国的比较性弱点所致。比如，它的国民收入大致是联合王国的一半，其人口也略少。德国的国民收入与英国的属于同等级别，其人口是英国或法国的1.5倍。如果将国民收入方面的数字分解开来，以方便比较可用于现代战争的相对工业潜力，这些数字从法国人的角度看甚至更糟。根据某项估测，在1937年，德国握有“世界战争潜力”的14.4%，英国是10.2%，法国只有4.2%。²而且，英国拥有英吉利海峡，法国则没有。法国受到了德国的更多威胁，得过且过的余地也少得多。人们会想到，这种不利处境会促使法国的政治家和军人付出更多努力——尤其在军事领域。

可是，法国人看到了一个有着外交机会的世界，而且正是被其弱点诱使着去利用这些机会。另外，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防御性学说看起来十分适合该任务，即便它意味着要失去法国的东欧盟国，或在比利时境内冒险打一场遭遇战。英国的漠然进一步促进了法国的防御姿态。如第二章所言，追求盟国的国家必须将其大战略和军事学说打造得令自己对心仪的伙伴具有吸引力。由于法国人如此虚弱，他们非常需要英国的合作，不想去把玩任何可能吓跑英国人的进攻性学说。法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专注于寻求盟国，既无精力也无动力去审察军事学说。在没有文官严密监管的情况下，军事组织如所预言的那样在运作。

技术和地理

关于技术对学说的影响，可得出什么结论？大体而言，我们的结论必然是，技术的影响很少直接表现出来，常常借由组织的偏见和政治家对国际政治体系的认知而滤出。而且，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案例趋于表明，技术发挥了一种发散性的影响。对于一战的高昂成本，英国和法国的反应要比对于其中与特定军事技术相关的特定教益的反应更加强烈。他们的结论是，未来的战争将是代价高昂的，所以应该避免。如果战争看来不可避免，就应该通过保持防御和向盟国推诿战争的成本负担而小心控制其成本。德国也得出了现代战争可能代价高昂的教训。该教训被转换到一种特殊的进攻性学说之中，它或可使德国得以逐个击败敌人，即避免长期的消耗战。关于现代军事技术的类似的总体结论造就了高度不同的军事学说。如前所述，体系（包括地理）和组织因素的结合看来最好不过地解释了每个战略的特点。

如果人们回到具体的技术教训和认知层次上，就会发现这三个强国之间的广泛差异。法国的军人和政治家的确看似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现代军事技术在陆上战争中向防御方提供了某种优势。英国的军人和文官们也看似得出了该结论。可是，英国陆军在一战后初期的装甲试验在欧洲属于最具有革新性的。英国陆军至少一开始显得比法国陆军略少些教条。德国陆军则着手为改变协约国陆军所认为的防御优势而努力。冯·塞克特认为，消耗战对于德国从来不会奏效，并着手完善将恢复进攻的主导地位的新战术。这样，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看到，技术与学说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当“新”技术被应用于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陆军和空军时，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回应和学说。在某些案例中，新技术被拧入了旧学说中；在其他案例中，它们被整合到新学说中。德国人和英国人用新技术获得了新学说，法国人则没有。空中领域的变化尤能说明问题，因为一战中的空战是如此原始，而且其教训如此模糊。

起初，《凡尔赛和约》的规定禁止德国人拥有空军。一旦他们重返空战舞台，他们对于与陆军合作显示出了总体偏好，这主要是在进攻作战中。皇家空军在一战后初期获得了自治。它从支持进攻的角度解读空中技术，并压制任何认为进攻行动应与地面作战密切联系的建议。来自一战中的德国轰炸经历的复杂证据，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某些插曲，为皇家空军的主张提供了某些经验性支持。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该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组织原因而被“改造”了。英国的文官们对于这一特定的技术“现实”渐渐变得不满，并为改变它而成功地采取行动。法国人从未就他们认为现代空中技术有何影响而作出决定，只是在不同立场间被推来搡去。这三个案例共同表明，对于新技术的有限体验可为军人或文官希望得出的——无论出于组织还是大战略方面的原因——任何学说上的结论提供支持。

关于地理对军事学说的影响，我们可能已得到了多少更确切的结论。地理因素对于该时期英国和德国的军事学说有着直接影响，但对于法国军事学说的影响相对欠清晰。

一方面，英吉利海峡带来的安全上的余地强化了英国的防御性偏好；英国的决策者认为，他们可以摒弃早早地向大陆投入大量的地面部队，而又不会给本国的生存机会带来不当影响。另一方面，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很多时候，地理距离对于英国保卫帝国的影响很少得到坦承。在这方面，皇家海军显得特别懒散。随着英国对手的力量上升，地理上的限制得到了更清晰的承认，但即便如此，英国还为守住它在太平洋的堡垒作了最后一次堂吉诃德式的努力。

关于地理对学说的复杂影响，德国提供了一个类似案例。从形式上看，在冯·塞克特时期，在进攻作战中对内线的利用被过分强调了。德国客观上缺乏利用该地理潜力的力量，冯·塞克特在鲁尔危机中的举动也表明他知晓这点，似乎进攻性学说是由于组织原因而存在的。后来，在希特勒统治下，德国有了利用其内线的能力，而且利用了它。

法国人受到了在他们看来是地理上的约束和机会的影响。如前所述，法国工业的很大一部分靠近比利时边界，所以在该边界上筑垒不能保护这些资源。而且，该处地形缺乏任何重要的自然屏障，被认为不适用于像马奇诺防线那样庞大的堡垒工事。比利时会为对付德国人提供一个上佳的远离法国领土的战场。

尽管多数历史学家认定这些论断不无道理，但对于北部为何未有更严密的防御还有着存疑空间。洛林地区的工业也处于边境——与卢森堡的边界——火炮的射程之内，但这未阻止法国人为了保护它而将马奇诺防线延长。诚然，它与比利时的边境有着更便于防御的自然条件，但该差别看似不像法国人声称的那么显眼。法国人在意的不仅是保护自身不受征服，还要使战斗的附带影响尽可能远离法国领土，并把比利时、荷兰和（最重要的）英国盟友拉过来为法国的事业效劳。不在边界筑垒进而诱使德国人借道比利时进攻，是对于这些目标的最好促进。当然，地理方面的造化为该战略开了方便之门。比利时位于法国和德国之间；而且，比利时的港口具有作为对英两栖攻击基地的潜在价值，所以或可诱使英国再次去保卫它们。但要利用这些可能性，法国不得不冒一些风险。工事稀松的法比边境，以及将法国部队派遣到比利时，未给失误留下多少回旋余地。法国人辩称，他们的工业布局和边界地形特征使其在该问题上没有多少选择，但如前所述，这不完全令人信服。总体力量的不对等和政治机遇推动着法国人去利用欧洲的地理状况，以制造比利时境内的碰撞。他们这样做，是由于纠正法国与德国在总体能力上的失衡被视作国家的最高利益。

因此，总体而言，人们从这些案例中可得出结论：政治家和军人在作出军事决定时确实考虑了地理。但同时，他们常常愿意低估或高估其影响，以迎合组织利益、政策偏好或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带来的约束和刺激。

相对的解释力

对于验证组织理论和均势理论的解释力，并考察技术和地理对军事学说的影响，这三个案例提供了良好的试验场所。对于这两个理论和本书中所述论点的相对可信度，会有怎样的说法？

对于选作研究对象的军事学说的任何方面，技术就其自身而言解释力薄弱。它扮演了某种角色，然而是非常间接的一种。一战提供了关于现代军事技术的鲜明教训，而这些教训被转换进了广泛的学说之中。

对于军事学说的基本方面，地理因素只提供了部分解释。地理的角色确实看来不比技术角色更强劲、直接和长久，尽管对于过去30年的细致考察可能会表明，核技术比地理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学说产生了更大影响。

对于军事学说中的特定成分，组织理论和均势理论提供了比技术或地理论点更有说服力和更全面的解释。在我看来，对于研究学说，均势理论是一个比组织理论略胜一筹的工具。从最宽泛的角度讲，组织理论预言了进攻性、分裂性和停滞性的军事学说。三个案例研究表明，这些是显著的趋向。不过，文官对作战事务的干预对这些趋向有着重要的弱化。这些案例研究表明，均势理论可解释干预本身及其特点。这些研究甚至包含了某些证据，它们表明：当威胁变得足够严重时，军人自己会开始重新考虑出于组织自身需要的学说偏好，倘若这些偏好未能充分应对国家当前的安全问题。冯·塞克特在鲁尔被占期间表现出了明显的灵活性，即便没有文官的干预。当战争开始显得迫在眉睫时，皇家空军中的轰炸机倡导者对于文官对战斗机和空防的兴趣变得更为附和。一旦皇家空军考察了战略轰炸机在对德作战上的效用并觉得它有限，它变得更愿意接受其他思想，至少是暂时性的。

对于组织理论和均势理论的相对力度，20世纪30年代末的德国和英国军事学说的特点尤具启示。德国陆军有着进攻倾向，但对于希特勒需要的闪电战战略有着很多反对。对于闪电战战略的存在（我相信是存在的），希特勒的干预是一个原因。该战略的作战、经济和政治方面与笼罩在德国身上的外界制约非常合拍。革新被强行贯彻了，这多少与德国陆军的意愿相左。

在英国，组织利益和技术“教训”造就了对于进攻性轰炸战略的倾向。英国的国际地位则另有需要。面对着相反的组织偏好，英国的文官们力推一种新学说。均势理论最好地解释了这种文官干预及其特点。

当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提供的这些验证或“重要试验”不是完美无缺。现实总比我们希望它所呈现的更复杂，而且很少与任何理论的预言对应得天衣无缝。希特勒显然近似于一张王牌，法国的国内政治则在法国大战略中扮演了某种我甚至尚未尝试分析的角色。但是，我没有说要全面解释所有的与解释三国军事学说相关的内容，我也未表示已经明确验证了第二章中引入的两个理论。

我对理论的运用是出于其本质，即理解现实的工具。它们是明确了大致的因果作用的对现实的抽象。我对这些理论颇有延伸，以考察军事学说的相关现象。在这样做时，我将其置于了十分严格的验证中。我认为该验证提供了很多启示。它为均势理论提供了很多支持；相比于组织理论当前的广受欢迎给人们带来的期盼，就更是如此。该验证还表明了组织理论的优劣。该理论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但在对于战略事务的分析中，应该一直把它与更成熟的同胞即均势理论结合起来运用。最后，对于含有清晰或不清晰的技术决定论假设、或者过分强调了地理的因果作用的关于军事学说的解释，我们应一直持存疑态度。

若干总体的政策性结论

尽管该研究强调的是预测和解释，但它也带来了一些总体意义上的政策性结论。

第一，组织理论预言，军方会常以不利于国家利益的方式行事。我指出，在局势日益紧张的时期，军事组织即便不总是也常常受到严密监管。在相对平静的时期，它们则常被忽视。文官们必须仔细审察军事组织的学说，以保证它们强调了合适类型的军事行动、将政治目标与军事手段相协调，并根据政治环境和技术发展而变革。

第二，一个国家的政治孤立是危险的。应该避免造就国际“贱民”，这类国家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军事资源，结果不可预测。阿拉伯人的以色列政策或许使这个国家在军事上比它在其他情况下更强大。以色列国防军在1967—1973年间——这或许是人们眼中以色列安全的黄金时代——遭遇了他们在质量上的最大退步，指出这点是不无趣味的。

第三，本书的理论和实体部分都强调了北约联盟的长期价值。在本书正待完稿时，该联盟身处周期性的信任危机中，这次的起因是对远程战区性核力量进行现代化的争议性决定。若评估均势理论对于多极局面下国家行为的意义，并考察这些意义如何体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这会为北约一旦解体时可能出现的一些危险提供鲜明证据。我们应该关注这些危险，因为欧洲仍是苏联常规军事力量打击范围中的头号猎物。

尽管没有疑问的是，从理论角度看，即便北约不存在，世界仍会是两极状态，而且两极体系的很多益处可能依旧，但北约解体导致美国对欧洲事务关注度下降看来也是可能的。美国对欧洲的介入可能——至少一时——如同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英国那样矛盾和飘忽。所以，如果北约联盟不存在，均势理论对于多极局面下国家行为的很多预言或许成立。

如第二章所述，在这种局面下，扩张性霸权国家在一开始可获得某种优势。由于各国一心为己，维持现状国家之间的争论——围绕对抗某个帝国主义者的风险和成本——有可能频繁发生。这会让扩张性国家在对内强化和对外征服上都抢得先机。这会使得对于扩张主义者的终极抵抗更加困难。而且，如我们在考察英国和法国时所发现的，即便防御性联盟开始形成，维持现状国家之间的争执也一如既往。这些争执从量和质的角度影响着防御方的制衡行为。当维持现状国家将安全责任推来搡去时，它们在军事上的作为可能赶不上它们能做或应做的。

类似的是，防御方的举动可能是各自为战并难以互补，以至于其联军失调无序，只可进行有限的战场合作。就20世纪30年代以及低地国家战役和法兰西战役期间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军事合作而言，这是事实。英国的庞大空军，无论是战斗机还是轰炸机，对于1940年的地面战斗影响甚微。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法国——与假如它对英国军事支援抱有信心时的举动相比——对海军的投入或许更多（在法国案例中未予探讨），这些资源或许本可用于造就一支更强大的陆军。最后，在协调他们的战场行动方面，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地面部队指挥官面临着困局。他们既缺乏好的通讯设备，也缺乏任何共同的学说。如果北约不存在，而且在美国从欧陆事务抽身后，这些和平与战争时期的问题看来有可能再次抬头。对于未来的某位比我们近来所见的那些人更为大胆的苏联领导人，这类问题可能带来诱惑。

北约的持续存在使潜在的侵略者面临着不利处境。作为一个愿意并有能力不按比例地承担维持现状的风险和成本的领导者，美国身处其中可确保对扩张主义者的伎俩作出迅速反应。个别大国留在联盟中还有助于争取和管理较小国家对于防务的贡献；假如较小国家的前途被托付给欠缺活力的中等强国，它们担心会被置于困境。尽管与假如法国、英国和德国这样的中等强国被迫完全依赖自身资源时它们可能的举动相比，这样的一个领导者的存在可能诱使它们在防务上花费更少，但这可能鼓舞小国付出更多努力。如果不得不谋求保卫自己，比利时、荷兰和挪威这样的国家或许觉得该任务无希望可言，并且只遣派较弱的部队，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多数时候是实情。只有通过与大国的合作，它们的努力才能发挥些许作用。其实，若无大国的切实保护，小国常常觉得，对扩张性霸权奉行绥靖比彻底输掉一场总体战的前景更有吸引力。

在同盟背景下，在和平时期就规划和训练达成高度协调是有保证的。这增强了成员国的军事努力在总体上的互补和效能，并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对中等强国的搭便车行为有所弥补。

最后，这些和平时期的合作努力差不多定会得到更好的战场表现的回报。在和平时期就已携手进行规划和训练的军事组织更有能力应对战斗中的摩擦，尤其在长期的和平时期过后。

尽管很多人抱怨该同盟迄今在军事合作上所达到的程度有限，尤其是在武器标准化领域，但人们只需仔细研读20世纪30年代和低地国家之战，就可明白如果没有北约，情况可能会多么地糟糕透顶。

第四个政策性结论是，我们不应对核武器技术过于自满。虽然在苏联和美国内部及其之间进行着关于军事战略的辩论，但难以理解的是，为何有人会认识不到该相互威慑是这些国家所能希冀的全部。若被问及地球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热核大战的可能结局，常被言及的火星人都肯定会回答，相互摧毁是铁定事实。我们有时还佯装有不同答案。

对于我们为何要这样做，本书已表明了一些组织性和体系性原因。军事组织通常偏好进攻。我毫不怀疑，这对苏联战略火箭军和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来说都是事实。倘若政治家们身陷与强大的国际对手的对抗僵局，对多个安全依附者担有责任，得不到有政治价值的盟友，对自身的军事素养没有信心，而且就想在战争来临时尽力控制本国的损失，他们就容易受制于军人们支持进攻性学说的论断。而且，美国和苏联的领导人都有能力出于军事目的而自如利用各自社会中的工业和技术资源。幸运的是，文官们没有完全顺从进攻性路线。威慑已成为双方核战略的重要一环。不过，模糊不清之处尚明显存在；而且，对于军事组织推行进攻性革新，这种模糊提供了机会，有时还提供了额外动力。

核武器技术已表明对于革新有着非凡的耐受性。该优势依然明显有利于既不以解除武装、也不以抵拒行动而以惩罚为导向的军事力量。不幸的是，本书表明存在着要求变革的强大压力。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相信，轰炸机将一直畅行无阻。一个由政治家、科学家和军人组成的群体改变了该“现实”，这正足以让英国熬过1940年的夏秋。无人能够辨明核威慑技术具有多大弹性，但强大的政治压力正在发挥作用，以使技术现实变得有利于进攻。无人可说清这些压力何时或是否会获得成功。如果它们成功了，第一章中提出的论断表明，所造就的核军备和进攻占优的世界不会令人愉快。在两个超级大国身上，本书所探讨的体系性和组织性动力以它们的军事竞争为背景，强化了一直存在的警惕意识。若要谨慎小心，就需要美国在该斗争中不放松戒备。但同时，若认识到警惕可能带来令局面动荡的变化，这应促使双方改进其合作措施，以对军备竞争施加某些控制。警惕与调适兼顾的政策不易推行，但本书提出的思考表明，我们经不起对军备竞争的放任自流。影响双方军事学说的最强大力量看似要将各方不可避免地引向危险方向。

注释

1．Robert J.Art,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Critique,” Policy Analysis 4(1973); Stephen Krasner, “Are Bureaucracies Important?(or Allison Wonderland),” Foreign Policy 7(Summer 1972).

2．Hillman, “Comparative Strength,” p.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