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觅影：大禹治水的时代

大禹治水是见诸先秦典籍最多的神话，尧舜时代洪水滔天和鲧禹相继治水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全国各地到处都有纪念大禹的禹庙。然而自20世纪以来，禹是神是人还是虫的争议风起云涌⁽¹³⁾，甚至是否存在一个伟大的夏朝，都备受质疑。而随着考古发现的遗迹遗存的增多，21世纪以来诸如“发现夏朝”“重返夏墟”一时成为学术热点问题。那么，鲧禹治水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事情呢？同时首载大禹治水功成而“禹赐玄圭”的《禹贡》所载的时代背景又是什么呢？

出土文献和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越来越多地证明了大禹治水和玄圭的史实素地及其时代背景。西周中期《燹/豳/遂公盨》铭文“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与《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诗·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等所载的高度一致表明，商或者至少自西周中期以降，大禹治水就已是流行的神话了。⁽¹⁴⁾而其讲述的神话背景也得到了现代考古资料的初步印证。

考古发现，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确实有洪水发生。⁽¹⁵⁾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出现长达约500年的骤寒、骤旱、骤涝等气候异常期，导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严重破坏黄土高原地貌植被，当持续暴雨来袭，河川流速、流量都超过以往，形成直接威胁河谷与山前聚落的洪涝灾害。黄河上游的青海民和喇家遗址（西北）中游的山西襄汾陶寺城址、河南辉县孟庄城址（中原）、洛阳盆地以及黄土高原河谷、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三星堆遗址、良渚古城遗址等都发现洪灾遗存，证明龙山文化晚期至夏纪年早期的确存在较长时期的洪涝灾害期，而大禹之所以能够治水成功可能主要得益于气候好转。⁽¹⁶⁾因此，有学者立足于考古学和文献证据认为，《尚书·禹贡》所载九州空间界分与贡赋贡物保留了大量龙山时代的讯息，《禹贡》九州是自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就实际存在的自然人文地理区系。因此，不排除《禹贡》九州蓝本出于商朝史官之手或商朝史官对夏史口碑追记的可能，也不排除是周初史官对夏商史迹的追记。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增加了各自时代的印记。⁽¹⁷⁾

近年来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大型礼仪遗址的发现，再次以考古遗存证明大禹治水以及在涂山盟会诸侯治水、伐有苗而执玉帛者万国以朝的真实性。⁽¹⁸⁾《左传·哀公七年》载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称涂山之会，是禹成为天下共主的标志性事件。涂山地望历来争讼不已，据《凤阳府志山川考》载，一说涂山在怀远县东南八里，山前有禹会村。宋苏轼《濠州涂山》：“川锁支祁水尚浑，地埋汪罔骨犹存。樵苏已入黄熊庙，乌鹊犹朝禹会村。”近年随着安徽蚌埠怀远县禹会村大型礼仪建筑遗迹的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涂山地望即在禹会遗址，经碳14测定，禹会遗址在距今约4500—4100年之间，同时出土的鬼脸鼎足等器物，也表明此遗址属于龙山文化晚期时期，与禹会时代相符。(https://www.daowen.com)

因此，有学者认为大禹治水、禹赐玄圭、禹会诸侯、仪式献祭等，大概皆源自龙山社会对严重自然灾变的宗教回应和应对危机为号召的社会动员。治水赋予王权正当性，而治水所积累的地理知识（九州）成为营建新的政治秩序的前提。先秦诸子百家对大禹治水的共同记忆和追述即来自这一共享的社会记忆。⁽¹⁹⁾甚至有学者将《禹贡》文本视为一种纪念大禹治水成功的仪式展演性文本：《禹贡》可能是古代傩祭禹步表演时念唱的颂辞，巫祝以禹步象征性地巡游九州空间来召唤神力，使得山川、神性与身体技艺合为一体。儒家的九州王权政治传统和道家的禹步巫仪方术传统即承此而来。⁽²⁰⁾《禹贡》是以晋南盆地的龙门西河为中心，采用∞字形双回环叙事顺序，贯穿禹迹所至的东方七州和西方二州。⁽²¹⁾这是世人缅怀禹绩、纪念禹迹的仪式性表演文本，也是华夏王权政治秩序、地理知识、物质文化和贡赋传统等的源泉之一。而“玄圭”则是天人沟通和政治权威的物质见证。

也就是说，鲧禹治水的时代背景就是夏王朝建立的前夕——龙山文化晚期，即公元前2100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