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是创世神话吗？
一般研究视域里，大禹治水属于洪水神话范畴，而洪水神话与创世神话属于不同的神话类型。如此，“禹赐玄圭”置于创世神话书系似乎有些名不副实。然而若将大禹治水置于息壤创世、改朝换代等神话叙事脉络以及现代考古发现的遗迹中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熟悉而又诡谲的神话叙事片段和现代考古发现中某种潜藏的一致性或关联性——公元前2000年前后重演的华夏创世神话。
何谓创世神话？创世神话仅仅是遥远年代的人讲述的更为遥远时代的宇宙起源、人类起源的神话故事吗？借用《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作者克里斯蒂安的论述，任何人类社会都会追问：我是谁？我的归属何在？我所属的那个整体又是什么？而答案又常常体现为创世神话，通过讲述令人难忘而权威的关于万事万物如何起源，创世神话提供了一个普遍坐标，通过这个坐标，人们就能够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想象自身的存在，并且扮演自己的角色，从而满足人类深层次的定位感和归属感。《时间地图》力图讲述的就是一部现代的创世神话。(33)
创世神话通过讲述宇宙起源和人类由来的故事，并被社会群体世代传承和演述（仪式纪念展演和讲述），为人群在宇宙中定位使之各有归属，最重要的是给文化共同体奠定了最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创世神话以其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成为最具权威的历史开端，为该文化中其他类型的神话表达及非神话表达如历史书写提供了范型。从这个意义上说，神话就和历史一样，是一种用来认识过去或体现过去的记忆形式，可谓“神话历史（Mythistory）”(34)。因此“现代史学不仅要处理实际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即历史），处理人们对实际已发生事件的想象（即神话），更要论述影响历史意义的诞生与再生的过程（即神话历史）”。(35)
那么，华夏创世神话是如何型塑“大禹治水”神话的呢？关于鲧禹治水神话讲述相对完整而精炼者首推《山海经·海内经》：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内容最丰富最玄幻者当首推《楚辞·天问》：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应龙何画？河海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
大意：
鲧既不能胜任治水，众人为何将他推举？众人皆曰何必担忧，何不先考察再任用？鸱龟相助或曳或衔，鲧有何德获此神助（或鲧为何听从鸱龟导引）？鲧顺众意也望成功，帝尧为何对其施刑？鲧既久弃绝于羽山，何以三年体不腐烂？大禹从鲧腹中生出，怎么会有如此变幻？大禹继承鲧之志业，终成亡父未竟丰功。为何继承前任遗绪，治水谋略如此不同？洪水如渊深不见底，用什么将它来填平？广袤大地共有九州，禹用什么积土成高？应龙怎样以尾画地？河水如何流向大海？哪些事是鲧经营的？哪些事是禹完成的？……(36)
《天问》中有一百多诗句涉及鲧禹治水、禹启建国以至夏桀亡国之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可谓最早的夏代简史，可惜问答诗体虽然涉及诸多玄秘细节如鲧殛羽山、鸱龟曳衔、伯鲧腹禹、应龙画地、鲧化黄熊、死而复活、禹娶涂山、启益相争、太康失国、少康复国、夏桀伐蒙等，然而一问即过，语焉不详，诸多谜题至今难解。根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言，屈原《天问》所问之事，乃因“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璚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37)。“何以知其呵壁也？壁之有画，汉世犹然。汉鲁殿石壁，及文翁《礼殿图》，皆有先贤画像。武梁祠堂有伏戏、祝诵、夏桀诸人像。”（丁晏《天问笺·自序》）不管是否为屈原面壁画而问，屈原所问必有所本。鲧禹治水这一段，既是对《尚书》《山海经》所载的细化又补充了诸多内容，既玄幻又真实。与其他典籍所载鲧禹治水神话对照阅读，如《归藏·启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淮南子·坠形训》：“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王逸注《天问》“应龙何画，河海何历”曰：“禹治洪水之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晋王嘉《拾遗记》卷二亦载有“禹尽力沟洫，导以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说明在鲧禹治水神话中，鲧用堙法而禹兼用堙、疏二法，而“息壤/土”或“青泥”则是最核心的功能性叙事情节，它既是鲧禹治水最神秘的武器，也是鲧获罪受刑的主因，可谓是推动神话叙事的动力因。
在《燹/豳/遂公盨》（天命禹敷土）、《齐侯镈钟》（咸有九州，处禹之堵）、《秦公簋》（受天命，鼏宅禹迹）、《尚书》、《诗》、《天问》、《山海经》等早期的文本叙述中，“敷土”或平治水土使民安居乐业是大禹传说叙事的主体。可见在茫茫洪水中重建陆地才是禹之大功业。在新出土文献叔夷钟郭店简《成之闻之》以及上博简中，禹写作上禹下土的“
”以文字的形式突显了大禹与土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是书写者对禹敷土功绩的尊称，故而禹被尊为社神，享受后人祀享。(38)丁山先生则从古巴比伦、希伯来、古印度、美洲印第安等历史皆从洪水神话史开端，认为《尚书》以《尧典》开篇，显与摩奴法典创世记意义相同，也是说中国有史时代自汤汤洪水方割发轫。禹平水土，当然是中国的辟地大神。笔者以为，仅从现有文献来看，大禹究竟是辟地的创世大神，还是开创夏王朝的第一圣王，显然还是难以定案。然敷土治水与
无疑是世界性洪水神话与人类再生神话的核心母题——“息土/壤”神话的置换变形，也即鲧禹治水神话实为世界潜水型创世神话置换重演说的又一重证据。关于鲧禹治水神话与创世神话的关联，早有学者以鲧禹治水神话中的息壤—九州母题为中心，从已知的帝（创世神）、原始大水（混沌）和息壤（原始陆地）三个原型入手，参照世界潜水型创世神话尤其是印第安创世神话，把早已消隐在黄色内陆文明之中的海洋性创世神话重构出来：
天帝从原始的混沌大水中得到一小块泥土，用吹气（风）的方式把生命之本——灵魂赋予这块泥土，使之变成具有神秘生命力的、能够自行生长的“息壤”（息土），息壤长大构成了漂浮于原始大水的陆地世界——神州（九州）。(39)
鲧禹所治的大洪水，从神话历史讲述而言，就是原始混沌大水的置换，意即因某种原因重返混沌状态，以便重演新的创世记。青铜器《燹/豳/遂公盨》铭文“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鲜明地表明了西周以来对大禹治水伟大意义的肯定与认同。“禹赐玄圭，告厥成功”和“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宣告着华夏新世纪的到来。这是书写文献保存的历史记忆，亦是历代文献不断追述的政治传统和华夏历史开端的核心内容：圣王大禹纾解水患平治水土，天赐姓赐号赐玄圭，开创夏王朝的同时，也奠定了德功垂世的理想开国模式。
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是否有夏禹其人，是否存在一个伟大的夏朝，备受质疑。21世纪的考古发现，又使“发现夏朝”“重返夏墟”或“夏史重述”成为当下学术热点问题，在有无截然相反的论争大潮中，从神话历史的角度，从一个被忽略的历史事件或器物纬度——“禹赐玄圭”背后所隐藏的中华礼制话语中的核心象征符号——“玄圭”能重述出怎样的华夏史呢？
(1) 本文所述乃综合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重述了禹赐玄圭神话，与袁珂《中国神话传说（简明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311页）所述“天帝赐玄圭”有所不同。
(2) 即《禹贡》所载禹迹所至的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也即《禹贡》作者描绘的大禹所开辟的中国疆域：九州者，中国大陆之谓也。古人以水流环绕中可居人之高地为州，小者环河，大者环海，皆可称为州。详参李零：《禹迹考：〈禹贡〉讲授提纲》，《中国文化》第39期。
(3)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6页。
(4)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争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3，821页。
(5)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9—82页。
(6)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3页。
(7)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23页。
(8) （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68页。
(9) 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2、78页。
(10) 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页。
(11) 孙庆伟：《礼失求诸野——试论“牙璋”的源流与名称》，载《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十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11月，第491页。
(12) 何景成：《释花东卜辞中的“索”》，《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1期。“索”假借为“素”，古文字资料中常见。西周金文《师克盨》的“索戊（钺）”假借为“素”，指白色。施谢捷：《释“索”》，《古文字研究》第二十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1—211页。(https://www.daowen.com)
(13) 在1923年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先生写道：“至于禹从何来？……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禸，象形’。禸，《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九鼎相传为夏王大禹令九州州牧所铸，用以象征九州，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这段话中，顾颉刚认为大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实际上连九鼎的传说都是被否认的。他认为，大禹本是不存在的，是一种有力的动物，因其某种富有意味的姿势而被认为是开天辟地之人。
(14) 铭文考释详参裘锡圭、李学勤、李零等文，《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15) 夏正楷、杨晓燕：《我国北方4kaB.P.前后异常洪水事件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2003年第6期。崔建新、周尚哲：《4000a前中国洪水与文化的探讨》，《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6) 吴文祥、葛全胜：《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第四纪研究》2005年第6期。其他论证还可参见王清：《大禹治水的地理背景》，《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周述椿：《四千年前黄河北流改道与鲸禹治水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期。
(17)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8) 详参王吉怀：《禹会村遗址的发掘收获及学术意义》，《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第2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著：《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19) 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生成》，《考古学报》2017年第3期。
(20) 葛兰言：《中国人的宗教信仰》（The Relig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1975），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1) 《禹贡》以山川为经界，把中国大陆分为九块，又以西河、华山为界，分为东西二土，大禹治水起点是龙门西河，即从冀（晋南豫西）始，东行之兖州，再南下青州、徐州，然后从东往西转向荆州，再北上豫州，最后回到冀州，河川相通、贡道相连，正好是按顺时针方向旋转的一个圈，包揽了东土七州。西部二州，梁南雍北，包括山陕甘青川，范围很大，从东往西由豫而梁折而北上雍，东向回冀，也是顺时针的一圈，河川相通，贡道相连，以冀州为终点，最后回到治水起点龙门西河，正好是一个连贯九州山川的∞字。详参李零：《禹迹考：〈禹贡〉讲授提纲》，《中国文化》第39期。
(22)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35页。
(23) 水神名，唐李公佐《古岳渎经》：“〔夏禹〕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乌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鸱脾桓胡、木魅水灵、山祆石怪，奔号聚绕，以数千载，庚辰以戟逐去。颈索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相传今江苏省盱眙县东北下奄山寺后的支祁井即夏禹锁支祁处。见《清一统志·泗州直隶州·山川》。
(24) 禹攻共工杀相柳，多见于典籍，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外，大荒之隅……有禹攻共工国山。郭璞注：言攻其国，杀其臣相柳于此山。《战国策·秦策》：禹伐共工。《荀子·成相》：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同时在文献记载中，共工即是制造洪水的人也是精通治水和历法的人，除大家熟知的共工与帝颛顼争为帝，怒触不周山，导致天柱折洪水泛滥之外，还有《国语·鲁语》：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楚帛书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共工步十日四时”等，说明共工氏是精通治水和历法的氏族。故而著名学者丁山、闻一多、杨宽等皆论证共工即“鲧”，“勾龙”即禹，夏人祭祀的“社神”，就是纪念先祖“禹皇”，“勾龙”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图腾。杨栋立驳斥了共工即鲧说，认为共工为炎帝系治水家族，鲧禹为黄帝系治水家族，由于两族同在黄河中游地区活动，有相同的生活环境，又经常同为水患所困，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治理的方式不对，而影响到别的氏族，从而产生冲突，发生战争。文献多处记载的禹伐共工反映的当是这种情形。此说有一定的道理。详参杨栋：《神话与历史：大禹传说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25) 禹伐有扈，最早见载于《尚书·虞夏书·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墨子·明鬼》《史记·夏本纪》也皆有载。其中《夏本纪》“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点明了历史追述中禹伐有扈对于禹定天下的重要意义。
(26) 禹伐三苗也是书写文献宣扬禹功的事件，史志常以“禹征三苗而有天下”形容禹征三苗胜利的意义。而很快就消除了“三苗之乱”的隐患，则显示了禹雄厚的军事实力。《墨子·非攻下》对禹征三苗及其隐藏的与圭命或玄圭关系记载尤为详细：“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奉圭）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及其背景，已有很多学者进行了考证，天文学者推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是对远古日食的记载，运用现代天文学计算法推测到公元前2250—前1850年间，三苗地区可能见到日食达11次之多，其中有3次发生于公元前22世纪，4次发生于公元前21世纪：前2097年8月31日“天再旦”、前2075年6月30日“天再昏”、前2072年4月20日“天再昏”、前2029年7月1日“天再旦”。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代纪年及夏商分界范围的推定，发生在前2097年、前2075年、前2027年的天再旦、天再昏皆有可能。因此，禹伐三苗时正值日食发生事件就成为禹伐三苗的天象预兆，而被史官记录并流传。详参李伯谦：《关于夏王朝始年的一些思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0年第3期。禹之得天下，主要由于“征有苗”，《随巢子》亦云：“昔三苗大乱……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违，辟土以王。”并可为禹之有天下由于征有苗之证。详参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15页。有学者依据考古遗迹认为禹伐“三苗”与上古时期南北统一战争的进程有关（郭伟川：《古“三苗”新考——兼论“三苗”与南方诸族及楚国之关系》，《汕头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从民族的迁徙与融合角度说，“伐三苗的战争对华北古代居民的南迁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王权的产生途径与战争有直接联系。”（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也有学者综合各家所论，认为三苗为炎帝族裔，源于姜水即仅陕西岐山扶风一代，炎黄争战以来，尧舜禹皆有伐三苗之战，是炎黄之战的延续。舜禹时三苗已南迁至今湖北湖南地区，故而禹伐三苗之战具有南北统一进程的意义，也与考古学上二里头文化时代南方因素提供了解释。详参杨栋：《神话与历史：大禹传说研究》，第164—171页。
(27) 禹杀防风氏神话至今流传在浙江德清、绍兴、东阳诸县，与文献所载大同小异。《韩非子·饰邪》：“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文献中记载防风氏神话以《国语》为最系统。《国语·鲁语下》：“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述异记·卷上》：“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之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路史·卷二十二》：“防风氏后至，戮之以徇于诸侯，伐屈骜，攻曹魏，而万国定。”文献载记防风氏被杀是因为迟到，浙江民间传说防风被杀是因为贪睡玩忽职守或禹的嫉妒，无论是哪种原因，禹杀防风乃是立威信警戒诸侯，也说明禹俨然已成为当时部落盟主。郭沫若曾评价此段史事说：“……参加会议的要执玉帛，迟到的遭杀戮，禹已经蜕变成名副其实的国王了。”（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6页。）会稽地望何在，也是学界争讼的问题，经钱穆、杨向奎、董楚平等先生考证，古会稽大约有三处，以山东最早，辽西会稽和江南会稽皆从山东迁入。春秋晚期，越国兴起（自述为夏禹后裔），江南会稽独传于世。防风氏神话亦从山东南迁至江南地区（详参董楚平：《〈国语〉“防风氏”笺证》，《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绍兴会稽有禹陵、禹祠、禹庙等，《管子》《墨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都有禹会群神于会稽的记载，尤以《史记》为详，认为大禹葬于绍兴会稽山，且司马迁自述曾到过禹穴，因此历代文人多信服此说。刘城淮《防风与夏禹》认为防风本系南方越族大神，越族及其苗裔基于推崇自己的治水英雄，而将防风与禹关联，充当着治水的主角；而华夏集团及其苗裔则基于其与越族争斗并凌驾于越族之上的背景，让防风从属于禹，因有过失而为禹所杀。周书灿《大禹与防风氏传说的发生与分化》认为防风氏族群战败南迁太湖流域湖州一带和夏族支裔陆续进入今宁绍平原地区，从而将来自中原地区的大禹传说一并带进今浙江境内。德清镜内的良渚文化晚期遗址的发现，以及辉煌鼎盛千年的良渚古国的突然消亡，让禹杀防风氏的神话，似乎悄然掀起隐秘古史的一角。
(28)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参考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9) 田兆元、叶舒宪等：《中华创世神话六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148页。
(30)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88页。
(31) 林志鹏：《上博简〈容成氏〉所见禹行征赋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32) 禹铸九鼎神话最早见于《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建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夏禹的时代能不能铸鼎呢？唐兰先生却有预见性，他说：“商代前期有铜鼎，上面还有兽面纹，夏代就不可能没有铜鼎，只是现在还没有被发现罢了。”（唐兰遗著：《关于“夏鼎”》，《文史》第7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出了不少青铜器，“根据这种文化的青铜器发展水平，推想夏代在青铜器时代范畴内，应该是可信的。”（李学勤：《李学勤说先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33) 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至今》，晏可佳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页。
(34) 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5页。
(35) Joseph Mali. Mythistory：The Making of a Modern Historiography，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p.27.
(36) 林家骊：《楚辞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3—86页。译文为笔者根据林译并参考殷光熙《楚辞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注释重新翻译和组织。
(37) 转引自林家骊：《楚辞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79页。
(38) 杨栋：《神话与历史：大禹传说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138—141页。
(39)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2—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