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再觅大禹玄圭

四、再觅大禹玄圭

行文至此，读者不免依旧要问，究竟哪一类最有可能是大禹的那件玄圭呢？如前所述，大禹治水发生在龙山文化晚期，因此大禹玄圭最好在龙山文化晚期至夏商之际的时段内追寻其踪迹。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初步勾勒，公元前2500至前1500年间相当于传说中的尧舜禹汤时代，夏纪年范围约为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间，即上承龙山时代（公元前2600年至前2100年间）下启商汤。而龙山文化晚期的世界格局与玉器形态对于重述夏史的开端无疑至关重要。如黄河中上游的齐家文化、黄河中下游的神木石峁、新华、襄汾陶寺、花地嘴、二里头文化等考古文化遗存中出土的玉器形态（玉色、玉形），无疑具有重要的物证效应。

玄圭作为天赐符瑞和夏王朝彰显王权神授的神器，应当会有相应的物证体现在王权扩张（疆域）、封贡或迁徙中。从颜色、功能、传播时空范围来看，孙庆伟的牙璋玄圭说和顾万发的花地嘴新砦期玄圭为夏禹玄圭的推测是很有可能的。从目前出土的物证来看，从斧钺到璋式圭再到商代戈式圭的演变轨迹是有迹可循的。而通观龙山晚期至夏商时期，与玄圭存在关联的玉礼重器集中在传统的玉石钺和新兴的条形端刃器。

1．尖首的戈式圭

从迄今所见考古物证来看，尖首的戈式圭初见于凌家滩，而且标准尖首圭画也出现在含山凌家滩玉版上。龙山至夏时期仅零星见于陶寺遗址（3件）、神木石峁（采集2件玄圭）和偃师二里头（出土3件），兴盛于商、西周，陶寺M1700标准型尖首圭经东周秦汉延续至明清皇室，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类玉圭。

2．凹首的璋式圭

始见于龙山文化早期或大汶口文化晚期，盛于夏，式微于商，绝迹于周。目前学界争论最多、困惑最多的器类，即自吴大澂以来习称的“牙璋”是否名副其实？今天学者力挺的新名“玄圭”是否名副其实？最早出现在山东半岛、陕北石峁还是中原？这些问题都难以确凿无疑地回答。但也是迄今所见在时间、空间、颜色、地位等最契合夏之重器的一种。同时因出土金文和传世文献都记载玉璋是西周最重要的玉礼器之一，但迄今在西周遗存遗物中不曾见此类器物，表明西周的玉璋形制与此不属同类。因此，这一集中出现在龙山至夏时期的玉器究竟何名何用，至今无解。而西周出土的数以万计的玉器中，哪一种才堪称璋，至今也无解。笔者暂且综合各家意见将之名为“凹首璋式圭”。据孙庆伟比较系统的统计研究，在龙山文化至夏时期，牙璋主要集中出现在山东半岛东海岸（采集8件）、陕北神木石峁（采集28件）、四川成都平原（三星堆出土61件、金沙出土5件）和中原地区（出土7件，另采集3件）。虽然神木石峁和成都平原出土最多，山东出土最古朴，但孙庆伟认为牙璋只能是起源于中原而非山东⁽²³⁾和陕北⁽²⁴⁾，主要依据在：（1）年代的明确性。其他地区多为采集品，断代模糊，中原地区目前所见虽然量少，但皆正式考古出土，断代明确。（2）器形的持续性与典型性。中原地区从新砦期到二里头文化四期，持续地作为典型礼器出现在墓葬中，器形规范，而山东、陕北只见早期风格的牙璋。（3）颜色的统一性。这一时期的牙璋多采用一种特殊的深色玉料制作，质地大多是深灰褐色、深灰绿或墨玉，与玄圭及夏后氏尚黑相符。（4）时空的扩散性。从龙山晚期到二里头四期漫长阶段，牙璋分布范围东起山东，北至陕北、西到四川，南达长江，一种如此广泛传播的礼器背后，必有一种强大文明的支撑，具备此力量的文明只有中原地区的夏文明。而牙璋流行时代正与夏文化的三个阶段相符⁽²⁵⁾，揭示出牙璋应是夏王朝的核心礼器“玄圭”：

文献追述中的传说，或失于无征，或失于荒诞，但无疑都是扎根于“禹赐玄圭”这一传说，传说之中包含的史实素地应该是玄圭为大禹平治九州、四海会同，膺受天命的象征物，并发展成为夏代核心礼器，是夏王朝政权的象征物。它随着夏文华的扩张、夏人的迁徙或者文化交流等原因，从中原地区大量流传到山东、陕北和成都平原等地，而在中原腹心地带，因为龙山时代高等级遗址和墓葬在目前的缺失反而比较少见，这正是“礼矢求诸野”的极佳典范。⁽²⁶⁾

3．平首的锛、钺、铲、戚式圭

陈剑考证戚式圭应名为“琡”，大圭的一种。⁽²⁷⁾至于形似锛、铲、钺而体窄长的平首圭，近来多名学者呼吁更名为“条形钺”⁽²⁸⁾。这类“圭”在文献中曾有“镇圭”与其对应，王字由来和王权的直接象征，究竟该为何名是符合历史的，亦不可得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玉钺是夏时期的数量多、质地精、分布范围广的重器，从西北甘青宁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址到陕西神木新华、石峁、商洛东龙山，山西黎城，内蒙赤峰大甸子，到河南巩义花地嘴、偃师、洛阳锉李、荥阳大师姑等地皆有出土。其形制大体可分为长条形（20件，长是刃宽的三倍，通长10—30厘米之间，一端有穿孔）、长方形（57件，长是刃宽的1—2倍，通长8—36厘米）、方形（11件，长宽相若，6.6—21厘米）、璧形（5件，整体圆弧近璧形，上宽下窄，或有扉牙，9.1—30.2厘米）、凸字形（6件，形同商代铜钺，全部出于赤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五种，其中以长条形、长方形最流行。夏时期玉钺出自墓葬、祭祀坑以及城址之中，墓葬中玉钺位置明确的大都出自墓室一端的中部，且无一例外都横向或近横向放置在墓主身旁，与死者身躯方向恰好垂直，表明下葬时钺柄乃是顺着死者身躯放在墓中的。赤峰大甸子墓地101件玉石钺出自101座墓，每墓1件，大多出自男性的大中型墓；偃师二里头墓地出土12件玉钺，除了两座墓外，也是一墓一件。神木新华99K1出17件玉钺，石峁城墙中屡现玉钺，表明夏时期玉钺不但标识象征墓主身份，而且也是祭器。⁽²⁹⁾此时期玉钺颜色玄（深色）黄（浅色）平分秋色，其中神木新华、石峁、商洛东龙山、齐家文化、赤峰大甸子多玄钺，其中体型上不乏“王者之器”，如神木新华99K1：34灰绿色玉钺长达36厘米，原州上台村出土玄钺长达30厘米，石峁墨玉钺长达22.8厘米。偃师二里头、巩义花地嘴、荥阳大师姑和洛阳锉李多黄钺（浅色）。

4．玄大刀

夏时期还有一种颜色鲜明的具有王者霸气的端刃器，通常被命名为多孔玉刀，这显然是现代考古学者再一次的因形命名，并非夏人的命名，那么夏代该种玉器叫什么呢？

5．柄形器（早期多见兽面纹、神祖纹或莲花纹），又一个因形命名的玉器

柄形器始见于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晚期，初兴于夏时期，神木新华M27 出1件，二里头文化遗址出17件（其中16件出于偃师二里头遗址二、三期）⁽³⁰⁾，兴盛于商、西周，式微于东周，早期多见神祖纹或兽面纹、莲瓣纹，商代有祖先名号，当是玉质祖先牌位即神主——祖先神灵凭依处，神祖面纹化身成为凹首璋式圭或平首戚式圭、尖首戈式圭的扉牙，保留其神秘性⁽³¹⁾。虽然至今不知古人如何名此器，然而在几种玉器中，最神秘莫测的充满宗教感的莫过于此类器，与戈、钺/戚一样，也是夏商周三代沿用且流行于商周的玉器器类。典型夏文化创新特色则是玉戈、玉柄形器（二、三期17件，其中16件出自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多刃玉戚（2件）⁽³²⁾。学者或将之视为玉璋、大圭、圭瓒、神主。虽然从颜色看，此类玉器少见玄色，然而其造型、纹饰及用途又最切近神秘、幽深之“玄”。

玉石斧钺作为王者之器的象征，早在距今5000年前的凌家滩、良渚文化中已经确立，戚式钺（有扉牙的玉钺）甚至可以早到距今5800年的湖南洪江高庙遗址M27中，而这极有可能就是有扉牙的凹首璋或圭的源头之一。华夏第一圭——陶寺玉圭，虽然是异数，而且也并非出自顶级大墓，但也清晰地见证了尖首圭脱胎于玄钺的变迁痕迹⁽³³⁾。而在襄汾陶寺，最能表征身份的依旧是玉石斧钺和成套石锛，99件玉石钺出于80座大中型墓中，以深色系为主，一般一墓一件；15件石斧有12件出于早期一类甲型大墓中，其中M3002出大、中型石斧一套7件，M3016出4件。⁽³⁴⁾ 27件石锛出于6座一、二类甲型墓中：一类甲型墓M3002出13件、M3015出6件、M3016出4件，材质上大多用似玉的深色大理岩、蛇纹岩（占三分之二以上），说明其作用重在礼仪而非实用⁽³⁵⁾。一类大型墓的共同特征是以随葬礼乐重器鼋鼓、特磬、陶鼓（异形器）、玉石钺和成序列的斧锛镞厨刀等，象征墓主的特殊身份⁽³⁶⁾，而二、三类墓中随葬的玉石钺多为单件，身份权柄象征的意义比较明确。值得注意的是，3件玉石圭虽然属于非主流的另类器物，但其形制的承上启下性质却十分清晰，其中M3032与M1700显示了从钺到圭的演变痕迹，而M3142戈式圭上承凌家滩，下启夏商周。

上述诸种都有可能是商周以来文字文献所记载的玉礼器圭或璋，而从龙山晚期以来在早期国家制度的起源与扩展中的辐射力着眼⁽³⁷⁾，则遍布古代中国核心与边缘的深色系的牙璋，可能是目前所见最吻合“玄圭”的玉礼器，然而在历史上超长延用且与测影卦画相关联的尖首戈式圭也不容忽视。龙山晚期出现的鹰鸟纹或神祖兽面纹斧锛式圭在宗教信仰和王权威信金字塔之巅的位置，及其在西周的变体——凤鸟纹柄形器或凤鸟拱圭物象证据，也非常契合“玄圭”之神威瑞器特质。谁才是上天赐给大禹的那件“玄圭”，还得拭目以待未来的考古证据。(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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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育辰：《〈容成氏〉集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24—131页。

(2)　济源市邵原镇政府、济源市邵州文化研究会编：《济源邵原创世神话群》，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5页。

(3)　唐启翠：《玉圭如何“重述”中国：“圭命”神话与中国礼制话语建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2018年3月网络首发）。

(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巩义市花地嘴遗址“新砦期”遗存》，《考古》2005年第6期。

(5)　凌纯声：《中国古代瑞圭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20期（1965/09：163—209），第199—201页。

(6)　载《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十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11月，第467—508页。

(7)　叶舒宪：《玄黄赤白：古玉色价值谱系的大传统底蕴》，《民族艺术》2017年第3期。

(8)　详参叶舒宪：《认识玄玉时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25日；叶舒宪：《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秦安站简报》，《百色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9)　叶舒宪：《夏商周与黑白赤的颜色礼俗：玉文化视角的新解说》，《百色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667—669、1253页。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妇好墓玉器》，岭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167页。

(12)　在甲金文和《周礼》《仪礼》《诗经》等传世文献中，玉圭是种类、功能最多的一种，约略有大圭、介圭、镇圭、桓圭、信圭、躬圭、珍圭、琬圭、琰圭、土圭、祼圭、穀圭、瑑圭、圭、玄圭、白圭以及组合性的两圭有邸、四圭有邸、圭璧等近二十种描述性类名，广泛用于朝觐宗遇会同、聘问、祭祀、徵守、恤凶荒、治德结好等各种礼仪中。由于种类繁多、形制不详难以与考古实物对号入座至今困惑着研究者。

(13)　杨宽：《古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57页。

(14)　郑光：《二里头玉器与中国玉器文化》，《东亚玉器》第二册，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版，第3页。

(15)　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起源、定名和用途》，《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

(16)　邓聪、栾丰实等：《东亚最早的牙璋——山东龙山式牙璋初论》，载《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51—62页。

(17)　劳幹、李学勤、蔡哲茂、林沄、董莲池等诸多先生皆著文考释为“圭”字，对应考古出土中玉戈首或尖首玉圭。王晖著文驳斥“”为圭说论证其为古玉戈首“戛”，反不如“圭”符合史实。相关论证详参唐启翠：《玉圭如何“重述”中国：“圭命”神话与中国礼制话语建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3月网络首发（纸质版拟刊载于2018年第4期）。

(18)　陈剑：《说殷墟甲骨文中的“玉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2分册，2007年，第407—427页。

(19)　董莲池、毕秀洁：《商周“圭”字的构形演变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古文字研究》2010年第13期。

(20)　杨宽：《古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57页。

(21)　陈立：《白虎通疏证》，前引书，第350页。

(22)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52页。

(23)　邓聪等基于器形和技术的演变，认为牙璋起源于山东半岛，沂南罗峪圈、临沂大范庄的牙璋最古朴，海阳司马台牙璋已是标准型牙璋，通过黄河扩散到黄河中上游的陕北、甘肃，然陕北石峁牙璋只承载了山东龙山晚期牙璋特色，南跨长江（湖北汪家屋场出2件石峁风格牙璋、湖南桅岗出2件典型山东龙山文化风格牙璋）、珠江（香港大屿岛东湾遗址出龙山式牙璋）以至越南北部（冯原牙璋混合龙山和二里头风格）。花地嘴牙璋的年代处于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应晚于大范庄的牙璋。商洛东龙山遗址墓葬M83牙璋形制上与山东上万家沟的牙璋比较接近。邓聪、栾丰实等：《东亚最早的牙璋——山东龙山式牙璋初论》，载《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51—62页。

(24)　邓淑苹认可牙璋为夏禹玄圭说，但从数量和华西玉器兴衰立论，认为“夏禹”可能是石峁石城里政治核心的名号，在公元前第二、三千纪之交，借助锋利的黑色牙璋，逐鹿中原获得胜利，在王湾三期文化基础上建立了夏王朝。所以玄色牙璋、长刀、长圭、长戈这些华西风格玉礼器才成为二里头遗址最多、最典型的玉器，当夏王朝结束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散见于商的四裔地区如湖北盘龙城商城、四川三星堆、金沙遗址等。邓淑苹《龙山时期四类玉礼器的检视与省思》，载《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7、25页。

(25)　以登封王城岗遗址大城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以新密新砦遗址二期为代表的新砦期遗存、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代表了二里头文化的早、中、晚期的发展轨迹，王城岗大城可能是史籍中“禹都阳城”的阳城，新砦期遗存可能是“后羿代夏”时期的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则可能是“少康中兴”以后直至夏桀灭国时期的夏文化。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26)　孙庆伟：《礼失求诸野——试论“牙璋”的源流与名称》，载《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十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11月，第467—508页。孙庆伟：《再论“牙璋”为夏代的“玄圭”》，载《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147页。

(27)　陈剑：《说殷墟甲骨文中的“玉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2分册，2017年，第407—427页。

(28)　朱乃诚：《关于夏时期玉圭的若干问题》、黄建秋：《是铲是钺还是圭——二里头文化一种端刃器的考察》，载《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144页。文中认为偃师二里头墓葬中出土而被命名为“玉圭”的其实是长条形玉钺。这三件被命名为玉圭的条形钺分别出自偃师二里头三期文化墓葬72YLIIIKM1：3（鸡骨白，长21.1、宽6.4厘米）、80YLIIIM2：5（象牙黄色，长17.4、宽4.4厘米）、偃师二里头四期84YLVIM11：3（乳白色，长22、宽3.7厘米）。

(29)　杨晶、赵瑾：《夏时期玉钺初探》，载《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121页。

(30)　周宇杰：《夏代玉器的初步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21—22页。

(31)　邓淑苹：《龙山时期四类玉礼器的检视与省思》，载《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5页。从新石器时代中期高庙文化、晚期之初河姆渡文化陶器上的獠牙、鸟翼、介字形冠、一双眼睛、一对玄鸟等逐渐融汇而成的“戴冠神祖”，流传至龙山时期，在东方的海岱地区孕育出“戴帽神祖”，更解体出各式“扉牙”（依附于牙璋、玉戚、多孔玉刀、玉戈上），向西、西南席卷了广袤的华夏大地，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夏王朝的重要玉礼器上都装饰着海岱式扉牙。

(32)　周宇杰：《夏代玉器的初步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21—22页。

(33)　陶寺遗址3件玉石圭分别出于三座墓中，早期墓M3032：2玄玉圭，形近玉钺，上端略呈三角形，长15.8厘米、宽4.6厘米～5厘米、厚0.4厘米，纵向置于头骨右侧，该墓属于二类丙型墓，规模不大，随葬品不多，但却有仅见于一类甲型大墓的土鼓，且体形硕大为同类器之首，项饰由7节玉管组成，玉圭平置于颅后，因为二次葬，位置可能有扰动。中晚期M1700：3玉圭，上端呈等腰三角形，下端平直，长17厘米、宽3.7厘米～4.9厘米、厚1厘米，与玉琮1件同出于墓主胸腹间，出土时尖端朝向足端，为迄今所见最早的标准型尖首圭，号称华夏第一圭。M3142：1大理石圭，青白色，形似矛或凌家滩98M29石戈，但无锋无刃，平置于墓圹左下角，尖端朝足端，与12副猪下颌骨同出，该墓属于三类墓，墓主为45岁上下男性。《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490页。

(34)　《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716页。

(35)　同上书，第721—722页。

(36)　同上书，第441页。

(37)　邓聪、王方：《二里头牙璋在南中国的波及：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扩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