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玉时代的斧钺：玄圭的前世

二、玄玉时代的斧钺：玄圭的前世

虽然不知道玄圭究竟长什么样，但从形态而论，玄圭是什么圭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颜色和形制。两者现在都可以通过系统梳理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据获得一些解答了。中国境内或东亚考古发现的玉文化至今9000年，在这9000年的用玉实践中，就颜色而论，可大略分为深色系和浅色系，有学者用古语将之概括为玄黄二色，这是殷商卜辞玄黑青幽赤骍黄白、五行五色青黄赤白黑和现代七色谱红橙黄绿青蓝紫等颜色表述的祖型，概言之，深色系的玄包括或分化出青、幽、黑、墨、碧、堇、赤、丹、红、橙、蓝、紫、深灰、深黄等色，浅色系的黄则包括或分化出浅绿、浅灰、浅黄、白等色，而玄黄二色玉曾经是新石器时代几千年的主导色系，直到商周时期，赤、白、青（含玄、幽、绿）三色才成为替代玄黄的主玉色。

为何东亚大地的先人如此崇尚玄黄二色呢？《玄黄赤白：古玉色价值谱系的大传统底蕴》一文给出了回答，天玄地黄，宇宙洪荒，玄黄分别是天和地的象征色系，玄不仅代表着深色系的玉石，是赤、青、绿等色的母体，而且还潜藏着神秘、变化、天命等象征密码。⁽⁷⁾并非巧合的是，与东方沿海的红山、凌家滩、河姆渡、良渚等文化遗址的兼具玄黄以浅色系黄玉为主导不同，中原与西部玉文化自大地湾二期即仰韶文化早期以来则是兼具玄黄而以深色系玄玉为主导，并且延续长达2500年之久的玄玉制作的器类以斧钺锛凿为主，学者称之为“玄玉时代”（距今约6500年至4000之间）⁽⁸⁾。目前出土玄玉的秦安大地湾、灵宝西坡墓地、常山下层文化、豫陕龙山文化（陶寺、新华、石峁、花地嘴、东龙山等）、齐家文化（师赵村、静宁等）到二里头文化等遗址，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及其支流沿岸（如泾河、渭河、延河、洛河、无定河、秃尾河等），而隐藏在联通中原和西部的河西走廊中的武山鸳鸯玉矿（渭河上游）、马崇山、马衔山、三危山等古玄玉矿的发现，不仅确认了玄玉时代的存在，而且对困惑学界多时的玄玉起源乃至中原礼器起源的系列问题的初步解决提供了物证线索：位于渭河上游支流葫芦河流域且距武山鸳鸯玉矿仅百余公里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很可能是中原玄玉生产和使用的发源地，其使用的玄玉斧钺锛凿等工具或武器，是距今约5500年前后泾、渭下游庙底沟期早期中国玉礼器的源头。这是玉帛之路考察团十三次考察，特别是2017年9月对大地湾遗址以及大地湾博物馆馆藏玉器实地深度访查得出的结论。当然，也为破解华夏第一重器“玄圭”的前世今生提供了物证线索。古文献追述的夏禹玄圭和夏尚黑，很可能就源于玄玉传统的文化记忆。⁽⁹⁾

玄圭，顾名思义，应是一种深色系会随光亮变化的玉圭。龙山文化晚期至夏商时代，是学界共识的玉礼器圭出现的时代，不过与秦汉以来的有图有文有实物见证的主流形态——尖首玉圭不同，龙山晚期至夏商周时代玉圭形制并未定于一尊，因此，考古学者命名为圭的几乎涵括了斧钺铲锛戈以及柄形器（或曰瓒）、耜形端刃器（或曰牙璋）等多种器类。

概略言之，龙山时代至商周的平首圭多为斧钺锛铲，如山东日照两城镇玉圭初名为玉锛，就是由于其形为锛。杨家埠、二里头、侯马、溧阳出土玉圭，以及台北故宫、上海、天津、弗利尔等馆藏玉圭，其形皆似玉钺或铲。陶寺遗址早期M3032：2所出玄圭，上端虽略呈三角形，⁽¹⁰⁾虽曰圭却形似斧钺，保留着脱胎于斧钺之形的痕迹。而出自陶寺遗址晚期的M1700：3玉圭，是上尖（呈等腰三角形）下方的标准型尖首玉圭，与玉戈区别甚微，其原型可以上溯到距今约5600年至5300年前的凌家滩文化遗址98M29出土的石戈、石圭以及87M4出土玉版刻纹。殷墟妇好墓出土的M5：553、M5：583平首圭和M5：950、M5：978、M5：1012、M5：337等尖首圭，在2016年出版的《妇好墓玉器》图录中分别更名为玉铲形器、玉钺和玉戈。⁽¹¹⁾而被吴大澂、凌纯声称为剡圭、被王永波称为瑞圭、被孙庆伟称为玄圭的则是自吴大澂以来学界习称的牙璋。

这种状态固然与书写文献特别是《周礼》中名目众多的玉圭有关⁽¹²⁾，也与考古学者因形命名的传统和化生为熟的思维定势有关。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还是玉圭本身与斧钺锛铲的渊源有关。然而，在当今人类文化古今中外通观的情势下，应当明白，玉圭的名目众多也并非空穴来风的臆造，从《诗》中名目众多的马、羊、猪、鼓等旁证来看，恰如人类学材料所揭示的那样：前现代社会人只对那些有益于其生命存在的事物感兴趣，并且命名规则具体而微，鲜少概念性的类名。如《驺虞》：“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一首突显善射而短精如是的诗中，猎物“豕”不是今天人们熟悉的“类名”猪，而是具体而微的豝（母猪）和豵（一岁小猪）。再如“马”，或以颜色或以部位特色或以品种或以功用命名，再如《秦风·小戎》“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描写一位思妇眼中的“兵强马壮”：驾车的四匹公马曰牡，中间的两匹曰骐（青黑成纹）、曰骝（赤身黑鬣），两旁的骖马曰（黄身黑嘴）骊（纯黑），骏马在前，温念如玉的征夫在后。或以颜色，或以功能，各有具名而无类名。由是观之，可知《韩奕》“赐尔介圭”、《江汉》“厘尔圭瓒”、《云汉》“圭璧既卒”等中的“介圭”“圭瓒”“圭璧”亦是各有具体而微所指。(https://www.daowen.com)

实际上，不少学者都著文认为无论是形制还是功能，玉圭皆脱胎于斧钺。比如杨宽先生认为贽见礼源于原始人手执石利器如石斧（象征身份和权威）的习惯和互相赠送猎物的风俗，并推测商周贵族执璧源于环状石斧，取义于其砍辟之用即“辟”（《尚书》中即象征君王），执圭起源于有孔石斧，取义于其割杀之用即“刲”⁽¹³⁾。郑光先生有更为细致的论述，他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圭璋戚钺，源于仰韶文化早期以来由柱状石斧演变而来扁而薄的各形穿孔石斧，其中长型平刃玉斧演变成平刃圭，长型尖突刃玉斧演变成尖刃圭或剡圭，长型斜刃的演变为璋。因此，他认为石峁遗址SSY75、71、74、76—79铲、钺是平刃圭，而见诸报道的石峁玉戈、二里头玉戈、妇好墓玉戈，是尖刃玉圭或剡圭。其中二里头玉戈具有从龙山向商代二里岗期和安阳殷墟有内或有内有齿玉戈过渡的性质，介乎圭璋之间，部分特征在晚商后有与牙璋合流的趋势。郑先生还指出玉戈之名是参照商周铜戈命名的思维定势使然，犹如二里头遗址村民形象地将玉戈称之为他们所熟悉的戏剧中“令箭”一样。⁽¹⁴⁾

王永波先生依圭首形态的不同将玉圭分为凹首圭、平（圆）首圭和尖首圭，它们有着各自的起源，凹首圭源于农具耒耜，平首圭源于斧、锛等手工业工具，尖首圭则源于兵器戈。⁽¹⁵⁾

从现有的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来看，陶寺遗址早、中期墓葬出土的玉圭，明显呈现出了从玄钺到玄圭的演变痕迹，而尖首圭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凌家滩玉签、石戈和玉版圭画。根据邓聪、栾丰实等人的考证，山东地区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时期牙璋（即王永波所言瑞圭或凹首圭、孙庆伟所言玄圭、吴大澂、凌纯声等所言剡圭）的形制演变，亦经历了从锛、钺类平首无岐牙向平首有岐牙再向凹首有岐牙⁽¹⁶⁾、尖首有岐牙、斜首有岐牙的演进过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形制丰富多样的牙璋，一方面体现了三星堆文化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呈现了牙璋与玉圭（戈首）形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