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单极及其影响

导言

当一个国家独居世界最强国地位之时，这便是单极世界，这种情况会如何影响该国的支配战略和世界秩序的特征呢？在现代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首强国都是和其他强国一同进行秩序的构建。“二战”后美国的秩序构建是在当时新出现的两极冷战体系中展开的。但是当主导国家成为单极力量，其他强国无可匹敌之时，它的支配战略会如何变化？当单极衰落时，它的支配战略又会发生何种变化？

物质资源的独特分配造就了单极的全球体系。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在全球实力分配中的绝对优势（primacy）成为国际体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冷战的结束没有使世界返回多极状态。相反，当时已经是世界主导性力量的美国愈发强大。没有其他大国在（军事、经济、技术、地理方面的）物质实力上拥有如此之优势。其他国家或可在某个领域与美国竞争，但美国权力的多面性使其独领风骚。苏联及其盟友阵营的突然崩溃，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西欧放缓的经济增长，以及美国超高的军费支出都深化了这种差距。虽然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大国之间的实力分配一直倾向于是两极的或多极的（出现拥有大体上相同幅员和实力的若干大国），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成了一个无可匹敌的全球力量。它变成了一个单极国家。¹

在过去二十几年中，单极的兴起从两个方面给权力分配带来了变化。变化之一是权力更加集中，首强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加大。这种强化的权力差距体现在美国经济、军事和技术实力方面的主导地位。另一变化是与首强国相竞争的权力极（poles of power）都消失了。首强国不再拥有全球性的对手，或者用术语说就是可匹敌的竞争者（peer competitor）。现代以来，总是有若干相竞争的权力极。冷战时期有两极。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只有一极。从这方面讲，美国居于其他所有国家之上。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在现代时期是前所未有的。

可以说全球体系是单极的，但这种看法并不特别针对和单极国家相关的政治关系的逻辑。围绕着单极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有可能是胁迫性的，也可能是有共识性的；它可能是正当的，也可能是不正当的。将这一体系描述为单极，并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这个等级结构的逻辑和特征，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体系的运作方式。在单极的权力分配格局中，进行支配的特征是什么？如果世界政治总是强力（force）和赢得同意兼而有之的话，从双极变为单极会不会消除一些约束从而使世界政治更偏重于强力？单极世界会围绕着规则和制度建立起来，还是建立在单极权力以单边主义方式施展的基础上？单边主义是不是单极力量之所选，这种情况会导致“二战”后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分崩离析吗？

为探究单极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审视其影响。我们需要探讨（从物质实力的角度所界定的）单极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从因果关系讲，权力分配与政治型态的逻辑和特征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单极可以和各种不同种类的（从等级的帝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形式这个角度所界定的）国际秩序共存。然而，单极的确改变了与各种支配战略相关的动机和限制性因素。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审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单极的兴起和持久性的影响。重要的是，单极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物质实力集中在一个国家的手中，也要把它视为一套更广泛的政治和制度特性，而这些特性使单极国家转变为其他国家相互联系并围绕其运作的“结点”（hub）。体系中其他极存在与否，不仅取决于该体系中有没有其他的强国，而是取决于其他这些国家能否或愿否成为具有组织性的结点。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通过构建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扩展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极。正是美国的这种政治型态，加之其实力，使单极的国际体系得以出现。

本章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第一，我对单极的性质做出描述并探讨一个核心谜题：为什么美国的单极状态没有引发其他国家的权力制衡反应？美国物质权力的集中是前所未有的，但为什么针对权力集中的传统反应——大国制衡——并没有出现且不可能出现，这是有其理由的。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权力的极度集中。但这也是因为当代国际体系的独特性质，即核武器的存在以及资本主义民主大国的主导地位。多极和（新近的）两极的权力分配的变化对主导和支配模式具有影响。这是因为限制和管束权力的最古老和最经典的机制——权力制衡联盟——在当代国际秩序中并没有出现。

第二，我探究了“二战”后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单极兴起的影响。单极状态——可泛泛地界定为唯有一极的全球体系——其本身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具有的一种效果。单极状态是由物质实力的独特分配所造成的，但它也是由缺少其他极而造成的。极所具有的特性超出了物质实力的范围。极具有制度方面的特性。从这个角度而言，极可以被描述为其他国家相互联系的结点。极提供了其他国家围绕它运作的具有组织性的基础设施。美国之所以是单极，并不仅从其所拥有的不成比例的物质实力这一角度而言。它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结点，或曰它是一个更为宽广的秩序体系的组织中心。其他国家将它们与美国和组成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更广泛的规则和制度联系起来。单极状态之所以在冷战后能够出现，是因为其他可供选择的结点要么是消散了，要么是未能出现。

由此，单极秩序——唯有一极的国际体系——是美国领导的政治型态的制成品（artifact）。美国领导创立了一种开放的和大体上以规则为基础的战后秩序。通过支持经济开放性、稳定性和安全，美国提供了公共物品。更广泛而言，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为那些在其中运作的国家提供了好处和服务。这一秩序也有其制度特征，这些特征使它具有了扩展性，使它能够相对容易地将国家融入其中。美国领导的秩序的自由主义特征使它“易于加入而难于推翻”。这一点将其他寻求确立相竞争的极的国家置于劣势地位，从而强化这种单极状态并使之持久。

第三，我认为单极的兴起也为首强国的支配制造了新的两难。从两极向单极的转变对于前一章所讨论的支配战略是有影响的。它影响了首强国提供公共物品，就其政策自主性作出妥协以及利用规则和制度作为支配战略的动机。从两极的权力分配向单极的权力分配的转变致使首强国和附从国家重新评估全球体系中更广范围的契约和制度的成本与收益。单极状态的总的影响就是，它改变了［首强国］战略的调配（mix）。在冷战的两极时代，美国所追求的是两套秩序逻辑：以规则为基础的逻辑和毂辐逻辑。在单极状况下，毂辐这种秩序逻辑变得更加重要。在不存在冷战时的那种共同威胁的情况下，美国想做的就是，在安全方面与他国谈判达成一种双边契约，建立一种有关安全保护的更广泛的、等级性的毂辐体系。说得极端一些，这等同于所谓世界政治的东亚化。美国与东亚之间的那种关系模式被推广至全球。

第四，我认为，虽然如此，单极国家仍然想要在一个由规则和谈判产生的制度所构成的同一世界（one-world）体系中运作。这一秩序的总体特征取决于若干关键变量：时限（time horizon）、正当性以及确立可信承诺和保持克制的能力。作为一个单极国家，美国并不是注定要完全舍弃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如果恰恰是因为其他可选择的秩序最终都不可持续，便真是那么回事。但美国进行统治的那种帝国主义体系——哪怕是统治东亚的那种毂辐模式——是代价高昂的、充满矛盾的，而且建立在关于未来美国权力优势的不现实的假设之上。仍有一系列诱因和动力促使美国围绕规则和制度来构建单极。在一些全球性领域，美国会想要重新谈判规则和制度，但它最终也想要在一个由规则和制度构成的世界中正当地行使其权力。

第五，立足于这些思考，我认为全球体系应会保留单极状态的政治特征，即便是物质实力的分配从美国那里转移开去。美国与他国权力悬殊的相对下降将并不必然导致新的极的形成或一种多极的均势体系。中国采取步骤加入这个秩序的事实说明了自由主义秩序的逻辑和特性是如何巩固一极（one-pole）体系的。重回多极的进程中会有若干停靠站点：权力的分散、新的极的兴起，以及制衡和安全竞争的爆发。美国单极所孕育的政治型态的自由主义特性将对重回多极产生影响。即便物质实力从美国向外分散，新的全球规模的极的兴起以及制衡和安全竞争的复归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单极和均势

单极对［国家间的］合作模式以及首强国的支配战略会有哪些影响？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最戏剧性的可能性，也就是较弱的和二等的国家将寻求通过制衡首强国来防止它们受到首强国的支配。根据这一经典看法，权力的集中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而制约这一权力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反制（counterbalancing）它。均势是抑制权力的最持久的机制，因为均势是最可靠的；用权力制约权力。现实主义的预期是，单极的兴起——权力更大程度地集中于一国之手——应会引发权力制衡的回应。²

均势现实主义对权力的单极分配做出了一个明确预判：较弱的和二等的国家将抵抗和制衡主导国。安全——实际上是生存——是国家的根本目标，因为它们最终不能依靠其他国家的承诺或保证来确保自己的安全，这些国家对于自己的相对权力地位将会非常敏感。当强大的国家出现时，二等的国家将通过组成较弱国家的联合阵线予以抵抗，从而寻求保护。

反制战略就是形成足够的物质实力来对最强大的国家加以限制。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单一国家或国家联合阵线的努力得到实现，它们会采取步骤生成新的能力并将其有效利用，从而使首强国的优势受到限制或受挫。人们会期待看到一个对抗国家崛起并寻求成为与首强国相匹敌的竞争者，或是一个国家联合阵线组建起来继而与首强国的能力相较量或抵消它的能力。就美国单极而言，预期就是传统盟友会和美国疏远并扩展它们的自主防务能力。华尔兹提出，当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大国扩展它们的防务能力且松散的国家联盟想要削弱美国的全球权力地位时，这种制衡的逻辑会大行其道。³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认为单极是不稳定的，主要是因为美国权力的集中对于其他大国构成了威胁。他预测世界会重新回到一种建立在传统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权力均衡（equilibrium）基础上的全球体系。⁴

美国单极的兴起事实上并没有导致一种反制回应，至少并没有出现现实主义理论所预计的那种反制，这一直是一个有趣的谜题。对于什么才是真正制衡的辩论持续展开。一些学者的确预言会重新出现传统的安全反制，而其他人则认为一种相应于新情况的新的反制形式——或曰所谓软制衡（soft balancing）——正在出现，证实了这一理论的基本内涵。⁵但是，即便软制衡正在出现，这也表明对于权力集中有一种较以往所见极为不同的反应。⁶在美国单极时期，世界上的大多数主要国家寻求与美国靠得更近，而不是远离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先进工业国家之间的贸易与合作得到扩展。美国维持——并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深化了——它与西欧和日本的同盟关系。⁷至少在2003年美国军事入侵伊拉克引发危机之前，我们难以发现其他大国作出系统性的努力，来积极地反对单极的美国，更不用说对其进行制衡。⁸

华尔兹承认均势的动力机制可以被霸权所压制。比如，对美国霸权领导地位的接受有助于避免了均势在欧洲大陆的回归。但是，从现实主义视角看，单极仍可能是各种国际秩序中持久性最低的。有两个原因来证明这种观点。首先，主导国倾向于承担更多的任务和责任，从长远看，这样做会削弱这个国家。这种论点与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看法类似，即美国会最终重蹈所有强国的覆辙——衰落。主导国在施展其权力时容易犯错误，这个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其权力的集中。⁹单极秩序不稳定的另一个原因与无政府状态这一背景条件直接相关。即便主导国温和行事，其他国家也会担心不受制约的权力集中所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相互抑制对方，但如今美国基本上是不受抑制的。如华尔兹所言：“面对不受制衡的力量，一些国家试图提升它们自己的力量或是与其他国家结盟，从而将权力的国际分配带回至平衡。”¹⁰不管美国有什么好的意图或渴望讨好他国，美国都注定要经历与世界历史上其他主导国相同的命运。

但与这种看法形成对比的是，对于为何针对美国单极的大规模制衡并未发生，也有非常深刻的原因。原因之一在于，即便大国想要制衡，这样做也是困难的。¹¹动员组织一个反制联盟代价高昂，特别是在［首强国带来的］威胁并不是那种迫在眉睫的领土征服式威胁的情况下。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个集体行动的难题。一国从其理想上讲想要其他国家去进行制衡，从而避免其自身因为动员力量、组建联合阵线和招致单极国家报复的风险而付出代价。也就是说，存在一种“推卸责任”（buck passing）的趋向。¹²因为各国并不是经受着同等的被支配的威胁，因而也很难建立起联合阵线。如沃尔弗斯（Wohlforth）所指出的，各国常常会从非常局限于自身的角度来思考它们的安全，因此，各国的领导人不可能同样强烈地感受到在体系范围内进行制衡的必要性。在这种联合阵线中丧失政策自主性也造成这种进行制衡的联合阵线代价颇大。这样做也是危险的。如果试图制衡但失败了，主导国会对这些国家进行报复性劫掠。这些内在的限制性因素使得制衡难以形成，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即哪怕面临崛起国或主导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威胁，各国也没有进行足够制衡。¹³

然而，沃尔弗斯的观点超出了这种组织层面的问题，他认为单极的稳定性实际上被单极权力的深层结构内嵌于这个体系之中，这一深层结构带来了一系列明确而持久的成本、收益和限制性因素，它们则巩固了既有秩序。当物质实力被集中以至于处在单极条件之下，很难看到一个具有足够抗衡力量的联合阵线可被组建起来。¹⁴如果单极国家拥有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用于军事力量方面的开支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一样多（且以一种相对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并且掌控了公域（commons），那么就很难看到一个传统上的反制联盟能够真正被集结起来以创造一个相对抗的全球权力中心。

这一观点的意涵在于，即便有反制的需求，在如何实现供给方面总会有问题。一旦权力悬殊变得相当之大——也就是说，当单极出现时——对于反制的供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些未来的（would-be）制衡者并没有足够的权力（即便它们能够解决集体行动的难题）。在权力不平衡达到某个阈值水平时，对于其他大国来说，传统的反制就不再是一个战略选项。

在单极条件下对反制施加限制的第二个方面的因素是当今全球体系的显著特征。这些因素降低了制衡的需求。一是一大群民主大国的存在。说到底，反制的逻辑受到面对支配国家时对安全和生存的关切的驱动。有理由相信，民主国家和其他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太可能会对这种逻辑作出回应。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常常不将彼此视为能够导致战争的安全威胁。¹⁵这一理论的意涵是，当单极国家和较弱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时，对于较弱国家来说，权力悬殊并不是那么具有威胁性，因此民主国家不会针对单极国家采取反制措施。此外，自由民主国家在它们自己之间建立稳定的、和平的以及制度化的合作关系（构建人们所说的安全共同体）方面具有突出的能力。¹⁶这些复杂的、相互依存的政治关系对于进一步降低采取全面制衡的需求是有影响的。¹⁷

正如前面提到的，当代国际体系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民主大国的优势地位。大部分的财富和军事力量掌握在发达的民主国家手中，而这些国家通过密切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与美国联系在一起。1992年，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和日本拥有传统大国所持有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96%。¹⁸与发达民主国家的总和相比，俄罗斯和中国拥有（并将持续拥有）的确实是较少的经济力量。影响就是，没有什么大国联合阵线（对单极有充分担忧的国家）可以组织起一种反制回应。

核武器的存在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另一个特征，它改变了制衡的逻辑。大多数大国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从两方面改变了权力集中带来的威胁的性质。首先，因为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已经确立核威慑，它们不需要担心首强国挑起战争和进行支配。美国的权力变得更加可以忍受，因为在核威慑的时代，美国的军事力量无法被用于征伐其他大国。威慑代替了结盟反制。其次，核武器使这些大国更加难以推翻既有的国际秩序。美国所领导的维持现状的这种国际秩序变得不那么容易被取代。那种由战争驱动的变革是一种被消除了的历史进程。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指出的，在历史上，大国战争的确一直是被用于重绘（redraw）国际秩序的变革方式。崛起国废黜了居于支配地位但却衰落了的国家，进而强加一种新的秩序。¹⁹因此，核武器具有上述两方面的影响。与之前的时代相比，大国制衡的需求下降了。而且，如果反制阵线的确出现了，作为一种选项，它通过战争推翻既有秩序的能力也降低了。总的影响就是，削弱了大国制衡的逻辑。

最后，世界地理塑造了美国展现单极力量的方式。美国是唯一不与其他大国毗邻的大国。这种地理上的遥远使美国的权力崛起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不那么具有威胁性。美国能够在不造成大国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持续发展。²⁰在美国进行领土扩张的时期，它没有直接威胁其他大国。对于新世界，欧洲国家虽然利益攸关，但并非根本利益，至少在19世纪中期之前，欧洲国家在新世界甚至没有什么直接存在。美国是从法国购得领土而不是通过武力征服来获取它。当然，德国在地理上并不是那么幸运，德国的扩张和统一带来了民族主义的对抗、领土野心、军备竞赛，并最终导致世界大战。²¹当欧洲国家的力量增强之时，它们常常会在其所处地区引发由安全困境驱动的冲突和制衡反应。但是美国的遥远减弱了它成为全球重要大国所带来的不稳定影响。²²

美国权力在地理上的遥远性使其对其他国家不那么具有威胁性，这一点在两极的冷战时代以及在当前的单极状态条件下都很重要。此外，单极出现的方式减弱了其对于大国算计（calculations）的影响。美国并没有通过战争，且绝对没有通过那种领土吞并战争成为单极。两极中的对手崩溃之时，它便成了单极。当苏联这个体系陷入混乱，当西欧和日本与美国比起来发展较慢并且和美国紧密地结为同盟时，单极便静悄悄地出现了。

单极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一个体系的极性是由权力分配所决定的。但是，精确地说什么是极仍有一些模糊。华尔兹的定义基本是对物质实力的描述，但它也包括诸如能力（competence）这类政治性—制度性特征，大致而言，是指一个大国将其物质资产转化为影响力的能耐（ability）。现实主义者最初使用这一概念时，也包涵这样的想法，即极与磁性（magnetism）相似，每个极都是具有吸引力和排斥力的中心。²³这种形象化的描述表明，极不只是从物质角度而言具有能力的国家，也是可以塑造和改变国家之间活动和联系的组织性力量。关于“国家社会”的研究文献在讨论极时也超越了权力集聚的层面，认为它们是在更大的“国家社会”中可发挥作用和功能的大国。大国才是极，而且是那种在组织和管理体系方面扮演一定角色的大国。²⁴在讨论极时，将它们当作全球体系中的组织性结点，比上述这些想法又往前进了一小步。也就是说，可以从物质实力角度界定极，它也可以被界定为一个结点，指的是在国家之间构建关系的制度性能力。说一个国家是结点，也就是说它在某个地理区域、功能领域，或者说得更宽泛一些，在更大的全球体系中为国际关系提供了组织性基础。²⁵

极在若干方面呈现了一种组织性结点的特征。它为与其联系在一起的其他国家提供物品和服务。最基本的服务是安全保护。当一个国家建立了盟友伙伴关系并组织起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合作安全关系时，这个国家就是一个结点。其他国家为了安全和稳定而变得依赖这个结点。当一个国家提供了其他国家行事的规则和制度性安排，这个国家便体现了作为结点的特征。这一结点促进了围绕在它旁边的国家之间的合作。说得再宽泛一些，这个作为结点的国家能够为商业、外交以及国家间互动的其他形式提供一种政治性—制度性空间。这便是作为地缘政治交汇之处（geopolitical crossroads location）的结点，它为地区或全球治理提供了制度性的联系和服务。²⁶

结点不只是一种实力的反映，它也是由更宽泛的组织性特征和作用所界定的。作为权力和权力之间的中心，结点多多少少是具有综合性的。发展得最充分的结点会是一个将所有的功能性领域——安全、经济、政治等——都组织起来的强大国家。结点在其区域或全球规模方面是有区别的。数个世纪以来，日本和中国在东亚从不同方面扮演了这一角色。法国和英国则在西欧扮演了这种角色。其他的结点在全球层面上运作，吸引了不同地域的国家。19世纪的英国或许是第一个全球性结点。冷战期间的美国和苏联在其组织延展方面更具全球深远性。通过这些方式，结点大致上可以具有扩展性的和整合性的政治—制度特征。在性质上，它们可以是帝国主义的或是自由霸权主义的。它们在范围上可以是相当的有限，只在地区层面和贸易、货币关系等很窄的功能领域中运作。或者它们可以是在世界范围和世界政治的所有功能领域中运作的、影响远播的地缘政治实体。

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具综合性且影响最深远的极/结点。“二战”结束时它所拥有的非凡的物质实力使那种美国将成为更大体系中结点的看法毋庸置疑。但正是美国利用其实力所进行的精心的秩序构建赋予美国这个结点独特的性质，并最终使其如此的具有扩展性、整合性和持续性。与历史上的其他大国或霸权国家（包括19世纪的英国）相比，美国更加围绕着制度性的战略关系来构建秩序。这是一个围绕着多边同盟、战略克制、合作安全以及开放的、制度性的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关系而构建起来的结点。正是这种秩序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向外扩展，一直在吸纳别的国家，并在冷战结束和其他动荡之下得以存续，从而成为一种单极体系。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通过它的秩序构建与提供服务和好处，美国把它自己变成了一个组织性结点。安全供给是最为重要的。随着冷战的展开，美国不断承担其对欧洲和亚洲盟友安全的承诺。为使世界经济保持开放并确保有关贸易和货币关系的规则和制度，美国做出了系统性努力。美国所倡导的规则和制度为扩展政治关系网络提供了组织性基础。特定的国家和地区成为这些安全承诺和经济联系的受益者，但由此而得到的整个体系的稳定性和开放性为国家的整合与运作提供了宽广空间。

这种组织特性的影响就是，使美国这一极/结点具有不同寻常的扩展性和整合性。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非常密集的、全方位的且受到广泛支持的规则和制度体系减轻了在该体系运作过程中无理性（武断的和随意的）权力的作用。与之前历史上的秩序相比，它是一个更加开放和更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使与美国合作并与之相联系变得更加容易。美国是强大的，而且仍握有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施展权力的能力。但是整个规则和制度体系给这种权力划出了界限，使它不那么具有威胁性。通过可以减少这些国家抵抗和制衡首强国动机的方式，美国将自己与盟友和伙伴捆绑在了一起。²⁷

第二，进入［这一体系］的障碍相对较低。和过去的帝国主义体系不同，美国所领导的秩序建立在非歧视和市场开放性的规则与规范基础上，这为各国（包括处于秩序边缘地带的崛起国家）创造了在这一秩序中推进其经济和政治目标的条件。历史上，从所获得的物质收益是不均衡地被首强国所累积还是被广泛地共享这一角度而言，各种国际秩序有相当大的不同。在美国所领导的体系中，经济参与门槛低，而潜在收益高。通过采取与开放的世界体系相符合的政治和经济实践，各国都可以参与进来。关于接受还是排斥这些国家的命令决断并不是由体系中心做出的。做出这些决定的权力握在这些国家自己的手中。

美国结点的这种开放性延展到国家体系之外。进入的低门槛为非政府行为体——跨国的活动家、企业家和专业团体——提供了在这一秩序中并和秩序中的其他行为体共同运作的机会。安-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将一国在这方面的素质称为连通（connectivity）能力。²⁸由此而言，美国这个极是“易于建立联系的”（network friendly）。它是一个开放的、扩展的、具有组织性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它是一个能够吸引伙伴和参与者的结点。

第三，美国的领导地位具有依靠联合阵线（coalition-based）的特征。过去的秩序往往被一个国家所主导。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方包括了围绕在美国周围的一个国家联合阵线。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这些领头的国家，大多数是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并不总是意见相合，但它们参与了在经济、政治和安全上进行妥协（give-and-take）的持续进程。与帝国主义体系不同，这一秩序的治理发生在不同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场合，在这些场合中，多个不同的国家发挥领头作用或是协调行事。所谓的七国集团/八国集团以及更为新近的二十国集团都体现了这种多边性、扩展性治理的开放风格。

通过不同的方式，环绕美国的那种政治秩序的自由主义特性使之成为一个具有不同寻常的扩展性和整合性的结点。其他国家做出通盘决定，要与这一秩序相联系并在其中运作，而不是抗拒和反对它。在这一秩序中实现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使领先的那些国家更加易于为较弱的和较小的国家提供援助和其他好处。这一秩序中的多边主义规则和制度为各国寻求应对经济危机或完成改革提供了途径。协调得以促进，而资源——政治知识、备用资金等——对于参与国也是开放可用的。实际上，自由主义秩序呈现了一种互助（mutual aid）社会的形式。各国参与这一秩序并相应地获益。其他备选的极/结点——既有的或是想象中的——只能提供很少的吸引力。随着其他备选的极/结点崩塌解体或未能形成，单极在冷战后的数十年中便出现了。

单极的影响

如果反制不是针对单极兴起的集中（central）反应，那什么才是？全球体系仍然是等级性的，但在单极条件下这一等级的性质有变化吗？如果有，是在哪些方面出现变化？特别是，我们有兴趣知道从冷战两极到单极这一变化如何改变了这一体系中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制度性合作的限制因素和动机？单极的兴起有没有改变美国构建多边主义框架并在其中行事的动机？单极如何改变了较弱的二等国家与首强国进行合作的动机？以及这些变化如何改变国际秩序的总体性质？

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探究单极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制度性契约的变化着的逻辑。正如我在第三章所提出的，一国决定是否要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关系中行事，需要其进行基本的成本—收益算计。要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就需放弃政策自主性。这是国家所不愿付出的成本，除非这么做能生成那些产生的好处大于失去自主性的成本的规则和制度。好处可以来自产生于稳定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物质获益，也可以来自不那么有形的获益，这种获益与一国及其所主导的更大的国际秩序的正当性的提升有关。这种制度性的协商模式使我们能够明白权力和利益的长期性变化如何能够改变首强国的多边主义承诺。

单极的兴起体现在首强国增长的权力优势，它部分地源自与之竞争的极的消失。首强国没有了可匹敌的竞争者或全球性对手。这种在权力和极性方面的变化似乎从若干方面给予单极国家更多讨价还价的优势。首先，因为它不再拥有安全竞争者，首强国获得了更多可自行支配的权力资源。它有的是和之前一样的权力资源——当然它也可以增加这种资源——但是，如今这些力量不再被两极的安全竞争所束缚。其次，就像多次提到的那样，首强国在施展权力时受到的外部约束更少了，因为它不被其他主要大国所制衡。权力并没有被积极有效地利用以反对和遏制首强国，至少没有哪个相对抗的大国在全球层面上这么做。第三，二等的和较弱的国家不再拥有退出（exit）这个选项。在安全保护的全球供给方面，首强国具有一种几近垄断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谁也逃不出单极条件下的等级结构。可供较弱国家转向加入的相对抗的等级性秩序并不存在。第四，说得更宽泛一些，单极国家对全球体系产生了更加全方位的影响。如果存在秩序和公共物品的供应，单极国家就必会被卷入到生成秩序和提供公共物品之中。与两极或多极秩序相比，绕开首强国家变得更难了。因此，其他国家必会更加担心首强国是否会以促进稳定、开放性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关系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和使用权力。在制度性契约方面，这些因素给予首强国新的优势。

但是，单极可能也会减少一些首强国在冷战两极之下所享有的权力优势。首先，较弱的和二等的国家不被一个全球性的敌对力量所威胁，因而它们的安全需求会降低，它们在安全保护方面对首强国的潜在依赖也会降低。在某种程度上，这会减少发挥安全提供作用的单极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优势。单极国家有丰沛的军事力量，因而它处于在世界上提供安全保护的地位。但是对于这种保护的需求不和以往一样了，至少对于单极安全保护的需求会变得更加不同且在世界各地会得到不一样的呈现。

更宽泛而言，首强国的正当性也不是那么的不证自明了。对于较弱的二等国家，权力的运用不那么容易被认为是合乎规范地正确或适当。两极下的联合阵线中的小伙伴们将首强国视为安全的保护者和秩序的提供者。每个极的权力被认为是对所有人的福祉有益。在单极秩序中，首强国的权力对于这一秩序之中的其他国家来说，其好处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如果单极条件下国际秩序的正当性有所降低的话，首强国面临如何针对其权力加以约束并确立可信承诺的新问题，而这对于维持正当的支配来说是必需的。

权力优势和讨价还价情势方面的这些变化使我们可以看到对首强国的支配战略，对较弱的二等国家的政策反应，对全球规则和关系的总体模式的不同的可能影响。我们可依次对这些影响进行探究。

制度性契约的再谈判

单极的第一个影响和它为首强国创造了通过制度性契约的再谈判重新获取部分政策自主性的机会有关。这些机会来自于权力优势所带来的获益。如果权力悬殊向有利于首强国的方向变化，首强国就会发现自己获得了新的讨价还价的优势。它可能不那么依赖于其他国家，因此它可以更轻易地摆脱国际协议。其他国家可能会更加依赖于首强国。这种变化了的情势带来了讨价还价的优势方面的变化，将单极国家置于可以坚持或重新得到政策自主性的位置。正是出于这种逻辑，我们可以预计到，单极国家——如果权力的变化足够大并通过这种方式显现出来——将会寻求就制度性契约与其他国家进行再谈判并且对其支配战略作出调整。²⁹

正如在本书第三章所论证的，首强国作出制度性承诺——这样做也就限制了其政策自主性——从而在塑造和约束其他国家的政策方面得到它们的同意。首强国想要塑造和约束其他国家的政策，努力构建一种它可以在其中追求其利益的可预测的、适意的环境。为了得到对其他国家和更大的国际体系的政治控制，它作出承诺来限制自己的政策自主性。当权力悬殊朝着有利于首强国的方向变化，它就有机会调整它的承诺和战略从而以实际上更低的代价来实现政治控制。这体现在关于特定制度性契约的再谈判上，也体现在首强国对于支配战略的选择上。

首强国可以利用它增强了的权力优势来作出各种制度性的调整，而这些调整能够让它以最小程度的自主性丧失获得它所寻求的一定水平的国际性的政治控制力。基于第三章的讨论，首强国可以通过若干不同方式来这么做。一是将更具有区别性的规则和义务引入协议之中。否决权、投票份额以及其他决策规则可以被修改，从而给予首强国更大的权利和权威——减少规则和制度对其权力和政策的限制。一个相关的步骤就是，通过使制度性协议变得不那么具有约束力来减轻规则和制度的力量，如体现在关于监督、合规（compliance）和执行方面的更弱的规则。另一个步骤是引入不那么正式的制度性承诺。首强国可以提供程序方面的承诺，而不是正式的、实实在在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承诺，以给予较弱的二等国家发表意见的机会。最后，首强国可以利用它被增强的权力地位，让规则的提供变得更加单边主义。它试图将其国内规则外化为国际体系。如此一来，首强国利用了它的权力地位——比如，体现在其国内市场的中心性（centrality）和规模——强迫其他国家去适应首强国的标准和做法。通过上述每一种方式，单极的兴起并没有导致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被消除，而是致使其条款和条件被调整。规则和制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再谈判以反映权力等级结构的变化。

除了制度性契约的再谈判之外，首强国也可能会针对它的更基本的支配战略做出改变，我已将这种支配战略描述为以规则支配和以关系支配。在冷战两极时期，美国在这两种战略的基础上建立了秩序。作为一种机制，每一种战略在发挥政治控制力方面各有其吸引力。以规则支配涉及对多边协议的谈判，如果这种谈判是成功的话，这些协议可以为可预见的、高效的合作关系提供一种宽广—开放的空间，它们还有助于促进一种对整体国际秩序正当性的共有感知。对于首强国来说，代价在于丧失自主性和直接操纵特定国家的能力——取决于这些规则是多么有力和一视同仁。

以关系支配涉及谈判双边协议和达成保护者—被保护者（patron-client）协定。这种双边关系的吸引力在于，首强国能够在不因达成有约束力、以规则为基础的协议而产生成本的情况下发挥更直接的控制力。正如第三章所提出的，这一逻辑有助于解释“二战”后美国针对欧洲和亚洲的不同的支配战略。美国倾向于对欧洲运用多边主义战略，而对亚洲则是双边主义战略。对于欧洲，美国有一项全面的议程：它想要与其大西洋伙伴进行大量的合作并且愿意作出多边主义的、制度性的承诺。对于东亚，美国想要的更少，但对这些国家的主导程度却更大。因此，它能够通过双边条约，在不失去行动自由的情况下，获取它想要的政治控制力。

随着冷战的两极状态转向单极，这种双边主义支配战略的吸引力似乎变得更大。随着它和其他各国之间权力悬殊变得更大，美国想从这些国家那里得到的就越少，因此它也就不那么倾向于将自己和多边主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协议缠绕在一起。冷战结束本身也是这种以关系支配的逻辑得到强化的原因，至少它和安全有关。在没有了共同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比如苏联构成的那种威胁），各国的安全需求也就变得更加的差异化。一些国家会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而其他国家则不会这么做。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也有了更具差异性的安全关系。³⁰对单极国家来说，这种考量似乎使双边关系——和以关系支配——变得更具吸引力。但是也存在有利于多边主义安排的交叉性（crosscutting）动机。我将稍后在本章探讨这种动机。

公共物品的提供

单极的第二种影响在于公共物品的提供。冷战两极时期，美国会发现自己在安全供给、维持经济开放性和稳定性、支持构成这一秩序的规则和制度这些领域是一个公共物品的提供者。首强国愿意代表整个体系采取行动——为该秩序的参与者提供体系层面的服务——是自由主义霸权的一个关键特征。问题在于，朝向单极的这种转变是否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改变了首强国提供这些物品的意愿和能力。³¹

在行为体不一定必须为生产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而偿付全部成本的情况下，这些物品仍可被很多这类行为体所消费。经典的理论看法是，如果足够多的行为体按照其理性的自我利益选择针对别人的努力免费搭车的话，公共物品就会生产不足或是根本就不会被生产出来。³²要想解决免费搭车的问题，需要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体之间的合作。³³关于霸权稳定论的研究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国际关系中的合作需要主导国家发挥领导作用。³⁴主导国经济和军事资源的突出优势意味着，它有不成比例的（disproportionately）能力承担提供国际集体物品（如开放的世界经济或稳定的安全秩序）的代价。在承担这些代价上首强国有其利益，因为它会因为促进反映其价值观和利益的体系性结果而不成比例地获益。

在冷战期间，美国的确是挺身而出并提供公共物品。如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所言，它承担起了促进国际经济稳定性所需要的责任，诸如作为最后手段（last resort）的开放市场以及允许使用其货币作为交换和储备之用。³⁵西方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稳定性强化了它们对抗苏联的安全同盟。美国也不成比例地承担了西方联盟安全所需要的直接成本。在幕后，美国对战后规则和制度基本框架的支持也是一种公共物品的供给。在其所处的国际分立阵营的那一边，苏联最终也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同盟成本。³⁶华尔兹将这一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提出，美国和苏联在两极体系中或许是对手，但作为两个主导力量，它们在体系稳定方面共享一种相互利益，这促使它们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进行了合作，如核不扩散。³⁷布尔在他有关国际体系是一种“国家社会”的经典研究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³⁸

从两极体系向单极体系的转变如何影响了当时非常具有主导力的国家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倾向呢？两种可能逻辑出现了。一种可能性是它会继续提供公共物品，甚至会提升它对于该秩序稳定性、开放性和安全的责任。单极国家相较于其他大国的实力比两极体系中任一个主导国都要大。它有更大的能力来提供体系性的服务。单极国家的动机应会更强，因为如今它有机会从全球层面影响国际结果，而不仅仅是在它的特定的次体系之中。实际上，自由主义霸权的基本逻辑在单极条件下仍然会通用。首强国应会试图长期锁定这种反映其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³⁹

另外一种可能性则是相反的逻辑。冷战的两极状态向单极变化后，我们或许会认为，即便它拥有占据优势的实力，首强国仍会减少公共物品的生产。它不再受到可匹敌的竞争者的威胁，而且相对来说，更不受其他国家的制约，这种事实会促使单极国家追求更狭隘（parochial）的利益，即便是以稳定的国际秩序为代价。它异常强大这一状况意味着它会更加倾向于将调整的代价强加给别国而不是由它自己来承担不成比例的责任。

也有可能这两种逻辑同时发挥作用。单极国家会继续提供公共物品，但在缺少共同安全或相对抗的极的情况下，这一秩序中的国家或许会在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应被提供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被提供这一问题上产生越来越多分歧。这种情况在安全领域会更加突显。在提供安全保护方面，首强国会寻求让规则和制度约束变得更少，或者试图修改旧的安全契约。马斯坦都诺提出，一个主导国家可以既是“体系制造者”（system maker）也是“特权持有者”（privilege taker）。它可以在同一时间既提供公共物品又利用其占据优势的权力地位来获取狭隘的利益。在同一时间，它既需要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又寻求将作出调整的负担强加到这些国家身上，并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⁴⁰这种向单极状态的转变会改变首强国这两种趋向的混合状况（mix）。

如果首强国确实利用其单极地位变得更像是特权持有者并且将作出调整的代价转移到他国身上，那么问题就出现了。朝着这个方向它能走多远？减少了的和存在竞争的公共物品供给在哪个节点上会改变这种秩序的根本性质？更重要的是，首强国——甚至在单极条件下——提供公共物品并就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规则和制度寻求共识的压力和动力是什么？

现状vs.修正主义

从冷战两极向单极的转变改变了首强国对维持这一体系既有规则和制度的稳定性的态度了吗？这不是一个和再谈判特定的制度性契约相关的问题，它与在国际体系的组织安排上进行更基本的改造有关。如果从两极向单极的过渡的确体现出一种有利于美国的权力转移，它会寻求利用这种权力来维持和扩展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和制度还是会寻求改造它们？

任何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大国对现状的满意程度。⁴¹吉尔平认为，主要国家“将试图改变国际体系，如果预计这么做得到的好处超过预期代价”⁴²。在两极状态的长时期中，美国对成本—收益的算计是否有利于维持现状这个问题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毕竟，“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也就是，在更大的两极体系中的西方一极——总体上是由美国组织和领导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情况似乎是美国将继续是一个满意的首强国——有在单极条件下巩固和扩展美国领导的那一极的巨大动机。但必然是这样的吗？(https://www.daowen.com)

两种不同的逻辑可能会出现。一种逻辑是单极国将成为一种维持现状的力量。它在国际体系中获得了卓越地位，而这个国际体系是由它的权力和偏好强有力地塑造的。它在既有体系中兴盛起来并处于居高临下的权威地位。人们的预期是，首强国会想要坚持这个秩序中的规则和制度并使它们长期存续。但还存在一种修正主义的逻辑。随着向单极的变化，首强国如今有了按照两极时期并不可得的方式重塑国际体系的新机遇。它拥有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似乎在重塑其环境方面也没有什么制约。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将这种观点向前推进了好几步，他认为单极国家虽有权力和机遇，但也有新的威胁和不安全因素，而这或许会使其对国际体系倾向于采取一种修正主义的态度。⁴³

杰维斯认为单极的确创造了倾向于修正主义的动机。一个国家对其利益的界定往往会随着它的权力而扩展。“增长的力量将使追求一整套在过去国家安全不稳定且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实现首要目标的情况下所不能达成的目标变得可能。”制衡约束和相对抗的地缘政治极的消失给予单极国家“根据它的意向，或是根据它想要的那种自我意向重造世界”的新机遇。⁴⁴同时，单极国家对整个世界都担忧起来。它不再是被一个相对抗的超级强国所威胁，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都与其利益攸关。杰维斯指出：“权力和影响力的增长导致了不得不去捍卫的新的地位。”⁴⁵最起码，单极状态给首强国制造了思考（或是重新思考）其支配战略的压力。它不再拥有一个两极对手，它面临的是一系列更加分散的和全球性的烦扰。对于一个在新的程度上强大但也受到新的挑战的首强国家来说，一种修正主义的方略是一种可能会出现的路径。

单极状态，作为一种权力结构，其本身并不必然倾向于保守主义或是修正主义。更多视情况而定的（circumstantial）因素——比如国家的特性、它对于国际秩序和变化的理念以及占优势的体制规则和制度——在塑造其动机和选择时将会非常重要。权力被如此高度的集中且不受制衡这一事实表明，首强国家在选择大战略方面拥有非常大的自主裁量权。正如杰维斯所指出的，“单极状态使国家出离了无政府状态，它改造了（如果不是消解了的话）国际政治”。特别是，“超级强国和它所保护的其他国家的安全关切极大地减轻了（尽管超级强国本身可能既是威胁的来源，也是保护的来源）。因为这种关切是传统国际政治的主要驱动因素，所以这种安全关切极大减轻的影响或许是深远的”⁴⁶。首强国拥有塑造国际体系的力量和机遇，这种情况比在两极或多极体系中更甚。它的选择范围更加宽广了。在单极条件下，无政府状态的压力所产生的制约因素和规训（discipline）极大地失效了。正因为如此，哪些人领导单极国家，以及这些领导人对于安全、利益和什么才是中意的国际秩序的想法，就会变得极为重要。

秩序性质的变化

从冷战两极向单极的变化如何改变了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总体性质？我在第三章提出，“二战”结束后，美国围绕着两种支配战略——以规则支配和以关系支配——建立起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两种战略被用于对其他国家和更大的国际秩序施加政治控制力。一种战略是多边主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方式，最充分地体现在美国与西欧的关系和世界经济治理之中。另一种战略或可被称为毂辐双边主义，这种战略在美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中被采取。选择哪种战略是由与这种战略的功能有关的动机和权衡所驱动的。向单极的变化似乎给美国带来了某种采取毂辐双边主义逻辑的动机——但也是代价。

两种战略各有其好处和代价。多边主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战略构建了可以确立有秩序的关系的规则和制度，这种有秩序的关系可能是更有效率的和更具正当性的，而双边的毂辐战略给单极国家的政策自主性带来更少约束，对更加直接的利用权力来塑造其他国家的政策也带来更少约束。（见表4.1）

如前所述，这两种支配的逻辑分别体现在美国与西欧和东亚的关系之中。美国同意欧洲建立一种多边主义秩序，因为它判定通过北约和其他多边制度对自己权力的约束与其从中所获收益相比是值得的。从它们也可以制约和管束美国经济和安全行为的角度，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愿意接受这些多边协议。美国同意在多边经济秩序中行事并且对欧洲作出以联盟为基础的安全承诺是值得的：它确保了德国和西欧的其他国家可被整合到一个更大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之中。与此同时，借助否决权以及在这些制度中同侪居首的（first-among-equals）地位，对美国政策的实际约束可以被最小化。在东亚，安全关系很快就成为双边性的。美国在东亚居于主导地位但它想从这个地区得到的却不是那么多，因此放弃政策自主性来换取制度性的合作，就不是那么有必要性了。在欧洲，美国有精心设计的方略：统一欧洲、针对共产主义构建制度性堡垒和支持走中间路线的民主政府。这些目标如果仅靠直接施展权力是不会实现的。为了得其所愿，美国必须和欧洲人做交易，这意味着要同意从制度上约束权力并就其权力作出承诺。在东亚，美国更需要的是围绕双边条约来建立秩序，因为多边主义将会给美国的行动自由带来更大的约束。

从某种程度上讲，向单极状态的转变给首强国带来在全球层面采取毂辐双边主义这种动机。单极国家想要的不是与多边性框架相捆绑，而是考虑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套扩展了的保护者—被保护者关系和特殊关系。与美国合作并接受其领导地位的国家可以得到特殊的、双边性的安全和经济报偿。⁴⁷单极的若干特点意味着这种支配战略的动机会得到增强。首先是一直存在于“二战”后的亚洲的一个特点。强化了的权力悬殊给从双边施加影响且最小化有约束力的制度性限制因素创造了机会。单极国家能够更加充分地将其权力优势转化为其他国家迅速作出的切实让步，而且是在单极国家不放弃相应的政策自主性的情况下这么做。其次，单极的兴起使相对抗的极消失了。如前所述，这减轻了对共有威胁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对于冷战时期的多边安全合作又是如此重要。在一种威胁更具差异性且更加碎片化的安全环境中行事，单极国家会产生与单个国家分别谈判安全协议的动机。最后，鉴于单极状态使各国进一步担忧首强国约束自己权力的意愿和能力，双边性条约可以成为一种使它们安心的工具。双边性的伙伴关系为显示战略克制和承诺提供了一种途径。

但显然，多边主义的支配战略仍然是有用的。如果单极状态对整个治理体系有一种影响的话——如果它改变了“二战”后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特征，它是通过影响支配战略的混用方式来实现的。单极本身作为一种独特的权力国际分配，它本身并没有产生一种特别的支配战略。更多视情而定的因素在影响单极国家对支配战略的选择方面也是很重要的，这种选择受到单极国家如何算计自己的利益以及如何判定不同治理安排的成本收益的驱使。

正当性、可预见的权力转移和可信的克制

一个单极国家会在何种程度上寻求摆脱或者重新谈判它的旧的制度性契约？这里提出的观点是，从两极向单极的转变的确为首强国带来了重新谈判旧的契约并改变其支配战略的动机。在冷战两极条件下，美国采取的支配战略混合了以规则为基础的战略和受保护国战略。单极的兴起为它从正式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战略上退出创造了新的机遇。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动机也具有两面性。在决定首强国在多大程度上会继续依靠以规则为基础的战略方面，有三个因素是最重要的——与正当性有关的压力，对于未来权力转移的考量，以及在不采取制衡的情况下针对权力确立可信的克制的能力。

从两极向单极的转变的确给首强国带来了正当性方面的难题。在两极条件下，首强国积极地提供安全和公共物品，因为它在对另一极进行制衡。首强国作为体系制衡者的功能性角色使其他国家更易于认识到首强国的权力是正当的。首强国有切实的动机来使自己的权力变得具有正当性，因为它与另一极展开了竞争。它想要培养同一阵线的伙伴，并使它们一直成为其两极同盟中心甘情愿的成员。为了这么做，它会利用多边主义的制度和对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承诺作为其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战略是为了维护它的正当性以及确保其他国家愿意参与进来并遵守规矩。⁴⁸随着单极的兴起，首强国要维系他国对其正当性的理解会变得更加困难。如果正当性丧失或减少，首强国将如何回应？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单极状态下的首强国来说，正当性的丧失或减少会给它带来多大代价？

如果制衡不再成为对首强国的约束——对其使用权力的潜在制裁——诸如正当性丧失这种更加难以捉摸且更无形的代价会不会作为一种约束和惩治而产生持久的影响呢？在其可能达到的程度，单极国将继续通过在其治理战略中利用多边制度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关系来寻找优势。这种正当性方面的代价是不易估量的。在如何认识丧失的正当性和计算其代价方面，单极国决策者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但是代价越大，单极国就越是可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支持自由主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⁴⁹

单极国内部的领导人对本国未来权力地位所作出的判断是第二个方面的因素。如果这些领导人相信单极的权力分配是半持久的（semipermanent），也就是说，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权力分配仍会延续，他们就不那么会对把本国嵌入规则和制度这种可能性作出回应。另一方面，如果领导人认为单极将在未来的数十年中让位于一种两极或多极的权力分配，对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方式的价值，他们就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单极权力持久性的乐观评估将让领导人有理由忽视正当性方面的损失。单极国家所领导的国际秩序在规范方面的受认可度会下降，但是如果单极权力的物质基础还在的话，领导人就会推断他们仍然能够在不得到其他国家全面赞同的情况下实现其目标。与对规则和制度作出约束性承诺相关的自主性缺失的代价就可以被避免——至少从这些承诺之所以被作出主要是为了培育正当性和获取赞同这个方面来说。

但是如果主导国的领导人判断单极的权力分配将会很快或者最终会结束，对于规则和制度的不同考量就可能会出现。这会促动单极国家建立一套能够超越单极状态而持续下去的规则和制度，为首强国在其相对权力下降时创造一种有利的制度环境。对规则和制度进行投资这种动机就会作为首强国思维的一种考量而出现。⁵⁰这种考量不会成为塑造首强国对治理战略看法的一种孤立的因素。在对特定的制度安排作出抉择，以及该国对单极条件下的国际秩序特性决定采取的总体态度方面，这种考量可能会发挥一定的平衡性作用。

最后，对于规则和制度是作出承诺还是要远离这种承诺，塑造这方面动机变化的另一个因素是，这些承诺是否实际上会为单极权力的施展确立可信的约束和限制。制度性契约——不管是在冷战两极状态下还是在单极状态下达成的——取决于嵌入在协议之中的约束和承诺的可信性。如果一个国家对协议将对其他国家产生某种塑造和约束的效应不是相当有信心，它就不会愿意限制自己的政策自主性。在冷战期间，美国的约束和承诺的可信性是由两极的体系结构本身以及美国维持反苏联合阵线的动机所支撑的。当权力结构成为单极时，较弱国家必会提出的问题是：对武断和肆意的权力运用的那种制度性约束仍然是可信的吗？

结论

单极是世界直到近年才看到的一种特殊的权力分配。它是一种物质实力被高度集中的国际体系。某个单个国家居于其他国家之上，控制着各类权力资源。在两极和多极体系中，权力分散在若干大国之中。相反，在单极体系中，一国居于他国之上。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一个单极国家。它的强大独一无二，处于一极（one-pole）的全球体系的中心。本章探讨了单极的成因和影响。第一个观点是，虽然权力前所未见地被集中在一个国家手中，但反制回应并没有出现。传统的制衡回应的缺失令人费解。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限制了其他大国集聚足够力量挑战单极的能力。世界政治的地理布局对其他大国向美国发起挑战构成了地域上的阻碍，从而增强了对制衡的限制。地区性的均势制约了全球性均势的展开。相反，美国在被大洋与其他大国隔开的情况下，其权力得以增长。

然而，这些对于制衡缺失的解释会假定有一种制衡的需求——而这并非是显而易见的。核武器降低了被大国侵略的威胁，这使单极本身变得不是那么具有威胁性。大多数的主要大国是民主国家这一事实在缓解安全竞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否则会把该体系推向一种制衡回应。

最重要的是，美国这一极的政治—制度特性对单极的兴起和作用具有影响。围绕在美国旁边的大国积极寻求与美国单极所创造的组织性空间（organizational space）相连结并在其中行事。冷战时期将它们自己与美国捆绑在一起的民主国家在单极条件下仍然与美国联系在一起。亚洲和东欧的其他国家也融入了美国所领导的秩序。这不仅仅是美国的威胁性还不足以引发制衡，而是这个单极的政治型态具有一种开放的和融合性的（integrative）逻辑。美国是一极全球体系中的结点。美国所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为各国提供了其他备选秩序或势力范围所不能提供的好处和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说，单极是世界政治中其他备选的组织性结点逐渐消失的结果。

虽然制衡没有出现，单极的确改变了一系列与规则和制度的构建相关的动机和限制因素。重新界定制度性契约的动机是存在的。在负担分享和免费搭车方面出现的冲突与单极有关。对于多边主义的秩序逻辑和毂辐式的秩序逻辑，单极国家可作出选择并且可拥有不同的动机。单极国家的选择取决于它如何估量正当性，如何作出可信的承诺，以及如何回应单极衰落的前景。

单极——被理解为一种一极的全球体系——不只是权力分配的反映，也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组织性特征的反映。若此，即便是物质实力的分配朝着远离美国的方向变化，全球体系仍然可以维持单极的政治特性。美国与他国之间权力悬殊的相对下降并不会必然导致新的极或新的均势体系的形成。关键问题是处于单极条件下的美国是否会继续支持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矛盾的是，美国相对权力下降这一前景会为美国重申对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承诺带来动力。最终，正是国际秩序的这些自由主义特性迟滞和减轻了重回多极状态这种后果。

注释

1．如果国际体系“有一个国家，与其他所有国家相比，该国总的实力份额使它毫无疑问地处于唯其存在的一个等级中”时，这个国际体系就是单极的。G.John Ikenberry，Michael Mastanduno，and William C.Wohlforth，“Introduction：Unipolarity，State Behavior，and Systemic Consequences,”World Politics 61，no.1（January 2009），5.

2．参见第二章关于无政府状态和均势理论的讨论。

3．Kenneth 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no.1（Summer 2000），5—41.

4．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Why Great Powers Will Arise,”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no.4（Spring 1993），5—51；Christopher Layne，“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America's Future Grand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no.1（Summer 1997），86—124；and 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The Com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polar Mo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no.2（2006），7—41.

5．Robert Pape，“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no.1（Summer 2005），7—45；T.V.Paul，“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Primacy,”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no.1（Summer 2005），46—71；and Stephen Walt，Taming American Power：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Primacy（New York：Norton，2005），126—132.关于对软制衡的质疑——是否存在、重要性以及如何量度，见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no.1（Summer 2005），72—108；and Keir A.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Waiting for Balancing：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no.1（Summer 2005），109—139。

6．关于较弱的二等国家采取的应对和抗拒美国单极力量的各种战略的探讨，见Stephen M.Walt，Taming American Power：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Primacy（New York：Norton，2005），chaps.3 and 4。

7．Ikenberry，After Victory，chap.7.

8．如希望从总体上把握单极条件下的制衡逻辑，见Ikenberry，America Unrivaled；T.V.Paul，James J.Wirtz，and Michael Fortmann，eds.，Balance of Power：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9．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Random House，1987）.

10．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1．沃尔弗斯对这一观点作了最为系统性的阐发，见William 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no.1（Summer 1999），4—41；William Wohlforth，“U.S.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in Ikenberry， America Unrivaled，98—118。

12．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大国政治的悲剧》这本书中强调了“推卸责任”这个问题，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orton，2001），chap.6。

13．关于制衡不足（underbalancing）这个问题，见Randall Schweller，Unanswered Threats：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杰克·利维（Jack Levy）认为，关于均势的现实主义理论限定了很多条件，因此在广阔的国际历史长河中看不到制衡的逻辑这一点不足为奇，见Jack Levy，“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and When?”in Paul，Wirtz，and Fortmann，Balance of Power，51；Jack Levy and William R.Thompson，“Hegemonic Threats and Great-Power Balancing in Europe，1495—1999,”Security Studies 14，no.1（2005），1—31。关于对世界历史上（包括前现代和非西方的背景下）均势的概述，见Stuart J.Kaufman，Richard Little，and William C.Wohlforth，eds.，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New York：Palgrave，2007）。

14．Brooks and Wohlforth，World Out of Balance，chap.2.

15．关于民主和平论的研究极为丰富，见Michael Doyle，“Kant，Liberal Legacies，and Foreign Affairs,”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1983），205—235，323—353；Bruce Russett，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16．这个观点并不仅是民主国家相互之间不打仗，也是指民主国家拥有的“契约性优势”（contracting advantages）可以使它们发展更彻底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反过来会提供显示克制和承诺的途径，而克制和承诺可以降低不安全因素，否则，这种不安全因素仍会存在于权力关系不平等的国家之间，见Charles Lipson，Reliable Partners：How Democracies Have Made a Separate Pea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关于安全共同体，见Karl Deutsch et a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Security Communiti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7．关于自由民主国家对美国单极和霸权的相对支持，见John M.Owen，“Transnational Liberalism and American Primacy：Or，Benigni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239—259；Thomas Risse，“U.S.Power in a Liberal Security Community,”260—283；both in Ikenberry，America Unrivaled。

18．参见第二章的有关数据。

19．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20．如泰勒（A.J.P Taylor）所言，那个时期从欧洲的角度看，“美国似乎……不仅是在另一个大陆上，而是在另一个星球上”。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the Mastery of Europe，1848—191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xxxiii.

21．A.J.P.Taylor，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London：Hamish Hamilton，1945）.

22．G.John Ikenberry，“American Unipolarity：The Sources of Persistence and Decline,”in Ikenberry，America Unrivaled，291—293.

23．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大得不同寻常的资源或实力份额，而且如果它在国家实力的各个组成部分上都是超群的，最重要的是，在“人口和领土规模、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政治稳定性和能力”方面是超群的话，这个国家就占据了一种极的地位，见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31。关于有关极的问题的研究文献的重要综述，见Barry Buza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London：Polity，2004），chap.3。

24．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25．如布赞所言，“极可以被用来阐发有关利益冲突、均势和战争的现实主义假说，它同样可以非常容易地与［下列论说］相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学对领导地位和集体物品供给的关注，葛兰西学派对霸权的关注，全球主义者对支配核心（a dominant core）的关注，世界体系对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体的关注，以及英国学派对大国管理和国际社会的关注”，Buzan，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32。

26．我用“极”这个概念指那些拥有综合物质实力的国家，这是一个标准定义。我用“结点”这个概念指国际体系中的首强国的政治和组织方面的特性。极的意涵经常也包括国家的组织性特征——它们建立联盟和势力范围并由此与其他极进行竞争的能力。实际上，一国的权力——以及它成为一极的能力——至少部分地是由其积聚物质力量并在组织方面应对权力政治的能力来界定的。但是在极和结点这两个概念之间作出区分是有用的。见Emilie M.Hafner-Burton and Alexander H.Montgomery，“Power Posi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Social Networks，and Conflict,”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0，no.1（February 2006），3—27。

27．参见Ikenberry，After Victory。

28．Anne-Marie Slaughter，“America's Edge：Power in the Networked Century,”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9）.另见David Singh Grewal，Network Power：The Social Dynamics of Globalizatio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关于网络和国际冲突的讨论，见Zeev Maoz，Lesley Terris，Ranan D.Kuperman，and Ilan Talmud，“Network Centra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1816—2001：Does it Pay to Be Important?”working paper，November 2004。

29．关于从这种角度对美国对外政策的阐释，见Dan Drezner，“The New New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 86（March/April 2007），34—46。

30．沃尔特探讨了单极条件下的同盟关系的逻辑，关注点是单极国家利用同盟来管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方式以及较弱国家影响单极国家的战略。Walt，“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World Politics 61，no.1（January 2009），86—120。

31．参见Ikenberry，Mastanduno，and Wohlforth，“Introduction”。

32．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1965］）.

33．Kenneth Oye，ed.，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34．参见第三章引用的研究文献。

35．Charles 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36．Valerie Bunce，“The Empire Strikes Back：The Evolution of the Eastern Bloc from Soviet Asset to Liabil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9，no.1（1985），1—46.

37．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hap.9.

38．Hedley Bull，Anarchical Society.

39．Ikenberry，After Victory，chap.3.

40．Michael Mastanduno，“System Maker and Privilege Taker：U.S.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World Politics 61，no.1（January 2009），121—154.

41．E.H.Carr，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an，1951）；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Knopf，1958）；Randall 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no.1（Summer 1994），72—107；Robert Powell，“Stabil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World Politics 48，no.2（1996），239—267.

42．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hap.2.

43．Robert Jervis，“Unipolarity：A Structural Perspective,”World Politics，61，no.1（January 009）.

44．Ibid.，199.

45．Ibid.，200.

46．Ibid.，194.

47．Jakub J.Grygiel，“Imperial Allies,”Orbis 50，no.2（Spring 2006），209—221.

48．基尔希认为，在两极条件下，主导国会特别关注其正当性，或至少比在多极和单极体系中要更加关注。“与在多极或单极体系中相比，霸权国在两极国际体系中往往会更加关注它们的势力范围的稳定性，因为背叛通常会给另一个霸权迅即带来收益。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预计到，相对来说更付出更大努力来使支配具有正当性，很多情况下会利用多边制度。”Nico Krisch，“International Law in Times of Hegemon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6，no.3（2005），369—408.

49．关于正当性发挥作用从而施加代价以及规制单极力量施展的方式，见Martha Finnemore，“Legitimacy，Hypocrisy，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Unipolarity：Why Being a Unipole Isn't All It's Cracked Up to Be,”World Politics 61，no.1（January 2009），58—85；Christian Reus-Smit，American Power and World Order（London：Polity，2004）。

50．该观点详见Ikenberry，After Victory，cha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