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体系的兴起
第五章
美国体系的兴起
导言
20世纪中期，在经济萧条和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及在冷战的阴影之下，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开始着手进行国际秩序的构建。通过设计、改良、选择和必要之举（necessity），美国把西方体系的治理安排塑造成一种靠伙伴关系、条约、机制和大契约（grand bargains）维系的秩序，这种秩序围绕着多层面的协议建立起来，这些协议促进了市场的开放，使民主国家与反对共产主义的专制政权捆绑在一起，创造了一种范围广阔的安全共同体。的确，在1944年至1951年间，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世所未见的、最集中的制度构建。他们帮助建立了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日同盟。他们承担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以及重建西欧这些代价高昂的义务。他们支持了德国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并将这两个国家纳入当时正在形成的西方体系。通过《大西洋公约》、《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他们明确表达了一种关于进步性的国际社会的新愿景。
其结果就是出现了一种带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等级性秩序，它是以美国与欧洲和东亚国家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安全契约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美国提供安全，倡导相互商定的规则和制度，在管理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反过来，其他国家与美国联系在一起并在美国领导更大秩序时给予它支持。美国支配了这一秩序，但美国支配地位所带来的政治空间是围绕着可促进克制、承诺、互惠和正当性的伙伴关系以及协商而得的规则与制度确立起来的。
秩序构建是一项非凡的事业。它是美国的国际主义在经历“一战”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战间期的失败之后获得成功的象征。它将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大国政治和国家安全的新的形态融合在了一起。它标志着“长久和平”（现代历史上大国之间不发生战争的最长时期）的开端。它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从几乎所有重要方面而言，我们仍然生活在战后进行国际秩序构建的那些戏剧性岁月中所创造出来的世界。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秩序呢？这个问题既关系到它的性质（特征和逻辑），也关系到我们如何将它作为一种历史性—政治性结果去解释。从理论和历史视角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呢？如果我们大致称之为自由主义霸权秩序，那么，是什么样的契约和制度赋予其特殊的逻辑和性质？此外，在创建这种秩序方面为何美国成了领导者？历史上，并没有哪个世界强国寻求建立这种秩序。是美国的哪些特殊之处（它的权力、地位和理念）让这项事业得以产生？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在本章提出了四个观点。第一，美国领导创立了一种特殊的国际秩序，它将制衡、统制与赢得同意这三种可带来秩序的方略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秩序为在其中行事的国家确立了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治理安排，它通过规则和关系确立了一种等级性的统治体系。等级结构和支配与赢得同意和法治相融合。特别是存在三个赋予该秩序自由主义性质的特征：公共物品的提供，以规则为基础的合作，以及表达意见的机会和广泛的互惠性。这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种由美国领导的、开放而民主的政治秩序。
第二，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实际上是两项秩序构建事业的结合。一项受到了与苏联展开的冷战斗争的推动，围绕着威慑、遏制、联盟和两极均势建立起来。另一项的目标是在西方民主国家间创立一种开放、稳定和可管理的秩序，美国的官员们早在冷战上演之前就开始对此事业进行构想——至少可追溯到1941年《大西洋宪章》发表之时——借助和更新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当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出现时，它便处于一个更大的两极全球体系之中。当冷战结束时，它从一种内部秩序变为一种外部秩序，也就是说，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逻辑扩展到了更大的全球体系。
第三，这一秩序并不是按照某个单一愿景构想的，也不是强加于世界的。它是在摇摆起伏的政治过程中被拼凑到一起的。美国的最初念头是想力促其他国家建立一种更深程度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开放秩序。但这种愿景的复杂性以及最终呈现的那种秩序的复杂性在美国和其他西方主要国家应对一系列境况的过程中越发增强：欧洲的经济乏力和政治脆弱性，苏联威胁的上升，国内政治限制，以及各国政府之间讨价还价和制度建设的持续进程。在新出现的美国领导的这一秩序中，那些具体的契约和制度也是有差异的，特别是美国和它的西欧伙伴和东亚伙伴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和安全关系。当这个进程展开时，美国逐渐承担起霸权角色和责任。那种最初构想的自立的（free-standing）、自我管理的国际秩序最后变成了一种更像是属于美国人的事业。美国不单单是这个秩序的参与者，美国的经济、政治及其所延展出来的伙伴关系和承诺构成了这一秩序的核心。
第四，一些境况促进和加强了美国领导的这一秩序的自由主义特征。美国对于战后秩序的想法并非帝国主义式的，恰恰相反，最开始的想法就是要建立一种不被华盛顿直接管理的体系。美国也是一个离岸者，即与欧洲和东亚的大国政治所带来的迫近压力和不安全因素撇清瓜葛。这意味着，当冷战出现时，美国在这两个地区的盟友更担心的是被抛弃，而不是受到支配。美国能够在不威胁让地区自主性全然消失的情况下提供安全援助。这一秩序的西方核心建立在民主社会之间和多层面制度的基础上，这些制度有助于增加互惠和发表意见的机会。最后，与多边主义规则和制度共存的受保护国关系创立了补偿给付（side payments）、互惠、讨价还价和相互调整（mutual adjustment）这些机制。
这种秩序的特征和逻辑与之前所存在的任何秩序都不同。它既是等级性的，又大致以规则为基础。它的约定条款更多是来自于协商而非强加。对美国霸权支配需求的满足是通过提供规则和制度并形成一系列保护者—受保护者关系来完成的。
美国和战后秩序的构建
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大战之后像1945年时的美国那样，处于塑造国际秩序的如此有利的位置。它从历史上最暴力和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国家。当其他主要国家，无论是轴心国还是同盟国，眼见着自己的产业经济被战争破坏和摧毁时，战时动员却让美国摆脱了经济萧条。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二战”期间增长了60%，“二战”结束时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力量，生产的武器数量比所有轴心国加起来还要多，大约相当于苏联武器产量的三倍。正如莱弗勒（Melvin P.Leffler）所称：“1945年，美国的黄金储量占世界黄金储量的三分之二，其用于投资的资本占世界的四分之三，运输船只占世界的一半，生产能力也占世界的一半。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苏联的三倍，是英国的五倍还要多。”1这场战争（至少暂时地）减弱了其他强国的权势，但它却把美国变成了一个全球超级大国。2
保罗·肯尼迪捕捉到了这一战后现实：
鉴于美国所处的非常有利的经济和战略地位，美国的势力在1945年后便向外迅猛发展。这对于熟悉国际政治历史的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随着传统大国的衰败，美国稳步地填补了它们撤走后所留下的真空。在变成头号强国后，美国就不会再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疆界内，甚至也不会局限在自己所处的半球内……然而，很多美国人（特别是军人）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能很快回国，将美国武装力量的部署恢复到1941年以前的状况。这种想法会使丘吉尔之辈感到吃惊，也会吸引奉行孤立主义的共和党人的注意力，但要使时钟倒转是不可能的。犹如1815年后的英国人那样，这次轮到美国人发现他们在各地的非正式影响已发展成为无法摆脱的更加正式的影响了。像英国人一样，每当美国人想画一条安全界限时，他们就会发现“不安全的新边疆”。“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已然到来。3
如果说战争可以为秩序构建创造机遇，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方面简直做到了极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存在的体系已然崩溃了，处理大国关系的旧的安排混乱不堪、不足为信。美国已成为一个拥有新的和广泛的国际利益的地缘政治巨兽（behemoth）。它的权力触及全球，从而获得了以其他国家不曾有的方式构造世界的机遇。正如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A.Frieden）所言：“美国权力在增长，而欧洲的权力已衰退，这一事实使人们更加清楚，美国可以对世界为所欲为。”4
美国的官员们认识到了这种机遇。政策规划者和设计师提出了各种不同想法，但大体上他们都具有一种重构整个国际环境而非仅是保护和推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念头。也就是说，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以整体环境为导向的（milieu-oriented）大战略，而不是那种着眼于自身地位的（positional）大战略。着眼于自身地位的大战略指的是，某个大国寻求对抗、削弱、遏制和限制某个挑战国或国家集团的权力和威胁。纳粹德国、帝国主义日本和苏联阵营都曾促使美国实施这种着眼于自身地位的大战略。以整体环境为导向的大战略指的是，某个大国通过构建国际合作基础，促进世界各个地区的贸易和民主以及确立伙伴关系，使国际环境符合其长期安全和利益。5
在追求着眼于整体环境的大战略方面，美国处于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位置。旧秩序的崩溃和新获得的全球实力地位赋予美国一个好机会，去做那些很少有其他国家能够做的事情：塑造战后国家在其中行事的全球框架（规则、制度和关系）。问题在于，美国想要创造一种什么样的环境。
美国战后秩序的构建经历了若干阶段。首先，罗斯福政府努力发展和更新威尔逊的愿景。与威尔逊的观点类似，那将是一个同一世界体系（one-world system），大国在该体系中可以合作保障和平。“美国过去并没有参加什么重塑世界的战争，”历史学家沃伦·金博（Warren Kimball）认为，“但一旦参战，改革世界的思想就成了指导罗斯福行动的前提。”6大国要共同努力，在一个新的全球组织中提供集体安全。7与威尔逊相比，罗斯福的愿景的确预示了一种更具等级性的体系。这一愿景还包含了一种关于国际制度如何管理经济和政治相互依赖的更成熟的想法。罗斯福战时发表的“四大自由”宣言，《大西洋宪章》对一种可以支持全面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战后秩序的拥护，赋予自由国际主义一种更为宽泛的议程。如果大国和治理机制能够比威尔逊所想的拥有更多权威，罗斯福倡导的这个体系就会成为一个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各国会像“一家人”（family circle）那样来管理这个体系的开放性和稳定性。8
后来，这种威尔逊式自由主义秩序愿景的更新版让位于一套更具深远影响、更复杂的安排。与最开始所设想的相比，最终出现的结果要更加的以西方为中心，更加的多层面，并具有更加深厚的机制性，它使美国要对这个体系从政治和经济上进行直接管理。欧洲的虚弱，苏联威胁的逼近，以及建立制度并使其发挥作用的现实需要使秩序构建的任务发生了转型。对威尔逊式自由主义秩序愿景的更新版最后变成了真正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领导人（罗斯福和后来的杜鲁门）力求运用这个国家的权力优势来创造一种开放、友好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一个开放的秩序可以促进不同地域之间的自由贸易；贸易有助于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也会给其他国家和整个秩序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一个友好的秩序可以确保在欧洲和亚洲不会有敌对的、修正主义大国崛起并在这些地区强加霸权；其他国家对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控制将不可避免地把美国排除在外，威胁美国作为拥有扩展的全球利益的大国的生机。此外，一个稳定的秩序可以保持数十年，作为一种半永久性的政治体系来发挥作用，促进以集体方式解决问题，抵制敌对国家的支配，为美国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
战后秩序应当是开放、友好和稳定的，美国的官员和政策制定者对此形成了广泛的一致，但是对具体的措施（政策步骤、制度和承诺）仍存在争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通过一种作用和反作用、谈判和调整的过程，美国的战略发生了相当大的演变。一开始，美国所设想的是一种大体上自我运转的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体系，没有什么国家来主管这个体系。按照罗斯福的设想，战后的安全体系将以联合国安理会作为促进安全合作的中心机制。在建立战后秩序时美国或许还会发挥一种具有决定性的领导作用，一旦秩序被建立起来，华盛顿将不会负责经营它。
美国官员在战后所面临的现实情况使这种目标变得不可能实现。战后欧洲经济和政治上的虚弱，苏联威胁的增强，以及美国和它的未来伙伴之间持续开展的讨价还价都对秩序构建带来了影响。重建西欧以及如何应对苏联侵犯的问题导致秩序构建的过程变得漫长而复杂，而这又反过来改变了美国所同意的契约、机制和承诺。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管理从布雷顿森林愿景变成了以美元和美国国内市场为基础的愿景。安全合作的管理者从联合国安理会变成了北约和其他美国领导的联盟。由此，战后的安全和经济体系变得不那么像是全球体系，而更多是一种西方体系。的确，在很多方面，这一秩序本身成了美国的国际延伸物（international extension）。
这个逐渐发生的秩序构建过程包含了两项美国领导的地缘政治事业。一项是战后最初数十年所进行的冷战事业，这项事业旨在解决苏联带来的问题。另一项事业是将资本主义国家团结在一个开放和稳定的体系之中，旨在解决20世纪30年代所面临的那种问题。后一种关于秩序的自由主义愿景为战后秩序的美国设计师们提供了最初的灵感，但是随着20世纪40年代的展开，美国对外政策的所有其他方面都被冷战的阴影所遮蔽，自由主义秩序被静悄悄地建立在两极体系之中。
冷战秩序围绕着两极、遏制、威慑和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建立起来。与之相比，建立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战略则要更加发散和宽泛。至于这种自由国际主义方略是旨在推进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大战略”，这倒并不是那么明显。挑战并不在于威慑或遏制苏联权力，而在于为一个可使美国繁荣兴盛的国际秩序打下基础。这种动机存在于冷战之前、冷战之中和冷战之后。即便在冷战正酣之时，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宏大战略利益仍然受到重视。例如，著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NSC-68）战略规划文件不仅设计了遏制理论，还明确提出了建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论说。这份文件称，美国需要“建立一个欣欣向荣的国际共同体”，“即便没有国际威胁，我们也将这么做”。目标就是营造一个“美国制度能够生存并兴盛的世界环境”。9
到了40年代晚期，开放和遏制这两项密切相关的事业交汇在了一起。与西欧和东亚建立的安全伙伴关系和开放的经济关系对于进行冷战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冷战的需要强化了美国与其伙伴之间的合作，并为美国领导人赢得了国内支持。吉尔平认为，苏联威胁对于促进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团结和提供使世界经济凝聚在一起的政治粘合剂是至关重要的。在他看来，随着时间发展而出现的，以美国领导的复杂政治秩序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美国的市场和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美国对欧洲和亚洲的军事保障为日本和西方民主国家开放它们的市场提供了国家安全方面的依据。自由贸易有助于巩固联盟，联盟反过来又有助于经济争端的解决。在亚洲，日本和其他较小的东亚国家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取决于美国进口其产品并承受巨额贸易逆差的意愿，美国和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盟关系使这种状况在政治上可以被接受。10
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逻辑
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美国官员的核心战略目标是建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那么，建立这一秩序的具体方式和手段是在战后的那些岁月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战后秩序存在着七种逻辑。它们融汇在一起，构成了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
开放的市场
在“二战”期间，罗斯福政府对于如何以最好的方式组织战后体系有各种不同想法，但其中一个想法非常突出，即美国需要促进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这出自一种信念，即美国要想作为一个全球力量生存和繁荣起来，就需要获取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和市场。开放的市场对于维持战后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贸易和资源流动仅限于自己所在的这个半球，美国的经济就无法运转起来。正如罗斯福在1940年宣称的那样，美国一定不能成为“世界的一个孤岛，而这个世界被武力哲学所掌控”11。从20世纪30年代得到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教训支撑了这种信念。正是世界经济的封闭（保护主义和敌对性地区势力范围的形成）导致了秩序的崩溃和大国战争。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在1941年曾言：“未来的和平必须考虑到经济问题，否则，经济就会成为发动侵略的温床。”12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其他大国开始构筑封闭的、对抗性的地区阵营，美国的地缘政治运作空间出现萎缩。德国寻求与东欧国家签署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以巩固它在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范围。日本则推行一场更公开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运动。英国采取了不那么张扬却具有侵略性的方式，推行一种与其他英联邦伙伴国开展带有歧视性经济合作的战略，也就是围绕着帝国特惠体系（imperial preference system）建立无固定领地的经济阵营。到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世界着实被切分成若干相对隔绝的经济阵营，美国官员认为这些对抗性的集团应为战争的爆发担负部分责任。13
至少在最初时，杜鲁门总统也持这样的看法。在1947年3月于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发表的演讲中，他明确提出了“经济和平”这一观点，并为他的低贸易壁垒和战后贸易组织政策吁请支持。在他看来，经济和政治（贸易和治国理政）的不可分割性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了体现。“30年代经济战每次开打一场新的战役，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结果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从斯姆特—霍利关税政策开始，世界继而走向渥太华会议和帝国特惠制，从渥太华会议再到纳粹德国采取的那种复杂而具体的限制。各国将正常的贸易扼杀，并歧视它们的邻国，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因此，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成了“我们和平规划的基石”之一。14
罗伯特·波拉德（Robert A.Pollard）把这种重建开放的世界经济的普遍信念称之为美国决策圈内的“战后共识”。美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华盛顿应在创立战后国际制度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这些国际制度将稳定各国货币、消除金融危机、促进世界商业，还包括一个能够威慑侵略的新的集体安全组织。一个可以发挥适当作用的世界贸易体系将增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它们会前思后虑，这会提高侵略的代价”15。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通过合作性的制度安排予以管理）将会给各国提供平等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和平的经济竞争，对资源的非歧视性获取，开放市场所带来的效益将创造可以服务于美国长期和广泛利益的国际环境。
开放的市场可以为建立以法治为依托的更大的多边体系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础。关于如何组织全球体系的深刻信念将美国决策者们的经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各方面思考聚集在一起。16使世界经济重新开放的战后努力让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的不同群体的战略家和决策者联合在了一起。有一派官员支持以开放市场作为战后秩序的组织理念，这派官员是战争期间国务院的自由贸易拥护者，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为首。赫尔和他的同事们支持以美国领导的经济相互依赖作为确保繁荣和稳定和平的唯一途径。正如赫尔在1938年11月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所言：“我相信，没有国际贸易的扩展，且这种贸易建立在公平交易和对所有人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就不会有稳定与安全……我相信，如果一个国家脱离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有序贸易关系，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该国国家事务的全方位严格统一管制，就会导致人权受到压制，所有人都会非常频繁地为战争和对别国摆出挑衅姿态而做准备。”17与自由贸易相比，赫尔实际上更强调非歧视和平等的商业机会。根据这种被广泛共享的美国式的想法，开放的市场将同时推进两大目标。它可以确保美国能够获取世界各地的市场和原材料，这是美国官员们自19、20世纪之交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后就一直追求的目标；开放的市场还将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和相互依赖，这反过来会带来各国在和平的国际秩序方面的共享利益。正如助理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在1945年4月所言：“只有各国的共同努力和共同繁荣，和平才有可能，这一点受到广泛的承认。这就是为什么和平的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一样重要的原因。”18
政府内外的战略规划者是另一群支持开放市场的人。自20世纪30年代，这些智囊人士就开始质疑美国仅局限于西半球能否继续保持工业大国地位。在战争期间进行的一项重要的规划实践中，专家们研究了被称之为“大区域”（Grand Area）的课题，“大区域”即指美国为维持其全球力量地位而需保证进入权利和进行一定程度控制的地理区域。对外关系委员会召集一批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组成“战争与和平研究小组”，就何种战后国际体系最符合美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展开了争论。对于这个小组，有一点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唯一足够大的区域就是受美国推动的整个世界经济体。对这一点的认识是一步步产生的，跨越了一系列的障碍”。19单单一个美洲半球不够大，美国必须拥有亚洲和欧洲的市场及原材料的安全。20实际上，美国需要的“大区域”就是整个世界，或者至少是这个世界的主要地区。如果环欧洲和亚洲地带被一个或若干敌对帝国所掌控，就会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安全影响。为保持自身大国地位，美国不得不谋求欧洲和亚洲的开放、进入权和平衡。
战后的国防规划者也持有这种看法，即美国必须能够获取亚洲与欧洲的市场和资源。当战争行将结束时，防务官员就开始感到，美国安全利益的维护需要在亚洲和欧洲构建一套复杂的前沿基地体系。仅仅在西半球设置防卫力量是不够的。21国防官员也将获取亚洲和欧洲的原材料以及防止它们被潜在的敌国所控制视为美国的安全利益。莱弗勒认为：“哈里·史汀生（Henry Stimson）、罗伯特·帕特森（R.Patterson）、约翰·麦克洛伊（John J.McCloy）以及助理国防部长霍华德·彼特森（Howard C.Peterson）都赞同詹姆斯·福雷斯特尔（James V.Forrestal）的看法，即美国的长远繁荣需要一个开放的市场，对原材料的无障碍获取权利以及欧亚大陆上的大部分地方（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复归自由资本主义的路线。”22的确，体系是否正当合理，部分是从它们对获取原材料的影响以及防止这些资源被对手得到这个角度来判断的。一些防务研究甚至主张，战后对欧亚大陆的开放和进入权的威胁更多是社会性和经济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正是经济上的混乱和政治上的动荡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真正威胁，它们会导致自由民主社会和西方式政府的瓦解。在1947年年中，一份中央情报局的研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西欧经济崩溃并继而加入共产主义势力圈的可能性。”23对资源和市场的获取权、社会经济的稳定、政治的多元性以及美国安全利益，所有这些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经济安全和社会契约
美国官员们还相信，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应可巩固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新政时期的进步自由主义理念成为美国战后愿景的一部分。民主的工业国家可以为大西洋世界中的社会提供一种新水准的社会支持——安全网（safety net）。如果这些国家的公民要生活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中，他们的政府就需要采取措施，通过福利国家（失业保险、退休保障和其他社会保护）来稳定和保护这种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通过这样做，战后体系的设计师们寻求获得国内支持并围绕新的国际秩序在各国内部建立一种全方位的政治联合体。自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这一努力反映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开放的世界经济既可制造赢家也会带来失败者。经济学家指出，在一个开放体系中，赢者愈赢，输者愈输，只有存在补偿和调整机制，整个社会才有可能获益。正是这种机制（现代福利国家）的建立为一个在经济上实现整合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提供了基本支撑。24这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1年《大西洋宪章》中所明确提出的主题思想。这份关于原则的联合声明主张自由贸易、所有国家平等获取世界原材料的权利，以及在经济领域进行国际合作，从而提升劳工标准、就业安全和社会福利。罗斯福和丘吉尔向全世界宣告，他们已经吸取了战争期间的教训，那些教训主要是关于如何合理地组织西方式的世界经济。25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和欧洲关于经济安全和社会保护的理念发生了演化。安全的意涵扩展了——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大萧条和新政带来了“社会安全”的理念，世界大战的暴力和破坏性带来了“国家安全”的概念。这不仅仅是一个新的专业术语，这是有关安全的新的和更加全面的国际化理念。在之前的几十年中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安全这个概念还不是很普遍。用得最多的说法是国家防卫（national defense），仅指保护国土不受传统的军事攻击。在“二战”期间，国家安全这个新概念出现了，它是指一种积极的、长期处于动员状态的、涵括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国家安全新思想。26国家安全要求美国通过规划、协调、发掘资源、建立联盟等方式，积极尝试塑造其外部环境。在1944年1月11日发表的“炉边讲话”中，罗斯福阐述了这种更宽泛的国家安全概念，“关于未来的一个最重要目标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安全，这既是针对每个国家，也是针对联合国在这个同一世界中可联系起来的所有国家。安全不仅意味着可以防范侵略者攻击的实体安全，也是指在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中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道义（moral）安全”27。
这种对经济安全的新的强调的一个体现就是布雷顿森林协议体系，这一体系赋予各国政府管理经济开放性的新的工具。对于美国毫不掩饰的经济开放性理念，英国在战争期间就表示了怀疑。美国国务院那种鲜明的自由贸易思想使英国官员感到担忧，他们关心的是处于困境中的英国国家经济的稳定。为讨论美国援助英国的《租借法案》条款，1941年8月，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美国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访问，这次访问使两国之间的分歧更加分明。美国官员想要重建一种开放的贸易体系，而战时内阁的英国官员想要确保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分别以凯恩斯和哈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为首的英国和美国官员，集中就处理战后货币和金融关系的条款展开了谈判。两国官员找到了共同立场，在一些规则和制度化机制方面达成一致，这些规则和机制将确立可自由兑换货币，并给予政府一些工具，使其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调控手段更便利的同时还可以处理汇率不平衡的问题。1944年，由更多国家达成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反映了这种新的共识，并确立了实施规则和机制。28
1942年，美国一流的经济学家和战后规划者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谈及这种与之前时代的领导人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新思想，“当前存在一种广泛共识，重大的经济萧条和大规模失业是社会魔鬼，对其进行预防是各国政府的义务”。此外，“普遍认为，任何想要单独应对繁荣和萧条循环往复这一难题的国家都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如果不是干脆不可能的话……而如果有很好的国际合作前景的话，商业周期和大规模失业问题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解决”。29英国和美国的专家学者们取得一致的地方在于，需要建立一个合作框架来组织战后的世界经济。这一框架可以提供货币可兑换性和汇率的稳定，可以创造国际储备以使政府能够对国际收支逆差采取扩张性的应对措施。这一框架还可以确立国际经济管理的新手段，使政府能够在贸易和资本活动与促进稳定的和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之间保持协调。30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领导人接受了这种在开放市场和社会稳定之间作出的妥协。
社会契约的另一方面就是欧洲和美国社会中进步性改革的发展。战前和战后，席卷工业强国的国内社会改革开创了资本主义管理的新时代。针对工人和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反映了政府对管理国家经济的新的承诺。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发展了制定规划、经济管理和产业政策方面的官僚体制能力。凯恩斯革命为现代国家如何利用财政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提供了新思想。31各国政府寻求在努力实现经济开放性与支持和保护稳定的国内经济秩序之间进行协调。弗里登写道：“工业化的西方在民族、阶级、党派和群体之间的妥协基础上重建了它的政治经济体。政府在国际一体化和国家自主性，全球竞争和国内选民，自由市场和社会民主之间找到了平衡……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基督教民主派和世俗自由主义分子为建立现代福利国家而共同努力。”32
在战争结束后的那些年头里，各国政府增加了用于社会保护的开支。到了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大部分国家都开展了针对所有各种社会风险（失业、老龄、医疗、残疾和贫困）的事业。战后的经济增长和贸易自由化与现代社会民主体制的建立齐头并进。这种逐渐展开的社会契约使政府能够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中进行活动的同时，还能在管理和保护国内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方面获得成功。33
新政和国家安全的自由主义理念对战后美国国际主义产生的影响在于，与之前的时代相比，美国国内对构建自由主义秩序的支持更加广泛了。美国希望得到的那种国际秩序需要拥有更多的特征和要件，需要被更加精细和复杂地组织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一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这种国际秩序之间的利害关系一直在增强，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变得更多，如果不能建立那种适当的战后秩序，就会有更多东西陷入危险。美国社会和一个成功的美国式的国际主义事业之间的利害关系更深了。
多边主义的机制性合作
在构建战后秩序时，美国也在寻求创立新的常设制度来处理扩大了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美国官员认为，仅使体系保持开放是不够的，还需要各种不同的国际制度将各国官员经常性地聚集起来以应对经济和政治上的变革。需要创造政府间合作的新形式。对这方面的强调是不寻常的，之前从来没有哪个大国为国际制度的建设提出了如此广泛的议程。
美国对制度建设的念头受到处理国际关系的实用主义关切的驱使，官员们认为一个单个国家不足以解决经济稳定和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时代正在到来。国家无法凭一己之力解决难题，需要机制化合作的新形式。而美国是如此之强大，这意味着它可以掌控这些制度。它可以设定合作的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各种制度也会按照与美国利益相符的方式发挥作用。美国需要通过承诺和克制来作出某些妥协，但反过来，它也会获得一个稳定的、合作性的战后秩序体系。
战争的结束为这种努力带来了有利的时机。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安排被摧毁了，美国可以挺身而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这个世界。如果这些规则和制度能为其他国家所赞同，美国就不会被迫付出高昂代价，以直接支配的方式施加秩序。如果这些规则和制度是持久的，美国就是在为其长期的安全和福利进行投资。所有这些想法使制度建设成为实用的必需之举和启人心智的激励。34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是支持多边主义的重要来源。战间期的会议外交给那些后来参与战后规划的外交官们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府进行了各种多边努力来解决裁军和债务这类问题，《华盛顿海军条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以及一系列关于债务和赔偿的协议都是凡尔赛和会后多边主义的重要成果。35稳定关系的协议与和平倡议完全无法承受最终导致战争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恶化。但是国务院的官员们，还有很多欧洲的官员仍然确信，对于管理经济和安全而言，多边主义的合作机制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历史学家肯尼斯·威斯布鲁德（Kenneth Weisbrode）所指出的，参与了战间期多边主义活动的美国外交官“带来了多边主义，不仅为它的成就要求赞赏……还要把多边主义传递给他们的继任者，从而促成了1945年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所谓第二次机遇”36。
美国官员以不为人注意的方式将从新政中得到的教训用到了他们针对制度化的战后秩序的愿景之中。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中，政府作用的增强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在稳定和管理经济秩序方面，政府需要发挥一种更直接的监管作用。把所有一切都交给市场会带来灾难性的结局。在国际层面，这意味着要建立管理和提供公共物品的机制，以避免经济失灵或失败及其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播。37
这种想法得到了1944年聚集在布雷顿森林的经济官员们的支持。在稳定和管理经济秩序方面，政府需要发挥更加直接的监管作用。正如美国财政部长怀特在1942年所警示的那样，在战后时代，为防止重归“经济战”，需要“大国之间进行高度的经济合作”。38民主国家需要将自己置于密集的政府间网络和大致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化关系之中。民主国家需创造常设的治理制度，这些制度也会为它们自己所掌控，并可促进对不断增强的经济和政治相互依赖的合作性管理。39
美国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体，它的这种身份强化了围绕多边主义规则和制度构建秩序的战后议程。国内社会中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原则对于由国家构成的世界（the world of states）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帕特里克所言：“多边主义对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如此不可抗拒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与构成美国国家身份核心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产生了共鸣。”40在就如何构建秩序进行战略选择时，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利用了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文化来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关系的原则——开放性、非歧视性和互惠性。
如约翰·鲁杰（John Ruggie）所指出的，美国在组织战后秩序时是存在多种选择的。美国本可以按照势力范围、自给自足的集团或帝国体制来建立各种关系。41美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拥有最大规模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这一事实给予其实实在在的驱动力来建立一种开放的世界体系。具有开放性的政治架构（对多边主义规则和制度体系的强调）则受到了美国自由主义身份的支持和强化。罗斯福和杜鲁门都赞同威尔逊和其他人所表明的这种观点，即美国是普世政治理念和理想的承载者，这些理念和理想可以将世界带向一个更加和平与繁荣的道路。42
安全捆绑
合作安全或曰安全捆绑（security binding）虽然最开始并没有被美国的战后秩序愿景所涵括，但后来却成了这一体系的主要部分。合作安全是一种国家通过可构成相互约束的经济和安全制度将彼此联系在一起的战略。可以说，这是20世纪关于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创新。它体现在法国决定与德国建立有约束力的关系，还体现在西欧国家将自己捆绑在一个联合的经济共同体之中，并同时通过北约将西欧与美国捆绑在一起。这些西欧国家并没有把彼此当作潜在的安全对手并进行制衡，而是把自己嵌入很难被破坏的多层的功能性制度之中。
对于美国而言，这一战略意味着同意保持与其他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关系，特别是北约和美日同盟。这一安全体系将确保民主大国不会重返战略对抗和权力政治的危险游戏。当然，冷战的出现有助于这种合作性安全安排的产生。但是，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安全关系对于自由主义秩序的其他要素来说却是绝不可少的。正式的联盟制度所体现的这种合作性安全秩序使美国的权力变得更具可预测性和更为克制。
安全捆绑可以被视为制衡战略的替代方案。国家可以不必积聚力量以抗衡具有威胁性的或是强大的国家，它们可以通过将彼此系于一种共有的（common）安全制度来克服不安全感。通过建立相互约束制度，安全捆绑可以减少与无政府状态和不缓和的（unmitigated）安全竞争相联系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它把潜在的、具有威胁性的国家与可预测的、克制的行为模式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使对这些威胁进行制衡变得不再必不可少。43
通过安全捆绑，各国建立起难以撤销的长期安全、政治和经济承诺。承诺和关系得以锁定，这至少是主权国家可以做到的。最明显的就是通过加入安全联盟。但是捆绑也可以通过其他制度化的合作形式来实现，比如经济协议和共同参与多边组织事务。这些制度和合作安排增大了退出的成本，创造了发表意见的机会，从而提供了缓解疑虑、不确定性和安全困境的机制，它们都是冲突的来源。特别是，安全联盟使国家可以对其伙伴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保持影响。44
这种构建秩序的捆绑战略的最明显例子就是对西德和日本的占领与重整（reintegration）。美国军队成为这两个被打败的轴心国的占领者，并不再离开。美国军队最终变成了保护者，还成为美国支配地位的可感知的象征。谈判达成的驻军协议为美国的军事存在提供了法律基础，有效地限制了联邦德国和日本的主权。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以及政治主权的恢复（20世纪50年代初期冷战的发展使之成为可能和必需之举）只有通过将德国与欧洲捆绑才能实现，这反过来需要美国对欧洲作出安全承诺。通过复杂而漫长的谈判最终借助北约建立了得到整合的欧洲军事力量，达成了关于联邦德国主权和军事力量性质和限制的法律协议。45
为将民主国家捆绑在一起，美国和欧洲还采取了其他举措。欧洲联合运动明确地寻求实现德国与其邻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从而使战略军事竞争的成本更加高昂，也更加困难。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成果就是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对一直为发动战争所必需的重工业进行有效共管。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美国寻求推动建立共同经济组织，从而构建跨越欧洲国家之间传统敌对界线的经济相互依赖。美国也支持建立欧洲联合的政治制度，从而避免欧洲重返无政府状态，建立与美国而非传统的主权国家形式更加相似的欧洲制度。
西方民主团结
某种程度上，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特有的团结（solidarity）强化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美国愿景。自由主义秩序的原则应该是全球性的和普世的，但最重要的承诺与核心制度是在西方内部被确立起来的。1943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阐述了他对西方体系的看法，“大西洋并不是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边界。它是因地理、历史和重大需要而相互结盟的国家共同体的内海”46。美国和欧洲似乎越来越多地共享相同的命运以及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方面的亲近感。
新建立的全球制度（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制）在应对战后出现的各种实际的经济和安全问题方面是不足的，这种情况推动了在西方稳定战后秩序的努力。欧洲经济的重建和安全联盟的确立需要一种密切的跨大西洋合作。美欧受到共同威胁危及的这一感受强化了西方团结一致的情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存在西方核心这一看法表明，（因为共同的文化和民主制度）在进行合作并构建战后制度方面有着不同寻常的机遇。对于共享的政治共同体的看法与一种预期相伴随，即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实际交往应更多地以共识和互惠为基础，而不是建立在美国以帝国或保护者—受保护者方式运用权力的基础上。47
大西洋秩序（an Atlantic order）这一理念受到大西洋两岸政治人士和专家们的支持。大西洋联合的理念可以被追溯至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那时不少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家和智囊持有这一理念，比如海约翰（John Hay）、英国驻美大使布莱斯勋爵（Lord Bryce）、美国驻英大使沃尔特·佩奇（Walter Hines Page）、艾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Mahan）将军和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48这种理念在“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后又重新浮现，反映了一种认识：国联的失败揭示了一个不那么具有普世性的安全共同体的效力，而保护使大西洋世界联合起来的共享民主价值观和制度是一种迫切的需要。美国的精英日益将他们自己看作是大西洋共同体的一部分，或者如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ton）所指出的，“美国是一个属于由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政治经济共同体的国家”49。
这种共享身份存在若干层面并在战后发挥了影响。一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1年签署《大西洋宪章》的会面中所提出的英美特殊关系。他们找出了那些两国共有的原则，并以此作为战后秩序的基础原则。正如当代的一位分析人士所言：“为探讨海上战略和供给问题而举行会面，但在海上会面的政治家们还谋划了‘英美治下的和平’，就宣言条款来说，就是将大西洋世界的自由主义实践扩展为在战争结束后能更广泛运用的准则。”50
美国对这种西方共享身份的广泛认识作出了回应。美国将自己视为西方共同体的一部分，这使其更易于作出承诺并在大西洋地区筑牢战后架构。比如，1948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为争取对欧经济援助向国会委员会表示，为了防止“严重的经济困窘，强烈的社会不满和蔓延的政治混乱，以及可能出现崩溃的未来，以至于西方文明的历史源地出现新形式的暴政，而我们曾打击并摧毁了之前出现在德国的这种暴政”，美国的援助必不可少。51
在主张战后大西洋安全合作方面，欧洲人也援用了西方文明这一概念。英国外交大臣恩斯特·贝文（Ernst Bevin）指出，欧洲与美国的安全联盟是将大西洋世界联系起来的“精神团结”（spiritual union）的一部分：“无疑，必须要有条约或至少是谅解，这种团结首要出自我们共同遵循的基本自由和道德原则的融合。它必须符合平等准则，并且必须包含我们共同坚持的自由的所有要素。”52这些官员还表达了一种煽情的政治情绪，欧洲和美国组成了被共同历史和价值观所塑造的单一政治共同体。“一战”后缔造和平的失败，以及美国对由志同道合的国家（与它们建立制度性关系）所组成的稳定群体的寻求，使大西洋两岸的官员易于接受这种对西方民主团结的吁求。53
美国对这种大西洋共同体或联合体的支持来自于持各种不同（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竞争的）愿景和方略的官员。国务院的“欧洲主义者”（Europeanist）关注的是作为终极目标的欧洲联合，他们拥护马歇尔计划，期待看到一个与美国有着松散联系的独立的欧洲。“大西洋主义者”（Atlanticist）极力主张建立一个更具雄心的功能和政治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可以让美国和欧洲团结起来。54分歧是存在的，比如，美国是否应该推动欧洲的“联合”或“统合”。两派群体都触及了可以体现新的跨大西洋团结的组织原则。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言，挑战在于找到“一种团结的形式，这种形式既可以避免美国—卫星国那种关系，也不是两个主权‘平等方’之间的脆弱的双边伙伴关系”55。这两种立场最终差不多形成了互补关系。的确，到了20世纪50年代，它们基本上被一个更大的共识所涵括，这种大西洋政治和安全合作共识通过北约盟友关系体现出来。
西方自身可以作为更大的战后秩序的基础和出发点，这是当时出现的美国愿景所隐含的内容。西方不单单是一个拥有固定边界的地理区域。它是一种理念——一种可以向外扩展的普世的组织形式，受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和行为原则的传播的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后的西方被视为一种可以增殖和向外扩展的分子复合体（molecular complex）。克莱伦斯·斯特雷特（Clarence Streit）或许是将这一观点表述得最清楚、最彻底的人，他倡导北大西洋民主国家的联合，他认为这些国家可以组成更宽大和更扩展的世界秩序的核心。正如斯特雷特在1939年所言，“这些民主国家足可以成为世界政府的核心，这个世界政府拥有金融、货币、经济和政治权力，从一开始就可以通过压倒一切的十足优势和强固（invulnerability），以和平方式保障其成员的和平，有效地解决货币不安全问题和当前正肆虐整个世界的经济战”56。大多数美国官员都不支持这种大西洋民主国家联合体的想法，但一个团结的西方可以为战后秩序提供稳定和可扩展的核心的想法却广泛传播。
人权和进步主义变革
美国对战后秩序的愿景还有着进步主义的（progressive）抱负。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的官员共同持有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所设计的秩序最终在范围上将会是普世的。进步主义变革理念有两个方面。第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虽然最先是在西方确立，但将向外扩展至非西方和发展中社会。世界的新兴地区迟早会被民主所裹挟，会被整合入开放的资本主义体系。第二，这一秩序会推动它所包含的那些社会的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
美国想要通过组织战后体系来推广其所坚持的进步主义价值观，这一点在二战早期非常明显。与之前的威尔逊类似，罗斯福将美国参与“二战”视为理念大碰撞（a grand clash of ideals）的一部分。在战争早期，他清楚地阐述了美国对普世人权的承诺，最有名的就是通过“四大自由”演说和1941年在《大西洋宪章》中所提出的许诺。57
这些承诺后来被庄严载入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以及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联合国人权宣言》，这引发了战后的人权革命。在埃莲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等自由主义人士的倡导之下，人权宣言阐述了普世的个人权利的概念，这种权利应当受到全人类承认，而且不能简单地交由主权国家政府进行界定和处置。58随之而来的源源不断的公约和条约共同构成了关于权利、社会进步和全球秩序的非凡愿景。59
这一人权革命深刻地根植于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进步主义的自由主义愿景。显然，罗斯福和杜鲁门因威尔逊的失败而变得清醒，他们确信一种致力于人权、集体安全和经济进步的新的全球秩序对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是必不可少的。此外，美国官员还认识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可以为进步主义的变革提供一种基本架构。有一种隐含的认识，即美国领导的秩序、西方化、经济整合以及政治发展是相互兼容和相互联系的，它们合在一起，带来了一个可以促进所有人生活条件的世界一体的全球体系。自由主义秩序和社会的现代化是齐头并进的。罗斯福和杜鲁门的自由主义愿景虽然比威尔逊的愿景更为疑世（world-weary），但他们认为历史在经济与安全合作的日益精细的多层框架的助益之下是沿着进步主义的方向展开的。
美国的霸权性领导
这一秩序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的霸权性领导。按照这一秩序中各国大致相互认同的方式，美国牵头组织和经营了这一秩序。实际上，美国具有特殊的功能性—操作性作用。正如1947年年底艾奇逊对一群决策者所言：“我们将会认识到，我们在世界上所发挥的作用需要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可自行支配的所有权力、所有思想和所有的冷静。”60美国提供了安全保护和市场开放性这些公共物品，倡导了规则和制度。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美国的国内市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同盟制度和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政府间制度为国际秩序提供了协商与合作的机制和渠道。每个国家的安全成为了所有国家的安全。结果出现了一种等级性的秩序——美国是最强大的并领导这一秩序。但是它所颁布的规则和制度赋予这种秩序自由主义特征。61
这些霸权性功能的发挥需要美国的持续参与，使这一秩序保持开放、稳定和大致以规则为基础。62当霸权国牵头提供规则和制度，它就是在为更大的秩序提供一种公共物品。但是它也会运用这些规则和制度对其自身权力的运用作出克制与承诺。通过遂行这些霸权任务，主导国也在维护它自己的长期利益。它推动建立了一种相对有利于追求其利益的环境。它还向其他国家展现了合作意图。反过来，其他国家同意与主导国进行合作。这些较弱的二等国家得到了一种不受肆意专横的权力运用所威胁的国际秩序。通过互惠性的妥协政治过程，它们也会获得一些对秩序进行综合管理的权利。
主导国建立规则和制度并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是以它所掌握的安全和经济资产为基础的。作为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霸权国能够向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并以此换取它们的合作。这种安全保护可以通过多边安全机构（如北约）提供，或者也可通过双边的安全条约（如美日同盟）。主导国的经济也是一种权力资源。提供进入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的权利是美国用以影响其他国家政策和方针的工具。反过来，这些国家通过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投资体验到了经济上的好处。
从“同一世界”秩序到美国体系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并非一下子全面迸发开来。并没有哪一个特别的“创建时刻”，而是有很多的创建时刻。
自从它开始为和平进行规划，罗斯福政府就想要建立一种战后贸易开放体系，这种体系大体上是依靠自己来运转的。它应是一种经过改革的“同一世界”（one-world）全球秩序。63但战后数十年所实际形成的那种秩序却拥有一种更具深远影响和更为复杂的逻辑。它更以西方为中心，更加的多层面，而且要比最初设想的更具制度性。它使美国对这一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政治和经济管理。美国发现自己不仅是“一战”后新秩序的倡导者和主导性参与方，它还是这一秩序的拥有者和运营方。自由主义秩序的愿景最终变成了自由主义霸权秩序。
美国认识到，自由主义秩序需要华盛顿的持续引导和控制。美国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实际上成为更大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核心要素。美国的国内市场，美元和冷战同盟成为建立和管理战后秩序的机制和制度。美国和西方自由主义秩序被融合到了一个体系之中。美国使自己矗立在全球政治等级体系的最高端。与它最开始所预想的相比，美国拥有了更多的权力和控制力，但它也不得不承担更广泛的责任。它拥有了经营战后秩序的更直接的权力，但也更加紧密地与这一秩序中的其他国家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华盛顿和在美国领导的这一不断演化的秩序中行事的国家达成了默许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契约。
与它在战后安排中本想要得到的相比，美国最终是既有得也有失。它想要的是一种普世秩序；它得到的却是一种美国体系。
建立经济关系
在经济事务方面，罗斯福政府建立开放的贸易体系这个最初念头在20世纪40年代经历了很长的外交之路。在关于战后经济规则和制度的谈判不断展开时，开放性特征以及美国的承诺和义务演变成了一种更受控制的、由美国人来运营的体系。关于向英国提供援助的《租借法案》、布雷顿森林协议、“马歇尔计划”以及美元和美国国内市场新近作用的所有这些谈判帮助塑造了战后秩序的样态。
一开始，美国在1941年夏对英国进行的战时援助引发了华盛顿和伦敦之间关于世界经济规则和安排的更广泛的讨论。1932年的渥太华协定确立了英国的帝国特惠网络，这一协定被美国官员视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崩溃的原因之一，也被认为是建立战后非歧视商业体系的主要障碍。如果美国向英国租借资源以打赢战争的话，美国期待英国在战争结束后不要歧视对待美国的贸易。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大西洋宪章》举行的会谈中，英国领导人拒绝就撤除其帝国特惠体制作出具体和绝对的承诺。但美国坚持，英国对“消除国际商业中所有形式的歧视性待遇”的承诺应成为两国1942年2月签署的互助协议的一部分，这一协议确立了《租借法案》。64
后来持续数年的谈判是两大目标之间的斗争。对于美国方面来说，目标是将世界带入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贸易和国际支付方面的壁垒应被降低且不具歧视性。战争已将美国变成了全球主宰（global juggernaut），它的权力和财富使其他所有国家相形见绌，它还处处占据着讨价还价的优势。另一方面，英国和欧洲大陆被战争削弱，政治领导人担心战后经济衰退和越发严重的失业。与确立社会保护以防止社会和经济不稳定相比，开放的贸易并不是那么重要。在英国，政治左派想要确保战后的经济安排与政府对充分就业的承诺相一致，政治右派则肆无忌惮地坚持维护帝国特惠制。65因此，英国寻求从华盛顿那里得到各种保证和政策承诺。它想要的是一种可以促进充分就业、打开美国进口市场、为解决国际收支平衡困难提供援助的战后经济安排。
美国最初的开放贸易立场后来经过几个阶段后发生了偏离。一是凯恩斯和哈里·怀特进行的著名的英美谈判，最终达成了布雷顿森林协议。这些决定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谈判使围绕战后世界经济原则和规则的争论从贸易转向了货币和财政安排。从货币规则确保了货币可兑换性的角度看，最后达成的协议与华盛顿的市场开放目标是相一致的。货币集团不再受到准许。但是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得到了保护。虽然债权国并没有像凯恩斯所寻求的那样在援助债务国方面承担什么义务，但也作出了使整个体系更有利于扩张性调控的货币政策安排。英国和美国的货币政策规划者们达成一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解决了围绕战后贸易体系出现的僵局。布雷顿森林方案代表了一种中间道路，既能获得保守的自由贸易者的支持，也能得到新的经济规划拥护者的赞成。国际经济应当是开放的，但也应受到管控，政府应被给予支持国内充分就业的工具。66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达成的这些妥协得到了来自大西洋两岸的政治支持，在这一过程中也重塑了开放的自由主义体系的逻辑。
但是，即便达成了布雷顿森林协议，英国经济的虚弱以及欧洲大陆经济的衰退促使美国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1945年秋，凯恩斯重返华盛顿寻求贷款以应对英国越发不稳定的金融形势。英国黄金和美元储备余额的下降，削弱了新上台的工党政府推进雄心勃勃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事业的能力。像过去一样，美国官员将金融援助与英国向贸易自由化和货币可兑换的转变联系在一起。在英国愿意消除货币管制和贸易限制的情况下，贷款要求获得了美国的同意。这也是杜鲁门政府向国会表达的观点，以此为通过贷款协议努力争取国内支持。英国对开放的多边体系的倾向取决于美国的援助。财政部长弗雷德·文森（Fred Vinson）向国会争辩说，没有贷款，英国就会重回易货贸易和货币集团，从而将世界再次分裂，“对抗的集团将意味着经济战”67。但国会仍然持怀疑态度。
到了1946年初，杜鲁门政府在吁请国会通过对英贷款时增加了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2月，斯大林发表了著名的“两个阵营”演说，描述了资本主义西方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斗争。之后一个月，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铁幕”演说。68一时间，同一世界的开放体系愿景让位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冲突将持续使世界分裂这一愿景。在这种新情势下，面对新出现的苏联威胁，为加强西方的团结，对英国的经济支援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国务院官员约瑟夫·琼斯（Joseph Jones）1946年春劝说一位参议员时所言：“如果这些领域被容许急速陷入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那么最好的结果就是它们将脱离美国的轨道并尝试一种独立的、民族主义的政策；而最坏的结果则是它们转入俄国的轨道。”69
美国国会通过了贷款协议，但促使该协议通过的经济情势却继续恶化。1947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英镑可自由兑换，但发现易汇者大规模地、不断地将英镑兑换为美元。贷款不足以解决问题，英国政府重新实施外汇管制。与此同时，法国也在寻求美国的援助。戴高乐的顾问让·莫奈（Jean Monnet）警告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法国不可能恢复“西欧一流工业国家地位”。法国人需要从华盛顿大规模融资，以偿付战后的粮食、原材料和资本货物的进口。70在其后的谈判中，和凯恩斯一样，莫奈发现华盛顿坚持将援助与法国对贸易自由化的承诺联系在一起。反过来，法国人则努力限制贸易开放方面的条件。自由化应随着经济的重建和现代化逐渐实施，要与对社会民主的承诺相一致，还要与法国针对战后欧洲的目标联系起来。与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一样，对法国的援助协议解决了战后经济稳定和复苏的问题。但是这些协议，至少是间接地，促进了关于贸易和现代民主社会的长远的大西洋共识。
这些战后援助协议最终还是被欧洲进一步恶化的经济状况和随后而来的冷战所压倒。1946年至1947年间，经济复苏的失败给来到欧洲的美国官员留下深刻印象。1947年春，副国务卿威廉姆·克莱顿（William Clayton）结束其欧洲之行后被严重的经济恶化所惊慌。饥馑和经济混乱蔓延开来，工业生产下降，收支逆差上升。克莱顿写道：“如果这一状况（继续发展），就会出现革命。”71无论是短期的人道主义援助，还是长期的布雷顿森林协议中的稳定和调整机制都不足以解决欧洲的经济紊乱和政治困境。1947年春，当美苏关系继续恶化时，杜鲁门政府发现它在希腊和土耳其遇到了危机，此前英国已宣布其不再能够维持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安全承诺。3月12日，美国总统在国会宣布了杜鲁门主义，称美国将致力于援助那些与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社会。
正是在这种完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杜鲁门政府转而公布了针对欧洲的新的大规模援助项目。这一欧洲经济项目（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大约140亿美元，用于重建那些新出现的美国冷战盟国的经济。另外还向日本提供了援助。这一大规模的援助承诺大致相当于美国1948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对于大多数处于困境中的欧洲国家来说，这一项目在最初几年大约提供了占这些国家国内收入3%—6%的援助。
马歇尔计划援助项目将经济和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联系在了一起。克莱顿和其他官员认识到，如果不采取强势措施将欧洲带回经济增长和稳定的轨道，向开放的多边主义体系的转变就是不可能的。美国官员还担心，欧洲的经济惨状将加剧政治上的不稳定，并为共产主义的政治侵蚀创造机会。
正如国务卿马歇尔在他的著名演讲中所指出的，援助项目的目标就是“在世界上恢复有效运行的经济，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得以出现”。马歇尔声称，没有在美国援助下的欧洲的复兴，“就不会有政治稳定，就不会有受到保障的和平”。72正是这种逐渐形成的冷战逻辑为这一代价高昂的计划赢得了国内的支持。美国应当为欧洲的复兴承担责任，以使欧洲重新整合并加入更大的开放的自由主义秩序。
在这一逐渐演变的战略形势下，贯穿整个战后时代的两大信念出现在杜鲁门政府的官员们之中。第一，只有德国能够复兴，欧洲范围内的经济复苏才可能实现。正如凯南所主张的：“一边谈论欧洲的复苏，一边反对德国的复苏，这样做毫无意义。”73第二，在执行马歇尔援助计划时必须把它当成一项欧洲的集体事业。美国援助的不是某个国家而是作为整体的欧洲。按照这种方式实施援助将促进欧洲的合作与整合，削弱双边主义、自给自足（autarky）和政治冲突的倾向。一个团结的欧洲可以为经济和政治重建提供必要的基础。74
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商，欧洲人成功地使美国战后对自由贸易的关注焦点转为对一种更宽泛的规则和制度框架的支持，这一框架可以在经济的开放性与政府对充分就业和社会保护的承诺之间实现相互协调。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欧洲经济的虚弱和与苏联紧张关系的上升使美国在欧洲重建以及开放和管理世界经济方面发挥了直接作用。经历了“美元短缺”的欧洲国家无法承担布雷顿森林协议所预设的那些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吉尔平所言：“始自马歇尔计划，并在一定程度上披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外衣，美国担负起了管理世界货币体系的首要责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成了世界的银行家，美元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石。”75而后，美元成为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元的外流提供了国际流动性。美国对开放的世界经济的支持使美国组织和经营世界经济成为必要之举。
建立安全关系
在安全事务方面，美国的政策和承诺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罗斯福政府的战时愿景是，建立一个由世界主要大国集体管理国际体系的全球组织。在1941年《大西洋宪章》会议上，罗斯福对是否赞同建立国际安全组织的想法犹豫不决，但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和美国参战之后，他便决心建立一种战后安全合作架构。历史学者沃伦·金布尔（Warren Kimball）写道：“到了1942年年中，罗斯福关于战后政治体系的大部分计划都已被摆到了桌面上。大国应成为和平的‘担保者’，殖民帝国应解体，应为战后重建提供资本，世界应进行裁军。”76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罗斯福继续完善他关于安全组织的想法，在这一组织中，由四大国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应共同担当确保和平与稳定的“警察”。
罗斯福之所以坚持美国军队战后应离开欧洲，是因为他认为建立合作性的大国关系体系是可能的。大国不会将世界分裂为不同的势力范围，而是去做1919年之后它们没有做到的事情：建立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联合国将是这一体系的具体体现。1944年夏，各国在华盛顿特区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围绕如何组织新的全球机构进行协商，最终商定了建立多层组织的蓝图。联合国大会体现的是会员国和主权平等的普遍原则，大国则通过安全理事会行使特别权利与责任。77联合国的设计者们在之前失败的国联的阴影下进行工作，《联合国宪章》反映了适应大国政治现实的努力。与在共识基础上发挥作用的国联理事会不同，联合国安理会仅给予常任理事国否决权，但其作出的决议却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通过重申会员国就集体使用武力作出决策的主权权利，宪章将义务的性质限定在维持政治和领土方面的保障。
1945年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举行。虽然人们担心苏美之间的冲突会损害联合国所依赖的大国合作，但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重申了四大国之间的“基本团结”。“我们在旧金山的工作正是建立在强大而稳固的团结基石之上。”旧金山会议闭幕时，杜鲁门总统肯定了联合国设计背后所蕴藏的大国克制这一重要理念。杜鲁门说道，强国的职责所在就是“为一个和平的世界而承担领导责任……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认识到，无论我们各自力量有多么的强大，我们必须拒绝容许自己为所欲为”78。在他返回华盛顿之后，杜鲁门请求国会迅速批准宪章。他宣称:“我急切渴望着使诸君明白，这个世界是连为一体的……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应一马当先，去实现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那些理念，这正是一种责任。”79
宪章后来获得了承认，但并没有带来一个大国协调的新时代，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系让位于其他考虑。到了1946年，国务院的一些官员开始主张一种鼓励欧洲团结的政策，将欧洲建成美国和苏联之外的第三股力量。这种想法就是要促进一种多极的战后体系，欧洲将成为这一体系中相对独立和团结的地缘政治权力中心，德国也会被整合进其中。乔治·凯南和国务院的其他政策规划人员清晰阐述了这一看法。1947年10月，凯南称：“让其他独立力量尽快在欧亚大陆上发展起来，以分担我们肩上所承担的部分‘两极’负担，这应是我们政策的基点。”80促进欧洲团结的最初理由更多是为了给欧洲复兴建立一种稳定的架构，而不是抗衡苏联的力量。这是凯南在马歇尔计划发表前数周提交给艾奇逊的那份备忘录的中心思想。美国的政策重点应当“不那么以对抗共产主义为导向，而是以欧洲社会恢复经济上的健康和活力为目标”81。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凯南和政策规划官员们力促马歇尔计划应对欧洲国家进行整体性的援助，从而鼓励它们，如凯南所言：“像欧洲人那样而不是民族主义者那样思考解决大陆经济问题的办法。”82
促进一个联合的欧洲的另一点理由就是，这是重新容纳德国的唯一道路。对于将德国与西欧捆绑在一起，凯南是最重要的提倡者。“长远看，西欧和中欧的未来只有三种可能性：一是被德国所掌控；二是被俄国人掌控；三是出现一个结成联邦的欧洲，德国被吸收进这个联邦，而联邦中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又足以使德国处于适当位置。如果没有真正的欧洲联合，如果德国恢复为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国家，我们就不得不预期德国会再次试图掌控西欧和中欧。”83次年，凯南称：“在主权国家的框架下我们找不到解决德国问题的答案。如果任由历史在这种框架下继续发展下去，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凡尔赛和会后那一连串事态的重演。……唯一的答案就是某种形式的欧洲联合，它可以让年轻德国人的视野更为宽广。”84美国驻德国最高代表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也表明了相同的看法，他在1950年称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是一种“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政策”，它可以将“西德更稳固地与西方世界相联系并使德国人相信其天命即应若此”。85如果德国与欧洲捆绑在了一起，那么，欧洲自身也需要团结和整合起来从而提供一个锚固（anchoring）德国的基础。
在美国促进欧洲联合以及容纳德国的同时，英国和法国政府也在寻求将美国与欧洲绑在一起。华盛顿的政策从努力争取欧洲第三种力量的建立演变为同意在北约框架下作出安全承诺，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方面很不情愿，欧洲方面则不依不饶。在每一个回合，欧洲领导人总是以同意采取进一步整合欧洲的举措来换取美国的相应保证和承诺。北约和美国安全承诺成为相互缠绕的多重难题的解决之道，这些难题包括担心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英国对欧洲经济整合心怀矛盾，苏联危险日益增强以及对美国实力的不确定感。
对于抗拒欧洲和容纳德国，英国和法国政府又各自有其特定缘由。英国想要维持它与华盛顿之间的特殊关系，它并不像把自己的安危系于独立于美国的统一的欧洲。建立欧洲这股第三种力量也会占用需要用于巩固战后英联邦体系的那些资源。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英国还害怕德国或是苏联将统一的欧洲置于股掌之中。法国则对一个统一的欧洲更具热情，统一的欧洲可以为法国扩展其对欧洲大陆的领导力提供基础。它们将那些把德国吸收进合作性关系（最重要的就是煤钢共同体）的举措视为对德国在经济上重新融入欧洲进行一定控制的重要途径。但是法国政府坚决要求，只有在一个包含美国的安全框架下，才能容许西德的复兴。美国的安全联系可以为一个复兴的德国提供担保，同时还能使美国变得更可预测、更受约束，并减轻法国在安全开支方面的负担。
如果一个横跨大西洋的联盟能将联邦德国和美国与欧洲捆绑在一起，它就可以强化英国和法国对建立开放和统一的欧洲的承诺。美国不仅想要把德国带入欧洲人的围栏之中，它还想让欧洲自身实现重新定位。重复着威尔逊在“一战”之后对欧洲“旧政治”的批评，“二战”后的美国官员也强调欧洲需革除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倾向。在他们看来，促进欧洲的整合就会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可以让欧洲不受德国的威胁，也会使世界免于欧洲的威胁。“马歇尔计划”，以及杜鲁门政府对布鲁塞尔条约、欧洲防务共同体（EDC）和“舒曼计划”的支持反映了美国人的这种想法。在1948年就北大西洋公约进行谈判时，美国官员向欧洲人清楚表明，安全承诺取决于欧洲在一体化问题上的态度。有位国务院官员评论道，美国不会“重建一个烈焰陷阱”86。艾奇逊在谈及欧洲防务共同体时曾表示，美国的目标是“扭转已在欧洲大陆上冒头的导致分裂的民族主义趋势”87。美国国会对“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也是以促进有利于一体化的政治制度和习惯为前提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
当从1948年开始美国按照“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援助时，美国政府要求欧洲人自己要组织起来，共同分配这些援助资金。这使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应运而生，该组织是欧洲共同体的制度先驱。它最终担负起在欧洲范围内监管经济重建的责任，并开始让欧洲人参与到关于共同经济管理的探讨中。正如一位美国官员所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建立了战后国际合作的一种重要新方法，即系统性国家审议（the systematic country review），担当相应职责的政府负责人受到其他国家相应负责人和高级国际职员的盘诘。在这样的审议中，被提出的那些问题在战前会被认为是对一国内部事务的粗暴而不可接受的干预。88美国支持欧洲的一体化并将之作为防止欧洲内部冲突的保障，即便美国并不是那么愿意将自己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制度化。正如马斯坦都诺所言:“马歇尔计划受到了直接而持续的安全关切的推动，这些关切包括西欧内部发生共产主义颠覆或苏联从外部侵入西欧脆弱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危险，以及通过将西德和法国与更统一的欧洲和大西洋共同体相捆绑从而解决法德之间长期难题的需要”89。
大西洋国家之间制度性契约的各部分相辅相成。“马歇尔计划”和北约是更大的一套制度包裹中的一部分。正如劳埃德·加德纳（Lloyd Gardner）所言：“每一个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它们被一起设计出来以‘塑造（大西洋国家的）军事特性’，防止欧洲防务体系的巴尔干化，创造一个足够大的内部市场使西欧的资本主义可以持续下去，并将德国锁定在铁幕的西方一侧。”90北约是一个安全同盟，但它同时也作为一个稳固大西洋地区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工具为人们所接受。在大西洋安全条约被签署之后，参议员克劳德·佩伯（Claude Pepper）问艾奇逊国务卿北约是否已经“让西欧国家在面对复兴的德国和俄国时获得了几分信心”，艾奇逊回答道，“是的，北约充分发挥了作用”。91
就这样，美国关于开放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愿景被转变成了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秩序。美国最初要建立开放的自由主义秩序的事业让位于另一种关注，即重建且重构欧洲以创立以西方为中心的秩序。随着冷战的出现，与他国结盟并构建一种遏制性的秩序成了美国的另一项事业。到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这两项事业融汇在了一起。开放与遏制并行不悖。美国被拉着参与建立的那种开放体系需要比华盛顿之前预计的影响更深远的承诺和制度性协议，冷战带来的紧迫性催生了对这些承诺和协议的必不可少的政治支持。同时，冷战联盟体系和安全承诺为“自由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更宽、更深的基础。美国后来所领导的战后秩序比任何人预计的都要更具等级性，但它也更加制度化，并与一系列复杂的契约和协议融合在一起。
霸权契约
当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形成时，它依托于华盛顿和它的欧洲、东亚伙伴之间达成的一套战略契约。把这些协议捆绑在一起，就组成了一种霸权契约。美国通过提供安全、支持经济的开放、保障规则和制度来领导和管理国际秩序，其他国家则同意在这一秩序中行事并默许美国的领导。美国应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其他国家则应依附美国，而不是抗拒美国。美国将成为老大，并进行带有等级性的政治控制，以使秩序发挥效用。它将获得特权和自由裁量权，如果美国仍在一定限度内行事，其他国家就应支持美国的霸权权力。
在具体方式上，美国与欧洲和东亚之间的霸权契约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历经几十年的演变。美国输出安全，进口别国的物品，并维持秩序的规则。它会施展自己的权力，但会按照制度并通过与其他当事国进行积极互动的政治过程予以施展。这些制度和关系的互惠性与协商性赋予霸权主义秩序自由主义的特性。(https://www.daowen.com)
两大契约支撑了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安全契约和政治契约。安全契约因冷战而来，它涉及美国在自身领导的秩序中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大框架下提供军事保护、支持贸易和经济增长、提倡并维护整体规则和制度的方式。政治契约则源自美国与其伙伴之间在权力上的不对称。也就是说，美国同意按照协商而得的规则和制度行事，借由制度来施展权力，而这些制度又确立了针对这种权力的克制和承诺，并提供了在美国领导的秩序所包含的政治等级体系中表达意见和实现互惠的机制。
安全契约
通过安全契约，美国同意提供安全保护以及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进入美国市场、获取美国技术和资源的权利。反过来，美国的伙伴同意成为在美国领导这一秩序时为美国提供外交、经济和后勤支援的可靠伙伴。戴高乐在当时曾不情愿地表示，“面对近在眼前的危险，自由世界除了接受华盛顿的‘领导’之外，别无其他可为”92。美国与欧洲和东亚之间的安全同盟关系是安全契约最明显的体现。在这两个地区，从作出安全承诺到驻扎军队，再到确立战略伙伴关系，美国一步步地展开行动。
美国对安全的供给是多方面的。美国最初的目的在于针对处于美国领导的秩序之外的威胁（最主要的是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威胁）确立安全保护。但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安全存在还旨在确保同盟伙伴国之间的稳定关系。一定程度上，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是为了促进联邦德国的重建，帮助联邦德国融入欧洲和大西洋地区。一定程度上，美国与日本的安全条约旨在确保日本能够在不在该地区引发冲突和对抗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复兴。日本应在美国领导的地区安全秩序中实现复兴。美国在这两个地区的安全存在有助于解决安全困境，提供一种保证，即德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将不会复活，从而促进地区的稳定与合作。反过来，日本和西欧国家会与美国站到一起，以合作的态度支持美国更大的全球领导地位。
安全契约还有经济的维度。美国维护世界经济的规则和制度并促进经济的整合；反过来，欧洲和东亚的伙伴国应支持美国。除此之外，美国还积极寻求促进它的伙伴国的发展和稳定，并将它们整合起来。在最初的岁月里，美国主要通过“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帮助欧洲恢复经济，而后是帮助欧洲扩展贸易和投资。它利用经济援助和同盟承诺作为促进欧洲范围内的经济整合的杠杆。从这个意义而言，北约条约应该被看作是“马歇尔计划”那种做法的延续。后来出现在欧洲和大西洋地区的秩序促进了欧洲的经济恢复，扩展了大西洋两岸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
在东亚，美国采取了系统性举措将日本整合进西方世界经济。对日本的占领最初聚焦于引入民主制度和市场改革。当1948年后冷战在亚洲定型，美国将重点转移到促进日本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政策上来。日本经济改革的失利，对政治不稳定的担忧，共产主义者在中国的胜利，以及日本不断增强的战略重要性，导致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政策取向，即强调日本的经济复苏和将日本融入世界经济。国务院带头强调日本在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并将东亚置于遏制共产主义影响力的全球背景之中。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日本被带入美国的安全和经济轨道。在帮助日本在东南亚建立新的商业关系和寻找原材料来源以替代失去的中国和朝鲜市场方面，美国发挥了领导作用。93像德国一样，日本成了美国的小伙伴，被解除了军事能力，并被重新构造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美国在亚洲的遏制建立在日本实现经济发展并被纳入更广阔的亚洲非共产主义地区经济这一基础之上，这块地区被艾奇逊国务卿称之为“大新月地带”（great crescent），指的是从日本到东南亚再到印度这些国家。历史学家布鲁斯·柯明斯（Bruce Cumings）阐述了这一政策背后的逻辑：“在东亚，美国的战略规划者们所设想的是由复苏的日本工业所推动的地区经济，而且日本的出口能够确保获得这一大陆的市场和原材料。”94该战略可以将这一地带受到威胁的非共产主义国家联系起来，在美日之间建立强有力的经济纽带，削弱这一地区残余的欧洲殖民领地的重要性。在重新确立在亚洲的地区经济势力范围方面，美国积极地扶助日本，让日本繁荣起来并使其在更大的秩序中发挥地区领导作用。日本的经济发展，地区和世界市场的扩张以及冷战的争斗，三者齐头并进。
在建立安全伙伴关系的进程中，为促进其冷战盟国的发展并将它们拉入美国领导的体系，美国开放了自己的国内市场并容忍了经济上的不公平待遇。正如马斯坦都诺所言：“美国鼓励，实际上也需要，西欧经济体的整合以及欧洲关税联盟的形成，即便后者通过共同对外关税对来自美国的出口予以歧视性对待……就日本来说，美国的官员不仅容忍日本的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顺应了日本政府希望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最小化的要求，从而在‘贸易之外的竞争’中赋予日本极大的优势。”95对美国市场的进入支撑了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并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更紧密地与美国联系起来。加深的经济联系反对来又增强了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96
美国对西欧和日本的安全承诺带来了华盛顿和驻在国之间的具体协议。美国在海外的军事部署给这些国家提供了保护，但两者之间的协商还牵涉到分担支出和义务的问题。“驻军地位”协议详细规定了关于基地、部队驻防和防务合作的条款。除此之外，美国这些地位稍低的安全伙伴们还被期望支持华盛顿更大的经济—政治领导地位。尤其是，西德和日本（在“二战”后的最初数十年中，在安全上对美国高度依赖）感到有义务去支持美国在贸易和货币方面的领导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面对不断加剧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联邦德国支持了美国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元的作用，德国将此看作是同盟关系下的一部分义务。97
美国在维护经济稳定性和开放性方面的霸权角色赋予它一些特权。只要美国继续提供公共产品，它的特权就会被接受。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在战后货币秩序中占有的优势看出来。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所指出的，美国与它的欧洲和日本伙伴“敲定了一桩没有言明的买卖”。出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西欧（特别是联邦德国）和日本同意帮助美国解决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美国的盟友们默认了这一霸权体系，该体系给予美国在海外进行单边行动以推进美国利益的特权。美国则反过来容许它的盟友们利用该体系促进它们自己的经济繁荣，即便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美国付出代价才能实现。”98
政治契约
政治契约是更加含蓄的，它解决的是美国超群实力地位的不确定性问题。美国实现自我的开放并将自己与伙伴国相捆绑；反过来，欧洲和东亚国家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并在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中行事。通过这一契约，美国建立了让伙伴国参与华盛顿外交决策的渠道，从而使自己“方便易用”（user-friendly）。秩序仍然是等级性的，但与胁迫相比，它变得更加具有共识基础，更具合作性和一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愿意与美国合作而不是抗拒美国。
美国和它的主要伙伴国的特性——全都是自由民主国家——有利于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围绕多边主义、同盟伙伴关系、战略克制、合作安全以及制度性的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关系而建立起来。这一秩序的制度性基础使美国的权力地位更加持久，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性也更小。这一秩序的制度性构架使霸权支配和控制更易于以一种具有共识性的方式进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三大要素使政治契约成为可能。第一，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且开放的民主国家，它的主要伙伴国也都是民主国家，这使霸权拥有了一种互惠和具有共识性的样式。作为一个政治系统，美国的自由主义性质有助于创立一种共享的、过程开放的决策体系。此外，通过带来有关美国政策的信息和确保美国意图的严肃性，美国活跃的媒体和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也帮了其他国家的忙。
第二，通过创造发表意见的机会，这种开放的、去集中化的政治过程减轻了对美国权力的担忧，盟友和伙伴国通过这些机会能实现政治参与，并借此评议和影响华盛顿施展权力的方式。99外国政府在华盛顿虽然没有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却拥有自己的代言人。通过让其他国家参与华盛顿的决策过程，美国把这些国家拉入一种积极的、持续的伙伴关系，而这种伙伴关系服务于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
促成政治契约的第三个要素就是国际制度。如前所述，这些制度为美国确立约束和承诺，将各国联系在一起，提供参与和交流的渠道规定了方式。多边制度和安全协定不仅仅是形成集体行动的功能性机制，它们也是为各国在秩序内相互交往所提供的政治框架的组成要素。将霸权秩序连结起来的这些政治、经济和安全制度支撑着政府官员和其他精英人士所组成的网络，为持续进行的发表意见和具有共识基础的决策过程创造了途径和机制。实际上，这一政治框架赋予战后秩序独特的自由主义霸权性质——各种网络和政治关系使美国的权力更加广布且持久，还更具可预测性和韧性。100通过倡导这些战后制度并同意在这些制度之下行事，美国实际上就是同意全面参与和其他民主国家之间持续展开的政治进程。
美国的战后军事同盟体系（作为安全捆绑机制）为这种持续展开的政治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场合。同盟关系与基地网络和前沿军事部署一道，为政治关系提供了沟通和管理的机制。肯特·卡尔德（Kent Calder）指出，“在‘二战’后，基地发挥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功能，通过政治—军事同盟关系稳定了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国家间联系”。101这一延展开来的同盟体系为政治谘商和讨价还价提供了制度性框架。
北约同盟关系这一基本契约是美国霸权秩序下更宽泛的和内在的政治契约的一种体现。构成秩序的多边制度将民主国家捆绑在一起，并提供发表意见和介入霸权主义决策过程的权利。102马斯坦都诺指出：“多边决策程序或许效率较低，而且强国经常倾向于采取单边主义行动。但是多边程序有助于使其他国家安心并让它们感到自己并不仅是被胁迫或被命令跟从主导国家的指令。”103政治上的这种讨价还价赋予美国“同侪首强”的地位，但也使其他国家能够参与持续展开的政治进程，这一进程可以为整个霸权秩序带来互惠性、发言权以及（最终的）正当性。
当美国在欧洲实施以北约为依托的多边主义战略之时，它与日本、韩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则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安全协议。104实际上，这种与日本和东亚伙伴国之间的政治契约采取了一种稍许不同的形式。美国与东亚安全和政治关系的毂辐性质意味着美国不会服从像北约内部那样的多边约束和承诺。协商而得的地区规则和制度也不太能降低美国与东亚关系的这种等级性。在一定程度上，东亚地区多边安全秩序的缺失是该地区的情况使然。与欧洲内的西德不同，日本在东亚并没有什么做好准备的伙伴与之共同建设多边关系。欧洲有一群国土面积和情况差不多相同的国家，它们能在与美国相联系的多边安全制度中被捆绑在一起，而日本在东亚却是孤零零的。105
总之，即便在欧洲和东亚存在差异，华盛顿和它的伙伴之间的安全和政治契约构成了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支柱。美国同意将安全保护伞延展至东亚和西欧，并且支持一种开放、融合的世界经济。它采取措施刺激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推动欧洲经济整合并促进日本进入美国市场开展贸易。美国在生产、贸易、资本和技术方面占有如此大的优势，以至于它能够容忍非对称的歧视性待遇并运用其部分经济资产，在体系范围内实施促进经济发展、融合与开放的政策。它向伙伴提供安全，而其伙伴反过来与美国建立紧密联系并对作为霸权领导的美国给予支持。作为安全伙伴，日本和西欧国家在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中可以获得贸易和投资上的经济好处。美国也同意在同盟和多边制度框架内行事，这一框架使美国对权力的施展更为克制且更具可预测性。这些制度性框架为各国在秩序内就美国的政策进行磋商并影响美国政策提供了途径和机制。
结语
美国在1945年后的数十年中确立了一种国际秩序。在冷战的笼罩下，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场革命。一种围绕着合作安全、受管制的开放市场、多边治理和美国自由主义霸权领导地位建立起来的西方秩序出现了。冷战促进了这种秩序的构建——特别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战略契约——但这项秩序构建事业起始于冷战之前，并在冷战结束后仍旧存续。的确，冷战之所以终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西方秩序是如此的具有统合性，如此的具有活力与合作性。
美国在“二战”后的秩序构建经历了若干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它本身的自由国际主义性质也发生了演变。这是一种被逐渐拼凑起来的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华盛顿与西欧和东亚新出现的伙伴进行讨价还价并作出妥协。在这一过程中，自由主义秩序的性质从美国在战时所设想的那种“自立的”的体系转变为一种霸权秩序，在这一霸权秩序中，美国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成为总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美国承担新的许诺，发挥了新的功能。美国的国内市场、美元和冷战同盟成为战后秩序得以建立和管理的关键机制。美国和西方自由主义秩序被连结到一个体系之中。美国在经营战后秩序方面拥有了更多的直接权力，但它也发现在这一秩序中自己更加紧密地与其他国家捆绑在一起。美国成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维护了一套限定美国权力施展的规则和制度并提供了可以相互施加政治影响的机制。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安全合作从联合国安理会转移到北约和其他美国为首的同盟。受大国管理的集体安全的全球性体系成了建立在合作安全之上的以西方为导向的安全共同体。同样，对世界经济的管理也从布雷顿森林愿景转变为美元和美国市场体系。实际上，华盛顿的盟友们将提供全球治理的工作“外包”给了美国。
自由主义霸权的关键特性是其西方基础。当威尔逊式的集体安全转变为以跨大西洋地区的民主团结为基础的同盟安全时，美国发现自己可以作出有约束力的安全承诺。这种转变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变为更受限定且明确的安全承诺。同盟伙伴关系需要有义务，但它也是一种有限责任协定。承诺并非包打天下和无限延伸的；这种承诺对角色和责任有着以条约为基础的认识，并与具体的安全威胁相联系。其次，这些承诺是以西方安全共同体这一政治愿景为支撑的。那种美国和欧洲被共同威胁所危及的感受增强了西方的团结感。但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拥有西方核心这一点也表明，缘于共同的文化和民主制度，秩序内的这些国家在开展合作和构建战后制度方面存在着难得机遇。
美国领导的战后自由主义秩序在主权和相互依赖上有着更为复杂的观念，这使它超越了威尔逊式的愿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仍然是杜鲁门时期的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但是对经济和安全上的相互依赖所带来的危险和机遇有了新的理解。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灾难和新政时期管制和治理的成功鼓舞了这些新的观念。在面对国际经济衰退和其他国家所实施的坏政策方面，发达国家的社会被认为都是非常脆弱的。各国需要进一步介入对全球体系更加密集和更加制度化的共同管理体制。各国需要通过的新的制度持续进行肩并肩的合作，以管控和减少各国社会之间相互依赖度日益增大所蕴藏的危险。
通过这些方式，这一秩序的等级性特征就变得更为自由主义而非帝国主义。美国从事着公共物品的提供，支持那些协商而得的规则和制度并在其下行事，对其他国家发表意见的机会也持开放态度。无疑，这种等级结构的自由主义特性在不同的地区和时期是不一样的。相比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更愿意对西欧的伙伴国作出多边主义承诺。在东亚，美国签署了一系列毂辐式的安全条约，这使东亚的地区秩序更多的是以受保护关系为基础而非以规则为基础。总之，美国的支配性全球地位实际上使这种等级结构成为战后秩序不可避免的特征。但在冷战两极对抗的情况下，美国的支配性全球地位也从战略上促动华盛顿与盟友建立合作关系，共享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好处，接纳日本和德国，并大体上以相互可接受的方式管理这一体系。
注释
1．Melvin P.Leffler，“The Emergence of 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1945—1952,”in Melvin Leffler and Arne Westad，eds.，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vol.1（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67—89.
2．“二战”结束之时，持续半个世纪的美国非凡经济增长达到了它的顶峰。187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8.8%，1913年是18.9%，1944年增至35%，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2003），258。此外，战争还留给美国一个由基地、机场和通讯站组成的庞大体系。1945年，按照助理海军部长斯图·亨塞尔（Strue Hensel）的估计，美国在“二战”期间建成443个基地和其他设施，包括太平洋地区的195个，大西洋地区的228个，印度洋和中东地区的11个，Robert E.Harkavy，Great Power Competition for Overseas Bases（Oxford：Pergamon，1982）。
3．Kennedy，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359.
4．Jeffry A.Frieden，Global Capitalism：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Norton，2006），262.
5．我曾在《自由主义秩序构建》（The Liberal Order Building）这篇文章中区分了这两种大战略，见Melvyn P.Leffler and Jeffrey W.Legro，eds.，To Lead the World：American Strategy after the Bush Doctrin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这种区分发展自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对“财产”（possession）目标和“环境”（milieu）目标的经典区分。在沃尔弗斯看来，财产目标指的是一个国家“力图增加或保护它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但环境目标指的是努力改变更大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可以影响更具体的国家利益被实现的环境，见Arnold Wolfers，“The Goals of Foreign Policy,”in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67—80。
6．Warren F.Kimball，The Juggler：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s Wartime Statesma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17.
7．1945年3月1日，在其参加完雅尔塔会议回国后，罗斯福在向国会联合会议的报告中表达了这种想法。罗斯福称，战时盟友的这场峰会“应该带来单边主义行动体系、排他性的联盟、势力范围、均势以及其他所有在过去几个世纪尝试过的权宜之计——它们总是失败的。我们提议要用一个普世性的组织替代所有这一切，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有机会加入这一组织”，转引自Robert Dallek，The Lost Peace：Leadership in a Time of Horror and Hope（New York：Harper Collins，2010），59。
8．关于对威尔逊式的和罗斯福式的自由国际主义的讨论，见G.John Ikenberry，“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America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7，no.1（March 2009），71—87。
9．Ernest May，ed.，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Interpreting NSC-68（New York：St.Martin's，1993），40.
10．Robert Gilpin，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2.
11．Samuel I.Rosenman，ed.，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Roosevelt，1940（New York：Macmillan，1941），261，转引自Leffler，“Emergence of 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68。
12．华莱士的讲话转引自Alfred E.Eckes，Jr.，A Search for Solvency：Bretton Wood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1944—1971（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5），34。
13．关于开放的资本主义秩序与各种地区性的、自给自足的挑战者之间在20世纪中期的这场大争斗，参见Bruce Cumings，“The Seventy Years' Crisis and the Logic of Trilateralism in the New World Order,”World Policy Journal（Spring 1991），00—000；Charles Maier，“The Two Postwar Eras and the Conditions for Stabi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Western Europe,”in In Search of Stability：Explorations in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chap.4。
14．Harry S.Truman，Address o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Baylor University，Waco，TX，6 March 1947.
15．Robert A.Pollard，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5—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7.
16．正如帕特里克所言，这种建立开放、多边的世界经济的愿景是与自由国际主义原则相融合的，“简言之，（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寻求一种开放的、非歧视性的、自由主义的、私营的、合作的、遵守规则的、受到管控的全球经济秩序，开放即阻止封闭集团的形成；非歧视性即指使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获取市场、原材料和投资场所；自由主义即指使贸易和偿付的国家壁垒最小化；私营即指由私人企业而非国有企业所控制；合作即指强调协作而非经济民族主义；遵守规则即指为行为制定规范性准则；受到控制即指由能够体现和执行共享规则的国际制度予以管治”。Patrick，Best Laid Plans，106.
17．Cordell Hull，“The Outlook for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speech delivered before the 25th 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nvention，New York，1 November 1938.
18．Dean Acheson，“Bretton Woods：A Monetary Basis for Trade,”address befor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16 April 1945.
19．Carlo Maria Santoro，Diffidence and Ambition：The Intellectual Sources of U.S.Foreign Policy（Boulder，CO：Westview，1992），94.
20．对这场争论的高潮和新的共识的最有力的阐述，见Nicholas 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the World：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New York：Harcourt Brace，1942）。
21．Melvyn P.Leffler，“The 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48（1984），349—356.
22．Leffler，“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358.
23．CIA，“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s Its Relates to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26 September 1947，转引自Leffler，“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364。
24．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 Stephen D.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and 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131—134.另见Mark Blyth，Great Transformations：Economic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25．Douglas Brinkley and David R.Facey-Crowther，eds.，The Atlantic Charter（London：Macmillan，1994）.
26．丹尼尔·叶金（Daniel Yergin）描述了“二战”期间“国家安全”这个说法在华盛顿出现的时刻。“在1945年秋，不同军／兵种的文职和军事领导们接连来到国会，就军／兵种的联合问题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虽然在之前的几轮类似听证会中，会偶尔出现‘国家安全’这个说法，但直到一年半之后的1945年的听证会上，政策制定者们才经常使用该词作为讲话的出发点。‘只有建立一种非常广泛和全面的战线，我们的国家安全才能得到保证，’这一概念的最有力的支持者，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说，‘我在这里一以贯之地使用安全这个词而不是防卫。’参议员埃德温·约翰逊（Edwin Johnson）对福雷斯特尔说，‘我喜欢你所用的国家安全这个词’。”见Daniel Yergin，Shattered Peace：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77），194。
27．转引自Julian E.Zelizer，Arsenal of Democracy：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Security—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War on Terrorism（New York：Basic Books，2010），55。
28．关于这些谈判，见Richard Gardner，Sterling-Dollar Diplomacy in Current Perspectiv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Armand Van Dormael，Bretton Woods：Birth of a Monetary System（London：Macmillan，1978）；Eckes，Search for Solvency。
29．Jacob Viner，“Objectives of Post-Wa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construction,”in William McKee and Louis J.Wiesen，eds.，American Economic Objectives（New Wilmington，PA：Economic and Business Foundation，1942），168.
30．G.John Ikenberry，“Creating Yesterday's New World Order：Keynesian ‘New Thinking’and the Anglo-American Postwar Settlement,”in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Keohane，eds.，Ideas and Foreign Policy：Beliefs，Institutions，and Political Chang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57—86.
31．关于在战后的西方工业民主国家中国家经济管理的发展，见Andrew Shonfield，Modern Capitalism：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and Frieden，Global Capitalism。
32．Frieden，Global Capitalism，279.
33．Tony Smith，“National Security Liber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n Michael Cox，G.John Ikenberry，and Takashi Inoguchi，eds.，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Impulses，Strategies，and Impact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and Ikenberry，“Creating America's World：The Domestic Sources of Postwar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unpublished paper，2006.
34．对这一逻辑的展开论述参见本书第三章，另见Ikenberry，After Victory。
35．在其对20世纪20年代欧洲—大西洋会议外交的详尽研究中，帕特里克·卡尔斯（Patrick Cohrs）指出，“从很多重要方面（当然绝不是所有方面）来说，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这些情况预示了在‘二战’后的欧洲重建中的霸权和平、集体安全和协调努力的规则和基础，这些促进了‘二战’后实现的更持久的稳定”，Patrick O.Cohrs，The Unfinished Peace after World War 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619。另见David E.Kaiser，Economic 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Germany，Britain，France，and Eastern Europ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Robert A.Divine，Second Chance：The Triumph of Internationalism in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New York：Atheneum，1971）。
36．Kenneth Weisbrode，The Atlantic Century：Four Generations of Extraordinary Diplomats Who Forged America's Vital Alliance with Europe（Cambridge，MA：Da Capo，2009），20.
37．Anne-Marie Burley，“Regulating the World：Multilateralism，International Law，and the Project of the New Deal Regulatory State,”in John G.Ruggie，ed.，Multilateralism Matters: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125—156.
38．引自Van Dormael，Bretton Woods，45。
39．1941年5月18日，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在一次电台演说中提出了这种制度化合作的基本逻辑，认为多边制度将“为一种独立国家为相互获益而进行自由合作的国际秩序确立基础”，引自Patrick，Best Laid Plans，51。
40．Patrick，Best Laid Plans，xx.
41．Ruggie，Multilateralism Matters.
42．关于美国自由主义身份和理想对战后秩序构建的重要性，见John G.Ruggie，Winning the Peace：America and World Order in the New Er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Jeff Legro，Rethinking the World：Great Power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and Patrick，Best Laid Plans。
43．关于安全捆绑或制度性捆绑的讨论，见Ikenberry，After Victory，chap.3。关于安全共同捆绑（security co-binding）的主要理论阐述，见Daniel H.Deudney，“The Philadelphia System：Sovereignty，Arms Control，and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American States-Union，1787—1861,”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no.2（Spring 1995），1191—1228；Daniel H.Deudney，Bounding Power：Republican Security Theory from the Polis to the Global Villag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另见Patricia A.Weitsman，Dangerous Alliances：Proponents of Peace，Weapons of Wa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Jeremy Pressman，Warring Friends：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Andrew G.Long，Timothy Nordstrom，and Kyeonghi Baek，“Allying for Peace：Treaty Obligations and Conflict among Allies,”Journal of Politics 64，no.4（November 2007），1103—1117。
44．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认为，欧洲协调是这种捆绑逻辑的早期体现，从这个案例以及后来的案例看，同盟是被当作与约束有关的条约建立起来，它们成为国家管理和约束同盟伙伴的机制。Paul W.Schroeder，“Alliances，1815—1945：Weapons of Power and Tools of Management,”in Klaus Knorr，ed.，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75），227—262.
45．1952年，新德国和英国、法国、美国共同签署了一项处理彼此关系的条约，明确了英法美三国的“权利和责任”，“Convention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Three Powers and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26 May 1952，as modified by the Paris Accords of October 1954,”reprint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Documents on Germany，1944—1985（Washington，DC：Department of State，1986），425—430。
46．Walter Lippmann，U.S.Foreign Policy：Shield of the Republic（Boston：Little，Brown，1943）.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个月前，李普曼首次使用了“大西洋共同体”这个概念，见Walter Lippmann，“The Defense of the Atlantic World,”New Republic，10，no.120（1917），59—61。相关讨论，见James R.Huntley，Uniting the Democracies：Institutions of the Emerging Atlantic-Pacific Syst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0），5。
47．罗纳德·斯迪尔（Ronald Steel）指出，对这种以共识基础的关系的期待是欧洲人接受大西洋共同体这个概念的一个原因，以共识为基础的关系削弱了政治上的等级性，见Ronald Steel，“How Europe Became Atlantic：Walter Lippmann and the New Geography of the Atlantic Community,”in Marco Mariano，ed.，Defining the Atlantic Community：Culture，Intellectuals，and the Policies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Routledge，2010）。
48．在19、20世纪之交，将美国和西欧联系在一起的“大西洋体系”这一理念被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反复提及，亚当斯是国务卿海约翰的亲密朋友，见Henry Adams，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07］1918）。关于19世纪晚期英美接近（rapprochement），见Lionel M.Gelber，The Rise of Anglo-American Friendship：A Study in World Politics，1898—1906（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Charles S.Campbell，From Revolution to Rapprochement：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1783—1900（New York：Wiley & Sons，1974）；Charles Kupchan，“Atlantic Order in Transition：The Nature of Change in U.S.-European Relations,”in Jeffrey Anderson，G.John Ikenberry，and Thomas Risse，eds.，The End of the West?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Transatlantic Orde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
49．Andrew M.Johnston，Hegemony and Culture in the Origins of NATO Nuclear First-Use，1945—1955（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10.
50．Forrest Davis，The Atlantic System：The Story of Anglo-American Control of the Seas（New York：Reynal and Hitchcock，1941），303.
51．George Marshall，congressional testimony on the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8 January 1948，71.
52．Ernst Bevin，speech before House of Commons，22 January 1948，col.407—408．Quoted in Patrick Thaddeous Jackson，“Defending the West：Occidental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O,”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1，no.3（2003），241.
53．关于战后时代西方文明这个概念在美欧关于重新整合德国的谈判中被援用的方式的重要研究，见Patrick Thaddeus Jackson，Civilizing the Enemy：German Reconstruction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West（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6）。另见Mary N.Hampton，“NATO at the Creation：U.S.Foreign Policy，West Germany，and the Wilsonian Impulse,”Security Studies 4，no.3（1995），610—656；Mary N.Hampton，The Wilsonian Impulse：U.S.Foreign Policy，the Alliance，and the Reunificataion of Germany（New York：Praeger，1996）。
54．关于这些分歧的描述，见Huntley，Uniting the Democracies，15—16；Weisbrode，Atlantic Century，chap.5。
55．转引自Weisbrode，Atlantic Century，160。
56．Clarence Streit，Union Now：A Proposal for a Federal Union of the Democracies of the North Atlantic（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39）.
57．1946年1月6日，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呼吁要建立一个基于“人类思想基本自由”的世界，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罗斯福称，这将是一个“有道德的秩序”，这一秩序基于“自由国家以友好、文明的方式共同进行的合作”。
58．Mary Ann Glendon，A World Made New：Eleanor Roosevelt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New York：Random House，2002）.
59．Jack Donnelly，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
60．Dean Acheson，“Formation of National Policy in the U.S.,”lecture，Washington，DC，December 1947.
61．Ikenberry，After Victory，chap.6.
62．参见第三章的讨论。
63．关于罗斯福在战时制订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努力，见Divine，Second Chance；and Robert Dallek，FD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64．Kimball，Juggler，chap.3.
65．Robin Edmonds，Setting the Mould：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1945—1950（New York：Norton，1986），96—97.
66．Ikenberry，“Creating Yesterday's New World Order.”
67．转引自Gardner，Sterling-Dollar Diplomacy，242—246。
68．关于这些朝向冷战发展的早期事态，见Melvyn P.Leffler，For the Soul of Mankind：The United States，the Soviet Union，and the Cold War（New York：Hill and Wang，2007），48—57。
69．Lloyd Gardner，Architects of Illusion：Men and Ideas in Foreign Policy，1941—1949（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70），219.
70．莫奈的话转引自Patrick，Best Laid Plans，162。
71．Memorandum by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Economic Affairs Will Clayton，“The European Crisis,”27 May 1947，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3，230—232.
72．Secretary George Marshall，commencement address，Harvard University，4 June 1947.
73．转引自Charles Mee，Jr.，The Marshall Plan：The Launching of the Pax Americana（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4），90。
74．关于马歇尔计划在支持欧洲一体化方面的作用，见Ernst H.Van Der Beugel，From Marshall Plan to Atlantic Partnership（Amsterdam：Elsevier，1966）；Michael J.Hogan，The Marshall Plan：America，Britain，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1947—195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Hogan，“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in Stanley Hoffman and Charles Maier，eds.，The Marshall Plan：A Retrospective（Boulder，CO：Westview，1984）。关于德国被吸纳以及欧洲一体化这两个相伴随的问题，见Greg Behrman，The Most Noble Adventure：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Time When America Helped Save Europe（New York：Free Press，2008），56—57。
75．Gilpin，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33—134.
76．Kimball，Juggler，85.
77．关于起草《联合国宪章》的记述，见Paul Kennedy，The Parliament of Man：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New York：Random House，2006）；Townsend Hooper and Douglas Brinkley，FDR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U.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
78．President Harry S.Truman，address at the closing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an Francisco，26 June 1945.
79．转引自Divine，Second Chance，299—300。
80．转引自John Lewis Gaddis，“Spheres of Influence,”in 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58。
81．“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Kennan］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Acheson］,”23 May 194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3:225.
82．George Kennan，Memoirs，1925—1950，337.
83．“Report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24 February 194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8，1（pt.2）:515.
84．“Question of European Union,”policy planning staff paper quoted in Klaus Schwabe，“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1947—1957,”in Clemens Wurm，ed.，Western Europe and Germany，1945—196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133.
85．Thomas A.Schwartz，America's Germany：John J.McCloy and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95；“A Summary Record of a Meeting of Ambassadors at Rome,”22—24 March 195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3:817.
86．“Minutes of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Washington Exploratory Talks on Security,”8 July 194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8，3:163—169.
87．“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France,”19 October 194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4:471.
88．Lincoln Gordon，quoted in David Ellwood，ed.，The Marshall Plan Forty Years After：Less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oday（Bologna：SAIS Bologna Center，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89），48—49.
89．Michael Mastanduno，“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Statecraft and Scholarship,”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no.4（Autumn 1998），192.
90．Lloyd Gardner，A Covenant with Power：America and World Order from Wilson to Reaga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81.
91．Senate testimony，1949，quoted in Gardner，Covenant with Power，100.
92．Charles de Gaulle，The Complete War Memoirs of Charles de Gaulle， vol.3，Salvation，1944—1946，trans．Richard Howard（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0［1959］），906.
93．Michael Schaller，“Securing the Great Crescent：Occupied Jap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 in Southeast Asia,”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9（September 1982），392—414．
94．Bruce Cumings，“Japan's Position in the World System,”in Andrew Gordon，ed.，Postwar Japan as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38.
95．Michael Mastanduno，“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Statecraft and Scholarship,”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no.4（Autumn 1998），192.
96．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75），chap.6.
97．在近年的一项研究中，卡拉·诺勒夫（Carla Norrlof）称，美国的战后货币霸权促进了合作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收益，但它也使美国将进行调整的代价转移到这些国家身上，如果美国没有这些“地位优势”的话，这些代价会由美国承受，见Carla Norrlof，America's Global Advantage：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关于美国驻军承诺和伙伴关系之间的联系，见Hubert Zimmermann，Money and Security：Troops，Monetary Policy，and West Germany'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1950—197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98．Benjamin Cohen，Organizing the World's Mone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New York：Basic Books，1977），97.马斯坦都诺对战后美国和它的德国、日本盟友之间的“大契约”作出了有启发性的定性描述，在中国崛起并替代这些盟友成为世界经济中的关键伙伴之时，他追溯了这一“大契约”的演变，见Michael Mastanduno，“The Financial Crisis，U.S.-China Relations，and the End of the Grand Bargain,”in Daniel Drezner and Kathleen McNamara，eds.，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forthcoming，2010）。
99．关于“表达意见的机会”的讨论，见Joseph M.Grieco，“State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al Rule Trajectory：A Neoreal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astricht Treaty and 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Security Studies 5（Spring 1996），176—222。
100．Daniel Deudney and G.John Ikenberry，“The Sources and Character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5，no.2（1999），179—196.
101．Calder，Embattled Garrisons：Comparative Base Politics and American Globali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8.
102．Steven Weber，“Shaping the Postwar Balance of Power：Multilateralism in NATO,”in Ruggie，Multilateralism Matters，233—292；Thomas Risse-Kappen，“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The Case of NATO,”in Peter J.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356—371；Thomas Risse-Kappen，Cooperation among Democracies：The European Influence on U.S.Foreign Poli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atrick，Best Laid Plans，chap.9.
103．Michael Mastanduno，“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Realist Theories and U.S.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no.4（Spring 1997），61.
104．在战后早期，美国的确提出过在亚洲建立一种与北约相对应的多边主义安全制度的想法。
105．关于美国在亚洲和欧洲实施不同的秩序构建战略的探讨，见Peter J.Katzenstein，A World of Regions：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Galia Press-Barnathan，Organizing the World：The United State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sia and Europe（New York：Routledge，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