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英国思想文化转型的社会基础

一、中世纪英国思想文化转型的社会基础

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曾指出：“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并没有遽然的断裂或容易划分的界限，除了经院哲学之外，中世纪的其他思想习惯也在欧洲许多地方流传到了16世纪，反过来在中世纪也有用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方式看待人类和人类世界的先例。”⁽⁵¹⁾这种观点驳斥了曾一统学界的“中世纪黑暗说”，随着哈斯金斯的《12世纪文艺复兴》的发表，学者开始注意到有关11—13世纪的西欧社会的研究主要涉及更“泛化”的文艺复兴概念下的时间范围、地域范围和具体内容等方面。然而，作为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推动中世纪古典文明复兴的关键，11—13世纪西欧人文主义的生成既离不开中世纪早期对古典文明的保护与吸收，也从其他文明中重新获取了古典文明的给养。从总体上看，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是宗教文明的宗教性不断走向式微的历史，也是古典文明的古典性全面走向复兴的历史。考察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利于厘清以古典文明为基础、以神性与理性有效融合的人文主义萌芽的现实条件与思想基础。

（一）帝王政制对英国思想文化转型的主要影响

传统的西欧社会对尘世的否定，首先表述在圣奥古斯丁等早期教会史上大多数基督教思想家的著作中。比如波爱修（Boethius）曾在 《哲学的慰藉》中指明：真正的善不是世俗的声望、公职、财富和快乐，而是存在于上帝那里，因为“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就是善”。⁽⁵²⁾曾任坎特伯雷主教的兰弗朗克（Lanfranc）强调神学必须凌驾于辩证法之上，指责老师贝伦加尔“用理性解决一切问题，完全摒弃了传统”。而圣达米安（Petrus Damian）关于“哲学是神学的婢女”（Philosophia ancillary theologiae）的说法在中世纪广泛流行，而此处所谓的哲学正是以“七艺”为主体的世俗学问。⁽⁵³⁾这一学问，应该在公元9—10世纪前后，也就是约克的阿尔昆至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时代全面传播到英国。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欧陆诸多帝国政制也对古典文化的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七艺”作为中世纪教育的核心，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查理大帝认为信仰需要知识，因此创立了宫廷学院，引进了来自约克郡教会学院的英国学者阿尔昆（Alcuin）。除此之外，还大量建立主教座堂、修道院作为中世纪重要的教育机构，其中的基础课程便是“七艺”。在这之前，卡西奥多鲁（Cassiodorus）在《神学与世俗学导论》中提出，学习古典文化和世俗知识对基督教信仰是有益的，它可以增进对《圣经》的理解，提升教徒的阅读与写作能力。因此，卡西奥多鲁早在6世纪中叶创办的维瓦留姆修道院学校中便大量收藏书籍，在晚年将其对古典和基督教学术的极大热情投入到对僧众的教育。⁽⁵⁴⁾学者阿尔昆在8—9世纪首次对《哲学的慰藉》进行评注，把其中的德性论作为自己教育思想的基础之一，并把知识传授和神学研究结合起来，认为“七艺”教育最终以“成圣”为目的，即让学生们理解《圣经》中的启示，转向上帝，获得拯救。⁽⁵⁵⁾可以说，中世纪教育制度的建立是加洛林文化复兴的最重要成果。在此基础上，加洛林文化复兴促进了学术争论，比如查理大帝曾要求学者围绕东方教会是否应崇敬圣像问题展开争论并作出解答。他的继承者也鼓励学术争论与批评，但是大部分争论都是由于对权威性著作的不同解释引起的，带有后来的经院学者在争论中诉诸权威的诠释性特征，并具有哲学背景。⁽⁵⁶⁾经过加洛林文化复兴的熏陶，教会对待世俗知识的态度有了较大转变，859年在萨沃尼埃宗教会议上，主教们明确表示要求秃头查理在一切有师资条件进行圣教和人文科学教育的地方建立学校。

加洛林的文化复兴也反映出教会权力的加强，而且直接影响中世纪英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查理大帝强迫所有被征服的民族信奉基督教，而教皇为他加冕为皇帝更是确立了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的观念，阿尔昆就把他称为“基督教帝国”（imperium christianum）的统治者。⁽⁵⁷⁾在这种观念下，人的精神被教会压制，对自然世界的探索中止，教会与国家也展开了权力的激烈冲突。格里高利改革后，教皇对世俗界的统治不只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还在婚姻、继承等各种民事问题上。在1075年以前，教皇对世俗界的管辖权意志从属于皇帝和国王。一般说来，它也不比其他大主教的世俗管辖权大。⁽⁵⁸⁾但在此之后，格里高利宣称教皇法庭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法庭”，教皇是“直接管辖所有人的法官”。⁽⁵⁹⁾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政治学指南》中提出了教权高于王权的理论，政治上站在世俗政权的对立面，但在思想上却偏爱世俗知识。⁽⁶⁰⁾在高压统治下，人类精神永远不会满足于仅仅安然无恙地存身于世，公元10—11世纪，精神要求拓展更多的自由空间，中世纪早期潜在的危机带来新的整合。正如罗伯特·C.拉姆所说：“中世纪早期是一个艰难的转型时期，它从后罗马纪元的混乱时期，转向中世纪鼎盛时代的平衡时期，当时一种整合形式出现了，这种整合强调精神特性，而又不牺牲尘世的欢乐。”⁽⁶¹⁾

帝王政制及其思想与行为对人文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状况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12世纪中叶，亨利二世在与菲利普二世发生宗教和政治冲突时召回了英格兰的学者，创建了属于自己的牛津大学，使本来就充满活力的牛津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所具有世俗化特征的大学城，同时也成为西欧中世纪传播基督教与世俗人文主义的中心之一。(https://www.daowen.com)

总体来看，诸如此类的帝王政制及其世俗权力积极推动了“知识教化”，但宗教权威为了巩固神学地位扩大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哲学的发展，抵制了思想的多样化。然而，尽管面临可能的宗教迫害与裁决，知识分子依然对世俗知识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从而推动了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的生成。

（二）“翻译运动”对英国思想文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哈斯金斯曾指出，12世纪文艺复兴从两个重要的源泉获得生命力：一是拉丁西方世界留存的知识和思想；二是东方向西方传播了新学与大量的翻译文献。⁽⁶²⁾特别是阿拉伯世界为12世纪文艺复兴提供了知识生活的新动力，可以说，阿拉伯哲学的发展几乎涵盖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历史。⁽⁶³⁾

虽然欧洲文学和科学的源头在希腊，并流传到罗马，但在西庇阿时代（Scipionic Age）后已经没有对希腊著作的直接译本。在君士坦丁堡，希腊古典文献被反复抄写，如果没有这些文献对神的语言一遍遍的重复，“神也许早就死了”。⁽⁶⁴⁾但是，希腊著作并未在中世纪早期向西方扩张，而是向东方进行传播。从历史上看，阿拉伯人接受和翻译希腊哲学和科学文献的过程离不开阿巴斯王朝开明的文化政策。到11世纪中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除《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一部分之外，都已经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而被翻译的柏拉图著作有《理想国》《法律篇》《斐多篇》和《克力同篇》等。⁽⁶⁵⁾可以说，阿拉伯哲学家的译作和注释是经院哲学家了解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要媒介，前者不仅向后者提供了思想素材，而且提供了分析这些材料的角度和方法，还提出了由于不同的解释而产生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哲学家是阿维罗伊。他翻译并研究了大量亚里士多德著作，使拉丁或希伯来学者深受启发。⁽⁶⁶⁾因此，13世纪在西方传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并不是古代思想的直接继承，而是经过阿拉伯哲学家解释的成果。

实际上，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在中世纪有多次交流，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的要塞是西西里岛和西班牙，主要是在西班牙的托莱多。在西西里岛，继965年伊斯兰征服该岛后由诺曼–阿拉伯–拜占庭文化重新盘踞。例如，当时的统治者罗杰二世（King Roger Ⅱ），不只拥有伊斯兰防卫力量，还召集了许多诗人和科学家在自己的宫廷中。十字军东征期间，欧洲和黎凡特（Levant）之间的交流也加强了与意大利的海上共和国之间的交往。黎凡特的一些城市如安提阿（Antioch）的阿拉伯和拉丁文化之间联系密切。⁽⁶⁷⁾11—12世纪，许多基督教学者到穆斯林的国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其中最著名的有莱昂纳多·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1170—1250年）、巴斯·艾德拉德（1080—1152年）和非洲的康斯坦丁（1017—1087年）。⁽⁶⁸⁾

阿拉伯文翻译著作传播到西欧最重要的途径是穿越西班牙半岛的通道，正如哈斯金斯所言：“西班牙充当了与穆罕默德世界的学问之间的首要纽带。”⁽⁶⁹⁾大批新学问的先驱把目光转向西班牙，并在那里从事翻译工作。在众多阿拉伯文著作的译者中，最勤奋多产的是克雷莫纳的杰勒德，此外，还有英国人艾尔弗雷德（Alfred the Englishman）、迈克尔·斯格特（Michael Scot）和德国人赫曼（Herman the German）。13世纪早期，他们都在西班牙工作。其中艾尔弗雷德是位哲学家，主要投身于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的工作。

与此同时，对希腊文著作的直接翻译几乎全部在意大利进行。希腊和拉丁文化最重要的汇合点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诺曼王国，由于这一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拜占庭帝国管辖，因此拥有大量说希腊语的人口，并保留了较多的希腊传统，而且始终保持和东方的联系。希腊文著作的诸多翻译者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阿里斯蒂皮斯。他曾于1156年任卡塔尼亚（Catania）主教，贝内文托（Benevento）战役前曾在军队中翻译柏拉图的作品。阿里斯蒂皮斯第一个翻译了柏拉图的《曼诺篇》（Meno）和《斐多篇》（Phaedo）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Meteorology）第四卷。⁽⁷⁰⁾其拉丁文译本在中世纪和早期文艺复兴时期都非常流行。值得注意的是，诸多译自希腊文的书目中，文学和历史学的古典著作并不多见，人们的兴趣普遍集中在医学、数学、哲学和神学。可见，12世纪教育和学术领域是围绕实用性和宗教性展开的，与15世纪后人文主义者体现出的广泛兴趣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