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英国思想文化内核的转换
哲学范畴是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范畴，在11—13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的转型时期，伴随着文学、历史与法学等诸多领域的全方位转换，哲学范畴的历史转换标志着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的历史时代发展的总体趋势与发展规律。事实上，它也是中世纪历史文化观念全面转型的象征。
（一）中世纪英国思想文化中的唯实论与唯名论
在摆脱了令人恐惧的末日毁灭观念后，欧洲社会结构自11世纪开始变革：从封建制度残酷的武士律令，到骑士制度较为“文明”的理想，人们更倾向于膜拜更加人性化的圣母玛利亚。与此同时，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伊斯兰文明，并认识到其中蕴含的古代希腊文化宝藏。随着城市的扩展、综合性大学的创立，欧洲的文化氛围愈发活跃，并逐渐发展为人文主义的中心，当时的居民也普遍认为“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在思想领域，罗伯特指出，整个社会变革的一种隐喻，是关于“实在”自身本质的哲学纷争，它最终演化为“关于共相的论战”。唯名论只承认作为概念的共相，而否定作为“一般”的共相的客观存在。唯实论虽然肯定“一般”的客观性，但却又把它看成独立于具体事物之外的神秘的精神实体。(71)唯名论者否认“一般”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依据，认为个体是真实的存在，不存在脱离了具体事物的抽象存在。(72)
早在公元9世纪，爱留根纳（Johannes Scotus Erigenta）就已经发现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差异，但他坚持认为，理性和《圣经》都来自上帝。这一说法避免了可能的冲突，然而，教会的立场是只坚守信仰。11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尔谟（Anselm）重申了这一立场。但在11世纪晚期，这一重申受到一种哲学论争的挑战，在此次有关存在本质的争论中，唯实论者与唯名论者都在积极捍卫各自的观点。
唯实论者普遍以柏拉图的信念为基础，信奉奥古斯丁教义。他们认为，形式与理念是终极实在，并且永恒不变。从教会立场来说，没有真正的物质实体，一切都存在于上帝的心灵之中。也就是说，世界万物受变化法则的支配，人们的真实所见不过是虚幻的影子，人类应该漠视肉体，追求永恒的真理。香柏的威廉（William of Chapeaux，1070—1121）是唯实论观点的坚定支持者。
英国的唯名论与唯实论来自法国等欧陆国家。法兰西哲学家约翰尼斯·罗色林（Johannes Roscellinus，约1050—1120年之后）首次用唯名论观点对教会教义提出挑战，他不只提出“世界万物是唯一的真实”，而且进一步说明“我们知识在经历了多个个别事物之后，才形成了观念，作为对这些事物的统称”。(73)罗色林的唯名论观点从“三位一体”角度出发，很容易得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神的名称，上帝并不表示他们的共同实质或实体”的结论。他在论述“三位一体”时强调：“只有个别的实体存在，一般的概念无非是人们用以规定个别对象的名称和字眼。”(74)尽管他自身也反驳“三神论”，但安瑟尔谟在《关于肉身化的信》中更明确地指出了罗色林唯名论的问题，认为他忽略了抽象观念的把握，造成了理解只停留在感觉与印象之中的结果。(75)
面对唯实论者与唯名论者之间的争论，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1079—1142）作为温和的唯名论者提出了妥协的观点，其关于共相问题的著作是《波菲利集注》。他认为，理念的确是真实的，但既不存在于具体的物质对象之前，也不存在于具体的物质对象之后。作为理念的实体，只存在于感官所知觉的对象之中。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annes Saresberiensis）在《逻辑学讲解》（Metalogicon）中对共相性质问题的讨论做了总结，表明他试图站在超然于各派之外的立场。约翰发现，争论各方基本都同意理智具有认识共相的抽象作用，但对抽象能力没有深入研究就对抽象认识的对象性质进行了仓促判断。(76)他提出的关于共相性质讨论弱点为13世纪经院哲学家以“抽象理论”为基础建立共相学说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一方面深入探索了物质存在本质，另一方面也打开了基督教信仰的缺口，人们开始质疑理性与观念的来源是否如基督教教义所言只是上帝思想的投射。同时，在上帝的世界里，唯名论获得与唯实论并存的状态也意味着替代与升迁的历史性的必然。(https://www.daowen.com)
（二）中世纪英国思想文化中的教父哲学与经院哲学
教父哲学主要盛行于基督教早期（公元2—4世纪），当时基督教组织松散，各地使用的语言和经文不同，导致对信仰的理解充满歧异。为了规范基督教教义，完成经文规则化、组织制度化、信仰正统化的过程，教父承担了教义的传播者、解释者和教会的组织者等角色。著名的希腊教父包括纳西盎的格列高利、巴兹尔、约翰·克里索斯顿和阿塔纳修斯；拉丁教父中的安布罗斯、杰罗姆、奥古斯丁和大格里高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教父哲学是基督教与希腊哲学最初碰撞与融合的产物，虽然没有完整的哲学理论，但教父哲学建立的神学理论包含了许多哲学的因素。
与教父哲学不同，经院哲学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11世纪之后修道院的繁荣。蛮族入侵后，西欧的文化教育重新开始复苏，作为知识中心之一的修道院完成了肇始于克吕尼修道院的一系列改革。虽然改革主要集中于改造隐修制度、纯洁僧侣生活，但确实为修道院注入了新的生机，同时增强了教皇独立、全面管理教会的权力。在思想领域，沿袭自加洛林文化复兴的“七艺”教育重新获得重视，其中逻辑教育成为学校的主课，神学开始与逻辑相结合。在此基础上诞生的经院哲学是由教父哲学直接过渡而来的，虽然逻辑的运用，尤其是辩证法的推广，使经院哲学家们重新认识到教父典籍中涉及的哲学问题、命题与概念，但由于缺乏和希腊哲学的直接联系，在亚里士多德主义传入之前，经院哲学的内容往往显得单一、贫乏。
无论是教父哲学还是经院哲学，都必须置于神学背景中加以理解。基督徒相信只有正确的基督教信仰才能得救，错误的信仰会使一切宗教活动失去意义。在此基础上，无论是教父哲学还是经院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都排斥世俗知识。拉丁教会德尔图便把希腊、罗马文化视为“洪水猛兽”，圣杰罗姆虽然弃绝异教学术但又对其念念不忘。圣奥古斯丁虽然不一概排斥世俗知识，但主张有甄别的学习与吸收。与基督教早期西欧大陆的保守不同，在爱尔兰和英格兰的修道院，世俗知识与《圣经》、神学在教学中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公元9—10世纪北方诺曼人侵扰，修道院衰败，修道院精神也经历了衰败。重整之后的教会强调绝对的权威，奥古斯丁直接表示“我相信我可以认识的秩序”，认为：“《圣经》中的信仰、早期教会神父有关经文的讲解以及对这些源泉的完全的信从，是基督徒生活所必须具备的第一步。知识是第二位的，无论何时教义晦涩难解或与理性相悖，人都应该相信教义，否认智性。”(77)打破教会信仰体系的另一知识之光，正是12世纪晚期被重新发现的所有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三）中世纪英国思想文化中的新柏拉图主义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
在所有古典思想中，古希腊思想最能反映西方社会的特点，希腊人不仅将人视为自然万物中最重要的创生物，而且不懈地追求精神与理智的自由。希腊人的精神世界是世俗的，也是理性的，他们高举自由的精神，无限地接近人类的真理。(78)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哲学家们之间虽然思想差异巨大，但某种程度上都吸收了希腊精神的共性，这种共性再次影响了拉丁西方的世界。(79)
11世纪末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不仅让拉丁西方学者接受了新的知识，而且直接催生了新的理论和流派。毫无疑问，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对这种变化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正是通过西班牙，其他欧洲国家才得以对阿拉伯文化进行最准确的定位。只有在西班牙，才出现了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平行发展的历史阶段，因此，西班牙是欧洲吸收古代阿拉伯哲学与伊斯兰科学文化的主要来源。(80)特别是拉丁西方学者接触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译本时，主要求助于阿拉伯哲学家的评注本。其中，阿维森纳与阿维罗伊的评注本对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经院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经历了与基督教教义的糅合后，亚里士多德主义逐渐取代柏拉图主义成为经院哲学的主流，新的知识框架不仅打破了柏拉图主义描述的宇宙创生论和定量分析，而且吸收了大量希腊和阿拉伯的科学著作。这些著作也是伴随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引进的，主要包括伽伦、托勒密等人的科学思想。
在翻译与解读亚里士多德著作、“伪作”和其他科学著作的过程中，在巴黎大学与牛津大学直接催生了许多著名经院哲学家（奥克塞尔的威廉、大阿尔伯特、阿奎纳等人）。但是，拉丁西方的经院学者很快就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有许多论点是与基督教教义相冲突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是按照自身规律运行的，是永恒的，这与《圣经》中《创世记》以及神显示的各种“奇迹”矛盾。他的“灵魂”学说，与基督教主张的“灵魂不朽”相抵触。此外，亚里士多德主张因果分析法，即通过感觉观察和理性推理，发现对象中的因果规律。显然，这一理性方法是与基督教倡导的神秘启示法相反。(81)在政治社会思想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尼各马可伦理学》彻底改变了经院哲学。尽管大部分学者依然将其与“政治的奥古斯丁主义”糅合起来，认为教权理应高于王权，然而已经有学者，如罗马的吉勒（Gilles de Rome）利用它为世俗王权的自主性辩护。(82)
13世纪经院学者面对的主要挑战就是将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基督教教义融合，因此，面对两者的冲突，经院学者的思想中不乏新颖之处。比如，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纳入神创世界的体系中，司各脱和奥卡姆在反对阿奎那的“实在论”基础上主张“唯意志论”，为西方哲学开辟了新的视角。在政治方面，“阿维罗伊主义”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认为自然的世俗王权高于教权，教会只需关注基督徒的信仰世界。
经院哲学从新柏拉图主义到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转变是直接吸收古代希腊文化思想遗产的直接结果，改变了经院哲学早期空洞单一、偏重逻辑的研究局面，在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政治方面都打开了新的研究领域与视野，为11—13世纪西欧人文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给养。